汤恩伯（1900年9月9日—1954年6月29日），原名克勤，字恩伯，以字行。浙江武义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汤恩伯（原名汤克勤，后改名，下文统一作汤恩伯）出生在浙江省武义县（今属金华市）汤村附近张村的外祖母家的黑房里。自家的地址则为武义县城北约十公里的汤村（今该村西临上松线公路）。

汤恩伯祖上历代为农，父亲汤德彩盼子成材，悉心培育其上学。但他因厌恶读书，时常逃学，并一度有些口吃。宣统二年（1910年），据说汤恩伯曾在白溪村的震蒙初等小学堂就学，与武义巨富白溪乡童庐村大财主童望超之子童维梓家，及白溪的徐乙威、徐振甲同学交好。次年（1912年），他进入武义县城壶山小学堂读书（一说“年十五”入小学），同学有李守藩、童维梓等。

民国五年（1916年）夏，小学毕业的汤恩伯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翌年（1917年）又转学到私立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民国七年（1918年），与永康女子马阿溪结婚。民国八年（1919年），一说民国九年（1920年），汤恩伯自杭州体校毕业。此后长成方圆脸，身高1.65米，体型矮胖。据说他在返乡途经一朋友家中时，得知该友父亲因与人诉讼而受害，汤恩伯出于义愤，在法庭中投卵击中法官逃遁。一说曾留在母校或兰溪体专任教。总之，他之后前往广东，考入前浙江省督军、省长吕公望开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

民国九年（1920年），汤恩伯从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结业成绩优异；后分发任浙军陆军第一师班长、少尉排长。不久，浙军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打败，汤恩伯的初次军事生涯便随着浙军失败而结束。从此，他浪迹于杭州一带，曾回家乡做童宅食客。第二年（1921年），汤恩伯曾找吕公望的侄子吕师铭商议赴日计划，正逢童维梓在浙江甲种蚕业学校毕业，准备出资寻找一人结伴东渡日本求学。汤恩伯毛遂自荐，护随童维梓东渡日本（也有说法称是汤恩伯怂恿童维梓一起留学或做生意）。

开始时，汤恩伯学习日语，希望能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但是，当时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学习，需有军阀官僚保荐之类证件。汤恩伯未为士官学校接纳，遂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上学期间，他曾帮童维梓在东京本乡区追分町开设了一家“追分楼”料理店（中菜馆）。后因童维梓东京留学肄业回国（一说在日本早稻田法专毕业后回国）而接管餐馆。汤恩伯从小就有广交朋友之嗜好，现有了场所，便与当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广相结纳，很快门庭若市，一度生意兴隆。但由于交际广泛，开销日益增大；又自好慷慨，对好友多予赊欠方便，时未经久，便入不敷出，经济日感拮据。加之他志不在经商，不得已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闭店退学，返回上海另谋出路。

汤恩伯在上海、杭州、义乌之间奔波数月，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后来辗转托朋友介绍，认识了蚕校校长朱显邦，朱显邦又将他介绍给浙江省省长夏超，得夏超给予每个月五十元的津贴，继续赴日完成学业。但因夏超的经济由其妻弟熊凑霄所掌握，熊凑霄只寄了几个月便不寄了。经费来源一断，汤恩伯只能再度回国，奔走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先后拜见孙传芳、吕公望等，恳求资助。最后，吕公望为他开了进日本士官学校的介绍信，并要他携其亲笔信面见浙军师长陈仪（一说因留日同学徐逸樵建议，谒见陈仪，请求推荐与资助）。陈仪见有吕公望为其说项，又看汤恩伯生得魁伟强壮，谈吐不凡，当即慨然应允每月资助五十元，供其回日本求学。汤恩伯自此对陈仪感恩戴德，极为尊敬（关于二人的交际始末，参见“轶事典故-三大恩公”部分）。一说汤恩伯此次出国留学，也得到了干姐李玉珠先后两次（120块、400块大洋）资助。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得到资助的汤恩伯持吕公望的介绍信再度东渡，于10月顺利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学习。在此期间，他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西巢鸭支部，并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陈仪义女（一说外甥女）王竞白相恋。

（图册来源）

民国十五年（1926年），汤恩伯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正值北伐战争进行中，他于兰溪停留部队时投效何应钦麾下，参加北伐。一说是曾经吕公望举荐，汤恩伯改投浙江第一师。在浙江陆军第一师，陈仪任命他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学兵连连长，继而升任少校参谋。同年，他与王竞白成婚。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前后，汤恩伯升任中校副团长。2月底，他所属的第十九军被孙传芳军周荫人部击败。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统治地位。陈仪追随蒋介石。经陈仪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遂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之后，他升任作战科科长，继续参加北伐。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汤恩伯改任第六军教导总队（总队长李国良）副队长。4月，经张治中推荐，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6月，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在校工作期间，他颇能吃苦耐劳，对连排教练悉心研究，野外演习动作十分出色，并编写了《步兵中队（连）操练之研究》，颇受张治中、蒋介石的赏识。

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间，汤恩伯升任军校教育处少将副处长（一说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副处长）。一说此后曾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参谋处少将参谋。6月，军校设立军官教育连，汤恩伯兼任副连长（教育长张治中兼连长）。9月，升任军官教育连连长。12月，军校成立军官教育团，汤恩伯兼任军校军官教育团（团长张治中）步兵营营长。旋即升为副团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南京中央陆军学校成立教导师，经张治中与陈仪的鼎力推荐，汤恩伯越级升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该师被称为“国军之模范”，接受德式训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由张治中任师长）。不过，他并不满足于这一升迁，上任不久即常感叹：“要斩将搴旗，立功沙场，安能眉蹙辕下，仰人鼻息。”同年，中原大战爆发，汤恩伯旅奉命在陇海路等地与阎冯联军作战，因功被提为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八旅旅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单独率领所部对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时达一年的“围剿”。他禀承蒋介石旨意，大肆屠杀群众，摧毁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对上饶县及临江湖地区的“清剿”，摧毁了当地苏区政权，苏区干部及农会干部大部被杀。此后，他又率部对霞坊、葛源苏区进行“搜剿”，随之分兵置于铅山、江镇和上饶，实行“围剿”“清乡善后”等反动措施，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蒋介石以其“剿匪有功”，将他提升为第二师师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五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汤恩伯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带领所部在河南潢川地区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却遭红军歼灭性打击，部队几乎伤亡殆尽，战后受到蒋介石的撤职处分。赋闲不久，他得到钱大钧和徐庭瑶的保举，被重新启用为第八十九师师长，并再次领兵于湖北黄陂一带对苏区进行“清剿”。为感激蒋介石不弃之恩，汤恩伯卖力“清剿”，曾一次性枪杀了苏区青年群众及共产党员两三千人。不久后，他升任第十纵队指挥官，下辖第八十九、第四师两个师。

“福建事变”发生后，汤恩伯奉命指挥第十纵队，由将乐、永安、华安向闽南进攻，与其他国民党军一道镇压第十九路军。旋即领兵进至泰宁、建宁地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驱兵大量构筑碉堡群，采取堡垒战法，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不久，他又移兵江西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等地区以及石城的洛寨山地，与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军团进行了九次激烈的阵地战，虽遭红军沉重打击，也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进行战略转移，汤恩伯即率先领兵抢占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园”，以此夸大战功。红军长征途中，汤恩伯又领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汤恩伯被擢升为第十三军军长（该军为中央军的嫡系主力之一。中央军当时有“陈、胡、汤（恩伯）”之称，陈、胡分别为陈诚和胡宗南），率部北上追击红军。同年夏，他奉蒋介石指令，带领所部先后进至潼关绥德县，任陕西“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他一面督军修筑公路，一面待命进攻陕北地区的红军。同年4月8日，他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主词条：绥远抗战、南口战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傅作义的第五十九军在绥远抗御日本侵略军，汤恩伯奉命协同作战，参与收复百灵庙之役（参见词条百灵庙大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编入傅作义指挥序列。太原会战中，他作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南口是平绥线上的要隘，守住此地，则日军进兵察哈尔受到牵制，更可保山西和绥远无恙。

日军派出第五师团和混成第十一旅团，从北京西山向东西大岭一带进攻。汤恩伯指挥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师、第七十二师等部，依托山地有利地形，凭险扼守。在激烈的交战中，敌我双方的最近阵地只有五六百米，汤恩伯部士气旺盛，英勇顽强，给日军以很大杀伤。后日军集中炮火轰击，以飞机轰炸，汤恩伯部阵地虽多次被毁，指挥部亦遭日机轰炸，但在第十一师李仙洲部支援下，始终坚守阵地，与日军搏杀达半个月之久，之后才奉命转移阵地。在此次激战中，中国军队伤亡两万六千七百三十六人，日军伤亡两千六百余人（据日方公布）。

南口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因阻击时间长而不断被新闻记者报道，使这次战役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的一个标杆，汤恩伯也因此成为抗战初期为数不多的被正面报道的将领，有“抗日铁汉”之誉。同年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初，汤恩伯所部向冀豫边境挺进，在皖北的亳县集结，奉蒋介石令扩编为第二十军团，由汤恩伯出任军团长，下辖第十三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当时的三十八个军团多以一个军团辖一个军为主，军团长形同虚设。而能够下辖三个军的，除了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外，就只有汤恩伯军团了。之后，汤恩伯部参加了漳河战役。

同年11月，太原沦陷，山西战场的中国军队全线溃败，晋南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时刻，还没有组建完毕的第二十军团奉命驰援山西。汤恩伯接令后，连夜带着第八十九师出发，沿途见到的全是败兵和难民，先头部队的一个营又被日军击溃。在此情况下，他为稳定军心士气，下令枪决战败的营长，随后选择在子洪口设伏，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追击部队。接着，汤恩伯指挥军团主力坚守子洪口，孤军奋战，为第二战区各部队争取到了重新布防和整顿的宝贵时间，也为稳定晋南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后，有人评价道：“子洪口之捷稳定了晋南战局，如失守，则山西在1937年就将陷于敌手，如此陕、甘危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日军以其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矶谷师团、小米内旅团近六万兵力，向鲁南的临沂、峄县进犯，企图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当时，第二十军团编入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序列，与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徐州外围阻击进犯的日军。李宗仁当时意欲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所采用的“池沼战术”，准备在台儿庄附近的微山湖畔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汤恩伯部负责侧击日军，孙连仲部负责在台儿庄阻击日军，等汤恩伯部侧击得手，然后两部协同将日军压制入微山湖而消灭之。汤恩伯带领所部，在邳县、郯城和兰陵镇一带广大地区，伺机侧击日军。3月下旬，他的部队在台儿庄附近西北地区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四天，双方均伤亡惨重。后在日军以飞机配合炮兵轰击并增兵猛攻下，汤恩伯部渐感招架不住，于是请求李宗仁派兵增援。李宗仁令孙连仲部的第二十七师和黄樵松附第三十师的一个团，从台儿庄右翼绕道敌后实施侧击。但因汤恩伯平时自恃蒋介石的嫡系，骄傲自大，瞧不起杂牌队伍，在作战上又一意孤行，引起孙连仲部不满。所以，黄松樵虽奉命驰援，却迟迟不动，后绕了一个圈子，未投入战斗又悄悄返回原阵地，遂使汤恩伯部被日军击败，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3月24日，日军主力已进逼台儿庄城下，守军与日军在城内外展开殊死战斗。汤恩伯部在郯城以西、向城以东的坍王山、禹王山一带，与日军互相延翼包围，成为胶着状态，拖住了部分日军，使其不能全力攻城，终于配合守城的孙连仲部击溃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取得了歼敌一万余人的胜利。4月7日拂晓，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向峄县撤退，汤恩伯奉命率部与孙连仲部尾随追击。9日，李宗仁命令各部对撤守峄县的日军展开攻击。汤恩伯率部由东向西，配合孙连仲部由南向北，形成半包围攻击之势。他以第五十二军由东向西，第八十五军由东南向西北，并采取“精兵夜袭”战法，一夜之间攻占九山，将日军歼灭。随后，汤恩伯部相继移师邳县以北等地区组织阵地防御，给当时已增兵反击的板垣师团以很大杀伤，但汤恩伯部自身也遭受很大伤亡。

5月10日，汤恩伯与孙连仲、关麟征、王仲廉、陈林达（后三人均为汤恩伯部下）等一同作为行政院3日呈请以台儿庄战役大捷有功嘉奖的参战将领十三人，被明令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约在8月1日获颁授）。当时行政院的嘉奖决议中称：“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部队，迂回枣峄等地，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上旬，在奉命将防务交友军接替后，汤恩伯受命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率部开到徐州待命。此时，日军逐步以强有力的兵力分两路向徐州外围宿县及黄口进攻，两地相继失守，徐州处于被包围之中。在此期间，汤恩伯曾指挥部队阻滞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增援徐州西边与皖北部队突围。同月中旬，李宗仁见整个作战部署被打乱，遂下令全部撤退。汤恩伯决定独自行动，率部自涡阳突围，于24日撤至归德地区，随即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率下，负责归德地区作战任务。还曾指挥张自忠及其他部队保卫郑州以南铁路沿线地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8日，汤恩伯改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河南南阳，被指定为军委会直辖的中原机动兵团，随时策应第一、第五两大战区。11日武汉会战开始前后，汤恩伯率部在大别山组织防御，阻止了南下日军越过大别山，南北夹击，攻占武汉的企图。后由于日军从东西两面逼近，武汉弃守，汤恩伯带领所部撤至湖北随县、枣阳地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24日，汤恩伯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4月辞职）。5月初，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分由钟祥、章山间及应山、信阳两个方向，向随枣一带发动进攻。汤恩伯侦悉日军进攻企图后，即指挥所部在随枣公路两侧布防，构筑袋形阵地，诱敌深入，以期一鼓而歼之。因其计划欠周，被日军窥破，虽给其一定杀伤，但使之得以从容撤退，丧失了全歼日军的良机。年底，汤恩伯参加对日冬季攻势，缴获甚众。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汤恩伯参加枣宜会战。翌年（1941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率领所部进入河南，设总部于叶县，负责冀豫边作战任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的吕大寨。随后的数年间，他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将所部扩充为第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三十一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的第十二军、刘昌义的暂十五军、顾锡九的暂九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的第九十七军，加上骑二军。除了上述正规军外，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在汛东汜北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买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个纵队，每个纵队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当时鲁苏豫皖四省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流氓、地痞、地主武装，无不被他收罗在内。由此，汤恩伯的势力急剧膨胀，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有部众四十万人。汤恩伯部下的沈克、张轸等人，说汤的这些措施是“狗吃牛屎———好多”，于抗战毫无裨益，并劝他将兵“宁精勿多”。汤恩伯却对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有些不象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试问照他们的意思来办，我需要的兵源从何处来，有朝一日要向新四军大举进攻之时，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伸入到腹地。”

为了控制部队，达到称王中原的目的，汤恩伯采取了两条措施：对下结党营私，对上贿通权贵。他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骨干，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集团，而且五个集团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由他一手保举；军长以下的人事权，得蒋介石授予，“先斩后奏”之权。他还蓄意将所部分为江西派和其他实力派，使之互相牵制。他对上花费重金，贿赂蒋介石身边的林蔚、俞济时、钱大钧等人，并注意与何应钦的联系，以换取其在人事、军需方面的支持。在志得意满之中，汤恩伯模仿“西北王”胡宗南，自封“中原王”，并每每在对士兵训话时都说：“这是老头子（蒋介石）赋予我的权力。”

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蒋鼎文继卫立煌之后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汤恩伯的顶头上司。蒋鼎文刚到任，便试图以老资格的派头命令汤恩伯。汤恩伯非但不就范，反而与他分庭抗礼。蒋鼎文为孤立汤恩伯，首先在洛阳笼络了一批北方部队和四川杂牌军的将领，如庞炳勋、孙桐萱、高树勋、李家钰等；还大批训练军事人员，保举谢辅之、刘韶仿、胡宗翰等为军长。汤恩伯亦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与蒋鼎文唱对台戏，在叶县大办招待所，延揽华北及四省边区的军阀、政客、党棍、学阀、团阀等等，待为上宾，馈赠厚礼，以博得普遍好感与拥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他保荐张雪中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将蒋鼎文门下的军阀、官僚、政客等渐渐地拉到了叶县方面。他还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凡重要职务，均交给黄埔生。对下属容纳不了的黄埔生，也想方设法将他们向外推荐。因此，凡受过恩惠的，无不感激之至，衷心拥戴。由此在与蒋鼎文的政争中完全占了上风。

这年，河南大旱，数月无雨，加之蝗虫为害，以致大河南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天灾固然无情，而人为祸害更为重大，河南人民有“水”“旱”“蝗”“汤”四灾并重之说。汤恩伯部四十万人的全部军粮均出自地方，使广大人民难以忍受。为阻挡日军战车前进，他北起郑州附近，东至开封，南至周家口附近，挖掘深沟。两道复线蜿蜒千里，均是驱赶深沟所经之地百里内的群众，自带粮食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沿途祠堂、庙宇、甚至民房，均被拆尽。但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时，这些劳民伤财的“国防之事”，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同时，他的部队开到哪里，首先就在那里修建营房、剧院，所需砖瓦、木料、人工都就地强迫征用，砍伐树木，拆毁民房。当时，河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汤恩伯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

不过，据一些资料显示，在大灾期间，汤恩伯也曾以个人名义捐出了二十万赈灾款，发动部队救灾，累计放粮二百六十八万斤。他还动员部队节约出了七百万斤粮食，作春荒贷麦来救济灾民。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所属各部的团长以上军官收养灾童，使河南驻军中几乎每个军收养了一百到两百名儿童不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为了打通从北平到东南亚的大陆动脉，日军华北驻屯军冈村宁次调动在中国战场上的所有军事力量，实行“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中原战役是这次大战的第一阶段。日军以郑州、洛阳为攻击重点，其兵力约有五、六个师团，附一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十二万人。第一战区此时拥有部队计五十万人，且中原已两年多无战事。但在这关键时刻，第一战区却对敌情判断作出了致命的错误指示，导致日军大迂回成功，先是攻占许昌，重创暂编第十五军，随后以机械化部队一路西进包抄河南守军后路。于是，郑州、洛阳、叶县、临汝也先后陷落。此时正打算在嵩山地区伺机反击的汤恩伯自乱阵脚，为免被围，他只能下令后撤。大军未战就撤，一时军心涣散，纷纷争抢着向伏牛山区转移。蒋鼎文本想依靠汤恩伯兵团阻挡日军，不想其却率先后撤，蒋鼎文见无法续战，在与日军稍事接触后也下令撤退。就这样，整个第一战区各路部队呈现“兵败如山倒”的态势。

在汤恩伯、蒋鼎文部撤退过程中，豫西自治首领别廷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刘杰卿及别廷芳的儿子便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群众，袭击汤恩伯部。如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王仲廉虽逃脱，但其指挥的部队因此失控，全军溃散。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指挥部电台丢失，汤恩伯本人化装伙伕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渑池县地方武装上官子平部。上官子平趁着新编第八军溃败时，在邸坞山区强行缴了该军两千余人的械，就连军长胡伯翰的配枪也被缴走。这时，马励武率部从临汝以南突围，通过叶洛公路向大营集结，第十三军石觉部也从临汝东北突围向大营集结，进占临汝县城。当时，日军派了六、七辆坦克用照明灯搜探和一部兵力截击石觉、马励武两部。石、马虽各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握，且都配有反坦克炮，但不但不敢使用，反而互相惊扰，行李弹药遗弃遍地，连一个山炮营及电台也都丢失。整个豫中会战从头到尾未及半月，汤恩伯部即以全军溃败而告结束。

豫中会战的惨败，使蒋介石极为愤怒，当即召汤恩伯至重庆面训，后施以“撤职留任”处分。自此之后，汤恩伯的部队被一分为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驻守豫西一带，原黄泛区的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分别由何柱国和陈大庆带领驻守平汉铁路以东的苏鲁豫皖边区和黄泛区；其嫡系部队第十三军和第二十九军脱离第三十一集团军，与另一主力第八十五军分隔。在陕西商县清油河镇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说中原大败的主要原因起于汤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党政代表团的方策、马乘风等人写请愿控诉书，在会上控诉汤恩伯的十大罪状。同时，“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军统特务刘培初亦上书，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许多具体事实。在陈诚的胁迫下，汤恩伯只好当众检讨认罪。在河南长期以来存在的军方与省政府矛盾的催化下，战后有大量控诉函指责蒋鼎文、汤恩伯不仅作战不力，而且军纪败坏。更有河南省参议员要求枪毙汤恩伯以谢国人。昔日的“抗战名将”，成了几乎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主词条：独山战役、桂柳追击战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2月，在国民党军在桂柳会战中溃败以及日军攻入贵州并进而威胁陪都重庆时，汤恩伯得到重新起用，就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他指挥七个军的兵力驰援独山，为保卫重庆出了一份力，其部下的张雪中、孙元良后凭借此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月，汤恩伯被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任命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下辖十四个美械师。4月至5月，他指挥所部参与湘西会战，痛歼日军第五十八旅团。5月至7月，汤恩伯奉命率领所部进入广西，参加桂柳反击战，接连收复广西省境的数十座城镇，与张发奎合力收复桂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何应钦于8月18日宣布派汤恩伯为受降官，指挥新六军及第七十四军自芷江空运，负责接收南京、上海地区。21日，汤恩伯从广西柳州飞抵芷江陆军总司令部，与何应钦等会商日本军队投降缴械等有关事宜。之后，他从柳州空运属部，分向京、沪两地去受降。9月9日9时，随同何应钦等参加在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战区（120万）日军投降签字仪式”。9月10日之后，主持京（宁）沪地区的日军受降仪式，相继接受日军松井太久郎、十川次郎等人的投降。10月中旬，他负责从上海港口遣送日本士兵和侨民，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才将集中在上海的八十五万多日本人绝大多数遣送完毕。

（图册来源）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5日，汤恩伯被加授陆军上将衔。6月22日，蒋介石挑起内战。29日，汤恩伯就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上将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率部参加了对苏皖解放区的进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汤恩伯兼任第一兵团（辖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二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整编六十五师、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八十三师）司令官，领所部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但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八十三师一个团于孟良崮战役中被山东解放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被粉碎。6月。汤恩伯辞去兵团司令官兼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5日，汤恩伯调任衢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11月16日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但所部在淮海战役中遭到歼灭性打击。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四十三人，汤恩伯位列第三十七名。

1949年1月18日，汤恩伯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辖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第七绥靖区、第六兵团、第八兵团、第十七兵团）上将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蒋介石赋予他的任务是凭借长江天堑，确保江南半壁河山，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等待时局发展，再图“反攻”。汤恩伯为了实现蒋介石的计划，在常州召集京沪线守备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长江，才能扭转局势。长江虽然是天险，要没有善于指挥的指挥官和精干部队，还是不行。”他举例说：“口马善走，蒙古马性急，要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的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固守，也是枉然。今天长江对我们来说，是生与死的关键，守江各部队，决不能麻痹大意。”他将守备京、沪、杭的任务大体区分到各部后，继续说：“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说到此，汤恩伯要求各部组织侦察小组，在各自的防御正面，弄清水流、水深、沙滩等情况；判断解放军可能在哪些地方登陆。他还要各部多举行对付共军登陆的演习。最后，汤恩伯强调说：“京、沪、杭三角地带特别复杂，尤其是近来上海疏散人口，好多工厂停工，工人下乡，说不清哪个是共产党，哪个不是，要好好清理，将来这是个祸害。”4月20日，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长江一千多公里地段上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防御，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汤恩伯命在常州以东部队向上海撤退，芜湖的部队向杭州撤退，企图坚守上海，负隅顽抗。

同年4月末5月初，蒋介石于复兴岛连续三批召集上海附近部队的军官讲话，说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要依靠整个国际力量来解决。要求汤恩伯部在上海坚守六个月，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汤恩伯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也召集部属训话。他说：“总裁（蒋介石）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六个月，上海是个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接着，他与幕僚共同制定了上海守备计划。守备方针及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制造水泛区，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已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汤恩伯将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地区：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镇、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浦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三公里至六公里，在纵深内密布子母碉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的，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外，主阵地带纵深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筑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堡镇、华泾镇之线；浦东方面为川河、北蔡镇之线。市区核心阵地：均利用高大坚固之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选定的计有苏州河南的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兰大楼等三十二处，并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在江防战役发生前，浙沪地区的军队有第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三十七军、新十二军，一共五个军，交警七个总队，保警二个大队，宪兵一个团，装甲兵二至三个团以上，工兵四个团，海军一个舰队，空军四个大队。江防战役后撤至上海有第五十四军、二十二军、五十一军、一二三军另加九十九师、二〇四师，号称三十万。汤恩伯将整个浙沪地区划为沪西北、沪西南和浦东三个守备区。他以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三十七军三个军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守备兵团，分驻沪西北区、沪西南区、浦东区守备。另外将驻在市区的交警、宪兵、保警等特务武装统一编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4月，江防战役后撤下来的部队分别加入市郊三个守备区。

此外，汤恩伯还分别制定了海空军运用要旨，即海军第一舰队占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之炮战及对地面部队之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空军以四个大队共准备飞机一百三四十架，逐日分三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并准备大量照明弹，防止解放军夜袭。其炮兵运用要旨是：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及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五百门，准备每炮配弹三百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五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装甲兵运用要旨是：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另外，还准备把浦东战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制造水泛区，整个封锁起来。

4月24日，汤恩伯颁布了十条“战令”，其内容：（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联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并将这一战令印发至营。另外，还先后重颁了“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特别是防谍法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

5月12日，解放军对上海郊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战至24日即全部攻占上海郊区，这天夜晚转入对市区的攻击。26日，浦东方向的解放军攻占了高桥，沪西北方向的解放军亦于同日攻占吴淞，并争取了江湾地区的刘昌义第五十一军起义。至此，蒋介石、汤恩伯在上海打六个月的幻想被彻底打破。继5月20日蒋介石从复兴岛逃往吴淞口外兵舰以后，24日下午，汤恩伯亦率京沪杭警备总部人员，石觉带领淞沪防卫部和陈大庆的淞沪警备部机关人员，相继撤至吴淞，登上兵舰，向福建撤逃。

1949年8月16日，汤恩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辖第六兵团、第八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上将主任。9月底，厦门战役开始，汤恩伯所属部队又遭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他将残部撤往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10月24日，解放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一带强行登陆，并朝金门核心迫进。汤恩伯部与从金门撤出的李良荣兵团迎战失利，急电蒋介石，请求撤守金门，稳定台湾，并想辞职。蒋介石即回电告汤恩伯：“金门不得有失，尔等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责，不得请辞易将。”他遂放弃撤守金门的打算，督兵抵抗。后因受潮汐影响和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解放军先头部队于金门登陆后，船只无法返回输送后续梯队及时增援，先头登陆部队遂受挫。29日，陈诚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身份飞抵金门，向汤恩伯传达蒋介石的要求。11月，汤恩伯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

1950年3月，汤恩伯被蒋介石任命为台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他赋闲在家，不时在台湾、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时局的观感。1953年1月，汤恩伯因胃病往日本就医，并任台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团上将团长。5月辞职，7月回到台北，治疗胃溃疡等病。

1954年春，汤恩伯的胃病日益严重，后经张先林等医师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肿瘤。王竞白电邀其去美国波士顿医院等治疗，但他在台湾的小妾则非要其去日本医治。5月中旬，汤恩伯怕赴美医费太高，而日本估计只需七、八千元，遂定日本就医。6月，在连续承施三次手术后，被割去十二指肠上的瘤，割去病胃三分之二。肺、胆方面的病症，则由日本医生岛田信胜博士主治。期间因经济拮据，他曾写信托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拨点医疗费。6月29日申刻，汤恩伯在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医院病故（也有医疗技术有误或输血不慎、被日本医生报复害死以及“术后不久，汤恩伯即在医院用手撕裂腹部刀口自杀”等说法）。

汤恩伯病死后，驻日盟军统帅（美军司令官）某位将军曾赠以铜棺（一说钢棺）入殓。7月3日，日本人士曾在东京青山悼场有祭奠活动。同日，台当局派军舰与其长子汤建元前往日本运其遗体，13日返台北，有迎灵棺仪式。15日（或14日），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了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追悼会，灵堂正中挂上了其题颁的挽额“功在旂常”。陈诚等到灵堂追悼。于右任等亲书挽联。同月，汤恩伯的灵柩自殡仪馆送往台北县（今新北市）木栅乡指南宫东麓的壶山下葬（后迁葬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为其执绋。

1954年8月9日，台当局追晋汤恩伯为陆军二级上将。也有说法称，1994年7月8日，台湾李登辉当局追晋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以上两个图册来源）

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汤恩伯部便协助傅作义部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全面抗战初期，汤恩伯指挥军队坚守南口二十日，并在子洪口阻击日军，稳定晋南局势。徐州会战期间，汤恩伯在友军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的情况下，率第二十军团适时出击，成功击退日军，随后一路反攻将日军包围在枣庄、峄县数地，对台儿庄大捷的出现起到关键作用。此役被认为是汤恩伯军旅生涯中的巅峰。此后，他在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三次取得捷报。他统率下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长期被集中使用，其运动攻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极强。日军曾经对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各部队编写出一份调查表，他们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按照甲、乙、丙三等来划分。表中被列为“甲等”的部队寥寥可数，但汤恩伯部几乎每个师都被列作“甲等”，可见其在日军眼中的地位。但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后，汤恩伯便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在四省边区扩充实力，拥兵自重，横行霸道，使民众苦不堪言。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被日军一度视为“宿敌”的汤恩伯部兵溃于豫中会战，汤恩伯部也被分割使用。不久后，他得到起用，先以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七个军的兵力驰援独山，又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指挥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桂柳追击战。

主词条：汤恩伯系

在蒋介石执掌国民政府期间，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中浙江籍将领的汤恩伯迅速崛起。在当上第十三军军长后，他以清末名将胡林翼的“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为治军座右铭，重用黄埔军校毕业生，作战时“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识亲疏不计近远，战时使部曲均畏威怀德，乐为效命”。行军时，命每个连队必派一名军官手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以保证军纪。此外，汤恩伯“自奉俭约，平时不讲究穿着”，士兵都称他为“伙夫头”。在经济上，汤恩伯主张公开，并“廉洁自律”，不仅使全军官兵对其信服，部队军纪也是全国陆军中的佼佼者。第十三军在汤恩伯的不断建设下，逐渐成为他的基干部队。此后汤恩伯即以第十三军为基础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与陈诚“土木系”、胡宗南系齐名。

抗日战争期间，汤恩伯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组建了自己半独立的副长官部，同时就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对四省的广大边缘地带拥有广泛的支配权，使其与其他同样兼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集团军司令在权力上有实质性的区别。此时的汤恩伯部，除拥有九个正规军外，还控制了挺进纵队以及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先后计支配第四、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

在用人上，汤恩伯喜欢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同时偏重于浙江人，对自己曾经担任过大队长的黄埔第六期毕业生也较为垂青。在汤恩伯集团内部“地域观念浓厚，裙带之风盛行”，分为浙江派、湖南派、江西派、陆大系、军校系、黄埔系等。江西派以张雪中、陈大庆、万建藩、胡静如为骨干；实力派中有核心成员石觉，以及自成一派的王仲廉、马励武等。他们“相互排挤，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汤恩伯常对亲信说：“好马好狗要多养几匹，使其互相牵制，才能杀其骄气。”并说：“谋国者（指蒋介石）如此，我不能不如此。”

到抗战中后期，汤恩伯部人马虽多，但良莠不齐，非正规军占到了较大比重，加之在抗战后期日益“经济化”，以至于在豫湘桂作战中一溃千里。陈诚在总结汤恩伯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时，称其“确已成为姑息之骄子，猖獗之势已到横流之时”。当抗战后期蒋介石决定对汤恩伯及胡宗南部进行整顿挽救时，陈诚、张治中、熊式辉等人都认为“以胡之神秘，汤之粗暴及委座过去之放纵，不易解决”。

冯玉祥主编的《抗日的模范军人》（1938年出版）一书写道：“他（汤恩伯）是很有学识的，胆子很大，品行极好，对于三民主义有坚决的信仰，作战勇敢，办事精干，好读书，是一个文武全才”，“台儿庄胜利一方面由于汤恩伯将军队伍的机动作战，一方面就是由于孙（连仲）将军队伍在正面的咬牙苦撑”。

傅润华主编的《中国当代名人传》（1948年出版）评价汤恩伯道：“将军勇敢而有急智，每遇军事危机，均能运用其智慧，化险为夷，反败为胜。治军至为严明，对民众及青年尤爱护备至，平居生活至为简朴，唯一嗜好为卷烟，每在运筹帷幄时，必假之以助深思。”

汤恩伯死后，蒋介石曾在阳明山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其作过简短评价，称：“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年在上海保卫战中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之后，蒋介石为汤恩伯题颁挽额“功在旂常”。

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曾称汤恩伯“于台儿庄战役，与友军密切协同，获得辉煌战果，扬名中外”。

抗战期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批评道：“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所谓‘中央军’的战将，他事实上并不善战。每次临阵，恩伯的指挥所均无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深恐目标被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停留于某一地点。汤的畏葸行动影响指挥效率甚巨。……再者，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所以随枣会战时，他对我所布置的大规模歼灭战，便望而生畏。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藉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词。”李宗仁还提到：“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份，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他说自己在与蒋介石对谈时曾举例说明汤恩伯的缺点，并向蒋介石说：“象[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在批评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失误时，李宗仁又说：“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白崇禧在到台湾后的口述自传中多次提及汤恩伯：

曾在抗战期间作为汤恩伯上司的张发奎晚年在访谈中提及：“在武汉会战中，许多名将归我指挥，例如汤恩伯、李汉魂、杨森、甘丽初、李玉堂以及卢汉。我同他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譬如，我同汤恩伯没有龃龉，其他人都见他头疼。”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汤恩伯：“（冈村）任第11军司令官时，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它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时，我第11军曾猛攻敌人（中国军队）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趁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师团，最初将其隐蔽起来，待汤恩伯照例调其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击时，我军以坦克师团从另一面插入敌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各级指挥官团结一致，是支那军队中相当罕见的，在其他部队中几乎看不见。高级统帅战斗指挥能力不充分，有支那人典型的个人主义，沽名钓誉行为。但是汤恩伯可称一员骁将。高级指挥官（团级以上）直接指挥战斗时，敌军的抵抗会变得异常顽强”。

汤恩伯的旧部张雪中在他的纪念汤恩伯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相从汤公20余年，在授受应对之间，觉得他：其严厉处是一位威肃的长官，其慈祥处是一位爱拂的家长，其认真处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其随便处是一位至好的朋友。”

曾担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及第一战区副长官部总参议的宋涛认为：“汤恩伯是蒋介石嫡系之一，他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贯政策，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独当一面，捍卫蒋家朝廷，有陈、胡、汤三大巨头之称。”

20世纪30年代曾任汤恩伯所属师参谋处长、参谋长的李佑武说：“汤恩伯素以凶狠残暴、嗜杀成性而闻名。”

学者徐复观在回忆胡宗南时提及汤恩伯道：“他（胡宗南）和汤恩伯先生一样，是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人，目的并不在混官做。汤先生是外向型的性格，他是内向型的性格；所以他的忍耐力、节制力恐怕还在汤先生之上。”

作家、记者曹聚仁在通讯稿《汤恩伯病逝东京》中称其为“代表黄埔军校时代的风云人物”，叹息说“自古名将如佳人”。具体来说，他认为：“汤将军的作战，机动飘忽，和红军战术颇相近，当其盛也，他的部队不独是红军的劲敌，也是日军的劲敌，有‘中将汤’之称。……汤恩伯的职位，鲁南战后，便越来越高，所指挥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了，……那正是武汉会战的前期，……他所属的八十九军第四师，推为考绩第一全国最优秀的部队。不过，就拿第四师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军风纪不十分好的黑暗面，我已经知道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与士气，正在普遍低落，连汤恩伯本人也转入暮境，非复当年的英气勃勃了。抗战后期，汤将军的部队，一直驻防在豫西一带，不独军风纪越来越坏，和民众的情感，越来越隔膜，乃成为若干外国记者所攻击的目标了。”

《大公报》名记者张高峰在谈及对汤恩伯的第一印象时说：“他身高不足一米七，体型矮胖，方圆脸，皮肤较黑，虽然身为中将司令，但衣着比较朴素，与我谈话时也没有‘官架子’。后来还发现，他常常穿着士兵服装，与士兵一起吃大灶，并以‘伙夫头’自居。因为不修边幅，很少有衣着整洁的时候，他身上甚至生了虱子。我写文章称赞他，就是受到了这些印象的影响。”继而回忆道：“抗战初期，汤恩伯率部在绥远百灵庙和北平南口打了几场硬仗，通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报道，声望名噪一时。”但“与汤恩伯接触多了，我才发现他性情暴躁，嗜杀成性”，“汤恩伯杀普通士兵、杀老百姓如同儿戏，杀部下将领、地方官吏也不眨眼睛”。

曾为蒋介石侍从的叶邦宗在《蒋介石侍卫长回忆录》中说：“除了陈诚，蒋介石的其他三大爱将张治中、汤恩伯、胡宗南，到后来都跟他貌不合神也离，只差公然反目。因此，这些人根本消失在台湾版本的史册当中。……汤恩伯是浙江人，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相貌堂堂，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胜仗台儿庄大捷，就是李宗仁、孙连仲和他的赫赫战功。然而，汤恩伯留下的却是千古骂名，被形容为标准的投机分子。”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谈及他对河南灾荒的印象时说：“汤恩伯将军开办的省政府中心孤儿院的臭味至今仍在玷污着我的记忆。汤恩伯是个能干的将军。在1937至1939的两年中，也就是在抗战的前两年，他憎恨敌人，忠于职守，打过一些漂亮仗。他所管辖的这个战区由两个部分组成：灾荒区和日本占领区。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他还建立了孤儿院，正是我应邀去访问之地。我所闻过的臭味再没有比这里更令人不堪忍受的了。”

肖如平、潘建华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将领研究》中说：“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

汤恩伯出生后，父母对子满怀希望，盼其长大成人后能勤俭持家，为汤家光宗耀祖，故起名“克勤”。关于他的曾用名“其法”，据说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马阿溪的父亲马振南在向汤恩伯父亲汤家彩提亲时为之改名的，但汤恩伯上学后并未用此名。他的字是“恩伯”，后为感激陈仪资助其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遂以“恩伯”为名行于世。

自留学日本开始，汤恩伯受日本人“斯巴达式”训练的影响，“保持着一种日本军人式的坐姿”，“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有着本能的崇拜，他常说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荆轲刺秦王’‘天衡五百义士’等的固有精神。他酷爱中国的‘五霸七雄’，更推崇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七七事变”以后，他常与老友胡宗南、戴笠交谈古今，“叹息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由于国势积弱而失传，反被日本发扬起来。他说，日本兵之所以能征善战、凶狠残酷，日本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猖狂一世，都是由此而来”。他特别爱谈晚清政治，推崇晚清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甚至认为曾、左未能取清廷而代之是中国的一大憾事”。他见蒋介石三句话不离“曾文正公如何如何”的一套。汤恩伯平生最好《三国演义》，既喜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剧，认为曹操是极适合自己的个性而极为推崇的英雄人物。他在河南叶县自封“中原王”，便是为效法汉光武帝刘秀在叶县一战击败王莽而奠定帝业和曹操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故。为此，汤恩伯的好友戴笠深为不安。他曾对军统一些骨干分子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汤恩伯传》说汤恩伯一生有三大“恩公”，其他二人，是蒋介石和张治中。

汤恩伯在日本期间，结识了同样在日本留学的王竞白，两人互生好感。之后，汤恩伯陪着学成的王竞白一同回国，开始谈婚论嫁。王竞白的义父是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陈仪见汤恩伯仪表堂堂谈吐不俗，非常满意，尽管汤恩伯此时在老家还有原配妻子，但陈仪表示只要汤恩伯和发妻离婚就同意他和王竞白的婚事。于是汤恩伯回家用300块银元结束了第一段婚姻。民国十四年（1924年），汤恩伯得到陈仪保荐和资助，再次赴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学习。正因如此，陈仪被视作对汤恩伯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人。为了表示对陈仪提携之恩的感激，“汤克勤”才特意改名为“恩伯”，并视陈仪为义父、恩师，称为“先生”。等到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就在陈仪的浙军第一师里担任少校参谋，并与王竞白结婚。

1949年初，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到上海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陈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汤恩伯后，引起汤恩伯的反感。为了表示自己大义灭亲，汤恩伯竟将自己的恩师出卖了。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但1950年6月，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为救陈仪，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据说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但汤恩伯坚决不干。蒋介石只得令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

汤恩伯出卖陈仪的行为，受到舆论指责。许多人骂汤恩伯忘恩负义，不仁不义。王竞白不顾汤恩伯的反对，在家中设灵堂祭拜吊孝（一说设灵堂拜祭也是汤恩伯的主意），随后王竞白带着三女一子去美国定居。

汤恩伯能够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军事教官，是得到了张治中的推荐。张治中对他的在校工作也十分满意，使其不断升迁。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张治中开办军官教育连，由自己兼任连长，调汤恩伯任副连长。由于张治中需要兼顾全校教育事宜，因此军官教育连的实际工作全由汤恩伯负责。此后教育连扩编为教育团，又改编为教导第二师，汤恩伯竟因此一跃成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让一位从来没有带过兵，且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人直接当上野战部队的旅长，这在全国军队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正因如此，汤恩伯视张治中为师，研究者将之称为汤恩伯的“三大恩公”之一。

汤恩伯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职期间，颇能吃苦耐劳。他曾率队晨跑，被住在校内的蒋介石注意到，由此得到赏识。蒋介石很喜欢他编写的《步兵中队（连）操练之研究》，还常催要他手写的著作。在此之后，汤恩伯视蒋介石为“君”，认定蒋介石是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曾和好友葛天等人说：“我只知跟委员长的，我只听委员长的，我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蒋介石的拔擢下，汤恩伯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据《汤氏宗谱》所载，汤恩伯的远祖汤默庵，为岭下汤村汤族始祖。汤默庵的次子汤泰三，在宋朝时官拜迪功郎，死后葬于岭下汤鲍衕坑谷山脚（一称来龙冈）。后汤家本房祖先从距武义县城南约20公里处的岭下汤村迁居汤村。

汤恩伯的祖父汤李乾，家中颇富。祖母称群妹，被时人称为“乾婆婆”“李乾太太”，也是汤村人，不识字。生子汤家喜、汤家彩。外祖父林金炉，武义县城人，携家室在张村经营酒肉南北杂货店。有女林秀凤、子林宗文。

汤恩伯的父亲汤家彩（又作德彩，官名佐卿，1880年—1941年），时任武义县自治委员（一说还曾任武义县育婴堂经济委员）；母亲林秀凤（林氏长女，汤家彩元配，1880年生，1970年6月9日在台北大安区去世），生女汤永球，子汤寄法、汤永其、汤永通。汤家彩另有私妾俞舍英，生子汤永恭、汤永贤。他扩建祖屋成九间堂楼住宅。有租田、雇工。

此外，汤恩伯还曾有奶娘，是张村林家隔壁章文贵的妻子。

（图册来源）

汤恩伯有胞弟汤恩华和侄子汤建宏。

汤恩伯早年有一位干姐李玉珠，曾两次出钱，资助他赴日留学。

汤恩伯第一任妻子是永康人马阿溪（一说名“马阿谦”，但《汤恩伯年谱》认为“溪”的发音似“谦”的武义发音，或为其父马振南用老家村名中“溪”字为己女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据说马振南是清末秀才，原是汤家彩的老师，曾经担任过县长。因通晓阴阳八卦、看相算命之术，识得汤恩伯八字不寻常，遂在汤恩伯出生后不久定下娃娃亲。汤恩伯与马阿溪育有其长子汤建元。汤恩伯结识王竞白后，遂给马阿溪300银元，与其离婚。但马阿溪仍然住在汤家干活，至1949年再嫁。

汤建元，民国十年（1921年）12月18日生于武义。后随父去台湾，1960年1月与刘孟廉的小女儿刘云霞（1936年生）结婚，1962年冬生女汤晓娟于台北，1999年6月去世。

汤恩伯的第二任妻子是陈仪的义女（一说外甥女）王竞白（也有黄竞白、黄锦白、王锦白等说）。汤恩伯在日本学习期间，与同在日本学习桑蚕的王竞白相识。由于汤恩伯有认陈仪为父这一关系，两人过往更热，意趣相投，好感与日俱增。汤恩伯见留学在外，加之王竞白才貌双全，遂决意与她结婚。王竞白回国后，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人在杭州结婚。婚后育有长女汤国梅、次女汤国兰、三女汤国芳、四女汤国丽（有一种说法称她是汤恩伯到台后所娶妾室所生）和幼子汤建平。1950年陈仪被处决后，王竞白携三女一子（汤国丽留台）前往美国定居。《汤恩伯年谱》称：“现在竞白与其子女，除国芳在台湾，其余大多都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汤恩伯著有《步兵操典草案连教练之研究》（该书为丛书第二卷第一册，南京宜春阁印刷所1928年1月印行）、《南口血战记》等。他还曾为《鲁苏豫皖边区干部训练团军官训练班、特别训练班第一、二期同学通讯录》（1944年1月印行）作序。

汤恩伯死后，葬于台湾省台北县（今新北市）南宫的壶山。1994年7月之前，汤恩伯的家属将他迁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其花岗岩墓道之碑照片上称“陆军二级上将汤恩伯之墓”。

汤恩伯故居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汤村，是一座旧式砖木结构的带楼层的四合院。外墙通体白色，院落进门是天井，两边是厢房，堂屋正中挂着汤恩伯身穿戎装的照片，两边挂着汤恩伯生前好友及后人的对联和对汤恩伯生平事迹的概略，客厅里布满了汤恩伯及其家人的照片。当地人将“汤恩伯故居”牌子旁边的巷子称为“公馆路”（可能是村民将汤恩伯故居当成“汤公馆”的缘故）。

1998年，汤恩伯故居被列为武义县文物保护单位。

（图册来源）

汤恩伯的别墅——汤宅，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山街84号大院内。汤恩伯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此买下两块地皮（一块2.175亩，一块1.725亩），并在这两块相连的土地上，建起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以及花园、附属平房等。当时，这处豪华别墅的门牌号为“葛岭山麓30号”。

汤恩伯公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珞珈路5号。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汤恩伯以其妻王竞白之名，从林宛义的手中购得。小院占地748平方米，主楼为一西式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有客厅、书房、卧室等房间12间。小楼外观是红瓦红色拉毛水泥墙面，院内绿树成阴，曲径通幽。现为南京军区使用。

1964年6月，台北举行了黄国书、谷正纲、陈良等十四人组成的“汤故上将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并编印了《汤恩伯先生纪念集》。陈诚为之序。台当局“国防部史政局”撰有《汤恩伯将军传》，丁治磐撰有《汤将军传》。大陆方面，出版有《汤恩伯年谱》《民国上将汤恩伯》《汤恩伯传》等相关著作。日本方面也有《日本之友汤恩伯将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