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丰，谱名经国，俄国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蒋介石之长子，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乳名存西。其父为蒋介石，母亲为毛福梅。当时蒋介石在日本未归，直至次年夏天回到溪口，见到自己的长子。由于新生儿已是溪口蒋家第二十九代，属国字辈，因此蒋介石为其取谱名“经国”。

1916年3月，蒋经国进入溪口镇武山小学就读，拜周东为老师，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次年，蒋介石拜托他曾经的老师顾清廉教导蒋经国，并在此后聘请王欧声在家课读，教蒋经国古籍和“四书”。1918年，溪口蒋氏重修族谱，蒋介石为蒋经国取名“建丰”，根据母亲王采玉的意见，将他过继给亡弟蒋瑞青。

1922年3月，蒋介石令蒋经国前往上海，转至上海万竹高等小学四年级。1925年，蒋经国转入浦东中学读书。同年5月，上海爆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蒋经国亦参与上街游行，也因此被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的名义将他开除。

被开除后，经蒋介石的安排，蒋经国前往北平，就读于吴稚晖主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在上海大学前任副校长邵力子的引荐下，他结识多个共产党人士，包括身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并在此后萌生到莫斯科留学的想法。不久后，他参加学生会发动的反北洋政府示威游行，因此被北洋军阀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恢复自由后，他从天津乘船前往广州。面见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表达了想前往莫斯科留学的想法，最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1925年10月，15岁的蒋经国与冯洪国等人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前往莫斯科。11月，学员们抵达莫斯科，校方为学生们取苏联名字，蒋经国由此有了俄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入学后，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政治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苏共青年团，并担任校园布告墙《红墙》的编辑。在此期间，校长拉狄克为蒋经国讲授中国历史，常与他进行私下讨论。另一个教授普里戈任则将托派文件教授给蒋经国，使他成为接受托洛茨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并且经常出席托洛茨基主义的相关活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一致通过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蒋介石。蒋经国在校内对蒋介石进行公开声讨，数日后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通知蒋经国可提前毕业，前往军事院校进修，但同时要求蒋经国放弃此前亲托洛茨基的活动和信念。蒋经国由此不再参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

1927年秋季，蒋经国被选拔进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进入学院后，被指派担任学生连连长，正式成为苏共青年团团员。1928年，他被卷入王明等人制造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被指控为反革命团体的领袖。该事件最终因调查无果，并没有对蒋经国等人给予严厉处罚。1929年12月，他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学院毕业，而他申请回国以及加入红军的志愿申请均未被准予。

1930年10月，蒋经国奉派到莫斯科的重要工业设施“狄那莫电厂”担任见习生。他白天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晚上前往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1931年，他被调往莫斯科郊外石可夫村的一处集体农场，在这里学会了耕田，并被选为集体农场主席、石可夫村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10月，他调回莫斯科等待分配。当时回到莫斯科的王明向共产国际建议，将蒋经国派往西伯利亚的金矿场工作。因此，他受调前往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进行工作，但在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后改名为“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山区时，重病住院。次年1月，病愈后的蒋经国抵达西伯利亚，经过9个月的工作后，再次被受派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进入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任技师、副厂长、工人航校招委会主席等职，并与未来的妻子芬娜（中文名：蒋方良）相识。

1936年11月16日，已在苏联娶妻生子的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12月7日，蒋经国从预备党员正式转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6年12月14日，蒋经国从报纸读到西安事变的新闻，向斯大林等人写信，正式要求回国。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与蒋介石会面，表示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为示友好，担保蒋经国可以从苏联回来。同月，蒋经国到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史狄孟尼可夫对他表示，蒋介石希望他能回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是个友好政权，准备接受这项要求。数个星期后，共产国际下令结束他在乌拉尔工厂的工作。虽然他在“大清洗”时期曾被指控，但并没有遭遇监禁等处罚。

1937年2月，斯大林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安排蒋经国带着家人及随身物品前往莫斯科，转达苏联政府同意让蒋经国回国的决定。3月25日，蒋经国办妥回国手续，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到海参崴后改乘海轮，直抵上海。4月下旬，蒋经国到达上海，在蒋纬国陪同下前往杭州，与其父蒋介石会面。4月28日，他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回到溪口蒋氏家宅，与母亲毛福梅生活。在这一时期，蒋经国受父亲要求，开始重新学习中文，研读《曾国藩家书》《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书籍，并以俄语写下回忆录《冰天雪地》。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下，派蒋经国前往南昌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抵达江西后，蒋经国先后担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主任（后改编为青年服务团，任学员总队队长）、“新兵督练处”处长兼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在此期间，他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本人亦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因此被检举“言行过激，与共产党往来密切”。蒋介石因此指示戴笠，指派安徽省“忠义救国军”负责人文强需定期与蒋经国谈话，以免其受到共产党影响。

1939年3月，日军逼近南昌，熊式辉下令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则被调往位于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期受训。结训后，于6月11日受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39年至1945年，蒋经国针对赣南当地民生凋敝、贪腐盛行、烟赌毒泛滥等问题，以在苏联所学的 “进步主张” 为指导，提出“三年计划”进行赣南地区的治理，目标是实现社会整顿与改善民生，其中重点在于清除烟、赌、毒等社会公害，力图改变政府贪腐、豪绅当道的乱象，推动赣南地区的社会进步。

1944年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兼三青团组训处处长，其工作重心开始往重庆偏移。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6月，蒋经国正式卸任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一职，“赣南新政”由此结束。

1944年底，国民党设立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由罗卓英任总监，黄维任副监，蒋经国任政治部主任。通过一年时间，征集以在校大学生为主、部分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组成的十万青年军。青年军编为九个师，各师设政治部，政工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由于蒋介石把青年军政治部归属在军事委员会训练处之下，并不隶属总政治部管辖，使得蒋经国和青年军享有独特地位，不受军方原有的政工制度节制。后来，蒋经国接任三青团政治部主任，使团员人数达50万之众的三青团、青年军均成为蒋经国的政治资本。

1946年秋季，第一期青年军受训期满，进行复员，全国军队整编，青年军二〇四师、二〇五师两师，合并整编为一个师，番号为二〇五师。1947年，蒋经国进行第二期青年军的征集，恢复二〇四师、二〇五师的番号，合编为第三十一军。同年9月，三青团并入国民党，蒋经国转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党部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7年秋天，为在组织战上对抗中共，蒋经国提出一个新方案：以青年军复员军人为骨干组织“戡乱建国总队”，派到战场从事政治工作，争取民心，不让民众支持度随着国民党军队失利而丧失殆尽，企图以此断绝中共军队兵员、粮食供应。1948年，国防部戡建总队成立，下辖六个大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受蒋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1945年6月，为处理苏联外交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率团赴莫斯科商讨中苏条约，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随团前往莫斯科。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五轮会谈，蒋经国至少出席其中两次会谈，并受蒋介石指示，与斯大林进行私下密谈，商谈外蒙古独立问题。9月4日，蒋经国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0月12日，蒋经国随同被任命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熊式辉前往长春，负责与苏方交涉经济事务。

1945年12月25日，蒋经国再次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就东北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两轮面谈。由于蒋介石无法接受斯大林提出将美军送出中国的要求，蒋经国安抚苏联、冀望争取合作的政策失败。

1948年8月，蒋介石制定“经济紧急处理方案”，实行“币制改革”（金圆券）和“限价政策”。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监督执行国民政府公布的《财政紧急处分令》。蒋经国决心“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公开宣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8月20日，蒋经国抵达上海，派遣戡乱建国大队人员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并且颁布特别政令，明定凡举报违反经济管制行为且属实的情况下，可获得部分罚没物资作为奖励。他先后逮捕多人，其中包括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次子杜维屏和女婿荣鸿元。但随着“打虎”行为涉及扬子公司的孔令侃时，宋美龄前往上海干预，将孔令侃送到香港了事。使得蒋经国的“打虎”口号变为一纸空谈，被屑称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10月4日，上海市场抢购风波掀起高潮。29日，立法院“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察院也指责“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獗现象”。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允许自由运销。由此，翁文灏内阁倒台，蒋经国辞职。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下野前公布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但蒋经国并未到台湾上任，而为其父做退居幕后、撤离大陆的工作。1949年初，他前往上海协助俞鸿钧将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92万两，银元3000万元全部转运台湾。5月，从上海抢运物资一千五百船。1949年12月10日，蒋氏父子自重庆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经海南岛，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1950年3月21日，蒋经国在其父蒋介石于台湾恢复所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后，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他主管的政治部，负责两项重要使命：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中国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其二，负责管理“总统府”的“机要室资料组”，这一组别是国民党党政特务机构的总指挥所，下设保安处，等于取代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1950年7月，蒋介石宣布国民党改造方案，蒋经国被定为中央改造委员会十六委员之一。几日后，蒋经国兼任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又于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为主任，其父兼团长。1954年，蒋经国在其父就任台湾当局第二届“总统”之后，调离总政治部（由其副手张毅鼎接替主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蒋经国通过政工制度掌握军权，受到“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抵制。1954年6月，孙立人被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兵变案”调查委员会成立。蒋经国由此逮捕三百多名军官，打击孙立人派系成员。后来，听命于蒋经国的彭孟缉由中将升为二级上将，在桂永清病故后升任参谋总长，蒋经国派系成员逐渐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1965年1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而随着同年春季陈诚去世，78岁的蒋介石随身体缘故减少介入日常事务，蒋经国已是台湾的实际掌权人。

1969年6月，蒋经国承担其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被提名为“行政院副院长”。7月，兼任“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除了重申所谓“光复大陆国土”的决心外，强调在台湾推动行政革新，扫除贪污。他继续倚重“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孙运璿为首的财经团队，但是也起用若干台湾省人出任要职。譬如，徐庆钟为“副院长”，张丰绪为“内政部长”，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并在此后推行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中的政治地位。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蒋经国形式上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全体无异议通过，慰留他续任“行政院院长”，并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第六届“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

1978年12月，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继续争取美国支持，蒋经国授权杨西崑接受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架构：美方设立“美国在台协会”，台湾驻“华府办事”处则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1979年4月10日，美国法案《与台湾关系法》生效，美国仍变相将台湾视为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同期，蒋经国在国民党内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中国政府努力呼吁两岸和平统一。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结束了炮火硝烟的两岸过招，首倡“通邮、通航、通商”之“三通”，为两岸互动描绘出有形之路。1980年除夕，邓小平接见旅美华人陈香梅，嘱其带话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大陆发表“叶九条”，敦促台当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82年，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在长期的共同努力下，蒋经国提出的三不政策有所动摇，蒋经国也逐渐放宽当局对大陆的姿态。

1984年3月21日，蒋经国当选为“第七任总统”，李登辉为“副总统”。1986年3月，蒋经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声称今后要采取“较为开明的做法”，“以党务革新结合行政革新”，进而“带动全面革新”。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废除在台湾实行达38年之久的“紧急戒严令”，意在缓解国民党与台湾社会的矛盾；8月，宣布从11月起开放探亲，这是台湾当局借海峡两岸的互动来抑制分离意识的一个政治手段，表明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已经列入议事日程。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指示下，台湾当局结束对报纸的限证、限张的禁令。

早在1950年代初期，蒋经国已确诊糖尿病。1985年，蒋经国进行视网膜手术。术后，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脚部神经痛逐渐加剧，必须有人扶持。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当日，因救治无效逝世，终年78岁。

为推动国民党内部改革，蒋经国与张宝树、李焕建立长期目标：国民党必须成为“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组织，即使最后会由台湾本省人主导，也势在必行。为此，由蒋经国安排出任中国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焕，在上任后对内部人事进行调整，让更多的台湾省人出任相关工作。

蒋经国正式掌权后，启用大量台籍人士进行政党核心层，如徐庆钟、李登辉等人。此外，通过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使权力机构逐步台湾化。然而其本质，是为强化台湾地区大多数民众对台湾当局的“正当性”及 “台湾是政治实体”的意识。

国民党赴台38年期间，一直对台湾地区实行戒严。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解除戒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除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除戒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

随着蒋经国解除戒严，同时宣布开放党禁、报禁，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也导致此后 “民主进步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

随着中国政府的“三通”主张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有所松动，蒋经国亦开始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废除的“戒严令”，使阻挡两岸交往交流的藩篱被拆除。10月15日，台湾行政部门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并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实施。其后，台湾当局又开放了大陆居民赴台探病奔丧事宜。由此，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这也是蒋经国晚年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国家统一所作的贡献。这一决策成为两岸间接“三通”合法化的转折点。

曾在蒋经国身边担任六年秘书的马英九看来，蒋经国在世时已对“一个中国”有明确的计划。若其能够多活几年，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而他去世后，邓小平亦感慨：“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1973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当局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蒋经国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尽管“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而遭到质疑，但却在“台湾经济奇迹”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经济渐趋好转的局面下，台湾渡过石油危机，经济成长率到1975年升至4.2%，1976年达13.5%，创空前的纪录，通货膨胀率重新降回10%以内。

随着两次能源危机的到来，蒋经国知晓台湾地区无法永远依赖传统产业，于是聘请海外科技专家协助进行产业升级。例如在孙运璇组阁后，蒋经国安排李国鼎负责筹划全台半导体科技园区。1980年12月15日，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正式成立。此后，台湾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升级等政策的推动下，台湾由劳工密集渐为资本密集，进出口额增加近五成，国民平均收入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73年3月6日，在面临石油危机时，蒋经国提出八点革新事项，宣布平抑物价九项措施，采取物价一次涨满以后不再涨价的稳定物价方针。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的对策不存疑惑，物价也由此稳定。

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推动农业改革，取消强制性的稻米肥料交易制度、降低农村税率、订定保证收购之粮价，修订农地买卖条例以鼓励大型化机械耕作。农业改革政策成效显著，解决了农业耕作的机械化问题，由此使农产品可商业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95％以上，台湾农产品亦远销日本等国家。

随着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台湾地区的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现象也愈发严重。为改革铺张浪费的陋习，蒋经国倡导“谴责奢侈浪费，明白义利之辨”，“总统府”晚宴被精简成五菜一汤，并定为当时官员宴客的标准。为了做好宣传，台湾当局在当时台湾仅有的三个电视台“台湾电视”、“中国电视”、“中华电视”大打广告，提醒民众必须厉行节约，说是要不这样的话，“台湾人每年可以吃掉一条高速公路”。但由于缺乏政策配套，用餐标准在后期仍被大做文章，并随着蒋经国离世后走入历史。

蒋经国的父亲即蒋介石，母亲为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蒋介石对毛福梅颇为冷淡，直到1909年夏天，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带着毛福梅来到上海与蒋介石会面，两人共处后，毛福梅方才有孕，于次年生下蒋经国。蒋经国与母亲感情颇深，曾批评蒋介石对毛福梅太过绝情。在得知母亲因日军轰炸而不幸罹难后，回乡为其举行简易葬礼，在其遇害处立下“以血洗血”的石碑，以此铭记日寇杀母之仇。

蒋经国的妻子为蒋方良，俄罗斯人，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两人相识于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据说曾经蒋经国从暴徒手中拯救芬娜，两人因而结缘。后来芬娜随蒋经国前往中国后，蒋介石依谐音为其取名“蒋芳娘”，但毛福梅不甚喜欢此名，因而再依谐音改为“方良”。蒋方良为蒋经国生下四个孩子，分别为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章。

蒋经国在赣州任职期间，章亚若担任其秘书。后来章亚若生下两个孩子，即章孝严和章孝慈。两人被传为蒋经国私生子，章孝严亦在2005年改姓为蒋孝严。但在2020年2月公开的“蒋经国日记”中，生前的蒋经国在日记中否认章孝严兄弟是亲生儿子，表示他们的实际生父为他在赣南时期的部属王继春。

（以上资料参考）

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评）

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主张国家统一，生前曾表示‘我是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两岸关系缓和做出积极努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