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字子惠。四川广安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84年2月20日），杨森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龙台寺一个小官吏家庭。

杨森幼年就读于广安县紫荇书院，后考入顺庆府（今南充市）联合中学，与王缵绪为同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一说肄业）时，适逢清朝四川总督锡良扩建新军，成立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他应试录入该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森又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与刘湘等为同学。次年（1908年），该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年，他由同学秦炳介绍，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速成学堂毕业后，杨森被分到成都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五标任排长。他对士兵训练认真，所属排在该部组织的会操、考核及比赛中多次夺魁。到宣统二年（1910年），杨森被晋升为第十七镇第六十五标第一营右队官。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杨森在四川陆军（川军）第一师王陵基部张邦本团第三营营长。当时，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杨森营担任使署警卫的工作。因受排挤，他到成都川军第三师任军士队教育长。

民国二年（1913年），孙中山领导发动了第二次讨袁战争（二次革命），驻防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响应反袁，宣布独立。王陵基团奉袁世凯之命讨伐熊克武。杨森考虑自己是同盟会员，便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倒袁战争，任少校营长。可是开战不久，重庆被袁世凯所派滇军师长叶荃、混成旅长兼前卫司令黄毓成攻破，杨森等战败被俘。黄毓成在集合俘虏时，见各俘虏都很是惶恐，惟独杨森毫无惧色，自报是熊克武部营长；又见他身材魁伟健壮，声若洪钟，便对他产生好感，留他在司令部任少校副官。

民国二年（1913年）9月18日，援川滇黔军与川军第一师模范团长王陵基部发生冲突。10月5日，援川滇黔军奉命撤回云南。杨森到昆明后，被派到安宁温泉为黄毓成修建别墅当监工，同时伙同滇军军官贩运鸦片烟，自此染上烟瘾。

民国四年（1915年）1月，黄毓成推荐杨森到云南陆军讲武堂任队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滇军军官交上朋友，逐步活跃起来。12月，护国运动兴起，杨森由黄毓成推荐到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队团赵又新部任中校（一说少校）参谋，随部队进至川南，与袁世凯驻川部队作战。他两次带领部队在纳溪和泸州附近的牛背石，以寡胜众，将袁世凯军张敬尧师的吴新田、金汉鼎部打得大败，得到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的奖勉。袁世凯垮台后，北洋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领四川境内各军。民国六年（1917年）8月，驻泸州滇军赵又新的第八师被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任军长，杨森任参谋长。

黄毓成任靖国军总司令入川，委任杨森为叙府城防司令，引起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的不满。杨杰知道杨森有烟瘾，派队突然入其家搜查，准备当众加以羞辱。黄毓成只好将杨森调回第二军任参谋长。杨森从此戒烟。

不久后，川系与滇系两军为各自利益产生矛盾，继而发展为互相火拼。杨森最初站在滇军一边对川军作战。他所在滇军驻守泸州时，川军刘存厚率部攻打泸州，赵又新军因杨如轩团丢失外围阵地，被迫放弃泸州。杨如轩为推脱责任，借杨森原为川军，因战败被俘而参加滇军之事，诬告他通敌，铸成滇军失败。但赵又新与杨森私交甚笃，不但不信诬告，还让他兼任新编的第四混成团的团长。后来，赵又新重占泸州。川军赖心辉又乘其立足未稳，领兵三千偷袭。正当泸州将要城破之际，杨森率部赶到，向川军侧后发动猛烈攻击，将其击溃，泸州转危为安。赵又新对杨森此举赞赏不已，更加器重，杨森因此而在滇军中以能战之将扬名。

当时，川南匪风盛行，杨森被任命为泸州清乡司令，招抚了永宁土匪关子久、王凤岗两部，这成为了他的基本力量。

民国九年（1920年）3月，随着战事的进行，川滇军的矛盾越来越大，唐继尧决定对四川督军熊克武全面开战。杨森受赵又新之命去合川策动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联合倒熊。他向刘湘表示，自己身为四川军人，之前因为被俘，迫不得已而在滇军中谋事，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决不会做对不起川军的事。当再次去策反时，杨森便与刘湘私下商定，暗中联合对付唐继尧。川、滇军战事爆发后，刘湘假称支持滇军作战，请赵又新派兵增援。赵又新即派杨森独立团前往助战。他摆脱滇军控制后，便转投川军，被熊克武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一说第一混成旅旅长）。

8月，刘湘任第二军军长，杨森再升为第九师师长兼“靖川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同月，川滇两军大战于成都龙泉山。杨森首当其冲，带领全师攻打滇军，虽然身上三处负伤，仍指挥部队猛攻。滇军大败而逃，他穷追不舍，连续七十二个小时，追击五百多华里。接着，他率部奔袭泸州，将赵又新军击败。赵又新在逃跑时被击伤。等杨森赶到，令人将赵又新抬回城内，但已无济于事。事后，杨森深感内疚，亲备棺椁收殓，并出资由赵又新之侄运灵柩回云南安葬。此役之后，杨森便在川军中崭露头角。

9月，杨森率部进驻泸州，兼永宁道道尹。

杨森在川军中站稳脚跟后，为独占四川，便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川军各部角逐六年之久。

民国十年（1921年），吴佩孚以武力控制湖北后，两广及湖南等西南、华南各省纷纷举兵讨伐吴佩孚。熊克武企图乘机向外发展，决计出兵援鄂，于7月任命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援鄂军总司令，同时任第二军军长。杨森没有当上军长，心怀不满，便私下与吴佩孚联系，表示愿意投靠其门下，9月14日，援鄂军与吴佩孚军大战于宜昌，杨森按兵不动，遂使川军溃败，撤回四川。熊克武、刘湘互相推诿责任。刘湘不得已，任命杨森为第二军军长，自己退居幕后。杨森接任军长后，与刘湘密谋，决定首先消灭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然后统一四川。12月，杨森兼任四川省宪筹备处候补筹备员。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第一军与刘成勋的第三军及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等组成“省联军”，向杨森的第二军开战。杨森则带领三万多人马，分水陆两路向驻忠县的第一军进行突袭，同时求吴佩孚派兵相助，第一军却采取“故示以弱，诱敌深入”的策略，主动撤离驻地。他自恃骁勇，又恃有吴佩孚作后盾，便一味挥部猛攻。8月9日，杨森率部追至达梁山西郊，第一军稍作抵抗便又撤走。他认为第一军不堪一击，便分兵穷追不舍。当其部王兆奎旅追至大竹锦屏铺佛尔岩时，遭第一军伏击，损失惨重；李树勋旅追至渠县杜家岩，也被第一军第一路指挥官刘伯承部夜袭歼灭。这时，第一军乘势发动全线反击，杨森亲率的第九师也被击溃，只得向重庆撤退，途中又遭川军邓锡侯部袭击，被包围在老关口，幸得王陵基出兵相救，才回到重庆。16日，赖心辉举兵袭破重庆。杨森仅带少数部队逃往川东奉节县，值逢吴佩孚所派援军刘汝明旅赶到。正当杨森设宴为刘汝明旅团长以上军官接风时，不料刘伯承率部追至，冒雨袭击，将其部击溃。20日，杨森带了几位随从，仓惶逃往宜昌。

杨森不甘心失败，便去洛阳拜谒吴佩孚，请求再发重兵相助，打回四川。吴佩孚图谋四川已久，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任命他为北洋军陆军（中央陆军）第十六师师长，让其充当武力占领四川的“先锋”。8月，吴佩孚令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王汝栋、赵荣华为援川军正副总司令，率领第十六师、第七师和第八师的两个混成旅，大举反攻四川，同时，他还令滇军袁祖铭率五个混成旅进兵川东，前四川督军刘存厚由陕南进兵川北，援助杨森作战。

杨森率部由利川偷渡磨刀溪、箭竹溪袭取万县，守军第一军第六师独立旅倒戈投降。随后，他串连川军将领刘存厚、陈遐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联衔通电讨伐熊克武。第一军为保成都，便从重庆撤出，他又兵不血刃占领了重庆。接着，他挥部直趋简阳，企图越过龙泉山夺取成都，但遭赖心辉部及第一军的夹击，被迫退至隆昌、泸州一线，双方依山相持。

熊克武见杨森势力越来越大，便求援于滇军总司令唐继尧。唐继尧为控制四川，便派胡若愚率十六个团经贵州入川。这样，战局为之大变，杨森率部退出重庆，吴佩孚见四川战事成胶着状态，又给杨森增拨枪弹、军饷，同时委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统驭反熊克武的各路川军，协同杨森反攻。杨森部再次夺取重庆，并乘势进击三台，继克成都，将熊克武等逐至川南。

杨森占领成都后，便以第二军军长名义兼摄民政，操纵军政大权，成为吴佩孚控制四川的代理人之一。当时，北洋政府还任命他为森威将军。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27日，北洋政府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事宜。他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加紧扩军备战，开办四川陆军讲武堂，大力培训下级军官；委派王兆奎兼任四川省团务督办，训练所控制的地方武装；独占成都兵工厂，日夜赶造枪支弹药，将部队扩充到近十万人。他还以武力夺取了自流井盐税，每年可收税九百一十八万至一千三百九十八万元，增加了军费来源。正当杨森的势力日益强大时，吴佩孚在与奉、皖军阀相争中垮台。临时摄政的段祺瑞唯恐杨森坐大不好统驭，便电令其交出自流井盐税。杨森不予理睬，并立即在督署召开“出征”大会，向军官许愿：“统一四川后，提高官兵待遇，参加作战者一律升官。”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力图以武力统一全川。他以第十师师长刘斌“称兵犯上”为托词，下令向驻绵阳的刘斌部进攻，攻占绵阳等县；接着驱走驻简阳的田颂尧部及驻自流井的刘文辉；又将驻遂宁的陈国栋师和驻资中、内江的赖心辉部、驻新津的刘成勋部击败；再出兵将乐山的陈洪范师打败，迫使陈洪范通电下野。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杨森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

段祺瑞见杨森威势日增、咄咄逼人，便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明令免去他的四川军务督办职务，调往北京署理总参谋长，以刘湘取代其军务督办之职。杨森为免兵权旁落、受制于人，不肯离川，在成都遥领参谋总长职。

杨森留在四川，刘湘深感于己不利，便拉拢黔军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同时与川军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等实现联合。他们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刘湘为联军副总司令。7月上旬，川黔联军与杨森部激战。开始时杨森获胜。但他兵虽多但面很广，难以抵御对应的重点突破，急于寻求联军主力决战，疏于算计。结果，杨森部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部不支，当晚被迫退据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倒戈反杨，公然通电指责杨森排除异己，企图统霸四川。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亦电令杨森军各部让出东大道，静候命令。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森无力再战，退守嘉定。随后，他派人与刘湘输诚。联军头目认为，杨森是个野心很大反复无常的人，要他交出全部兵权，只保留一个营到白帝城“托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森只好接受彻底解除兵权的条件，表示愿只身出川游历。11月1日，他便乘船离开夔门去武汉。

杨森到达汉口，正遇吴佩孚打出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招兵买马。12月，杨森被任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回川收集旧部。这时川内黔军袁祖铭、川军邓锡侯、川军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生起内讧，也希望杨森回川共事倒刘。杨森见此良机，遂决定勾挂三方，借助他人力量，再次打回四川。

这时，袁祖铭已带兵占领重庆。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不能集结，进退失措，只能与杨森合作。杨森急欲打回四川。二人一拍即合，在武汉签定“丙寅公约”，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同时商定由他统驭所部及刘湘所属部队驱逐黔军。收复重庆，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杨森既得反刘派的支持，又与刘湘达成合作，便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从武汉西返四川。随即，他玩弄着“三角同盟”的权谋，恢复扩张自己的势力，先是派黄莘牧为代表到重庆，与袁祖铭商筹吴佩孚所委“讨贼”事宜。经袁祖铭许可，他假道重庆，将驻防在上川东的旧部郭汝栋、白驹、吴行光、包晓岚、范绍增、杨汉城在万县集结，使部队迅速扩充到十余个师，约六十多个团、七万人。接着，他以“兵多地狭”为由，要求刘湘所部让出广安、长寿等地，同时派兵进占开江。袁祖铭见杨森气势逼人，考虑黔军客驻四川，脱离根基，恐为其所算，遂率部返滇。至此，杨森的实力和地盘大为扩展，控制了下川东各县，但依然不能独统四川。

主词条：万县惨案、九五纪念碑

杨森再次打回四川不久，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战争。当时，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共产党员朱德，与杨森同系四川籍，并曾在蔡锷的护国军中共过事，有一定旧谊，此时受北伐军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支持北伐。开始时，杨森见北伐军进军武汉、军势壮大，便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既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之职，并欢迎朱德任其军党代表，又暗地里继续担任吴佩孚的“讨贼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不久，北京国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毅因身份暴露，不能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来到杨森部司令部工作。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嘉禾”号等轮船，在长江云阳、涪陵流域横冲直撞，多次撞沉民船和杨森部队的木船，淹死数人，沉没银元数十万元。在群众和部下朱德、陈毅强烈要求下，杨森部扣下了英国的“万通”“万县”两艘轮船。可是，英方拒不认错，不但不赔偿损失，反而要求赔偿扣留两轮的所谓损失费二百万元。当无理要求遭到杨森的拒绝后，英方于9月5日派军舰“柯克”“威警”号武力劫船，并炮击万县的南津街、李家花园、万县中学，还发射燃烧弹，致使民房、商店被焚四百余间，死亡六百〇四人、伤三百八十九人。杨森等指挥部队奋起还击，将英军舰击伤。

万县事件发生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刘伯承等发起泸州起义。在这过程中，杨森得知朱德、陈毅是共产党员，害怕第二十军被“赤化”，便以组织参观团到武汉国民党总部参观学习为名，把朱德、陈毅“礼送”出川。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北伐军与吴佩孚军激战于汀泗桥，吴佩孚电令杨森火速出兵“援鄂”。他权衡利弊得失后，采取暧昧的态度，借“出师北伐”之名，进兵鄂西。此举一则可以援吴，一旦吴佩孚军获胜，便以其为后盾，继续图统四川；二则吴佩孚在鄂西的力量甚为弱小，难以同北伐军持久抗衡，可乘机而入，把鄂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三则一旦吴佩孚战败，便可借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势力。

8月13日，刘湘、赖心辉等四人在四川通电讨伐吴佩孚。杨森唯恐四川被他们乘势独占，便扔掉“出师北伐”的假面具，公开在万县通电接受吴佩孚的委任，就职四川省长，并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随即在吴佩孚部队的配合下，带兵从北伐军手中夺取了鄂西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继而兵分两路，向湖北的监利、新堤，湖南的常德、岳阳推进。11月初，他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其部有的被消灭、击溃，有的倒戈投降。杨森见大势已去，于12月中旬带领残部退回万县。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蒋介石以占有汉阳兵工厂为条件，电邀杨森出兵鄂西，攻打武汉国民政府。他见此举有利可图，于5月5日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带兵自万县东下，抵达宜昌。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被蒋介石收买，见杨森部到来，即率部顺流而下。杨森部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宜昌，继而毫无阻挡地进驻荆州、沙市。5月21日，杨森令部队进至仙桃镇，向汉阳紧逼。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部向仙桃镇反攻。杨森见其一部被围，亲率部队增援，遭唐生智截击，几乎被全部歼灭。他只带了少数残兵败将逃回四川。可是，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欲归无路，进退失迭。正在这时，邓锡候、刘文辉等乘虚袭取重庆，刘湘见势不利，方同意杨森回万县，以共同对付邓锡候等部。

吴佩孚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杨森对其倍加关照，为其设宴接风、修缮房屋。这一举动，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与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了他兼任的各种职务，由其部师长郭汝栋取代其军长之职；并密令刘湘、赖心辉等对他“共张挞伐”。

杨森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抗拒蒋介石的命令，千方百计削弱郭汝栋的力量。先杀害了反对他的部属杨嘉芳，继赶走陈兰亭，使其部属将领人人感到自危，最终酿成郭汝栋、范绍增等联合倒杨。杨森带领亲信部队将其击败，宣布自己仍为第二十军军长。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改为对他“免予查办”。不久后，杨森见刘湘、刘文辉联成一气称霸四川，便与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等组成倒刘（湘）同盟军，合力进攻重庆。结果杨森败于铁山坪、张关一线，所部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所属川东二十余县亦被刘湘所占。他只好带领残部避居罗泽洲的防地渠县，准备东山再起。

杨森先在渠县，后进据雅安。经过近五年的经营，他的力量再次得到恢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西转辗入川，开辟革命根据地。杨森秉承蒋介石指令，派所属第五混成旅旅长夏炯带领四千多人，对接应红军入川的中共川北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军进行“围剿”；下令将中共党员刘汉民、陈玉屏等十一人逮捕。除陈玉屏经营救出狱外，其余全被他杀害于白花山。

杨森见围追红四方面军的军阀屡遭失败，感到与红军为敌，处境危险，便派代表与红军联系，表示互不侵犯；还将部分军用地图与药品送给红军。但与此同时，他却在防区内大搞“清共”，悬赏五千大洋通缉华瑩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共产党员廖玉碧。他通过各种手段收买叛徒，将廖玉碧等十二人逮捕杀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境内，杨森派其驻南京代表向蒋介石请命，表示愿意交出川北，听其调遣。他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第一、四旅在叙永堵截沿川黔边境北上的中央红军；又派其第二、六旅开到大渡河，阻拦红军渡河，但均遭红军猛烈打击，损失惨重。此时，杨森既要投靠蒋介石，又怕自己的部队被红军打光，失去以后生存的本钱，便写信给朱德，要求互不侵犯。朱德回信给他指出，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是违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只要不参预蒋介石堵截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也不主动打他。从此，他便派部队尾随红军之后，假装追击，以图保存实力，应付蒋介石。后来，他又奉命拦击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绥（靖）、崇（巴）、懋（功）战役和宝兴战役中，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只好停止堵截红军的活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蒋介石命杨森率第二十军到西昌集结，企图以杨森取代龙云，将云南控制在手中。然而龙云早有准备，使此事失败。于是，杨森奉调入黔“清乡”。在三年的“清乡”中，共搜缴民枪约万支，屠杀少数民族人民上千人。

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森就在家乡的山崖绝壁上刻下了“惕励忧勤”，并附跋文“誓为雪耻，与众共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杨森要求率部到前线作战。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曾亲临淞沪前线一带了解战况。9月1日，他率领第二十军从贵州徒步出发，10月12日到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部队在战区长官薛岳指挥下，进入上海郊区大场、蕴藻浜、陈家行附近布防，在小南翔车站设立指挥所。10月15日，战斗打响。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指挥第九师团、禁卫师团猛攻大场。经过两天两夜激战，第二十军虽然守住了阵地，但部队牺牲惨重，第一三四师官兵伤亡过半。17日，第三十二师被迫撤离陈家行，局势岌岌可危。杨森亲率后备队赶往增援，收复了陈家行。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三次派兵增援，始终未能攻下第二十军防守的阵地。坚持到第四天，才由桂系部队接防。

淞沪一役，第二十军阵亡3706人，伤7049，失踪241人，损失大部分兵力。在撤出阵地后，全军只能缩编为一个战斗团。综观整个淞沪会战的参战部队，第二十军的装备虽劣，但该军官兵却以旺盛的战斗意志阻挡日军，这种精神让中央军都为之钦佩。军委会在战后对参战的一百多个师进行评比时，第二十军所属第一三三师名列第十一。

随后，杨森部奉命开赴苏州、常熟一线，掩护上海军民转移。在辛庄至常熟附近一线阵地上，杨森部与在飞机掩护下的日军步兵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任务。杨森在保卫上海的战斗中作战英勇，被提升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二十军军长。12月，杨森率二十军到达安庆补充整训，部队装备和编制都有所加强。他在军事上吸取同日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防空训练；政治上由战地巡回工作团为官兵上政治课，教唱抗日歌曲，部队的政治空气浓厚，士气旺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军以陆海空部队沿长江西进至安徽芜湖，旋即向铜陵、贵池进犯；另一支部队沿津浦线南下，插入安徽的合肥、巢县、无为、庐江等地。杨森以第一三三师开往巢县、无为、庐江阻击南下日军，以第一三四师分驻枞阳和安庆一线沿江布防。6月初，日军攻占巢县。为了挫敌锐气，杨森令第一三三师渡运河向巢县出击。部队利用城墙上的一个洞，深夜潜入城内，当即向沿街鼾睡的日军猛烈开火，打死大量日军，拂晓前从城内撤出。接着，日军又增兵分水陆两路钳击安庆。合肥守军何成濬部不战而走。日军占领合肥后，对运潮河形成了包围圈，并南下直逼安庆。杨部腹背受敌，被迫于6月12日放弃安庆，向汉口撤退。

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内的反共逆流逐渐抬头。其时，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在湖南平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杨森在平江秉承蒋介石密令，派特务营长何学植将新四军设在平江县嘉义镇的通信处包围，以商量“抗日事宜”为名，将通讯处主任涂正坤骗出，严刑拷打后杀害；同时将通信处副官罗梓铭等六人及家属四人全部活埋在一处废弃淘金洞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日军发动对长沙的第一次进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部和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部抗击日军进攻。

在会战之前，第二十军某团在战斗中缴获日军的作战地图，杨森从中获知日军将以第三十三师团由北向南迂回从侧背包围长沙的作战部署。日军在空军掩护下，强渡新墙河，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即迅速向长沙进扑。杨森指挥被突破防线的部队有计划地退入公路和铁路两侧附近山区，对日军实施侧击，并袭击其后续部队及交通运输补给；又令第二十军阻击由通城向长沙进犯之敌，在南楼岭、白沙岭、朱溪厂、龙门、长寿街一线紧紧缠住日军，配合其他部队进行侧击和夜袭。日军被迫撤回新墙河以北及通城、崇阳等原防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

此役，挫伤了日军的士气，延缓了日军进军的速度。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杨森指挥守备新墙河南岸的第四军、五十八军及负责通城、通山以南地区防务的二十军参加会战。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后，先头部队直插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杨森令二十军阻击由天岳关、南江桥、胡林铺等地向长沙进犯的日军，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切断了日军的后援，并烧毁其粮食、弹药，特别是将日军设在岳阳大荆街的弹药库炸毁，使其补给大受影响，不得不再次撤退。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杨森被加授上将衔。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日军以十二万兵力一面猛扑平江。一面在岳阳附近正面突破，企图以最快速度占领长沙。战前，杨森即侦得日军有再次进攻迹象，下令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地区，沿公路、铁路附近山区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并通知各军预作准备。

第二十军工事构筑完毕，第一三三师在铁路线附近即与日军大部队遭遇，激战三昼夜。第一三四师在旨泉岭、影珠山、古华山等地侧击沿公路南犯的日军，堵袭日军后续部队及后勤补给。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遭受惨重损失，始终未能攻下长沙，又一次被迫撤退。杨森即令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各部跟踪追击。日军粮弹无继，飞机又无法空投，且后面追兵紧紧尾随，竟放火烧毁民房，乘黑夜借火光从烟雾中逃走。杨森令第三九七团、第三九九团分别从大路、小路追击堵截，在修水桃树港攻占了日军的兵站和医院。当大部日军正企图在汨罗江畔搭浮桥渡河时，第三九七团赶到，利用迫击炮大量杀伤渡河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中国军队缴获大量辎重、车辆、战马和作战物资。第三次长沙会战再获胜利。

战后，英、美两国特地派代表团到长沙，他们看到守长沙的中国部队使用的只是一些土工事和普通武器，无不佩服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27日，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杨森部的第二十军军部驻水口，第四军守长沙，侧面为第五十八军。日军猛攻新墙河。第二十军的七个团从水口岭向汨罗江上游运动，直插平江，追击日军于醴陵上栗寺一带，与其展开激战。但日军已推进至长沙。欧震率第四军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此时，第二十军奉令赶到茶陵布防，并负责阻止日军对衡阳形成包围圈。但数十日后，衡阳仍然失守。因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在茶陵被日军包围，杨森只得率部突围，退守广西桂林。后开赴黔东南榕江、黎平一带整训。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杨森调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6月，兼任贵州省保安司令。在此前，经毛人凤和向影心介绍，他把三女儿杨郁文嫁给蒋介石外甥竺培丰（空军少校）为妻，与蒋介石攀上了亲家，彼此关系更加密切。

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后，竭力拉拢国民政府黔籍要人何应钦、张道藩、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作靠山，一方面在省政府人事上非常慎重，留任了建设厅长何缉五（何应钦四弟）和与何谷两家有关系的教育厅长傅启学、民政厅长袁冠新。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是军统人物，也不更动。另一面，在人事上，他采取对原有各厅处人员尽量拉拢搞好多角关系。比如教育厅长傅启学保荐他姨妹许芳媛为息烽县长，杨森也予以赞同，以示信任。对原有的专员、县长，杨森就不客气来了个大换班。其中仅留下他的同学李蔚良为省田粮处处长（李是三台县人，与粮食部长徐堪同乡）。广安同乡王贵为省卫生处处长。同时命秘书长李寰亲自抓县政人员训练班，培植县区乡级亲信。

杨森一向迷信武力，曾说：“我不是政客靠嘴巴，我是军人要抓实力。”在成为贵州省主席、不能带兵后，他仍用自己的侄孙杨干才担任第二十军军长，军部设在贵阳，部队分调黎平、锦屏整训。第二十军名义上脱离杨森指挥，实际重要问题仍由杨森决定：团长以上军官均由杨森同意才能委任；部队行动要向他报告；杨森私人费用要在第二十军军费内开支一部分。来贵州前，杨森还把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存放在湖南平口县青梅湾仓库大批轻重武器弹药全部运到贵州，装备成立了两个保安团，以亲信向廷瑞为全省保安副司令，各县设常备大队，由旧部人员充任大队长，从而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仍控制第二十军。8月，兼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在此期间，杨森不断调兵对川北游击队根据地进行“清剿”，配合蒋介石进犯解放区。

1949年6月，杨森改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及该署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与败逃重庆的李宗仁、阎锡山等四十人，发表“反共戡乱”声明，参予制造重庆“九·二”火灾案和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11月，在重庆解放前夕，他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12月重庆卫戍总部撤销，仍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同月16日，蒋介石亲飞重庆，制定“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决定由杨森负责川中作战，并兼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之后，他便发布了“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字杀令，企图顽抗到底。29日，解放军进逼重庆南岸，他逃往成都。12月18日，杨森见解放军横扫西南，大势已去，便乘飞机去台湾。杨森次子杨汉烈率第二十军于12月26日在金堂起义。

1950年4月，蒋介石任命杨森为“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退为备役。1961年又任命他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还担任台湾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1972年5月蒋经国就任台湾“行政院长”后，杨森改任“体协名誉理事长”（原理事长之职由黎玉玺接任）。

在台期间，杨森利用“体协理事长”职务之便，颇发了一点体育广告财。然而钱财不能解脱其叶落归根之情，他晚年曾想离开台湾，但被告知“安全没保障”，终未成行。

1977年5月17日，杨森在台北市稻仔圆别墅（一说台北市“三军总医院”）去世，享年93岁（虚岁九十四岁）。

杨森早年曾参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国运动期间，他随部入川作战，在川南以寡胜众，击败北洋军。在红军长征途中，他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堵截，同时又秘密与红军联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杨森请缨出兵，率第二十军参与淞沪会战。在收复陈家行的战斗中，其所部英勇抗敌，伤亡惨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杨森率部在铁路、公路两侧山区，以夜袭、侧击，打退日军三次进攻。之后，他还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杨森第二十军奉令由黔东开始向桂林进攻。在各方面的配合反攻下，第二十军于日本投降前夕收复桂林。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时，杨森在朱德、陈毅的推动下，曾奋起抗击英帝国主义。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2日，杨森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并逮捕杀害该处干部及家属十二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杨森自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起任贵州省主席。他主黔三载，从事兴修乡村公路、振兴农田水利等建设，并在贵阳市六元门修建体育场。但杨森在贵州大肆搜括，使得贵州人民大有“亡黔”之叹。

杨森爱好体育，任台当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期间，有一定治绩。台湾著名十项全能运动员杨传广、著名田径运动员纪政，都是在杨森任“体协理事长”期间被发现和脱颖而出的。

杨森的九姨太蔡文娜在论文《一个过渡时期的家庭》中说：“（杨森）长在农家，知道俭朴，能忍苦耐劳，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平常做事，精确负责，最能克服困难，从不作无病的呻吟，对任何事都抱乐观，所以行为豪迈，常以‘为国忘家’是自己的责任，故对于国家的法令，绝对服从，在学问智识方面，很能接受新的文化，对欧西输入的各种现代专门学识，如科学、哲学、艺术、文学、政治、经济……等，喜加研讨，又喜和西洋人往来，崇尚欧西风俗，他的日常生活，非常合理想的标准，如：遵守时间，早睡，早起，定时工作，阅读，休息等，尤其喜欢户外运动，娴于各种技艺，行动和现代青年相差不远，常常都以青年自命。”她也对杨森的心理行为分析道：“他以家长的资格，在家庭中行使着专制皇帝的威风，家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对他有二分畏惧之心。以家长的出生的时代背景中人格的养成，再加生活环境的限制与隔离，算是纯粹家法思想的结晶，抛开了个人的意志，硬要以整个的‘家’为主体，行之于现时代之中，必然的会有新旧的冲突。”

杨森的四女杨小婕撰文称：“杨森还崇拜外国，喜欢洋派，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杨森出身行伍，却爱舞文弄墨”，“杨森是四川的老牌军阀，几十年来一直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

曾是中统特务的郑蕴侠说：“杨森以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四川军阀，能够以军人出任一省省主席，此种情况在国民党政治生活中确属少见……（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脱险回南京，认为杨、王二人有政治头脑，表现忠诚……1945年杨森的20军奉命由黔东向桂林日寇进攻，三个月攻下桂林。不久日寇便无条件投降，20军调驻湖南，蒋以杨骁勇善战，准备给予美式装备，把杨视为嫡系。”

马宣伟、肖波在1983年出版的《四川军阀杨森》中说：“杨森从一个普通的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不数年间，就活跃于军阀角逐的战场上，浮沉于争权夺利的浊流中。他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纵横捭阖，勾心斗争，成为四川军阀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杨森一生所追求的，主要是权势和金钱；而要得到这些，首先就得靠手中的武装力量。因此杨森始终一手抓对军队的控制，一手搞政治上的投机，这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当然，杨森在未成为军阀的时候，于辛亥革命之前，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后在蔡松坡为首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又参加了反袁的行列，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然而，当其羽毛渐丰，野心扩大之后，即军阀之像毕露；得意时则妄图霸有全川，涉足云贵，问鼎中原；失败时则暗结北洋余逆，翻云覆雨，两面三刀，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故而其后虽然在朱德、陈毅同志策动之下，有过抗英行动，上海抗日亦曾奋起作战，不失正义之举，然皆不足言为国为民之功。至于其投靠蒋介石，反共残民之事则史有确据，尽人皆知，过则大矣。总之，杨的一生，实为旧中国军阀之典型……。”到1989年增订出版的《杨森》一书中，他们又称杨森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并论述道：“在四川军阀角逐的舞台上，杨森是一个善于呼风唤雨，推涛助浪，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前，杨森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后又投入以蔡松坡为首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杨森在失意时，忍辱负重，激励振作；得意时，以为羽毛渐丰，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睥睨一切，妄图称霸四川，插脚云贵，问鼎中原。北伐战争时期，杨森取得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头衔。宁汉分裂，他一面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表示效忠革命；一面却暗结行将败亡的北洋余孽，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长职务，明目张胆地进犯武汉国民政府。以后，他审时度势，紧跟南京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所信任的一名重要成员。”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杨森被北京政府任为将军府森威将军。11月，获颁七狮军刀一柄。

杨森与“水晶猴子”邓锡侯、“巴壁虎”刘湘、“多宝道人”刘文辉、“王灵官”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

人们说杨森有四爱：爱狗、爱马、爱打网球、爱讨姨太太。杨森的第四女杨小婕认为“这话一点不假”。

杨森喜爱养狗。抗日战争前，他在广安和重庆家里喂有一二十条洋狗。这些狗吃的是牛肉鸡蛋拌饭，住的是专门做的小木屋，有专人饲养。喂狗的人被称为“狗排长”。万县惨案后，英国人夸杨森勇敢，有位英国军官把他的狗取名“杨森”，以表喜爱。杨森听了非常得意，也把最喜欢的狗一条取名“东条”（东条英机）、一条取名“介石”（蒋介石）。他还给狗拍了许多照片，又和狗合照了些相片，并把它们贴在相簿上，同他的照片贴在一起。但杨森不喜欢中国的狗。在军阀混战时期，每当他进驻一地，就要下令将全城的狗用铁棍夹死，据说这是因为有句俗话“羊子会（杨子惠）遭狗咬死”。

杨森在广安时，修有豪华的马厩，专人饲养，每匹马的毛都“刷得油光水亮”。他每天早晚都要去马厩看一次。因此，杨森的妻妾们都说他早晚要去亲候他的“妈”。他更喜欢骑马，特别是到郊外跑马。有人因专门陪杨森骑马得到他的喜爱，即被授予参谋的，这些参谋被戏称为“马参谋”。

杨森酷爱打网球，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一项运动。经常有三四个专门陪杨森打网球的秘书，被称为“球秘书”。这些人经常把球输给他，以讨其喜欢。其中有位秘书叫廖继庄，球艺较高。杨森常说：“廖继庄的球打得好啊，洋人都打不赢他，但是他打不赢我。”到杨森当重庆市长时，廖继庄成为公共汽车管理处的处长。

杨森的第四女杨小婕认为杨森“崇拜外国，喜欢洋派”。他喜欢穿西装、吃西餐，与外国人合影，还有英文秘书。他喜欢外国音乐，在家里要家人学习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等。有一次，家人提出想学习胡琴等中国乐器。杨森却说：“胡琴是瞎子算命要饭的东西，有什么学头。”他任四川督理住在成都时，听说上海等地洋人修了马路，开汽车，他派兵大锯居民屋檐，拆毁房屋，修马路。百姓怨声载道，成都的缙绅也向他请愿，他说：“这是我的新政，谁也不准阻拦，谁来阻拦就杀谁的头。”当时成都流行一副对联：“马路已捶平，问督理何时开滚；屋檐已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意思是叫他早些滚蛋。

杨森从来不穿长袍，喜穿短服，也要家人穿西式衣裙。他说外国人就是穿短服，《左传》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外国学得好”。在广安时，杨森曾下令禁止穿长袍，派兵拿着大剪刀在各街口和城门口把守，凡是过往行人有穿长袍的，就立刻剪掉半截，弄得很多人不敢出门或不敢进出城门。

杨森出身行伍，却爱舞文弄墨，喜欢读古文，特别喜欢《曾文正公家书》《朱柏庐治家格言》《孙子兵法》等。并且还要我们也读，请人给我们讲解。还要子女读《女儿经》《左传》等。又爱给人家写字，写招牌，写对联。那些拍马屁的人也常来求他写字，他是有求必应，还自吹写的是“金刚经”体。有时一写就是半天，要写几十副对联。

杨森喜好附庸风雅，爱种花木。杨小婕回忆，有一次在广安，他因为一枝白兰花被折断，遂把家中30、40个佣人罚跪一屋。

杨森自称不信神，家里不供神和菩萨，不磕头，但他信算命。他的真岁数、生庚八字，是谁也不告诉的，仅他二弟杨淑身（懋修）清楚。杨淑身每隔一段时间要负责去替他算命。

据说杨森在川军混战时，有次兵败退到隆昌，本打算进城，但见途中牌坊上写着“子惠困穷”四个字，他认为不吉利，就不敢进城，改道去泸县。

杨森在云南娶刘谷芳时，算命的说她命好。之后，杨森果然接连升官，因此他对刘谷芳比较好。刘谷芳后来患了肺结核，最怕肺病的杨森也破例准她在家中养病，直到去世。

萧邦琼在广安要生孩子时，杨森找人给萧邦琼算命，说她有血盆灾，吓得她不敢在广安生产，坐船到重庆。不幸的是，萧邦琼坐的由合川到重庆的小火轮倾覆，她被淹死了。此后，杨森更加相信算命。

杨森在四川军阀中敛财手段很高，历年来通过投资地产、开办公司、贩卖烟土，富比王公。杨森的第四女杨小婕说他在广安、泸县、成都、重庆、武汉等地有七座公馆，在广安、重庆、成都、泸县、郫县等地有很多田产，在美丰银行和聚兴诚银行有巨额投资和存款，在成都和重庆二地办了大川银行，还有不少的外汇。另外，杨森在民生公司、华西公司、电力公司等企业都有投资，还在四川各地占有不可计数的街房和地产。

杨森的动产和不动产，是分别由专人经管的。管事们分别定期直接向他报告财产情况。如成都和泸县的财产都由萧邦琼的兄弟萧寿眉经管。重庆大川银行杜如威、成都大川银行张必成也经管部分银钱。第二十军副军长夏炯专门替杨森去香港做生意。每个姨太太都分有一份田产，各人收租。泸州的田产分给蔡文娜和萧邦琼，成都郊区的分给汪德芳、蔡文娜和萧邦琼，广安的给陈顺容，重庆的一部分给郑文如，汉口的街房地产给刘谷芳，郫县的分给田蘅秋。解放前夕杨森逃跑时，除了把搜括来的外汇、黄金和部分细软卷逃外，还把细软古玩几十箱寄放在鲜英家，之前还送了40箱去其旧部泸县专员罗国熙处寄放保存。

为了杜绝数目众多的妻妾争宠，杨森采取平衡原则，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一旦妻妾怀孕，即凭医生证明领取五千元生活费，倘使顺利产下子女，则可领取存于外国银行的补助费两万元。同时，还可以子女的名义领取一份丰厚的田产。

此外，杨森对于妻妾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如规定每个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正课，要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便会遭到杨森鞭笞，称之为打“满堂红”。对于这些，杨森颇为自得，他多次向其他军阀介绍经验，大言不惭地说：“我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不然那屋子人，咋个镇得住嘛。”因此不少老婆被他摧残得或患重病，或是病死，有的被他逼疯，还有的被他亲手处死（关于其妻妾的具体情况，参见“人际关系-妻妾成群”部分）。

杨森长子杨新人回忆，自己从八岁到十二岁都与父亲杨森生活在一起，杨森治家极严，对子女严加管束，有名目繁多的家规，兄弟姐妹无一纨绔子弟。

杨森出身地主家庭，祖父每年可收租谷100多“挑”；祖母孙氏是湖南岳阳大云山杨漆家山人。

杨森的父亲杨廷安，是邑中的武庠生，当过清朝典吏，家中每年能收租谷一百多担；母亲为吴氏。吴氏对杨森兄弟三人管教甚严。

杨森幼时在其伯父杨廷襄所教的家塾中读过书。

杨廷安与吴氏生有三子二女：杨森为长子；次子杨淑身（懋修），曾任川军唐廷牧师的旅长，后任杨森部第四师师长；三子杨淑实（传三），任杨森部第九师军需处处长。

杨森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他的军部金柜课长白东泽，另一个嫁给他的一个姓陈的部属。

杨森的侄子杨汉域，字继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生。云南讲武堂第十一期、峨眉山军训团二期、珞珈山军训团将官班二期毕业。历任杨森川军排、连、营、团、旅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杨森第六军团第一三三师师长，参加淞沪抗战和武汉会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任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军长，驻湘赣边区六年，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参与豫湘桂战役，与南侵日军周旋，虽屡予日军杀伤，但自身亦伤亡惨重。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后历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整编第二十四军副军长、第七编练司令部副司令、第十五兵团副司令、重庆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等职。1949年12月在成都起义。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开除民革党籍。1973年在重庆逝世。1986年得到平反，恢复民革党籍。

杨森的另一位侄子杨汉印，曾任国民政府贵州省税务局长。

杨森的侄女杨汉秀，民国二年（1913年）生，是杨淑身之女。全面抗战期间，她从广安到五台，找到朱德，加入八路军，改名“吴铭”，参加爷台山战斗，负责兵站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她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四川从事统战工作。在渠县参加起义失败后，杨汉秀先后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看守室、渣滓洞监狱。1949年4月因病被杨森保释出狱。“九·二火灾”后，杨汉秀在公开场合指责杨森罔顾事实真相，捏造舆论、杀害无辜，最终在11月24日被杨森派人暗中杀害。

杨森的侄孙（一说侄子）杨干才，原名臣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民国七年（1918年）考入泸州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学习，翌年12月毕业。历任四川陆军第九师司令部副官、参谋，该师步兵团排长、连长、营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任第二十军第一混成旅副旅长兼第三团团长，参加追堵长征红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任陆军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第四〇二旅旅长。全面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将官研究班学员队受训，结业后任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师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叙任陆军少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任第二十军副军长，后入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后历任第二十军军长、整编第二十师师长、第十兵团司令部司令官兼整编第二十师师长、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副司令官、南京卫戍总司令滁县指挥所主任等职，叙任陆军中将。1949年4月24日在抵抗解放军渡江战役中于安徽芜湖兵败自杀，7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在国民党将领当中，杨森以妻妾众多、子女成群而闻名。他名媒正娶的妻妾共有12位，共生育子女43人。时人称之为“老婆成排，儿女成连”。其妻妾情况如下：

杨森的发妻张氏。是他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娶。成婚之初，二人感情甚笃。张氏孝顺体贴公公婆婆，善待小叔小姑，又能勤俭持家，在杨家内外口碑甚好。后来，杨森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后，张氏暴病身亡。杨森青年丧妻，很是伤痛，发迹后便让妻弟张元培来到二十军，充当军需官。

杨森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军校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续弦广安的谭正德填房。杨森妻妾成群后，谭氏与杨森不和，遭到冷落。她先随儿子杨汉兴、杨汉烈迁居北平，到抗日战争时期回四川。后随杨汉烈住在兰州。1976年以92岁高龄谢世。

刘谷芳是云南禄丰人。民国二年（1913年），杨森混迹滇军，替长官黄毓成在昆明的安宁温泉监造别墅。刘谷芳之父刘柱卿亦是当日施工现场的小头目，因见杨森军人气质浓，便将女儿嫁给杨森。在杨森飞黄腾达后，刘柱卿先后出任过二十军驻武汉、成都办事处处长和军长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刘谷芳因患肺病去世。

田蘅秋在杨府“十二钗”中地位最高，家境最好。民国九年（1920年），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在率部进驻阆中时，在大街上与田蘅秋迎面相遇。但见该女子妩媚娇艳，当即在查明情况后派人说媒。这时，田蘅秋已有婚约，况且田家经商多年，是远近闻名的殷实大户，不愿让女儿做妾。田父遂一口回绝。杨森并不死心，一面极力讨好田蘅秋，一面对田家软硬兼施。次年（1921年），杨森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泸永镇守使，他更加有恃无恐，田家被闹得不可开交，只得将女儿送给杨森。田父不久便离世。

田蘅秋出身商贩世家，为人大气精明，理财持家颇有招术，又能揣摩杨森内心，成了杨森的管家太太，深得宠爱。抗战时，杨森在重庆的“渝舍”借与何应钦、陈诚、毛人凤等人居住，她陪同杨森一同接洽应酬。1949年，田蘅秋带着杨森多年敛集的财富先行逃往台湾。不过，田蘅秋未过几年，前往香港探亲时，因突发脑溢血引起半身偏瘫达二十年之久，杨森渐渐将她冷落。田蘅秋晚年的生活、治病全靠美国的女儿担负，才得以渡过后半生。

萧邦琼是杨森长驻泸州时所纳。萧邦琼之父本为杨森在滇军任团长时的秘书。一次，他赴杨森家宴时，带上女儿随行。敬酒时，杨森如长辈一样摸着萧邦琼的头赞叹道：“几年不见，小姑娘长这么大了，模样周正得很呢。”一位善于逢迎的下属见状，便说服萧家将女儿嫁与杨森。萧邦琼原本就生得艳丽照人，加之自幼入新式学堂念书，又做过教师，颇有文化。比之田蘅秋，她表现得更为乖巧、应对接洽，极有分寸，更重要一点，她不似田蘅秋世故、虚矫和故意作态，这在杨森看来，就显得格外纯净，当然就十分钟爱。民国二十年（1931年），萧邦琼由泸州上船时，行至江中，因船覆溺水身亡。

陈顺容是一位粗眉大眼的广东女子。原为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时为杨森酒后乱性奸污，民国九年（1920年）收为妾。由于语言、性格之故，陈顺容不善承欢，是“十二钗”中最不受杨森喜爱的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杨森用马鞭抽得体无完肤。陈顺容饱受刺激，后来得了精神病，被杨森差人用铁链绑着送回广安乡下。解放后，陈顺容病死于重庆。

曾桂枝是贵州毕节人。据说是杨森一次在路上拣的一个小姑娘，交给他的同僚邹壁光带大，后送到杨家给刘谷芳当丫头，取名杨家桂。杨森见她颇有姿色，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她14岁时就奸污了她，收为姨太太，后来又送到上海、天津等地去读书。

曾桂枝在上海读书时喜交游，更喜欢跳舞，同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学男同学过从甚密。杨森在四川渠县得到消息后，立刻把曾桂枝叫回渠县。曾桂枝带回一些同学的照片，回家后，那位男同学还同她通信。杨森偷看了相片和信，就逼着曾桂枝写信把他约到渠县，并骗曾桂枝说要此人当教育局长。等那人一到渠县，他就派人在城外将其杀死，然后再逼问曾桂枝。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一天，头天晚上大家还听见曾桂枝向他求饶解释，后来又打笑地睡在一起。第二天晚上，杨森却在河边亲手向曾桂枝开了三枪，叫人用石头捆在她身上，丢到河里。受到此事的牵连，他还杀死了另外一位已经去田颂尧家任教的家庭教师（杨森怀疑他为曾桂枝二人牵线）。事后，杨森洋洋得意地向一些军阀摆谈，认为这件事是由跳舞引起的，所以得出结论： “只能自己同别人的婆姨女娃跳舞， 自己的婆姨女娃千万不能同别人跳舞。”

汪德芳是四川成都人。她是“十二钗”中同杨森最大胆决裂的一个。汪德芳之父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秘书，为人谨小慎微。被小人强行说合，他被迫将年仅15岁、尚在念中学的女儿嫁与杨森。成亲后，杨森准予汪德芳继续求学，并送至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汪德芳学成归来后，在杨森创办的成都天府中学任校长，成了社会名流，当选过“国大代表”。但她和杨森关系形同冰炭，几乎不往来，连所生小孩也改姓汪。

蔡文娜是四川泸县人。她是“十二钗”最为美艳，又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蔡文娜在泸县女子中学上学时，被誉为“校花”，芳名远播。其超凡脱俗的气质、逼人的娇艳，令人催眉折腰。杨森闻知后，特地赶去一见，在心仪后差人强行说合，蔡父本是个追名逐利的落魄书生，根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连忙答应，将14岁的女儿送入虎口。当别人切齿他违背伦常的举动时，蔡父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红粉赠佳人，美女配英雄，虽然是九姨太，但大小也是军长太太。”

蔡文娜在婚后深得杨森宠爱，每每带着她出入大型场合，引来众人艳羡不已。她还曾随夫鞍马征战，到过安庆和湖南战区。杨森提倡体育强军，爱打网球，号召下属开展网球活动。有时，他就和蔡文娜并肩挥拍，开创了夫妻搭档混合双打的网坛新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学毕业时，曾在顺庆与英文家庭教师要好，险些被杨森处死。经过几位妻妾的多方求情，杨森用皮鞭重重地打了她一顿，并要田蘅秋作保，这才作罢。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杨森在军中办“战地乐园”，和蔡文娜登台演唱京剧《贺后骂殿》。同年，蔡文娜进入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受中共党员杜重石改造引导，阅读了进步书籍。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夏，蔡文娜提交毕业论文《一个过渡时期的家庭》。同年，她先后升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助教、仁寿文华中学校长。当时，她同一起打网球的牙医学院学生吕明德发生关系，并准备一道到国外去。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杨森发觉此事，蔡文娜遂请求与杨森离婚，没有得到回应。第二天，杨森派夏炯（一说杨汉印）枪杀了蔡文娜。吕明德则逃亡印度。

郑文如是重庆南岸裕华纱厂的普通女工。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时，手下有位医官系郑文如远房堂舅，一心想当军医处处长。得知杨森又准备娶小纳妾时，医官跑回重庆，说动郑文如家人将她带至贵阳，精心打扮后，送与杨森。杨森一高兴，就委任这名医官为军医处处长。

郑文如当时年仅17岁，经历了蔡文娜、曾桂枝的变故后，杨森将她带至身边，形影不离。后来，郑文如患肺病，容颜大改，被杨森冷落。1949年后，郑文如留在重庆，嫁给了一名普通工人。

胡洁玉是杨森家仆之女。她的胡应忠替杨森打点广安祖屋几十年，交情不浅。胡洁玉14岁到重庆求学，住在杨森家，杨森众多的子女都称她为胡“妹妹”。60多岁的杨森看上了胡洁玉，胡应忠不肯，带着女儿回广安。杨森追回胡应忠老家，强娶胡洁玉。胡应忠无法忍受乡邻议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胡洁玉被杨森带去台湾，成了“十二钗”中继田蘅秋之后，惟一带去台湾的妾室。在杨森86岁时，胡洁玉生下一女，后带着女儿远赴美国留学。后定居美国。

张灵凤是台湾新竹人。杨森年近90岁时，以招募“秘书”为幌子，将这位17岁的中学生弄进府中，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姻缘。

杨森荒唐畸形的婚姻分外引人注目，戚鸿才称杨森的婚姻是“畸形社会的畸形婚姻”。

杨森长子杨汉兴（杨汉忻），谭正德所生。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地下工作，曾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由杨森取保回家。后向杨森进行策反工作。

杨森次子杨汉烈，字北魂，谭正德所生。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早年在北平育英中学就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第一三三师师部参谋处少尉见习参谋身份参与淞沪会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考入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两年后毕业，历任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搜索连中尉排长，第二十军骑兵连上尉连长等职，第二十七集团军少校参谋、特务营中校营长，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三九八团上校团长，曾参与第三次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等作战。后任贵州省保安部队教导团上校团长、重庆市保警总队少将总队长、整编第七十九旅少将旅长（后为第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以第二十军军长身份率所属三个师在四川金堂起义。之后出任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师师长，并说服景嘉谟投诚，为四川局部解放做出贡献。1955年后历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甘肃省民革副主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及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1987年在兰州病逝。

杨森第三子杨汉渝、第五子杨汉生，均为刘谷芳所生。

杨森第四子杨汉华（萧邦琼所生）、第六子杨汉泸（田蘅秋所生）、第九子杨汉昌，均在国外读书。

杨森第七子杨汉鄂，田蘅秋所生。

杨森第九子杨汉昌，萧邦琼所生。

杨森第十子杨汉夏（刘谷芳所生）、十一子杨汉宾（陈顺容所生）曾在南开中学读书。

杨森第十二子杨汉安，汪德芳所生。

杨森第十三子杨汉果，生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蔡文娜所生长子。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原系主任、教授。1953年毕业于成都西南音乐专科学校，长期从事钢琴教学工作。从1982年起，即由文化部聘为全国各类钢琴比赛评委。1989年获四川音乐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1994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又获得四川省优秀成果一等奖。1991年至1992年赴美讲学、演出，并在明尼苏达、依阿华等地举行了数场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并作为高级访问者在美国进行讲座及大师班授课。2020年逝世，享年85岁。

杨森的第十六子杨汉密，陈顺容所生。

杨森的第十七子杨新人（汉平），蔡文娜所生。第六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经济社会部部长、调研部长。其妻张彬，原民革中央联络部副巡视员。

杨森的第十八子杨汉中，汪德芳所生。

杨森的第十九子杨汉筑，郑文如所生。

杨森之子杨汉翔，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生于重庆。1956年至1965年在成都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水上建筑专业毕业。曾在广安恒升中学任物理教师，在广安一中任副校长。1987年参加民革。历任广安县政协副主席、广安县副县长、南充市人大副主任、政协南充地区工委委员、地侨联主席、民革南充市委第八届至第九届主委、政协南充市第一届常委会副主席、南充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曾任民革四川省第八届常委、四川省第九届人大代表。2002年至2006年任民革南充市委名誉主委。

杨森的大女儿杨克泸，刘谷芳所生。

杨森的二女儿杨毓芝，陈顺容所生。

杨森的三女儿杨郁文，田蘅秋所生，嫁给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空军少校）为妻。

杨森的四女儿杨小捷，田蘅秋所生。著有《杨森的家庭内幕》一文。

杨森的五女儿杨长川，陈顺容所生。

杨森的七女儿杨北宜，田蘅秋所生。

杨森的九女儿杨民革、十二女杨方运等均为曾桂枝所生。

杨森的十女儿杨道光，萧邦琼所生。

杨森的十三女杨汉霞，刘谷芳所生。

杨森的十四女杨汉英，萧邦琼所生。

杨森的十五女杨汉昭，田蘅秋所生。

杨森的十六女杨组民（陈顺容所生）、十七女杨懋功（田蘅秋所生）曾在南开中学读书。

杨森的十八女杨汉容，汪德芳所生。

杨森的十九女杨扶风，郑文如所生。

杨森还有一女杨万运，曾任台湾大学文学系教授、东南亚妇女联合会副会长。1999年9月与杨新人到岳阳大云山，考察杨森抗战遗迹。

杨森晚年著有回忆录《九十忆往》（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出版）。

杨森的书迹保存在多地，如湖南岳阳大云山的“三捷碑”（即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三捷碑”真迹拓片存于“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台湾的“万岁楼”。

杨森与其侄杨汉域等在四川广安、湖南长沙、湖北咸宁等地题写有四处石刻，被称作“广安将士抗战光辉事迹的历史记录”。其中有两处有杨森有关：

2014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之际，杨森与潘文华的后代齐聚四川省成都市安仁镇建川博物馆，将杨森、潘文华的塑像安放入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