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1889年1月25日—1949年9月19日），白族，云南大理人。字耿光，又名漱石，中华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

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89年1月25日），杨杰出生在云南省大理县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籍南京江陵县，祖辈于明末迁居云南。他的祖父杨宣做裁缝，父亲杨汉章行医，母亲徐氏是位勤劳自强的白族妇女。杨杰在兄弟四人中居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杰开始在大理读私塾，受业于大理优贡生杨正修门下。他天资聪颖，能很快接受先生所授之课。所读之书，每每过目不忘。他读书常读到入迷的程度。一次，三弟与四弟打闹，四弟被打得头破血流，他在旁边读书无所闻，直到父亲责备他为何不管教时，才恍然大悟。

年幼的杨杰，思路宽广敏捷，又调皮胆大，倔强好动，尤其喜爱辩论。他不随意附和别人的见解，常常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人解答。如果杨杰对解答不满意，一旦提出自己的见解，别人就很难驳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杨杰进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书。次年（1901年）9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国民怨沸腾。书院的先生也对学生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杨杰听后，激动地对同学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无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杰与好友宋福昌（一说为朱福昌）徒步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堂。因考期已过，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成功被录取。在校期间，他接触的新科学、新思想渐多，悟出了“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远跑来的外国强盗”的原因，奋笔写了“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的联句送给宋福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杰因成绩出众，被清政府考送到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翌年（1907年），他又被清政府考选与蒋介石一起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两年期满后，考试合格，他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正在日本开展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他深受影响，于宣统元年（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年），杨杰毕业，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任北伐联军总务部次长。不久升任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次年（1912年）5月，再升为该军第一团团长，授衔陆军上校。因遭遇兵变，杨杰遂回云南，加入蔡锷领导的军队。这时期，贵州局势紊乱不宁，绅民请蔡锷派兵援助，平定乱事，唐继尧遂率部援黔。此时，驻湘黔边界的原贵州都督杨荩诚乘机率数万之众返回贵州。唐继尧部仅两千余人，不能相抗，向蔡锷请求派黄裴章、叶香石、黄子和率部赴黔增援，黄裴章、叶香石约杨杰同往。杨杰刚到贵州，就被唐继尧请去商议对策。他分析铜仁是战略要点，铜仁不保，便牵动全省；大渔塘是铜仁的交通要道，此点一失，则铜仁不保。于是他建议唐继尧以一部兵力位于铜仁、镇远防堵，主力展开于两翼，诱敌深入，以口袋战术伏击杨荩诚军。唐继尧接受了杨杰的建议，并派他负责青路、玉屏、大渔塘、铜仁之间的具体部署和指挥。不久，杨荩诚果然兵分两路，向铜仁、大渔塘、青路一带进攻。杨杰督率所部先抗后攻，两翼突击与其恶战两日余，迫使杨荩诚军败退至湖南麻阳等地，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铜仁大捷，受到滇军上下的称赞。

后来，杨杰又去日本继续学业，到民国二年（1913年）毕业回国。同年3月，任黔军步兵第十团团长，9月，任黔军第一旅旅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重庆道尹、四川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晋授陆军少将衔。民国三年（1914年），杨杰回云南，任讲武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这年，经同乡周益存介绍，他与赵舒益之长女赵丕颀结婚。婚后不久，杨杰调任弥勒县县长。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随后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于25日在昆明五华山开武亭，首先宜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杨杰毅然参加了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五支队长，后改任第一纵队司令，驻在滇川边界昭通、叙府一带巩固边防。民国五年（1916年）2月，任护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叙南卫戍司令及第一梯团长，入川东作战。6月，因在护国战争中屡建功勋，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勋章。

民国六年（1917年）1月，杨杰被调至北京，任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他很想施展自己“军事救国”的抱负，但见军阀纷争，便重回云南，任靖国联军第四军参谋长。8月，该军奉总司令唐继尧之命进驻泸州，杨杰被任命为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

滇军进驻泸州不久，川军周道刚就率两个师前来进攻。开始时，滇军第四军各团因新兵较多，丢失泸州，节节败退。后来，杨杰见无路可退，便亲临一线，督师反攻，相继收复荣县、威远、资中、阳景、简州等地。川军退回泸州，加强长江两岸沿江工事以固守。杨杰见硬攻泸州，难以取胜，便采取了“草船借箭”的办法。民国七年（1918年）2月1日，他叫副官杨雨楼会同警工排秘密征用小船三十余只，划到兰田坝岸边停舶。并扎草人一百余个，将草人穿上军服，戴上军帽，到天亮前，把装载草人的船顺水漂下。沿长江岸边的守军，以为滇军抢渡，便机枪、步枪一齐密集射击。如此三个晚上，才被识破。第四天夜里，杨杰见川军已停止了射击，首先以一个连的兵力渡过江对岸理伏好，接着又渡过一营兵力至龙头关下埋伏，同时，以朱德团长的一营由长江下游二十余里处偷渡，潜伏至泸州对面五峰顶的川军阵地附近。待东方刚发白，朱德团在月亮岩发炮，三方面开始总攻。五峰顶的川军在梦中惊醒，手足无措，激战约两小时，全部阵地被滇军占领。下午，滇军便攻克泸州城。这时，杨杰见滇军由劣势转为优势，为避免川滇两军继续混战，便接受了朱德“还治于民”的建议，请派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四川督军，进驻成都。川、滇两军将领均表同意，从此睦邻相处。

泸州之役结束后，杨杰回到昆明，任靖国联军高级顾问。在他率部进驻泸州不久，父亲病逝。因战事缠身，未能尽孝。回到昆明后，便立即请假回乡奔丧。他从昆明请了一位风水先生选择坟地，将其父葬于苍山的应乐峰应乐亭的平台上；然后又将其祖父的坟墓迁移至此。同时，购买房地，扩建了一栋四合五天井的庭院。就在这时，他的儿子杨重萤、杨重歌都患白喉症，仅一星期内就先后死去。此后，杨杰便将侄子杨兆龙带在身边为子。

民国十年（1921年），顾品珍执掌云南政权，委任杨杰为留学监督，率领一批青年军官和讲武堂学员，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赵丕颀、杨兆龙也同往日本。这是杨杰第二次到日本。他回顾十年前，怀抱一腔热血，从日本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的戎马生活，心中万分惆怅。在想到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后，他对“学习西方”，达到祖国富强独立的道路产生了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彻底铲除依赖外人的劣根性’。”杨杰说：“我们需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生命力、战斗力、机械力”，这一切“操之在人则亡，操之在我则存”。为了学到较深的军事知识，以便将来为祖国建设强大的国防贡献力量，他甘愿放弃陆军中将、云南留学生监督的头衔，以中校身份自费报考了日本陆军大学。后来，赵丕颀亦考取日本女子大学。

杨杰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四年中，节衣简食，专心致志，勤学苦练。他不请佣人，家务交由杨兆龙料理；把节约下来的钱买书和学习资料。在寝室里，他挂满了世界各国的军事地图及自制的各种军事图表。还搜集了各国的战例照片和各种最新武器的图案，认真比较，细心研究，对古今中外的军事、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都广泛猎取，因而成绩斐然。日本陆军大学经常让学员指择海陆空军大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一次演习中，杨杰被选为统帅。他指挥演习，得心应手，并有独特的创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宝刀，当时对其有“天才将军”之称。法国军事家约瑟夫·霞飞到该校参观时，杨杰被学校预选为备咨询的学员之一。他在同霞飞交谈的过程中，旁征博引，提出了较高的军事见解。霞飞听后连连称赞说：“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学习期间，杨杰对日本教官的讲义论点常常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到了毕业时，教官不予以及格。他愤而要求召开全校大会进行辩论。结果在军事战略学辩论中，获得第一名，受到学校上下一致的称费。天皇在接见前十名学生及授奖会上，曾叫人量杨杰的脑袋，果真比一般人的大。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冬，杨杰于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后，日本当局请知名人士及其好友，劝他留在日本任职，许以优厚待遇。杨杰不为所动，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之后，他先到沈阳张作霖处任上校参谋。同年12月，又受国民军（即西北军）第三军军长孙岳邀请，任该军参谋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任国民军前敌指挥官。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

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在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杨杰遂离开国民军，投奔广东，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协助军长程潜制定作战计划，参加北伐战争。12月，任第十七师师长。翌年（1927年）3月，他率部与友军协同攻占南京。26日，蒋介石抓住力主宁（南京）汉（武汉）团结的程潜离开南京的时机，将第六军分化瓦解，改编成第一纵队，以杨杰为纵队长。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杨杰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5月，他率领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三两师，随第二路军继续北伐。7月，第六军改为第十八军，杨杰任军长。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淮河防御案实施。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将北伐军第二路军退守长江南岸，交杨杰指挥。龙潭战役之后，他指挥第十八军、十四军和三十二军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一举攻克扬州、宝应、淮阴等地。同年10月19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此时，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何应钦为控制长江一带经济，要杨杰照顾其内兄继续担任扬州税收监督的职务。杨杰说：“你把这一重要税收机关夺去，我的十万军队吃什么？”坚持将其内兄撤职。何应钦联络孙岳，用临时军政府命令，仍任命其内兄为扬州税收监督。杨杰不愿受何应钦的掣肘，一怒之下，弃职东渡日本，访晤蒋介石。蒋介石责怪他不该把军队丢掉了，并叫其随同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杨杰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不久，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二次北伐。5月，蒋介石的列车过了泰安，将到济南之际，忽闻报日军占领了济南的商埠。杨杰即打开地图对蒋介石说：这件事早在估量之中，可令未渡黄河的部队，改道渡河，已到济南附近的部队，迅速离开济南往北推进，以收北伐全功。随行的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等听后都称赞不绝。蒋介石依计而行，使第一集团军顺利地进至德州。北伐军攻占北平后，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的北平行营主任及北平宪兵学校校长，以与晋系的阎锡山、西北军的冯玉祥等军阀周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杨杰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不久又发生了蒋冯战争，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10月，任讨逆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军指挥官，指挥南路军及徐源泉的第四十七师、王金钰的第四十八师，对冯玉祥部作战。这时，冯玉祥军代理总司令宋哲元率部东出潼关，发起强大攻势，蒋介石部队的整个战局危急：登封不守，密县将陷，临汝城被围。在这严峻关头，杨杰决定，以一部拒止冯玉祥部，封锁临汝镇的咽喉，一部侧击登封，以解临汝城之围。28日拂晓，他督率部队向临汝城附近攻击前进。在距临汝城二十里处，左翼徐源泉师与冯玉祥军的一部发生激战，双方相持彻夜。29日，杨杰又令右翼王金钰师，以一部警戒登封方向，一部增援徐源泉，并命徐源泉师骑兵迂回冯玉祥部的右翼，攻击其后方联络线，主力由正面猛冲，配合城内守军反攻，最终一举击溃冯玉祥部，城围遂解，扭转了整个战局。

12月5日，蒋介石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郑州举兵反蒋。杨杰被蒋介石委为洛阳行营主任，担负讨唐军事。他率部从南阳向春水挺进，攻击唐生智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杨杰被委任为长江的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久后，中原大战爆发，他出任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8月上旬，冯玉样以徐州为目标，兵分七路沿陇海线向蒋介石部队发动全面进攻。鲁西北的石友三部从兰封以北地区突破，通近蒋介石在李坝集的总司令部指挥所。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在陇海路一线，身边没有总预备队可用，形势非常危急。他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退却，缩短战线，并电请杨杰速到指挥所商议对策。杨杰认为，冯玉祥军攻势正在猛烈之时，如果退却，必定引起全线溃乱，极为不利，必须苦撑几天。他指出，西北军将领的性格是偏重稳打，不敢轻率冒进，只要用地区预备队的少量兵力矛以反击，西北军就会停止不前。杨杰还建议蒋介石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令第十九路军沿胶济铁路直取济南，切断阎锡山的后路；派人劝说东北军的张学良出兵保定、石家庄，切断阎锡山、冯玉祥联系。尔后再诱敌深入，以平汉、陇海两面包抄的口袋战术各个击破敌人。蒋介石采纳其意见，在5月17日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依计而行。结果，阎锡山部向天津退却后，冯玉祥独木难支，只得向郑州、潼关撤退。

不久，阎锡山又以主力渡过黄河袭取济南；冯玉祥的部队也随即沿津浦线东西两侧长驱南下，夹击蒋介石所部。杨杰奉蒋介石之命指挥这一战役。7月26日，他率指挥部前至津浦线上的兖州。28日，与刘峙一起召集兖州、济宁、曲阜附近各军、师长会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及骑兵张奋岭旅为右翼军，经泗水、新泰线出泰安东北地区各山道，遮断阎冯军的退路；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六十四师为中央军，占领泗水、吴孙村、龙王庙、十八夏庄一线，令第十一师的主力，在攻击之前进至东石寨附近及其西南地区掩护右翼军之行动；以教导一师、三师及陈孝思警备旅为左翼军，从宁阳、汶河中间地区开进，经小伯泗皋庄，由南栾出汶河北岸，与右冀军相接应；以第二十师为左侧纵队，附马鸿逵部骑兵一团，将主力置于郓城，一部袭取东河，威胁阎冯等军侧背；以第一、第十师为总预备队，控置于右翼后。8月1日，杨杰命令各部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7日，右翼军包围泰安，中央军渡过汶河，左翼军迫近肥城。11日，各部从介首左右一线发动总攻。经激战五昼夜，将阎冯压迫于济南附近而击溃，至15日克复济南。是役，阎冯军的王静国部在胶济路大半被缴械；傅作义部在肥城一带几乎被消灭；戴玉玺部除投诚三千人外，其余阵亡殆尽；张会诏残部在长清附近全部溃散。

在这次战争中，赵丕颀在上海病故。杨杰未能见到一面，殊感痛心。蒋介石曾多次安慰他说：“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义，古今少有，你对国家的安危尽到了力量，对自己的家室没有尽到情义，真是忠义难全，望自保重，无为悲伤。”后来，杨杰在南京为赵丕颀设灵堂开追悼会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前往悼念。

中原大战刚一结束，蒋介石立即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攻。杨杰认为，这违背了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与自己平生的愿望不吻合，于是他向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劝其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国防建设，加强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后来，杨杰见不能说服蒋介石，便与方鼎英化装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陆军大学校长。翌年（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回南京召开“国难会议”，撤销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命杨杰为军委会参谋次长，仍兼陆大校长。后来蒋介石兼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主持陆军大学的实际工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杨杰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同往北平，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八军团总指挥（古北口方向的总指挥），督部阻击向长城一线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军事要地进攻的日军。在居仁堂军事会议上，他提出“后退配备”的抗日战略，主张把南天门阵地（古北口以南的阵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诱敌深入，而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以歼灭日军主力，改变被动挨打的态势；并以前方敌军不断增加，战斗激烈为由，要求增援。何应钦向来与杨杰不睦，听了很不高兴，当即叫军政部厅长汪敦给在前方的军长徐庭瑶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很平静”。事实上，日军第八师团已从多伦方向调过来了，正在进行战斗部署，只不过没有开始攻击。后来，蒋介石也反对增兵，并以谎报军情罪撤去杨杰总指挥的职务。

杨杰被撤职后，仍回陆大任教育长，并在不久后奉命出国“考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到达了二十九个国家。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对杨杰很器重，称他为“战略专家”，数次接见畅谈；对其所著《蒙古骑兵之性质及其使用法》一书深为赞赏。在与英国国防大臣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况时，国防大臣拿出一张伪造的国防计划，请杨杰斟酌。他看后说：这份计划未见得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英国定要亡国。国防大臣询问修改方法，他稍加考虑后，便提出了意见，同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国防大臣赞赏他的军事才能，称其为“军学泰斗”。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很是欣赏杨杰，把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一根马鞭赠给他。随后，他还考察了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土耳其、比利时、挪威、瑞典及巴尔干诸国，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从此，杨杰的军事、外交才能也闻名于世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杨杰回国后，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向蒋介石建议：要赶快进行重工业建设，进行国防工业为重心的兵工业的根本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弱点，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工业。他指出：“职（杨杰自称）预料世界火拼战祸一开，必蔓延全世界。是时，各国自顾不暇，致必以海军封锁我国各口岸，断我军火之来源。是时，虽以万万金，不能得一御侮之工具。”但蒋介石以“一日万机，无暇细阅此繁冗长文”，将报告批付存档。随后任命杨杰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代理总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职。

不久，杨杰奉蒋介石之命检查航空委员会新买来的飞机。当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孔祥熙任委员。在检查中，杨杰发现其中几架是用报废的飞机抵充的，便如实报告蒋介石，因而得罪了宋美龄和孔祥熙。从此，杨杰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都不露面，于是他便辞去了防空委员会主任之职。后来，宋美龄联合何应钦、陈立夫兄弟，向蒋介石控告杨杰在修建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使城塞组军需处长和副处长被逮捕枪毙。随后，杨杰被撤去代理参谋总长和城塞组长之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4日，杨杰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8月，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办暑期军官训练团（即庐山军官训练团），集训全国陆军少校以上军官，蒋介石任团长，杨杰任团附。1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有一次，蒋介石来训练团讲话，提出要“雪耻救国，收复失地”，并在最后表示说：“我姓蒋的不抗日，全国人民共诛之。”接着，杨杰讲话，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雪耻救国，收复失地”。他说：“我去外国游历了近一年，看到了他们的国家都在紧、急、忙。德国是紧，意大利是急，日本是忙。总觉得日本侵略我们东北三省不满足，还气势汹汹地要灭亡中国。我们到上海一看，遍街是闲人，政府的官员更闲，甚至有的吃、喝、玩、乐通宵达旦，把东北三省沦于敌手的耻辱置之脑后不问。”他希望“政府拿出团结一切抵日力量的国策来”，并说自己已拟好了一份抗日作战计划。蒋介石听后如坐针毡，啼笑皆非。

这时，日本侵略中国步步加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这期间，杨杰撰写了《战争抉要》《大军统帅学》等军事著作。他根据《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提出“生即是战”的立论。杨杰认为，天地万物要求生存，就要战争，“所谓健者，就是春夏秋冬的轮转不已之谓。假使天道一刻懈怠，则万物失时，而世界予以毁灭。故曰：自强不息。故曰：求生存就要战争。而战争便是自强”。但他指的战争，不仅指两军交锋，而是把求知识、求技能、锻炼身体等都划入了战争的范围。

在《二十五年吾人应有之觉悟》一文中，杨杰揭示到：“将来自由竞争的新军事抬头，又必形成世界土地资源的重新支配的局面，其结果总是像中国一般的弱小民族被牺牲。”他认为“在这最危险，最难度的年头，我们既无法闭关自守，又不甘坐待沦亡”，只有“求自强自救”一法。他分析当时中国“外货充斥，利源外溢，不可数计，以致形成百业凋零，经济破产”的状况后说：“苏联人民的衣服宁肯不戴纽扣，绝不肯顾及外货，实在令人钦佩！日本驻华武官，小至如吃烟饮酒，都要从日本带来，而且价目昂贵，远在中国之上。可是他们爱国之热忱，决不因此稍懈，这更是何等难能可贵？但我国日用所需，无不以外货为好，这真令人三思不得其解！”

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刻，杨杰重温孙中山的遗嘱，在《读总理遗教》一文中说：“现在外侮是一天天紧迫，国难一天天的严重，我们目前的境况，虽未必像釜中游鱼，只有须臾的喘息，而树上危巢，却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我辈分属军人，论天职，原有捍卫国家的义务；而今则山河破碎，愁雾弥漫，绕室盘旋，尤不胜惭恨变并，啼笑皆非！”“中华民族乃堂堂黄帝子孙，又岂无死里逃生超脱苦海的办法？潜思默计，究属无他。其症结还是在总理遗教之能否实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杨杰高兴地说：“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大团结，造成了中国的精神国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了庐山谈话会，讨论御侮图存之计。杨杰在会上力主抗战。他说：“日本目前有军阀与财阀之争，陆军与海军之争，陆军中又有少壮派与老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以小国临大国，又不可能倾全力来犯；外交上既要与苏联为敌，又得罪了英、美，四面树敌，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们不难打败日本。”他奉蒋介石之命，拟制了一份对日作战计划。在计划中，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杨杰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战略战术，强调要“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他将计划交蒋介石后，以为自己会被任命统帅部参谋长。可是不久，蒋介石确定了何应钦为参谋长，并将何应钦拟制的作战计划给他看。杨杰看后，连说：“狗屁！狗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杨杰被蒋介石特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前往苏联进行军事考察和争取军事物资援助。9月8日，他率考察团到达苏联，次日拜会斯大林，陈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苏联和世界的关系，诚恳地要求苏联给予贷款及军事物资援助。斯大林当即答应给予中国以飞机、大炮、坦克、运输工具及弹药、燃料等物资援助。随后，他与苏炮兵委员拔池夫、空军委员拉宁具体会商，先获得飞机一百三十架、坦克八十二辆、大炮一百三十八门的援助。苏联还先后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并派了航空员和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是年10月15日，杨杰被加授上将衔。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28日，杨杰任军令部次长。9月12日，出任中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要杨杰请苏联一次派飞机数百架，由“义勇队”驾驶，突袭日军占领的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他反对完全依靠外援，主张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当即电致蒋介石《抗战建议书》：“（甲）西南为政治、经济资源防战之右轮，故对于广州视为生命之门户，不惜牺牲，锐意克复之。同时倾全力注重英法之外交；西北为反攻予敌包围之左轮，故于西北各省，集结强有力之兵团时出威胁（敌之侧背），同时在西北着手训练新军，指导游击队大规模之活动，（实应积极着手）以分敌势而期持久。并加深中苏之友谊，得其人力物力之大量援助，俾倭苏仇嫉益深终至开衅。（乙）征训新兵数百万，维持战斗员之补充。以新法土法并用，尽量开掘矿产品，以资抵换军需品。（丙）打通滇缅公路及安南之借道，俾军需接济应时而到。”

在驻苏期间，杨杰经常受到斯大林、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等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他也认真地了解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还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并做了笔记。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杨杰被蒋介石免去了驻苏大使职务。回国后，他向蒋介石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和中苏亲善的建议，以及作战方案。但蒋介石却派人送给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让他好好阅读，并加批注：“于三个月后送还。”杨杰气得把书丢在一边，成天打麻将。三个月后，他批了几个字，将书送还。蒋介石看后大怒，于是只命他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及中央训练团教官，留在重庆。在此期间，杨杰利用闲空时间，从事军事理论著作，还撰写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

杨杰回国后不久，因割治眼瘤住院。《中央日报》记者往访。他对记者说：“中国若是徘徊岐路，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外交政策，必将成为波兰之续。”次晨，蒋介石一看到刊有杨杰讲话的报纸，就大为恼怒，派戴笠及宣传部长王世杰前往医院问罪。杨杰回答说：“我发表意见，是意见，是要对国内提高国人的警觉性。”“记者问我时，我还告诉他们，此系私人谈话，不必发表，你们现在该把我怎样便怎样好了，你们回去告诉蒋介石，该办就办，我丝毫不畏惧的。”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杨杰认为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并指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周，杨杰应设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文摘社邀请，参加苏德战争座谈会。他在谈话中分析了苏德双方的军备水平和数量及军队的士气，指出：“苏德之间，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够。”他说：“战争是角力，就是物质力与精神力的角斗，物质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则可以膨胀，也可以缩小。战争力是两种力量的总和，精神力一经丧失，物质力就会变成无用。”“苏联以这种好精神配好器械，并加大量生产，德要摧毁它，实属不容易。”当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进攻莫斯科失败后，转攻盛产石油的高加索地区，以夺取资源时，杨杰说：希特勒的计划虽然好，但“即令德军占领整个高加索，苏联却不会中止抵抗”，“希特勒如攻不下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的德军始终是苏联的囊中之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油田可以延续德国战争机器的生命，也可以把德国战争机器的生命断送”。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轴心国集团酝酿着春季攻势。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走访杨杰，询问目前战局的观感。他首先分析了欧洲、太平洋和中国主要战场的特点，认为“德军攻取莫斯科的战略企图没有改变”，并预言：在未来的大战中，新战术和新武器一定会出现。不过，尽管希特勒拼其一切资本作孤注一掷，而其士气已在去年的进攻中受挫，头等的力量已经损失，现在拿得出来的只是二等的力量，而人员则发生恐慌；相对的苏联有雄大的后备力量，战斗精神较德军旺盛，一定能打退希特勒的春季攻势。他谈到日本南进扩大海洋战场和北攻苏联战略态势时说：“北进苏联，日寇目前还在徘徊观望之中。因为苏联远东军力强大，空军可以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日本如果再发动攻苏会把大军陷入和中国一样的泥沼。日本军阀估计清楚了这点，则必不为此。”最后，杨杰就战局成败的发展趋势问题回答了记者，特别慎重地指出：“击败希特勒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英、美和苏联的密切合作，整个消灭德国要作两年的打算；”“只要中苏英美紧密合作，以中苏为两大兵工厂，解决日本的问题并不很难的。”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7日，杨杰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夏令营对学员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测》。他认为三个主要战场，各具有其独特性，故解决方法也有次序：“欧洲战场：目下巳达决定阶段，由英、美、苏包围作战。希特勒在政治处境上内不和于军，外则四面楚歌，欧洲战场结束之期不远了；太平洋战场：大战须俟欧战结束之后。从军事技术来看，英美陆海空军必集结总兵力到四五百万时，始有决定性的战斗。故须有四至八个月的时间，即日本挨打的日子约在明年春夏之交或延至夏秋之交。但英美目前对日作战的地理不利，须再路取战略要点，如：美达到菲律宾，英克复新加坡，则战略形势改观。此外，还要促成苏联参加中国之总反攻，亦在作战上为最有利的条件。中国战场：胜利的关键仍操之在我。太平洋战事完了，中日问题可以解决大半。但日本军阀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本土连接大陆的焦土战时，则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可。若中国人不争气，日本虽败，中国仍恐两手空空。”同年，他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前往英美考察军事设施。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日军在滇西占领的松山阵地，久攻不下。这时，杨杰正回大理省亲。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得知后，便登门拜访，征询方略。他到阵地进行了察看，对卫立煌说：要用人硬攻，恐怕牺牲太大。现在空军占优势，可用飞机将其后方联络炸断，使其给养供应不上；并断其水源。再用飞机轰炸其阵地，敌自然撤退。他的这一建议，为松山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这年夏，杨杰请假回大理为母亲办丧事，临行时，他向蒋介石说：“我这次回家奔丧，请你不必再派人监视了。”蒋介石说：“并无此事，你不要多疑。”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组织、发动民主人士投入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他们经常召开座谈会，座谈形势。董必武曾鼓励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后，参谋总长陈诚召集各报社记者谈话，诋毁共产党，并说：“只要三个月时间，可以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内可以完全肃清残余。”事后，《重庆日报》记者到杨杰住宅访问：“杨先生，时局又起了变化，为何不出来做点事呢？”杨杰答道：“我近来多病，精神不佳。”记者又问：“杨先生每日喜欢念经拜佛，要求长生不老吗？”他答道：“我不迷信成仙成佛，只求修身养性。”记者又问：“你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吗？”杨杰回答：“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三个月打垮共军主力，五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

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召见杨杰，要其去当云南省主席，解决龙云在云南的地方势力，遭其坚拒。蒋介石又委任杨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留在南京，他却托病养于重庆。至此，更受到特务的监视。在这期间，杨杰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中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爱国起义的道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杨杰任《民生报》社长。在这之前，陈庸雅在昆明灵源村黄土坡小屯村办起了《民主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陈庸雅跟杨杰商量对策，决定将《民主报》改办《民生报》，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经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民政厅同意改名后，原社长陈庸雅改任副社长，国民党左派张天放改任经理兼编辑，谢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任编辑，这份报纸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10日，杨杰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七个纵队，胜利挺进大别山。杨杰高兴地赞扬说，这样的大迂回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年底，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社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次年（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民革”西南执行部。他对张天放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作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可。”经商量，他们举办“双周聚餐会”，在昆明得胜桥巡津街四餐馆借吃饭之名，把具有革命性的人集结起来，进行反内战演讲活动。后来，这个聚餐会发展到一二十桌人。杨杰与张天放便以此为基础，在昆明组织了万人大会签名，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闻一多、李公朴、冯素陶、楚图南等都积极约人参加签名。

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对反蒋有所顾虑。杨杰给一些人做工作说：“二十年内不研究世界大战，因为打大战要有条件，不是心血来潮，想打就打得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的国家被削弱，有的国家被打垮，所以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他还说：“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去做和尚，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重新来。”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甘介侯在昆明商务酒店召集座谈会，杨杰被邀请出席。在这之前，杨杰的一切活动就引起了美国驻昆理事罗塞尔注意。在这次座谈会上，罗塞尔极力赞扬罗隆基和杨杰，并说：“请大家估计一下，今后中国的政局将是哪些人上台当政？比如说杨杰将军、罗隆基博士怎么样？”杨杰对此却不作回应。淮海战役结束后，杨杰兴奋地在一次演讲时说：“徐州是四战之地，必须是四战之军，共产党方面高级指挥者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是龙、虎、豹、彪。蒋用刘峙，此人连一条豺狗都不如，哪有不败之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代总统李宗仁电邀杨杰到南京共商国是。杨杰认为只有走真正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才能真正独立富强，毅然拒绝与李宗仁合作。

不久，杨杰在中国银行会议室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作国际形势演讲。突然，一些“彪形大汉”出现在会场外面，使会场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他却态度从容，声如洪钟，侃侃而谈，给大家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打不起来的客观因素。揭露“CC派”特务到处散布大战就要爆发谎言的阴谋。许多人劝他要多加注意。杨杰却说：“多如牛毛的特务，像苍蝇一样地叮着我，他们要杀我，我就是躲也躲不了，怕又何用？但是，我想，正直一点的陆大学生，对我不至下此毒手。”

这年6月，重庆陆军大学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经过解放军“三野”杭鸿模及“二野”陈济生做工作，陆大教务长杭鸿志等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准备举行起义，但感到思想工作艰巨。杭鸿志原是当年杨杰培养的学生，便请杨杰到陆军大学进行起义的思想动员工作。他首先在陆大教官联谊座谈会上全面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有人鼓吹‘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大话不仅落空了，反而出现我们有被共产党消灭的局面。今天，国民党的军事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中国红是红定了。”之后，他又在陆大全体教职员及学员动员大会上说，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好，人民解放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强，由劣势变优势，情报工作搞得好，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在思想动员中，他还介绍了苏联对帝俄时代旧军官重用和优待的情况，安慰大家说：“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共产党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没有忧虑个人前途的必要。”经过周密的组织和思想准备，陆大全体人员于12月1日在重庆宣布起义。

1949年8月1日，杨杰应昆明新闻界编辑人联谊会的邀请，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报告。他谈到国内解放战争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胫子。现在，尾巴、蟒身和胫子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关于这两只眼睛的作用，他接着说：“四川这只眼睛第一没有统帅，现有的将领中，王陵基无实在军权，大巴山防线左右丙翼之军潘文华和孙元良都曾做过共军手下落荒而逃的败将，不是共军的对手。邓锡侯又不愿吃眼前亏。胡宗南虽是蒋的嫡系死党，但他的军队在陕西被共军歼灭和俘虏很多，退守四川的军队不会发生很大作用。至于张群更不会披甲上阵，除此之外四川就没有什么军力了。广东这只眼睛很空虚，虽有败兵之将、亡国大夫阎锡山坐镇，但民心尽失，军心涣散，等到大军压境，这班家伙非溜不可。”

杨杰的这一切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但他毫不畏惧，经常在吃过晚饭后出来散步。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全十分关心，通过潘汉年等通知杨春洲，转告杨杰迅速离滇赴港，然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考虑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了一定的成效，关键时刻离开，怕产生不良影响，即回信给杨春洲，再次表明个人安危没有什么要紧，嘱其转告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

杨杰还经常向当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宣传反蒋主张，常常被卢汉接到家里谈至深夜。9月6日，卢汉到重庆见蒋介石。杨杰本以为卢汉不会任蒋介石随意摆布，也不会改变曾向自己表示待机起义的态度，但卢汉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九九整肃”。事先蒋介石曾当面命令卢汉逮捕杨杰，卢汉回昆明后即通知杨杰尽快离昆。杨杰得到消息后，设法摆脱特务的监视，乘机飞往香港。9日，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命令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带领大批特务飞到昆明。当徐远举的专机降落时，杨杰的班机正好起飞，徐远举直接到了沈醉家，转告蒋介石、毛人凤逮捕杨杰的命令。结果当特务们涌入杨宅时，才知道杨杰已经离滇。蒋介石听说后，大为震怒，又派毛人凤带着周养浩等赶到昆明，指使特务抄了杨杰的家。在从搜查的日记、信件中得知杨杰在香港的关系后，毛人凤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带着特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到香港。1949年9月19日，他们让特务带上事先伪造的一封介绍信，到香港轩尼诗道302A四楼，见到杨杰。当杨杰正在凉台上拆信看时，被特务用手枪朝其头部连开两枪，当即身亡，终年60岁（虚岁六十一岁）。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在报告参加大会人员情况时，特别宣布“特许列名缺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9月19日在香港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害”的消息（以唯一带黑框的名字出现在政协代表名单中）；并经大会通过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以大会的名义，致唁民革中央和杨杰家属。由当天《新华日报》发表《吊唁政协代表杨杰将军》社论，以表示哀悼。民革中央亦电唁杨杰家属。22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讲到人民民主专政时，再次提到杨杰。他说：“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

杨杰被刺后，遗体由友人备棺入殓，停放于香港东华义庄。1950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杨杰的骨灰运回昆明，葬于西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为杨杰碑题字“杨杰烈士之墓”。“文革”结束后，民革中央副主席吴茂荪来昆视察民革云南省委工作时，和省统战部商量，为杨杰修理了坟墓，并接见了杨杰家属，给予安慰与鼓励，勉励继承先烈遗志，努力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具体内容参见“后世纪念-墓葬”目录）。

杨杰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开始，先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校长、教育长达六年。当时，陆大办有两种期班，一为正期班，学制为三年，学员是受过各军官学校教育并在部队任职三年的尉级至少校级的军官。由全国各大单位或军进行初试，录取后，再保送中央军事委员会，经该会参谋本部复试录取入校；一为特别班，学制两年。其学员经由各大单位和军推荐校将级军官，报请参谋本部，经考核后才得入校。两种期班，每期不超过一百人。他共办了正期班十五期，特别班三期。

杨杰要求陆军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救国之鉴识，御外侮之本能”，所以“不仅在形而下的研究，在形而上的修养亦十分注意”。养成国军高级指挥官及幕僚的目的，“是在求智能兼备之士，同时亦希望统帅人格之树立”。他在《学员入学应注意事项》中说：“本校的学术探讨与德的修养齐头并重。学术是办事的工具，品德是作人的基本。无学术即无办事的能力，无品德即不能善用其能力……两者恒息息相关，互为表里，故能兼修并重。”

在教育方法上，杨杰提倡诱导式的“取化教育”，反对束缚学生思想的注入式教育。他很注重师资的聘选和培养。对师、军级战役战术学、后方勤务学、兵要地理学，除聘选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人员任教官外，还请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的教官。他经常聘请马寅初、萨空了、夏鼐等学者给学员讲课。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教官，杨杰在陆大举办了研究院，从每期毕业班中选留十余名优秀学员入院深造一年，然后担任教官。他还亲自担任《大军统帅学》的授课，每年的秋季演习和参谋战史旅行，都要到现地进行指导。他要求学员要做到三注意：一、要有理智。凡遇一个问题，必须分析体认，决不为感情所冲动，绝不做无意识的育从；二、要有纪律。一国之强盛衰弱，全视乎国民之有无纪律为断；三、要有精神。凡事之成功，皆基源于动。动者就是精神奋发，朝气勃勃。他常以“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名言，启发学员不要闭门读书，要走向社会。鼓励学员利用星期天，约请名人、专家谈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以开阔眼界。同时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本校所研究者，为用兵学，即战略战术学。为求其通达起见，广泛涉猎各种补助科目，亦极纷繁，……是由专门而入于广泛”。

杨杰对陆军大学的基本建设也很重视。有一次，陆大打报告修建礼堂，何应钦不批准。他布置搭了一个棚子，面朝北，然后，请蒋介石来校作报告。正好，这天北风飕飕，蒋介石被冻得直打哆嗦，会后大发脾气：“为什么不放在礼堂讲？”杨说：“没有礼堂。批不下钱，怎么盖？”蒋介石闻言，只好当场拨款盖礼堂。

杨杰在“七七事变”之前，分析日本侵略中国，必然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他对学员说：“吾人既知我国仇之战术，以速战速决为唯一法门，则我之所以应付之者，除应用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歼灭之消耗战术而外，别无他法，诸君幸留意焉。”教育学员在“我国处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决不能“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因此，杨杰指导学员研究战略战术时，要求掌握战争中的精神力与物质力的关系。他说：“战争是精神力与物质力的比较，但此两者关系于战争胜败的成分，比较起来，实以精神力为多。……因为精神的伸缩伟大，物质可随之变为利器，也可以随之变为废物。有为的指挥官就是能够操纵精神，立于主动的地位，主宰战场，支配战局。”杨杰根据中国处于被侵略的防守地位，注重指导学员研究防御战术。他给学员讲课说，防御最大要求厥为占领阵地，固如金汤。但“防者动辄陷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易失动作之自由”。他认为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法宝是预备队部署之妥善，运用之巧妙，不失时机地实施“逆袭”。杨杰还强调：劣势军队对优势军队的防御，最要紧的就是要借地之利，以补兵力之劣势。取其利之大者，害之小者，方可不为敌人攻击所动，而转守为攻。

鉴于中国海岸线长的特点，杨杰认为，中国国防第一线，即海岸防守之研究以及地形之侦察，“自应特别致力”。他每年都带着学员来到乍浦、澉浦等一带海岸，以日本为假设敌，将演习与研究结合进行。杨杰主张海岸防御之目的有二：一在挫折对方之企图，一在掩护后方部队之集中。他认为，防守兵不在多，而在机动应用。指挥官应完全掌握主要兵力。同时，完成通讯及交通，静观敌人行止，利用汽车输送，随敌上陆所在，而驰往迎击，则敌无隙可乘，终难得逞。他还要求学员结合中国的地理状况，创立自出心裁的圩塘、大河、村落、水田等攻防战术，以应付日后可能出现的困难。

在提高学员军事素质的同时，杨杰还要求学员懂得为国效忠、杀身报国的道理。他经常教育学员说：“我们军人，在穿上军服的时候，便以身予国，不复知有生命身家，只一意为国家民族的福利去牺牲奋斗，这样才是军人的真精神——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能够很妥当的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之后，还要有很伟大的成绩表现，才是美。换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然后才有责任心和义务心，然后才能为国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

全面抗战期间，杨杰先后撰写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军事理论著作。这是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较全面、较系统的大部头军事理论著作。

《国防新论》共分三篇，第一篇是国防“认识论”。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国防，阐明了国防理论的思想体系。第二篇是国防的“本体论”，说明现代国防的种种形式和组织。第三篇是国防“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

在《国防新论》中，杨杰给国防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国防是人类所同具的安全感觉的产物”，“是国家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反映”。“在并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国家界线尚未消除，侵略武器未能毁灭以前，它总是跟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欲望继续演进而无有底止”。他说：“国防的意义是极其广泛，极其深奥的，它所负的责任，不仅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领土主权，社会的安宁秩序，并且是推行国策，发挥国家机能的有力杠杆。”

杨杰把国防基本思想体系概括为：国防建设三要素和国防力量应用的四面体。三要素是指人的要素、物的要素、混合要素。他强调人是第一要素，物的要素是第二位的，混合要素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国防力量的四面体是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经济包括财政、资源、金融、机械等；技术包括创造、模仿、生产、使用、教育、宣传、训练、组织、交通等；军事包括陆海空军、防空军及国防军事等；外交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充。这既是国防力量的结晶，也是表现国防力量的四种手段。他认为：“国防要素，能不能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是和国家的情况不同、政策不同而互有差异”，“要救中国，必须从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做起，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集中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完成新的‘超时代’的国防建设”。

在《军事与国防》中，杨杰集中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论述了军事与国防的关系。他认为军事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一环。这一环建设得的效果如何，全看其他各环的配合程度。他指出：“假若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国家大事还仅仅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权利；在文化方面，知识分子还被当作一个阶级；在军事方面，还有一部分国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国防是建设不起来的。”

杨杰在论述军事与国防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建设现代的人民国防。他认为：“战争的方式已经由武装战斗员的互相歼灭转移到全体人民的互相对垒，人民的战争是最进步的战争”，“战争是一棵有生命的树，他的根必须深入到广大的民众里，他的枝叶才会茂盛，才会生生不已”。同时，杨杰明确提出：“人民的国防应该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建设，由全体人民去从事建设。”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准和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准作为加强国防战斗力的必要手段。他说：“战争方式已经由武力征服进化到文化征服”，“文化征服的进行，是一种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思想占领敌国人民的脑袋”。因此，他强调“国防建设中的文化建设，除了增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机动性之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要在人民的脑袋里设防，以防敌人文化队伍的进攻”，并指出：“假使一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人民的脑袋被占领了，无论这个国家的武力怎样强大，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杨杰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第二年率军入川东作战。民国六年（1917年）任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指挥了泸州战役。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协助军长程潜制定作战计划，参加北伐战争。翌年（1927年）8月，孙传芳率部反扑，直逼南京，在龙潭之战中被击溃。杨杰受命为右翼追击指挥官，率第十八、十四和二十一军渡江追击孙传芳军。民国十七年（1928年），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参加二次北伐。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八军团总指挥，一度负责长城抗战中古北口等地的作战。9月，奉命出国考察军事。在国外考察一年，到达二十九个国家，其军事及外交才能受到注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被派为赴苏联实业考察团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努力争取苏联军事物资的援助。

抗日战争后期，杨杰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方针深为不满。后来，他参与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负责民联西南执行部的工作，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杨杰参与各种集会，经常在文章、讲演中分析国外政治形势。到昆明后，他继续进行反对独裁统治的宣传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杨杰派人到四川、贵州、西康等地联络爱国军事将领，策动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次年（1947年）底，他联络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军长万保邦，并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锴联系，商讨在云南组织反蒋武装的问题。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他又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民革的工作。不久，民革中央派人同杨杰、万保邦联系，请杨杰指导筹组成立云南人民自卫军，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滇桂边纵队进行战斗。1949年初，人民自卫军发动了进攻蒙自的武装起义，后转入游击战。同年夏，这支起义武装编入人民解放军滇桂边区纵队。

法国军事家约瑟夫·霞飞称赞杨杰道：“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杨杰被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称为“战略专家”，被英国国防大臣称为“军学泰斗”。

对于杨杰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工作，苏联元帅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说：“贵元帅为人诚实负贵，为苏联真正朋友，予中苏结合及巩固中苏之友谊有莫大的贡献，本人极为敬佩，现已为极相熟极相得之朋友。”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则说：“贵大使为树立中苏新邦交，巩固中苏亲善唯一有力者，贡献两国者实深且大。”

杨杰遇害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唁电中说：“惊闻杨杰将军由滇飞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遭国民党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人，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设崭新的中国，以慰先烈，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在给杨杰家属的唁电中说：“惊悉耿光同志应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惨遭匪特杀害，易胜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贡献甚多，当此新中国正在诞生，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之日，耿光同志死而无憾。尚望勉抑哀思，继承遗志。特此奉唁。”

新华社在《悼杨杰》的电文中说：“杨杰将军的遇害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革命派和反动派生死斗争的结果”，“中国人民在为民主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白崇禧晚年对他人称：“杨杰仪表好，很有学问，拟作战计划又快又好，不过他好利、夸大，在陆大演讲常批评他人，话说回来，军人本分，不要如此。”

朱蕴山、张天放：“杨杰同志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北伐战争及抗日战争中卓著功助；晚年以全部精力贡献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赢得全国人民的赞扬。”

吴鹤云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旧中国，杨杰与蒋百里齐名，都是当时我国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杨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南杨北蒋堪称双绝，杨的才华卓识，更为当时国人所钦佩。”

北京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生岳星明在追忆杨杰时称赞他“实不愧为我国近代的杰出的军事人材”，“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是一个无畏的民主革命者和统一战线中先进的爱国人士”。

曾多次访问杨杰的记者陆诒评价道：“杨杰将军是我国著名的战略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多年，抗战初期担任过我国驻苏联大使。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我经常访问杨杰将军，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他不仅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而且对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具有卓识远见。”

曾跟随杨杰赴苏考察军事的夏禄敏追忆道：“其间（指访苏期间）对杨杰的印象是这样：他才智横溢，机警善辩，每值会议或宴会上，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掌故多，甚诙谐。杨对当时国民党当政者时有指责，对后生则多勉以勤奋好学，勿负国家，勿负民族。他和蔼可亲，故人皆乐近之。”

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的祖父杨宣，是一名裁缝。父亲杨汉章，是一名医师；母亲徐氏是位勤劳自强的白族妇女，每天除做完家务外，晚上还得接做一些针线活，挣钱以补助家用。熬到儿子成人时，双目已经失明。

杨杰家中有兄弟四人，他居第二。长兄杨懋，继父业行医；三弟杨杼，曾学医，后从政，担任过县长；四弟杨杲，随杨杰第二次到日本学习时，患肺病而亡。

民国三年（1914年），杨杰经同乡周益存介绍，与赵舒益的长女赵丕颀结婚。其母亲带着六岁的大侄儿杨兆龙（又名杨重福）到昆明参加他们的婚礼。自此，杨兆龙就跟着杨杰夫妇生活了三十多年。赵丕颀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杨重萤、儿子杨重歌（均因患白喉症而早夭）。

民国二十年（1931年），杨杰在天津与南开大学毕业生胡允文结婚，后因性格不合，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离婚。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杨杰奉命考察欧洲各国，回国后整理有《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之后，他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静心钻研并讲授军事理论，将讲稿整理撰写成《保留城垣意见书》《战争抉要》《总司令学》《孙子浅释》等书，颇受一些军事将领敬重。从苏联回国后，杨杰系统地研究了军事国防问题，先后撰著出版了《国防新论》（1942年12月）、《军事与国防》（1944年6月）、《苏联的国防政策》、《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国民军事必读》（1932年7月）等书。他的著述通俗易懂，爱国热情洋溢，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国防新论》一书受到军界的欢迎，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先后发行四版，高达数万册。

杨杰墓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高院村后山腰，西山专线公路的右上侧，坐面向东，靠山面水。杨杰的遗体火化后，于1950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骨灰由香港运回昆明，安葬在西山。墓园呈扇形，占地90平方米，中公部位以青石筑台，共三级，最上一块前立青石墓碑，楷书“杨杰烈士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李济深题书。1986年，西山区人民政府将杨杰墓列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杰故居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广武路中段，西为苍山，东为洱海，东距昆明380公里，西为214国道，交通便利。故居原为杨杰祖父杨宣建盖的一院“三方一照壁”白族民居建筑。民国六年（1917年）11月杨杰因父亲杨汉章病故而回到大理奔丧后，在为其祖父举办八旬大寿时，于原住宅后扩建一院，形成“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建筑。后由于年久失修，前院的大门、西厢、后院主房已毁，仅存前院过厅及左右两厢，并把大门改为后院出入。

2012年，杨杰故居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杨杰故居启动保护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