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1885年11月6日—1959年10月9日），原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人，祖籍江苏。中国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及领导人。

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1885年11月6日），李济深出生在广西省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一个亦耕亦读的富农家庭。他的祖先是江苏人，约于明朝时迁居广西苍梧县。李济深的祖父李炳光是清代的秀才，父亲李均尚是廪生，均以教书为业。

李济深6岁时父亲去世，此后跟随叔父李均良读书。放学后便参加田间劳动，或上山放牧，自幼养成勤劳朴实的作风。12岁时入大馆（乡下请有功名的老师教书），学习八股文。“维新变法”废八股后，又改学策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济深进入由梧州知府庄蕴宽主办的梧州中西学堂就读。时人多认为该学堂与外国教会有关系，所以蔑称入学堂者为“入教仔”。李济深的岳母也反对他在这所学堂读书。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济深被庄蕴宽选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读书。两年后，该校被陆军部取消，他随班并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来调到新军学兵营任排长，与连长邓铿（中国同盟会会员）成为莫逆之交。在新军任职不到一年，他又入广东讲武堂继续学习。正逢清廷军咨府开设的保定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学员，李济深遂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深造（后比叙为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三期），攻读高等军事学。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和校内部分师生一起投入反清斗争，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路桥，以阻拦清兵南下。翌年（1912年），他从北京南下至上海，求见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随后被委任为作战参谋，参加了固镇、宿州、徐州等战役。不久，南北停战议和，广东北伐军回南京接受编遣，李济深调任第四军第二十二师参谋长。

民国建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正式定名为陆军大学。民国二年（1913年），李济深重返陆军大学第三期，完成了学业。当时的广东，在镇守使龙济光的控制下，李济深不愿回粤任职，以优异毕业生留校任教。在陆大任教五年，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如国防部长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

民国九年（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翌年（1921年）春，李济深南下探亲，应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的邀请到了广州，先后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参谋长。从此，他笃信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革命。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部署对掌握北方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作战。5月初，第一师在右翼总指挥许崇智的指挥下，从韶关出发，经江西全南、龙南、信丰、王母渡向赣州攻击前进。6月5日，第一师攻占赣州。当部队正向南昌进军时，广东内部发生陈炯明围攻总统府的政变。李济深和师长梁鸿楷奉孙中山的密令，率部随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返粤平乱。但第一师成分复杂，有四分之三的力量是陈炯明的旧部。所以李济深与梁鸿楷商量：无论拥孙讨陈，或拥陈倒孙，师内都可能发生分化甚至火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决定率部脱离大军行列，从赣州经信丰、定南转入东江进驻龙川、河源等地，不帮助任何一方。不久，许崇智率领的靖乱军与陈炯明叛军在韶关一带激战。正当陈炯明部难以支持时，第一师的第一团团长谢毅、第三团团长陈修爵、第二团团长徐汉臣均率部倒戈，参加叛军的反攻，迫使许崇智部败退福建境内。李济深见状，愤而辞职返回广州。后来，第一师副师长陈可钰从上海回广州，转告了孙中山要李济深继续留在第一师的密信，他这才回任第一师参谋长。

是年11月，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并联络桂军沈鸿英部组成滇桂联军，由广西出发，取道梧州入粤讨伐陈炯明。陈炯明为抗御滇桂联军，以叶举为总司令，坐镇梧州指挥。此时，第一师正驻防肇庆一带整训，李济深暗中与滇桂联军联络，并说服梁鸿楷在粤军中发动兵变，配合滇桂联军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占领肇庆、三水，突击广州，逼迫陈炯明叛军败退至惠州。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恢复大元帅称号，重建大本营。梁鸿楷升任第一军军长，李济深则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因大本营初建，经费困难，李济深奉命率部驻防西江，并兼任大本营驻西江办事处处长，负责解决大本营的经费问题。此时，新投降大本营的原陈炯明部旅长陈德春，在江门企图反叛。李济深奉孙中山密令，率部于一天拂晓前突然将陈德春旅包围，经一上午激战，将他们全部缴械，巩固了大本营外围地区。

4月，驻防肇庆和西北江的沈鸿英接受北洋政府广东军务督办的任命，企图作乱。李济深奉命消灭沈鸿英部驻防肇庆及其附近的黄振邦、张希栻两旅。但他尚未到达肇庆，黄振邦、张希栻部已退入肇庆城，凭借城墙固守。李济深命令第三团团长邓演达为攻城总指挥，该团第三营营长李振球为攻城队长。邓演达派人在城东门外麒麟街城墙脚挖掘地洞，用棺材装炸药，于5月18日晨将城墙炸出十余个大缺口，李济深立即督部蜂拥冲入城内，全歼守敌，并活捉黄振邦（后枪决）。

沈鸿英听说驻肇庆的两个旅被歼灭后，率部由靖远绕经连县逃回广西。李济深当即率部向梧州前进。当时，梧州驻有两部桂系武装，一是沈鸿英麾下的冯葆初旅，镇守梧州；另一部是被沈鸿英任命的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黄绍竑（已暗中接受孙中山任命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职务）。7月，当李济深攻击梧州时，密约黄绍竑截断梧州上游的西江抚河水路交通，配合第一师突击梧州。冯葆初见前后受敌，无路可逃，于是改换旗帜欢迎第一师。李济深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梧州，被孙中山任命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他积极绥靖地方，整顿税收，筹集饷款，减轻了广州大本营的财政负担。

李济深见冯葆初旅降粤后，仍然盘踞梧州市各要点。为了根除后患，他与黄绍竑、邓演达密商，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计策，消灭冯葆初旅。他首先扬言邓演达的第三团要调回广东，其梧州军警督察处的任务奉命交给黄绍竑。黄绍竑借机率部进驻梧州。但为了避免在市区作战，他要黄绍竑出面，在水面花舫上大摆宴席，邀请在梧州的粤桂籍陆海军主要军官为邓演达饯行。宴席一直进行到深夜，当冯葆初发觉征候要退席时，黄绍竑和邓演达立即将冯葆初逮捕。邓演达宣布：“这是奉李督办的命令。”顺利地将冯葆初旅全部缴械。不久后，李济深将第一师移驻肇庆，把梧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交黄绍竑，扩充实力，扶助其收拾广西局面。

李济深率部移驻肇庆后，派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指挥小舰艇队掩护黄绍竑部溯西江而上，攻下藤县，帮助黄绍竑扩大了在梧州的活动区域。此后，他又协助黄绍竑与李宗仁联合，控制了广西最富庶的梧州、浔州、玉州三府，并准备向南宁、柳州进攻。这时，曾被广西自治军陆荣廷驱逐、时驻粤桂军的第七军军长刘玉山及其师长陈天泰，鉴于广西的发展局面，企图分兵攻入广西。当时，孙中山已经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前往北京，大本营由胡汉民主持。刘玉山、陈天泰便利用胡汉民老同盟会会员的关系，发表由刘玉山为南路招抚使、陈天泰师调驻离梧州九十里的都城的命令，以便袭取梧州。李济深得知后，当即以西江善后督办的名义发电给大本营，阻止陈天泰进军都城，并指出进兵南路，应由恩平、开平经阳江、阳春之线，都城不是进入南线的必经之道，而且盘踞南路的陈炯明部的邓本殷、申葆藩尚有两三万人，也不是靠陈天泰一师的兵力所能解决的。但大本营接电后，却置之不理，仍将陈天泰师调进了都城。

当陈天泰进驻都城后，李济深便与黄绍竑商议，用武力解决其部。他以黄绍竑率俞作柏的第一团、夏威的第三团为右翼；以白崇禧指挥黄超武的第四团及游击司令蔡振云所部为左翼向都城夹击；以海军“江固”舰舰长张德恩指挥舰队从江面炮击，截断陈天泰部的水面增援和交通；以第一师的黄琪翔、蔡廷锴两营由德庆渡过西江，向西迂回到都城的侧后实施攻击，从而将都城四面包围，一举消灭了陈天泰师。

李济深与黄绍竑将被俘虏的陈天泰礼送回广州后，刘震寰、刘玉山散播谣言说：“黄绍竑是联省自治派，挂羊头卖狗肉的。”并涉及到李济深。同时，黄绍竑和李宗仁在收拾广西局面中，为了不使北洋军阀援助陆荣廷、沈鸿英，曾派副官长吕竞秋去北京见过段祺瑞、曹汝霖，使得谣言更是迭起。为了破除谣言和避免黄绍竑、李宗仁为北洋军阀所利用，或造成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之前两广互相寻仇的战争局面，李济深积极做黄绍竑的工作，劝他加入国民党。当黄绍竑担心曾缴过陈天泰师的械，如今去广州入党，怕被陈天泰报复时，李济深极力担保。他还对黄绍竑说：“邓泽生（邓演达）团现驻广州，而且广州还有其他粤军，包尔安全！”这样，黄绍竑无法推辞，便同意去广州加入国民党。李济深还派自己的副官长黄镇球、旅长陈济棠陪同黄共赴广州。黄绍竑入党后，李济深又利用黄绍竑拉拢了李宗仁，将其扶植成为国民党广西方面的武力。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3日，李宗仁和黄绍竑分别就职广州大本营所委任的广西绥靖督办和会办，统一于大本营。

1923年3月，李济深升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4月，驻西北江的桂军沈鸿英部发动叛乱，李即奉命率部平叛，7月被孙中山委任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李同时他又致力于整军经武，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培训两广军事干部，并努力支持中央讨贼军第五师黄绍竑联络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进行讨沈斗争，以收拾广西政局。他扶植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势力的壮大发展，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深。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李济深被孙中山委任为广州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员。他还兼任梧州善后处处长及国民党梧州市特别党部筹备员、主任委员、常务委员等职。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校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关于其对黄埔军校的创办及培养军事人才所起的作用，参见“主要影响-建设黄埔军校”部分）。同年10月，广州商团叛乱，李济深为平定这场叛乱出了力。

主词条：第一次东征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时，退据东江的陈炯明，乘机在汕头对部下洪兆麟、林虎、叶举等下达分兵三路反攻广州的命令。大元帅府决定以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组成东征联军，由杨希闵任总司令，分路进行东征。与此同时，沈鸿英也窜抵平乐，以四个师的兵力东进，企图先行攻下驻防梧州的李宗仁、黄绍竑部，之后进入广东境内与陈炯明部配合，会攻广州。李宗仁、黄绍竑急电大元帅府求援。当时，李济深的第一师正在肇庆整训。他奉大元帅府命令，派陈铭枢的第一旅加入许崇智指挥的右路战斗序列，并亲率陈济棠的第二旅开赴梧州，支援李宗仁、黄绍竑部。当李济深率部抵达梧州时，接到沈鸿英的来电：“东下讨伐目标为黄绍竑，余均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退二十里，以免误会。”李济深不理会这一各个击破的诡计，继续前进。当陈济棠旅在沙石圩击败沈鸿英部后，他又命令蔡廷锴的补充营协同陈济棠，配合白崇禧向贺县、八步、平乐进攻，击败了沈鸿英部，为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的最后决战创造了条件。正因如此，黄绍竑在统一广西后说：“这都是我占领梧州后，李济深给我的极大帮助。”

孙中山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云南的唐继尧为篡夺广东革命政府领导权，于18日在昆明突然宣布就任此前拒不接受的副元帅职，率部进军广西，并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亦认为有机可乘，派密使到香港勾结杨希闵，许以广东军务督办之职。于是，刘震寰、杨希闵公然背叛广东革命政府。6月5日，胡汉民以代帅名义免除杨希闵滇军总司令、刘震寰桂军总司令及韦冠英桂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密令东征联军许崇智部回师广州。李济深奉命率第一师协助湘军谭延闿部经三水、新街向广东前进，配合许崇智部及黄埔学生军，于12日收复广州，杨希闵只身逃往香港。接着，他又率部协助朱培德部，在西北江将刘震寰部包围缴械，刘震寰兵败遁逃。

8月，李济深奉命同冯祝万、李民欣、邓世增等人到南宁，负责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共同议定了两广军政统一事宜。经李济深一番工作后，李宗仁、黄绍竑等都向他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遭到暗杀（参见词条廖仲恺被谋杀案）。李济深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回广州，将涉嫌廖案的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扣留，并接替其军长职务。26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军政，决定编组国民革命军，李济深正式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9月，他还被补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主词条：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中旬，陈炯明趁国民政府正在统一军政之机，再次举兵向潮汕的粤军进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部纷纷退却，东江再次沦入陈炯明部之手。29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组编东征军。蒋介石分别以何应钦、李济深、程潜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纵队长，朱培德部为总预备队。李济深部受命协同第一纵队攻克惠州后，直驱潮汕。他以陈铭枢的第十师就地布防，对付南路邓本殷部的进犯，亲率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及张发奎旅参加第二次东征，于10月18日占平山，20日大败陈炯明部于罗经坝、安溪后，继续攻克紫金、河婆。此时，位于兴梅一带的林虎军南下，企图截断东征军的后路。李济深立即转兵北上，在热汤圩歼灭林虎军大部，俘虏四千余人。与此同时，位于第一路督战的蒋介石，由于冒险猛进，遭遇反攻，节节后退。李济深急忙派兵救援，将叛军击溃，接应蒋介石会师紫金。此后，他又率部与第一纵队夹攻兴宁，摧毁了陈炯明的大本营，迫其率残部向福建境内逃窜。

10月底，邓本殷委任的八属联军总指挥魏邦平纠合部队一万余人进攻单水口，李济深奉命回援南路作战。不久后，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粤桂联军总指挥，肃清南路军。受命后，他针对南路军分布在南面靠海、北面一千余里与广西交界的狭长地带，兵力分散的特点，作出如下决定：

李济深指挥四路大军分进合击，将南路军砍成数段，各个歼灭。在一个月内，他们横扫阳江、雷州、钦廉等广大地域，将拥有五万人枪的邓本殷、申葆藩部主力全歼。12月，李济深乘胜率第四军渡海进攻海南岛，邓本殷化装避入日本兵舰逃走，残部由其参谋长率领着投降。至此，扰攘十多年的两广军事宣告结束。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身在琼州前线指挥作战李济深因战功卓著，被缺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蒋介石一同当选）。从该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六名军事将领（蒋介石、程潜、朱培德、柏文蔚、李烈钧、李济深）的情况看，李济深是作为粤军将领身份接替许崇智而后起飚升。此时也是李济深军事生涯的顶峰。李济深回师后，国民政府还专门为他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他胜利班师，准备参加北伐。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李济深等对蒋介石的行径甚为不满，要他“自请处分”。4月11日，李济深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5月，代理湖南省长唐生智遭到吴佩孚的直军和湘军叶开鑫部的攻击，退驻衡阳，向两广求援，国民政府即召开政治会议进行讨论。李济深极力主张乘唐生智与北洋军作战时机，进行援唐北伐。他先后调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张发奎和陈铭枢两师先行赴湘，配合唐生智部和李宗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旅反攻长沙，打败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军，为国民革命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他的主动请缨，曾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李济深被增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部总参谋长兼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率第十一师留守广州，负责广州市的治安，并兼任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1926年11月起）、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1926年12月起）、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1927年1月起）等职，管辖两广、福建，执掌党、政、军大权。

北伐开始后，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叶挺独立团和第四军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击败吴佩孚军，战功卓著，军威显赫，叶挺独立团和四军都获得“铁军”之称。李济深则在后方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军饷。武汉光复后，李济深兼任攻赣总指挥，赴前线作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共两党合作濒临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政策措施日益怀疑和不满，李济深对国共合作也心生芥蒂。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李济深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2日，他与李宗仁、黄绍竑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开会，策划反共方针和叛变革命的步骤。在会上，他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并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12日，将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即“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名义，命令各个部队清除中共”，并电告广州留守人员“清党”决策。随即他由沪返粤，委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实行“清党”。15日凌晨，钱大钧指挥军队和反共的“工会组织”向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同时发动攻击和搜捕，并派部监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余人，封闭工会团体二百多个。他还组织广州特别委员会，宣布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又通令全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并亲自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布置“清党”，对代理校长方鼎英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学校。”此后，李济深又在军校特别党支部内成立了“清党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部，以胡靖安等反共分子为执行委员，任意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6月，他又在广东进行第二次“清党”。总计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千一百多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都在这次“清党”中被杀害。李济深在后来的回忆中追悔此事，认为自己“认识不够”，“造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

8月1月，李济深被国民党中央指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兼任广州政治分会及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主席等职，奉命堵截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向向东江地区进军的南昌起义部队。他以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兼前敌总指挥和中路总指挥，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任右路总指挥，范石生任左路总指挥，各率本部人马进入赣南堵截；并派前副军长陈可钰赴南昌联络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嘱其继续尾追红军，以与两广堵截部队形成夹击之势。但张发奎要求李济深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李济深不同意，张发奎便另择道路径向广东前进，起义军得以在赣南瑞金以北的任田及会昌两地突破钱大钧所部防线，转入闽境经江州、上杭进入潮汕。

李济深闻黄绍竑、钱大钧部在赣南作战失败后，又急将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及薛岳的新编第二师组成东路军，委任陈济棠为总指挥，在揭阳、丰顺地区集结，准备实施阻截。9月25日，叶挺、贺龙部进抵汕头。李济深命黄绍竑、陈济棠、黄旭初、徐景唐、薛岳等部对起义军进行会攻。经数度血战，起义军损失很大，余部由朱德带往赣边，暂时依附范石生部，以保存革命力量。

正当李济深督部与起义军激战时，张发奎率部抵韶关。此时，张发奎前往香港，由黄琪翔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0月率部至广州。汪精卫准备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以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策动张发奎、黄琪翔进行兵变，解除李济深的军政大权。但他们作为李济深多年的部下，颇难下手。最后，汪精卫、张发奎决定将李济深骗离广州。适逢蒋介石于11月上旬由日本回到上海，电邀汪精卫到南京商议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汪精卫便约李济深一同赴会，李济深中计，于16日去南京赴会。就在他离开广州的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便发动了兵变。

“张黄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部哗然。李济深到达上海后明白受骗，遂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精卫。12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的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四军（原第二方面军）军长，薛岳为副军长。李济深急电黄绍竑、陈济棠、徐景唐和在闽粤边境的陈铭枢及广西的十五军分路向广州进击。张发奎、黄琪翔知道大势已去，遂将部队交缪培南指挥，通电离职。缪培南决定放弃广州，集中全力先将东江方面的陈济棠、陈铭枢部击破，再回师歼灭黄绍竑部及徐景唐部。于是，双方在五华、岐岭、紫金东北潭落圩等地发生激战，各自伤亡一万余人。缪培南部素以勇敢著称的师长许志锐阵亡，师长黄镇球受伤，缪培南率残部两千余人经老龙圩、和平县退入赣南。

事变被平定后，李济深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由南京返回广州，采取分权和调整各部防地的措施，以加强对广东的军政统治。他自己仅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将广东省省主席交由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继任，委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兼广东中区善后委员，率部驻广肇一带；免除参与事变的李福林第五军军长职务，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升任第五军军长兼广东东区善后委员，率部驻惠潮兴梅一带；蒋光鼐升任第十一军军长兼广东南区善后委员，率部驻南路钦廉雷琼一带。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李济深被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四次中央全会推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19日，李济深由广州抵沪，与蒋介石商讨继续北伐。29日，蒋介石渡江督师北伐，李济深代理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次日就职北伐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又兼任迁移至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个集团军再度北伐，占领京津后，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7月14日，李济深抵北平，赞同四位总司令拟定的裁军方案。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蒋介石就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成立四个编遣区外，另在沈阳、广州各设一个编遣区，李济深被任为广州编遣区主任。其他编遣区尚无行动，他听命于蒋介石，首先就职，将所辖广东三个军一律编为师，无战功的部队则统统裁并，并把第八路军所辖的海军司令舒宗鎏、空军司令张惠长两部均改归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但此后他看到其他编遣区仍未行动，蒋介石则到处阅兵，就发电给蒋介石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周围阅兵，是示威之意，如此做法，我不但不去南京，连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也要辞去，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蒋介石复电表示“并无此意，只是想请你来南京谈一下”。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李济深正准备率代表团赴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适值“鲁案”发生。“鲁案”是指蒋介石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其反桂，桂系所属的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等人，便以在南京的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的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并派兵入湘、企图解决鲁涤平部一事。李济深得知后，认为二人的行动给了蒋介石消灭桂系的口实，自己也将受牵连，遂决定亲去上海（李宗仁已到上海）劝李宗仁自请处分后，再到南京见蒋介石，打算从中调停，避免蒋桂之间的战争。

李济深到达上海后，李宗仁等人劝他不要去南京，以免被蒋介石扣留。他说：“眼见蒋、桂之战，若箭在弦，我是最适当的调停人，估计可能生效。”当李宗仁等一再劝他不要去时，他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蒋介石不敢借会议之名扣留大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况且桂系在中原、华北的军事力量本就不比蒋介石弱，加上两广更居优势，打，蒋没有胜算可操，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此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人奉蒋介石命来到上海，劝李济深速去南京，并说武汉政治分会违犯法度，南京开会查办武汉事件，并由李济深负责查办。他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还以人格担保，陪同他一同去南京。李济深当即表示：“我问心无愧，不但不反蒋，而且反对别人与蒋生事，为挽救内战我决心入南京。”

李济深到南京后，于3月13日同蔡元培向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查办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案。以李宗仁事前并未参与，可将张之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位委员先行免职。他们还议决各地政治分会应于15日以前裁撤，即日起停止开会。21日，再次开会时，刘文岛等人主张对武汉政治分会下令讨伐，李济深坚决反对，力劝和平解决，不要内战。蒋介石指责李济深蓄谋勾结桂系，反对中央，会议不欢而散。当晚11时，他被蒋介石扣留于汤山。随后被公开宣布开除国民党党籍。当时，李济深每日除读书看报、临池写作外，还以推敲棋谱来消磨时光。

李济深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广东时，第八路军将士异常愤慨。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及多数旅长均主张“以武力救任公”，但陈铭枢、陈济棠早被蒋介石分化收买，陈济棠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他们则以“和平救任公”为词，说服各将领共同拥蒋。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非议太多，蒋介石才不得不将李济深移回南京鼓楼李济深的私宅软禁。待到陈济棠在广州站稳脚跟，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华中、华北失败后，李济深才被蒋介石宣布恢复“自由”，并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厅长。但李济深的住宅仍由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蒋介石的亲信武装）派兵“保护”。蒋介石还规定，任何来访者都要先递名片，经监视官员同意后才能进入。黄埔一期生余程万去看了一次后，被蒋介石喊去大骂了一顿。此后黄埔学生都不敢再去了。

李济深被软禁期间，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杜从戎趁机勒索，对李济深之弟李达潮说：“案情严重，有二十万元代为疏通可望无事，否则就很危险！”旦李济深告诉李达潮不要理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上海组织倒蒋的邓演达，趁蒋介石一度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南京防范空虚之时，拟定了武力救李济深脱险的计划，并派人到南京将计划告诉李济深。李济深听后，对来人说：“如徐州被冯、阎攻下，就照计划马上行动；否则就不能轻举妄动，免得同归于尽。”后来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等粤军及东北军张学良加入蒋介石一方，使战局扭转，这一计划也就终止。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济深获得自由，并于12月21日被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恢复了国民党党籍。30日，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这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潮的鼓舞下，他指责国民党当局误国，主张要蒋介石发布“罪已诏”，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商量国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李济深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办公厅主任的身份，积极支持“一·二八”抗战，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并建议答应第十九路军的要求，将东北义勇军调进关内来助战。他还亲赴北平，做张学良、阎锡山进行抗日的工作。同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兼任右路军司令官，但他于7月辞职。之后，李济深秘密发起组织以黄埔学生与粤军基层军官为主的“抗日军人联合会”，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拥胡（汉民）反蒋（介石），成为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军事首领。于是，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李济深第二次“开除党籍”。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令褫夺其公职。此时的李济深，早已由南京出走至香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由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以第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0日，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地主豪绅之反革命政府，且为民族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统治；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事”。李济深在大会上，被推为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21日，他发表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22日，他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时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人民革命政府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他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率部向闽浙边界推进，并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制定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路线。

这年底，蒋介石亲自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集中海空军进行封锁和轰炸，并请日本出兵援助，出动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介石部占领厦门，又策动蔡廷锴部军长毛维寿等人叛变，因而福建人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归于失败。

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前往香港。蒋介石下令逮捕李济深，并再次将他开除出国民党。李济深在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被选为同盟主席兼组织部长，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等八条行动纲领，并出版《大众日报》，宣传反蒋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两广事变”失败后，广西孤立，李济深应李宗仁邀请到广西组织政府。后来，蒋介石派程潜、居正为代表到广西谈判，以抗日为要求，双方达成妥协。此后，他同蒋光鼐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南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李济深代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等五条“挽救危亡团结御侮之急务”。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济深在广西梧州联络徐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向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通电表示请缨抗日。国民政府因抗战爆发需要集聚各方政治势力，因而颁令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恢复其党籍。南京沦陷后，他到武昌，写信给蒋介石说：“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必须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战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蒋介石接信后，虽请他去吃饭，但对信中所提却无表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5日，李济深被再度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在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之际，他领衔发表宣言：号召拥护政府，服从国民政府指令，抗战到底，同时宣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武汉沦陷后，李济深不满自己的建议得不到蒋介石采纳，于是返回广西。

李济深回桂后不久，又应蒋介石、吴稚晖等电邀，到重庆主持组织党政委员会。他到重庆一见蒋介石，便开门见山说：“我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一是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在得到蒋介石的承诺后，他便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蒋介石），代行主任委员职责，延聘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工作。当时周恩来、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共产党人都是该会委员。

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利用战地委员会的职权反对他，便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将其调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该厅设有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也无权指导党政机关，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才是“真正拥有在广西决定一切的权力的人”。但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张发奎、薛岳等都是李济深的部下。他借着这层关系，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当蒋介石特务要去冯玉祥办的“三户书店”和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捣乱时，他立即制止，并通知有关方面，没有他的命令不能去搜查。民国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时局变化，他又放走了国民党黑名单上有名的邹韬奋、李克农、梁漱溟。当时，叶挺被软禁在桂林，他设法给予照顾。廖承志被软禁在江西，他派人去叫顾祝同要好好照看，并帮何香凝派人送衣服等物给廖承志。这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已被撤销，共产党人通过李济深将宋庆龄、陈嘉庚等人募捐的医药、器材、款项转运到陕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都来到桂林，李济深帮助他们做了妥善安置。一时之间，桂林人才云集，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民主景象。

在当时，汽油是紧俏的战略物资。为了省下汽油支援前线，李济深每日到署办公或外出公务不再乘坐汽车，改为骑马。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粤东、桂南遍地灾民，挖树皮、草根充饥。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穷奢极欲，李济深非常反感。他亲自担任饮食节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起饮食节约运动，以实际行动为民众作出表率，与民众携手共渡难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他的支持下，桂林掀起了节约储蓄运动。

李济深的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深怕他暗中操纵两广的旧部下、旧关系搞事变，于是撤消了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改调其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他电辞不就，继续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活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长衡会战期间，日军攻陷长沙，进攻衡阳。为保卫衡阳，李济深组织劳军运动，亲自到火车上、街道上、店铺里进行募捐，将捐的钱与物资派田汉带慰劳队赴衡阳劳军，以鼓励士气。

衡阳、桂林相继失守后，李济深急返梧州。接着梧州又沦陷，他遄返原籍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在同乐大山里居住。这时，他全家除长子李沛文随岭南大学农学院疏散粤北，长女李筱梅留居美国，李达潮在粤西盐务管理局外，其余均在乡间。民主人士胡希明、舒宗鎏、陈残云、曾昭森、李铁夫、黄庆云、黄宁婴等都亦与他住一起。他还派人到贺县、八步接一些民主人士前来作客。李镇静、云应霖、梁漱溟、李伯球、陈汝楫、陈芦获、冯苏夫等都曾来探望他，共产党员狄超白也代表党组织与他联络，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李济深的夫人周月卿和长媳李聘意负责接待工作。他将乡下筹办的任潮中学改名中山中学，安置逃难的进步人士任教，为故乡培育了许多青年学生。李济深利用收音机，每日由其次子李沛金收听记录有关抗战电讯，办了一油印小报《南报》，宣传抗日。他联络蔡廷锴等人到两广南部交界处发动民众，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并经常由舒宗鎏、胡希明、李沛金、周洪蕃等陪同到各地游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李济深经北流抵达玉林。在玉林州背杨家庄，他参加集会，进行公开讲演，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共负祸国殃民的罪责，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后来，蒋介石为了控制李济深的活动，写了亲笔信交彭泽湘带到罗定县，催李济深到重庆任职。他当即给蒋介石回电说：“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蒋介石接电后非常气愤，就派特务暗杀李济深。一天，他到圩镇附近长谷村的朋友家，经过圩口时，突遭刺客暗算，幸而被卫兵发现，这才得以幸免。同年9月，李济深被授予陆军上将（一说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目睹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联合民主人士黄炎培、冯玉祥、龙云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严厉谴责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和召开“国民大会”的行径。后来，他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庐山两次与其面谈，均无结果。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写了封十九页的长信，劝其必须遵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家民族保存元气，不要打内战。据说蒋介石原打算任命李济深为国防部长，以羁縻两广将领，但被他拒绝。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李济深便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多次酝酿讨论成立国民党民主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正式成立，他被选为主席。9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召开“国民大会”，颁布“戡乱”动员令。李济深拒绝出席会议，公开支持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他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的声明：

李济深将此发表于香港《华商报》上，引起国内外人们的强烈反响，给了蒋介石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

8月16日，李济深就美国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来华一事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资助大量武器金元给中国独裁政府以助长内战”的种种罪行；严厉抨击蒋介石为首的独裁政府，“不顾人民的饥饿死亡而进行内战”，服从美国“恢复对日贸易”的主张，“是不惜丧权辱国，以换取独裁统治之延长”。指出：“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是由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他号召中国人民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

李济深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便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的罪名，第三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登报通缉。对此，他说：“我所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李济深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下，一面派朱蕴山等到内地联络各反蒋派系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约他们到香港开会，以便组成一个反蒋介石的国民党组织；一面在会前与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等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请宋庆龄出席会议并领导中央。11月12日，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分子代表联席会议在香港举行，由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分子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1日宣布成立，李济深当选中央执委会主席。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并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为当前革命任务。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李济深热烈响应。5日，李济深代表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通电国内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中共的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特地通电海内外激励国人一致“共同策进”。12月，他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香港出发，于1949年1月10日到达东北沈阳。22日，他与其他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声明“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批判“中间路线”和揭露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的阴谋。他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写信给白崇禧等人接受和谈条件。在给白崇禧的信中，李济深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并对白崇禧说：“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在参观东北解放区后，李济深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会上，李济深、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人民政协的第一件提案《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10月，李济深参加了开国大典，并站在毛泽东身后，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庄严一刻。

在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由民促、民联、民革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主席，直至逝世。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等职。他晚年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大量参与国事活动。

1956年，李济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献礼，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精神。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献词，重申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胃癌及脑动脉血栓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写了一首《十年建国万年红》的颂歌，其中说：“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李济深去世当天下午，其遗体入殓，并于晚间火葬。当天，由毛泽东牵头，宋庆龄等5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了李济深副委员长治丧委员会。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立了李济深灵堂。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彭真等，前往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北京各界于12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济深，由朱德主祭，陪祭的有林伯渠、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等。11点半，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

李济深逝世后，广东、广西、江西、浙江、安徽、贵州、四川、山西、湖南、河北、天津等省市民革及各界人士也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或纪念会。

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教练部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对黄埔军校的筹备、创建与发展有过突出贡献。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统一广西，孙中山在西江地区建立了西江善后督办公署，任命李济深为督办，当时孙中山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以西江督办公署的名义在肇庆创办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为粤军各部和广东海防舰队培养军事干部。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在借鉴了护法战争失败和陈炯明判乱的教训后，决心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自行训练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建立一支忠诚可靠的革命武装部队，于1月24日命名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然而，军校建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匮乏。当时，李济深深知办军校的意义重大，倾尽心力支持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一方面借鉴西江陆海军讲武堂的办学经验，对创办黄埔军校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另一方面又从他的第一师提取了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子弹3万发交给军校，使筹备工作顺利开展。在解决军校干部奇缺的问题上，李济深更是慷慨相助，把自己身边的骨干邓演达、陈诚、钱大钧、严重等人委派去担任军校教练、教官，为军校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又从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输送了大批人员去担任学生队班长，使黄埔军校教学工作有序展开。经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李济深被任命为军校教练部主任，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任军校副校长。军校开学后，孙中山曾这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做了支持，谢谢你！”。

黄埔军校人才辈出，黄埔师生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有近4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有一半曾在黄埔军校求学或任教。军校培养了徐向前、陈赓等32位开国将帅和一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

李济深是粤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他早年在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其部下有叶挺、陈铭枢、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邓演达、蒋光鼐、薛岳、蔡廷锴、余汉谋、钱大钧、戴戟、邓世增等。所以后人曾撰联说：“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李济深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支持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抗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推动抗日救国，他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国内外大力宣传抗日，积极开展救国运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竭力呼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回到国民党内“共赴国难”，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投降活动，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各抗日党派亲密合作，改革政治，团结抗战；他任用了许多各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抗战工作，积极支持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民主的文化活动，并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他竭力调解国民党制造的国共两党、两军间的“磨擦”，反对国民党发动反共、反民主的浪潮，并不顾危险地保护了大批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国民党军在豫湘桂会战中溃败后，李济深发表广播演说，斥责国民党军政界的失败主义思想，号召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和抗战到底。桂林沦陷后，他不顾自己年已花甲，毅然回到家乡，发动和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人士从沦陷区云集桂林。李济深把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救国的重要力量。他说：“国家正在危难当中，我们总得坚持进步，以求能从文化衰弱时代逆流中把它拯救。”在主政桂林办公厅时，李济深尊重保护文化界人士，支持各种文化活动，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高涨，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李济深还与画家徐悲鸿、张大千、李铁夫等人为莫逆之交。在这些人中，他与徐悲鸿相交更深。桂林沦陷前，李济深曾拨专款两万元作运费，将徐悲鸿藏在七星岩的数十箱书籍字画运到贵阳，使这批珍贵的字画免遭厄运。解放后，这些字画遵照徐悲鸿的遗愿，全部捐献给国家，成为国家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物。一次，周恩来总理参观徐悲鸿的遗作展览，看到一幅枇杷画，画上题写“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时深交怀李公”，便问：“李公是谁？”在得知是李济深在20世纪30年代知道徐悲鸿爱吃枇杷，派人送给徐悲鸿，又知此枇杷字画得李济深帮助抢救才得以保存的情况后，周恩来频频点头赞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画不被重视，许多著名画家没有工作，生活非常窘迫。一些朋友就将这些情况反映给李济深，希望他能帮助解决这些画家的生活困难，扶持中国画的发展。李济深很关注这件事。在一次开会休息期间，李济深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认为：国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国粹，应该扶持中国画的发展，他建议，成立中国画院。毛泽东十分赞同他的建议，特交周周恩来办理。1957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后来，许多画家说：“李济深是国画界的大救星，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画院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画今天的繁荣。”

1951年，围棋名家过旭初（1946年与李济深有一面之交）请李济深支持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李济深立即写信给文化部长沈雁冰，向他介绍过旭初的情况，提出在北京成立棋艺研究社的建议。1952年，经周恩来的批准，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李济深任名誉社长。创社初期，经费紧张，李济深用国家发给他的生活费支付棋社和工作人员的费用。棋社开展活动需要场所，李济深又写信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请求帮助解决房屋问题。张友渔马上将清末大臣张之洞的公馆批给棋社作场地。在李济深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的围棋事业有了进步和良好的发展。

李济深信仰佛教，和宗教界人士相交甚深，是高僧虚云法师、巨赞法师的好友。在他看来，搞好新中国的佛教事业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颓靡状况。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李济深与赵朴初、巨赞等人提议创办一个全国性佛教刊物。不久，《现代佛学》杂志正式出版发刊。后来，他又积极协助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以上两项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

由于李济深与全国的文化、文艺、宗教等各界人士联系密切，所以，每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些人士都要到李济深的家中拜访。而李济深则会在家中设宴款待。1955年国庆，李济深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当文艺界、宗教界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对李济深打趣道：“你的队伍到了！”李济深笑着说：“这还是毛主席的队伍。”

李济深逝世后，其家属按其遗愿，将他收藏的字画、瓷器、古铜器、古墨砚、印章等910件文物捐献给广西博物馆。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何香凝等人赠的字画以及其它的古代名人题词画联，如文徵明的字、王翠的画等，均可称得上是“稀世珍品”。

抗日战争后期，李济深因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腐败政治，除坚决支持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及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展民主力量外，为了从国民党内推动实行民主改革，他又积极联络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筹备建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抗战胜利后，李济深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建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为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李济深去香港公开举起了反蒋旗帜，并联合国民党内各种民主力量，于翌年（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此走上了接受中共领导，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李济深以民革主席名义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国大”选出的总统。民革还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李济深派人到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的后方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李济深本人除劝说桂系将领外，又派人去做卢汉的工作和策动刘昌义起义；他还嘱赖慧鹏辞去广东怀集县长职务，返广西组织力量，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李济深还长期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促进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又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

1950年6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就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展开讨论。讨论通过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颁布实施。李济深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土改。他写信给家乡苍梧县县长熊清河，要求主动献出家中的所有土地，交给当地政府重新分配。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他领衔发起民革与各民主党派一同发表《联合宣言》，誓要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他带头明确表示赞成出兵抗美援朝。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号召，李济深于1951年6月主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带头认捐旧人民币5000万元。为了完成半年内民革捐献15亿元（旧币）的首次目标，他将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卖掉，所得款项全部捐献。他还把儿子李沛黔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白崇禧：“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

张发奎曾抱怨道：“第四军很容易遭受攻击。唯有李济深才能团结整个第四军，唯有李济深才能提供正确领导。薛岳与其他将领都同意我的观点：李济深没有把他们领导好。虽然他是广西籍，但他在广东建立了他的勋业。然而他好像一个嫁出去的女人，把夫家的财富搬到娘家，只顾念自己的娘家。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拿了广东的资源去资助广西”，“在北伐战争期间，我对李济深说过，只要第四军保持团结一致，是他，而不是蒋先生，将拥有天下。事实上他有能力把第四军充当他的基本武力。但由于性格上的掩掩遮遮——有贼心无贼胆——李济深没有回答我，他只是付之一笑”。

林伯渠在公祭李济深的悼词中评价道：“李济深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者，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他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号召，反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支持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先生致力于促进国内的和平民主，对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起了重要作用。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他有力揭露和严厉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的罪行，并联合了国民党的民主派，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济深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坚定明确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解放台湾的斗争。十年来，在我们国家的各项政治活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林伯渠还说：“李济深先生正如我国古语所说的晚节可风。”

程潜在公祭李济深的仪式上说，出于爱国激情，李济深从青年时代起就投笔从戎，进军校学习，不久参加了辛亥革命。他的一生，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性质的斗争，走过了不少迂回曲折的道路。

李济深去世后，毛泽东曾对朱蕴山说：“如果任潮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地好啊！”

朱蕴山赠给李济深的挽联是：“黄埔军兴日，西江崛起时。亡羊虽有憾，报国曷为迟。反蒋功尤力，抗倭志不移。重提三大策，卅载共心期。十年新建国，领导服工农。五局千秋改，山河一色红。思潮随变革，翊赞竭公忠。力疾还求进，黄花晚节终。”

杨尚昆在“李济深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称赞李济深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是同中共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也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国家领导人。他说：“李济深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1985年，屈武、朱学范、钱昌照在纪念李济深诞辰100周年时发表了《毕生爱国 晚节可风》一文，其中说：

程思远：“任公为国之大老，松柏气质，云水胸怀，盛德丰功，国人共仰。……任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起初赞襄孙中山先生底定两广，建立广州革命策源地；其后拥护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共同创办黄埔军校；及北伐军兴，他领导的第四军有叶挺、张发奎、黄琪翔、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骨干将领作战英勇，迭奏奇功，使四军享有‘铁军’的盛名；北伐与抗日战争的胜利，任公与有功焉。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打倒了敌人，统一了中国，任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率先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奠基人之一。”

民革中央顾问张克明在民革中央机关工作时和李济深接触较多，他说：“我同任公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他那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怀。他在口述个人经历时，对自己要求很严，而对待别人却很宽大，甚至对他的政敌也不挟私仇。他说，我们是为革命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对方觉悟了，愿意站到革命这一边来，就可以捐弃前嫌。任公对自己的功劳和贡献，表现得特别谦逊。他在《略历》中全篇都用平铺白描的文字，即使对煊赫的功业也不作任何渲染。任公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独到的看法。他常常引用佛家的一个说法：要使一滴水永远不灭，就要把它放在大海里。他认为自己即使作出了一点贡献，可以留给后人思念，也不过因为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个人不是神仙，不论是有名英雄还是无名英雄，只有在革命洪流中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事业才是不朽的。任公毕生奔走革命，不治家业，所以没有什么遗产。如果说有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所心爱的一些书籍、古董和字画。而这些东西，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子女都捐赠给国家了。”

匡亚明：

姜平：

范银飞：“李济深秉性忠厚，气度恢宏，慷慨乐助，平易近人，有长者之风。他广交游，重友情，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李济深一生经历三个时代，走过曲折道路。”

200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纪念李济深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李济深的一生。她说，李济深的一生，伴随了中华民族从危机中艰难自救的过程。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执著的救国理念，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出席纪念李济深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时说，李济深一生经历了从晚清到新中国的历史变迁，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抗日将领和卓越的民革领导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

沈成飞：“李济深生于广西苍梧，在地缘上属桂；他起家于广东军队，在政治上属粤。在北伐前后风云变幻之际，李济深以桂籍粤系军人身份在两广统一、武力北伐、宁汉分合、粤桂纷争、蒋桂冲突与和解等重大事件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一度客军糜集而兵燹不断，排外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李济深因身份特殊而地位尴尬。在公开场合他坚持自己的粤系军人身份，积极参与排斥客军，希望获得广东民众的接受；同时又与新桂系关系亲密、深相结纳。李济深借此特殊身份游走于粤桂之间，奠定其权势根基，但又因时局变化一度既失之于粤，又不见重于桂，其在粤之地位最终被粤人取代。”

常荣军：“李济深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李济深先生走过的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不断前行的一个范式。”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李济深在家乡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抗日。一天下午，苍梧大坡寨村中突然坠落了一架飞机。村民们赶去围观后，发现在飞机燃烧不远处，站着一个外国人。尽管语言不通，但此人在尝试沟通后，转身向村民展示了自己穿的黑色皮衣上的四行中文：“美国盟军，来华助战，中华国人，人人爱护”，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蒋中正”。于是，有一个识字的村民提议，把这个外国人送到料神村的李济深住宅“大屋”去。

正出外组织抗日武装的李济深听说消息后，飞马赶回料神村，这才知道，此人名为艾伦·普马，是飞虎队第十四航空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他驾驶的p-51飞机在广东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他试图飞回昆明基地，然而仅飞了100英里就失去控制，滑翔到这里，眼看飞机就要爆炸，不得不弃机跳伞，这才保住性命。李济深了解情况后，要求众人严密封锁消息，马上派人为他包扎伤口，安排好膳食，当晚又把他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地方。接着，李济深利用家里的发报机与重庆联系，再通过重庆与美国盟军总部联系，尽快把普马送走。据李济深之子李沛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中描述：艾伦·普马中尉被送到李家后，由自己当翻译。而李济深穿着便服，他感谢普马来华抗战，并保证尽快把他送回昆明的基地。

在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后，又有一名美军飞行员在附近被击落，被送到李家。为了防止日本人得到消息来抢人，尽快将两名美国飞行员送走，李济深的妻子用黑布为他们各做了一套宽大的中国衣裳；李济深则制订了周密的计划，避开日占区，派一名自己的亲信护送，先把这两位美军飞行员送到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南宁，之后，就会有飞机接走。一个月之后，他们安全抵达昆明。

李济深与佛教界的联系非常密切。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李济深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时，就与虚云法师交往密切。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迎请虚云到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会，超度阵亡将士，抚慰民众。虚云应邀前往，特意绕道桂林，与自己的弟子李济深相见。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虚云在李济深、李汉魂等护法弟子护送下，移锡云门禅寺，成功将六祖、憨山、丹田三位菩萨的真身秘密运至云门寺。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身居要职，又是虚云的知音，成为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最高领导人沟通的最好桥梁。1959年10月，在得知李济深去世的消息后，虚云哀叹道：“任潮，你怎么先走，我也要去了。”不久后，虚云也圆寂。

李济深先世为江苏省武进县人，约在明朝万历年间，他的先祖被派到广西梧州做官，以后才落籍广西。李家原住在梧州城里，后几经迁徙，最后定居在苍梧县大坡乡。李济深家世代书香门第，但到了李济深的祖父一辈，因家道衰败，已沦落为贫农。后靠他祖父李炳光的勤劳奋斗，才又买了几亩田产和山场，家境逐渐好转。后来李炳光又考中秀才，除继续种田外，还在本地乡塾教书。

李济深的父亲李均尚是李炳光的长子，也考中了秀才，并补为廪生，以教书为生。由于其父为人正直，对子女和学生管教甚严，在当地颇有贤名，加之又有功名，因此远近四方争着聘请他去教学。教书的收入虽足够维持其家用，但家里人却仍然从事农耕，全家过着小康的生活。在李济深6岁时，李均尚病逝。

李济深的母亲吴氏是一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勤劳、俭朴、善良而又能干的妇女，20岁与李均尚结婚后，先后生有五男二女，长子和四子早年去世，次子李少轩、三子李济深、五子李达潮。

李济深的原配夫人是他的同乡周月卿。周月卿虽比李济深大两岁，但婚后二人感情尚好。她先后生了两男两女，即长子李沛文、次子李沛金及女儿李筱梅、李筱菊。

李沛文后来成为农学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历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和华南农学院副院长等职；李沛金成为教授、研究员；李筱菊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济深又娶了出身满清贵族家庭的双秀清为如夫人。二人感情很好，双秀清先后生了李济深的三子李沛钰、四子李沛琼、五子李沛瑶、六子李沛钤及女儿李筱莲、李筱薇、李筱桐。1949年，双秀清病故。李沛钰是高级工程师；李沛琼为北京航空学院教授；李沛瑶历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李济深到香港后，双秀清身体状况不佳，无法很好地照顾李济深的生活。周月卿见状，便请了20多岁的广东顺德人梁秀莲照顾李济深的生活。后周月卿提议将梁秀莲嫁给李济深做三夫人，得到了李济深、双秀清和梁秀莲本人的同意，并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香港结婚。后来，梁秀莲先后生了四女一男：李筱松、李筱华、李筱林、李筱丽和李保和。

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是民革中央联络部原部长。还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十四届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济深的在书法方面，擅长以碑派书法笔意入其楷书等作品中，棱角分明，转折处多用方笔处理，清刚苍劲，能鲜明体现个人情趣，颇具自家面目。他的诗词也别具一格，为人们所推崇。

李济深的著作有《我的主要经历》（载于全国政协《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卷）、《李济深先生略历》（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等。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有《李济深诗文选》，收录李济深的诗词、文章、谈话、日记等。

李济深去世后，被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济深故居建于1925年，是庄园式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围墙四隅有炮楼，内有四合院式厢房和三层青砖楼房，中西式风格，有大小厅房53间，是一座具有中国传统艺术又有西洋装饰风格的近代建筑体。故居前有九曲伴月溪、荷花塘和祈福亭等。2010年以来，故居先后扩建了李济深铜像广场、文化长廊、剧场、停车场等，并建设了政协文史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

李济深故居是李济深出生、成长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济深在此主持召开“编遣会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等在此召开“中华民族抗日大同盟会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在此组建“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院落大门有胡耀邦所题的“李济深故居”牌匾，大门上方有屈武所题的“李济深故居”牌匾，中堂大门上方有许德珩所题的“李济深故居”牌匾。故居大厅李济深坐像后方墙壁上有林伯渠题的八个大字：“民主垂范，晚节可风。”

1995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李济深故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李济深故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11月6日，是李济深诞辰100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济深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周谷城、胡愈之，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程子华、钱昌照、周培源、赵朴初、屈武和民革中央领导人及各界人士500余人出席了会议，李济深夫人梁秀莲及李济深的子女也出席了纪念会。会议由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同日，民革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西区委、梧州市委与李济深的家乡苍梧县也分别召开了纪念会。

1995年11月6日，民革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李济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2005年12月15日上午，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济深全传》《李济深画传》出版座谈会，以纪念李济深诞辰12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主持座谈会。

2015年3月，民革广西区委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举办“纪念李济深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11月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李济深诞辰130周年座谈会。

2025年11月6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李济深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报翔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讲话中回顾了李济深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和为国家民族所作的杰出贡献。11月18日，“缅怀民革前辈 传承优良传统——纪念李济深主席诞辰140周年”团结读书会在位于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料神村的李济深故居举行。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巫家世、民革江西省委会主委熊皓出席读书会。

1993年，中国邮政发行纪念“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的邮票及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