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1897年3月14日－2003年10月24日），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出生于上海，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宋庆龄妹，蒋介石夫人。

宋美龄，广东海南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1897年3月14日）生于上海，是宋嘉树与倪桂珍所生的第三女，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是她的哥哥和姐姐。

宋美龄幼年在母亲的抚育下健康成长，五岁入幼稚园，又得家庭教师直接授教英文和中国古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幼的她随同二姐宋庆龄远渡重洋到美国，先入新泽西州萨米特镇的波特温学校，翌年（1908年）去佐治亚州梅肯的卫斯理安学院作为旁听生学习。期间曾在该州德马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院学习九个月。

民国二年（1913年）夏，宋庆龄大学毕业回国，宋美龄转往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学院学习，受到在哈佛大学攻读的宋子文的照顾。她主修英国文学，研读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甚力；同时选修哲学、天文、历史、植物等课程，还学法语、讲演、音乐，以及小提琴、钢琴等。以后又至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四年级时获大学“桂兰学者”的荣誉。宋美龄在学校甚为活跃，喜好交友，还参加网球、游泳等体育活动。将近十年的旅美留学生涯，使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她自己也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早年宋美龄”图册部分参考来源）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宋美龄学成毕业，偕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离美归国。她到上海后，首先补习汉语和古文，熟悉祖国的文化、习俗；同时参加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活动。不久，宋美龄担任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工部局委任的童工委员会委员。童工劳动重、工资低、营养差的状况，使她深为震惊，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和关怀。

民国八年（1919年），宋嘉树病故。此后，宋美龄对母亲倪桂珍更加孝敬。

宋美龄风姿绰约，才貌出众，在上海社交界曾引得许多人的仰慕和追求。她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民心涣散，地方割据各行其是，必须有铁腕人物实行强权政治，要有拿破仑、俾斯麦一样的领袖来统治中国。她对终身伴侣的理想人选，就是才堪统驭中国政局的英雄人物。民国十一年（1922年）冬，她在宋庆龄家遇见向孙中山请示工作的蒋介石，看到其人风流倜傥，英姿焕发；但她从姐姐那里得知蒋介石已有一妻二妾，故未放在心上。但是蒋介石却对宋美龄一见倾心，寻找机会与她接触，显露自己，还常常写信以赢得好感。后来宋霭龄又竭力撮合，因为在宋霭龄看来，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政治前途的人物，如能联姻成亲，对于宋氏家族必然大有裨益，遂一再劝说倪桂珍和诸弟妹。当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介石在南方崛起，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日隆之时，一直未曾觅到意中英雄人物的宋美龄，听取大姐的意见考虑蒋介石的求婚。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镇江焦山同游十日，倾心交谈，感情倍增，进而商谈了婚事。这时，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宋子文也表示同意。宋家只有宋庆龄因为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坚决反对这桩婚事。10月，蒋介石到日本拜见正在神户有马温泉疗养的倪桂珍，表示自己已经与妻妾离异，并答应认真研究基督教义。倪桂珍考虑到宋美龄已年近三十，加之宋霭龄、宋子文一再劝说，这才同意了这桩婚事。

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先在宋家举行宗教仪式，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随后在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新式典礼。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在婚礼结束后，二人即动身去浙江莫干山度蜜月。只是蜜月刚一天，蒋介石即于3日匆匆下山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一个月后由上海至南京，执掌党政军大权。中外舆论和朝野各界广泛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是蒋介石把自己与宋氏家族以及孙中山联结成一体，并且得到江浙财阀及亲英美势力支持，使自己在争夺权势斗争中增添实力的重要举措。

关于蒋宋结合的原因，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紫葛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的婚姻真相，宋美龄吐露蒋介石追求她之初，宋霭龄也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因此，宋美龄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据蒋纬国在其口述回忆录里记述，其养母姚冶诚对此事似亦有推动。总之，二人的婚姻，固然有家族之人做幕后推手，亦是出于两人相慕之真情。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没有眷恋上海的现代化豪华生活，而是随同蒋介石去南京定居，尽管当时南京残破陈旧，黄沙蔽日。她全心帮助蒋介石在政治上搏斗，凭借自己的才华纵横捭阖，效力颇多。她有留学美国多年的知识底蕴和流畅的英语，是蒋介石进行外事活动，尤其是与英、美等国打交道的重要助手。宋美龄还经常出席蒋介石举行的各种会议和宴请，周旋于中外政要之间，常为蒋介石转圜说项，化解纠葛和矛盾；尤其在蒋介石脾气暴躁、缺乏理智之时，更是表现出她独特的作用。因此即使蒋介石出征去前线，宋美龄也随同东奔西走。

对于在战争中殒命的国民党军队的遗孤，宋美龄表示了同情和爱怜，认为这些孩子“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于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于南京筹设“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之后又加设女校，从选择校址、募集经费、延聘教员、确定教学方针直至学校行政管理，她都具体指导进行，倾注大量精力，只要身在南京，每周都要去学校一两次，“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宋美龄还将蒋介石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创立的“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掌管起来，派曾经留学美国的黄仁霖主管，使之成为一个军官俱乐部，仿照美国军队的基督教青年会行事，以密切联系黄埔系的军界要员，使他们效忠蒋介石。

宋美龄多方面以西方文化影响蒋介石（参见“主要影响-影响蒋介石”部分），并以极大的兴趣参与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蒋介石为建设一支空军，成立航空建设委员会，自兼委员长。宋美龄自告奋勇任该会秘书长，实际领导空军的筹建工作。她阅读有关书籍资料，研习航空理论和飞机的知识，参与购置飞机、培训人才、修建基地等重大事宜的筹划。在她的组织和推动下，空军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有各型飞机305架，组成十个空军作战大队，航校训练出了三批毕业生，在南昌还建造起一座飞机制造厂。

宋美龄凭借自己对蒋介石的影响力，使蒋介石偏袒她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不仅使他们在国民政府中获得高位要职，还能凭借职权营私舞弊而逍遥法外。她对孔祥熙的几个子女视同己出，溺爱有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蒋介石去洛阳、西安督饬东北军、西北军“进剿”长征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宋美龄因病在上海休养，未曾随行。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无效，遂于12月12日断然扣压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美龄闻讯后当夜赶回南京，同有关人士商议解救办法。她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武力讨伐、轰炸西安的主张，同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力主用政治谈判的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她到中央军校发表演说，要求军校学员“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还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14日，她派顾问端纳飞往西安了解实情，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南京情况，并带去一封亲笔信，说“戏中有戏”，暗示南京有人借机别有图谋。鉴于何应钦16日出任“讨逆总司令”，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督率三军指日北上”，准备调集十多个师进攻西安，宋美龄愤然直接找何应钦责问，坚持要他停止出兵；同时急电端纳，要求蒋介石下停战手令。为促成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宋美龄于22日在宋子文陪同下飞往西安，向蒋介石介绍并分析了近日的国内外形势和南京动向，力言应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和平谈判，以挽救大局。在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后，她和周恩来长谈了两个小时，获悉中共并没有参与兵谏，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也甚积极公允；还了解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表示钦佩。24日，宋美龄也参加谈判，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谈判中的多项条款，也代表蒋介石作了承诺。当晚，她和宋子文陪同周恩来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保证说：“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在她和张学良的斡旋下，蒋介石得于25日飞离西安至洛阳，26日回到南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表现出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淞沪会战开始后，她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遇敌机扫射发生车祸，不幸摔断了几根肋骨；在日本战机对重庆的“五四”大轰炸中，宋美龄曾冒险视察轰炸现场；武汉保卫战中，宋美龄上前线五次，险些被炸死。她在抗战一周年的武汉献金运动中，捐献出了巨款和金银首饰。宋美龄主持抗战妇女运动，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会长，组织开办战时妇女训练班，亲自讲课，训练年轻妇女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她热心推动“工合”运动，组织生产自救工厂，安置难民妇女。她还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开展救助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难童的工作，开办保育院收容教养。她带头捐款，并和蒋介石认养一批难童，负担一批难童的生活费用，带动了各界人士掀起捐献和认养的热潮。她在赴香港治病期间，与宋庆龄重叙手足之情，共同投身抗日救亡事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一同返回重庆后，视察医院，慰问伤病将士，组织义卖义演，募集抗战基金等，表达了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

宋美龄在整个抗战期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宣传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她于9月12日发表了《告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充满激情地用英语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此后她经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费城记事报》等美国报刊上发表《中国通讯》《战争与和平通讯》，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介绍中国军民的艰难处境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主持正义、给予同情和援助。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她撰写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中国》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两书在美国刊行；翌年，又刊行《中国即将复兴》一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宋美龄以巨大的热情协助蒋介石建立中国和美、英等国的反日军事同盟，争取美、英的援助。她为协调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化解两人的龌龊，充分施展了她的才华和魅力。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她陪同蒋介石一行访问了印度。同年11月，她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赴美国访问，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更多的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夫妇的客人，在白宫住了十一天；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18日在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陪同下，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强调亚洲战场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指出美、英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念，要求美国更多地给予金钱、物资和人力援助。此后，她又去美国许多地方并至加拿大，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同年11月，她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直接参与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三国首脑会谈，为争取中国的权益和国际上的应有地位竭力周旋。她还担任过英美援华基金会名誉主席。

（“全面抗战期间的宋美龄”图册参考来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美龄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中。她为发展国民政府与美、英等国的关系，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以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她没有想到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虽然得到美国大量援助，却没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宋美龄眼看局势急剧恶化，把挽救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上，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代表蒋介石飞赴美国求援。但是她受到了与六年前迥然不同的冷遇，等了一个多星期才得以与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会谈了半个小时；与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也只在医院病房里见了两次，蒋介石所期盼的增加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发表支持声明等要求全部落空。她大失所望，原准备立即回国，可是传来的消息是国内局势遽变，她不愿回到已在做撤逃准备的南京，乃暂时留居于美国纽约孔祥熙的宅邸，与大姐宋霭龄作伴。宋美龄对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白皮书大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全怪美国援助太少。

宋美龄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的失败，最终撤逃至台湾岛，沮丧至极。1950年1月13日，她黯然神伤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她鼓励蒋介石东山再起“反共复国”；自己也于4月组织起“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并出任主任委员，为蒋介石“反共复国”助威。她赞同蒋介石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她虽然在“外交”场合仍有活动，但已无昔日风采。她不时去美国，为争取反华势力对蒋介石的支持而四处游说，但终究不能阻挡世界进步潮流和美国朝野各界正视现实。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台湾代表被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之后，宋美龄颇为气恼，说联合国“应该称之为不合国”，责怪美国当政者对中共一再“屈服”。

宋美龄因胆结石和乳腺癌于1966年和1970年去美国手术治疗。在台湾则渐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学习中国画自娱。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宋美龄不胜悲痛。尽管她对台湾政局还有一定影响，但她看到主政的蒋经国自有一套，便在料理完丧事后于9月16日中午搭乘“中美号”专机去了美国纽约。她大部分时间住在纽约长岛孔祥熙所购置的蝗虫谷巨宅，与孔令侃、孔令伟生活在一起。

1976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公开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录》，追述她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在武汉与国民党高等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几次谈话，说鲍罗廷讲的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是“漠视人类生活”“赤化世界的狂热”。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之时，她不肯接受邀请前往北京探望；1982年8月和1984年2月，她又先后公开致函廖承志、邓颖超，说三民主义才能建设中国。

在1986年10月台湾纪念蒋介石百岁诞辰的前夕，宋美龄在孔令伟陪同下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纪念文，说要“突破困难终期”，扬言“我将再起”。但是星移物换，不久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又不顾她的阻挠继位上台（针对台湾舆论界说自己始终对李登辉当主席一事耿耿于怀的观点。宋美龄认为她当时并不反对推李登辉当主席，只是蒋经国刚逝世就立刻改选别人，未免太不适宜，因此主张暂缓，没有想到宋楚瑜在中常会上愤而退席，使情势逆转，也使自己背上干政的黑锅。因而她对李登辉、宋楚瑜心存不满）。加之宋美龄在台湾的亲族凋零、岛内“台独”势力嚣张，以及她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最终，在1991年9月21日，年逾九旬的宋美龄怀着“痛苦心情的抉择”，离开台北，回到美国。因长岛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故而改以曼哈顿一栋老公寓9楼为家，住在第五大道公寓的孔令仪和她的夫婿黄雄盛亦便于就近照顾她。在孔令侃、孔令伟的陪伴下，宋美龄日常诵读《圣经》，阅览报刊，莳花，散步，也接待故旧来访，但对台湾的政情只止于关心。定居在加拿大的孙子蒋孝勇，有时偕同妻子、儿女飞来探访，算是对她最大的慰藉。

1994年9月，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探望因为罹患直肠癌住进振兴医院的孔令伟。时已大权在握的李登辉在形式上仍对宋美龄予以尊崇。当宋美龄返台时，李登辉与夫人曾文惠并率党四位副主席接机；宋美龄返美时，李登辉又以同样规格送机。

1995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宋美龄应邀重返美国国会山庄接受致敬，并发表简短谈话。

1997年3月20日，在宋美龄百岁寿辰之时，亲友纷纷祝贺，纽约宋寓热闹万分，贺礼极多。但台湾当局并无重大表示。仅有如李登辉出席妇联会的贺寿茶会，称宋美龄“具有上帝的形象，所做所为都在上帝的道路上”。

2000年台湾岛内“大选”时，宋美龄在投票前不久曾亲笔函力挺连战。

2002年3月30日，宋美龄105岁大寿庆祝会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宋寓举行。当时上海黄埔同学会前办公室主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生曾容威亲自将祖国大陆方面的祝寿贺信呈送宋美龄。宋美龄接过贺信并仔细展阅后，用上海话说道：“谢谢侬。”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2003年，宋美龄因肺炎住院。几个月后，她的感冒再次发展成轻微的肺炎症状。10月24日11时17分（当地时间23日23时17分），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的家中安然逝世，享年106岁。

宋美龄逝世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黄埔军校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政协、海南省政协等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均对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受全国政协的委托，参加宋美龄的吊唁活动。台湾的一些政党和团体纷纷表示哀悼之意。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当天就共同指示两党联合成立“治丧小组”，并着手筹办大型“追思会”。国民党方面宣布，该党部决定降旗三天。同年11月，宋美龄的葬礼在纽约公园大道举行。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之后，对他劝勉、关爱、体贴颇多，成为其“内助”。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极为巨大，在近代中国诸多事件中都可以窥见她的身影。其影响大致如下：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说，蒋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他，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宋美龄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自己的决心和在外交宣传上的不俗表现，发挥“夫人外交”的能力，让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强大军力快速推进。尤其是日本空军优势明显，集结大批次飞机空袭国军阵地和大城市，给没有制空权的国军造成重大伤亡。为扭转战局，宋美龄亲自担任中华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在她领导下，空军装备得到大量更新。宋美龄发挥她语言和外交才能，聘请外国优秀飞行顾问和教官任教，与外商谈判采购先进战机。并以身作则带动亲属为空军筹款，经过不懈努力，筹款加海外援助共组成三个战斗机大队，飞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两百多架。在宋美龄的奔走斡旋下，罗斯福政府应她的请求，招募289名飞行驾驶员在中国昆明组成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始，这只由美国飞行员组成的第十四航空队，出现在中国战场上，与中国空军配合，开始对日军阵地发动空中袭击，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后来，国民党空军为感谢宋美龄，专机队以一架C-47专机命名“美龄”号，以表示对她的崇敬。

在前方战士奋勇杀敌之时，宋美龄积极组织全国妇女开展支援抗战前线运动，她曾组织发起“百万件棉衣运动”并亲自为战士缝制棉衣，用自己积蓄捐助二千件棉被。在她带动鼓舞下，先后有七万余妇女参加到捐助前线、赶制前线棉衣绷带等战需品热潮中。

在抗战最激烈时期，宋美龄有四十余次亲赴前线激励士兵杀敌、鼓舞士气。在淞沪会战期间，她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遇日机扫射发生车祸，宋美龄所乘车辆翻下路基，她被甩出车外摔断两根肋骨，但在苏醒后仍坚持前往阵地发表抗战演讲。武汉保卫战时，面对日机轰炸，宋美龄四次视察前线，五次在轰炸中死里逃生；在日本战机对重庆的“五四”大轰炸中，宋美龄曾冒险视察轰炸现场。她出现在战场前线，不但带来大量急需战备物资，还将政府抗战决心传递到每一个士兵心中。宋美龄在抗战前线的所作所为，受到社会各界交口称赞。

在抗战过程中，宋美龄奔走于抗战前线，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介，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同时，她利用各种机会接见外国使团和政界名流，将中国抗战的正义之举进行宣讲，控诉日军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宋美龄将外交宣传重点放在美国，以争取美国在抗战中援华，并对日采取禁运。因经济利益需要，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对待日本侵华问题上动作不大，与日本仍保持着各种联系。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口头上声援苏联，却准备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商贸，为日本提供战争急需的物资。国民政府得知情况后坚决反对，宋美龄更是在海内外传媒中强烈抗议美国为了利益不惜泯灭良知的做法。同时她呼吁美国领导人认清形势，不要资助法西斯暴行，要以中美两国友谊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思想战线。就在美国政府摇摆不定之际，“珍珠港事件”爆发。宋美龄抓住时机，连续向美国听众发表多篇演讲，讲述中国抗战之艰难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要求美国政府不要错误估计时局，日本野心并非只想得到中国，美国也在其战略考虑之下。宋美龄的演讲和发表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因其高度关注和同情，社会各界开始为中国抗战捐款。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举办捐助中国抗战的“中国周“活动，共募集700万美元善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1月17日，应美国政府邀请，宋美龄开始为期半年之久的访美之旅。访美期间，宋美龄感觉到美国政府并非热心给予中国援助，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日了解并不透彻。为唤起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抗战的重视，她三次拜访白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会谈。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18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中国女性。宋美龄以极具纯正的美国口音，回顾了中美之间多年的友谊，阐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和面临的物资难题，对美国一贯支持中国正义事业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宋美龄的演讲极富感染力，不但打动了现场所有美国高官，也感染了所有观众，演讲结束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次演讲通过广播在美国进行了直播，所有重要报刊都对这次演讲做了大量报道。宋美龄的演讲轰动整个美国社会，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反响。随后宋美龄横穿美国大陆，到各大城市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举行，这是蒋介石夫妇第一次参加的最高级别国际会议。在开罗期间，宋美龄伴随蒋介石参加了所有相关讨论，她熟练的英文表达，缜密的思维和对时局的推演都令与会他国家领导人由衷赞叹，被称为除四巨头之外的第五巨头。她在为中国赢得尊严的同时，还获得玫瑰夫人的赞誉。

据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形容宋美龄道：“这个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与宋美龄交好的张学良曾说“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恩同再造，一是宋美龄，一是赵一荻”。他夸赞宋美龄绝顶聪明，是“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人物，“西安事变之后，我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蒋夫人保护了我。”

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于1988年5月寄信给宋美龄，信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

作家冰心说：“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即一九一七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的聪明、漂亮。”

曾任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兼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跟随蒋介石亲历西安事变的汪日章回忆道：“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头后梳一个小发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轻步走过，我每次碰到，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从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曾担任宋美龄机要秘书的张紫葛认为：

“飞虎将军”克莱尔·李·陈纳德在与宋美龄见了第一面后，就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文字：“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而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曾通过越洋电话对记者断言，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她本人漂亮，皮肤好，打扮得很得体，有种雍容华贵的气质”。陈香梅还说：“宋美龄凭借丈夫的地位，更大程度地发挥了才华，所以说他们俩是互相依靠、一半一半吧。”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评价道：“一位乱世里的非凡女人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

曾出任台当局“驻纽约新闻处主任”的陆以正说，宋美龄并“不是那种明艳照人的美人，不是男人见了有惊艳之感、一定要追的那种女人。现在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顽皮的样子，后来的美是内在的一种气质，是学不来的一种雍容华贵”。

曾任蒋介石、蒋经国贴身侍从副官的翁元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然夫人（宋美龄）还是雍容华贵的，有贵族气质。后来做了内务工作之后，发现她的外表跟实际生活还是有差别。怎么说呢？在外面，她在抗战时期到美国演讲，她的英文表达和气质都完全征服了美国人。在外面，她是代表政治和‘蒋夫人’形象。在官邸里，她扮演的是一位政治家的‘女主人’的角色。她没有公务，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不过是家庭主妇’。当然，她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主妇，有很多人侍候她。”

历史学家唐德刚对宋美龄的总结性评价是：“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太太。”唐德刚认为：“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要办你’，这不像从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口里说出来的。她这样说，完全是一个官宦子弟的口气，但她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宋美龄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种矛盾性。”

2003年10月24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给宋美龄亲属发唁电，对宋美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贾庆林发表谈话说，宋美龄女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她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

2003年10月25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给宋美龄亲属发去唁电，对宋美龄逝世深表哀悼。电文称：“宋女士一生历经世事沧桑。半个多世纪前，民族危亡存续之时，投身全民抗战。晚年萦怀两岸关系，期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鹤驾已西，鸾音不再，令人憾惋。谨向亲属表达诚挚慰问。”

宋美龄去世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唁文中说：“聆悉蒋夫人宋美龄女士逝世的不幸消息，劳拉和我深感悲恸。蒋夫人在她的一生中，尤其在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里，一直是美国的亲密朋友。世代美国人民将始终缅怀和敬重她的睿智与人格力量。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蒋夫人的家人及她在世界各地的仰慕者表示慰唁。”

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在宋美龄去世之后，于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一篇《蒋夫人的广慈大爱》哀悼文，文中说：“她一直是蒋家最坚定的一棵树、永远的大家长，她的最后一刻能在睡梦中安逸离开，确实是上帝的特殊恩典。”

林家有、李吉奎在《宋美龄传》的前言中说：“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因为她嫁给蒋介石，几十年追随蒋介石，煊赫一时，才获得颇高的知名度。其一生在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中虽没有荣任什么高官，但她并不只是一般中国家庭的贤妻良母，而是一位褪了色的政治人物。她在追随蒋介石的几十年中，在支撑蒋氏政权，在发展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时，宋美龄表现得自私、狭隘、伪善，但又热爱美德、坚定勇敢、孜孜以求；她冷静明智、通情达理，但又阴险固执、神秘莫测。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代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虽然她不时扮演着一个反面的人物，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她并非一无是处，她曾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些问题上起过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当然也包括消极的负面的作用，所以她不是简单的‘爱权’的女人，而是20世纪历史上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的女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26日的《时代》周刊，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封面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推选蒋介石、宋美龄为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的年度人物。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并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3月1日的《时代》周刊以宋美龄单独作为封面人物，封面上说：“蒋夫人——她和中国懂得何谓坚忍。”《时代》周刊以《钢铁塑成的花朵》（A Flower Made of Steel）形容宋美龄。4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罗岳拉大学颁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

1958年7月10日，密歇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

1959年6月14日，夏威夷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65年，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接受了拉斐耶特自由奖章。

1989年6月12日，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

（以上图册来源）

作为“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人士”一百一十人之一，宋美龄曾与蒋介石一同被韩国政府授予“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

据他人的回忆，宋美龄是蒋介石侍卫人员的保护伞。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是经常挨骂挨打的对象。按军规，长官打时，只有挺胸挨着，不准退避。一次，竺培基在挨打时，宋美龄进来，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呆，还不快走！”从此以后，竺培基见蒋介石发怒要打，拔腿就逃，并顺手把门带上，蒋介石也就罢了。每当宋美龄在的时候，蒋介石很少发火，因她经常规劝道：“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火骂人打人吗？”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介石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到宋美龄在，就如有了保护。因为对人的态度和蔼，宋美龄甚受大家尊敬。

宋美龄衣着得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轻步走过。碰到他人，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也不颐指气使。宋美龄经常随蒋介石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蒋宋二人常在一块儿吃饭，宋美龄喜吃烤鸡、猪排，蒋介石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馏水饮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暑期在峨眉山时，她还以瓶装维琪矿泉水犒赏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侍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带官衔。蒋介石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宋美龄的内务副官是斯绍凯。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事。宋美龄也有私人秘书和秘书室。据说这些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宋美龄辞去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与两位姐姐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然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抗战贡献力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宋氏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配置的。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是因为集邮而犯下错误，并且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蒋宋二人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熟悉，处置得体。如民国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由深夜工作至天明。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皆是小提琴独奏，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到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她不在时，蒋介石也有这习惯。

宋美龄对民国空军事业相当投入。民国二十七年（1937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虽然次年便因健康而辞职，但这是宋美龄“最骄傲的历史”，她一直亲昵地说：“我的空军。”据时人回忆，宋美龄在美国出席宴会时，只戴一枚空军的胸针，“也不是白金或其他什么名贵的材料，是最普通的那种”。1986年，在蒋介石百岁冥诞纪念会上，宋美龄仍佩戴着这枚徽章。

宋美龄多才多艺，兴趣广泛，涉足音乐、外语、宗教、体育、美术等多个领域。

宋美龄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报纸。她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美。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自小喜爱绘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大千由同乡张群介绍，在重庆当了一段时间宋美龄的国画导师。后来，蒋家一直珍藏着那时张大千和宋美龄的师生合作山水图。20世纪50至60年代，为满足宋美龄学画的需求，士林官邸聘请了当时台湾的名画家黄君璧、郑曼青，作为她的国画教师。据宋美龄手下人说，宋美龄确有些绘画天赋，学的时间不算太长，就已卓然有成了。但外界多认为是她的作品是郑曼青代笔。为了改变这一看法，宋美龄出面请台湾有名的画家一起到士林官邸吃饭，而后郑曼青提议大家一起作画。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宋美龄从容作画。从此，再没有人怀疑其画作的真伪了。1952年10月13日发行的美国杂志《生活》曾对其创作的国画做特别报道，标题是“画中有话”（Speaking of Pictures），副标题为：“远离家乡的蒋夫人，在精美画作中描绘她的故土”（Madame Chiang, far from home, paints lovely landscapes of her native land）。晚年，宋美龄经常在她的住所举办个人画展，邀请张大千、郑曼青、黄君璧等名家到士林官邸对她的作品进行点评。为了学画，她还常常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借出名画观摩、学习。晚年客居美国时，早些年还偶尔参观画廊和艺术馆，作作画。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省邮政总局先后3次，以《蒋夫人山水画》为名，将宋美龄的山水作品搬上邮票，分别是1975年、1977年、1987年，每套4枚一组，其中《双松图》邮票在1975年台岛《邮票选美》中被选为最佳邮票。宋美龄去世后，香江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世纪之爱——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生平回顾展”，盛况空前。

（“宋美龄绘画作品”图册来源）

自1991年起到2003年3月去世，宋美龄一直住在美国，过着平淡的暮年生活。宋美龄在美国已不过问政治，没有官场应酬，按她的助理的话来说，过的是“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阅读书报、画画、写毛笔字是宋美龄主要消遣。

受家庭和西方教育的影响，宋美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读《圣经》和祈祷成了她的必修课。在纽约，在她身边待久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她从小对宗教的信仰，每天读经，每周做礼拜。宗教生活是她生活的重心和她永恒的精神寄托。

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原姓韩，是客家人韩鸿翼之子，曾经担任美南监理会（即卫理公会）的牧师，后来离开传教职务经营出版业致富，又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他结交志士，资助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结为好友，曾任同盟会司库；母亲倪桂珍（一作珪贞），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上海川沙，是明末重臣徐光启的后裔。她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妇女，曾在上海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宋美龄的父母总共养育三子三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宋美龄是兄弟姊妹六人中第四个出生的，两个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分别比她年长八岁和四岁，哥哥宋子文比她年长三岁，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则分别比她年幼两岁和九岁。她的两位姐夫分别是孔祥熙和孙中山。

在众兄弟姊妹中，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关系最为复杂。她们自小一起长大，小小年纪又同船赴美留学，但在成年后，却因不同的政治追求和各自既定的政治身份，渐行渐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确立了“联俄容共”方针时，据说一向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宋美龄就不赞成，并与身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产生争论，以致姐妹俩好多天互不讲话。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知道后，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了国民革命。但视蒋介石为英雄的宋美龄于7月上旬赴武汉，企图劝说宋庆龄改变政治立场未成。四个月后，她成了蒋介石的妻子，姐妹俩自此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婚后的宋美龄，逐渐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政治、军事和外交舞台上。面对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而又极力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姐姐，宋美龄几次受命于蒋介石，邀请宋庆龄回到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来，但都被宋庆龄拒绝。在十年的时间里，二人共同参与的公开活动很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与宋庆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走到了一起，一起从事抗日救国大业，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姐妹俩一生中政治上最融合的时期”。到抗战后期，二人政治分歧凸显，但没有割断彼此之间亲情的纽带，在私底下她们尚能够维持着互为关怀的手足之情。抗战胜利后，宋美龄与宋庆龄最后走向了天各一方的分离悲剧。直到1981年宋庆龄病危之际，宋美龄仍拒绝前往北京探望。

（“宋氏姐妹”图册来源）

在与蒋介石婚恋之前，宋美龄曾有过不少追求者，也有过自己喜欢的人。根据20世纪40年代传记作品的记述，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曾与某中国留学生订下婚约，但很快就退婚了。坊间传说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甚或说二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2012年10月，刘家后人公开否认了刘宋订婚的传闻，因为刘纪文根本没有在美国留过学。

虽然无法证实上述内容的真实性，但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期间，宋美龄的确认识了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追求者和心仪之人。

民国六年（1917年）自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宋美龄在回国的轮船上，遇到了令她“神魂颠倒”的建筑师Mr.Van Eivigh。此人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法国人。在船上相处的十多天里，两人互相吸引，Van Eivigh还提出要宋美龄嫁给他。但在回到上海后，宋美龄的感情问题受到了家人的干涉。他们不想让年仅19岁的小女儿过早地结婚，更不愿让她嫁给一位外国人，因此坚决阻挠宋美龄和Van Eivigh见面。父母的态度使得宋美龄的情绪很低落。不出半年，这段甚至没有开始的恋情就不了了之了。

回国后没几天，早已相识的异性朋友HK（其父为上海兵工厂总办）和杨先生从北京来拜访宋美龄。这时，HK已经断断续续对宋美龄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追求。两人在美读书时可能有过约定，宋美龄也喜欢过对方，但回国后宋美龄对之若即若离。HK看望宋美龄后很快返回北京，到民国六年（1917年）8月初又来到上海。之后，HK常常去拜访宋美龄。当时朋友们都在谣传，宋美龄和此人订婚，而HK并不予以否认，这引起宋美龄的不快。倪桂珍也不想要宋美龄嫁给他。在见过几次面后，宋美龄就拒绝与刻意追求和接近自己的HK相见的机会。

在拒绝HK的同时，宋美龄还相继结识了两位男士：一位曾留学美国，但早已结婚；另一位比她年长15岁，优秀而且富有。最后，宋美龄都没有同意与他们结婚。不过因为家世显赫、条件优越，加之爱慕者众多，关于她已经订婚的谣言在上海一度传的沸沸扬扬。此后，宋美龄只在民国十年（1921年）向美国的友人提及过一位Birnie先生。她说自己特别喜欢他，却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她又一次妥协放弃了。这一时期，家事和社会事务成了宋美龄日常活动的主题，直到她遇到了有妻有妾、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即便初婚时有分歧，即便日后有磨合与冲突，但丝毫不影响宋美龄与蒋介石近50年的婚姻。二人也曾有过自己的孩子，但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8月宋美龄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也有传言指蒋介石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另据宋美龄晚年对侄儿、侄女所述，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关于蒋宋的具体故事，参见“人物生平”“主要影响”等目录）。

宋美龄晚年见证了蒋家遭遇的三次大变故，第一次是她的儿子蒋经国的去世，第二次1989年是长孙蒋孝文辞世，第三次是1991年7月孙子蒋孝武在就任新职的前一夜猝死。白发人送黑发人引起的心中苍凉，使宋美龄的心理留下了阴影。尤其是蒋孝武的去世，意味着“掌控台湾政局长达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因此，当宋美龄离开台湾时，才说：“台湾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在美国。”

宋美龄虽嫁入蒋家，但她这一生最亲近的还是大姐宋霭龄与姐夫孔祥熙的四个儿女：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其中，孔令仪长年在纽约陪伴宋美龄并照料她的晚年生活。由于宋美龄膝下无儿女，号称“孔二小姐”的孔令伟在生前一直跟随侍候她的饮食起居、包括她的一切活动。因此，宋美龄“视这位孔二小姐如同己出，极为疼爱”。除了孔家一家人，蒋孝勇（1996年去世）、邱爱伦（蒋纬国的妻子）等人也会去看望宋美龄。

宋美龄著有《西安事变》《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美国之行演讲辑》《宗教论述》及绘画集等著作。其生前的信函、回忆录、文论、广播讲话、演说词等各种文稿，曾以《宋美龄自述》为题出版。

宋美龄逝世后，她的遗体在2003年10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被送入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其灵柩于当地时间30日上午由移至纽约上州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芬克里夫公墓，按照宋美龄生前的意愿安放在该公墓的芬克里夫室内陵园。她的墓室与宋霭龄、孔祥熙的墓室相毗邻。

美龄宫，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四方城以东的小红山上，门牌号码是中山陵9号。正式名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又名“蒋主席小红山别墅”“南京主席官邸”“主席小红山官邸”。美龄宫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20世纪30至40年代，蒋介石、宋美龄常在这里做礼拜，民间俗称为“美龄宫”。美龄宫占地面积120亩，最初是供当时高级官员谒陵时过境休息用的。由主楼、警卫室、汽车库、花园组成。主楼高三层，另有地下室，依山而建，正门向南，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从外部看，是仿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歇山顶，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瓦，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气势恢弘；而其内部设施完全西化，建筑材料都是西式建筑中常用的钢筋混凝土。从空中俯瞰，美龄宫就像是一个镶嵌着绿宝石的珍珠项链。环绕在美龄宫周围的盘山公路就像一串珍珠，而美龄宫主楼就像是绿宝石。2001年7月，美龄宫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亲抵洛阳部署军务。为赢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欢心，时任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联合河南省府，在龙门石窟香山寺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史称“蒋宋别墅”。蒋宋别墅占地650余平方米，计有房间20余间，建筑面积达816平方米。它的外表是典型的半歇顶、清水骑楼阁楼式建筑风格。小楼正门上方，悬挂着蒋孝严题写的“蒋宋别墅”四个大字的牌子。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此居住36天后，这座别墅便处于沉寂状态。2011年10月6日，蒋宋别墅修缮工程正式启动。12月2日，修缮一新的“蒋宋别墅”开馆迎宾。

宋美龄故居位于美国纽约长岛蝗虫谷费克斯小径95号。蒋介石于1975年4月初去世后，宋美龄即搬至此处居住。这栋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老宅，是宋美龄的大姐夫孔祥熙和大姐宋霭龄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购买。建筑物约有12000多平方尺，有15间卧房、8套浴室，整个庭院有37英亩。宋美龄于1995年搬离蝗虫谷，住进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所拥有的曼哈顿上西城东84街10号9楼公寓，直至辞世。

宋美龄旧居，又称宋美龄公寓（重庆谈判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中山四路36号，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是陪都抗战时期宋美龄在市区的居所，为坐北朝南、一楼一底带露台的素雅小楼。其外表色调青灰，面阔25.1米，进深19.4米，通高11米，共有房间10间。该建筑位于德安里较高地势，与蒋介石的“尧庐”遥相呼应。国共谈判期间，双方代表在此楼进行了4次谈判。今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办公楼，基本保持原貌。

林园美龄楼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山洞林园2号楼，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坐北朝南，一楼一底的小楼，其外表色调浅黄，富丽华美。建筑面积约99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495平方米。该建筑为悬山式屋顶，木桶子、青灰板瓦、穿斗楠木屋架，面阔5间21.66米，进深2间15.53米，中间有廊道，左右木楼梯，镂空雕花玻璃窗，木板式粉灰望板，前后左右均有廊檐落柱，格眼式浅浮雕板门。明、次间前正屋面有通气窗孔，左右有壁炉。该建筑的楼上南端首间是宋美龄的卧室，右间是梳妆间。北端房间是随从所住。楼下是大会客室和服务人员居住。楼前有一个大花台。宋美龄不在时，该楼就作为蒋介石的“国宾招待所”，蒋经国也曾在此居住。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王若飞等曾于该楼居住三个晚上，该楼在“文革”中遭到破坏，1983年进行维修。该楼今为林园的一部分。

宋家花园，又称“宋家老宅”，位于上海市陕西北路369号，是一座英国乡村式别墅风格的建筑。建筑外部用黑色竹篱笆墙围护，透着欧洲乡村的韵味。这里是宋美龄出阁前的家。待字闺中的宋美龄就和母亲、弟弟一起住在其中。

（“上海宋家花园”图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