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外文名：sinofication）广义上指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这一过程贯穿中国历史，通常表现为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向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扩张，并伴随人口迁移与政策推行。

“汉化”并非一个本土概念，其基本的预设与理念均源自近代欧洲，并始终扎根于现代西方世界；围绕“汉化”的种种争论，实质是沿用特定知识生产体系，将西方式现代性内在的压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西方现代语境时所产生的歧义。

魏晋南北朝至唐

孙吴时期灭亡山越，山越内迁入江南各地。

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丁零等北方民族纷纷内迁并归附于中原势力，逐步汉化。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至洛阳，全面推行改汉姓、断胡语、改官制等一系列汉化政策，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达到高潮。

从两汉开始，粤西俚人逐渐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被不断汉化。到了南朝，汉文化在俚人中自上而下地渗透，加快了俚人的汉化过程。唐朝后期，俚人一词已逐渐少见，进入五代十国而至宋朝，对俚人活动的记载就没有了。

唐朝征服突厥及昭武九姓迁入。同时唐朝首次将漠北和东北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统治，有效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和汉文化传播。唐朝内迁的月氏人及其后裔经过长期的汉文化熏陶，在姓氏文化、婚姻制度、习文入仕、丧葬习俗等方面呈现出了显著的汉化特点，逐步融合于汉民族之中。

宋、辽、金、元

宋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族、蒙古族等民族先后南迁进入中原甚至建立政权。

辽代是契丹族伴随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以及同中原交往的增多，中国传统文化在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契丹及北方各族不同阶层人们所认同，从而加速了契丹汉化。

金朝在政权本位界定上，虽然也具有维护女真本位的观念，但为巩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实行幅度较大的汉化政策，女真人从起兵反辽直到灭亡，完成了民族内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营建帝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代女真人汉化的速度。

汉人渐次南下进入赣江流域、闽西及粤东北，顺应当地自然条件，与畲族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汉族支系客家，至清代时，多数畲族族人已被汉化，成为潮汕人和客家人的构成成分之一。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也提出了“行汉法”主张，并对政治机构进行了许多改革，一是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为了长久的经营扎根，首先重用华北各地的汉人军阀、利用汉军的力量；另一个层面是重用一批文人谋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采行汉法。

明代

明代朱元璋重新建立汉人政权后，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其他民族为避免被歧视，多改汉姓，进一步促进这些民族的文化汉化。

明清以来，散居各地的畲族纷纷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原居赣闽粤边的畲族，是在畲、客长期互动以及共同反抗封建统治的民族大起义之后逐渐汉化的，其中王守仁在平乱中剿抚并用，重在教化，对畲民融入客家起了促进作用--这是畲民汉化的一种典型。而漳浦蓝氏家族的汉化，则是在周围汉族发达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族人攻文习武，离开山区，住进城邑，告别了耕山种畲的生活，成为讲究礼乐教化的官宦人家或书香人家，因而走上了彻底汉化的道路，由于他们是通过福佬文化的中介接受汉文化的，所以他们汉化后演变成了福佬人--这是畲族汉化的又一种典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疍民”社会地位低下，一不准登岸居住；二不准上岸联姻；三不准读书取仕。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疍民”是否归于少数民族的问题，学界也曾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被确认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州籍学者陈碧笙（1908-1998）的研究，他在其著作《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1953年版）一书中认为，疍民早已高度汉化，原生的语言、习俗消失殆尽，已不具备明显的民族特征。潮汕疍家大部分已被汉化，但这一脉仍可以视为潮汕人海洋文化的渊源了，而说到食材上，各种渔获食材与海捕活动，自然也和疍家密不可分，在潮菜中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代

清代满族人虽然在政治及军事上统治了全中国，入关以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服装、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着入主中原的满族人，最终在语言和文化上却迅速地被汉化。只有百馀满族人尚能操满语，主要居于黑龙江、吉林等地。

清朝时期，不少畲族已经汉化，成为客家人的主要成份之一，畲族汉化取汉姓后很多以四大姓氏钟姓、蓝姓、盘姓以及雷姓作为畲族汉姓，有的把盘改为潘，雷姓改成吕、娄，蓝姓改为兰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