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是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孙吴诸郡县山区的武装集团统称，主要由躲避战乱或拒纳赋税的地方势力构成，以祖郎、严白虎等为代表。其活动中心位于丹阳郡（今安徽皖南），势力范围涵盖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交界山区。山越以农业为主，兼营铜铁兵器铸造，依山险组建半独立武装，首领称“帅”“宗帅”。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要》中称，山越分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境内。”白翠琴亦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中指出，山越“主要分布于吴郡、会稽郡、新都郡、鄱阳郡、丹阳郡、东阳郡、豫章郡、临川郡、庐陵郡、衡阳郡、长沙郡、始安郡、桂阳郡等东吴的扬州诸郡和曹魏的庐江郡。总之，三国时山越分布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江，北抵长江，南邻交州，相当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部分山区”。何光岳指出山越“分布于古代扬州区域内的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等郡，即相当于今长江以南的皖、苏、浙、赣、闽等省交界的山区丛林地方”。可以看出关于山越的分布状况的研究分歧不大，基本上是维持在今长江以南的皖、苏、浙、赣、闽等省的交界地带。

丹阳郡为山越的活动中心，即今安徽皖南及与之相毗邻的山区。安徽在三国时期为魏、吴两国所分割，大致以合肥、安庆一线为界，皖南全境为东吴政权所有。自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以来，皖南诸县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当时称“秣陵”）一直都是丹阳郡的辖地，时至孙权定都建业，皖南诸县就成了东吴腹心之地。皖南南部的黟、歙二县（今安徽徽州一带），山川险阻，北抗长江，可与北敌相遥应，东连三吴，南接豫章，可通浙东，是沟通江东与南方各地往来的枢纽，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皖南沿江重镇芜湖，北抵中原，西达荆湘，“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足见其军事重要性。山越在此腹心地带的丹阳、宣城、泾县、陵阳、始安、黟县、歙县诸险县异常活跃。

关于山越的来源和族属，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1）翦伯赞和一些史学家认为“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其中又有：①山上土著说、②吴越遗民说、③汉武帝迁闽越、瓯越逃亡说等；（2）唐长孺等史学家则认为“山越即山民、宗部“，与普通汉人无异，占山为匪，或是久居山中避乱的普通汉人后裔，如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描写的类似。种种说法不一。但山越作为一个分布广阔的分散武装集团，单一来源的可能性很小，更多是兼而有之，其中固有当地土著，同时也有上山为匪的普通汉人，亦有外部迁入的百姓。

东汉末年，吏治混乱，牧野割据，兵连祸劫，劳动人民为避战乱，逃入深山，有的豪强大族也往往合宗入山，甚至发展成匪盗：如在北方的徐无山中，田畴率其宗族，且耕且守，数年间发展至五六千家，还自立法度；又如关中山贼山郑甘、庐水等。这在三国时期是普遍的现象。在孙吴统治下的江南，“山越”、“山贼”、“山民”、“宗部”等词也时常互用。

东汉末年，孙氏初定江东，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往往与各地的“宗部”（一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

孙策初离开袁术回到江东时，就曾被丹阳郡（今安徽皖南等地）当地山贼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汉建安三年（198年），袁术遣人以印绶予丹阳（今安徽宣城）宗帅祖郎等，使之激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反为孙策讨破。

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孙权西征黄祖，正待破城之时，山越复起，严重威胁孙吴后方，迫使孙权撤兵。孙权东撤后，派吕范平鄱阳（今江西鄱阳东北）；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东北）；太史慈领海昏县（今江西永修西北）；以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活动最频繁地区的县令长，悉平各地山越。建安二十二年，陆逊建议孙权，克敌定乱非众不济，而山越依阻深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于是命陆逊征讨会稽、丹阳、新都三郡的山越，将俘获之人强者为兵，羸者补为民户，得精卒数万人。吴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相邻四郡，令各保疆界，然后分兵扼诸险要之地，将山越分割包围。只修缮藩篱，不与交锋。待其谷物将熟，纵兵芟刈，以饥饿迫使山越出山求活。诸葛恪将其中精壮四万人选为兵士，余者迁至平地充作编户。

经孙吴数十年的残酷征讨，江南绝大部分山越被迫出山，徙至平原地区，一部分用以补充兵源，一部分成为编户，调其租赋，或为私家佃客。

史载丹阳、吴郡、会稽、鄱阳、豫章、庐陵、临川、建安、新都、东阳、东安等郡都曾有过山越起事，其中新都、丹阳、鄱阳、会稽为甚。按地理看来，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的山岳地带都有山越出没。从孙吴与山越历次作战记载来看，山越方的参战人数，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另外孙吴军讨山越获胜，将其归顺的编入孙吴军队的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万，由此推断，山越之总人口应有数十万之众。

山越的强宗骁帅不少：祖郎、严白虎、潘临、尤突、彭绮。丹阳的山越首领费栈，受曹操印绶为蕲春太守，扇动山越，为作内应。鄱阳的山越首领彭虎，被董袭讨伐。庐江界内有山越首领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曹操派兵讨伐。福建的山越首领黄乱，被吴将钟离牧讨平。零陵的山越首领陈毖，被吴将陆凯讨平。豫章的山越首领张节，有众万余人。永安的山越首领施但，聚众数千人，丁固，诸葛靓讨之。豫章、临川活动的董嗣，被周鲂讨平。豫章东部，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被贺齐讨平。福建境内的宗部，如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丹杨郡歙、黟两县山越屡屡起事，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被周鲂讨平。以上有名有姓者，散见三国志各人物传。没留下名字的，数不胜数。

丹阳郡：《孙策传》 有“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伙、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陆逊传》有 “丹阳贼帅费栈”；《程普传》有“宣城、泾、安吴、陵阳、 春谷诸贼”；《凌统传》有“永平、长平山贼”；《徐盛传》 有“临城南阿山贼”。《贺齐传》有“歙、伙山民”。《朱治传 》称严白虎为“山贼”，可知他们都是山越。

吴郡：《周鲂传》有“钱塘大帅彭式”。《全琮传》有“丹阳、吴会山民”。吴兴郡（宝鼎元年分丹阳、吴二郡置）。上引《江表传》有乌程严白虎。又《凌统传》有余杭“山越”。《孙皓传》有“永安山贼施但等”。《朱治传》有故鄣山越。

鄱阳郡：《陆逊传》有“鄱阳贼帅尤突”。《孙权传》建安八年有鄱阳乐安“山寇”。《贺齐传》有余汗、上饶、建平﹝上 饶分出﹞山民。其中彭姓宗帅彭虎、彭绮、彭旦数十年间发动过反抗孙吴政权的三次大规模起义，每次都聚集起数万人的规模，史籍对其有如下记载：《三国志》卷五五《董袭传》：“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骘、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黄武四年）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三国志》卷六〇《周鲂传》：“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攻讨，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嘉禾五年）冬十月，鄱阳彭旦起义……六年二月，陆逊战彭旦等，其年，皆破之。”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古徽州山越人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它伴随着山越部落的发展传承。据《文献通考》和《吕氏春秋》等文献记载，古宣城的先民属于古越部落的一支。其后吴太伯奔荆蛮，带给这一地区先进的周王朝的中原农业生产技术，“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越绝书》：“乌程、余航、黝、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秦始皇刻石徙之。”《宁国府志》中更是提到，皖南是山越人最后的退守。

徽州山越民俗风情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1公里处的福地村盐铺。盐铺村在原有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挖掘和展现古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