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汉语拼音：bǐ yù），又称譬喻，是汉语修辞格之一，指通过两类事物的相似性，用乙事物描述甲事物。其结构包含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类要素，基本类型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衍生形式包括正喻、潜喻、博喻等二十余种。
比喻的定义
“比”在古代比现代要宽泛，其意义范围远远超出了比喻这一个意义。也可以说比喻在古代只是“比”的意义的一个方面。另外，“比”在“
六义”说之后，往往与“
兴”连在一起说，构成“
比兴”，这样又形成了比的意义的复杂性。到了近现代特别是现代修辞学产生之后，“比”的意义开始趋于专指比喻。
先说古代与“比”意义相近的一些词语。
在古代，要表示“比”的意义，有很多词语，不一定只用“比”这个词，主要用了辟（
譬）、
伣、方、况、谕（喻）、依等。
辟，《
说文解字》中说，“辟，比也”，
引申为掌“法”之人；《
尔雅·释诂》中说，“辟，君也”，人君自明，又引申出“明”义，如《
礼记·王制》：“天子曰
辟雍。”（
郑玄注“辟，明也。”）因比喻的功能是使言语表达更加
晓畅，故古人就把比喻称为“辟”。如《墨子》：“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
伣，这个词现在已不常用，“伣”的本义是“间见”。《尔雅·释言》：“间，伣也。”“间”训“隙”，引申为“隙中所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若言不可多见而间见之。”“间见”可理解为与
明见、
显见反义的“隐见”，这说明比喻的另一种功能是使言语表达含蓄，隐曲，《诗·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说文解字》：“伣，谕（喻）也。”
依，《
礼记·学记》中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
博依，广譬喻也，依或为衣。”钱钟书《管锥编》中说：“《白虎通·衣裳》‘衣者，隐也，裳者，隐也’。夫隐为显反，不显言直道而曲喻罕譬…”。钱钟书说明用“依”这种手法，正是为了“不显言直道而曲喻罕譬”，其功能跟“伣”相当。
谕（喻），《
说文解字》中说：“谕，告也。”引申为“告晓”、“明晓”等义，《说文解字注》：“晓之曰谕，其人因言而晓亦谕。”后来，“
诰谕”之“谕”写作“谕”，
譬喻之喻写作“喻”。
方，常与“比”并用。《
说文解字》：“
方，并船也。”段注：“
并船者，并两船为一。”又引申为“
比方”。“方”的本义也包含了“双”、“二”的含义，这正好说明比喻是由两个方面（喻体、本体）组成的特点。
况，常与“比”并用，连成“
比况”。《尔雅·释言》：“
矧，况也。”
郭璞《
尔雅注》：“
譬况。”郝懿行《
尔雅义疏》：“况训滋，滋训益”“为譬况者，凡譬况之词皆于此词之外有所增益故也。”其意思为，用比喻说（写），都要在本来要说的词语（本体）上再增加一些词语（喻体），以使意思表达明白清楚。
再说说“比”。作为比喻名称的“比”，是从“比”的“匹”、“配”义上
引申出来的。《诗·大雅·文王》：“比于文王。”
郑玄《
毛诗笺》：“比于文王者，德以圣人为匹。”
卜辞中说到的“比”大抵是“配”、“合”的意思，《尔雅·释古》：“偶、匹、配、合也。”后代言及比喻往往习惯用与“匹”、“配”相关的字，如《淮南子·要略训》：“假象取偶，以相譬喻。”
“比”与“方”合用，构成“
比方”也是比喻经常用到的术语。与“比”类似的词语还有“
媲”等。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除了用以上一些词语表示“比喻”之义外，还有不用上述词语，而用一些修辞手法，灵活用其他词语代替的情况。例如
王逸《
楚辞章句·
离骚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这里除了用“比”、“譬”之外，还用了“配”、“
媲”、“托”、“为”等，都是比喻的意思。
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或喻之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里用了“喻”、“譬”、“类”、“写”、“拟”、“方”等词，也都是比喻的意思。尤其要注意的是“配”、“媲”、“托”、“为”、“写”、“类”、“拟”等词语，在阅读古代作品时，如果涉及到比喻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根据一定的上下文作具体分析。
从另一个方面看，用“比”这个词在中国古代也不仅仅是指“比喻”，它的意义十分宽泛，至少包含了
比较、
比拟、
类比、
比附、比喻等多种意义。“比”包括比喻和比拟的内容，如王逸《离骚经序》、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的论述即是如此，“比”还包括
讽喻（寓言），如《庄子》的《逍遥游》、《养生主》，《列子》的《愚公移山》等等。
首先，“比”含有比的章节和“
比体”的意思。例如《诗经》305篇，约1070章，朱熹《
诗集传》评为“比”的诗约50篇，130章左右，这是就艺术构思而言的。
其次，从表现方法上看，“比”与“兴”、“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三种表现方法，被人们看作诗的几种主要表现方法。所谓“比体”是指全篇用比，王夫之《
姜斋诗话》说：“《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
创调也。”比体可分为“咏物抒情”和“寓物言理”两大类。还有人认为比是艺术方法，也是艺术形象，例如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疏讲》中就持这种观点。
据文献记载《周礼》率先提出“赋、比、兴”，其中“
比”有“
类比、比喻”两种含义。《
诗品序》对“比”进行了单独定义：“因物
喻志，比也”。
《汉语比喻研究史》（2001）中在论述“因物喻志”时提及“比喻”是通过做“比”，把两类不同的事物相联接，通过其中一类事物来传递另一类事物的内容或特点。
《
修辞学发凡》把比喻定义为，思维的对象与某一事物存在
类似点，所以在写文章或说话时就用这一类事物来说明思维的对象，称为
譬喻”。现在一般称比喻。
袁晖在《比喻》（1982）一书中将比喻定义为，比喻是把甲事物与乙事物进行联接，甲事物与乙事物是两类本质不同的事物但又存在部分相似性。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2004）一书中指出，比喻又叫“
譬喻”，俗称“
打比方”，是依据
联想和
想象等
心理特征，以不同事物之间的
相似点为
立足点，将本质上
相异的事物进行作比。
曾毅平在《
华语修辞》（2012）一书中指出，比喻又叫
打比方，是把两类本质上不同但又存在部分相似性的甲、乙事物进行联接，在实际的运用中，一般用乙事物来描述甲事物。
比喻的基本类型
明喻
通常由三部分构成：本体，即被比喻的人或物；喻体，用来比喻的事物；比喻词，用来连接本体和喻体的词。例如：
①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诗经·卫风·伯兮》）
伯，女子称其丈夫。
之，动词，到。
首，头，这里指头发。
蓬，
飞蓬，蓬草遇风，即狂飞四散，比喻女子的乱发。
本体是句中的主要部分，叫主体，如本例中“首”。喻体，就是被比喻的部分，如本例中的“飞蓬”。比喻词，又叫说明词，就是本体和喻体之间起联系的词。明喻，主要就明在比喻词上，如本例中的“如”。
从语法角度看，主语是“首”。谓语是“如”，动词，表示“如同”意思。宾语是“飞蓬”。
②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
消魂，形容离别时的愁苦之情。“帘卷”句，西风卷起帘子。黄花，菊花。
主语，人。谓语，比。宾语，黄花瘦。
本体，人。喻体，黄花瘦。比喻词，比，动词。
③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切复言！”羽、张乃止。（《三国志·诸葛亮传》）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两个
结构助词“之”字，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使原来的
主谓结构变成一个
偏正结构，作句中的主语、宾语或表时间的
短语等。
主语，孤之有孔明。谓语，
犹，作动词，常用在把前后两物进行比较对照的句中，可译为“好比”，“如同”，“若”，“好像”等。宾语，鱼之有水。
主体，孤之有孔明。喻体，鱼之有水。比喻词，犹。
④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
永王东巡歌》其二）
三川，即黄河、洛河、伊河，这里指三水流经
河南郡（包括河南黄河两岸一带）。
北虏，指安禄山叛军。乱如麻，喻叛军既多且乱，叛军到处烧杀抢掠，造成三川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四海，这里指三川地区。
永嘉，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时，匈奴
刘聪的部下
刘曜攻陷晋都洛阳，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史称
永嘉之乱。
主语，“三川北虏乱”、“四海南奔”。谓语是“如”，动词，像；“似”，动词，像。宾语，“麻”、“永嘉”。
本体，“三川北虏乱”、“四海南奔”。喻体，“麻”、“永嘉”。喻词，“如”、“似”。
诗人认为同是胡人，同起于北方，同样造成了天下大乱。从历史高度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性质，表明了鲜明的爱憎。
⑤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孟子·梁惠王上》）
以，采用。若，如此。所为，
结构助词“所”字和动词“为”、“欲”相结合，组成
“所”字结构，“所”字结构是一个
名词性短语。求，寻求。若，您。所欲，所企望的。缘，爬上。木，树木。
谓语，“以”、“求”、“犹”。宾语，“所为”、“所欲”、“缘木而求鱼”。
本体，“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喻体，“缘木而求鱼”。喻词，“犹”。
这是孟子对
梁惠王说的话。说梁惠王想扩张领土，秦国和楚国都来朝拜，统治中国，并吞四方少数民族。这种想法，就像是爬到树木上去寻找活鱼。
⑥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
主语是“蠢”。谓语是“若”。宾语是“木鸡”。
本体是“蠢”。喻体是“木鸡”。喻词是“若”。
上述各例是详式。至于略式，往往不用
喻词，只把所说的事情和比喻的事物写成
对偶句式和
排比句式。现分别介绍如下。
①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李商隐《
锦瑟》）
蓝田，山名，在今陕西省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
句式一般是两个
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节奏单位相当于一
双音词或
短语。音乐节奏和意义单位基本是一致的。例句的句式：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出句由“沧海月明”（皎月落于沧海之间）和“珠有泪”组成。
对句由“蓝田日暖”和“玉生烟”组成。
蓝田日暖，主语是“蓝田”。谓语是“暖”。
玉生烟，主语是“玉”。谓语是“生”。宾语是“烟”。
本体是蓝田，喻体是“暖”。本体是“玉”，喻体是“烟”。
唐诗人
司空图引
戴叔伦的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②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李贺《南园十三首》其六）
寻章—摘句—老—雕虫；
晓月—当帘—挂—玉弓。
“晓月当帘”，“挂玉弓”也是两个短语。
本体是“晓月当帘”。喻体是“挂玉弓”。
一弯残月，低映檐前，拾头望去，像是当帘挂着玉弓，天将破晓，而自己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
③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非子《五蠹》）
这两句对仗。
主语是“长袖”、“多财”。谓语是“善”。宾语是“舞”、“贾”。
喻体是“长袖”、“多财”。本体是“舞”、“贾”。喻词是“善”。
意思是说，袖长的人舞蹈起来易见好，钱多的人做生意易获利。
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史记·留侯世家》）
主语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谓语是“利”。
补语是“于行”、“于病”。
本体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喻体。喻词是“若”（省略）。
诚恳正直的劝告，听起来刺耳，对行为有利。良药苦于口，但对治重病有好处。
①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歧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
终日，
名词作状语。而，
连词。
须臾，片刻。
跋而望，
跂起脚来望。跂，动词作状语。博见，看得宽广。不如，动词性结构，用于
差比句中作谓语，译为“不及”、“赶不上”，也可以不译。
主语是“吾”。谓语是“思”，“不如”，“见”，“望”。宾语是“须臾之所学”、“登高之博见”。
喻体是“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不如登高之博见也”。本体是“吾尝终日而思”、“吾尝跂而望矣”。喻词是“不如”。译：
我曾经整天思考，不如学习一会儿有收获；我曾踮起脚跟来向远处看，不如登上高处见得广博。
②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谏逐客书》）
让，辞让，拒绝。不择细流，指对大小水流不加区别一概容纳。择，区别。就，成就，造成。却，推辞，不接纳。明其德，使其德望昭著。明，使动用法。众庶，老百姓。
主语是“太山”、“河海”、“王者”。谓语“让”、“能成”、“择”、“能就”、“却”、“能明”。宾语是“土壤”、“其大”、“细流”、“其深”、“众庶”、“其德”。
喻体是“故能成其大”、“故能就其深”、“故能明其德”。本体是“太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王者不却众庶”。
③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候列传》）
主语，兔、狗、鸟、弓、国、臣。谓语，死、亨、尽、藏、破、亡。
喻体，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本体，敌国破，谋臣亡。
④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枚乘《七发》）
淹沉，沉逆不返。浩唐，荒唐无度。遁佚，放荡无忌。
奚由，代词性结构，一般用以组成
疑问句，表示所从的处所，可译为“从那儿”。乐，喜爱。心，意念。志，志愿。
定语是“淹沉”，中心词是“乐”。本体是“其奚由至哉”。喻体是“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
暗喻
暗喻又称隐喻，它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正文和喻体的关系比明喻更为密切。如用“风”喻“君子德”。在明喻应用“君子之德如风”这种形式；暗喻用“君子之德，风也”或“君子之德风”这两种形式。
从上列两类比喻，说明正文和比喻关系的形式，是有点不同：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暗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似的关系，暗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
暗喻常用下列几种形式：
例如：
①诸葛孔明者，卧龙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主语是“诸葛孔明”，谓语是“卧龙”。根据古汉语的语法特点，这是一个肯定
判断句，中间的一个
判断词“是”省略。译成现代汉语，中间一定要加一个“是”，这种判断句中有一部分是暗喻。“诸葛孔明”是本体，“卧龙”是喻体。诸葛孔明像一条卧着的龙。这既是语法现象，也是修辞现象。
②长史张昭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资治通鉴·汉纪》）
“曹公”是主语。“豺虎”是谓语。本体是“曹公”。喻体是“豺虎”。喻词“是”省略。
③韩，天下之咽喉。（《战国策·秦策》）
韩，韩国，战国时为七雄之一，最盛时拥有今陕西省东部及河南西北部之地，后灭于秦。
主语是“韩”。谓语是“天下之咽喉”。
“韩”，本体。“天下之咽喉”是喻体。喻词省略（因为是暗喻）。
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安书》）
固，副词，本来。或，代词，分指前面已经出现过的人或物中的一部分，可译为“有人”，“有的”。“于太山”，“于鸿毛”，
介词结构，于，介词，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并介绍比较对象，可译为“比”。
主语是“人”。谓语是“有”、“重”、“轻”。宾语是“死”。“人固有一死”是本体。“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是喻体。
②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主语是“霜叶”，谓语是“红”，补语是“于二月花”（于二月花，
介词结构，于，介词，可译为“比”）。
全句意思是“霜叶比二月花红”。“霜叶”是主体。“红于二月花”是喻体。
通过这个比喻，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③奈何取之尽錙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杜牧《阿房宫赋》）
南亩，泛指田亩，田野。架梁之椽，架在梁上的
椽子。磷磷，这里形容梁柱上的钉头光彩耀目。
庾，谷仓。机，织布机。栏，槛，都是栏杆。九土，九州之土，等于说全国的土地。
呕哑，在这里形容杂乱的乐器声。于，介词，介绍比较对象，可译为“比”。
“多”是谓语。“于南亩之农夫”、“于机上之工女”、“于在庾之粟粒”、“于周身之帛缕”、“于九土之城郭”、“于市人之言语”是补语。
“负栋之柱”、“架梁之椽”、“钉头磷磷”、“瓦缝参差”、“直栏横槛”、“管弦呕哑”是本体。“于南亩之农夫”等六个介词结构是喻体。
通过用暗喻描写，揭露秦朝统治者的奢侈荒淫，同时也借古诫今。
④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青于蓝：谓语，“青”；补语，“于蓝”，介词结构。
“青”是本体。“于蓝”是喻体。
①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
主语是“春风”。谓语是“绿”。宾语是“江南岸”。
本体是“春风”。喻体是“又绿江南岸”。
“又绿江南岸”就是“又使江南岸绿”。“绿”是
形容词，常用作
使动，它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使江南岸绿。
②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苏轼《前赤壁赋》）
侣，友，都是
意动用法，名词作意动，是把它后面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做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麋，鹿的一种。
谓语是“侣”、“友”。宾语是“鱼虾”、“麋鹿”。
本体是“侣”、“友”，喻体是“鱼虾”、“麋鹿”。
以鱼虾为伴侣，以麋鹿为朋友。
③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皆鱼肉之”：“鱼肉”名词用如动词，作谓语。之，代词，代吾弟，作宾语。
喻体是“鱼肉”，把“之”（吾弟）当作“鱼肉”。本体，之（吾弟）。
名词作状语。表示比喻。
①嫂蛇行匍伏。（《战国策·秦策》）
匍伏，用手足在地上爬行。伏，以面向下。主语是“嫂”。谓语是“行”。状语是“蛇”。名词作状语。
本体是“嫂”。喻体是“蛇行”。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译“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
②其后秦稍蚕食魏。（《史记·魏公子列传》）
主语是“秦”。状语是“蚕”，名词用作状语，表比喻。谓语是“食”。宾语是“魏”。
本体是“秦”，喻体是“蚕食魏”。像蚕食桑叶那样侵食魏土。
③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人，名词用作状语，表示比喻。豕，猪。
主语是“豕”。谓语是“立而啼”，
连动式。状语是“人”。
“家”是本体。“人立而啼”是喻体，像人一般站着啼哭。
④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主语是“项伯”（承前省略）。谓语是“蔽”。状语是“翼”，名词用作状语，表示比喻。宾语是“沛公”。
“项伯”是本体，“以身翼蔽沛公”是喻体，用身体如鸟那样的张翅掩护沛公。
借喻
它比暗喻更进一层，因它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加密切，它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借喻有如下形式。
①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
化作春泥更护花。句式：化作—春泥—更—护花。
主语，化作春泥。谓语，护。宾语，花。
“化作春泥更护花”是喻体，自己虽怀愤辞官，但仍思为国效力。
②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主语是“冰心”。谓语是“在”。宾语是“玉壶”。
喻体，“冰心在玉壶”，表达自己依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
③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主语，虎。谓语是“斗”。“两虎共斗”是喻体，如果两人相斗，不能都活命，反映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
④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李商隐《
重有感》）
“蛟龙愁失水”：主语是“蛟龙”；谓语是“失”；宾语是“水”。
“蛟龙愁失水”是喻体，喻
唐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
“鹰隼与高秋”是喻体，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搏击宦官。
《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说：“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这评说符合作者本意。
①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卷起”是谓语。“千堆雪”是宾语。
“卷起千堆雪”是喻体，比喻长江流水锨起的浪花。
②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摩刀刈紫云。（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踏天，不是登高山，而是下洞穴，踏的是水中天。青花紫石，产于水岩，踩石工人则在岩穴之下，浸润水中操作。紫云，指青花紫石。句式是：踏天—摩刀—刈—紫云。
“刈”是谓语。“紫云”是宾语。
“踏天摩刀刈紫云”是喻体，描写采石工人的劳动。
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史记·屈原列传》）
瑾、瑜都是美玉。令，让。怀，揣。见，助动词，用于
被动句中，作“被”讲。放，流放。何故，何，疑问代词，和“故”配合组成疑问句，一般可译为“为什么”、“怎么…呢”。为，语气词。
怀瑾握瑜，
联合短语。动词，“怀”、“握”。宾语，“瑾”、“瑜”。
“怀瑾握瑜”，喻体。全句意思是：为什么怀有瑾瑜般美德而让自己被放逐呢？
④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菊花》）
黄金甲，指菊花，把黄色的花瓣做成战士的盔甲。“带”是谓语。“黄金甲”是宾语。“带黄金甲”是喻体，把菊花比喻为黄巢军的盔甲。
①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之糟粕也夫。（《庄子·天道》）
“古之糟粕”，
偏正结构，用作借喻，“糟粕”，像糟粕一样的书本。
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前赤壁赋》）
一苇，喻小船。纵，听凭。如，往。凌，越过。万顷，形容水面的广大。茫然，指宽阔得看不到边际的江面，形容词用作名词。
“纵”是谓语。“一苇之所如”名词性结构，作宾语。
“一苇之所如”是喻体，小船往的方向。
③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葵藿之倾叶，偏正词组。葵，向日葵。葵藿之倾叶，喻体。
表示自己对君王的忠诚像向日葵一样。
葵藿，
偏义复词，只有“葵”义，“藿”无义。
④昔天下之网尝密矣。（《史记·酷吏列传》）
“天下之网”，偏正结构。“天下之网”是喻体，国家的法律像网一样。
有时一喻难以达意，常用数喻来说明它。
⑤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夜放花千树，形容灯火之多像千树
花卉似的。“星如雨”，形容满天的焰火。“玉壶”，比喻月亮。凤箫声动，音乐演奏起来了。鱼龙，指鱼形龙形的灯。
上片的六句中，使用了三个借喻句：“花千树”句，“玉壶光”句，“鱼龙舞”句，将热闹的灯市，作了最生动的描绘。
比喻的变化形式
博喻
博喻是由两个以上的喻体来说明或描绘一个本体的比喻，为的是把比喻运用得更为充分。结构公式是：本体＋喻词＋喻体，例如：
①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朱自清《春》）
此例由“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和“健壮的青年”三个喻体来描绘“春天”这个本体，所以是博喻。喻底为：
春天生机盎然，随着时序而活力倍增。
春天给人以新奇感、愉悦感，令人陶醉和神往。
这是明喻的博喻。
②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此例由六个喻体来说明本体《孩儿塔》。喻底为：
《孩儿塔》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和正义感。
这是暗喻的博喻。
约喻
约喻与博喻相反，是几个本体共用一个喻体来形容描写的一种修辞方式。
约喻的几个本体具有某一方面的共性，因此，可以合用一个喻体，如：
①悔恨，羞耻，绝望，孤独…这些折磨人的感情像一群饥饿的老鼠，轮流来咬我这颗渗着血珠的心。（顾笑言《爱情交响诗》）
②林啦，田野啦，以及看不到的茫茫远远的地方，全呈着意料外的恬静！这会使人联想到一个哭乏了的孩子，现在睡觉了。（萧军《八月的乡村》）
例①“悔恨，羞耻，绝望，孤独…这些折磨人的感情”是本体，多种感情共用“一群饥饿的老鼠”为喻体。
例②虽然用感叹号隔开，但两个句子之间形成了本喻体关系，用“一个哭乏了的孩子，现在睡觉了”一个喻体，来共同形容林、田野、以及看不到的茫茫远远的地方的恬静。
倒喻
倒喻也称逆喻，把本体和喻体关系颠倒过来，喻体在前，本体在后。结构公式为：喻体＋喻词＋本体
例如：
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在前的“小瘪三”是喻体，在后的“党八股”是本体，实际是说，党八股很像小瘪三。喻底为：
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必须反对党八股。
此例是明喻。倒喻也可以是暗喻。
对喻
对喻是以对偶的语言形式出现的比喻。常见的格式是两个
比喻句形成一个
对偶句：
姐妹生得灵巧手，/采茶好比绣金球；/上采好似蝶恋花，/下采好似金鱼游。（柳州《刘三姐》创作小组）
“上采”“下采”句既形成对偶，其中又各含有一个比喻。
正喻
与“讽喻”相对。比喻的一种。指一般的、不带讽刺性的比喻。例如，“总司令那稳健的身躯，有如一株青松。”
反喻
比喻一般都是用肯定的语气从正面说明本体，而
反喻则是用否定语气来说明本体的。结构公式为：本体＋不像（不是）＋喻体
例如：
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名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郁达夫《故乡的秋天》）
喻底为：
秋天是另一种情趣。
反喻强调本体和喻体不相似的一面，同样能唤起听读者的联想，让听读者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推论。
讽喻
讽喻，与“正喻”相对。借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以达到启发教育或者讽刺谴责的目的。常寄海人警世之意于讽刺中。可分编造（编写）和引述两种形式。例如，用“守株待兔”来讽喻把偶然当必然的人。
较喻
1、您说，这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我们怎么会忘记？——作者把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情谊比作高山和大海，然而在相似点“高”和“深”上本体“情谊”又超过了喻体“山”和“海”，形象地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朝鲜大娘感激、崇敬和依依不舍的心情。这种用“比……还……”、“赛过”、“胜过”等词连接，表示本体在相似点上超过喻体的较喻，也可称为“强喻”，强喻一般带有褒义色彩。
2、我的生活没指望了，连狗都不如!——作者将狗的境况作为喻体，与凡卡的遭遇比较，相比之下，本体“我的生活”还不如狗的境遇。这就强烈控诉了沙皇制度下的旧俄罗斯儿童的命运。像这种在相似点上比不上喻体的较喻，又可称为“弱喻”。弱喻多数带有贬义色彩。
3、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句子用的喻词是“不及”，形式上看似为弱喻，但从意志上分析，诗人是用“桃花潭水”与汪伦之“情”相比，本体“情”在相似点“深”上超过了“桃花潭水”，因此也是强喻。
4、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在一句话中，从正反两个方面交替使用强喻和弱喻的例子。作者先以“泰山”为喻体，从正面极言“人民利益而死”的意义比“泰山”还重；又从反面用“鸿毛”设喻：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卖力，就比“鸿毛”还轻。两相对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为人民服务应该具备的生死观。
互喻
互喻是本体和喻体互相设喻的比喻。在互喻里，先用喻体比喻本体，再用本体比喻喻体。结构公式为：
本体＋喻词＋喻体，喻体＋喻词＋本体
例如：
有人设喻，沙丘像凝固了的大海，大海像涌动着的沙丘。（杨闻宇《沙丘鸣钟》）
“沙丘”在前一分句中是本体，后一分句中是喻体，“大海”在前一分句中是喻体，后一分句中是本体，彼此互喻。喻底为：
沙丘非常像大海，只是略有不同。
此例“沙丘”和“大海”互相设喻，更增进了沙丘的形象性，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回喻
回喻，先提出喻体，然后否定喻体，最后引出本体。一般结构为：
喻体＋否定性喻词＋本体
例如：
在正对面的山腰中，有一大块白云，慢慢的浮动。仔细一看，那不是白云，而是羊群。（杜宣《井冈山散记》）
“白云”是喻体，“羊群”是本体，“不是”是否定性喻词。“不是”为事实上的否定，作为比喻，它恰好说明了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喻底为：
那羊群很像白云。
即转换后的明喻。这种迂回设喻的方法，给人一种“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意味。
扩喻
扩喻，是在喻体前后增加说明性文字，对喻体作进一步解释说明的一种修辞方式。扩喻中的比喻部分，可以是明喻、暗喻等形式，如：
①她的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清亮的灯光，好像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老舍《骆驼祥子》）
②她是夜明珠，/暗夜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死，消灭不了她，/她是太阳，/离开了地平线，/却闪耀在天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例①是明喻，后用一说明性文字“颜色复杂而难看”，说明其相似点。
例②是暗喻，后用描写性文字“暗夜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离开了地平线，却闪耀在天上”进一步说明喻体。
说明性文字可可以出现在喻体前，也可出现在喻体后，在一段扩喻中，还可穿插出现。如：
③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冷暖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非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钱锺书《围城》）
例③在前两个喻体“熟肉铺子”、“真理”后增加解释性文字。后一个比喻的说明性文字则出现在喻体前面。这些说明性文字强调了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联喻
联喻，即承接性比喻。几个比喻连用，后一个喻体是在前一个喻体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修辞方式。又称接喻、贯喻、义喻、派生喻。
从前后比喻的内容的关联性看，联喻主要有两种关系：
（1）前后比喻之间密切地顺承，这是联喻最常见的内容关联。
①他那松软的床榻皱皱巴巴，犹如波浪，我深深陷在浪谷里再也不肯起来。（陈染《沉默的左乳》）
②灯光在竹绿中自由来去，挥洒四方，如同月亮钻过树林，在草地上写下温情的诗句，我追着月亮走，月光穿透我…（
张抗抗《幔亭山房梦游》）
③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例①前一比喻是明喻，后一比喻是借喻、后一喻体“浪谷”是承接前一喻体“波浪”而来，二者有着密切的顺承关系。
例②前一比喻是明喻，后一“月亮”、“月光”是顺着前比喻而来的借喻。
③前一比喻是明喻，后一比喻是暗喻，前后也有着顺承关系。
（2）前后比喻之间有着包容关系。
④如果把一份畅销的报纸比喻为一个人的各种器官的话，那么新闻部是这个人的心脏，财经部是肝脏，文体部是肺叶，机动记者部是肾脏。副刊部呢，它充其量不过是胆囊或脾脏…（
迟子建《第三地晚餐》）
⑤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瞧那肥壮的黑土，不就是巨人浑身疙疙瘩落的怪肉？那绿森森的密林丛莽就是浑身的毛发，而那纵横的急流大河正是一些隆起的血管，里面流着掀腾翻滚的热血。（杨朔《菠萝园》）
例④以”一个人的各种器官”喻“一份畅销的报纸”，进而以“心脏”、“肝脏”、“肺叶”、“肾脏”、“胆粪或脾脏”喻报社的各个部门，前后喻体有着包容的关系。
例⑤“望不见头脚的巨人”的比喻，又生发出关于巨人身体各部位的联想，形象地表现了西非洲大陆的生机活力，蕴含的巨大能量。
联喻还可以从是不同一类型比喻相接来分。
（1）不同类型比喻朴们接的联喻。如例①、②、③。
（2）同一类型比喻相接的联喻。
⑥满子觉得，他这个家，像个鸟笼，他好比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柳叶翠鸟；他又觉得，这个家像一只麦秆编成的蝈蝈篓儿，他好比被捉进篓里的小绿蝈蝈。（刘绍棠《蒲柳人家》）
例⑥后两个接喻，各由两个明喻连接而成。“他好比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柳叶翠鸟”，是顺承着“他这个家，像个鸟笼”而来，“他好比被捉进篓里的小绿蝈蝈”是顺承着“这个家像一只麦秆编成的蝈蝈篓儿”而来，前一比喻是后一比喻的基础。
联喻的几个比喻之间还可以穿插其他描述性文字，虽然从形式上看，承接得不太密切，但从内容来看，前后还是有着密切的承接关系。
⑦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如了密圈呢。（钱锺书《围城》）
例⑦这段文字中，后面的比喻都是承接“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而来。“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是明喻，由此连接出以下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比喻。
“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是引喻，以“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为喻体，引出本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其中“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又是
缩喻，喻词不出现，本体“博士硕士”与喻体“这些微生虫”以并列的形式形成复指关系。
“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忘了。”是
倒喻，喻体“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在前，本体“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忘了”在后。
“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如了密圈。”是明喻，本体“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在前，喻体“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如了密圈。”在后。喻体中还套着一个明喻，“自己的脸”是本体，“文章加了密圈”是喻体。
潜喻
潜喻，即
拟物。不出现喻体和比喻词，直接把本体当做喻体来表现的潜在比喻。例如，“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山像剑一样刺破青天。
曲喻
曲喻是这样一种比喻：从喻体的某一方面转移、联想到另一方面，再通过转移、联想，使喻体和本体产生相似关系。因为转了一个弯子，故名“曲喻”。结构公式为：
本体（喻体）＋转义词＋喻体（本体）
例如：
她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说的大话，大而无当。（钱锺书《围城》）
“大眼睛”和“大话”本来没有什么联系，说写者借助于转义词“大”，使二者构成某种相似的关系，转弯抹角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意思：
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大而无当。
她那不大的眼睛却也很美。
此例的结构式为：本体＋转义词＋喻体。当然也可以是：喻体＋转义词＋本体。
缩喻
缩喻是喻词不出现，本体与喻体以修饰或并列的形式出现的一种修辞方式。又称略喻、同位喻。
从语法结构来看，缩喻主要有两种形式：
（1）偏正式。喻体修饰本体。
①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吴伯箫《歌声》）
例①本体“歌”与喻体“河流”、“海洋”之间用“的”关联，形成偏正关系，这类比喻往往可以转换成明喻或暗喻，如可说成“歌像（是）河流”，“歌像（是）海洋”。
（2）并列式。喻体与本体形成并列关系。
②五岭逶迤腾细浪，鸟蒙磅礴走泥丸。（毛泽东《七律·长征》）
例②本体逶迤的“五岭”与喻体“腾细浪”，本体磅礴的“乌蒙”与喻体“走泥丸”之间以并列关系出现，中间不用比喻词关联。
引喻
引喻，由本体或喻体中的一方引出另一方，通常没有喻词。结构公式为：
本体（喻体）＋喻体（本体）
例如：
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畸零人”是本体，“孤雁”是喻体，由本体引出喻体。喻底为：
他踽璃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
这是：本体＋喻体。当然也可以是：喻体＋本体。
择喻
是肯定否定比喻并用，排除某一喻体，选择另一喻体的一种修辞方式。又称交喻。按对喻体的选择，择喻有3种：
（1）先肯定后不定，如：
①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例①先肯定后不定，以两种喻体的对举说明“这样的风气的民众”的特点。
（2）先不定后肯定，如：
②她像睡着了，脸上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得衰败，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钱锺书《围城》）
例②先否定后肯定，以“还不是”排除本体“年轻女人的眼泪”与喻体“秋冬的雨点”间的相似点，接着以“只像”表肯定相似，引出另一喻体“清明时节的梦”。
（3）肯定不定交错，如：
③他专注地看着那两杯酒，就愈发洁白了，像霍林河的浪花，像一团山涧里飘逸出的白云，像十五的夜晚才爬上树梢的圆月。不，都不是。这是不能见底的海阿，是海，真的是海，在无穷无尽的洁白的云雾后边的是一双肯定的墨黑的眸子。（白雪林《成长》）
例③先用几个肯定比喻，再用否定闭将它门否定，又引出一个肯定比喻，形象地写出在“他”思绪中引发的联想。
比喻的功能
说明论证
①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荀子·天论》）
②“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淮南子·佩真训》）
再如：
③“夫
华骝，
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
伎能殊也。
鸱夜撮蚤蚊，案分秋毫，昼日瞋目，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
螣蛇游雾而腾，应龙乘云举，猨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骛。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若，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劝；上操约者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淮南子·主术训》）
以上几例相当于运用事实进行论证，而多项喻体就是多项论据。论点的成立全在多项喻体——论据的支撑，例①以日月、水火、珠玉为喻体说明“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的道理；例②以天地当有所定方能载日月、植草木为喻，说明心体不宁则不能显是非；特别是例③用“华骝、鸱、螣蛇、应龙、
猨、鱼”等六项为喻，次用“古之为车”作类比，共同论证治国行政需要分工。
被誉为哲学“故园”的
古希腊哲学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比喻。如
泰勒斯，给后人留下了“
仰望星空”的著名哲学比喻；
苏格拉底以“助产术”来比喻
辩证法；
柏拉图以著名的“
洞穴之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哲学比喻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思维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哲学比喻，就是借用修辞学中的比喻辞格，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描写或说明哲学概念、原理、问题的方法。所谓比喻，
乔纳森·卡勒指出：“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
哲学比喻的实质，是要找到某事物和待说明的哲学概念、原理、问题的共同点，发现该事物暗含着的不为人所熟知的哲学道理，打通
感性思维与
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而展开创造性联想的过程。哲学比喻与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几乎每一位著名的哲学家都曾用哲学比喻来说明和讲授自己的哲学思想。
形象描绘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化手段，从《诗经》到当代作品历来都如此。
①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车，颜如舜英...（《郑风·有女同车》）
②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③须臾之间，五嫂则至...裙前麝散，髻后龙盘...黑云裁两冀，白雪分双齿。（
张鷟《
游仙窟》）
此处以一系列的比喻描绘少妇五嫂的美貌，气息如麝，发髻如龙盘，鬓如黑云，齿如白雪。
④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
以“朝如青丝暮成雪”很形象地比喻青春流逝之速。
“碧天如水”描绘出夜空的空旷、清冷，“月如眉”描绘初月弯弯娟秀如女子之眉。
⑥长忆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
潘阆《
酒泉子·其五》）
词人以黛喻山之色，以簇状山之形。黛即古代女子画眉所用
黛墨，青而带黑；
簇者，攒集丛聚。比喻形象地描绘出湖心孤山幽蓝苍翠，山峰攒簇，雄奇壮观。
⑦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柳永《满江红》）
“波似染”喻桐江水清澈碧绿，“山如削”喻桐江两岸群山的峭拔、高耸。
上述例子都是以比喻描绘形象，以少胜多，简洁传神，历历如绘。
婉曲达意
理不便明说，情不便直陈，可用比喻婉曲达意。最典型的用例是西汉
枚乘《
上书谏吴王》。枚乘初在吴王
刘濞手下供职，吴王欲谋反，故乘上书劝谏。其上书在字面完全没有涉及吴王谋逆之事，全是通过比喻侧说谋逆之害：
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上书谏吴王》）
全文并未明言吴王“所为”为何事，只是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谋逆之害，用比喻就避免了对“谋逆”这种忌讳话题的直陈，不至于触怒吴王，同时也有利于保全自己。
诗歌发展至唐代更重婉曲，唐诗抒情达意往往避忌直陈，多采用比喻婉曲达意。如：
②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王建《宫词百首之九十》）
王建的
宫词有很多表面上写抽象而实际是感叹宫中女子凄苦的命运。历史上有不少人对宫词第九十首婉曲达意赞叹不已。《
陈辅之诗话》：“王建《宫词》荆公独爱其‘树头树底觅残红…’谓其意味深婉而悠久长也。”诗前二句以花落喻女子年老色衰，而“桃花贪结子”大约是喻宫中女子贪恋富贵。全诗不着一字，如就事直写则直陋了无诗意。
再如：
③花萼楼前初种时，美人楼上斗腰肢。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恨谁。（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其五》）
这首竹枝词表面写花开花落，实际以借喻表述夫子自道。前二句写自己得意之时，后二句“如今抛掷长街里”隐射自已因参与
王叔文集团遭贬；“露叶如啼欲恨准”是言自己的遭遇系自作自受不敢怨人。如《易》所谓“自我致寇，又谁咎也”。
④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余《
近试上张籍水部》）
唐时士子在应试前，常以诗文献于显贵或知名文士，得其褒扬，乃易登第。朱诗纯用比喻，以借喻手段托新妇见舅姑喻举事见考官，“画眉深浅入时无”实为探问自己学养是否有望被当世所重，但诗在字面上毫无痕迹。张籍接诗后对朱的才华大加赞赏，亦以诗酬答：
⑤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
菱歌敌万金。（张籍《酬朱庆余》）
张籍酬诗亦纯用比喻，以越女新妆喻朱生才华卓绝，以“自知明艳更沉吟”赞美朱生才高而恭谦的态度。后两句喻朱之诗作精美绝伦。求进身是不便直言的话题，双方都以比喻成诗，于正意不着字，避免了直陈的尴尬。
比喻的理论
先秦时期
（一）孔子的“能近取譬”说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特别强调语言和社会、政治的密切联系。他开馆办学，培养弟子，在他所传授的技艺中，“言语”是重要的一科，他既注重言语表达的“质”，也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比喻作为一种具有很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自然是孔子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功，所以他提出了“能近取譬”的学说：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
朱熹在给孔子的“能近取譬”作注时说：“譬，喻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能近取譬”说阐明了比喻运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以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东西作为
喻体设喻，说明一定的道理。这里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极具概括性，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身边的客观物象，只要设喻得当，都可以作为喻体表达一定的比喻义。如《论语》中运用的一些比喻就体现了这一点：
（1）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2）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例（1）用“风”和“草”比喻君子和小人“德”的不同性质，然后才有“草上之风必偃”的精辟见解。例（2）用“大车无輗”和“小车无軏”比喻“人而无信”是行不通的这样的道理，都是用自己身边的客观物象作为喻体设喻的。
二是“近”体现为自己所熟悉的客观物象，必须是贴近生活的，是比喻的运用者和比喻的接受者都能够接受的；作为喻体，它们必须是人们容易感知的，不会让人们感觉到是陌生的、遥远的东西。这里也用《论语》中的例子加以说明。
（3）为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4）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例（3）用众星朝北斗说明“为政以德”的重要性，例（4）用“日月之食”比喻“君子之过”，都是十分贴切的，都能通过人们易于接受的客观物象说明深刻的道理。
三是这种“近”体现为比喻的运用者和比喻的接受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从比喻的运用者来看，“近”是取喻的原则，这条原则对于比喻的接受者来说应该是适用的；否则，一方认为“近”，另一方却认为“远”，便达不到比喻的目的，运用比喻注意它的可接受性正是这种“近”的表现。孔子运用比喻往往能使接受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
（5）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矣。（《论语·卫灵公》）
（6）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例（5）用“水火”作喻说明“仁”对于“民”的重要性。例（6）用“浮云”比喻“不义”带来的富贵是飘忽不定的，都能够取得接受者的强烈共鸣，产生很好的表达效果。总之，“能近取譬”中的“近”是比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取”是言语表达者的态度和手段，“近”和“取”构成了比喻运用的基本规律。所以“能近取譬”是先秦比喻理论中的重要理论。
（二）墨子的“举也（他）物而以明之”说
墨子主张“先质而后文”，即先需考虑思想内容，然后再考虑形式。墨子在论述比喻时，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首先他指出：“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他的这种观点从功能上说明了比喻的价值，是中国最早的比喻功能学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比喻的定义。
他的这个观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物与此物的关系。这相当于现在所谓“本体与喻体”的关系。“举他物”也就是说运用比喻时，要选择一定的喻体，通过这个喻体来说明本体。
下面以《墨子》中的例子试说明之。
（7）…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墨子·非攻下》）
（8）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井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墨子·非攻下》）
例（7）用盲人不分黑白来比喻有的人“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例（8）则用医生开药治病说明立国之道，都是通过“举他物”来说明“此物”的。
第二，“不明”和“明之”的关系。这实质上说明了比喻的基本功能，即通过已知来说明未知，也说明了比喻的认识特征。比喻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用人们熟悉的、已知的事物（喻体）去说明人们所陌生的未知的事物（本体）。《墨子》中大量的比喻都体现了这一点。
（9）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墨子·鲁问》）
（10）以此求富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墨子·节葬下》）
例（9）用人们对白、黑的不同认识比喻人们在“窃国”和“窃物”的认识上的糊涂观念。例（10）用“禁耕而求获”比喻不劳而求富的坐享其成的做法都与他的比喻主张是一致的。
第三，墨子关于比喻的学说，已经具有了从比喻的结构上分析问题的思想。因为所谓“他物”是相对“此物”说的，既是比喻，就应该有“比”之物，即要有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墨子进一步说：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小取》）
比喻物、被比喻物（即喻体、本体）二者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相同的方面，它对于后世学者认识比喻中喻体和本体要有相似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墨子对于比喻的运用也有自己的见解：
是故辟、侔、援、推之锌，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小取》）
辟（即比喻）等手法的运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律，“不可不审”，即要慎重，不要滥用，要适应题旨情境：“不可偏观”，即要全面，考虑周到，不能只顾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正因为墨子有这种主张，所以他对不“类”，不恰当的比喻是极为反感的。如在《墨子·耕柱》中他对子夏之徒的“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的比喻提出了批评，他说：
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墨子自己在运用比喻时就特别注意比喻的恰切性，这里举两个例子：
（11）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12）圣人以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墨子·兼爱上》）
例（11）以“欲其墙之成而助之筑则愠”比喻“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说明所谓君子求义的虚伪和缺乏诚意，贴切、深刻。例（12）以医生治病要找出病根比喻治理乱世，必须了解“乱之自起”，十分恰切。
（三）荀子的“譬称比方”说
荀子有关立言修辞的主张与孔子基本一致，他强调以王道为本，顺乎礼义，他的比喻理论体现了这一点。荀子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比喻问题，“譬称比方”（《荀子·强国》）就是他的主张之一。
在论辩中，恰当地运用比喻手法，确实能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在《正名篇》中，他指出：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宫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守约名以相期也。
这虽然是谈“正名”，但涉及到了比喻的客观基础这一实质问题。比喻作为一种表达手法，它所依赖的就是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点。荀子所谓“比方之疑似而通”，一方面看到了不同客观事物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客观事物又有相通之处；这种“疑似而通”的特征要求人们从不同事物之间找到相以之点，从而构成比喻，为表达服务。
看看荀子自己的比喻：
（13）君子，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不至矣。（《荀子·哀公》）
（14）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荀子·议兵》）
例（13）用“水”和“舟”之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关系，说明“君子”和“庶人”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确实具有“比方之疑似面通”的特征。例（14）用“锥刀堕太山”比喻“以诈遇齐”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也具有上述特征。
荀子论及“谈说之术”时指出：
夫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荀子·非相》）
这一段话从论辩时所采取的态度谈到语言艺术，特别强调了比喻的运用。荀子的“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与墨子的观点基本相同，都强调了比喻说明道理的功能。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5）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功学》）
（16）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
例（15）用“假舆马者”和“假舟楫者”来比喻“君子善假于物”，说理透彻，易于接受。例（16）用“暖于布帛”比喻“与人善言'”给人的快感，用“深于矛戟”比喻“伤人之言”给人带来的伤害，说理性都很强。
荀子在比喻运用问题上的态度，体现了他的所谓“顺礼义”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不“顺礼义”，无论比喻用得多么好，都是“奸说”：
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还用比喻来说明“顺礼义”的道理：
（17）夫下之和上，譬之犹音之应声，影之像形，故为上者不可不顺也。（《荀子·强国》）
（18）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譬之是犹欲寿而刎颈，愚莫大焉。（《荀子·强国》）
“下”对“上”要“顺”，好比“声”和“音”、“形”和“影”的关系；如果弃“礼义”不顾，好比“欲寿而刎颈”，是最愚蠢的事情。荀子的这一观点，实则是强调比喻的运用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而不是为了比喻而比喻，“顺礼义”是比喻运用的关键。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剖析，一方面，任何言语表达方式都必须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荀子认为比喻要“顺礼义”，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另一方面，任何言语表达形式又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为思想内容服务，但并不与某种思想内容有必然联系；所以认为“不顺礼义”的比喻就是“奸说”，未免有些片面。比喻有助于思想内容的表达，不同的人，思想、观念、态度、立场不同，运用比喻表达的思想内容也不同，这取决于运用者，并不是比喻本身的问题。
（四）韩非子的“连类比物”说
韩非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所论修辞多从政治法制的需要出发，他的修辞思想总的来说是重质轻文的。他曾写过一篇《难言》，对当时的辩说文辞进行了批评，他列举了十二种类型，其中有关“比喻”的一条指出：
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
很明显，韩非子对客观事物本已很清楚、再用一些虚而无用的比喻加以修饰是持否定态度的。什么时候用比，什么时候不用比，都要根据内容的需要，讲求恰切，既不能不用，也不能滥用。韩非子的作品里，用比往往恰到好处，对表达思想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难一》中他用“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来比喻“尧舜之不可两誉”就恰到好处。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19）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五蠹》）
（20）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
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
例（19）用“无辔策而御马”比喻“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说明施行法治的道理。例（20）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比喻为“邦之蠹”，都对说明道理、表达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见，韩非子只是反对虚而无用的“比喻”，对于表达功能强、语用价值大的比喻，他还是肯定并乐于运用的。
（五）庄子“合譬饰辞聚众，…愚之至也”说
庄子有关比喻的论述，见于《天地》篇：
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
《庄子音义·骈拇》中也说：
聚无用之语，如瓦之垒，绳之结也。
其实，庄子并不反对恰当地运用比喻，他反对的是“譬饰”，即极力修饰、迭用的比喻。他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是愚蠢的。
《庄子》中的很多篇什都善于用比喻说明道理，例如用不龟手之药比喻不识深妙高远的作用，用庖丁解牛比喻遵循事物自然之理，用墙井之蛙比喻浅薄鄙陋之人等等。庄子喜欢运用
博喻，例如：
（21）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谬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杆，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高者，比者，吸者，叫者，嚎者，史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窃为虚。（《庄子·齐物论》）
（22）并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例（21）这里连续运用十六个比喻描写自然的音响，生动贴切，淋漓尽致。例（22）用“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比喻“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说明事物都受着时间和空间等条件的制约的道理，透彻、明了。
至于一般性的比喻，在《庄子》中俯拾即是，这里仅备两例：
（23）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24）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庄子·秋水》）
例（23）用“其翼若垂天之云”比喻“鹏”之巨大无比。例（24）通过比喻描绘两个事物小大相形、小中见大的特征。对庄子的比喻观，读者要辩证地分析，既要认识到庄子反对“譬饰”的一面，也要看到庄子恰切地运用比喻说明道理、描绘事物的另一面。
一、《周易·系辞》中的比喻学说
《周易》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周易》中已经有关于比喻的论述。例如：
初辞拟之。
这里的“拟”即比拟，比拟在先秦时期包含比喻的意思在内，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表达中是很注重运用比喻的。又如《系辞下》中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又说：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这里谈到始作八卦的基本方法即是模拟客观事物，与孔子的“能近取譬”有某种相似之处；虽然没有论及比喻的词语，却暗含着比喻的意思。通过“比”（类比、比较、比喻等）将具体物象与所要表达的观念连接在一起，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与相异点，这种方法正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方法之一。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正是比喻寻找喻体的方法。
（1）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2）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喻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论语·子张》）
例（1）用“手足”、“腹心”、“犬马”、”土芥”等比喻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例（2）用“丘陵”和“日月”比喻一般的人与孔子的不同之处，都具有“以小喻大”的特点。
第二，从比喻的功能看，以小喻大正是用比的基本职能的体现。它表明比喻运用之后的一种言意关系，即语言材料是一般的，而它所包含的意蕴则是深远的，亦即所谓“其旨远”。请看例句：
（3）民归于仁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4）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例（3）以“水之就下”比喻民心所向不可抵御，深刻隽永。
例（4）用“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说明文与质的联系，含义深远，富有辩证性。
二、《礼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说
《礼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中对“比喻”有精辟的论述：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礼记·学记》）
这一段话以
顶真的面目出现，其环环相扣的表达方式，恰好说明“博喻”在“君子”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这一段话揭示了“能博喻”（善于运用比喻）的前提条件，即“知至学之难易”。要求“君子”在学习一门学问时要胸有成竹，对学问的深、浅、难、易要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知其善恶”，就是要辨明是非，区分真善美和假丑恶，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能博喻”的基础。即从人的品质上要有学习的精神，要有区分善恶的正义感；只有这样，才能用好比喻。不具备“知至学之难易”和“知其美恶”素质的人，是不能用好比喻的。
其次，说明了君子能为师必须以“能博喻”为条件，可见古人认为“能博喻”的人是多么了不起。不善于运用比喻，就不能成为“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要做到这些则必须能言善辩，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就自然要求掌握包括比喻在内的各种表达技巧。至于“师”之能为“长”，“长”之能为“君”，都必须以善于运用比喻为前提；否则，世上就没有所谓“君子”了。
总之，这段话把“能博喻”提高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说明了比喻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礼记·学记》中有一句名言：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
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这句话阐明了学好、用好比喻，对于写诗、掌握诗意的重要性。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比喻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没有比喻的诗歌是很难充分地表现其功能价值的，因此，学好用好比喻是人们写诗、解诗的一个重要途径。
《礼记·学记》中还说：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所谓“罕譬而喻”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善教者”往往能少用比喻或不用比喻就能阐明事理，使人明白。关键是要根据实际需要来运用比喻，力争恰切、自然，决不可一味追求“譬饰”。
三、《诗经》“取譬不远”说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不乏各式各样的比喻，有关比喻的学说，见于《诗经·大雅·抑》，即：
取譬不远，昊天不忒。
这与孔子的“能近取譬”说是基本一致的。看来古人都十分强调运用比喻应该以熟悉喻陌生，以浅近喻深远，这一基本原则得到后世学者的继承和发扬，一直沿用至今。下面看看《诗经》中的例子。
《诗经·卫风·硕人》描绘贵妇人庄姜的美貌，连用了五个
比喻，且都是“取譬不远”的：
手如柔荑，（手指像茅草的嫩芽，）
肤如凝脂，（皮肤像凝冻的脂膏，）
领如蝤蛴，（颈子像一条蝤蛴，）
齿如瓠犀，（牙齿像洁白整齐的瓠瓜子儿，）
螓首蛾眉。（眉毛像蝉一样细长。）
喻体：茅草、脂膏、天牛幼虫（蝤蛴，白色）、瓠瓜子、蝉等都是十分熟悉的事物。
又如《诗经·小雅·斯干》描写宫室的建设，连用了四个比喻：
如跂斯翼，（像人立正那样端正，）
如矢斯棘，（四角像箭头一样又直又棱，）
如鸟斯草，（栋宇像大乌展开双翅，）
如翚斯飞。（彩檐像饰色雉鸡高飞。）
同上例一样，“取譬”的事物也都是人们熟知的。
《诗经》中的比喻实践与其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诗经》中有很多比体诗，都是在“取譬不远”的理论指导下写成的，例如：《魏风·硕鼠》、《幽风·鸥》、《
小雅·鹤鸣》、《
周南·螽斯》等等。
如果根据现代修辞学中将比喻分成明喻、隐喻、借喻几类的分法，《诗经》中既有用明喻的诗，也有用隐喻、借喻的诗，下面各举一例：
明喻：《卫风·伯今》写思妇怀念征夫，用明喻：
自伯亡东，（自从哥哥去东征，）
首如飞蓬。（我的头发像飞蓬。）
岂无膏休，（哪是缺少润发油，）
谁适为容！（为谁打扮为谁容！）
用乱如蓬草的头发作比，刻画妇人的相思之苦和无心打扮的神态。
隐喻：《豳风·东山》用隐喻写征夫夜宿车下的情景：
娟娟者蠋，（蠕蠕蜷屈的野蚕，）
丞在桑野。（爬在野外的桑田。）
敦彼独宿，（人儿蜷成一团独睡，）
亦在车下。（卧在兵车下边。）
用蜷曲的野蚕露宿野外比喻征夫露宿车下，用的是隐喻。
借喻：如《邶北·谷风》：
就其深矣，（要是河水深，）
方之舟之；（用筏用船把河渡；）
就其浅矣，（要是河水浅，）
泳之游之。（能到水里游过去。）
这里以视河的深浅而采取不同的渡河方式，借喻善于持家的女子能够灵活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
可见，《诗经》中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比喻都有，这说明《诗经》不仅提出了“取譬不远”的原则，还在实践上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的比喻理论，较先秦有较大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易蒲、李金苓合著的《
汉语修辞学史纲》说得十分清楚：
对譬喻手法的论述，先秦只限于论说中的警喻，汉代则扩展到诗歌的范围，开由口语扩及书面语。先秦着重论述了譬喻的定义及作用，汉代则进一步论及譬喻产生的原因，并从各种不同角度阐述怎样用譬的问题。不仅论及譬喻手法，而且从《诗经》中总结了赋、比、兴手法的理论。
汉代的比喻理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继承先秦诸子的比喻学说，强调比喻在辩说中的作用，如刘向等人的比喻学说；
二是由于“经学”在汉代的繁荣，使得一些学者在解经的同时，阐发了自己对比喻的认识，如由《
诗大序》引发的关于比、兴问题的讨论；
三是比喻理论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诗歌等文体中的比喻都有论述，如
王逸等分析《离骚》中的“比兴”手法，为后者形成“诗有物象比”说打下了基础；
四是进一步看到了比喻的性质、功能，对比喻产生的原因等都作了探讨；
五是初步具有了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比喻的倾向；
六是汉代的比喻理论很多是为解经服务的，与先秦一样，仍然是吉光片羽似的散金碎玉。只不过这一时期的“金块”和“玉块”要比先秦时期的大得多、亮得多。
如果说先秦时期是中国比喻理论的草创阶段，那么两汉时期则是中国比喻理论的发展阶段。
“诗有六义”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经六律为之音。
《诗大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衰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同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小有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感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先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诸之至也。
《诗大序》开始便说到“诗有六义”，但序中着重只谈“风”以及“雅”和“颂”，对“赋”、“比”、“兴”则是一笔带过的。真正重视“赋”“比”“兴”，并引起当时及后世对“比”“兴”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是郑玄的笺注。
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取善事以劝喻之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方诵，容也，诵以美之。
郑玄对《诗大序》中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作《笺》说：
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
这里说到“比”时，认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譬喻不斥言”等；说到“兴”时，认为“兴见今之美，嫌于媚，取善事以劝喻之也”。显然，郑玄是从“政教善恶”的立场出发，认为“比”和“兴”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比”所针对的是“今之失”：“兴”所针对的是“今之美”。
换言之，之所以有“比”和”兴”的不同，是因为现实社会中有“失”和“美”的不同。这种观点显然存在着问题，如果承认“比”和“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则这两种表现手法与现实社会的“失”和“美”是不能画上等号的。“比”未必就不能用于“今之美”，“兴”未必就不能用于“今之失”，所以这种比、兴分工说是有明显局限性的。
对于郑玄的这种观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朱自清说：“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论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譬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
汉代除《
毛诗序》中讨论了“比”之外，《
韩诗外传》也涉及到了“比”的内容。《韩诗外传·卷六》中批评了滥用繁多的比喻的现象：
天下之辩，有之至之胜，而辞直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输志通意，揭其所谓，使人预知焉，不多相迷也。是胜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故辩可观也。夫繁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数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则论使然后害生也。
这里的“数譬以相移”即是指比喻用得繁多而使原意发生转移、变化的情况，显然是批评“繁文”、“饰辞”、滥用比喻而伤害文意的现象，这与先秦诸子中庄子、韩非子等的比喻运用观是一脉相承的。比喻的运用，关键要恰到好处，用多用少，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决不能堆砌“数譬”，一味追求华丽的词藻而掩盖、扭曲了思想内容。
假象取偶，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节，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
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从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
刘安的这段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
1.关于“假象取偶，以相譬喻”。
这里刘安指明了对譬喻的一般要求，首先要“假象”，即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象。比喻必须是建立在一定客观物象的基础上的，“假象”可以说是比喻运用的客观依据，比喻的运用者要善于“假象”，善于通过客观事物说明主观道理。其次是“取偶”，“取偶”要求比喻运用者要善于寻找不同客观物象之间相同或相偶合的地方（即所谓“相似点”）。既是“偶”就必然有“此物”和“彼物”，亦即构成比喻的两个事物，通常是人们所说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齐备了，才可以“相譬喻”。
2.关于“假譬取象，异类殊形”。
这里说的是比喻运用的又一个问题。前面说的是“假象”，而这里说的是“假譬”，亦即通过运用比喻构成的表达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假譬取象”构成的表达形式是“异类殊形”，说明了用比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所取之象必须是不同类别的、不同性质的。如果将这一点与上一点联系起来看，正好说明比喻运用的两个基本条件，即既要有相似点，又必须不同类不同质（即要有相异性）。
例如“她的脸像她妈妈”，虽有“相似点”，但不能说是比喻，因为她与“她妈妈”同类同质。“她的脸像苹果一样红”是比喻，因为这里既有相似点“红”，“她”与“苹果”又不同类不同质（具有相异性），这是比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安对比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全面的。
3.关于“引譬援类”。
刘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比喻的重要性。不用比喻，则“不知精微”；不知比喻，“则无以推明事”，比喻的重要便不言而喻了。用比喻可以阐明事理，可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可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等等；因此，必须掌握比喻。
总之，刘安的比喻理论言简意深，对后世影响较大。
西汉大儒
董仲舒也十分重视比喻，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他谈到了“君子取譬”问题：
水则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而行，既似持平者；循湖赴下，不遗小问，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用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清者。是以君子取譬也。
“君子取譬”，是一条用喻的要求，董仲舒的可取之处，并不是一味说出几条规定，而是用自己语言运用的实例加以说明，他用“水”作喻，从各个方面将水比作“持平者”、“察者”、“知者”、“知合者”、“善化者”、“勇者”、“武者”、“有德者”等等。从董仲舒运用的这个
博喻看，他对比喻的运用是非常娴熟的，而他对用喻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定的，“君子取譬”是他所信奉的一条准则。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借用淮南王刘安对《离骚》修辞的评论，谈到了“
举类”（相当于比喻、比拟等）问题：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直接继承了先秦的比喻学说，“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与《系辞》所言“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意思比较接近，“举类迩而见义远”则与孔子所言“能近取譬”以及《诗经》中所言“取譬不远，昊天不忒”是一致的。
实质上，这是自古至今运用比喻的一条通则，比喻的价值和目的都在于此，如果不按这个通则去运用，不管什么样的比喻，都不是好的比喻。
刘向有关比喻的学说，从理论上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说苑·善说》中有关比喻的理论，真正体现了刘向对比喻的深刻独到的见解，为历来研究者所称道。原文如下：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同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王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这里记载的是惠施与梁王有关比喻的一场辩论，辩论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惠施本人是“善譬”的，即所谓“惠子之言事也善譬”，表明惠施对比喻不仅很了解，而且很会用，所以在与梁王的辩论中，他善于用比喻说明道理。梁王似乎是在“客”的峻使下，有意为难惠施，要求惠施“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施巧妙地用“弹之状如弹”和“弹之状如弓”作比较说明，使梁王口服心服，觉得还是用比喻比没有用比喻要好。了解比喻并用它来说明道理是惠施的特长，也是刘向要向人们揭示的一个道理。
第二，对构成比喻的两极的深刻见解。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是构成比喻的两极，它们在类别及性质上的相异性是决定比喻能否成立的关键，惠施用两个句子进行比较：
A.弹之状如弹
B.弹之状如弓
A句构成的是“A如A”的形式，本体和喻体同类同物，完全没有提供新的信息，违反了构成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必须不同类不同质的“相异性”原则，所以梁王自然会说“未谕也”。
B句构成的是“A如B”形式，本体和喻体不同类不同质，且提供了新的信息，坚持了比喻的相异性原则（当然有相似点）；因此，是一个成功的比喻，故梁王曰“可知矣”。
可见，惠施不仅精通比喻的规律，还善于运用比较法说明之。
第三，揭示了比喻的功能，即“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惠施认为，要做到“使人知之”，“无譬，则不可矣。”这与先秦诸子中墨子、荀子等的观点相符，这说明比喻是辩说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修辞手法。
刘向还善于从语言实践中总结出善用比喻的经验，如《列女传》卷六《辩通传·
楚江乙母》中讲到江乙母善用比喻及辩说推理的方法，在君主面前侃侃而谈驳倒权贵，终于拯救了儿子的事情。这里录其中的一个片段：
（楚江乙母）曰：“昔
孙叔敖之为
令尹也，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息。今令尹之治也，平日不明，盗贼公行。是故使盗得盗妾之布，是与使人盗何以异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大王之言过也。昔者妾之子为郢大夫，有盗王宫之物者，妾子坐而绌，妾子每岂知之哉？然终坐之。令尹独何人，而不以是为过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过，罪予一人。’上不明则下不治，相不贤则国不宁。所谓国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讥令尹，又讥寡人。”命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千镒。母让金、布曰：“妾岂贪货而干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者，其子必不愚。”乃复召江乙而用之。
刘向评曰：
君子谓乙母善以微喻，《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此之谓也。
刘向认为江乙母“辞甚有度”。在《辩通传·颂义小序》中，刘向说：
惟若辩通，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
首先，刘向肯定了乙母“善以微喻”的表达，她之所以能够取得辩说的胜利，与“善以微喻”是分不开的。刘向在总结时提出了“辞甚有度”的原侧，这不仅是运用比喻的原则，也是言语表达的总原侧；刘向所谈到的“连类引譬”，也是根据辩说实际而提出来的，他认为运用比喻应该从辩说的目的的出发，不能滥用。
刘向不仅对比喻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比喻实践上也颇有建树。刘向在比喻词的使用上全面而广泛，可以说将先秦以来的比喻词几乎都用到了。《说苑》一书中用了八个比喻词，其中三个是双音节词：“譬犹”、“譬如”、“譬若”，五个单音节词：“犹、若、如、似、像”。用“如”“像”、“似”字做比喻词，以连用的形式（即“如…如…”，“像…像…”，似…似…”）出现的频率较高，例如：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至公》）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政理》）
是政清明像天，广大像地，终始像四时，周旋像风巧。（《文》）
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杂言》）
刘向运用比喻词十分灵活，既连用，又独用，在不同的文章和句子里，用不同的比喻词，富有变化。另外，从运用比喻的形式看，刘向较多地使用明喻，有时也用了不少隐喻。
桓谭在分析先秦时期的所谓“小说”时，提出了“近取譬喻”的观点：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向理家，有可观之辞。（《新论》）
桓谭直接从孔子的“能近取譬”说吸收了营养，充分肯定了比喻这种修辞手法“治身理家”的社会功效。但这里有夸大比喻的功效的意味，因为比喻的社会功效不至于有这么大；它只是一种表达技巧，对增强表达的感染力、说服力有巨大作用，它对社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言语交际服务，为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而不是所谓“治身现象”。
王充的《论衡》是一部内容丰富、创见颇多的著作，其中关于比喻的评述也不乏真知灼见。
1.“喻深以浅，喻难以易”说
《论衡·自纪篇》中说：
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浅深之差。
这种运用比喻的观点，是对先秦比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墨子认为比喻是“举他物而以明之”，但并没有说明“明之”的具体手段；而王充则以化深为浅，化难为易作为明之的基本方法，这是对比喻理论的重要贡献。古今中外，人们运用比喻很多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操作的。王充本人的比喻更是如此，这里以《论衡》中的比喻句来说明之：
（1）世有盛衰，衰极久有弊也，譬犹衣食之于人也，初成鲜完，始熟香味，少久穿败，连日臭茹矣。（《论衡·齐世篇》）
（2）山野草茂，钩镰斩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门邪恶未除，犹山野草木未斩刈不成路也。（《论衡·量智篇》）
例（1）将世事衰败极久的弊端这一深奥问题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来打比方，浅显易懂。例（2）以“山野开路必斩草木”比喻士人道必除邪恶，做到了“喻难以易”。王充“喻深以浅，喻难以易”的用喻法测至今仍是人们所要遵守的规律。
2.“比不应事，未可谓喻”说
《论衡·物势篇》指出：
兴喻…不可断绝。…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也；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
王充以为比喻是辩说作文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辞手法，所以他认为比喻“不可断绝”，这表明他是十分重视比喻的运用的。《论衡》中比喻俯首即是，这里举《论衡·物势篇》中的两个比喻为例证：
（3）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
（4）夫人以刃相残，犹物以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胆小距顿则服畏也。
这些比喻在文章中都为说明道理表达思想内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喻决不是空洞无物的，所以王充特别强调“比不应事，未可谓喻”，即不反映客观事物的比喻是不成立的。这里，对王充所说到的比喻的“就事”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比喻须反映一定的客观事物，比喻的价值是它能够揭示事物的某些属性，它的“应事”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比喻的“应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说客观事物就是比喻，客观事物只是比喻摄取的对象，它是否被用到比喻中来，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比喻“应事”与否，要看言语表达者如何运用它，注意到了以上两点，是可以达到比喻的“应事”功能的。
3.辞喻横出为胜
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还说：
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亦或辩口利舌，辞喻横出为胜，或诎弱缀跲,蹥蹇不比者为负
王充认为在辩论中，运用比喻是获得胜利的宏观条件之一。他强调“横出为胜”，即运用比喻要恰到好处，出奇制胜。“横出”既表现出用比后的一种气势，也说明用比后增强说服力和雄辩性的效果。
4.对滥用比喻的批评
王充对滥用比喻的批评，是在《正说篇》中与“增饰”（夸张）一起说的：
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
这里批评比喻和夸张，主要有三条：一是滥用比喻等会使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正确的东西没有了；二是诚实的东西不存在了，给人以虚伪的感觉；三是明白直率的东西没有了，变得曲折隐晦了。
王充的这种批评，对于滥用比喻等手法的人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所有的运用比喻等的情况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则未免偏颇。另外，王充也没有将积极地运用比喻为表达服务和表达中的虚妄失实加以区别，这不免令人遗憾。
王符有关“比喻”的论述，见于《
潜夫论》，他一方面提出“兴喻以尽意”的修辞主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譬喻”的特性和功用。他说：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清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德，苟为饶辩
屈蹇之辞，意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以悖孩童之恩，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王符的“兴喻以尽意”说，系由孔子“圣人立言以尽意”仿出，他切合诗赋的特性，说明比喻等手法的“尽意”功能更加合理。孔子认为“尽意”是“圣人”的特权，而王符反其意而用之，认为诗赋作家只要用好了比喻等修辞手法都是可以“尽意”的。
王符继承西汉刘向等人的学说，对比喻的特性、价值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伯督曰：吾子过矣，韩非子取矛盾以喻者，将假其不可两立，以诘尧、舜之不得并之势，而论其术性之仁与贼，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潜夫曰：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举其实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释其文，鄙也惑恶。且吾词问阴对阳，谓之强说，论西诘东，谓之强难。…——（《潜夫论·释难》）
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是这样解释这一段话的：
伯叔所谓“失是譬喻之意”，虽说倘若以甲喻乙为譬喻，那么韩非以矛、盾为喻，是说明“不可两立”，比如尧舜不得并立的局面，实际上是甲否定乙，乙否定甲。按，伯叔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不知道譬喻的真正内涵，它的概念和功能；二是曲解了韩非“矛盾”说的原义。所以，王符先是阐明了譬喻的概念、功能以及喻体的界定。“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可用下图表示：
可见，譬喻所涉两方，是被喻体与喻体，两者关系是被喻体一方“直告之不明”，需要喻体一方“以彰之”，而不是韩非“矛盾”说的甲否定乙或乙否定甲。需要注意的是乙方喻体的“然否”，即物的本质特性，一定要对应甲方被喻体的“直告之不明”，也就是说甲方所“不明”的地方，必定是与乙方的“然否”在某种程度上切合。而韩非的“矛盾”说，两方的本质特性没有任何切合之处。
王符接着说：“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必以其真也。”可见，王符认为“假物之有然否”，指的是物的本质特性，而不是物的表象（文），即非本质特性的东西。王符批评伯叔没有把握譬喻的实质，“举其实文之性以喻”，以非本质特性的表象之文来论说譬喻，所以使人迷惑了，下文说“问阴对阳”，“论东语西”，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符论譬喻，是颇为全面和深刻的，特别是对
喻体的界定，指出“假物之然否以彰之”，以及“物之有然否…必以其真”，即假借喻体的本质特性，去阐明被譬喻体的“直告之不明”，在他之前古代修辞学史上还没有人这样简明、扼要地论述过。
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对《离骚》中“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修辞手法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论析，他的学说是后世“诗有物象比”说的滥觞，在修辞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逸是这样说的：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这里，王逸指出了《离骚》中用“比”的一个特点，即客观物象都直接作为喻体而被赋予了一定的喻义。例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苏粪壤以充帷兮，谓申椒其不芳。”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确如王逸所说，这些句子中的客观物象，都具有了一定的比喻义。它们有这样的特点，即客观外界美好的事物取得了与诗人思想感情的和谐一致，构成了以美喻美、以恶喻恶的言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葛洪反对“譬烦言冗”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繁华
暐曄，则并七曜以高丽，沈策论妙，则济玄渊之无侧。人事靡细而不浃，王道无微而不惫，故能颓政而言贵，千载弥彰矣。
他指出所谓“浑者”一类作者，好用繁冗譬喻，言辞累赘而不懂剪裁。这种批评与先秦以来反对“譬饰“的立场一脉相承。
二、裴子野反对“以博侬为急务”
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
他指责一些学者一味追求比喻技巧，轻视经义研究，反映出崇尚自然朴素的修辞观念。
三、挚虞论作赋的“四过”
挚虞在《
文章流别论》中提出作赋有“四过”，其中涉及比喻运用之失：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连；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关；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解释说：
他从“假象、逸辞、辩言、丽靡”四个方面的“过大、过壮、过理、过美”的偏失，说明比喻要同类相近，用辞要与事相合，言理要与义相当，描写要与情相顺的道理，在分辨修辞方式与表现内容的关系上一一对举，呼应，极有条理性和说服力，富于辨证观点。
一、钟嵘的定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
因物喻志，比也。
“因物喻志”指出比喻是借助外物以表达心志的方法，“因物”是手段，“喻志”是目的。
二、挚虞的定义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则说：
比者，喻类之言也。
他从语言形式角度界定比喻，强调其作为一种描摹事物的表达方式。虽未详述形式特征，但为后世研究奠定基础。
钟嵘重功能，挚虞重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比喻理论的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修辞学的里程碑，体系恢宏，见解精深。在比喻理论方面，刘勰从定义、分类、运用等多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全面揭示比喻的修辞面貌。
一、比喻的定义
刘勰提出：
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
前一句，刘勰认为比喻就是用事物来打比方，说明事理。怎样才能说明事理，刘勰认为要做到“切类以指事”。所谓“切类”，就是要切合事物的特征（即今所言之相似点）；所谓“指事”，就是要揭示事物所寓的意理。后一句是说比喻的基本职能是“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写物附意，就是要通过描写事物表达意理；飏言切事，就是运用语言以切中事理。
二、比喻的喻体类型
刘勰将比喻在言语表达中的各种表现形态、比喻喻体的选取概括为四个方面：
或喻之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所谓“或喻于声”，是说从声音这个角度设喻，用作
喻体的事物都是与声音相关的事物。如宋玉《
高唐赋》中的“纤条悲鸣，声似竿籁”，用“竿籁”比喻“纤条”发出的声音。
所谓“或方于貌”，是指从形貌这个角度设喻，用作喻体的事物都是有形有貌的具体的事物。如
枚乘《菟园赋》中的“炎炎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尘埃”“白云”都是有形貌的客观事物。
所谓“或拟于心”，是指从主观意念的角度设喻，把客观事物比喻为自己心目中的某一事物。如王褒的《
洞箫赋》中说：“并包吐含，若慈父之蓄子也。……优柔温润，又似君子”，以心目中的“慈父”和“君子”比喻待人“优柔温润”。
所谓“或譬于事”，是指从客观事实的角度设喻，通过具体事实阐明道理。例如马融《长笛赋》中的“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用范雎、蔡泽的事例说明言辞的繁缛华丽，连续不断。
总之，刘勰认为用作比喻的喻体有：声音作喻，形貌作喻，心思作喻，事物作喻等等，它说明了比喻运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三、比喻的分类
刘勰分类的依据是从被比事物的抽象性或具体性入手的。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比义，即以具体事物比抽象的义理。
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刘勰这段话中的典故均出自《诗经》，通过具体例证展示了比喻的运用：
第二类，比类，即以具体事物比具体的形貌。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等等，“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
这是汉语修辞学中最早的比喻分类，刘勰所举的例子中，有的相当于现代所说的
明喻、
暗喻、
博喻，甚至还有
借喻。虽未如现代修辞学按结构细分，但已注意到抽象与具体的区别，具有开创之功。
四、如何运用比喻
在比喻的运用方面，刘勰的论述极为精辟，代表了中国古代比喻理论的最高成就。
第一，“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刘勰这句话充满辩证思维。“物虽胡越”指本体与
喻体犹如北方之胡与南方之越，相距甚远、似不相干，即二者有相异性；“合则肝胆”则指一旦构成比喻，则应如肝胆相照般紧密贴合，即须具备相似点。例如钱钟书《围城》中写鸿渐未被聘用的心情，“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有尾巴的狐狸”；又如写两位奶奶的身体“像两个吃饱了苍蝇的大蜘蛛”，皆以看似无关却内在相通的事物作比，正合此理。
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吴曾祺称“刘彦和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可谓善言设喻之用也已。”钱钟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古罗马修辞学早指出，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longius），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新。”
第二，比喻“以切至为贵”。
刘勰强调：
故此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鹤类鹜，则无所取焉。
所谓“
切至”，即比喻须贴切精准。如把天鹅喻为家鸭（“刻鹤类
鹜”），便不恰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进一步指出“切至之说，第一不宜沿袭，第二不许朦胧”即“切至”须避免沿袭旧喻和表意朦胧。
刘勰在《书记篇》中以
刘廙为例说：“刘廙谢恩，喻切以至”，这里的“刘廙谢恩”是指刘廙给曹操的《
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三国志·魏志·刘廙传》云：
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曹操）……特原不问……上疏谢曰：“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焦烂，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
刘勰认为刘廙在这里的比喻是“切至”的。关于比喻乃至其他修辞手法运用的“切至”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古希腊学者
亚里士多德在《
修辞学》中多次谈到运用比喻要“适合”的问题，他说：“使用隐喻字跟使用附加词一样，必须求其适合，只要注意到相似点就行了，否则就会显出不适合的情况。”
陈望道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也可见刘勰影响。
第三，“喻巧而理至”说。
刘勰认为用喻要巧妙，要变化多样。他说：
比之为义，取类不常。
所谓“不常”，即没有固定模式，巧妙多变，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也说：
据事似闲，在用实巧，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这里也谈到了“巧”的问题。
刘勰指出“喻巧而理至”（《论说》），即是指要用巧妙的比喻充分说明道理。刘勰所举的例子是
邹阳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信辩解，其中比喻用得“巧”。这里引一段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
抵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刘勰认为他的比喻用得巧妙，说理很透彻，感化了梁孝王
刘武，“故虽危而无咎矣”。
五、比喻的功用
刘勰认为比喻有“敷华”、“惊听”的修辞效果。他在《比兴》篇中说：
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以效绩。
他认为扬雄、班固、曹植、刘桢等人描绘山川景物的诗赋，通过比喻手法而华丽多彩，令人回味无穷。
六、比喻与语体、文体的关系。
刘勰注意到比喻与
语体及
文体密切相关。他在《体性》篇中指出，
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
即繁丰的语体风格与比喻众多、辞采丰富和华丽有关，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现代语体
风格学认为大量运用修辞手法是形成一定的语体风格的因素之一，繁丰的语体风格，与大量运用比喻确实有关，刘勰的观点很有
见地。
刘勰在《檄移》篇中说：
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这里谈到了文辞晓畅、广用比喻，是移、檄文体的特征。
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
七、其他
这一时期，陆机在《
文赋》中提到了“言拙而喻巧”的观点，他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固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
这里将“言拙而喻巧”作为一个对立项提出来，是为了说明比喻是使语言变“巧”的一种手段。“言拙”是表达的一个方面，“喻巧”则是另一方面，巧妙运用比喻可弥补语言的朴拙，使表达更精巧灵动。
刘劭《
人物志·材理》谈到论辩修辞时，论述了“善喻”问题：
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故善指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指论者，说之以杂反。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
这里将“善喻者”和“不善喻者”作了对比，说明善用比喻和不善用比喻带来的两种不同的交际效果。一为“一言明数事”，另一为“百言不明一意”，足见比喻在辩论中有事半功倍之效。
《
涅槃经》卷二十七总结了佛典中的八种譬喻方法，体现了佛家对比喻的系统认识：
唐朝时期
（一）孔颖达论比兴
唐初的
孔颖达对比兴问题有过较为深刻的论述：孔颖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发展了二郑和刘勰有关比兴问题的思想，他分析了“比”与“兴”的共同点，也指出了他们的不同点。
孔氏认为，比与兴的共同点有两点，第一，它们“同是附托外物”。所谓“附托外物”就是要借助外物作喻，这便具备了比喻的性质。孔颖达《
毛诗正义》在给《诗经》所作的注疏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例如，在《诗经·大雅·凫鹭》的疏中他说：“凡喻皆取其象”，在《诗经·周南·穆木》的疏中说：“兴必取象”，他还多次提到“喻取一象”“兴取一象”等，这些都说明他认为“比兴”都必须附托于物象的观点。
第二，他认为比兴所附托的外物要有相似点，这可以说是孔颖达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对比兴的创见。例如在《诗经·邶风·凯风》“睍睆黄鸟，载好其音”的疏中说：“兴必以类，睍睆是好貌，故兴颜色也。音声犹言语，故兴辞全也。”
《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孔颖达疏曰：“鸟有羽翼犹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顾视衣服。既飞而有上下，故以颉之颃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声，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语大小。取譬连类，名以其次。”兴必以类，取譬连类，都是孔颖达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以后而对比兴须与所附托的外物具有相似点而提出的要求。
从另外一个方面，孔颖达也论述了比与兴的不同点，首先，他认为“比”有言语形式上的特征。他说：“语言如者，皆比辞也。”这就注意到了比喻的形式标记，即用“如”之类的比喻词。兴是没有这种标记的。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引譬连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其次，从托物喻义看，孔氏认为“比显而兴隐”，显然这是继承了刘勰的观点，但孔氏注重从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上发掘它们的不同点。他说：“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于兴，深浅为异也。”这种将比兴连在一起，用深浅加以区别的说法可以说是刘勰观点的具体化，它从另一侧面也说明比兴是很难分开的，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从孔氏对比兴问题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比”的认识有两点较之前人有突破。一是他看到了“比”的形式上的特征，“诸言如者，皆比辞也”，明确提出了“如”是用作比喻的比喻词。二是他认识到了比喻要有相似点，所谓“取譬连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二）柳宗元论“著述”与“比兴”的区别
柳宗元《
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谈到著述与比兴的区别，虽然没有单独论述比喻，但将“比兴”放在一起与“著述”相对，也包含对“比”的认识，这里录其如下：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条，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柳河东集》卷二一)
这里对“比兴”和“著述”的功能进行了区分，柳氏认为“比兴”的功能是“导扬讽谕”，而“著述”的功能是“辞令褒贬”。比兴“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著述“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条，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和著述在功能上各有分工，一个是流行于世，便于流诵的东西；一个是藏于简册的东西。这种“分工”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实际，我们姑且不论，但“比兴”究竟不同于著述，它们各有自己的表达特点和表达功能，柳宗元注意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
（三）皎然论“比”
皎然《
诗式》论“比、兴”的观点，对“比”的论述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
“取象曰比，……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弦，以清比冰壶。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西北有浮云’之类是也。”
皎然认为“比”的关键是“取象”，即以“象”为喻体，“象”是客观事物，将客观事物用作喻体构成比喻正是比喻的特点。所以皎然说：“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
在选取喻体时，应注意“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否则，便达不到比喻的目的。皎然所举的陶渊明《
咏贫士》中的诗句：“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以“孤云”喻贫士。鲍照《
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以“
朱弦”为喻体比品德正直，以“
玉壶冰”为喻体比品德高洁。
首先，
刘知己对“喻过其体……”进行了批评，他在《史通·载文》中评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马融的赋时说：
“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
滥用比喻，确实会造成刘知已说的上述情形，可以说刘知己的这种思想与先秦时期荀子、墨子等人批评滥用比喻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汉赋中，确实有一味追求词藻、滥用比喻等现象存在，刘知己的批评是正确的。
其次，对于比拟，刘知己也有所论及，古人常将
比拟与比喻一起讨论，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所以这里也将古人论比拟放在“比”的范围内讨论。刘知己《史通·叙事》中说：
“昔文章既久，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患，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不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刘知己这里说到了运用比拟的基本要求即“必以其伦”，亦即要有可比性。可比性是由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构成的，运用比喻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就不会成功。
皇甫湜的“凡比必于其伦”和“凡喻必以非类”说
“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
“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
皇甫湜关于比喻的观点，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凡比必于其伦”，即比喻的运用要弄清楚客观事物的可比性、相似点。“伦”即客观事物之间可以比较的共同点，这与刘知己的观点是一致的。二是“凡喻必以非类”，即运用比喻必须做到不同类不同质，比喻物与被比喻物应该是不同的事物，“以弹喻弹”是不行的。
“以弹喻弹”是毫无意义的。“以弹喻弹”说见于刘向《说苑·善说》中惠施与梁王的一段对话，惠施通过用“弹之状如弹”和“弹之状如弓”来说明运用比喻要以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事物相比，即在相异的事物中寻找相似点，用已知说明未知，这样的比喻才是成功的比喻；否则，“以弹喻弹”不仅没有达到比喻的目的，相反使表达累赘，不知所云。结合“凡比必于其伦”和“凡喻必以非类”来看，皇甫湜确实看到了比喻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既要看到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之间的相似性，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异性，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用好比喻。
1.对“比”的定义
《
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记载王昌龄对“比”所下的定义：
比者，直比其身，谓之比假，如“关关雎鸠”之类是也。
王昌龄在《诗中密旨》中说：
比者，令各取外物，象己兴事。
这里，王昌龄对什么是“比”作了解释，“直比其身”是一个方面，“各取外物”“象己兴事”是另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说明了比喻运用的基本方法，这是对以前的学者（如孔子的“能近取譬”、刘勰的“或方于貌”“或譬于事”)的继承和发展。
2.关于比的具体方式
王昌龄《诗格》中谈到了比的两种方式：
一是“一句直比势”。即在一句话内直接用比，本体和喻体连在一起，不用比喻词。他举的例子是
李颀《
题綦毋校书别业》：“相思河水流。”“相思”为本体，“河水流”为喻体，意思是相思如河水潺潺流动一般永不停息。
二是“谜比势”。他说“谜比势者，言今词人不悟有作者意，依古势有利。”这是就诗歌运用比喻后所表现的意义内容而言的，凡用比含蓄深邃、委婉蕴藉，令人如猜谜一般不易理解者，均可谓“谜比势”。
王昌龄所分的这两种形式，一个是就形式着眼的，即一句诗中用比，且不用比喻词的“一句直比势”；一个是就意义而言的谜比势，分类不够严谨，只是说明他注意到了比喻的不同情况而已。
3.王昌龄论“兴”
王昌龄对“兴”论述得比较充分，他在《诗中密旨》中说：“兴者，立象于前，然后以事喻之。”《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记载王昌龄对“兴”的论述：“兴者，指物及其身说之为兴，盖
托喻谓之兴也。”但他认为兴有譬喻性，有“托喻”的特点，这与刘勰“兴起也”，“兴则环譬以托讽”的观点相近。王昌龄所论“起首入兴”的十四种规律，其中不少与“比”相关，这里全录于下：
起首入兴体十四。一曰感兴入兴。古诗：“凛凛岁云暮，蝼姑多鸣悲，凉风率以厉，游子寒无衣。”江文通诗：“西北秋风起，楚客心悠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此皆三句感时，一句叙事。二曰引古入兴。三曰犯势入兴。四曰先衣带，后叙事入兴。古诗：“清风动帷帘，晨月烛幽房，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此两句衣带，两句叙事。又古诗：“蝉鸣空噪林，八月萧关道。”此一句衣带一句叙事。五曰先叙事后衣带入兴。陆士衡诗：“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此一句叙事一句衣带。又古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此六句叙事，两句衣带。六曰叙事入兴。在兴诗：“遥闻木时落，疑是洞庭秋，中宵起长望，正见沧海流。”此三句叙事，一句入兴。七曰直入比兴。左太冲诗：“郁郁涧下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枝，荫此百尺条。”此诗头两句比入兴也。八曰直入兴。陆士衡诗：“颜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此入头直叙题中之意。九曰托兴入兴。古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此起于《毛诗·国风》之体。十曰把情入兴。刘公干诗：“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江文通诗：“远与君别者，乃在雁门关。”此寄人怀人皆自起兴。十一曰把声入兴。王少伯诗：“濠濠三峡水，别怨流楚辞。”此耳闻也。”又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此心闻也。十二曰景物入兴。曹子建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诗格高，不极辞于怨旷而意自彰。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王正长诗：“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四曰怨调入兴。阮籍诗：“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曹植诗：“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此体哀而不伤也。(见《
吟窗杂录》本)
王昌龄对“起首入兴”的分类及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比兴理论的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人们研究“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昌龄对比兴连用作了具体的阐述，他的《诗中密旨》论“诗有九格”时就有“上句立兴，下句是比格”的说法，在谈到起首入兴的十四种规律时，他还谈到了“直入比兴”的问题。所以，王昌龄论“起首入兴体”也是汉语比喻理论中极有价值的学说。
1.白居易认为比兴须与美刺讽喻相结合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莒”，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白居易的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风雪花草作为客观物象被运用到诗歌里，应该具有一定的作用，将它与美刺讽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没有美刺讽谕的诗句，像“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之类，虽然用了比喻手法，但不能算是比兴。可见，白居易以“美刺讽谕”为标准来区别“比兴”和非比兴，用了比不等于是比兴。
第二，白居易崇尚《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他举的三百篇的例子，并认为这些例子都有“美刺讽谕”之意，因而才被后世学者所推崇。
第三，白居易继承了前人如郑玄、刘勰等的观点，郑玄所谓“比见今之失，不取斥言，取此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刘勰所谓“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都论及比兴有“美刺讽谕”的作用。但是如果认为比兴仅仅是“美刺讽谕”，而没有其他的功用，则未免有失偏颇。
2.白居易论“诗有物象比”
旧题的白居易《金针诗格》论比喻时谈到了“诗有物象比”的问题，我们在论述“诗有物象比”说的形成及发展时曾提及，这里将白居易的一段话录下：
日月比君道，龙比君位，雨露比君恩泽。雷、雪比君威刑。山河比君邦国。阴阳比君臣。金石比忠烈。松柏比节义。鸾凤比君子。燕雀比小人。虫鱼草木，各以其类之小大轻重比之。
白居易提到的这些“物象比”，在唐人
贾岛、
虚中、徐衍等人的张扬下，形成了“诗有物象比”说的一整套理论。这是唐人重视诗歌修辞、讲究在诗中用好比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说法也明显有它的局限性。
总之，唐代的比喻学说主要是四条大的线索：一是在讨论“比兴”问题时关于“比”的见解，二是进一步阐明比喻的功用及特性、类别，三是认为“比”应与“美刺讽谕”相结合，四是论述“诗有物象比”的学说。较之前人，这几点都有所发展。
宋朝时期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以落叶比雨声也。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是以微阳比远烧也。
惠洪这里论及的象外句是“比物以意，不指言某物”，即直接写出某物，而用另一物象作比，这是比喻的一种方法。
比物以意，其要有二：
一是要借助于“物象”且有一定的曲折性。因为它不是直接写物，而是通过另一物来说明此物。如惠洪所举的例子“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不直接写听到的雨声，而是写“落叶”，用喻体“落叶”来比喻“雨声”；这种“象外”比喻句，要靠读者认真领悟。
二是要把握“象外”之意。因为这种比喻的寓意不是直接在某一物象上表现的，而是通过另一物象曲折地表达的；所以，不能仅就一物而理解句意。象外往往有更深层次的语义内容，如上例中，落叶喻雨声，这是一般层次的意义，而在此物象外，深夜听雨、久不能眠的思念之情才是真正的“象外”之意。
一、洪迈论“博喻”
洪迈没有直接用“博喻”名称，他在对韩愈、苏轼诗中的比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表明了他对“博喻”的认识。他说：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
比喻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即为博喻，他所举的例子是韩愈的《
送石处士序》和苏轼的《
百步洪》。兹录如下：
诗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韩愈《送石处士序》）
长洪半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嗟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苏轼《百步洪》）
韩愈《送石处士序》连用五个比喻，说明
石洪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苏轼《百步洪》连用八个比喻描绘轻舟行驶在急流中的情形，比韩愈用的比喻更多。他们在诗文中所用的“博喻”为诗文表达思想感情，描写客观景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代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对苏轼善用博喻作了这样的评价：
“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貌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
谢枋得与洪迈一样，对韩愈《送石处士序》连用五个比喻大加赞赏。洪迈认为韩愈运用比喻“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谢氏则说：
如此设譬喻作句法，文势有顿挫，有起伏，便有波澜。
这是强调博喻的作用，他还说：
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韩文公作文，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如雷电鬼神使人不可测。
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
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
谢氏评曰：“此段分明是送石处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识破，便变化三样句法，分作三段。此公生以怪怪奇奇自负，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测识。”这里谈到了韩愈用“比”善于创新，讲究变化，当然，谢氏没有用“博喻”一词加以概括。
谢氏还认为整篇文章可以是一个比喻，他在给韩愈《
应科目时与人书》作的批语中说：“一篇皆是比喻，只一句‘愈今者实类于是’，收拾此文法，最妙。”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谢氏的一个创见。
古人尝喻植物，盖杨，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横植之而生，十人植之，一人拔之，虽千日之功皆弃。此最善喻。
所谓“善喻”就是通过简单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植杨之喻见于《战国策·魏策》，这个比喻以“十人植之，一人拔之”说明干什么事情都要积累，不能十一下就放弃甚至做相反的事情。实际上“善喻”是比喻运用者充分地发挥比喻功能的体现，黄庭坚看到了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中，“比”的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它既包括比喻，也包括
比拟等内容。因此，古人讨论“比”时，既有比喻，也有比拟等。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古代比喻理论含有比拟的内容，因此对有关比拟的论述也加以分析。
一、杨万里论“比拟”
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兰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此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诗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白乐天以物拟人，苏东坡以人拟物，
黄山谷也是以人拟物，这是比拟手法的运用，杨万里称赞黄山谷以美男子比花为“出奇”，是“古人所未有”，表明了他以“出奇”为胜的观点。
二、惠洪论“比拟”（与杨万里相一致）
惠洪《冷斋夜话》说：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合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类也。而吾叔渊才作《海棠》诗又不然。“雨过湿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佳也。
他对黄山谷《酴醾》诗以美男子比花也表示赞赏，认为“特出类也”，对“多用美女”比花则表示不满，而对渊才《海棠》诗用美女、美男来比拟海棠尤为称道，认为“意尤佳也”。
三、王若虚与杨、惠不同的观点
王若虚对以美女、美男比花，提出了与杨万里、惠洪不同的看法，他说：
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妇异之僻；渊才又杂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因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奇，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滹南诗话》卷下）
王若虚主张运用比拟要讲求“当”，而不是一味求“新”，要做到“于类为宜”。可以看到，王若虚和惠洪争论的关键是运用比拟的“当”与“新”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应该结合起来考虑，首先要做到“当”，在“当”的基础上求“新”，仅“当”不“新”不可，就像人们所说的：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蠢才，因为后二者都没有“新”的意识。“当”和“新”是运用比拟的两个基本要求，做到了这两点，比拟才算是成功的，所以可以将王若虚和惠洪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这样就全面了。
一、张天觉论用比时“讽刺不可怒张”
《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引张天觉《律诗格》“辨讽刺”一则，云：
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庙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尹”之类也。未如“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花浓”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国家，“竹细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见用也。“沙鸟晴飞远，渔人夜唱闲。”“沙鸟晴飞远”，喻小人见用，“渔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处昏乱朝廷而乐道也。“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芳草”比小人，“马”喻势力之辈，“云”喻谄佞之臣，“楼”比均衡之地。若此之类，可谓言近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也。其说数十，悉皆类此。
这里也谈到了用“比”进行讽刺的方法，通过用比，可以使讽刺不至于“怒张”；通过用比，可以做到“言近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显然，这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谈到的要把比兴与讽谕相结合的主张是一致的。
古人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故老杜所题诗，往往亲至其处，益加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不可形迹者，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
所谓“形似之语”，即譬喻辞。这里说到运用比喻要做到“如镜取形，灯取影”，即要做到自然、贴切，不能因用了比喻之后便改变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造成“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现象。文中对《
古柏行》中的比喻句“柯如青铜根如石”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恰切的比喻例子。
三.魏庆之论用比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苕溪渔隐曰：荆公诗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即丝，”黄云“即麦，亦不言其名也。……
郑子瑜分析说：“胡仔所举荆公诗，是用借喻的修辞法，借‘白雪’代‘丝’，借‘黄云’代‘麦’。”可见，这里是对借喻进行举例说明，“不言其名”是一种巧妙用喻的方法，“借喻”属此法，然而魏庆之没有直接说明，它是夹杂在其他论述中的，足见其对“借喻”的认识还不太明晰。
朱熹论比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他在总结了自《周礼·春官·大师》以来历代学者的比兴学说之后，对比兴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由于朱熹的定义简洁明了，且揭示了比兴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以及彼物与此物的关系，所以至今人们还在引用朱熹的说法。朱熹还说：
比者，以彼状此，如《螽斯》，《绿衣》之类是也。兴者，托物兴词，如《关雎》、《免罝》之类是也。
这里都是用比和兴的实例来说明问题的，试将朱熹所举的属“比”的两首诗摘录如下，作简要的分析：
《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录，蛰蛰兮。
《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无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忧兮。
缔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
周南·螽斯》以对螽斯的赞美，祝福子孙昌盛，取其繁殖力强和集聚不散的特点。全诗为了使本体更加详明、突出，喻体用了夸大的形象。《绿衣》以“绿衣”为喻体，表达了作品中人物“我思古人”、“心之忧矣”的思想感情。“绿衣黄裳”是人必须穿着的抵御风寒的东西，它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因为它是“女所治兮”，由此抒发对所依恋的人的思念之情也就很自然了。
朱熹所举的这两首诗均属比兴体。朱熹对“比”和“兴”进行了区分，他说：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味浅，兴意虽阔而味长。(《朱子语类》八十卷)
“比”从运用的手法上看，是“以一物比一物”，而“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从内容上看，“比”是“所指之事常在言外”，“意虽切而味浅”，而“兴”“其事常在下句”，“意虽阔而味长”。这样对比、兴进行区分，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比、兴是紧密相连的，简单地作区分都不能解决问题。可以看出，朱熹继承了刘勰的“比显而兴隐”和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等的观点。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陵阳室中语》论譬喻云：
子瞻作诗，长于譬喻。如《和子由》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守岁》诗云：“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米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乘其尾，虽勤知奈何！”《画水官》诗云：“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龙眼》诗云：“龙眼与荔枝，异出同父祖。端如柑如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数句。如一联，即“少年辛苦真含萼，老境清闲如啖蔗。”如一句，即“雪里波菱如铁甲”之类，不可胜纪。
总结著名诗人苏轼诗作中的比喻，探讨其比喻的运用对形成诗歌风格的作用，这是比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在具体作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只有认真总结人们运用比喻的经验，才能更进一步充实、完善比喻理论。这一段以苏轼运用比喻的实例说明苏轼的诗作语言瑰丽，风格雄健、豪放，很有说明力。宋代的一些诗话、词话里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
古今以体物语，形于诗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
许浑《题崔处士幽居》云：“荆树有花兄弟乐，橘林无实子孙忙，”语亦工矣。及观柳子厚《过卢少府郊居》云：“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则语尤自在而意胜。
这里谈到的“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是通过对诗作进行分析之后得到的用“比”的经验。陈氏认为，只要这两种方法运用得当，就可以收到“语尤自在而意胜”的效果。
罗大经注意到了立足于本体取譬的方法，在前人（如荀子、董仲舒着眼于喻体取譬)的基础上，扩大了探讨取譬问题的视野。在《鹤林玉露》中，罗大经谈到了用比，他看到诗家喻“愁”，有“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有以水喻愁者”，也有以“烟草”、“风絮”、“梅子雨”等几种喻体共同喻愁之多者，这几个方面就是立足于本体取譬。罗氏云：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鸿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罗大经所论，皆从本体出发，强调先定位“本体”，通过本体再寻找喻体。喻体的不同，根据客观事物的不同作取舍，如“愁”这一本体已定，但写“愁”的方法很多，所用的喻体也很多，这是值得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洪迈《容斋随笔》中所谈到的“比兴引喻”，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如在《容斋五笔》卷七中云：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弄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
通过实体可以看出这里的所谓“比兴引喻”实则是指运用的一系列比喻手段。但有时，洪迈也把
双关称作“比兴引喻”，如《容斋三笔》卷第十六云：
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
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而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今略书十数联于案。其四句者，如“高山种芙蓉，复径黄檗坞。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若。”“淮上能无雨，因头总是晴。蒲帆浑未织，争得一欢成。”其二句者，如“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围棋烧败袄，著子故依然。”“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摘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黄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长。”“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棋。”“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中劈庭前枣，叔郎见赤心。”“愁见蜘蛛织，寻丝直到明。”“双灯俱暗尽，奈何两无油。”“三更书石阙，忆子夜题碑。”“芙蓉暖里萎，怜汝从心起。”“朝看暮牛迹，知是宿蹄痕。”“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石阙生口中，衔碑不能语。”“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皆是也。……世传东坡一绝句云：“莲子擘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盖是文与意并见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载。
这里所举的诗句，都运用了双关，例如：
高山种芙蓉——高山踵夫容
未得一莲时——未得一怜时
回头总是晴——回头总是情
无夜不摇莲——无夜不遥怜
求匹理自难（匹，表面指布匹，实指匹偶）
何悟不成匹（同上）
无复相关意（关，关门——关心）
苦心日日长（苦心，既是黄檗的心味苦，又指人的苦心)
悠然未有棋（棋，既是棋局的棋，又指佳期的期）
中心最不平（中心，表面指棋局的中心，实指人的心中)
寻丝直到明——寻思直到明
奈何两无油——奈何两无由
忆子夜题碑——忆子夜啼悲
怜汝从心起——（心，表面指芙蓉的心，实指自己的心)
知是宿蹄痕——知是宿啼痕
衔碑不能语——衔悲不能语
昼夜长悬丝——昼夜长悬思
东坡绝句：“莲子擘开须见薏（意），楸枰著尽更无棋（期），破衫却有重缝（逢）处，一饭何曾忘却匙（时）。”显然，这些都不是比喻，而是双关。这里大多属文字游戏，双关的运用要看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如何表达思想内容，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如“衔碑(悲)不能语”之类)则没有必要。
宋代
任广在《
书叙指南》中，根据内容将譬喻分为正类与反类。正类有“速之譬”、“易之譬”、“安之譬”，反类有“难之譬”、“误之譬”、“重之譬”等，每类下均有例句，这种分类虽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与规律，但从写作的角度，对后人有所启发。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诗文反句》条云：
杜诗有反言者。如云“久拚野鹤如双鬓”，若正言之，“双鬓为野鹤”也。又云“黄鹤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若正言之，当云“五尺童时似黄鹄，化为老翁似白凫”也。……
这里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
倒喻”（即“反言之”），但罗大经没有用“倒喻”这一术语，且误将倒喻与词语错位等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注意的。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修辞学专著，其中对比喻的论述集前人之大成，代表了古代比喻理论的最高水平。《文则》两条全面探讨了“取喻之法”，在对比喻进行详细分类之前，陈骙首先强调了比喻的作用，他说：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
达其情、尽其意，正是比喻的功用，古代的经书都通过运用比喻收到了达情尽意的效果，例如《诗经》中的比喻，俯首即是。因此，赋诗作文都必须恰当地运用比喻，不用比喻是不行的。
一、比喻十类说
陈骙将比喻分为十类，他说：
博采经传，约而论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略条之后：
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孟子》曰：“犹缘木而求鱼也。”《书》曰：“若朽索之驭六马”。《论语》曰：“譬如北辰。”《庄子》曰：“凄然似秋。”此类是也。
二曰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礼记》曰：“诸侯不下渔色。”《国语》曰；“没平公，军无秕政。”又曰：“虽蝎潜焉避之。”《左氏传》曰：“是豢吴也夫。”（若人养牺牲）《公羊传》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此类是也。
三曰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书》曰：“王者惟岁，卿士惟月，师惟日。”岁月日一类也。贾谊《新书》曰：“天子如堂，辟臣如陛，众庶如地。”堂陛地一类也。此类是也。
四曰诘喻，虽为喻文，似成诘难。《论语》曰：“虎兕出于狎，虽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左氏传》曰：“人之有墙，以蔽焉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此类是也。
五曰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庄子》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荀子》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此类是也。
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犹以指测河也，犹以戈舂黍也，犹以雉飧壶也。”
七曰简喻，其文虽略，其言甚明。《左氏传》曰：“名，德之舆也。”《杨子》曰：“仁宅也。”此类是也。
八曰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荀子》曰：“夫耀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此类是也。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证其事。《左氏传》曰：“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礼记》曰：“娥子时术之，其此之谓耳？”此类是也。
十曰虚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论语》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兮似无所止”。此类是也。
陈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区分比喻为十类，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了喻体和本体的关系，以及比喻的各种方式，其成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但是，陈珪对比喻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以喻词的有无区分为直喻和隐喻；以语句的多寡区分为简喻和详喻；以喻体的多寡区分为对喻和博喻；以喻体是否同类，仅立类喻一项；以喻体的语气分类，仅立诘喻一项；以本体的虚实分类，仅立虚喻一项。把以上不同的标准所分的类别，并列为十项，难免类别之间的概念相互交插或相混。这是不妥善的。
陈骙这里对比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他以经传为对象，采用先定义后举例、再简要进行分析的写作方法，分类详细，观点材料翔实。他对比喻的分类符合语言实际，揭示了运用比喻的规律，至今为人们所称道。他所分出的“直喻”、“详喻”、“类喻”相当于现代修辞学中的“明喻”，“对喻”相当于现代“明喻”的缩略式，“简喻”相当于现代的“隐喻”，“隐喻”相当于现代的“借喻”，至于“诘喻”、“引喻”，则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比喻兼反问”、“比喻兼引用”。
现代修辞学中确实有“虚喻”，但与陈骙所论的“虚喻”不同。严格地说，陈骙所论的“虚喻”不是比喻，所以它不可能跟现代修辞学中的虚喻含义相同。
元据时期
杨载《
诗法家数》中谈到了用比来讽谕的问题，杨载说：
讽谏之诗，要感事陈辞，忠厚恳恻，讽谕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触物感伤，而无怨怼之词，虽美实刺，此方为有益之言也。古人欲讽谏，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于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托物陈喻，以通其意。但观汉魏古诗及前辈所作，可见未尝有无为而作者。
杨载谈到了“借此喻彼，托物陈喻”两种讽谕方法，并且他认为讽谕要作到很巧妙，“虽美实刺”，在“巧”字上要多做文章。这一方面对前人的观点作了总结，另一方面也谈了自己的创见，值得重视。
借喻，借本题说他事。如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比。
范德机此说，与宋人惠洪等观点相差无几。但他论及“借本题说他事”，则是从借喻的运用规律上作了探讨，至于说到妇人比花，花比妇人，只不过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种极为常见的手段，它的好坏、优劣，要看在什么环境中怎么运用。
《论语》“割鸡焉用牛刀”，“有美玉于斯，善贾而沽”，“诸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孟子》：“城门之轨，两马之力欤”，皆隐语也。《小雅·鹤鸣》、《古乐府·砧》全篇隐语，庄列尤多。(《文说》)
“
借喻”之所以被称为“隐语”，是因为它不直接说出本事，而是“借本题说他事”，文中所举例子均有此特点。对于这一类例子，应该结合它们当时出现的语境理解，单独抽出来则不好解释。至于像《
小雅·鹤鸣》、《古乐府·贴》那样的作品，可以做详细的分析。
明朝时期
一、李东阳“托物寓情”说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李东阳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认为比和兴都是“托物寓情”的产物，他认为不用比兴的“正言直述，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所以只有运用比和兴才能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可以看到李东阳对运用比兴和不用比兴的看法是不同的，他揭示了比兴运用的功效，积极倡导运用比、兴手法。
二、李梦阳“假物以神变”说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朝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物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者心畅，而词之者动也。
在《论学下篇》中，他说：
古诗妙在形容，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
李梦阳对唐宋以后的诗作不重比兴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只有做到“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才能有较强的表达作用。所谓“比兴杂错”，就是要在作品中交错地使用比兴手法，借助于客观物象，寄托一定的思想内容，这样才能得到“神变”的功效。否则，只在词语的运用中追求艰涩，不注重形象，其诗就如同庙中的土木神偶，没有生气。他对黄、陈学习杜甫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主理不主调”的做法是不好的。他所说的“妙在形容”，即是指妙在运用了比兴手法，宋以后的“直陈”手法对诗作没有什么好处，只会造成“心劳日拙”的情形发生，因而比兴手法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何景明“比方属类”说
嗟乎，诗也者难言者也。体物而律采，撰志而约情，慎宪而明则，是故比方属类，变异陈矣，撰虑绪思，幽微章矣，彻微以代敝，律古以格俗标准见矣。
他批评杜甫的诗“风人之义或缺”：
仆始读杜子七言歌诗，爱其陈其切实，布辞沉著，心窃效之，以为长留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因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之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炫，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欤？(《明月篇》)
何景明虽然与李梦阳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然而对“比兴”他们则“所见略同”。何氏“比方属类，变异陈矣”与李梦阳“比兴杂陈，假物以神变”的观点相似，都强调了一个“变”字，且都对唐以来的诗作有所批评。
四、康海“比物陈兴”说
夫因情命思，缘感而生者，诗之实也；比物陈兴，不期而与诗会者，诗之道也。……故比兴不明，修饰无据，虽盈笥椟半，何以观哉！
康海一方面强调“比物陈兴”是“诗之道”，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比兴不明，修饰无据”的现象，其观点富有辩证性。
五、王廷相“比兴杂出，意在辞表”说
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曾指出：“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着”的观点，他认为“意象透莹”，关键在于比兴。他说：
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
王廷相在这里对《诗经》和《离骚》运用比兴的作法作了充分的肯定，从字里行间可见他更赞赏《离骚》“不露本情”的运用比兴手法的技巧。
六、杨慎“比兴不拘实事”说
今按诗人兴况之言，鸠居鹊巢，犹时曲云“鸟夺凤巢”耳，非实事也。今便谓鸟性恶，能夺凤巢，可乎？“食我桑葚，怀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注者便谓桑葚美味，食之而变其音。鸮不食葚，试养一鸮，经年以葚食之，亦岂能变其时哉！今俗谚“蚂蚁戴笼头”，例此言，亦可言蚁著辔可驾乎？宋人不知比兴，遂谬解若此，儒生白首诵之，而不敢非，可怪也。
杨慎一方面对“宋人不知比兴”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他认为运用比兴不能拘泥实事，因为比兴的关键是寄托寓意，并不是单纯的叙述事实，对《诗经》的解读，也应该这么做。值得一提的是，杨慎与何景明一样，对杜诗有所批评，在《升庵诗话》“诗史”中，他批评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认为杜甫的诗中赋多而比兴少。其实，杜甫的诗作中比兴手法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杨慎等人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
七、顾炎武论“作诗有赋、比、兴”
顾炎武说：
作诗有赋、比、兴，用诗也有赋、比、兴。《射义》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诸侯以《貍首》为节，乐会时也。其指事也切，其取义也直；如作诸者之赋体是也。大夫以《采蘩》为节，乐循法也；士以《采蘩》为节，乐不失职也。以妇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蘩蘩蕴。藻之采，筐筥铸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将，非兴乎？(《日知录》)
顾氏认为赋、比、兴既是诗体，也是诗法。
一、归有光论“讽喻”
诗有比有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故后世文章，皆例用之，或不说出正意，专以比体破物发挥者，如韩退之《杂说》上下篇是也。或专以彼物发挥，而未含一句正意者，如韩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是也。或专以彼物发挥，而未缴数句正意者，如柳子厚《捕蛇者说》是也。或以彼物正意相半发挥者，如韩退之《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苏子瞻《稼说》是也。或首属发挥正意，而中间以彼物形容者，如苏明允《明论》是也。
归有光的可贵之处是把比喻放在篇章结构中进行考察，这样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更能揭示比喻的整体功能。他所论及的五种情况，均属篇章整体方面的“譬喻”，到底算不算“譬喻”，下面举《
种树郭橐驼传》加以说明。
驼业种树。……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是，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无全而其性得矣，吾故不助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者，若不过焉，则不及严正。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尤之太勤，且视而著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木以欢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是怜焉，而卒以祸，旦吏来呼曰，官命促尔耕，助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彭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餐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者，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喜曰：“不亦善夫！吾闻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这一段文章以郭橐驼的话作为主体，讲的种树之道，实则有讽喻之意，正如文中问者所说：“闻养树得养人术”，这可以算是“寓言”，即讽喻作者的目的是“传其事以为官戒”。现代修辞学家唐钺将其放在“显比”中讨论，无论是讽喻（寓言）还是显比，都属比喻之一种。
二、俞弁《逸老堂诗话》论“借喻”
余阅《
木天禁语》有借喻格，如咏妇人，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美人为比。如王荆公《咏梅》诗云：“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东坡云：“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停山斜。盈盈解佩临相浦，脉脉当垆卖酒家。”
余弁这里所谈，与惠洪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惠洪与王若虚的意见又不一致，可见古人对以花喻美人或以美人喻花是有不同意见的。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手法，它用得好不好，要根据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顺便指出，这里的“借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
借代”，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能算是比喻中的借喻，只因古人以借喻名之，故在此略作讨论。
徐元太撷取古书中的比喻实例，编成专书《
喻林》。他从四百余种书籍中，“凡语涉比辞者，无论圣贤与流略之粕华，目所尝见必手录焉。”于是分五百八十余条，汇成一百二十余卷。郭子章在《喻林序》中说：“汇喻为林，自今少司马中丞徐公始。”序中对比喻手法的运用作了阐述：
诗有六义其三曰比，言之贵喻上矣，故蒙庄寓言，籍外论之，韩非喻老，继以说林，下至白马青牛，谈天雕龙之徒，靡不托物以附意，飏意以切事。故议道匪喻弗莹，议事匪喻弗所。故夫立言者必喻，而后其言至，知言者必喻，而后其理彻，岂能舍璧而悟理，损象而明道乎？
郭子章的序言中，谈到了几个问题，第一，比喻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无论什么人，在言语表达中都离不开运用比喻说明道理。第二，比喻手法的重要性。不用比喻议事不明确，说理不透彻，所以比喻手法是不能舍弃的。第三，他称赞了徐元太汇编比喻成为专书的首创之功。当然，《喻林》中也有将现在看来不是比喻的实例编入比喻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编者对比喻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编写此类专书一定要反复甄别，选取恰当的实例，以免出现差错。
一、高崎论“譬喻忌稠叠”
譬喻忌稠叠，每用当以正意陷之，又有逐段设譬喻者，今变其法，上下错综不拘。
所谓用喻“稠叠”，指的是比喻繁多，以至有“堆砌”之嫌。高崎认为这样用喻对表达思想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运用比喻不仅要立意贴切，而且数量也要限制，不能凡言皆喻。高崎主张“上下错综不拘”，即交错运用比喻，需要用时就用，不必用时就不用，这样文章才显得起伏跌宕，富有变化，收效显著。
三、谢榛主张“比喻要用得适度”
比喻多而失于难解，嗟然频而流于不平。
谢榛的观点与高崎相似，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比喻运用的原则，即是适度，比喻用得多了就有堆砌之嫌。由于比喻是建立在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上的，所以用多了必然“难解”，给言语表达和理解带来麻烦。在运用比喻时作到适切、恰当，决不能一味追求繁多，以免使人费解、难懂。
四、金圣叹认为用比要切合题旨
金圣叹在给
枚乘《
上书谏吴王》的夹批中谈到了运用比喻及切合题旨情境的问题：
〔人生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阴而止。影来迹绝。欲人勿词，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此段忽然入喻，忽接正意。
“忽然入喻”要做到“忽接正意”，这才能达到用喻的目的，不然，运用比喻与“正意”不符，就不是好的比喻了。所谓“正意”，即文章要表达的题旨，接正意，也就是切合题旨。金圣叹虽然只用了几个字，却反映出他的修辞观，那就是用喻必须接“正意”，不接“正意”，最好不用。
五、王夫之论“比喻”与“讽刺”
王夫之《姜斋诗话》中认为比喻能使诗歌委婉而具有讽刺意味，也容易“受祸”，他说：
《小雅·鹤鸣》之诗，全以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始为隐语也······。《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知以罗织。
王夫之揭示了用喻的一些方法：“要似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即要善于观察客观外界的万事万物，通过“类通”的办法，使自己的主观意愿由客观事物显示出来，这种办法是古人用喻的基本方式之一。所以，王夫之对《离骚》“虽多引喻”而“亦无所讳”的表达方式表示赞扬，对“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的行为表示了批评。
当然，王夫之也指出了比喻用多了讽谕之意有“可颖之端”、也易遭祸的实际情况。王夫之所举《小雅·鹤鸣》全诗如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如野，鱼潜在渊，或在于诸，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箨，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如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九树檀，其下维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首诗以鹤、鱼比喻隐逸的贤才，然而隐居九皋的鹤总会有名声传扬，潜沉深渊的鱼有时会浮浅洲滩，它们总是可以被发现的。人才到处都有，关键要善于发现人才，为己所用，也就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清据时期
一、沈德潜“比兴互陈”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无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浑也。
言语表达中，“事难显陈，理难言罄”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只有采取“比兴互陈”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些难题。“比兴互陈”就是指“比”和“兴”要结合着运用，充分发挥它们的表达功能，这样才能收到“言浅情深”的效果。“比兴互陈”说一方面表明在言语表达中各种表达手法是综合着运用的，有时它们甚至是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分析“比、兴”时，不能仅从哪一种手段去考虑问题，也不能将二者分开或对立起来。
二、陈廷焯论“比兴”须“含而不露”
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
可见，他认为比兴是必须具备“含蓄不露”的条件的，要体现“沉郁”、“忠厚”的特点。他对“比”和“兴”分别作了论述。
关于“比”，他说：
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祝英台近》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含风人之旨。如王碧山《咏萤》、《咏禅》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婉讽之谓比，明喻则非。
陈氏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要求“比”应该“含而不露”，应该“低回深婉”的观念，他认为如果做不到这些，即使是字字譬喻，也不能叫做“比”。
关于“兴”，陈廷焯说：
若兴则难言之矣。托喻不深，情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饰，却归忠厚。求之两采，如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陈廷焯认为“兴”较“比”，其言外之意更多，“极虚极活”、“极沉极郁”只有“兴”才能表现之。陈廷焯的“比兴”观有独到之处，首先他认为不能从字、句上去理解比兴，如果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即使字字譬喻，也不能算是比兴。其次他认为比兴是有联系的，它们只有程度差别，“比”要做到含而不露，低回深婉；兴要做到“极虚极活，极沉极郁”。再次，运用比兴可以使作品的风格“沉郁顿挫”，不用比兴会造成“浅显”的毛病。
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文章诸法》“明喻题”一则对比喻有所论述：
唐彪曰：明喻题，如“不见宗庙之美”之类，与比题不同。比者，暗以他事他物比此事此物也，正意竟不必说出；喻者，明经以此事此物，喻彼事彼物也。原要两者参观，故暗比，宜不说出正意。明喻要将正意夹发也。陈法子云：明喻题作法，先说正意，后说喻意者，常也。先提喻意，倒合正意者，变也。若能正喻夹发，合同而化，则更思深力厚矣。
唐彪这里实际上是说了比喻的两种情况，一是暗比：暗以他事他物，比此事此物也，正意不必说出；二是明喻：明以此事此物，喻彼事彼物也，且“正意夹发”。他还分析了用比时的“常”和“变”的情况，论及要“正喻夹发”，以达到“思深力厚”的目的，这一段话，揭示了暗比和明喻的运用规律。
吕佩芬的《经言明喻编》是继明代徐元太的《喻林》之后的又一部汇编比喻现象的专书，收集十三经中的比喻共7391条，每条均附有喻义。在比喻的研究上，《经言明喻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比喻的范围更广。作者把文章立言之法分为两类，正言与喻言：
文章体格不一，而其法止有两端，正与喻而已。正言之者，因事陈理，积经成文，读者可以循其文而通其意。诏、诰、书、疏、策、论、序、说之类皆正言之也。假喻言之者辞藻丰富，寄托遥深，所言在此，意实在彼。人或卒然读之，几莫能得其指归。骚士连珠皆假喻言之也。
这里对正言和喻言的分类，一方面注意到了文体上的问题，如正言，作者举的文体有“诏、诰、书、疏、策、论、序、说”等等，喻言是“骚体”；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正言与喻言在表达上的不同特征。作者心目中的“喻言”，是相当宽泛的，至少包括了委婉、曲说等，因而跟现在所理解的比喻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另外，将某一些文体归入“正言”或“喻言”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上述诏、诰、书、疏、策、论、序、说中都有运用比喻的情况，因此，这种分类还是有问题的。
第二，作者看到了喻词与所喻的错综关系，这种错综关系表现为：甲、喻词同而喻不同者，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喻词同而喻义不同，如《尚书·商书》以“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为喻词，喻“浮云之不难遏绝也。”而《左传·隐公六年》、《左传·庄公十四年》也以此为喻词，其所喻则为“恶之易长而难灭也。”
另一种是喻词、喻义同而所喻之事不同。如《诗经·小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左传》、《论语》、《孝经》都引用此喻，喻义均为恐惧，但所喻的本体有所不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引用比喻，以“喻公无卑邾易而无备之意也”。《论语·诸侯章》则“喻诸侯不敢骄奢之意也。”这是同一喻体比喻不同本体的例子。乙、喻词不同而喻同者。如《易·随卦》的喻词“出门交”与《易·同人》的喻词“同人于门”，两者词虽不同，但所喻相同，均是比喻“同人之心博而公”之意。
第三，比喻的分类。吕佩芬对比喻的分类不同于前人，他从喻体的角度将比喻分为物喻、人喻、事喻三类：
有以物喻者，《易》之潜龙牡马，《诗》之关雎鹊巢是也。有以人喻者，《易·明夷》之文王，箕子，《书·无逸》之中宗、高宗、祖甲、文王是也。有以事喻者，《易》之眇能视，波能履，《诗》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礼》之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是也。
这种分类实际上还是从意义类别上分出的类别，它只是揭示了比喻运用的具体表现方面，而对从语言形式方面寻找比喻的结构特点还缺乏科学的方法。
一、丘菽园论比喻要“切题”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东坡以西湖比美人也。郭熙《总记》：“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此又以山比美人。侯官黄小石比部（绍芳）《山行诗》起数语云：“春山如佳人，终日对不厌，清溪开镜函，靓汝照潋滟，修眉鬓髯结，欲妒颜色艳。纤秾皆可图，但恨画手欠。”笔笔传神，有语皆新，要其妙处，亦不出古人所已言。可知诗境所归，在乎切题不切题之分，不在乎辞乖意僻。
切题，是运用比喻的总原则，凡用比，均要切题，比喻不切题，就不是好比喻。如山水比作美人，要讲究“相宜”，要区别四时之景的不同。比喻的“切题”，要根据题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手法，绝不能不顾主旨，追求“辞乖意僻”。丘菽园此说，对后代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吴曾祺论用比忌泛、滞、熟、俗
尝谓设喻之失，凡有数端，一曰泛而不切，好取华辞，无义实义是也。二曰滞而不化，皎于实迹，反昧大意是也。三曰熟而不鲜，袭取旧词，不得新义是也。四曰俗而不韵，杂用俚言，有伤大雅是也。明此四端，则于设喻之道思过半矣。
吴曾祺对运用比喻时四种不正确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泛而不切、滞而不化、熟而不鲜、俗而不韵等都是比喻运用时的失误。要克服这四个毛病，就应该运用恰切的与题旨情境相适应的比喻，就应该运用不拘形式、灵活多变的比喻，就应该运用新鲜的不落俗套的比喻，就应该运用具有韵味的含义深刻、格调高雅的比喻。
如果把吴曾祺的观点理论化，则是他提出了比喻运用的四条原则：即适切原则、灵活原则、创新原则和避俗原则。适切原则是比喻的总原则，即无论什么比喻都应该是贴切的适当的，灵活原则是就比喻运用的形式特征而言的，创新原则是就比喻运用的内容来说的，而避俗原则涉及到比喻运用的风格和格调问题。
吴曾祺对比喻的具体用法作了总结，他提出了几种情形：
有全篇只说一事，全系喻意，而正意只在言外者。有正喻夹写，而前后自为照应者。其最妙者，一篇之中，作喻意者凡十余则，自成篇法。如枚邹之子《上吴王书》及邹阳《狱中上书》是也。韩文公《送石洪序》及《盛山诗序》，皆连设数喻。文体如连山叠嶂，使人赏玩不尽。
吴氏说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通篇只用一个譬喻，全用喻体写成，如韩愈的《
杂说》之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即如此。第二种是“正喻夹写，而前后自相照应者。”即喻体、主体均出现，如柳宗元的《
种树郭橐驼传》即属此例。第三种是“一篇之中，作喻意者凡十余则”，即“博喻”这与陈骙《文则》中所说“取以为喻，不一而足”和洪迈所谓“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是一致的。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寓言”的意味，第二种是一般用喻情况，而第三种则是众所周知的博喻，如吴曾祺所举的例子即如此。
吴曾祺还论述了比喻的产生及修辞作用，他认为比喻的产生：
盖意所不能明者，设为他语以明之也。
通过“他语”，使“不能明者”“明之”，这便是比喻的功用。显然，吴氏继承了墨子的“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惠施的“以其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王符的“夫譬喻者，生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的观点，这反映出自先秦以来，中国比喻理论中的一个共识，即认为比喻的基本功能是变抽象为具体，化不明为明之，直到现当代，这一点仍然是中国比喻修辞学说的基本观点之一。
六、曾国藩论“善设譬喻”
曾国藩《鸣原堂论文〈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评》中说：
又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则以譬喻明之。如“
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入端，此外诗文亦几无篇不设譬者。此文以屠杀膳羞喻轻视民命，以捶楚奴婢喻上忤无心，皆巧于构思，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
曾国藩对苏轼“善设譬喻”大加赞赏，与前人一样，他对苏轼的《
百步洪》诗也称赞不已，同时他指出苏轼“诗文几无篇不设譬者”。苏轼不仅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且人情练达，善于思考，勤于写作，所以才有“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这样的才华。
七、袁枚论用“比兴体”
袁枚《随园诗话》说：
讥刺语用比兴体，便不露。莫梦堂云：“桃花嗜笑非无故，燕子矜非太自轻。”陈古渔云：“无名草长非美雨，得暖虫飞不待春。”皆有所指也。
用比兴来进行讥刺，可以做到委婉含蓄，不至于太露，这实际上说明了比兴的功用，与前人观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