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包含比喻与起兴双重含义。“比”指以彼物比此物的类比，“兴”指触物起情的发端，二者常结合使用构成《诗经》以来的创作传统。该术语源于《周礼》六义说，汉代郑玄强调“比”用于委婉讽谏、“兴”用于含蓄颂美的政教功能，刘勰提出“比显兴隐”的结构差异，钟嵘主张三者配合运用。

“比”“兴”出自“诗有六义”说，“诗有六义”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经六律为之音。

《诗大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序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衰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同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小有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感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先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诸之至也。

《诗大序》开始便说到“诗有六义”，但序中着重只谈“风”以及“雅”和“颂”，对“赋”、“比”、“兴”则是一笔带过的。真正重视“赋”“比”“兴”，并引起当时及后世对“比”“兴”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是郑玄的笺注。

郑玄《毛诗笺》说：

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取善事以劝喻之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方诵，容也，诵以美之。

郑玄对《诗大序》中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作《笺》说：

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

这里说到“比”时，认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譬喻不斥言”等；说到“兴”时，认为“兴见今之美，嫌于媚，取善事以劝喻之也”。显然，郑玄是从“政教善恶”的立场出发，认为“比”和“兴”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比”所针对的是“今之失”：“兴”所针对的是“今之美”。

换言之，之所以有“比”和”兴”的不同，是因为现实社会中有“失”和“美”的不同。这种观点显然存在着问题，如果承认“比”和“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则这两种表现手法与现实社会的“失”和“美”是不能画上等号的。“比”未必就不能用于“今之美”，“兴”未必就不能用于“今之失”，所以这种比、兴分工说是有明显局限性的。

对于郑玄的这种观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论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臂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

朱自清的话有道理，在研究比喻理论史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无论人们对“比”的含义如何认识，它的核心内容是“比喻”，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有必要简要勾勒一下“比”、“兴”理论发展的一般线索。

《诗大序》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继承了郑玄的观点，但没有以“比今见之失”“兴见今之美”之类的说法区别“比”和“兴”，而作了一定的改造。他说：

“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

还说：

“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很显然，这里也谈到了“比”和“兴”的分工，但与郑玄不完全相同。

第一，关于“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这里说“比”是因为积蓄义愤到了一定程度的指斥行为，而“兴”是委婉地运用比喻寄托讽刺之情，将“比”、“兴”严格地用“指斥”和“托讽”加以区别，虽然较郑玄有所改变，但强调二者的分工时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如前所述，任何表达手段本身都不能与特定的思想内容严格对应起来，在作品中运用什么表达手段，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比”不仅可以“指斥”，也可以“托讽”，还可以有其它表达功能，“兴”也是如此。从刘勰的这种观点里可以看到了他受郑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关于“比显而兴隐”。这是刘勰从“比”和“兴”的特性上对其进行的区分。

“比”、“显”，主要指“比”要显出义理；至于如何“显”，那就是如何用“比”的问题了。例如通过人们熟知的事物做喻体比喻陌生的事物，通过人们已知的事物做喻体比喻未知的事物，通过浅近的事物说明深远的道理等等，都可以达到“显”。

“兴”“隐”，即是指在表达上“兴”表现为委婉含蓄，曲折隐晦，通过客观物象寄托某种寓意；而不是像比喻那样以浅喻深，以近喻远，以已知喻未知等。“比”和“兴”的这种对立性特征，恰好形成了表达上的互补性，因此，在诗歌中，“比”“兴”往往综合在一起运用，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钟嵘《诗品》将“六义”分作两部分，只谈“兴、比、赋”，提出“诗有三义”说，撇开“风、雅、颂”不谈。他说：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钟嵘认为“比”是“因物喻志”，即“比”是通过客观物象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当然，如何“喻志”，钟嵘语焉不详。另外，钟嵘是主张“比”“兴”、“赋”“酌而用之”的，他认为一味追求运用哪一种手法都是有毛病的，“专用比 兴”如此，“但用赋体”也如此。运用哪一种手法都要恰如其分，决不能罗列手法，玩弄技巧。另外，也应该将各种手法综合在一起运用，这样才有好的表达效果。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六义”说有新的解释，提出了“三体三用”说。而对于“比”“兴”，他则认为是“《诗》文之异辞”，他说：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乎。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显而易见，孔颖达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不同的体，而赋、比、兴则是诗的三种不同的“用”（具体运用的方法）。不过，孔颖达认为“比、兴”是有一定联系的，他说：

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与兴，深浅为异也。

孔氏将“比”和“兴”放在一起讨论，用深浅别之，这是他的创见。但他的比显兴隐的说法，与刘勰的“比显而兴隐”说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他论述“比”与“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则进一步证明了“比”“兴”联系紧密、很难分开的特征。

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比兴象义”说，对“比”“兴”也作了一定的区分。他说：

今且于六义中，略论比兴。取象日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

他认为，“比”是对客观物象的选用，“兴”是人赋予客观物象的主观情感之“义”；“比”通过选用客观物象设喻，这是对的。如果按皎然的话推理，“兴”是“取象下之意”，把“兴”看作“比”之后的东西，恐不符事理；从象、义二者的关系看，象中有义，义由象出，二者很难区分。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说：

古今诗体不一，太师之职，掌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备焉。“·……刺美风化，缓而不迫，谓之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推明政治，庄语得失谓之雅；形容盛德，扬厉休功谓之颂；幽扰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盛触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张表臣的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肯定了“六诗”是六种诗体；二是他把“比兴”放在一起，认为比兴的功能是表达“幽扰愤悱”的感情，它们共同构成“骚”。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赋、比、兴”的定义，言简意，对后世影响较大，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对“比”的定义，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说，特别强调“彼物”与“此物”这两项内容，可以说初步具有了从结构上阐释比喻的思想。“以彼物比此物”，是比喻表层的基本形式之一，两物之间通过比喻词连接起来，这是典型的比喻，朱熹注意到了比喻的这个特征，可以说较前人是一个突破。但是并不是将两物连接在一起作比就可以称得上是比喻，还要看“彼物”与“此物”在性质、类别上有没相异性，它们是否有相似点等等。

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前《诗经论者》对朱熹的观点作了修正，他说：

愚意当云：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然又有余全为此，而借物起兴与正意相关者，此类甚多，如何以处之？严坦叔（严粲）得之矣。其言曰：“凡曰‘兴也’皆兼比；其不兼比者，则曰‘兴之不兼比者也。”然辞义之间，未免有痕。今愚用其意，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其兴而比也者，如《关雎》是也。其云“关关雎鸠”，似比矣；其云“在河之洲”，则义似兴。其兴也者，如《殷其雷》是也。但借雷以兴起下文，不必与雷相关也。

姚氏的说法值得考虑。

元据时期杨载《诗法家数》中对“六义”说也进行了一番讨论，他提出了“三体三法”说，认为比、兴等是诗之法。他说：

夫诗之为法也，有其说焉。赋、比、兴者，皆诗制作之法也。…诗之六义，而实则诗之体。风、雅、颂者，诗三体；赋、比、兴者，诗三法。故赋、比、兴者，又所以制作乎风、雅、颂者也。风诗中有赋起，有比起，有兴起，然风之中有赋、比、兴，雅颂之中亦有赋、比、兴，此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

杨载的说法与孔颖达的说法一致，他认为“比、兴”是诗之法(诗歌创作中的表现手法)，比孔颖达的说法更为明确。应该指出的是，杨载认为这种观点是“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体现出他对此说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于“三体”与“三法”之间的关系，杨载也说得十分清楚，“风之中有赋、比、兴，雅、颂之中亦有赋、比、兴”，这是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的。

《诗经》中的“风、雅、颂”中，都大量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所以杨载的观点易于接受。至于具体说到“比”这一手法时，杨载倒没有什么创见。

明代彭辂《诗集自序》提出了“比有凭而兴无据”说：

夫神者，何物也？天壤之间，色声香味偶与吾触，而吾意适有此会，辄知肆笔而泄之，世所谓六义之兴，而经纬于赋、比之间者也。赋实而兴虚，比有凭而兴无据，不寓句字而有神存乎其间，神之在兴者什九，在赋比者半之。

“比有凭而兴无据”，说明比是可以从语言形式上找出特征的，兴则单从形式上较难说明，其运用的范围、方法、语言手段等都比较复杂。但“兴”又不是空灵的（尽管彭氏说“兴”虚），它“不寓字句”却能体现出诗的“神”来，所以更应该对“兴”做广泛深入的考察。

另外，这里说到“神之在兴者什九，在赋比者半之”，此话似有不假。诗文中的“神”的展现，确实要通过作者巧妙地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它与固定的表达手段没有严格对应关系，“兴”用得好可以表现“神”；同样，“赋比”用得好也可以展现“神”。反之，“兴”用得不好，“赋比”用得不好，也同样无法展示“神”。关键取决于作者的水平，取决于这些手法的运用是否得当、合适。

宋代李仲蒙认为“比”和“兴”的区别是“索物”和“触物”的区别，他说：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索物托情，这是比的功用；触物起情，这是兴的功用。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服务的。它们的分工也是较明确的，前者的结果是“情附物”，即思想感情附丽于客观事物；后者的结果是“物动情”，即由客观事物来引发，触动人们的思想感情。《诗经》中很多运用了“比”、“兴”手法的篇什都体现了这样的分工特点。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比”、“兴”理论发展的一般线索，这一理论，源自“诗有六义”说，从汉代直到现、当代，学者们意见不一，这表明：比、兴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到底怎样看待它们，区分它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但作了以上述说之后，似可明白：

第一，“比”是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或者说是诗歌中的一种表达技巧，这种表达技巧依赖于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和拟写，它是客观与主观统一的产物。

第二，“比”和“兴”是联系得十分紧密的两种手法，它们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对它们的不同之处要通过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第三，“比”的含义基本上是现代所说的“比喻”(当然还有比拟等)，比的基本运用手法是通过“连类”，即通过寻找客观事物构成相匹的“此物”与“彼物”构成的，“比”的基本功能有“蓄愤斥言、因物喻志、索物托情、借物明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