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祖籍太原阳邑（今山西太谷），一说祖籍同州韩城（今陕西韩城），生于河南新郑。中国唐代诗人。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在长安去世，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看望母亲。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准备应制举考试。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同年四月，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尉。他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次年拜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这一时期，他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频繁向唐宪宗上书言事，倡言免除租税、拒绝进奉、释放宫女、抑制宦官，乃至于当面指出宪宗的错误。其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反而劝宪宗广开言路。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以《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的大量讽谕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满改官，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翌年（811年）四月因母亲陈氏去世而离职丁忧，回到下邽。元和九年（814年）冬，白居易再度入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闲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白居易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元和十年（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愤而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执政者认为是越职言事（白居易是太子属官而非谏官，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政事）。适逢有人一向嫉恨白居易，污蔑他浮华无德，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他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伤教化，不宜公开传播。执政者正厌恶白居易多言，便借此机会奏请贬他为“江表刺史”，结果中书舍人王涯又说他不适合治理州郡。于是，朝廷再追贬白居易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此后一个时期，白居易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就在被贬当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他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到任。

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并著绯衣，与元稹“同在纶阁”。

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转任中书舍人。但这时唐穆宗荒纵，执政者不胜其任。白居易屡次上书论说当时河朔藩镇的处置问题，穆宗不能采用，于是他自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罢相出外，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他们曾在两地交界处聚会，数日才分别。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后来，白居易在杭任期已满，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改任苏州刺史。后因病去职，曾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太和（亦作大和）元年（827年），唐文宗召白居易入朝，拜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服。九月上诞节，文宗召白居易与僧人惟澄、道士赵常盈在麟德殿前讲学。白居易说理深奥，谈锋锐不可挡，言辞清晰畅快，文宗深为叹服。太和二年（828年）正月，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829年）春，因病回洛阳履道里，求授分司官，被任命为太子宾客。

太和时期，白居易身处牛李党争中。当时，白居易的妻子是与牛党李宗闵交好的杨颖士的姑母，他担心自己被当作李宗闵一党而遭罢黜，于是请求置身闲散之地，以求避祸。在此期间，白居易所任官职，都未能任满，大多因病被免，他也坚决要求做分司官，受到有识之士的称赞。太和五年（831年），出任河南尹。同年七月，元稹去世，白居易于次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并把元家给自己的六、七十万润笔钱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太和七年（833年），再度被授为太子宾客分司。

“甘露之变”后，“衣冠涂地，士林伤感”，白居易更无仕宦之心。开成元年（836年），他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却称病推辞不赴任，后改任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开成四年（839年）冬，白居易得风疾，卧床数月不起，于是遣放诸妓女樊素、蛮子等人，并自撰墓志，病中仍作诗不止。会昌元年（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会昌四年（844年），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宅园，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七十四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成为僧人如满的弟子。

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846年9月8日），白居易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获赠尚书右仆射，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参见“历史评价”部分）。后经其堂弟白敏中请求，白居易被追赐谥号为“文”。

白居易中进士后，相继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写实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南朝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在《伤唐衢二首·其二》中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寄唐生》中说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只有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因其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以致一定程度地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研究者指出：这“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若干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白居易为盩厔县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不幸，他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居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褐裘复绝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统领神策军的宦官。

由上述诗作可知，白居易的讽谕诗主要有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在《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揭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说统治者对百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发出了“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写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将这些“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的人与“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状作对比。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这些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②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朗朗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

③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与《长恨歌》中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一段描述颇为相近。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公对少时生活情景的回忆：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语言浅俗明快，又富情韵，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青春气息。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诗的最后发为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但由于叙写时感情超越于“止淫奔”的题旨之外，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所以仍然引发读者的同情。

在《新乐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应首推批判宫市和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的《卖炭翁》。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诗中未发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深思。此外，《新丰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翁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前者写一位六十年前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借此对不义战争进行了谴责；后者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天灾人祸袭击下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惨状，并借诗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声宏调激，带着强烈的批判。这两首诗就艺术成就来讲虽不及《卖炭翁》，但在人物描写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不过，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有一些缺憾：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做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白居易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练含蓄。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被认为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的文章写得很有特色。他在任翰林学士时，曾经一反用骈文写制诰的旧习，坚持用古文来起草诏书。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75篇纵论天下大事，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

白居易还积极参与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各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顾况曾见到白居易的文章，若有所失道：“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列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顾陶《唐诗类选后序》：“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到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刘昫、赵莹等《旧唐书》：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欧阳修《六一诗话》：“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苏辙《诗病五事》：“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蔡绦《西清诗话》：“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为苏小，虽美终带风尘耳。”

元好问在《感兴四首》中叹道：“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的“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他又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辛文房《唐才子传》：“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

袁宗道一生崇拜白居易和苏轼，题其书室为“白苏斋”，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其文曰：“人各有一适，汝性何独偏，爱闲亦爱官，讳讥亦讳钱莒。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谁能兼？裴相岂不达，发白力壮年。北窗高卧人，垂老缺朝餐。良无丘壑贵，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难平，梯米宁不然？一毛附马体，安问缺与完！角者夺其齿，飞者不能潜。鹏飞不笑莺，夔行不爱蚿，尔莫信尔意，两粥拥衾眠。”

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在《唐宋诗醇》中，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认为白居易的《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中幅极尽理烦治剧之略，盖到郡经旬而规模已定矣，一结即先忧后乐意”，由此“乃知居易实具经世之才，而当时未竟其用，为可惜也。分司以后，时不可为，不得已托诗酒以自娱耳”。他还要求地方官将白居易的“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之言“录置座右”。

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钱基博、陈寅恪、刘大杰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钱锺书对白居易的诗比较看重，在《钱锺书选唐诗》里，白居易以184首诗，高居第一位。

洛阳龙门白园中一块落款为“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的碑立于1988年，并署了几个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

有学者指出，顾况在贞元五年（789年）被贬为饶州司户，后又至苏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长安应举，因此如有投诗顾况之事，应发生于饶州或苏州，而非长安。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与邻近的几位刺史钱徽、李穰及浙东观察使元稹以诗唱和，来往传递都以竹筒盛诗，是为诗筒的典故。

唐代新罗（鸡林） 商人来唐贸易时，尽力搜集购买白居易的诗，他们说，自己国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换一篇白诗，其中伪托的，宰相也能分辨出来。元稹感慨：“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白居易生前自编的诗文集，经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刻本，仅71卷（收诗文中还混入部分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明万历四十六年（日本元和四年，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总结以前研究成果，订正了大量讹误，是较为完备的白氏诗文全集校注本。白居易作品生前已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白集作品古抄本在校勘方面日益受到重视。

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其远祖世系等问题，与《新唐书》《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相关记载，均存在较多矛盾。白居易的远祖问题错综复杂。一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为其祖父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即自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不过，白居易的这类提法，在当时就被李商隐怀疑。二为出自姬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两地距离甚远，这个分歧自宋就有学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也曾指出这个矛盾。因此，这一说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会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难言之隐大约是迫于当时阀阅观念浓厚，因此不惜采用附会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门第。

陈寅恪推测，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这种意见，并经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1982年，顾学颉发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进一步发展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更为坚实的材料。次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从总体上支持了陈寅恪、顾学颉等人的论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经过考证，薛宗正认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中，统率一支龟兹军队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终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后追赠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

主词条：白居易墓、白园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

乐天祠位于河南省郑州地区新郑市辛店镇辛店村。

重庆市忠县等地均有白居易塑像。

2009年9月13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唐诗三百首》特种邮票1套6枚，第3枚便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2015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诗词歌赋》特种邮票1套4枚，第3枚“居易醉歌”表现的是白居易《长恨歌》的场景，画面中白居易正赋歌哀叹唐明皇与玉环的爱情悲剧，背景为唐明皇和杨玉环同游的场景。

（图册部分来源）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

《唐才子传》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