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1892年4月22日—1987年3月23日），字鹤龄，广西苍梧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李品仙出生在广西省苍梧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平乐乡一个望族之家。关于他的出生日期，《李品仙回忆录》《民国人物小传》《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均定为清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1892年4月22日），故本词条关于人物年龄的表述采信此说。另有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1890年5月14日）、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91年5月4日）各说。

李品仙自幼在家随身为清末秀才的父亲李即兴习文，研读“四书”“五经”，赋诗属对。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入苍梧县立高等小学。同年，他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县试、府试均已顺利通过，但最后在院试时，却因漏抄了一页论文试卷而名落孙山。仕途既已不通，李品仙便渐有投笔从戎之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蔡锷在桂林创办广西陆军小学，招考16岁以上青少年入学。15岁的李品仙说服家人，多报了一岁年龄，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宣统元年（1909年），李品仙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第一期。次年（1910年）春，他和一百多名毕业生保升湖北第三陆军中学第二期。在武汉，他接触到一些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革命宣传内容。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在湖北新军的策动下，即将毕业的李品仙和陆军中学的同学参加了武昌起义。新军第八镇协统黎元洪在起义中被推举为鄂军都督后，为壮大声势，寻求外援，选派陆军中学各籍学生，回省联络出兵援鄂。其中李品仙被派回广西。待他到桂林时，全国大多数省份早已响应独立，广西援鄂军也已出动。广西军政府代理都督陆荣廷遂派李品仙回家乡梧州军政分府效力，在分府督办莫荣新手下担任梧州军械局委员。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控制各省军事后备力量，于民国元年（1912年）下令陆军部、参谋部在河北保定开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令全国，全体陆军中学毕业生必须进保定军校受训。李品仙接到入学通知后，即辞去梧州军械局委员职务，于民国二年（1913年）1月进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学习。

民国三年（1914年）底，李品仙从保定军校毕业，奉陆军部分发，回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团见习。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复辟的袁世凯。次年（1916年）3月15日，广西督军陆荣廷响应讨袁，参加护国战争。李品仙随第一团自柳州出发，经桂林、全县向永州、衡阳进发，进击湖南督军汤芗铭所部，迫使其宣布独立。第一团在进抵株洲后停止待命，等待南北会商。按规定，保定军校毕业生见习六个月即应升授实职，可是因为桂军门户森严，尤其歧视军校生。李品仙毕业已近两年，未授实职，心中不满。同年6月，经当时在长沙城内担任湘军独立营连长的原保定军校同学张湘砥引荐，他即从桂军转入湘军，担任该连中尉排长。不到一月，张湘砥奉命外调，李品仙遂升任连长。不久，该连编入督署卫队营，营长唐生智恰巧又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同学。8月，新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整顿湘军，督署卫队营改编为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三营（营长唐生智）。此后，李品仙紧紧追随唐生智，在护法战争、湘直战争、护宪战争中南征北讨，屡建战功。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在短短八年中，便从排、连、营、团长依次提升为湘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初，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奉命为北伐先遣队，率军挺进湖南。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职，李品仙升为第八军第三师师长。7月10日，李品仙率第三师主力和友军一起克复长沙。在此期间，李品仙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随后，唐生智指挥北伐军第四、七、八个三军肃清汨罗江以北的北洋军。8月23日，李品仙部第八、第十五团攻克羊楼司。9月6日，第三师在驻守汉阳的鄂军第二师刘佐龙部策应下，进入汉阳、占领龟山。7日，又渡汉水，占领汉口。随后，他又率军经黄陂向九里关追击吴佩孚残部，直至豫鄂边境。9月14日，第三师于东篁店击败豫南援助吴佩孚军的田维勤部，18日又攻克河南战略要地鸡公山。不久，“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派陈调元自安徽进驻鄂东，有西进援吴的企图。李品仙又从豫鄂边境移师鄂东阻敌，相继克复广济、黄梅。11月下旬，唐生智将第八军调回武汉扩编，作进军河南的准备。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第八军扩编，李品仙升任副军长（唐生智兼军长），下辖三个师。4月22日，李品仙升任第八军军长，率部留驻武汉，改为卫戍司令部，负责武汉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三镇的卫戍事宜。

李品仙堂姐的婆家在湖南，迫于湖南农民运动，逃到汉口李品仙处哭诉。他由此对工农群众运动极端仇视，攻击湖南农会“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痞子”。当李品仙听说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把部队拉回湖南“清共”时，马上与其密谋，表示道：“你既认定共党分子非肃清不可，那和我的想法可说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必须研究一个妥善的办法，使能够达到目的而无遗憾才好。”他还向何键建议说：“依我的意见，‘清共’当然是势在必行，不过我们大家要忍耐一时，你的第三十五军还是遵总指挥的命令先赴河南……届时河南底定，我军即可回师，然后我们三个军一致联合起来向总指挥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我想他一定会同意的。而且那时我们在两湖地区，同时实行‘清共’，也一定更为彻底。”最后两人商定，何键暂时先发兵河南，由李品仙“完全负责”后方，“尤其对孟潇（唐生智）方面要多下功夫”。会后，李品仙即密派其军参谋长陈友嘉专程赴豫，汇报湘军“一致决定‘清共’的决心”。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16日夜，李品仙邀请从河南前线返武汉的何键，以二人的名义，召集驻武汉湘军高级军官秘密集会，讨论如何“推翻武汉共产党政府”“平定农村秩序”等问题。会上还起草了宣言，明确表达各军将领对国民政府农村政策的不满。此后，李品仙下属驻鄂西的部队首先开始调转枪口，大肆收缴农会的枪枝。5月21日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李品仙认为此举系“长沙方面因共党分子骚扰出征军人家属”之故，为许克祥开脱罪责。

同年6月27日，汪精卫向武汉卫戍司令部秘密下达“清共”的命令，并在7月15日公开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李品仙奉命立即指挥军警人员分别出动搜捕共产党员，查封中共机关，解散汉口总工会及农会，收缴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的武器，并将苏联顾问集中看管，准备遣送出境。他纵容部下在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制造白色恐怖。事后，李品仙自诩“此次武汉方面的‘清共’，首先由卫戍总司令部命令执行”，但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由于‘清共’一事经过多日商讨始行决定，以至共产党在武汉之重要人物均已闻风逃匿，捕获的不过是些无关重要的分子。”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反共后，宁汉分裂的局面并没有结束。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下旬，唐生智发动东征；宁方则命令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部西进。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免去其本兼各职。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决定缩短战线，令何键、刘兴两军退守黄州，以李品仙防守鄂城，第八军主力配置于武岳线，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会后，李品仙亲到鄂城布置防线，唐生智则带卫队二千人赴黄州督战。由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支持南京政府，加上原武汉方面的朱培德投宁，何键为保存实力，又与宁方暗中订立促唐下野的协定，致使唐生智军腹背受敌。唐生智见大势已去，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出逃日本。14日，西征军进占武汉，李品仙、何键、刘兴各军向湘西、湖南大本营退却。次年（1928年）2月，李品仙等迫于李宗仁、白崇禧（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所率桂军重重包围，通电表示愿意接受南京政府改编。3月3日，李品仙与白崇禧会谈，商量唐生智军的改编事宜。

宁汉战争战火方息，奉系军阀张作霖又发动了对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讨伐。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蒋、冯、阎、桂四派决定北上伐奉（参见词条二次北伐），将所部改编为四个集团军。4月5日誓师北伐。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蜗居湘西南的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和刘兴第三十六军三个军合编为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军，由李品仙任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于5月中旬离湘北上，沿京汉路向北进攻。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日奉矛盾激化，张学良决心与北伐军停战谋和。但盘踞在天津东面的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残部拒不向北伐军投降。9月，李品仙受命担任左翼军总指挥，率第十二路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向北猛攻，由京汉路转入京奉路，先后夺取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一直推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最终，直鲁联军在滦河以东被奉军击败，残部三万人被李品仙解除武装。战后，李品仙部移至唐山附近。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向武汉进攻，另一面又起用唐生智，派他携带巨款赴唐山，重新争取被新桂系改编的湘军旧部。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虽被白崇禧收编，但该部中下级军官都是唐生智一手提拔起来的三湘子弟，此时久戍幽燕，军心思归，在唐生智“脱离桂系，回湖南去”的号召下，立即响应。3月20日，李品仙等人发表通电，攻击“白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宣布讨伐白崇禧，拥护蒋介石，率部投到唐生智麾下。唐生智将第十二路军改编为第五路军，自任总指挥，任命李品仙为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5月初，李品仙奉命移师豫东的马牧集，至10月又移驻郑州。

是年12月初，唐生智在郑州呼应冯玉祥部石友三通电反蒋，并派第八军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李品仙当时在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一个月后，唐生智被蒋介石、阎锡山的联军击溃。等到李品仙赶到漯河时，第八军已被缴械，士兵亦被中央军各部队分别收容编散。此时李品仙已成无兵之将，只得远走香港。他一边经营农庄，一边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品仙应李宗仁、白崇禧之邀，由香港经广州赴长沙，被委任为湖南善后督办，处理湖南后方一切事宜，支持桂军北进。他就职不到半个月，战局即发生变化，桂军兵败。李品仙随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参谋长。10月10日，白崇禧到达武鸣的苞桥，指挥第一、二纵队及预备队向滇军进攻，而令李品仙督率第三纵队牵制宾贵公路线的粤军，使之无法对滇军援助。年底，他被改授为南宁军官学校校长。不久后，白崇禧因李品仙背叛自己的前嫌，撤去他军校校长职务。

后来，李品仙到龙州，担任广西边防对讯督办兼左江区行政监督及龙州区民团指挥官。开始时，他负气不就任，愤而离桂去香港。后经李宗仁劝慰，始勉强返回就职。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因总部参谋长叶琪坠马身亡，李品仙才调回南宁，重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但却鲜有实权。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23日，李品仙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7月25日被特派为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13日，李品仙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同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李品仙当时正在广西王公度案审讯委员会委员长任上。该案事毕后，经李宗仁、白崇禧举荐，他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第三十一、第四十八三个军。9月中旬，第四十八军由军长韦云淞率领向淞沪战场开拔，参加淞沪会战。10月初，李品仙在桂林检阅第七军、第三十一军后，向徐州进发。11月上旬，业已在海州驻防的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又奉命南下浙江吴兴和江苏溧阳，在太湖两侧地区部署新战线，以支援淞沪战场。由于第十一集团军所辖三个军已有两个在江南，桂系为扩大编制，乘机向统帅部要求在江南的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军两个军另外组成第二十一集团军。蒋介石因李宗仁身负徐州战区指挥重任，只得同意以原第七军军长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李品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一军。李品仙即抵徐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当时，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五战区的任务是：保卫徐州，确保津浦、陇海两线枢纽，巩固武汉东北战线。规定战区在北线实施攻势行动，击破北路日军；在南线实施防御作战，阻止日军于淮河一线。为此，李宗仁除在北线调动第一线兵团利用黄河延缓日军南进速度，部署第二线兵团在徐州准备决战外，特命李品仙指挥三十一军及受第五战区节制的于学忠、杨森、徐源泉各军以及安微境内各部队组成淮南兵圈，负责实施津浦路南段的作战，务必将北进的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

这年12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又三个联队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率领下，沿津浦线北上，连陷滁县（今安徽滁州）、盱眙。翌年（1938年）1月，日军继续向明光进攻。为就近指挥作战，李品仙在1月5日将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徐州移至安徽寿县，命于学忠沿淮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拒止日军北进。又以一部进至南岸防守蚌埠，不得已时撤回淮河北岸固守；第三十一军以一部在刘府附近，主力在凤阳、红心铺附近占领阵地，行攻势防御，对沿铁路线北进的日军实施侧面攻击，将其切断，分割包围而歼灭之。另以一部进出张八岭、明光一带实施游击，迟滞并引诱日军前进；命徐源泉的第十军迅速向合肥推进，策应第三十一军的作战。杨森的第二十二军在第十军未到之前，以一部留驻和县、裕溪口等处警戒江防外，主力移驻安庆，担任长江北岸一带的防御。为增加淮南地区兵力，李品仙又命令远在浙西休整的二十一集团军即日由九江渡江北返向合肥集结待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8日，李品仙部第三十一军在给北上日军以重大打击后，奉命西撤，让出明光。日军以为中国军队已败退，于28日分三路纵队发动对淮河地区的攻击战。2月上旬，日军直达淮河南岸，占领蚌埠。在日军预备大规模强渡淮河时，廖磊率二十一集团军从浙西赶到淮南地区参战，在明光、池河、定远一带进袭日军侧背，加强了津浦南段的抗日攻击力量。正当廖磊部与日军纠缠时，李品仙又令第三十一军主动出击，在空军的支援下将津浦路南段截成数段，四处围歼受到孤立的日军。日军在北进中已先后损失两千余人兵力、战车一百余辆，此时担忧腹背受敌，害怕后路被断，只得暂时将主力南撤，在津浦路南段寻找中国军队决战，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李品仙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以防御战拖住了北上的日军，延缓了日军南北对进会攻徐州的计划，从而为李宗仁集中第五战区主力在鲁南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歼灭日本华北方面精锐部队矶谷、板垣主力一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

北上日军为迂回攻击徐州，于5月14日占领合肥。李品仙奉李宗仁之命坐镇皖西，指挥皖中各军阻止日军西进，并掩护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向平汉线撤退。

日军占领徐州后，为夺取武汉，集中四个师团和大量装甲部队沿陇海路向西进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下旬，李品仙被任命为武汉防卫军第四兵团司令，担任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带的防守任务。他上任后，即将兵团司令部移至湖北广济，担负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区防守任务。他不顾日机轰炸，驱车去黄梅前线视察，途中座车被炸毁，本人因躲避及时而幸免于难。

8月初，李品仙率领第四兵团在潜山、太湖、黄梅、广济一带与日军反复激战。日军攻占宿松、黄梅后，他令第八十四军与第六十八军拖延日军西进，并于29日指挥第十一军重创黄梅日军。30日，日军利用空军和海军优势，以重炮猛轰，用毒气攻击，李品仙只好令部退回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据守。9月1日，李品仙率部收复广济，并缴获大量辎重，还在潜山、太湖等地与日军展开反复争夺战。10月24日，武汉失守，李品仙部奉令经应山、随县、荆门退至鄂北的枣阳休整。

第五战区重兵撤至大别山和鄂西北地区，使占领武汉的日军如芒刺在背。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底，日军集中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十余万人，发起随（县）枣（阳）会战，企图围歼第五战区主力。李品仙协助李宗仁进行战役的具体指挥，亲自率左集团三个军防守桐柏山、大洪山一带，巩固这两个游击根据地，对日军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将其拖住。4月底，李品仙率部与从湖北安陆、应山正面攻击第四十八军的日军第三师团激战，经过该军第一七五、第一七四两师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昼夜争夺后，退往塔儿湾守卫。两天后，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塔儿湾。李品仙部与日军反复争夺过七次，重挫其攻势。后因日军施放毒气，塔儿湾于5月4日失陷。5日以后，日军连续向天河口、白庙镇、江家河、庐山一带的中国军队阵地展开猛攻，均被守军击退。6日，由钟祥北窜的日军切断了襄樊与随、枣间的公路。7至9日，日军进至湖阳镇、枣阳附近，情况危急。李品仙指挥第八十四军在唐河、南阳之间阻敌北进，并令第十三军一部留驻桐柏山开展游击，其余部队在泌阳县附近构筑工事，配合第八十四军阻敌北进，总司令部亦随即移驻南阳。10日，日军在攻占新野后继续北进。12日，李品仙下令全线反攻，河南保安部队与民众武装协同正规军日夜袭敌，驻守桐柏山、大洪山的部队则从南、北两面切断日军后方补给线。第三十三集团军也从汉水两岸向东猛击日军。日军在连遭攻击、补给线中断后，被迫于20日撤退。

随枣一役，李品仙率部击退日军四个师团进攻，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战后，国民党中央统帅部特颁授李品仙干城勋章一枚，以示奖励。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脑溢血去世，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1月2日任命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安徽省保安司令）。李品仙认为廖磊“秉性过于单纯，不能适应当时敌后的复杂政治环境，对共党分子的兴风作浪又无法控制”，现在由他来主持皖政，正是一展抱负的大好良机。为此，他自湖北专程赴重庆进谒蒋介石，详细秉告“大别山区当前状况，以往缺失，今后方针”。蒋介石对其建议一一采纳，并面授机宜，“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

李品仙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8日，抵安徽省战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上任后，就与CC系合流。他指使随其上任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杨绩荪等人在《皖报》上炮制《动员委员会怎样动？》《对于动委会改组之认识》等文章，制造舆论，迫害由朱蕴山、章乃器等著名人士倡议成立、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的安徽统战组织“动委会”，安徽CC系方治则发表《来一个大扫荡》相呼应。李品仙还亲自出马，于2月1日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下令调全省动委会全体工作团队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到立煌“受训”，企图一网打尽。2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主持召开安徽党政整建大会，通过由其亲自拟订、旨在“清除潜伏机关、部队、学校内从事捣乱，分化抗战力量的异党分子”，“建立坚强的行政组织系统”的《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强迫军事、行政、教育人员及高中学生必须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并相继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培植亲信势力。在组织上，李品仙在“改造省政府机构”的幌子下，一面设置党政军总办公厅总揽大权，清洗上层进步分子，一面向省以下各级行政机构开刀，调换各县进步县长，通缉在皖东北与中共合作抗日的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又相继撤换了第一行政区专员张节、第七行政区专员许道勋、皖南行政公署主任戴戟等人职务。他还召开全省县长会议，布置各地反共；全省出现了多起暗杀、活埋中共党员的惨案。在军事上，李品仙排斥异已，下令取消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撤销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合作抗日的皖北十二号联防指挥官兼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指挥余亚农的职务，并命令桂系正规军讨伐余亚农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布置兵力，调动军队向东进攻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向西进攻豫鄂边区新四军李先念部，企图挑起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

同年3月7日，李品仙派主力一部配合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和第五区专员李本一，分三路进攻驻皖东定远县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企图与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东西夹击，消灭江北新四军。江北新四军在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领导下奋起自卫反击，取得了皖东自卫战的胜利。11日，李品仙撕毁廖磊原来与叶挺、张云逸谈判达成的协议，派部进驻皖中无为县，断绝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系。20日，李品仙部在无为江岸无理扣押从皖南送往江北的新四军军饷七万元，以及奉调去皖东工作的新四军干部二十余人。经叶挺、项英、张云逸多次向蒋介石、李宗仁、李品仙严正抗议和交涉，最后除张云逸的夫人和孩子获释外，其余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曾昭铭以下干部悉数被害。4月21日，李品仙部四千余人又向驻无为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发起突然袭击，双方激战六小时。江北游击纵队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参谋长桂逢洲牺牲，部队突围到皖东地区。

鉴于李品仙主皖后的反共气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于5月5日致电刘少奇、项英、陈毅：“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中共中央决定部署新四军张云逸、李先念部进行反磨擦，“如此东西加以痛击后才有可能缩小李品仙的反动范围”。同时还指示“李如愿和，可与谈判”。经新四军各部的有力打击，李品仙被迫签订了双方以淮南铁路为界的停战和议。但停战和议墨迹未干，他便于8月16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迅调新四军离皖”，如此计不成，则“恳调兵来皖，以武力压迫该军出境”。9月初，李品仙部第一三八师又向皖东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这时，蒋介石正策划围剿新四军的具体行动，企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李品仙积极布置第一七六师进驻长江北岸重要地段，准备夹击皖南新四军。11月10日，李品仙致电第一七六师：“……惟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一七六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兹决定部署如下：……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牛埠、土桥、厌河、六百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制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李品仙同时还布置其部下在江北沿岸渡口沉毁船只，烧毁粮草，配合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发动“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各战区“进剿”新四军，李品仙被任命为淮南“进剿”区总司令。他除积极布置兵力在长江北岸搜捕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外，还集结重兵屡次向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和淮南、皖中根据地进犯，使在敌后抗战之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陷入敌顽两面夹击的困境。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李品仙率部在皖东围攻陈毅、张云逸所部新四军。年底，出任安徽省军管区司令。

李品仙主政安徽后，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特务机构，使安徽国统区特务横行。诸如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党政大队、安徽省党部人事调查室、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省三青团特勤小组、省军管区司令部失业军人调查室、立煌警备司令部情报室等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都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李品仙的操纵，直接为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服务。这些特务组织为了向李品仙邀功，经常逼供刑讯，制造冤狱；秘密处死，无辜失踪的事件时有发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冬，刘洪（立煌县政府秘书）等七人以及刘敦安（战干团主任教官）、麦世法（民政厅科长）、史迁（省参议会秘书）等十四人，先后因“异党”罪被秘密逮捕，经酷刑审讯后被李品仙指使特务活埋于立煌。

李品仙在安徽当政还以横征暴敛、搜刮民财著称。他统治安徽以后，所属各财经机构皆安插私人。诸如省田赋处、粮食局、财政厅、安徽地方银行、货物检查总所、战区货运督察室、产销税局、缉私大队等重要经济部门，无一不安插有李品仙的心腹。这些人上任后拼命垄断地方经济，盗卖公粮，搜刮民财，使贪污之风盛行。当时安徽全省纸币泛滥，民穷财困，物价飞涨。李品仙又指使省财政厅投资成立安徽企业公司，直接勾结日伪，从事交换物资秘密活动。他动用军队作掩护，将猪鬃、桐油、竹木、茶叶、麻类、粮棉、生漆、铁砂等重要物资由国统区运到芜湖、蚌埠、安庆等敌伪占领的城市卖给日本洋行，同时又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运到后方高价出售，贸易额每年达伪币数亿元之巨。李品仙还直接出面，伙同其属下第七军军长张淦、副军长李本一组织“三合公司”，利用巢湖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李本一部队驻守和县江边的有利条件，专门与南京贸易。其中以大米、棉花、烟土交易额最大，大米终年都有出口，每天一般都在一千石上下。当时一石米在国统区的价格为五元，到南京便要十一元，由此可知“三合公司”所获的巨额利润。此外，李品仙还另有一个名叫“中和庄”的秘密经济集团，专门贩运铜、锡、米等违禁物品，经史河、淠河由正阳关出口，向皖北蚌埠、寿县等沦陷区资敌。由于物资从正阳关附近沫河口经过时，经常遭到汤恩伯部的截夺，李品仙特地在正阳关增设了正阳关守备司令部，选用原六安县长、搜刮地皮的能手“罗百万”为守备司令，专门以武装保护走私资敌。

除了亲自出马外，李品仙还让其二夫人罗啸如出面进行走私活动。一次，罗啸如有一批走私生漆、桐油在运经淮北蒙城县时，被该县县长袁传壁查获吞没。李品仙获悉大发雷霆，严电袁传壁交案，因货已私分处理，最后只得将参与劫夺货物的县中队长刘小山作替罪羊押解立煌，枪毙了事。

李品仙在安徽巧取豪夺，其部下也纷起效尤。当时有民谣讥讽为“天高三尺，地陷三丈”。即是说，李品仙和桂系在安徽搜刮地皮，地被刮得下陷三丈，天就显得高了三尺。

李品仙除了搜刮钱财外，还拼命在安徽搜罗文物古董（关于这部分内容参见“轶事典故-搜罗文玩”部分）。他有一个管家专门为他在香港做生意，贩卖得到的文物古董。例如他从寿县楚王墓中盗取的四十根阴沉木，最后就是在香港以五百港币一根的价格卖给一个英国商人的。李品仙的生活声色犬马，极为奢糜。他敛财致富后，还在重庆、南京、上海、南宁、梧州、桂林等地广置房产。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随枣会战（即枣宜会战），从豫南、鄂北、鄂中三路向西进攻，李品仙率部在平汉线南段重创日军。

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李品仙率部反击日军对皖系游击区的“扫荡”。他以一三八师一部在内线依靠坚固工事吸引敌人，将主力迂回外线待敌；并令一七二师进击合肥一带，一七一师进击淮南铁路以东地区，配合一三八师作战。3月7日至8日，日军在梁园附近受到内外夹攻，战斗激烈，伤亡惨重，被迫溃退。8月，李品仙率部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牵制日军，取得胜利。12月，任安徽省军管区司令。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到5月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0日，立煌军民数万人集会，召开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24日，李品仙作为统帅部任命的徐州、蚌埠地区受降主官，在蚌埠参加受降典礼。在此之前，他即任命其弟李品和为蚌埠市市长，负责“劫收”蚌埠。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中旬，李品仙应召赴重庆开会。尽管此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他的注意力却早已迫不及待地转移到反共内战的发动上面。在接管蚌埠不久，李品仙“即欲建议中枢，在徐、蚌接收之后，以第十战区之现有兵力进剿苏北共匪，根除后患”。此次应召开会，他又炮制了具体军事反共计划：“拟以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断苏北与鲁南共匪的联络，阻止苏北共匪北窜；然后以二十一集团军为主力，配合郝鹏举、张岚峰两部伪军，由盱眙、天长东进，向苏北共匪包围进剿，予以歼灭；最后转移主力指向鲁南沂蒙山区，将鲁南残匪围歼于东海岸一带地区。”李品仙到重庆后，本来想将上述计划“作成提案，密陈统帅部接办”，结果不料此次会议是蒋介石为集中兵权，借复员整军为名，讨论全部撤销战区长官部和集团军司令部事宜。李品仙“遂将提案的计划取消”。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李品仙奉命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首先在鄂中、苏中和两淮地区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由于桂系军队是进攻两淮的主力，国民党在成立以顾祝同为主任的徐州绥靖公署时，特命李品仙兼任绥署副主任。在此期间，他作为桂系的重要骨干，积极支持李宗仁同孙科争夺副总统的竞选活动。他曾一次性从安徽省地方银行支出二百七十多亿元，用大卡车将钞票运到南京，充作李宗仁贿选资本。致使该行库空如洗，产不抵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下旬，白崇禧在武汉主持成立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辖湘赣鄂豫皖五省军政，企图与解放军逐鹿中原，力挽危局。经白崇禧向蒋介石请准，李品仙卸任安徽省主席，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9月29日，被派任徐州“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30日又派为华中“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企图以和谈为名，与中共划江而治。1949年4月16日，国方和谈代表黄绍竑由北平返南京，在代总统官邸汇报有关和谈经过。李品仙在会上极力反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款，认为和谈“有百害而无一利”，“不是和谈，完全是迫降罢了”。19日，国民党正式拒绝和平，代总统李宗仁随即任命李品仙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令其速回广西负责“加强作战准备，与巩固后方基地各事宜”。

是年5月1日，李品仙自汉口乘飞机赴桂林。途中，他特意在长沙停留一日，拜访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在密谈中，李品仙有意以桂军实力相威胁：“今驻守湖北的国军不下十余万，其中大部分是广西的子弟，将来情况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广西，所谓归师勿遏，湖南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如果湖南有变，届时长沙百数十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岂不无辜逻劫，是公爱之适足以窖之！我为公谋，还是安定下来从长考虑为好。”他还警告程潜“不能随便附和年轻一辈人的意见轻举妄动”。

李品仙到桂林后，认为“我广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进行”。他首先撤消省保安司令部，将广西原有保安部队统归绥靖公署指挥，在全省招募新兵和绿林土匪，增编保安团，加强地方国民兵团，同时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实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鼓吹要与解放军进行“总体战”。同时还划分“剿匪”区域，在全省成立四个剿区以“分区绥靖肃清土匪”，并加强情报谍报组织，办理五户连保，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宣称要与中共周旋到底。

5月上旬，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省府大楼会议厅举行座谈会。会上，以省议会议长李任仁和李品仙为首，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和战两派。李任仁在会上力宣和平重要，李品仙则极力主战，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结果，尽管李品仙等少数高级军官反对，与会者仍有几十人在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上签名，由黄旭初转呈李宗仁。没几天，白崇禧到桂林与李宗仁商谈撤军事宜，由白崇禧、黄旭初出面，召集省政府厅长、委员、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桂林绥靖高级负责人在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开会。李品仙在会上又抢着发言，攻击中共不要历史文化，抛弃老人，拆散家庭，绝对不能与中共谈和。李任仁站起来反驳，李品仙则反诋对方“为共匪张目”。最后白崇禧说：“和战取决于德公。”会议不欢而散，但从此主战者气焰日升。

针对当时的不利形势，李品仙认为“政府此时必须下决心，作大步后退，迅速脱离敌人，求得整理内部，部署军队，进行外交的机会，始可再战”，遂直接面见李宗仁，向其献策，建议中央政府迁往云南，以昆明为行都，“立即选派三至四个得力的军，移驻川南、黔西、桂西一带，选定优良地形，部署坚固防守的阵地，并镇压滇省内部的可能异谋，安定后方。然后令其他各军分途牵制匪军，使其不能迅速接近滇省，尔后再待机反攻。在东南沿海，则防守海疆及闽浙一带，与西南川、滇、黔、桂各军互相声援，维持目前态势，待整理完毕再行反攻”。李品仙还建议李宗仁恢复与确保对海外的交通运输，扩大国际宣传，“争取美英各国的协助，使彼等了解国际共党赤化中国之真相及未来赤化世界之危险”，李宗仁“对此建议颇觉称意”，可是形势发展已不容他们作如此的部署了。

早在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白崇禧便急忙将主力撤到湘桂边境，企图保守广西。11月，白崇禧决定放弃桂林，退守南宁。在桂系高级军官军事秘密会议上，李品仙又坚持提出逐次向西退守云南，“尽可能确保桂西，以屏障昆明”，“作为他日反攻之基地”。此案被白崇禧否决，最后决定退守海南岛。结果，桂军主力在撤退途中，除一部窜入十万大山和越南外，其余悉数被解放军分割围歼。

1949年底，华中军政长官部及桂林绥靖公署少数负责人在南宁失守前飞离大陆，撤到海口。在海口，桂系高级干部讨论白崇禧今后出路问题，夏威认为先到香港，看形势发展再定行止；李品仙则力主去台湾。白崇禧此时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最后决定派李品仙先赴台北，名为“洽办两署结束事宜，及向中央政府请示尔后的行止”，实为试探蒋介石的反应。这年12月底，李品仙抵台北，不久即给白崇禧发电，说蒋介石和陈诚都希望他回台湾，共荷“勘乱救国”之责。白崇禧接电后，赴台投蒋之意遂决。

1950年3月，李品仙被蒋介石委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会顾问。1952年，李品仙被以“现役届满”为由，“奉命退休”（即假退役，到1958年7月正式退役）。退休之初，李品仙租寓台北罗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邻。同年冬，台湾省颁布地方自治法规定，选举邻里长，李品仙被街坊邻居选为水源里邻长。他“数次推辞，仍无法脱卸，一任两年”。他在五言里句中自云：“昔统十万师，今作百家掌”；“回念役人多，亦应甘俯仰，天道重循环，因果固不爽。”实有啼笑皆非之叹。此后，他于台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数顷，辟为农庄，种植各种蔬菜，以消遣时日，维持生计。1967年后，因年老多病，李品仙将在香港九龙的鱼塘房屋悉行变卖，又将台北的农庄出让，然后在台北市内置房屋一所，“聊蔽风雨，藉度余年”，从此湮没无闻，幽居台北。

自1961年6月开始，李品仙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沈云龙等采访16次，遂成8万字回忆稿，以《李品仙回忆录》为题，于1975年出版发行（详情参见“主要作品”部分）。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李品仙以凄凉的笔触写道：“余生逢战乱，弃文习武，虽一生戎马无补时艰，然俯仰无愧，差可遗憾。所憾者，今年且八十矣，知来日无多，犹栖迟海岛，西望故园，不禁兴陆游之悲耳。”

李品仙晚年患重听，对话要笔录，但少龙钟老态。1987年2月13日忽觉行动迟钝，精神恍惚，初入台北“三军总医院”诊治，化验结果显示为严重肝疾，经医治好转，一度出院。后又不思饮食，再入医院，最终因医治无效，于同年3月23日下午逝世，享年95岁（虚岁九十六岁）。4月16日，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大殓，同日安葬在台北县（今新北市）观音山八里乡公墓。

李品仙一生主要的军事建树有：

白崇禧晚年曾说：“保定毕业学生如李品仙、廖磊、叶琪等都很优秀”，“三人各有所长，李打仗沉着，待人宽大，态度甚佳”，“继廖（磊）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

童志强：“（李品仙）系国民党新桂系中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重要将领。七七事变爆发后，桂系请缨抗战，李品仙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和随枣会战，此后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多年。在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矛盾而阶级矛盾依旧存在的背景下，李品仙的活动，呈现出抗日与反共交织的复杂现象。”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在李品仙离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前，由安徽省议会全体通过，赠予“安徽省荣誉公民”证书。

据记载，李品仙在安徽期间，大肆搜罗文物古董。早在民国二十八年（1938年）他驻兵寿县之时，就曾借构筑工事为名，派了一个连的武装，强行开掘寿县东南庄墓桥的一座战国时代的楚王墓。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技术指导，结果毁坏了许多土俑和土陶，从墓中挖出的四十根阴沉木，被他用军车经汉口运往广西老家。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他得知刘铭传的后人藏有周宣王时的铜器“虢季子白盘”时，想方设法欲弄到手中，经刘铭传后人辗转隐匿，才幸免于难。李品仙的机要秘书王孝楚证实，被李品仙掠夺的文物精品就有霍丘裴伯谦旧藏宋徽宗崇宁四年米芾的《长卷》和北宋王诜所画《西园雅集图》；定远方浚颐所藏南宋贾似道旧藏米芾的《镫赋》，合肥周录陔旧藏明代文徵明的小楷《洛神赋》；霍丘李氏旧藏明代沈周绘《山水立轴》；合肥张氏旧藏明代张灵所绘《李白像》等。据说有一个江西人不远千里背了一件绢本古画前来进贡买官，李品仙果然委其一个县田粮处处长。而李品仙的部下知道他有如此癖好，便专在民间搜刮掠夺文物字画以孝敬媚上，形成一时风气。

合肥戏鸿堂文物古玩甚多，仅历代名人书家碑刻就有一百余方，日军对这些文物精华垂涎已久，占领合肥后，便把戏鸿堂洗劫一空并伺机运回日本。其时合肥之敌被中国军队所围困，故未敢轻举妄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间，时值李品仙主政安徽，探知日军企图偷运合肥戏鸿堂百余方珍贵碑刻至日本，果断调兵伏击夺宝。激战后全数追回文物，碑刻经拓印后藏于省府后山碑亭，亲题跋文“永作镇山之宝”。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李品仙奉命率桂系军队开进徐州抗日。当他从武汉乘船赴南京途中，参加乘客们自发组织的双十节庆祝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李品仙为公众的抗日热情欢欣鼓舞，当晚极为感动，难以入眠，遂赋五言律诗一首：

海寇倾巢出，烽烟夜梦惊。

平津既陷落，淞沪复侵争。

国祚关隆替，黄魂决死生。

哀军尝却敌，众志足成城。

蕞尔二三岛，何如亿万兵。

横戈挥日起，大纛顶天行。

欲雪千秋恨，当思七尺轻。

时乎不我待，奋臂事长征。

同年12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又三个联队在师团长荻洲立兵率领下，沿津浦线北上，连陷滁县、盱眙。负责津浦路南段作战的李品仙指挥第三十一军及安徽境内各部投入阻击，并亲率随从人员及地方行政官员赴各县视察，沿途目睹难民凄惨情景，义愤填膺，乃作诗一首：

颓垣残宇断荒鸡，半壁河山遍铁蹄；

满目疮痍哀雁户，一腔血泪鼓征鼙；

卧薪尝胆思勾践，亲蕨餐薇耻叔齐；

大好神州陷丑虏，狼烟起处海天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李仙洲在随枣会战中作战有功，得到干城勋章一枚。他欣喜之下，吟出七律一首：

北斗横空夜未央，羽书无间马蹄忙。

荆襄形胜开雄镇，随枣环回作战场。

减灶计成擒竖子，沉舟志决击强梁。

妖气扫净河山固，岘首楼头日月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品仙在蚌埠接受日军投降。在典礼中，他“回想抗战八年我同胞遭日寇荼毒之惨状，与目睹今日日军投降之情景，真是无限感慨”。在晚宴结束后，李品仙“感怀往事，历历在目”，因而赋七言古诗一章，题为《接受日军投降有感》：

卢沟桥边战端起，吹角鸣戈自此始；

漫天烽火遍神州，塞北江南尽摧毁；

堂堂华夏竟蒙羞，怒发冲冠报国仇；

百万男儿为战死，凌云壮志亘千秋；

江淮秋深早飞雪，霜风劲草天边月；

弹雨枪林难为炊，据鞍渴饮虾夷血；

满地砧声制锦衣，粮车辘辘道中驰；

叮咛犹忆爷娘语，不斩倭奴誓不归；

黄尘澒洞张天幕，旗影逶迤联粤鄂；

杀气腾空作阵云，敌骑瑟缩依地廓；

频年争战气雄豪，拔垒搴旗斩六鳌；

魑魅猖狂何日已，丘陵难比岳云高；

长江南北皆陷阱，泥足深深梦未醒；

盟军协力自东来，霹雳一声绳系颈；

当初入寇气何昂，掠地攻城似虎狼；

此日降城高筑就，弃戈匐匍似羔羊；

欢举鼓舞挥热泪，复国同登太平世；

三军共举庆功杯，齐祝河山衣带砺。

1971年，李品仙抚今感昔，将其“几十年来领军从政，南讨北伐，种种经历见闻撰为长文，印赠亲友”，后又将其增订补充，题为《戎马生涯——皖疆述略》在台湾《中外杂志》上连载。可是，“刊出未及其半，要求辑印单行本的读者函电已纷至沓来”，于是由李品仙再次整理，易名为《李品仙回忆录》，交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发行。

除回忆录外，李品仙还著有《随枣会战纪要》（桂林前线出版社总社，1940年4月出版）、《我们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南宁民团周刊社，1938年3月出版）等。出版有《李鹤龄将军》（鄂豫皖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编纂，安徽省文化工作委员会，1941年1月出版），《李主席鹤龄先生去思集》（合肥逍遥出版社，1948年9月编纂出版），《李副司令长官兼主席言论集》（安徽省政府秘书处，1941年3月出版）、《新安徽之建设〈新安徽建设丛书1〉》（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41年12月出版）、《安徽行政工作报告》（安徽省政府秘书处，1945年8月出版）等。

李品仙父亲李即兴，乃清末秀才，任过桂林道员，后弃官到梧州教书，晚年专营进出香港的煤油生意，有妻室两房、子女六个，李品仙是长子，系大夫人莫氏（？—1939年1月）所生。然而，在家族中李品仙却排行第五，因而弟妹们称他为“五哥”。他的弟弟李品和，曾任国民政府蚌埠市市长。

李品仙有二房妻子，大夫人冯秀卿，广西人，长年在香港负责料理家财。二夫人罗啸如，湖南人，一直随李在军旅，照料他的生活。李品仙共有十个子女（四男六女）。

李品仙去世后，被安葬于台湾省台北县（今新北市）观音山八里乡公墓。

李品仙故居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新地镇殿村水口组，建于晚清。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李品仙公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南东瓜市20号，整个宅院占地1840.2平方米。公馆主楼为西式三层楼房，砖混结构，钢门窗，木地板。一楼内廊，二楼、三楼内阳台。红色平瓦屋面，黄色水泥拉毛外墙。院内还有门卫、汽车房、厕所、厨房等附属建筑六进，共计七幢26间房。总建筑面积795.9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