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translation），与诸多学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通常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把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

围绕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争论由来已久。纵览古今中外，翻译研究往往囿于具体方法与技巧，忽视其科学性。

直至20世纪50年代，翻译领域掀起“语言学转向”，以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2011）、卡特福德（John C. Catford）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探讨翻译。

奈达是“翻译的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ng）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在《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ng：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and Procedur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1947）一书中，他首次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并提出“翻译即科学”这一论断，该著作因而被学界公认为翻译科学研究发轫的标志。

在另一部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1964）中，奈达使用语言学、信息论、符号学、诠释学等多领域思想和理论，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翻译标准，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从词汇对等（lexical equivalence）、句法对等（sentence equivalence）、篇章对等（passage equivalence）和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1972年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美国翻译学家詹姆斯·斯特拉顿·霍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1924一1986）做了一场名为《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主题发言。他明确翻译是一门实证性学科，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其中的纯翻译研究又包括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理论性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后者又具体分为翻译教学（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应用（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政策（translation policy）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自此，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正式确立，翻译研究也开启了新篇章。

时至今日，经历代学者潜心钻研，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现有研究成果也表明：翻译是一门科学，它既有客观规律可循，也受到种种制约，不能任由译者随心所欲。翻译工作者，除了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还需潜心研习科学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打磨翻译实践水平。

若从艺术的角度看待翻译，不难发现：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译者大多重视译文的美感与艺术性，例如严复的“信、达、雅”、茅盾（1896一1981）的“神韵”、林语堂（1895一1976）的“信、顺、美”、钱钟书（1910一1998）的“化境”，以及许渊冲的“三美论”，等等。这些学界先驱不仅是译者，也是文学家或者诗人。

一切文本都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翻译也不例外。而在各类文本当中，最能体现翻译艺术特性的莫过于文学翻译中极为特殊的一类—诗歌翻译。

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一1822）的诗歌“Invocation to Misery”为例，郭沫若（1892一1978）将该诗题译为《招“不幸”词》，并采用屈原（约公元前340一前278）的骚体进行翻译。尽管雪莱与屈原生活的年代相距甚远，但前者的诗句情调哀恻、音节婉转，与中国的骚体（楚辞体）这一古典文学体裁相适。

诚然，语际转换中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永远存在，如中国的骈四俪六、四言七古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完美对应，英语中的绮丽体和十四行诗亦然。但是，翻译艺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形貌”的束缚，发掘不同民族不同作品在“神韵”上的共通之处，从而在各国的读者之间引发感情共鸣。

归根结底，翻译是以另一种语言形式传达作者思想、再现源语文本气韵的过程，甚至可以将其视作一种“二次创作”。正因如此，倘若过度拘泥于形式的规矩条陈，必然不利于翻译工作的展开，也会为读者增添理解上的不便和障碍。

所以，译者须在翻译过程中斟字酌句、润色修饰，甚至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正如奈达（1982：49）所言：“翻译远不止是一类科学，它还是一种技巧，而且说到底，完美的翻译永远是一门艺术。”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实践活动，不论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翻译都不可能脱离实践。傅雷（1908一1966）指出：“翻译重在实践…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

“听、说、读、写、译”是外语专业学习的基本功，也从侧面说明剥除科学和艺术的身份之外，翻译也是一项技能。仅凭研读先贤著作或者遵从老师讲解，很难掌握该技能。所以，翻译学习贵在实践，重在熟能生巧。只有不断练习，课堂传授的技巧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才能真正被内化、巩固。

在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天文”主要指自然规律，而“人文”则指社会规律。这便是“文化”一词的由来。

文化，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具有极强的精神和社会属性。如此说来，翻译自然可以被划入文化的范畴中，也注定与文化密不可分。

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本身可以被视作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文化差异，两者之间也就有思维方式差异、历史背景差异、传统习俗差异、审美观念差异，等等。

不同的民族语言包含不同的文化内涵，译者须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对上述问题给予格外重视。翻译不仅关乎信息的传递，更关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不同族群的相互理解。这意味着译者不仅需要解悟己方的文化，还须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参透两种文化背后的蕴意，准确、恰当地充当两个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桥梁。

翻译不是科学海洋中的一座孤岛，而是一门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也并非绝对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与种种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纵览古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翻译活动呈现迥然不同的特点，对同一文本的翻译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翻译必然具有社会性。正如奈达（2000：131）所说：“活生生的语言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语体风格的取向也总是有所修正，因而在一个时期被接受的译文会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变得难以接受。”

时代不同意味着社会环境不同，译文受众对象与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以前文提及的雪莱诗歌“Invocation to Misery”为例，郭沫若在1923年将其译为骚体，江枫（1929一2017）于20世纪80年代译为现代诗歌《召苦难》。其中的成因错综复杂：

1923年，白话文运动尚在起步，识字的读者大多具备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教育背景。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与白话文运动的贯彻，读者大多都不熟悉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比起古雅的《招“不幸”词》，浅白的《召苦难》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翻译的社会性要求译者全面考虑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心理、社会需求、语言习惯等宏观因素。

“翻”的声符为“番”。《说文解字》称“番”造字义为兽足。又有“蹯”字专表此义。

“兽足”疑非“番”造字本义。王耀东考证，小篆“番”字上面极可能是“米”字，在流传中成为“采”字，“番”象播种于田之形，“番”是“播”的初文；从“番”的字大多有“散开”之意，散开便“大”，于是许多从“番”的字又有“大”义，这正是“播种”的特点。唐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播殖，又作譒、𢿥、𨤏形，同，补佐反，播种也。经文作番”，也可证明“番”是“播”的本字。

“播”之所以造成散开的效果，是由于手的旋转动作，这正是从“番”的字的共同特征。“播之义为转，以手转物，故从手”。旋转是一种圆周运动，从起点出发，再次回到原点，便完成一周，故“番”又有“数”、“更次”之义，“一番”就是“一播”。

此外，“般”“槃”（或“盘”）有“盘旋”义，也是圆周运动，与“番”（播）音近义通。例如，“槃”通“播”表示“转”；又如表示水的回旋，可作“飜”、“潘”或“瀊”；再如“蟠”（环绕、屈曲）通作“盤”。

从“番”的“翻”同样具有“旋转”的词义特点。上文提到的“飜”是“翻”的异体字，“翻”的本义就是“飞”。宋代徐铉《说文新附》：“翻，飞也。”东汉张揖《广雅·释训》：“翻翻，飞也。”但飞行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从头或尾的方向观测，鸟类的飞行就是以鸟身为圆点，以翅膀为半径作圆周运动。其他飞行生物也几乎如此。

所谓“翻然改变”所代表的“转（轉，与團同源）变”不是简单的“变”，而是以旋转、圆浑的方式变。例如翻书也是以书轴为圆心，书页为半径的圆周运动。“翻倒”的动作也是围绕某个圆心的，“翻越”的路线也是圆弧形。

“翻”又通“反”，而“反”也包含了翻覆、反复之意，亦是圆周运动。

“翻”字又通“繙”，《庄子·天道》“孔子繙十二经以说”，这句话中的“繙”古人有几种解释，一是“乱取”，二是“堆聚”，三是“反复（覆）申说”。这三种含义是相互关联的，从“番”的字多有旋转义，反复倒来倒去地说，则有混乱眩晕之感，具体到这句话的语境中，就像是在胡乱堆聚材料。司马彪注这句话的“繙”为“烦冤”，《说文》：“繙，冤也。”“繙”和“烦”是同音通用，和“盤”也同音，“烦冤”是叠韵连绵词，即“盘旋”、“盘桓”，表圆周反复之义。

大约在宋朝开始出现“翻绎”、“繙绎” 和“繙译”，这三者可以表示经典解读（包括佛典和汉典），也能表示佛经翻译。无论是哪种翻译，其实都涉及到“重复”，用自己的话重复一遍原文。这正是“繙”在此类语境中的含义，体现了“番”的旋转义，旋转就是周而复始。

“翻”本义是“飞”，而飞的动作每发动一次力气完成的是半圈，起始状态有明显差异，而“繙”和“盤”、“蟠”等同音，更偏重一圈一圈地循环。从一种语言变化到另一种语言，有明显的、截然的分别，不像语内翻译、阐释经典那样是反复申说，但这两种活动毕竟相似，因而“翻”“繙”逐渐混用。

译的繁体为譯，从言从睪，今简化为译。《说文·言部》：“译，传四夷之语者。”“译”指译者。其重点其实在“传”，“传”的结果与目的是连续不断。

与“译”同源的许多词，如“绎”、“驿”、“峄”，均有连续之义。“绎”本义抽丝，故有连续不断之意。“峄”则表山相连属貌。“驿驿”也是连续不断貌。“墿”为路途，道路是连续的。“圛”示意断续缭绕的云气。声符“睪”单独也可表“ 连属 ”义。

“驿”和“译”的含义相通性最为显著。古代人员、公文的传递与信息的沟通，主要靠国家设置的驿站，即在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馆舍，这些馆舍负责传递公文，为过往人员提供食宿和可供替换的车辆马匹等，通过站站相递可将人员、信息传到远方。

春秋战国时期的驿站之间的传递工具以两种车为主，其一种为“传”（zhuàn），秦汉时“传”成为驿站的名称，也称“传舍”，以与“传车”区别。汉代与车相对的单骑称为“驿”，后来“驿”也由传递公文的驿骑转为供传递公文的人暂住、换马的处所之名。

古代远方之人“重译来朝”的现象尤其体现了“译”和“驿”的相似性。因其远——地理空间和语言文化都相隔甚远，所以需要累累重译。《汉书·平帝纪》“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唐颜师古注云：“越裳，南方远国也。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殊隔，故累九译而后乃通。”“九”乃极言之，并非实指，而是强调距离之远，君王德泽播布之广。

在迢迢路途中，译员就仿佛一个个驿站，同时又是乘着驿马往来于驿站之间的人员，其作用是使所传递之事物不中断，然而“驿”和“译”又都是断点或站点，就如同在传递过程中的人员马匹在精力无法维系时需要进行修整补给，信息传递到一定程度受到了语言文化阻碍就需要“译”来更新、重振已经失去传递能力的信息。

没有“断”，就没有“续”，正如一山连着一山，若没有山与山之间的分别，又何来“相连”之说？由此又可见“译”沟通两方的中介作用。

“译”的含义亦有别的说法，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译，陈也，谓陈说内外之言”；唐贾公彦《周礼注疏》：“译即易，易言语使相解也”；北宋赞宁《高僧传》：“译之言易也，以所有易所无也”。今人杨全红提出“译，绎也”，这已经从同源词的角度接近本义了，但不提“绎”的“抽丝”、“引线”之本义，转而说“绎”即“演绎”，即变化，这是从今人的角度加以诠释了；又引贾公彦和赞宁之说证明“变乃译中应有之意”，但需要区分的是这个“意”已非本义，而是后起义了。

在中国传统译论史上，最早用来描述和概括跨语言交流与传达活动的词，是“译”与“传”。目前所见最早讨论佛典翻译问题的文章、三国时代译经家支谦云：

①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为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词不雅，维衹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支谦《法句经序》）

支谦是将“传”与“译”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用的。支谦用了“传言”、“传经”、“传事”、“传胡义”这样的短语，重在表示“传达”之意。在使用“译”字的时候，则有“译胡为汉”、“译所不解”、“译人”等短语，也基本上可以与“传”字互换。“传”是“传达”之意，但传达的手段是“译”，而“译”的目的是为了“传”。如果连“译都译不出来的（“译所不解”），就空起来不“传”（“则阙不传”）。

著名高僧、翻译理论家道安云：

②赵郎谓译人曰：“…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终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鞞婆沙序》）

这里很清楚地表明，负责“译”或“传”的人是“译人”。在当时佛经的“译场”上，“译人”一般是熟悉胡语或梵语的人，多为西域人或印度人，因汉语不是他们的母语，一般并不精通，只能粗叙大义，所以赵郎叮嘱“译人”，在“文”与“质”的问题上，一定要尊重原文，乃至在具体字句上，都要尽可能“案本而传”，原文是什么样，就译出什么样，否则就是“译人”的错了。

而“译人”之“译”只起口头传达的作用，而不能直接落实于书面。道安的《道行般若经序》有“译人口传”一句，可见“译”的重要方法途径是“口传”，“口传”也就是口译。

“口传”或口译，作为古代佛经译场的最初环节，是译人的粗陈大概，胡汉之间或梵汉之间不能进行具体深入的诠释转换。在“译”的过程中，更有些词语在汉语中是找不到对应词语的，那就需要“转音”。对此，道安在谈到早期佛典《道行品》译文时写道：

③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道安《道行般若经序》）

道安认为，早期竺佛朔带着经卷到中国来，把佛经“译”为汉文，译者为了遵从原本，顺从原意（“因本顺旨”），好多地方只是“转音”罢了。值得注意的是，道安在这里用了“转音”这个词。“转音”就是拿汉语的发音将梵音加以置换，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音译”。

由上可见，所谓“译”或“传”是由“译人”来承当的，“译”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口传”即口译，一个是“转音”即音译。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译人”为主导、以“口传”、“转音”为特点的平面的、平行性的“译”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到了南朝齐梁时代，高僧僧祐则较早地拈出了“翻转”两字：

④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僧祐《出三藏记集序》）

这里的“翻转胡汉”的“翻转”，可以作地理层面上的解释，就是胡汉两地之间辗转；也可以作译文转换层面上的理解，即传译中的“翻转”。在这里应注意这个层面上的意义。

也就是说，“翻转”一词，重在“翻”字，实际上是与此前平面移动的“传”、“译传”、“传译”有所不同的立体化的感悟与理解，意识到了在“译”之外还有一种“翻转”的活动。因此，僧祐特别强调，译经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理解，不能拘泥于原文，关键是要把“义”传达出来。

僧祐将梵汉文字起源上的同异问题作了比较，强调指出：

⑤是以宣领梵文，寄在明译。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

“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这是对“译”更深入的理解与界定。以前对“译”的理解主要在“传”、“口传”，更多地依靠转音的办法，而现在他则提出“译者释也”，强调“译”当中也要包含解释、诠释，并认为只有“释”才能明确领会梵文（“宣领梵文”），只有“释”，才能确保“明译”（“寄在明译”）。这就指出了在“译”当中也需要“翻”或“翻转”。

到了梁代的释慧皎，则在“翻转”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翻译”的概念。

慧皎在《高僧传》卷3之卷末的《论》中写道：

①爰至安清、支谶、康会、竺护等，并异世一时，继踵弘赞。然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诂训，领会良难。属有支谶、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淑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慧皎《高僧传·卷三·论》）

慧皎从译经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梵语与汉语的语言差异太大，早期的翻译不是太准确，到了支谶等，因为精通梵汉语言，所以“能尽翻译之致”。慧皎是较早大量使用“翻译”这个概念的人。《高僧传》中多处可见“翻译”一词，如：

②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译，而法显迁化。（慧皎《高僧传·卷三·佛驮什传》）

③闻跋摩游心此论，请为翻译。（慧皎《高僧传·卷二·浮驮跋摩传》）

在《高僧传》卷3之卷末的《论》中，慧皎同时使用了“传译”、“译”、“翻”等词汇，而且将“译”与“翻”用作同义，如“其佛贤比丘，江东所译《华严》大部，昙无谶河西所翻《涅槃》妙教”等，对“翻”、“译”没有做出明确界说，更没有把“翻译”作为一个概念加以界定，但他毕竟反复使用了“翻译”这个词，表明他的感悟和认识在此前的“传”、“译”、“传译”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似乎多少也意识到了“译”中也须有“翻”，“翻”是一种与“译”有所不同的转换活动。

与慧皎几乎同时，北魏的释昙宁在《深密解脱经序》中，也两次使用了“翻译”一词。他认为，《深密解脱经》“论其旨也，则真相不二；语其教也，则湛然理一”，而“理”是需要加以“诠”（解释）的，否则就不能把原文的深刻含义呈现出来：

④自非诠于理教，何以显兹深致？但东西音殊，理凭翻译，非翻非译，文义斯壅。（释昙宁《深密解脱经》）

梵语与汉语的语音很不一样，若只是语音的问题便可以用音译来解决，但是其中的“理”就要依靠“翻译”来进行“诠”（诠释、解释）了。倘若“非翻非译”，那么文义就堵塞不通。

在这里，“非翻非译”一句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昙宁把“翻”与“译”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加以区分，二是就佛家之“理”的诠释而言，“翻”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县宁所说的“翻”是一种诠释教理的行为和手段。

稍后的释慧恺对“翻”的认识又有推进。他在《摄大乘论序》中也反复使用了“翻译”一词。其中写道：

⑤有三藏法师，是优禅尼国婆罗门种，姓婆罗堕，名拘罗那他。此土翻译称曰亲依。（慧恺《摄大乘论序》）

名叫“拘罗那他”的法师，名字的意思是“亲依”。把梵语中的读音用“拘罗那他”四个汉字来表示，就是此前的翻译理论家一直所说的“传”、“译”、“传译”、“口传”，亦即音译；而把“拘罗那他”转换为“亲依”，那就不再是音译，而是属于诠释，也就是“意译”的范畴了。

从平行性替换的“音译”，到字义的转换对应，其间是有“翻转”动作的，也就是说，先是立体地“翻”了一圈，然后又扣上了原文。可见，慧恺在这里所使用的“翻译”两字实际上是偏正结构，意思是“翻之译”，亦即“译”中有了“翻”。这种偏正结构的“翻译”，与上述慧皎的“翻与译”即并列结构的“翻译”，成为此后“翻译”一词的两种理解方式。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翻译与诸多学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哲学、语言学，还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古往今来的学者对“翻译”一词做出很多定义。因此，可以从多方面出发，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诠释何为“翻译”。

（一）语文学角度

张培基等在《英汉翻译教程》中提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在《辞海》（1990）中，翻译意味着“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将翻译定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

《中国翻译词典》（2005）也曾为翻译下定义：“翻译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翻译的作用在于使不懂原文的译文读者能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使操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和民族有可能进行交际，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译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翻译不仅仅是由人直接参与的口译或笔译：而且包括各种数字代码的互译、光电编码信号的转换、人机互译、机器翻译等。”

（二）语言学角度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在所有学科之中与语言学的联系无疑最为紧密。历史上，曾有很多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翻译”这一概念给出诸多定义。下面简要列举部分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布拉格语言学派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一位语言共性论者。他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能力无优劣之分，换言之，一切语言都能表达任何现有概念。因此，雅各布森主张借助信息论和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语言和翻译，采用语符（code）和交际（communica-tion）取代“现代语言学之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一1913）提出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

约翰·卡特福特（John Cunnison Catford，1917—2009）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1965：20）中对翻译做出如下定义：“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目标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言）的文本材料。”

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的提出者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也对翻译给出过自己的定义。在《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82：12），他提出：“所渭翻译，就是用最贴切、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文本的信息。其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奈达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交际观的体现，他将信息内容的对等放在第一位，认为翻译既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同时也是信息传递过程。为了实现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译者不应拘泥于语法和结构，而要选择最能够传达源语文本信息的方式进行翻译，且保证行文流畅。

自此，翻译研究的范围由语言本身拓展到语用、语境、交际等多个领域。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持有翻译学从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将翻译描述为应用语言学中一个日趋重要的分支（House，2014：13）。

但随着“翻译”这一概念的扩大与发展，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不再支持此看法。他们指出翻译研究正在逐渐超越语言学范畴，正如知名杂志《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在陈述其办刊宗旨和研究范围时，将“文学理论、社会学、人种学、哲学、符号学、历史学、神学、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及相关领域”囊括在内，唯独不包含语言学，用意不言自明。

（三）文化学角度

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在80年代后达到顶峰。这一学派始于文学分析，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倾向从文化层面入手，将翻译置于文化的特殊背景之下，运用描述性研究范式，重点研究文学翻译。

来自该学派的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1942—2016）从目标语文化的角度出发诠释翻译，认为“‘翻译’可被认为是目标语文化中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表现为翻译或被认为是翻译的目标语表达形式”

翻译文化学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一1996）和英国翻译理论家苏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1945—）也对翻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在《翻译文学：走向一种综合理论》（“Translated Literature：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1981）一文中，勒菲弗尔（1981：72）首次把物理学的折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提出折射理论（Refraction Theory）。

此处所说的“折射”指“为了某些受众（比如儿童）而加工，或根据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而改编的文本”，而翻译是“一种明显的折射形式”（Lefevere，1982：4）。巴斯奈特则将翻译定义为“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Bassnett&Lefevere，1990：8）。

（四）哲学角度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理论，在哲学领域主要用于分析和解释书面文本。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到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一2002），为阐释学添砖加瓦的哲学家们大多将“理解（understanding）”视作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后者更是直接提出“理解是人类生命本身的独有特征”（Gadamer，2004：250）。

伽达默尔被公认为阐释学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视域融合理论（fusion of horizons）的创始人，他在《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1960）一书中对翻译做出如下定义：“翻译就是译者对所给定的词语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解释过程。”（Gadamer，.2004：346）

无独有偶，1975年，法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一2020）也在其著作《通天塔：语言与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34）中提出“翻译即理解”的概念。

从阐释学角度来讲，翻译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如做圆周运动的物体会产生离心力，并因此不断拓展其运动轨迹的边界。翻译作为一种解释过程，它在阐释学循环中所产生的“离心力”亦会带来更为深入的理解。而理解的本质就是不断从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的心理过程。这也正是翻译阐释学派理论家将“翻译”和“理解”画等号的原因（Blumezynsk，2016：63）。

20世纪60年代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此后这一思潮的领袖—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一2004）提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为重要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这一思想亦对翻译学影响深远。

解构主义诞生于欧洲，后被耶鲁学派引介至北美，这一思潮逐渐本土化，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该流派的代表性人物、知名解构主义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一1983）曾以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一1940）的“不可译”为切入点，在《评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Conclusions’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the Translator'Messenger Lecture，Cornell University，March 4，1983”，1985）中对译文和源语文本的关系进行剖析。他对翻译给出如下定义：

“翻译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过程的话）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劲态过程。他具有生命的外表，但其生命却是后世的生命，因为翻译同时让我们看到源语文本的死亡。”（De Man，1985：38）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一）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17）中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用译者依靠解释所提供的目标语中的能指链（chain of signifers）替代构成原语文本的能指链的过程。”

这意味着，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定义与理解向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发起挑战，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但这也容易致使对异化翻译的极端滥用，常被视为解构主义学派对翻译认识与理解的欠缺所在。

（五）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

2016年，英国彼得·布朗钦斯基（Piotr Blumezynski，1976—）在《无处不在的翻译》（U/biquitous Translation，2016：138）中对翻译的概念做出颠覆性界定，他指出，翻译研究在社会学转向后逐渐成为“一个广泛的、未被明确定义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实际上提供了大最的概念自由、方法多样性和无限的研究机会。”

事实上，翻译理论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于20世纪70年代初见端倪，并在90年代崛起。当时，学界通现出大批运用社会学理论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在他们看来，翻译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劲，因此着力探索翻译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和二者共同的发展前景。

这一时期社会学领域的佼佼者及其理论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社会学理论、尼克拉斯·卢曼（klas Luhmann，1927—1998）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和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1945一）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等。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德国思想家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由萌芽至成熟、逐渐臻于完善。这一理论的研究重心是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析降低系统环境复杂性的机制，而构建社会系统的基本因素就是不同人类社会符号之间的沟通。

俄国翻译理论家谢尔盖·丘列涅夫（Sergey Tyulenev）以卢曼的理论为基础，以翻译现象为对象，将翻译视作一种异己指涉（hetero-reference），认为翻译在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一切交流与互动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种观点的驱使下，丘列涅夫（2009：151）对翻译给出了三层定义：

1.翻译是一个系统；

2.翻译可被视为更大系统下的子系统：

3.翻译可以被视作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边界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者一法国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拉图尔和卡龙为开辟了新的视野，人类行动者（actor）与非人类物体（actant）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杂合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的产生。若将这一理论应用在翻译研究当中，即可认为：翻译是一个在译者、作者、出版社、文本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杂合网络。无论是上述人类行动者，还是非人类物体，他们在翻译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都不可小觑。

根据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海伦娜·比泽兰 （ Hélène Buze-lin）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将行动者和过程置于翻译研究的重心，弥补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缺陷。（Buzelin，2005：193）

时至今日，翻译理论社会学派硕果累累。克里斯蒂娜·马里内蒂博士（Cristina Marinetti）和玛格丽特·罗斯（Margaret Rose）在评价社会学转向时提出：“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社会学和民族学转向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希望翻译的定义能够超越历史、文化和文本的范畴，进而审视翻译在社会学层面的价值与意义。”（2013：169）

不仅社会学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学领域的种种理论也被引入翻译研究。都柏林城市大学教授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1960—）强调翻译对社会多元化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扩大了语言的范畴和发展潜力的典型语言维系机制”，同时也是“一种保持文化活力与多元化选择的重要途径”（2003：73-74）。因此，在促进多元化价值观发展和全球文化多样化的进程中，翻译的影响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探讨翻译的概念与本质，可谓千差万别。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在诸多认知领域不断开疆拓土，像翻译这样的综合性学科，其跨学科属性愈发凸显，不容忽视。而这一点正如布朗钦斯基（2016：137）所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已经超越了自身定义，成为了一个不断扩展、日新月异的（元）概念。”

欧美翻译理论有七个主要流派：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Feminism）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问世，进而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催生了翻译理论语言学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人物正是前文提及的奈达。

继奈达之后，纽马克根据跨文化交际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并根据这三类文本的特点，提出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理论，明确二者的范畴与界限。

纽马克在其著作《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2001）中，详细对比这两种翻译类型，比较并分析直译（literaltranslation）、逐行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等多种翻译方式。他提出：

“交际翻译力图让译文对目标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源语文本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而语义翻译追求的是在目标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范围内，把原作者在源语文本中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再现出来”——（Newmark，2001：39）。

随后，纽马克集二者之长，提出“翻译关联法”（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对奈达及自身相关理论欠缺做出独创性补充。

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论翻译转换》（“Translation Shifts”，1965）一文中，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切入，以语言学家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1925—2018）的理论为基础，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现象。

具体来说，卡特福特将转换分为层次转换（level shift）和类型转换（category shift），其中的类型转换又分为结构转换（structure shift）、类别转换（class shift）、单元转换（unitshift）和系统内转换（intra-system shift）。

此外，翻译语言学派的知名学者还包括英国语篇语言学家巴兹尔·哈蒂姆（Basil Hatim，1947—）、德国学者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Snel-Hornby，1940—）、法国符号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1910—1993），等等。

这些学者大多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开展翻译研究，例如，哈蒂姆从语篇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针对语篇互文现象的翻译策略构想；斯奈尔—霍恩比以格式塔原理为基础，构建了综合研究法；穆南把当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理论分析，提出人类语言与人类思维辩证的互动关系。

翻译与阐释学的渊源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但至于翻译阐释学派于何时正式形成，学界暂无定论。

1813 年， 德国哲学家和翻译家施莱尔马赫在柏林科学院研讨会上宣读 《论不同的翻译方法》 （ “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 一文。 身为经典阐释学的鼻祖兼杰出的翻译家， 施莱尔马赫在该文中不仅明确划分异化 （ foreignization） 与归化 （ domestication）两种翻译策略的界限，并且首次从阐释学的角度切入，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翻译理论研究阐释学派的雏形由此诞生。

阐释学 （ hermeneutics） ， 又称解释学或诠释学，最早由古希腊单词“ ρμηνε ω” 演变而来，拉丁文拼法为 “ Hermeneuein” ， 其本义为 “ 通过说话来达意” 。 阐释学派主张翻译和 “ 解释”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两者在概念上是等同的。

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施莱尔马赫、 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 乔治·斯坦纳，等等。 其中，斯坦纳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影响格外深远，即信赖 （ trust） 、 侵入 （ aggression） 、 吸收 （ in-corporation） 和补偿 （ restitution） 。

“ 信赖” 指译者对源语文本作者的信任，相信源语文本言之有物； “ 侵入” 是译文被理解的过程，源语言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在这一具有侵略性的过程中互相冲突、 不断磨合； “吸收” 指源语言文本的内容经过同化，被纳入目标语当中；最后， 斯坦纳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偏向源语言文本，因此需要对目标语文本进行 “ 补偿” ，使两者保持均衡、 地位相等。

翻译理论功能学派的雏形诞生于 1971 年， 当时， 德国理论家凯瑟琳娜·赖斯 （ Katharina Reiss， 1923—2018） 出版著作 《 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Kategorien und Kriterenfür eine sachgerechte Beurteilung von Übersetzungen） ， 将源语文本和译文的功能关系视作翻译批判的基础， 并进一步提出综合性交际翻译的概念（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 主张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把译文的功能放在首位。

约二十年后，汉斯·弗米尔 （ Hans Vermeer， 1930—2010） 在与老师赖斯合著的 《普通翻译理论原理》 （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1984 ） 中提出功能学派的重要理论———目的论 （ skopos theory） 。

在希腊语中， “ Skopos” 一词表 “ 目标、 目的、 意图或功能” 之意。 根据这一理论， 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而翻译的目的远比对源语文本的忠实更加重要。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应关注目标语文本的读者或受众，并根据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交际需求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从而向他们准确传达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信息。

纵观历史， 目的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赖斯的 《 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 为开端，目的论的雏形正是出自该著作。 这位德国翻译学者提出目标语与源语在功能上表达的思想应该是对等的， 并由此得出结论： 译者应该以目标语为重。

第二个阶段的领军人物弗米尔在 《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 （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1989） 一书中指出： “ 正如其名，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 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 而任何行为都有其目的。”

弗米尔打破了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传统， 将译者的关注重点转向目标语文本。 他还提出。目的（ skopos rule） 、 连贯 （ coherence rule） 和忠实 （ fidelity rule） 是目的论的三大法则， 其中目的法则最为重要。 不同的目标语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交际需求， 这决定了翻译的目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

第三阶段，贾斯塔·霍茨—曼塔里 （ Justa Holz-Manttari， 1936— ） 和克里斯汀娜·诺德 （ Christiane Nord， 1943—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目的论。

前者认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提出了翻译行动理论，而后者总结出两种类型的翻译： 文献型翻译 （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和工具型翻译 （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 此外， 诺德还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原则。

总之，目的论推翻了传统翻译方法的权威，使译者摆脱了对等原则的束缚，在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理论在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在文学翻译和商业服务翻译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6 年， 比利时卢汶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学派的正式成立。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伊塔马·埃文—佐哈尔 （ Itama Even-Zohar， 1939— ） 在会议上提交了名为 《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 “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 1976） 的论文，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多元系统之内，为日后文化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与埃文—佐哈尔同属特拉维夫学派的图里以前者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 （ polysystem theory） 为基础，对翻译展开实证研究，并发表论文 《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 1982） ，对翻译展开进一步剖析。 随后，在两位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推动下， 文化学派走向鼎盛。

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勒菲弗尔受安东·波波维奇 （Anton Popovi ，1933—1984） 提出的元文本 （metatext） 和霍姆斯提出的元诗歌 （metapoem）影响，认为翻译属于元文学 （meta-literature） 范畴。

（2） 1981 年， 勒菲弗尔发表题为 《 翻译文学： 走向一种综合理论》的论文， 在物理学折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折射理论。

（3） 随后， 勒菲弗尔将折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 “ 改写” 或 “ 重写” 理论 （rewriting）。 他在 《 翻译、 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 （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992） 中， 对这一理论做出详细阐释，并重点分析了 “意识形态” （ideology）、 “诗学” （ poetics） 和 “ 赞助人” （ patronage） 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他还指出， “ 翻译应该被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制定出这些策略，以应对它们界限之外的东西， 并以此来保持它们自身的特征。”

（4） 后来， 勒菲弗尔又将社会心理学概念 “ 格栅” （ grid） 引入其翻译理论之内，用以描述 “ 重写在文化资本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霸权以及文学和文化形象塑造问题” 。

几乎在同一时期，大西洋彼岸的巴斯奈特也对文化学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她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91）中深入探讨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巴斯奈特以苏联符号语言学家尤里·洛特曼（JiLotman，1922一1993）提出的模式化系统（modelling system）理论为基础，将文化比作人的身体，而语言犹如人体心脏。因此，译者决不能在翻译过程中摒弃文化，孤立地看待翻译。

此外，勤菲弗尔和巴斯奈特也曾多次展开合作，他们共同创作了《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1998）等著作。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 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反对以逻各斯（ logos） 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传统， 批判并试图瓦解现有秩序， 由此带来一场反中心、 反权威、 主张消除二元对立的哲学运动。

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的产物。 解构主义者力图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 “ 逻各斯中心主义” ， 因此，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德里达、 本雅明、 德曼和韦努蒂等学者质疑传统的翻译忠实观，主张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

这种颠覆传统的反叛精神在翻译解构主义学派的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例如，德里达在 《巴别塔之旅》 （ “ Des Tours de Babel” ， 1985） 一文中， 围绕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债务问题对 “ 翻译” 进行了一场批判性的解构。

德里达在此引用著名圣经故事解释自己的理论：

洪水过后， 诺亚（ Noah） 的后代闪族人 （ Semite） 往往讲同一种语言，使用同一种文字。他们来到示拿国 （ Schinear） 的平原，希望在当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城池与高塔， “ 为自己扬名， 以免在大地上各散东西” 。 此举却引致上帝的惩罚，闪族人自此言语不再相通，逐渐流落四方。 而这从天而降的灾罚便叫 “ 巴别” （ Babel） 。 “ 巴别” 的本义指 “ 上帝” ，经历语言之乱后， 这个词又多了 “ 混乱 ” 之义， 该词也恰恰成为语际、 语内混乱的 缩影。

德里达（1985： 170） 指出，正是上帝的此举造成了语言的混乱、 离散和多样化，“上帝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 。 但与此同时，上帝又必须依靠翻译传播自己的威名与教义。 翻译的债务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德里达通过巴别塔的故事，引出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 阐明上帝不仅解构了通天塔和全人类共用的语言，同时也解构了自己，而巴别塔的解构正是批判与解放。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兴起，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由此而生。 女性译论者质疑以男性为中心、 两性二元对立的父权或菲勒斯中心 （ phallogocentrism） 话语体系，主张 “ 女性的解放首先是从语言中获得的。” （ Simon， 1996： 8）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源语文本比作男性，将译文比作女性，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译文必定依附于源语文本，正如女性必然依附于男性；翻译注定在以源语文本为重的文字世界里饱受轻视，正如女性注定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实世界里漂泊无依。 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对翻译和对女性的双重歧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基础上， 女性主义学派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念： 其一， 译者无须拘泥于源语文本；其二， 女性译者应着力于构建女性话语。 其代表人物有： 雪莉 · 西蒙 （ Sherry Simon， 1949—2022 ） 、 劳丽 · 钱伯伦 （ LoriChamberlain） 、 芭芭拉 · 格达德 （ Barbara Godard， 1942—2010 ） 、 路易丝·冯·弗罗托 （ Luise von Flotow， 1951— ） ， 等等。

根据后殖民主义译论，翻译在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下沦为一种殖民工具，帮助殖民者塑造被殖民社会中的集体自卑情结。 但二战后， 随着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兴起，全球殖民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此时， 后殖民主义流派主张利用翻译破除思想与文化上的被殖民状态。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特佳斯维妮·尼南贾纳 （ Tejaswini Niranjana， 1958— ） 、 盖亚特里·查克拉博蒂·斯皮瓦克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 ） 、 埃尔斯·丽贝罗·皮尔斯·维埃拉 （ Else Ribeiro Pires Vieira） ，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