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布鲁诺·拉图尔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拉图尔批判传统社会学将自然与社会割裂的二分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人与非人构成的行动者网络。

行动者（Actor/Actant）：指一切能在网络中产生作用、通过制造差别改变事物状态的实体。既涵盖人类，也包含非人类，如观念、组织、思想、技术元件、机器、动物和微生物等。拉图尔强调，使用该术语时不对其可能的属性与特征做预先假定。这一概念在拉图尔的《重组社会》（Latour, 2005）中有着详细阐释，他指出行动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网络关系中被界定。

转义者（Mediator）：在行动者之间承担传递、转换和调节功能的要素，促使行动者之间实现相互影响与作用，是行动者网络得以构建和运行的关键。像科学研究里的实验仪器、研究方法、学术论文等，均能充当转义者。卡龙等学者在对科技实践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转义者的角色与作用，例如在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学术论文作为转义者，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

网络（Network）：由行动者通过各种关系与互动形成的动态复杂结构。在 ANT 中，网络并非既定框架，而是借助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持续建构与演变。行动者与网络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个行动者离开了网络便失去意义，反之亦然。这一观点在拉图尔《重组社会》以及约翰・劳的相关研究中都有系统阐述。如约翰・劳在对特定技术系统发展的研究中，展示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和改变网络结构。

社会是异质性事物的联系：传统社会学常将社会视为区别于生物、心理等的特殊领域，ANT 则认为社会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众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科技项目为例，其中包含科研人员、科研设备、研究经费、相关政策等多种不同性质的要素，它们共同构建成行动者网络，推动项目进展。此观点源自拉图尔等学者对社会现象的重新审视与理论构建，在《重组社会》中有详细论述。拉图尔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并非一个预先给定的结构，而是在各种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生成。

强调行动中的科学：ANT 着重追溯 “行动中的科学”，关注科学知识在实际生产进程中的动态建构，以及各类行动者（包括人和非人的物体）发挥的作用。在实验室场景中，科学家与实验仪器、实验材料、研究方法等相互作用，协同构建科学知识。该观点出自拉图尔等人对科学实践的研究，如《实验室生活》（Latour & Woolgar, 1979）等著作。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实验室的实地观察，详细描述了科学知识如何在行动者的互动中被建构出来。

一般对称性原则：ANT 将对称性拓展到人与物的关系研究中，称为一般对称性。该理论不预先设定行动者的属性，主张所有行动者都在由各种异质行动体组成的网络中形成。在分析科技现象时，既重视人的行动，也关注物质对象的作用，克服了传统研究只重人而忽视物的片面性。这一原则是拉图尔、卡龙等学者在发展 ANT 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体现在他们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例如，卡龙在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强调了技术设备、组织制度与人在创新网络中的同等重要性。

影响：ANT 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解释框架，为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全新视角，尤其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对分析权力流动、传播结构与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媒介环境下，有助于重新思考 “人 — 机 — 制度” 共同塑造社会现实的机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国际传播领域，ANT被重新激活为分析人工智能作为核心行动者的理论工具，例如在教育国际传播场景中，人工智能通过算法与算力对传播网络中的主体、渠道及受众进行转译重构，形成由人机共生体构成的分布式传播生态系统。众多跨学科研究中均肯定了 ANT 在拓展理论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贡献，如在科技与社会、媒介研究等跨学科领域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中有所提及。

局限：对行动者 “去人类中心化” 的强调，可能会忽视结构性权力和意识形态；该理论不对行动者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价值取向进行评价；对微观过程的聚焦性描述虽然具有现象学优势，但在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的层级结构时显得局限。部分学者在批判性研究中指出了 ANT 存在的这些局限，如在对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相关批判）、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理论研究中的相关探讨）等宏观问题分析时的不足。

在人工智能技术权力集中的背景下，ANT对结构性权力的解释边界更加凸显。该理论难以有效解析技术权力集中导致的数字霸权现象，例如在教育国际传播中，算法分发导致的中国文化内容被西方主导平台边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