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廉（1903年4月11日—1991年7月26日），字介人、介仁。江苏省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王仲廉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城内一个书香之家（他在黄埔军校自填登记通信处为江苏萧县王寨西北王庄）。其家世代务农，经济中等，有地产七十亩。

王仲廉少时读私塾启蒙，民国四年（1915年）考入萧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毕业，毕业后进入徐州中学学习。在校时期，王仲廉倾向进步，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由校长顾子扬与刘云昭（孙中山指派出席国民党一大江苏省代表，前北京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筹备委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在顾子扬引导下，王仲廉与同学王敬久、郭剑鸣、王家修等组织徐州学生联合会，并负责联合会中的组织宜传调查事宜。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经刘云昭、顾子扬举荐，王仲廉与王敬久、郭剑鸣等七人抵达广州，于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他的同班同学有范汉杰、冷欣、胡宗南、蔡炳炎等。同年11月毕业后，王仲廉被分发至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第一营（营长顾祝同）第二连（连长詹忠言）第三排任排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在第一次东征前夕，王仲廉奉派与贾韫山、张世希、郭剑鸣等人赴上海，协助陈果夫办理黄埔军校在沪、浙、皖、苏地区招生募兵事宜。同年夏，王仲廉回黄埔军校，任军校第三期少尉副官、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训练部（主任严重）特别官佐。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军校第四期学员组成军官第二团，王仲廉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北伐前夕，王仲廉被派赴直鲁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盘踞区域的后方，组织别动队，在苏鲁边境陇海路沿线执行侦察和击敌、扰敌任务，在战略上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王仲廉任徐淮第二别动队队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保荐副师长陈诚出任该师师长。5月，陈诚率师由镇江渡江北上讨伐孙传芳，相继占领清江、海州、徐州。王仲廉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团第七团第一营营长，归入该师序列。7月，他被提拔为补充第七团团长，旋随部队改编任第一集团军新编第二师第一团团长。

同年6月下旬，唐生智集中兵力于武汉，准备讨伐蒋介石，迫使正在鲁南与孙传芳激战的北伐军第一军退回江南，王仲廉部奉命掩护，完成任务后坚守在苏北盐城地区。同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改为独立第一师，原副军长李明扬（萧县人）任师长，王仲廉调任该师第四团中校团附，仍驻守盐城。9月，孙传芳在龙潭战役大败后，退回江北。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北伐、西征双管齐下。11月，王仲廉所在的独立第一师划归第十七军曹万顺部节制，与第二十六军担任集中掩护任务，经强攻阜宁和杨集、大伊山之战，击溃张宗昌部，12月19日占领海州和赣榆县。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王仲廉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陈继承）补充团第一营营长。4月，蒋介石在击败唐生智以后，继续北伐。当时北方张作霖统帅奉直军阀组成的安国军十五万人与北伐军激战。王仲廉所部参加了前期的鲁南会战，由山东枣庄向台儿庄、燕子景的安国军猛攻，迫使其向峄县方向逃窜。随后，他改向北进攻，由南棠荫、小城子、奶奶山攻占临城（今薛城）。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7月25日，国民革命军编遣，第九军缩编为第一集团军陆军第三师，王仲廉任第九旅（旅长赵锦雯）第十七团（团长王劲修）第一营少校营长，部队先后驻防苏州、常州、宜兴等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反对蒋介石借“编遣”为名行集权之实，通电讨蒋，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兵分三路围攻新桂系控制的武汉地区，王仲廉部随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沿长江西攻武汉。4月下旬，新桂系兵败退回广西。5月，王仲廉任中校团附、代理团长，到6月实任第十七团团长。同月，因所部改变番号，改任陆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10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蒋冯之战爆发。王仲廉部参加了讨伐冯玉祥西北军之役。11月下旬，冯玉祥部失败。12月初，唐生智（新桂系失败后被冯玉祥起用）和石友三相继通电反蒋，石友三一度攻占浦口，隔江炮轰南京。12月9日，王仲廉率部随第二师自汉口开抵浦口，在滁州击败石友三部，使其败退河南新乡。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七十万大军南北对进。王仲廉率部征战于鲁南、豫东。11月1日，王仲廉升任陆军第二师第六旅副旅长兼十一团团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被东北军收编的石友三部，在平汉线起兵反蒋。王仲廉随刘峙讨伐石友三，石友三率残部败逃山东，依附韩复榘。此役后，他率部驻防河南信阳。

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蒋介石以十五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但被红四军连续发动的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所粉碎。在黄安战役中，国民党军第二师正集结于河南潢川至商城公路传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其时，该师师长已换为汤恩伯，王仲廉于12月任第二师第四旅少将旅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9日，红四军、红二十五军4个师发起商潢战役，拦腰切断商潢公路，迫使第二师逃往潢川。红军包围了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占据的商城，将第二师引出潢川。2月8日，双方在豆腐店地区激战，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伤亡殆尽。随后，汤恩伯被蒋介石撤职，由黄杰继任第二师师长并率残部移开封整训。7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第二师配合第三师、第五十八师、第八十师，出罗山向南推进，猛攻黄安和七里坪。王仲廉的第四旅作为预备队，在五旅、六旅进攻红军主阵地受挫、五旅两个团被歼后，被急调参战。第四旅与红军展开血战。最后，第二师师部被红军占领，所属各部全线溃退，王仲廉旅的第八团大部被歼。战后，王仲廉调任第二师司令部少将师附，负责督训该师学兵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汤恩伯被起用为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王仲廉调任该师第二六七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再次被调驻鄂豫皖边界的黄安、麻城、新县一带，在卫立煌、陈继承直接指挥下对苏区进行“清剿”。红二十五军于5月2日至6月13日发起七里坪战役。驻守七里坪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与驻守黄安的王仲廉旅不时调整部署，红军数次猛烈攻击，都因国民党军火力强大且居高临下而久攻不下，加上红军严重缺粮，最后被迫撤离战斗，红二十五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

同年秋，王仲廉部随第八十九师调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2月，升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11月，“福建事变”发生，第八十九师在第十纵队（汤恩伯任纵队指挥并兼所属第四师师长）指挥下，由福建将乐、永安、华安等地向闽南进攻。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王仲廉任第八十九师代师长，继续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福建建宁、泰宁向江西进攻，在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地区和石城的洛寨山地，与红军主力第一军团林彪部、第三军团彭德怀部、第五军团董振堂部进行了九次激烈的阵地战。8月，王仲廉部攻占红军坚固的贯桥据点，继而攻陷驿前，从而使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屏障被毁。9月30日（一说12月），王仲廉实任陆军第八十九师师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八十九师进占瑞金，旋即移驻会昌，之后奉命“追剿”红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15日，王仲廉被叙任为陆军少将。5月，王仲廉师参加“围剿”湘鄂赣边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红一方面军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对日作战，由陕北进攻山西，以打通抗日路线。蒋介石令陈诚率十五万人援晋堵截红军。4月，王仲廉率第八十九师随汤恩伯第十三军从陇海线渡过黄河，先后进至潼关、绥德。12月，移驻绥远集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扶植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成立伪蒙古政府，多次进扰绥东。11月中旬，日军又在田中隆吉指挥下进犯红格尔图，企图打通绥东门户，西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国民党华北第7军团总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于11月24日取得百灵庙大捷。时驻绥东的王仲廉部在汤恩伯指挥下协助傅作义部参战，赶走了德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王仲廉时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驻守绥远东部的丰镇。28日，他所属的第十三军被编入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并奉命向察哈尔挺进，抢防南口，阻敌西进。南口位于北平西北90华里，是进入绥察的咽喉。日军占领北平后，之所以未敢沿平汉路南下，就是因为未取南口，尚存后顾之忧。中国军队为争取主动，抢先在南口布防。双方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展开了激烈争夺。中国军队投入了五个师，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日军投入了两个半师团，兵力约七万人，附重炮三百门左右，而且具有空中火力支援及战车配合，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王仲廉率领的第八十九师是第十三军的主力师，辖两旅四个团。负责南口正面防御作战，防线从得胜口至苏林口一线。师指挥部设在居庸关云台。

从8月7日两军接战，至8月26日奉命转移。第八十九师官兵与日军在南口正面进行了二十天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借助飞机、重炮的威力，以战车掩护步兵，向第八十九师阵地猛扑。“敌我互相攻击，演成了高度拉锯战的状态。各山头，各阵地，遗留了（第八十九师）六千多官兵断臂折股，和牺牲头颅将士之遗骸。（鲜血）洒遍南口居庸关地区。热血和肉，筑成了一座新的抗战长城，即足为当时鏖战的写照”。第八十九师四个团的兵力，到21日，已经不足一个团，仍拼死坚守了五天。25日，汤恩伯在怀来指挥部接到王仲廉汇报战况的电报，苦笑着称为“残兵镇守居庸关”，并引用唐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汤恩伯知道王仲廉的家乡萧县又名龙城，故借汉代抗击匈奴的“飞将”李广相比）”复电鼓励。第八十九师担任第一线防御的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浴血奋战，伤亡惨重。24日，日军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向南口守军后方抄袭。中国军队援兵未到。25日，日军围攻怀来，第八十九师腹背受敌，固守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各据点，孤守待援，陷于弹尽粮绝之境地。王仲廉“力督所部，加强工事，固守阵地，以期以死报国”。26日，王仲廉接前线指挥官李仙洲电令，奉命转移。

这次战役虽未获胜，却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步伐。南口抗战前夕，日军曾扬言，以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中国问题。但是仅在南口弹丸之地，他们就费时约二十天之久。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日军进犯晋中，王仲廉奉命率部驰援太原，参加太原会战。太原沦陷后，汤恩伯第十三军扩编为第二十军团。辖第十三军（汤恩伯兼军长）、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第八十五军。12月30日，王仲廉升任第八十五军军长，统辖陆军第四师（师长王万龄、陈大庆）、陆军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兼，张雪中）等部。军团南调至安徽亳县集结。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打响。第二十军团编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序列，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袭击，以配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扼守台儿庄阵地。

3月15日，王仲廉率领第八十五军从归德（今商丘）出发，17日，王仲廉率领军部到达临城，随即全军投入战斗，奋力阻敌前进。第二十军团采取的战术是：逐次抵抗，伺机歼敌，避免主力与日军胶着。以期在台儿庄与其决战。20日，日军攻克峄县，锋芒直指台儿庄。22日，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奉命到达台儿庄布防。第二十军团准备以军团主力向日军侧背反攻。第八十五军奉命迅速脱离战斗，于23日晚移至台儿庄以北，并在24日拂晓反攻枣庄。第五十二军反攻峄县。25日至27日，第八十五军、第五十二军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枣峄争夺战。

3月27日21时，汤恩伯判断，日军主力已经接近总攻台儿庄，于是决心使用全力拊敌之背，遂命令第五十二军南下，与孙连仲集团协同夹击台儿庄之敌。第八十五军则以侧背攻击的方式，一方面拊枣庄、峄县一带的敌军侧背，另一方面担任掩护第五十二军的攻击行动，以防该军在攻击过程中东西两侧可能出现的意外变化。

3月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至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为日军占领。在此关键时刻，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令汤恩伯部主力南下围攻台儿庄之日军。4月3日，各部队按命令发动反攻。4日，第八十五军、第五十二军与增援的第七十五军一部全力指向台枣支线，开始向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发起总攻。总攻开始后，第八十五军附炮七团，在大良壁、小良壁之线，向固守朱滩、大顾珊的日军进攻。在最激烈的大顾珊争夺战中，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负伤，仍督师浴血奋战。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珪和团副李友于、第五三〇团二营营长黄鼎均牺牲。第五三〇团三营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大顾珊争夺战中，王仲廉指挥的炮七团还创造了劣势炮兵消灭优势炮兵的奇迹。当时，黄家楼三河口有日军炮兵五百人，炮十二门，企图进出第八十五军左翼贺庄，以威胁第八十九师侧背。炮七团第四连和第八连在陈家瓦房、耿庄间阵地，对该部日军进行了歼灭性的轰击。此举对大顾珊争夺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4月6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午后，激战正酣之际，王仲廉为鼓舞士气，并切实了解战地实况，亲往第一线督战。午后三时许，他抵达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旅指挥所谭庄，并立即登上碉楼，用望远镜向台儿庄方向搜索。发觉日军逐渐向南洛、北洛疏散移动。王仲廉判断，日军似有退却的模样。立即用电话通知炮七团，向后移的日军猛轰。第五三四团在炮火掩护下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后卫强烈抵抗，其余在中国军队炮火压制下向北溃退。王仲廉判明日军退却无疑，立即用电话向汤恩伯报告：敌人已开始总崩溃。此时是下午4点整。后来，王仲廉常对友人说：“台儿庄胜利之花，开在4月6日午后4点。”9日，李宗仁命各部对撤守峄县的日军展开攻击，王仲廉指挥八十五军向西北猛插，采用“精兵夜袭”战法，一夜之间攻占九山，将日军歼灭。随后移师邳县以北，组织阵地防御。

同年10月17日，因促成台儿庄大捷有功，王仲廉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第八十五军开赴徐州待命。后李宗仁放弃徐州会战，王仲廉部西撤至开封。到7月，又由豫南调赴江西，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汤恩伯指挥下阻击溯江而上的日军，期间各部都伤亡惨重。10月26日，日军攻入武汉市区。此时中国军队仍在外围战斗，以掩护武汉附近主力的撤退。战斗持续到12月。

武汉会战之后，第八十五军因消耗过大，奉命调往湘中、湘西整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第八十五军改为甲种编制，统辖陆军第四师（师长石觉）、第二十三师（师长李楚瀛）、第九十一师（师长王毓文）。3月，王仲廉所部编入第五战区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由沙市渡过长江，驻守桐柏山南麓的随县、枣阳间。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在此役中，中国军队从东西两面袭扰平汉铁路南段的日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负责攻击日军侧背，掩护第五战区左翼。第八十五军在江头店等地与日军激战数日后，转移至泌阳附近，后开至镇平、南阳一带整补。7月13日，王仲廉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同年底，中国军队发动了冬季攻势（又称为“豫鄂会战”）。此战中，第三十一集团军作为鄂北兵团，经过约二十日的东袭西击，使日军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以达成其取长沙、下桂南的预期目标。其中第八十五军歼敌四千余人，并有大量缴获。冬季攻势后，第八十五军再次开往南阳一带整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王仲廉奉派入重庆中央训练团第七期受训，并任中央训练团（陈诚、王东原先后任教育长，刘真任主任秘书）第七期第二大队大队长，4月结业返回南阳。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日军自信阳之北西犯。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出汉（口）宜（昌）公路，打击西进日军。12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在北线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三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实施猛烈攻击，迫使日军陷入苦战并于16日退回枣阳地区。在此役中，王仲廉率部在湖阳镇附近陈庄歼灭日军步炮联合部队第四十师团第二三四联队，击毙日军大队长条野重夫，并有大量缴获。

同年11月，王仲廉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驻守象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他还率部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王仲廉率部参加豫南会战，在舞阳大战日军，使日军遭受了不少损失。

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王仲廉改兼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统辖游击挺进第十纵队（司令官冯子固）、第二十纵队（司令官李守正）等部，开往徐州附近抗敌。此时，汤恩伯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将总部设在安徽省临泉县吕大寨。王仲廉受到汤恩伯倚重，成为汤恩伯集团的核心人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王仲廉改任鲁苏豫皖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5月29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韩德勤）保安处处长。10月，再兼安徽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官。

在这一时期，王仲廉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协助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不断攻击新四军。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王仲廉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徐海行政公署主任。4月2日，升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统辖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陆军暂编第九军（军长霍守义）等部，驻阜阳谢寨。9月10日，接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统辖陆军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等部，赴河南宝丰赵营就任。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中会战，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以十五万人分兵进犯郑州和洛阳。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二十八万人，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一指挥。王仲廉率部在密县、马驹岭反击来犯日军，迫使其陷于守势；后又在禹县、襄城、许昌等地与日军激战。会战失利后，第三十一集团军在向豫西撤退途中，不断遭到地方武装别廷芳旧部的袭击。王仲廉率领的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在一个土寨子中并缴了械，王仲廉侥幸逃脱。后退守豫西伏牛山区，总部设在商南西北的清油河。

主词条：豫西鄂北会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21日，日军为攻占老河口航空基地，遏制中美空军对华北、华中各主要交通干线的袭击，确保运输安全，向鄂北、豫西方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王仲廉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是豫西方面中国军队的主力。麾下有第七十八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七军以及临时拨归指挥的第二十八师、新三师以及镇平、内乡、淅川、邓县的地方武装，与配属的炮兵、工兵、战车等特种部队，合计约十万人。这是王仲廉一生事业的巅峰。从3月29日开始，到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第三十一集团军在西峡口地区与日军进行了长达四个半月的殊死搏斗。在此期间，王仲廉所部先后对日军完成四次歼灭战，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缴获战利品甚多。在重阳店歼灭战中，王仲廉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在重阳店以西马鞍山南北地区，成功地布下口袋阵，对日军形成两翼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王仲廉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王仲廉于9月参加郑州受降典礼，随后率部进驻豫北。八年全面抗战，王仲廉率领部下“贯穿五个战区，驰骋十二行省，走完崎岖坎坷的万里血路”，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仲廉仍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及徐州行政公署主任。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0日，第三十一集团军改为整编第二十六军（辖第三十二师、第四十师、第八十五师），王仲廉任军长。此时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期间。11月，参与内战的王仲廉率部由河南新乡北进。11日，其整编八十五师抵达安阳，准备与占据山东郓城的王敬久整编二十七军合攻大名，然后攻邢台，与孙连仲部会合，再南下攻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打通平汉铁路中段。但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1月18日至22日发起滑县战役，打击孙震整编四十一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迫使王仲廉部东援，从而打乱其北进的计划。滑县战役以后，王仲廉部仍按顾祝同的原计划攻打大名。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2月22日至翌年（1947年）1月16日再次发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迫使王仲廉、王敬久两部徘徊于大名以南的清丰、南乐、观城地区，王仲廉部一度攻占范县，逼近老黄河，企图逼野战军回援。巨金鱼战役歼敌三个半旅及地方武装一万六千余人，收复九座县城，迫使王仲廉部不得不经平汉线撤退，并抽兵向陇海路增援。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至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攻势，4月10日攻克淇县，主力围攻汤阴，王仲廉以四个半旅组成第二快速纵队，沿平汉线东侧北援，18日被全歼。5月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汤阴，俘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豫北攻势共歼敌四万五千人，王仲廉部被迫撤回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据点。7月，王仲廉将豫北防务交给孙震，自己则改任郑州绥靖主任公署第四兵团司令部司令官，指挥整编十师（师长李振清）、整编二〇六师（师长罗广文）和整编四十师（师长萧劲）。同月，他还被推选为党团合一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监察委员。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9日，蒋介石急令王仲廉的第四兵团经曹县向羊山集增援，命令王敬久的第二兵团从金乡向羊山集增援，以解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之围。在解放军的顽强抗击下，王仲廉、王敬久兵团被阻于离羊山集十几里的万福河南岸。28日，经激烈战斗，羊山集被解放军攻克，宋瑞珂被俘虏。是年8月18日，即鲁西南战役结束后的第十天，王仲廉被蒋介石以“谎报军情、对整编六十六师坐视不救为由”撤职，押送南京候审。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经汤恩伯说情，王仲廉获得保释，但此后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春，王仲廉携眷去台湾。

1961年1月，王仲廉退役，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70年1月除役，开始撰写回忆录，并于1978年12月出版《征尘回忆》后，又继续撰写续篇。因著作该书，获颁陆海空军褒状及奖金八万元。

1991年6月，王仲廉因跌伤住院治疗，至7月26日下午2时28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88岁（虚岁八十九岁）。台当局成立了以袁守谦为主任委员的“王故将军仲廉治丧委员会”。8月14日，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景行厅设奠家祭，严家淦、李元簇及“五院院长暨各级长官”等台当局政要均赠以挽额，随后安葬于观音山墓园。

抗日战争时期，王仲廉在国民党军中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几乎无役不从。他所带的部队始终是总指挥部直接控制的“哪里吃紧就往哪里调”的机动部队，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属于上乘，倍受日军重视，作战的激烈程度异乎寻常。其主要军事活动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仲廉在汤恩伯指挥下，率部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日，全师官兵伤亡达六千余人。后奉命驰援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在此次会战的台儿庄战役期间，他率所部与日军激战临城地区，配合友军杀伤大量日军。是年夏，第八十五军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及九江战役等，顽强阻击日军。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先后率部参加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率部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诸役，期间率三十一集团在豫西地区与日军奋战，获得豫西鄂北大捷。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王仲廉尚在战场上指挥战斗。

抗战时期，日军入侵鲁苏豫皖各地，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王仲廉为了让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能上学，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在安徽省太和县创办一所中学，开始叫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原计划招收五百人，不到一月就来了一千九百多人。王仲廉表示，凡是来的学生，不能拒收，就是再困难也要保证来一个收一个。他把学生招收进来后，将情况电告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当时学生衣、食、住、行全供应，月需经费百万元，教育部只拨十余万元，其余全靠自筹。在经费最困难的时期，王仲廉卖掉了自己坐的汽车，其妻郭鸿远卖掉了结婚时陪嫁的首饰。

国立二十一中前后办了三年多，一共培养三千多名学子，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雕塑家陈天、画家卓然等，都曾就读于此。

南口之战中，汤恩伯曾在电报中以西汉名将李广来赞誉王仲廉。

记者方大曾这样描述王仲廉：“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他本人和两位旅长、四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曾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的睡觉权利，又瘦又黑，表现着他是一个为国宣劳的忠勇的将军。”

李敖在王仲廉去世后，曾以“王仲廉人死书活”为题，撰文称：“王仲廉是国民党大军头之一，黄埔一期出身，官拜集团军总司令，得过青天白日勋章。来台湾后，投闲置散。七十岁后，写《征尘回忆》，自表其功。这部回忆录内多芜文，但也有颇可一录者，据之可以知人察世。”

北伐战争期间，王仲廉曾任补充团第七团第一营营长。一天，他和六十三团团附张世希（黄埔一期同学）同室，张世希在把玩手枪时不慎走火，误伤王仲廉，侥幸未死。

根据中国台湾“国史馆”所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一书记载：台儿庄战役期间，“王仲廉本人在（1938年3月）十五日晚间曾与军团指挥官汤恩伯在徐州会面，席间除商讨军情之外，汤（恩伯）表示当天曾经路过萧县附近，距离王仲廉家乡王庄仅数里之遥，向村人打探王家状况，得知仅有茅草屋几户与薄田数十亩，便询问为何王仲廉未曾置产？王（仲廉）仅能苦笑无言以对。”

武官村周围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十几座王公大墓。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武官村民在田地里发现后母戊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某部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12日早晨将古鼎用大马车运送到古物保存委员会内。风声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王仲廉派军队取鼎，连夜运到南京，作为蒋介石六十大寿的贺礼。后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从南京调往北京国家博物馆。

王仲廉的妻子郭鸿远，字翔九。夫妻二人生育有子女14人，依次为：儿子王中立、王中一、王中孚、王中琦、王中元、王中和（王童）、王中强、王中凯、王中鼎，女王惠民、王中慧、王黎民、王九黎、王苏民。

王仲廉在国民党军中，与石觉、张雪中、陈大庆、万建藩等人同属汤恩伯集团的核心成员。

王仲廉平生著述有《征尘回忆》（1978年12月出版）、《铁血染征衣——台儿庄敌我争衡战》、《王仲廉自传》、《追思投考黄埔往事》（1976年9月台湾《战史论集》刊载）、《台儿庄战役亲历记》（1986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24辑刊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