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是西汉鲁国毛亨与赵国毛苌辑注的古文《诗经》传本，收录诗歌305篇，属古文经学体系，与鲁诗、齐诗、韩诗并称四家诗。毛亨作《毛诗故训传》授毛苌，河间献王刘德立毛苌为博士。其特点是每篇附有小序，首篇《关雎》下设总序《诗大序》，东汉郑玄为《毛传》作笺，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

汉人传诗的加之毛诗本有四家，称为四家诗。后三家即鲁诗（申培公所传）、齐诗（辕固生所传）、韩诗（韩婴所传）。此三家又被称为三家诗，皆采用今文，在西汉被立于学馆，研究此一学的被称为今文经学。但是毛诗后起，逐渐取代三家地位，三家诗逐渐失传。因《毛诗》采用古文，研究此学的被称为古文经学。至唐代，《毛传》和《郑笺》成为官方承认的《诗经》注释依据，受到后世推崇。

今本《诗经》即由毛诗流传而来。《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经孔子删定，并教习弟子，后大行天下，流传于世。不可否认，《诗经》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其之所以能够流传，毛亨、毛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至战国初期，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鲁人审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据现今有关学者考证推断，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世称大毛小毛。

三国时期吴人陆玑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载：“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综合史书、方志、文物、古籍、传说等方面的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河间的儒家学者中，毛苌以研究《诗经》最为著名，并被刘德授予经学博士。毛苌所讲的《诗经》，世称“毛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毛诗者渐盛，其他三家先后失传，现今读到的《诗经》，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毛诗创始人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其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学家，在汉代立为官学；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毛诗训诂简明，很少神学迷信内容，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中国民间传授。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诂训传》作注。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总集(或谓乐歌选集)，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与鲁诗、韩诗、齐诗相比，毛诗后来居上，盛行于世，而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是“毛诗”。

毛诗序指《毛诗》的序言。前人把冠于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类似题解性质的短文称《小序》。毛诗对《诗经》中各篇均有小序，简述了诗的主题、作者和写作背景，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到汉末大儒郑玄时，以史证诗得到了更详密的发展。他按照《诗经》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符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都确定了时代，又作《毛诗笺》，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的诗的背景和历史。在《关雎》的小序下面，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较全面地论述了诗歌的性质特点、产生情况、社会作用、内容特色、体裁、和表现手法等问题，称为《诗大序》。《大序》主要说明了诗的教化作用，“言在诗外”，强调“美刺”。这种作用的指导下，便要求诗必须温柔敦厚、含蓄婉转、“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毛诗序》的作者是谁，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大序》托名子夏，但说不定谁作的；《小序》则被认为是大、小毛公作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谓小毛公。”孔子是否删诗尚未可妄下断言，序说的作者恐怕也不是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许多学人探讨后指出，《毛诗序》中保留了先秦旧说，可能的作者也许包括孔子、卜商、荀子、孟子甚至是诗人自己；也许还包括后来汉儒(譬如毛亨、马融、贾逵、卫宏)的撰作。范晔《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作毛诗序”，后《隋书·经籍志》又修订说是卫宏和其他汉儒将卜商、毛亨之作加以补充润益而成。虽然后人对卫宏所作之序是否此《毛诗序》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毛诗序》中某些方面有对先秦旧说的补充和发展，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所以把《毛诗序》看成是从先秦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大抵不差。

两千多年来，对《毛诗序》的态度有褒有贬，尊《序》与废《序》长期斗争，对其作者和总体评价聚讼纷纭。古代的废尊之争，不外乎都是以一个封建经学学派去反对另一个经学学派，以一种封建经说去代替另一种封建经说。

现代以来关于褒贬《毛诗序》的意见，大约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五四”运动之后，反对批判《毛诗序》的思想潮流主张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依据《诗经》文本和时代背景来探求诗的本义，并且因为《毛诗序》是汉学封建义疏的中心而大举讨伐，列举了《毛诗序》比附书史、穿凿附会、妄生美刺、随文生义、宣扬封建礼教等等弊端，在当时乃至如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50年代后认为不存在尊或废和信从哪一派题解的问题，汉学、宋学、新汉学乃至“独立思考”派等等诸家诗说题解都不同程度地为宣扬封建教化而曲解诗义。

新时期以来，人们基本上肯定了《毛诗序》是古代《诗经》题解中较为系统、完整而且保留先秦古说较多的一种序说，优于汉代流传的各家题解；而且其保留的古序，距离《诗经》的时代最近，其中不少言中诗歌的宗旨、创作背景和作诗缘起。所以，今人大多认为应该持无所尊、无所废，一一考察和辨析，从其是而黜其非，以期用科学的态度求得诗经的本义。

何谓“毛诗”，毛诗的出典大约最早始于《汉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但著作者名都只称毛公，不称名字。《后汉书·儒林传》说是赵国人毛苌传《诗经》，所以称作“毛诗”。《儒林传》中“长”字也没有草字头。《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玄)笺，于是《诗经》的“传”便开始称为毛苌所作。不过，郑玄的《诗谱》又有一种新的说法，以为鲁国人大毛公为《诗经》作训诂传，在其家族中内部传授，汉河间献王得到了这个训诂传《诗经》的本子，而贡献给汉朝天子。汉廷觉得这个本子很好，很重要，便因此授予小毛公以博士职位，专门负责《毛诗》的研究和传授工作。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也是这样叙述的：孔子删《诗》，然后传给弟子卜商，卜商做了一个序，大约就是《毛诗序》，然后将《诗经》传授给鲁国人曾申，曾申后又传授给魏国人李克，李克又传回鲁国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国人荀卿，荀卿就是那个叫荀子的儒家大学者，他又将《诗经》传给鲁国人毛亨，毛亨作训诂传，然后传给赵国人毛苌。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称毛苌为小毛公。如果这些叙述可靠的话，那么作《诗经》传的人应当是毛亨，而非赵国人毛苌。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同毛亨是《诗经》传的作者，但所以称毛诗却是因缘于小毛公。所以《隋书·经籍志》所称“汉河间太守毛苌传”者的说法是错误的。

由于各种记载的不同，而往往含有疑莫能名的错误发生，究竟谁是《毛诗》传的作者，各执一词，聚讼纷起。不过对于读者来说，《毛诗》的传注者是谁都是小枝末节，无足轻重，不值得花过多精力来求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的。

但后来《毛诗》的笺注者汉末的郑玄对于《毛诗》的流行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成绩。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提要》说：“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郑玄的《六艺论》现今已经佚失，这些话是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所引出的。这就是说，郑玄是根据毛传作的笺注，是在传旁加以标识未完成的，其实是相当于现今所讲的读书笔记，这个读书笔记逐一做出，比较详细，对于《毛诗》的发明不少。自从郑玄的《毛诗笺》问世，其余齐、鲁、韩三家所传的《诗经》本子就全部自动废止。所以说郑玄对《毛诗》的贡献非常大。但对其他三家《诗经》本子的打击却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对于文化来说，其实是一种灾难。现今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个三百篇的《诗经》就是毛公所传的本子，独此一家，别无选择，别无比较。

这里又提出一个《诗经》的三家问题。中学或大学时，很少涉及这些东西，以为《诗经》一开始就是这个定本，但翻开源头却突然发现至少还有三家曾经与这个定本做过竞争的，只是当时郑玄的势力太大，而使其他三家归于湮灭了。

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后人称为《毛诗序》。《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创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始人毛公，西汉赵地（今河北南部）人。一说，毛公即毛苌。一说，大毛公是毛亨，小毛公是毛苌。毛公研习《诗经》，是河间献王的博士。河间献王喜学好古，多方搜求古籍，书籍多得几乎与汉朝中央相等。

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经学家卫宏修改。

古文本：《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 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按：《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这一篇是《诗经》的基调。古人当初收集《诗经》时未必第一篇就是《关雎》，但经孔子整理之后，第一篇肯定就是这一首了。《关雎》用的是“六义”中的“兴”的手法。所谓“兴”，就是兴起的意思，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其实也就是个引子，与所要歌咏的内容有某种形式的相似或联系。这种手法与宋代的话本小说前面有个“楔子”的形式非常相似，话本小说的“楔子”也是借用前代某个人或事而引起所要叙述的故事。这样的写作方式既委婉而又有深意，一般写作者要到较高的程度才能兴起得好。

《诗经》是春秋战国以前贵族子弟所必须学的内容，它有关于天下的道德风化，有关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开篇不得不作为纲领性的东西以起到风励后世的作用。所以《毛诗序》解释《关雎》的第一句就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思是说，《关雎》这首诗歌咏的是后妃的美德，是风化的开始。这个后妃指的是周文王的妃子。这首诗属于国风《周南》一之一，即《周南》这一辑的第一篇。“风”，是民俗歌谣的总称。为什么叫风?孔颖达作《毛诗正义》的解释是这《诗经》里的十五国风，反映当时诸侯国的政教情况，是自下而上的。朱熹在《诗经集传》里作的解释微有不同，他将风当作从上而下的工具以风化天下，天下广被国王的教化而发出动人的声音。总起来都无非是民间的心声，足以动物感人。朱熹说：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熹所讲风自上而下，这是很勉强的。因为风相当于民俗歌谣，自然是出自民间男女百姓自由的吟唱，而非由上面的提倡，民间才会有这自由国风的歌咏。

当然，如果从另一面说，天子的政教自上而下，施之于民，有好有坏，有强有弱，自然会给民众带来或好或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渗入其歌咏之中，不自觉地从歌唱之言辞中表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风的教化是自上而下的也没有大错。但国风的内容有很大部分是男女情爱的歌咏，那是一时一地发自男女心间的真情表白，一般情况下应当与天子的教化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朱熹的解释自然有些牵强。但朱熹后面讲的内容却大致反映了当时《诗经》收集的事实，即民间的疾苦、政教的好坏，当时的天子自然也要了解，怎样了解?除了地方官员的报告，这往往不是很客观，而最能客观自然反映民间心声的恐怕就是民俗歌谣了。大约当时的天子，如周武王之类都是明白智慧的帝王，于是要求下面的诸侯搜集民俗歌谣，然后往上贡献给天子。当时诸侯肯定是将歌谣连歌唱者一起贡献给天子的，所以天子能够亲自听到那些情真意切的民间歌咏，既能由此发现人民的工作、生活情况，发现各地的民情风尚，发现自己的政治所引起的得失，或者由此而对政策进行某些调整和修改，又能由民歌美妙的旋律而得到审美的享受，怡情养性，自然也是十分愉快的事。所贡献的民俗歌谣中，自然有温文尔雅类型的，有激烈尖锐类型的，有男女欢愉类型的，有怨偶愁苦类型的，等等，对于天子来说，自然有整理的必要，有些是十分刺耳的，肯定是要不得的，有些声调非常悦耳动听，自然要保留下来，随时调来赏鉴，于是便必须由乐官来做这个工作。乐官自然秉承天子的意志，来对这些国家贡献上来的民歌进行适当的整理删削。因此便有了这国风的结集。

古人的政治精神是以道德的风化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而道德的起始自然是与个人的行为品性相关的。天子要以德治理天下，自然表率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人行为品性首先表现在家庭，家庭除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最贴身的就是夫妇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家庭是以夫妇的形式而存在的。夫妇是人伦之始，没有夫妇的形式就不会有家庭的组织。稳固的家庭组织是稳固的社会所必须的条件。有了稳固的家庭才会有稳固的社会形态，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家庭是很少使用的单位，一旦有了文明的积累，家庭单位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了。中国的文明从唐虞五帝时代开始进化到夏商周，文明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当时的统治者认识到家庭的重要，因此特别注重家庭道德关系的建设。所以在官方的教化工具《诗经》中，他们特别要将《关雎》摆在第一篇的位置上，是因为这首诗可以风化天下而使各地的人民以后妃之德为榜样，摆正夫妇之间的关系，而达到巩固社会形态的目的。所以毛诗序所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就是说这种道德形式对于乡下的老百姓和城邦国家的人民都是适用的。

古人提倡三从四德观，大约从父系社会开始就着意提倡了。这首《关雎》诗，依照孔颖达和朱熹等古人官方的观点，是有意深文周纳教化的作用，可以反映古人从汉以至唐宋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如何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刻意的要求人民的生活政治化、人民的精神驯养化，以一种稳固的家庭关系维持国家社会的稳定和谐状态。

事实上，《诗经》的编纂并未如毛诗序所强调的那样有过分多的政治教化精神，虽然它确实是与政治相关的，与政教的精神相关的。

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简称《毛传》，30卷。其作者和传授渊源，自汉迄唐，诸说不一。现代一般根据郑玄的《诗谱》和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定为鲁人毛亨 (大毛公)所作。《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 诗经》注本，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唐代孔颖达又进一步疏解《毛传》、《 郑笺 》而作《 毛诗正义》，遂使《毛传》在经学研究领域地位不断提高。但毛亨解诗，常以封建伦理观点歪曲诗的主旨，语多附会，不足凭信。通行版本有《十三经注疏》等。

论诗宗旨，标榜“汉学”，以《诗序》为准，疏通《传》、《笺》，辨正《郑笺》不同于《毛传》的各种解释，以申毛纠郑；偶有与毛、郑相违者，则必言之有据。其诠释诗句，也参考三家，辨其异同，而且能够概括全书，说明同类义例；在文字声韵方面，以古音古义来纠正讹误，又以双声叠韵原理等来指明通假。有很多说解，能纠《毛传》、《郑笺》及《毛诗正义》的失误。如《秦风·蒹葭》“宛在水中央”句，马氏据《说文》释“央、旁同义”，说“诗多以中为语词”，“水中央”犹言“水之旁”，与下二章“水中坻”“水中”同义，纠正了《毛诗正义》“中央”二字连读的错误又如《邶风·静女》“爱而不见”句，毛、郑对“爱”字都按本义解，马氏以为爱即“”或“”的假借字，即“隐蔽”之意。此外，驳正宋元以来诸儒臆说甚多，对朱熹《诗集传》也多贬抑。全书着力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的考证，而对于诗篇的文学意义，则很少论及，其疏释也有沿袭《传》、《笺》失误之处，但仍不愧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汉学”派《诗经》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毛诗传笺通释》有广雅书局刊本和192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毛诗大序》的主要内容则是宣扬封建教化的观点。它在阐释“风”的涵义时，似乎能从两方面考虑问题，实则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说教：“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利用文艺影响对方，满足各自的要求。但它认为“上以风化下”是无条件的，这是文艺的主要作用。……相反，《毛诗大序》认为“下以风刺上”是有条件的。首先就得注意态度。所谓谲谏，按照郑玄的解释，即“咏歌依违不直谏”。被统治者若要发表某种意见，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必须委婉曲折，不得径直显露。但它还怕有些横暴而短见的统治者连这样的意见也不能听取，无从了解下情，故而又提出了“言之者无罪”的要求，藉安言者之心。这种意见和诗教说的精神是一致的。《礼记·经解》篇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些都是“下以风刺上”时必须遵循的准则。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

《毛诗正义》通行的有《十三经注疏》本，以阮元所刻为佳，书后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