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说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又说钜鹿郡人。唐高祖次子，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唐朝第二位皇帝（626年9月3日—649年7月10日在位），唐代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戊午日（599年1月23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的李家别馆。李世民幼时聪明机智，高明的见解非常深远，面临关键大事刚毅果断，不拘小节，当时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估量他。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李世民响应招募去救援，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将要出发时，李世民对云定兴说：“一定要携带旗鼓来设置疑兵。再说始毕可汗全国的军队敢于包围天子，必定是认为国家仓猝之间无人救援。我们张大军容，让军旗连绵数十里，夜晚就让钲和鼓声互相呼应，胡虏必定认为救兵已大军云集，就会望军队扬起的尘土而逃遁了。不然的话，敌众我寡，他们全军来战，我们必不能应付。”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并将军队驻扎在崞县，突厥侦察骑兵飞马报告始毕可汗道：“隋朝大军已到。”由此突厥解围遁逃而去。

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当时有高阳贼酋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李渊进攻魏刀儿，深入贼人阵营中。李世民用精锐骑兵突围而进，弓箭所射，敌军溃散，在万众敌营之中救出李渊。恰逢步军赶到，李渊与李世民又奋力攻击，大破敌军。

义宁元年（617年），隋朝命运已终，李世民暗中图谋起义，常常降低身份推崇士人，拿出财物来供养门客，群侠大盗，没有一个人不愿为他效死力的。同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世民率军攻打西河并宣布政令。攻下西河后，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

起义大军往西攻打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领精兵两万人屯扎在霍邑以抗拒义军。恰值久雨粮尽，李渊与裴寂议论，暂且回太原，以后再图谋举事。李世民说：“本来兴起大义是为了挽救苍生百姓，应当先攻下咸阳，号令天下；遇到小小敌军就退军，恐怕跟从起义的人将会一时解散。回军守卫太原一个城池，这是为贼打算，拿什么来自我保全！”李渊不采纳，催促命令引军出发。李世民于是在外大声嚎泣，哭声传到李渊帐中。李渊召见他问哭的缘故，李世民对答说：“现在军队凭借仁义起事，进战则必胜，退还则军队必溃散。众军在前面溃散，敌军在后面乘虚进攻，死亡马上就到面前，因此悲痛啊！”李渊这才醒悟而停止回军。八月一日，雨停，李渊率军奔赴霍邑。李世民怕宋老生不出战，于是率领几个骑兵先奔到城下，举鞭指挥，好像要围城的样子，以激怒宋老生。宋老生果然被激怒，开门出兵，背靠城池扎阵。李渊与李建成在城东会合扎阵，李世民及柴绍在城南扎阵。宋老生指挥军队猛冲，首先直逼李渊，致使李建成坠落马下，宋老生乘势攻击，李渊与李建成都退军。李世民从南面率领两千骑兵冲下高坡，冲断了宋老生的军队，率领军队奋力攻击，宋老生军大败，都抛弃武器而逃。此时霍邑的城门已经悬挂起来，宋老生拉住绳子想要爬上城，李世民趁势斩了他，平定了霍邑。

到了河东，关中豪杰争着投奔义军。李世民请求进军入关，攻取永丰仓来赈济穷困，收服群盗来谋取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李渊认为很好。李世民以前军渡过黄河，先平定渭北。三辅的官员、百姓以及豪杰绅士到军门请求献身报效者每天用上千人来计算，扶老携幼，布满在大旗之下。李世民收留英豪以作为备用的官员，远近听说此事的人，都来献身投效。军队在泾阳驻扎，精锐之兵九万，击破胡贼刘鹞子，兼并了他的部队。留下殷开山、刘弘基屯扎在大兴城。李世民率军亲自奔赴司竹，贼酋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人都率兵来会合，屯兵在阿城，获得兵士十三万。大兴城父老拿牛、酒到军门的很多，李世民慰劳他们而后送走他们，什么也不接受。军令严明整肃，秋毫无犯。不久李世民与大军平定大兴城。李渊辅佐国政，任命李世民为唐国内史，改封为秦国公，食邑万户。恰值薛举精兵十万前来逼近渭水之滨，李世民亲自率军攻打，大破其部众，斩杀一万多人，攻占敌军土地一直到陇坻。

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李世民再次被任命为右元帅，统兵十万攻取东都洛阳，未能成功而返回。等到将要回军时，李世民对左右的人道：“敌人见我回军，必定会跟踪追击。”于是设下三次埋伏以等待追兵。不久，隋将段达率领一万多人从后追到，过三王陵时，李世民发动伏兵攻击，段达大败。于是在宜阳、新安设置熊、谷二州，派人留守而回。随后，李世民被迁徙改封为赵国公。

义宁二年（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李渊改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薛举入侵泾州，李世民率众军加以讨伐，不胜而回。九月，薛举死，其子薛仁杲继立。李世民又被任命为元帅讨伐薛仁杲，两军在折墌城相持不下，双方挖深沟筑起高高营垒相持六十多天。薛军十多万，军队的气势强盛，多次前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败他的锐势。薛军粮食已完，薛军将领牟君才、梁胡郎前来投降。李世民对诸将军道：“敌军锐气丧失衰退了，我军当攻取他们。”于是派将军庞玉先在浅水原南扎阵以引诱敌人，敌将宗罗睺集中军队前来抗击，庞玉军几乎失败。不久李世民亲统大军出其不意覆盖了浅水原北。宗罗睺远远望见，再次回军抗拒。李世民率领精锐骑兵数十人攻入敌阵，他与军队里外配合一齐奋力攻击，宗罗睺全军溃败，李世民斩贼首级数千个，掉入山涧山谷而死者不可胜计。李世民率领随从二十多个骑兵追赶逃跑敌军，笔直奔赴折墌城而追逐敌军。薛仁杲十分恐惧，环城守卫。将晚，李世民大军陆续到来，四面合围。第二天早晨，薛仁杲请降，李世民俘虏他的精兵一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不久诸将祝贺，有人趁机问道：“刚开始大王野战攻破敌人，但敌人还保有坚固城池，而大王没有攻战之器具，用轻骑兵转战追逐，不等待步兵，直接迫于敌人城下，我们都怀疑你不能取胜，然而竟然攻下了城池，这是什么缘故？”李世民道：“这是用权宜之计逼迫他，使他们的计谋没有机会发出，因为这个原因战胜。宗罗睺依靠往年取胜，加之长期养足了锐气，见我军不出，心中对我轻视。现在敌军见我出战，十分高兴，全部军队前来作战，虽然我已击破他，但擒捉杀掉的还少。假若不急速追逐，敌军回军投入折墌城，仁杲收拢安抚，那就不可能战胜了。再说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战败逃散，来不及回顾，败逃到陇外，则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上，敌人因恐惧而投降。这些可谓是已定的计划，诸君难道全都看不见吗？”诸将道：“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赶得上的。”此战缴获精锐骑兵很多，李世民仍令薛仁杲兄弟及敌帅宗罗睺、翟长孙等率领。李世民与他们游乐骑射，没有什么距离隔阂。投降的敌将感恩并慑于李世民的威势，都愿意以死报效。当时李密刚刚归附，李渊命令李密骑驿马到豳州迎接李世民。李密见李世民天姿英明威武，军威严肃，悚惧叹服，私下对殷开山道：“真是英明之主啊。不是这样，凭什么来平定祸乱呢？”李世民凯旋，在太庙献捷。李渊封其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全部受他节制调度。不久又加授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刘武周部下宋金刚攻陷浍州，军队气势强盛。李渊因为王行本还占据蒲州，吕崇茂在夏县反叛，晋、浍二州接连陷落，关中震动惊骇，于是下手令道：“贼人气势像这样厉害，难以与他们争胜负，应该抛弃河东之地，只守住关西就好了。”李世民上表道：“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富裕是京城的凭借。假若全部抛弃，臣感到憋闷遗憾。希望能借臣精兵三万，必定能消灭平定刘武周，克复汾、晋。”李渊于是调遣全部关中兵马给李世民，又亲自驾临长春宫为李世民送行。

十一月，李世民率军队奔赴龙门关，踏冰而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与敌将宋金刚对峙。不久永安王李孝基在夏县被打败，于筠、独孤怀恩、唐俭都被敌将寻相、尉迟敬德所俘，将要回到浍州去。李世民派殷开山、秦琼在美良川拦截，大破敌军，寻相等人仅仅本人逃脱，李世民全部俘虏他的部众，再回到柏壁。于是众将都请战，李世民道：“宋金刚是奔走千里的孤军，深入我地，精兵强将，都在这里。刘武周占据太原，专门依靠宋金刚来抵抗。士卒虽多，内里实际很空虚，意在速战。我巩固营垒，养精蓄锐以挫他的锋芒，等到他粮尽计穷，自会逃跑。”

武德三年（620年）二月，宋金刚终于因为军众饥饿而逃遁，李世民率军直追到介州。宋金刚排列军阵，南北七里长，以抗拒官军。李世民派总管李世勣、程咬金、秦琼抵挡宋金刚的北面军队，翟长孙、秦武通抗击宋金刚南面的军队。诸军战斗稍稍退却，被敌兵所战胜。李世民率精锐骑兵攻击宋金刚，冲击他行阵的后部，敌众大败，追打数十里。尉迟敬德、寻相率领残部八千人归降，李世民仍旧命尉迟敬德统率，与李世民的军营混在一起，屈突通害怕尉迟敬德发动叛变，以此向李世民请求不要让尉迟敬德领兵。李世民道：“过去萧王（指光武帝刘秀）对人推心置腹，使人都能尽力效命，现在委任尉迟敬德，又何必疑惧。”这时刘武周奔到突厥，并、汾二州又全部恢复了旧地，李渊诏命就在军中加拜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统率各军在洛阳攻打王世充，军队驻扎在谷州。王世充率精兵三万在慈涧扎阵，李世民用轻骑兵引逗他。当时众寡不敌，李世民陷入重围，左右的人都很恐惧。李世民命令左右的人先行归营，独自一人率军在最后。王世充麾下勇将单雄信率数百骑兵夹道进逼，争先进攻，李世民几乎被他活捉。李世民张弓箭左右射敌，敌人没有一个不是应弦而倒，还俘虏了王世充的大将燕颀。王世充于是将慈涧之兵改移回到东都洛阳。李世民派行军总管史万宝从宜阳往南占据龙门，刘德威从太行往东包围河内，王君廓从洛口斩断敌军运粮通道。又派黄君汉连夜从孝水河中下舟船偷袭回洛城，攻克了回洛城。黄河以南，没有一个地方不响应，城堡一个接一个前来归降，大军进驻邙山。九月，李世民用五百骑兵先行观察战场地势，终于与王世充一万多人相遇，两军交战，李世民再次打败了他，斩首级三千，俘虏了王世充大将陈智略，王世充仅仅本人逃脱。他所部署的筠州总管杨庆派使者请求归降，李世民宗派李世勣率军从轘辕道出去安抚杨庆的部众。荥、汴、洧、豫等九州一个一个前来归降。王世充于是向窦建德求救。

武德四年（621年）二月，李世民又进驻青城宫，营垒尚未建立，王世充的军队二万人从方诸门面临谷水扎阵。李世民以精锐骑兵在北邙山扎阵，令屈突通率五千步兵渡水攻击王世充，并趁机告诫屈突通道：“等到双方交战时就放烟，我当率骑兵南下。”双方军队才接战，李世民用骑兵冲锋，自己挺身冲锋在前，与屈突通里外呼应。敌军拼死作战，多次被打散又多次聚合。从早晨一直战到下午，敌军才开始退却。李世民指挥兵士追击，俘获、斩首共八千人，于是进兵屯营到城下。王世充不敢再出战，只是环城自守，以等待窦建德救援。李世民派遣诸军挖掘壕沟，环绕布置长期围守。吴王杜伏威派遣他的大将陈正通、徐召宗率精兵二千人前来李世民军营会合。伪郑州司马沈悦以虎牢关来投降，将军王君廓响应，活捉伪荆王王行本。

恰巧窦建德率兵十余万来援救王世充，到达酸枣。萧瑀、屈突通、封德彝都因为腹背受敌，恐不是万全之策，请求退师到谷州观察形势。李世民道：“王世充粮食已尽，内外离心，我军不需攻击，可以坐收敌军破败之功。窦建德新近攻破孟海公，将官骄傲士兵怠惰，我军当进攻占据武关，扼守山川要冲。敌军假若与我军争胜负，我攻破敌军是必然的了。如果不战，十日之间王世充当会自我崩溃。若不急速进攻，敌军进入武牢，诸城刚刚归附，必定不能坚守。他们两方力量合并，还能把他们怎么办呢？”屈突通又请求解围到险要之处以等候敌军内部生变，李世民不同意。于是留屈突通辅助齐王李元吉以包围王世充，李世民亲自率领骑兵三千五百人奔赴武牢。

窦建德从荥阳西上，筑营垒在板渚，李世民驻军在武牢，两军对峙二十多天。探听消息的人报告道：“窦建德探听到我军牲畜的饲料已尽，等候在黄河北岸放马吃草时，趁机偷袭武牢。”李世民知道他们的阴谋，于是放马在黄河北岸吃草来诱敌。早晨，窦建德果然率全部兵马到来，陈列军队在汜水之上，王世充大将郭士衡扎阵在南面，绵延数里，大声呐喊，诸将大为恐惧。李世民率几名骑兵登上高高的土丘遥望敌军，对诸将道：“贼人起兵山东，没有遇见过强大的敌人。现在渡过险要之处而叫嚣，这是没有政令的表现；逼近城墙扎阵，有轻视我们的思想。我按兵不出，敌军气势便衰竭，扎阵太久士卒饥饿，必将自我撤退，这时再来追击，可以无往而不胜。我与你们约定，必定在午时以后攻破敌军。”窦建德排出阵势，从上午直到下午，兵士又饿又累，都坐在阵列中，又争着饮水，顷刻间又收敛退却。李世民道：“可以攻击了！”亲自率领轻装的骑兵追击引诱敌军，大军陆续赶到。窦建德回军扎阵，还来不及整顿阵列，李世民已先行攻击，攻击所向，敌军纷纷溃散。不久，众军会合作战，尘土飞扬，呼叫四起。李世民率史大奈、程咬金、秦琼、宇文歆等挥动大旗冲入，直接突入到阵后，张挂军旗。敌人回头看见官军旗帜，全军崩溃。追逐三十里，斩首级三千多，俘虏贼众五万，在阵中活捉窦建德。李世民责备他道：“我兴师问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干你事，为什么越过边境，冒犯我军锋锐？”窦建德恐惧的两腿发抖说：“现在我假若不来，怕麻烦你远远地攻取我！”随后，李世民将窦建德带到东都城下。王世充很恐惧，带领他的官属两千多人到军门请求归降，由此山东全部平定。李世民进入宫城，令萧瑀、窦轨等人封存守卫府库，什么东西都不取，只令记室房玄龄收取地图与户籍。接着杀了共同作恶的段达等五十多人，冤枉被囚禁者全部释放，无罪而被杀者加以祭祀并写祭文致以哀悼。用酒食款待将士，按品级等第颁赐物品。李渊听说此次大捷后，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在军中慰劳，并亲手写诏书道：“隋朝分崩，崤山、函谷关隔绝。两雄会合，一朝清平。军队已经获胜，更没有死伤。做臣子的不惭愧，做君父的不担忧，都是你的功劳。”

武德四年（621年）六月，李世民凯旋归来，他亲自身披黄金铠甲，布阵一万名铁甲骑兵、三万名武士，前后配备鼓吹乐队，将两名伪朝君主窦建德、王世充以及隋朝的器物、帝王车驾献给太庙。高祖十分喜悦，举行“饮至礼”（古代军队凯旋后庆功宴饮之礼）来犒劳他。高祖认为自古以来原有官职不足以彰显李世民的特殊功勋，于是专门为他拟定尊崇称号，以表彰其功绩与德行。十月，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地位在亲王、公爵之上。令其在洛阳开府（天策府），专掌国家征伐。增加封邑二万户，连同之前的共计三万户。赏赐金辂车一辆、衮冕礼服一套、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以及前后部鼓吹乐队和九部乐舞，赐给持班剑的仪仗卫士四十人。

这时海内渐渐太平，李世民于是专心一意读经史子集，在洛阳设立文学馆以接待四方才学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每次在阁下轮流值班，李世民则降低身份以温和态度与学士们讨论经义，有时谈论到半夜才结束。

不久，窦建德旧将刘黑闼举兵造反，占据洺州。武德四年（621年）十二月，李世民统领全军向东去讨伐他。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李世民进军肥乡，分兵断绝刘黑闼运粮的通道，双方对峙两个月。刘黑闼被迫求战，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南渡洺水，早晨便迫近官军。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击刘黑闼的骑兵，攻破了他，乘胜冲击践踏他的步兵，敌兵崩溃，斩首级一万多。先前李世民派人筑坝堵塞洺水上流使水流变浅，让刘黑闼得以渡水。等到作战之时，才命令挖开拦河坝，大水冲到，一丈多深，敌兵已经战败，逃到水中都淹死了。刘黑闼与二百多骑兵往北逃到突厥，李世民全部俘虏了刘黑闼的部众，河北平定。当时徐圆朗带兵在徐、兖二州阻碍李世民，李世民这时便回师讨伐平定了徐圆朗，于是河、济、江、淮所有州郡城镇都平定。十月，李渊加授李世民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遂成为唐朝最高统帅部。

唐高祖在晋阳起兵反隋，都是李世民的计谋。高祖对李世民说：“如果大事能成，天下都是你创下的，我一定立你为太子。”李世民跪拜推辞。等到高祖成为唐王，手下的将领大臣也请求立李世民为世子，高祖准备立他时，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

太子李建成性情宽厚随性，喜好酒色和打猎；齐王李元吉有很多过失，两人都不受高祖宠爱。而李世民的功劳和名声日渐显赫，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做太子。李建成心里不安，就和李元吉合谋，一起排挤李世民，各自拉拢培植自己的党羽。

高祖晚年宠幸的妃嫔很多，生下的小王子有二十人。这些妃嫔的母亲们争相结交各位年长的王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趁机讨好各位妃嫔，谄媚奉承、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此求得高祖的宠爱。有人说他们还与张婕妤、尹德妃有不正当关系，皇宫内部的事情隐秘，没人能证实。

当时，东宫、各位王公、公主的府邸以及后宫亲戚们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肆意做违法的事，主管官员不敢查问。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和高祖的宫殿、东宫之间日夜可以随意通行，没有任何禁令限制。太子和两位亲王出入高祖的宫殿，都可以骑马、携带弓箭刀具等杂物，相遇时就像普通家人一样行礼。太子的命令、秦王和齐王的教令与皇帝的诏书敕令同时并行，主管官员不知道该听从哪一个，只能根据收到命令的先后顺序来执行。只有李世民不讨好各位妃嫔，这些妃嫔就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说李世民的坏话。

李世民平定洛阳后，唐高祖派贵妃等人前往洛阳挑选隋朝的宫女，并没收府库中的珍宝财物。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索要珍宝货物，还为自己的亲属求官，李世民说：“珍宝财物都已登记在册并上奏朝廷，官职应当授予贤能有功之人。”一概没有答应，因此贵妃等人更加怨恨他。

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赏赐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求要这块地，高祖亲手写下敕令赏赐给他，李神通因为李世民的教令在先，不肯把田地让出来。张婕妤向高祖告状说：“陛下敕令赏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走赏给了李神通。”高祖于是发怒，斥责李世民说：“我的手敕还不如你的教令管用吗！”

有一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个儿子（指李世民）长期在外掌握兵权，被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听话的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属官杜如晦经过他家门口，尹阿鼠的几个家童把杜如晦拉下马，殴打他，打断了一根手指，还说：“你是什么人，竟敢经过我家门口不下马！”尹阿鼠担心李世民向高祖告状，抢先让尹德妃上奏说：“秦王身边的人欺凌侮辱我家人。”高祖又发怒斥责李世民说：“我妃嫔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凌，何况普通百姓呢！”李世民反复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陪同皇帝宴饮时，面对各位妃嫔，总会思念早逝的母亲太穆皇后，惋惜她没能亲眼见到皇帝拥有天下，有时会抽噎流泪。高祖看到他这样就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起诋毁李世民说：“天下幸好太平无事，陛下年纪也大了，本该安心享乐，可秦王却常常独自哭泣，这分明是憎恨我们这些人啊。等陛下百年之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会被秦王容纳，恐怕连一个活口都留不下来！”说着就一起哭泣，还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他一定能保全我们。”高祖听了也为之伤感。从此不再有更换太子的想法，对李世民的态度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则日益亲近。

武德七年（624年），突厥侵犯边境，李世民与突厥军在豳州相遇，他带领一百骑士随从与突厥首领会谈，结盟后突厥军撤离。武德八年（625年），李世民晋升为中书令。

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宫妃嫔们日夜在高祖面前诋毁李世民，高祖相信了他们的话，准备治李世民的罪。陈叔达劝谏道：“秦王为天下立下大功，不能罢免他。况且他性情刚烈，如果加以压制挫伤，恐怕承受不住忧愤，或许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疾病，陛下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高祖这才打消了治罪的念头。李元吉秘密请求杀掉秦王，高祖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罪状还没有明确显现，用什么理由杀他呢！”李元吉说：“秦王当初平定东都洛阳后，观望不前不愿返回长安，散发钱财布帛来树立个人恩德，又违抗陛下的敕命，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只应该赶紧杀掉他，还担心没有理由吗！”高祖没有回应。

秦王府的下属官员都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如今嫌隙已经形成，一旦祸患突然爆发，不仅秦王府会被彻底摧毁，实在也是国家的忧患；不如劝说秦王效仿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的做法，来安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刻不容缓，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敢说出口；现在你所说的，正合我意，我会立刻向秦王禀报。”于是长孙无忌入宫向李世民进言。李世民召见房玄龄商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功劳盖过天地，理应继承大业；如今面临的忧患危难，正是上天的辅佐，希望大王不要迟疑！”于是房玄龄和府中属官杜如晦一起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

李建成、李元吉因为秦王府有很多勇猛的将领，想引诱他们为自己所用，就秘密用一车金银器物赠予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还写信招纳他说：“希望能得到长者的眷顾，来加深我们平民般的交情。”尉迟敬德推辞道：“我是出身贫寒的人，遭遇隋末战乱流离，长期沦陷在叛逆之地，罪该万死。秦王赐予我重生的恩德，如今我又在秦王府任职，只能以死来报答他的恩情；我对殿下没有功劳，不敢贸然接受这样厚重的赏赐。如果私下与殿下结交，就是怀有二心、见利忘义，殿下又怎么会任用这样的人呢！”李建成大怒，于是与他断绝了往来。

尉迟敬德把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你的忠心像山岳一样坚定，就算对方堆积的金子有斗那么大，我也知道你不会动摇。他送来的东西只管收下，有什么可顾虑的！而且还能借此摸清他们的阴谋，这难道不是好计策吗！不然的话，灾祸将会降临到你身上。”不久后，李元吉派壮士在夜里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后，敞开所有大门，安然卧床不动。刺客多次来到他的庭院，最终还是不敢进去。李元吉又在高祖面前诋毁尉迟敬德，皇帝下诏将他关进监狱审讯治罪，准备杀掉他。李世民坚决求情，尉迟敬德才得以幸免。

李元吉又诋毁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把他外调为康州刺史。程咬金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得力助手和亲信羽翼都快被剪除光了，您自身又怎么能长久安全呢！我誓死不离开京城，希望大王早点下定决心。”李建成、李元吉还想用金银布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也没有顺从。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有谋略的士人里，值得忌惮的只有房玄龄、杜如晦罢了。”于是两人都在高祖面前诋毁他们，把他们赶出了秦王府。

李世民的心腹只有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他和李世民的舅舅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向灵州大都督李靖咨询，李靖推辞不答；又向行军总管李世勣询问，李世勣也推辞不表态；李世民因此更加敬重这两个人。

恰逢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兵屯驻在黄河以南，侵入边塞，包围了乌城。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统领各路军队北征；唐高祖采纳了这个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琼等人和自己一同前往，还挑选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兵来补充自己的军队。率更丞王晊秘密告诉李世民说：“太子对齐王说：‘如今你得到了秦王的勇猛将领和精锐士兵，手握数万大军，我会和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壮士在帐幕下将他拉杀，然后上奏说他突然去世，皇上应该不会不相信。我会派人进言劝说，让皇上把国家大事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既然落到你手里，就应该把他们全部活埋，谁敢不服！’”李世民把王晊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抢先下手谋划此事。

李世民叹息道：“兄弟骨肉互相残杀，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恶行。我确实知道祸患近在眼前，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再以道义之名讨伐，不也可以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如今众人甘愿以死效忠大王，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祸患的苗头已经快要爆发，大王却还安然不动不感到忧虑，就算大王轻视自己的性命，宗庙和国家该怎么办！如果大王不听我的话，我就会逃到荒野之中，不能再留在大王身边，等着和你一起被杀！”长孙无忌说：“不听尉迟敬德的话，事情现在就要失败了。尉迟敬德等人肯定不会再为大王效力，我也会跟着离开，不能再辅佐大王了！”李世民说：“我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尉迟敬德说：“大王现在处理事情犹豫不决，这不是明智之举；面临危难却不能决断，这不是勇敢之举。况且大王平时蓄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在外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局势已经形成，大王还能停止吗！”

李世民向手下的官员们询问意见，大家都说：“齐王李元吉凶狠暴戾，终究不会侍奉兄长。近来听说护军薛实曾对他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是“唐”字，您最终会主持大唐的祭祀。’齐王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的位置易如反掌。’他和太子谋划叛乱还没成功，就已经有了夺取太子之位的心思。作乱的野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让他们两人得偿所愿，恐怕天下就不再是大唐的了。凭大王的贤能，除掉他们就像捡起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固守普通人的气节，而忘记国家大计呢！”李世民仍然犹豫不决，众人又问：“大王认为舜是怎样的人？”李世民回答：“是圣人。”众人说：“如果舜在疏通水井时没有出来，就会变成井里的泥巴；在修补粮仓时没有下来，就会变成粮仓上的灰烬，怎么能恩泽天下、给后世留下法则呢！所以，父亲用小杖打就承受，用大杖打就逃走，这是因为要保全更大的志向啊。”李世民下令占卜决定，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拿起占卜用的龟甲扔在地上，说：“占卜是用来解决疑难的；现在事情已经没有疑难了，还占卜什么！就算占卜结果不吉利，难道就能停止行动吗！”于是，李世民最终定下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秘密召见房玄龄等人，房玄龄等人推辞说：“皇上下令不准我们再侍奉秦王；如今要是私下拜见，一定会被处死，实在不敢遵从命令。”李世民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要背叛我吗！”随即取下身上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看他们，如果没有来的意思，就砍下他们的头颅带回来。”尉迟敬德前往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劝说房玄龄、杜如晦：“秦王已经下定决心，你们应当赶紧入宫共同谋划大事。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在路行走，以免引人注目。”于是让房玄龄、杜如晦换上道士的服装，和长孙无忌一同入宫，尉迟敬德则从另一条路也赶到宫中。

己未日，太白星再次横贯天空。傅奕秘密上奏说：“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预示秦王应当拥有天下。”唐高祖把这份奏表交给了李世民。于是李世民秘密上奏，告发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说：“我对兄弟没有丝毫亏欠，如今他们却想杀我，好像是在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我现在要是含冤而死，就永远见不到父皇和母亲了，魂魄到了地下，也实在耻于见到那些反贼！”唐高祖看完奏章，十分惊愕，回复说：“明天我会审问此事，你应当早点入朝参见。”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宫，在玄武门埋伏下士兵。张婕妤暗中得知李世民的意图，急忙派人骑马告知李建成。李建成召来李元吉商议，李元吉说：“应当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以观察局势变化。”李建成说：“防卫已经很严密，我应当和你入宫参见父皇，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两人一同入宫，快马赶往玄武门。唐高祖当时已经召见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准备审问这件事。

李建成、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察觉到变故，立刻调转马头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喊他们，李元吉拉弓射向李世民，几次都没能拉满弓弦，李世民则一箭射中李建成，将他杀死。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名骑兵随后赶到，手下士兵射中李元吉，使其坠下马背。李世民的马受惊跑到树林里，被树枝缠住，他从马上摔下来无法起身。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李世民的弓箭想要扼死他，尉迟敬德骑马冲过来大声呵斥。李元吉起身徒步想逃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上去射箭，将他杀死。

唐高祖正在海池上划船，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径直来到高祖所在的地方。高祖大为震惊，问道：“今天作乱的是谁？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出兵诛杀了他们，担心惊动陛下，所以派我来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萧瑀、陈叔达说：“李建成、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起兵反隋的谋划，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却嫉妒秦王功劳高、威望重，一起策划奸邪的阴谋。如今秦王已经讨伐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劳覆盖天下，全国百姓都归心于他，陛下如果立他为太子，把国家政务托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当时，宫廷警卫部队、秦王府的士兵还在和东宫、齐王府的残余势力交战，尉迟敬德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路军队都听从秦王的调度，高祖同意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来宣读敕令，众人这才安定下来。高祖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告知各位将士，东宫的士兵全部散去。

六月八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所有政务都由他裁决。李世民于是释放皇宫禁苑中饲养的鹰犬，并且停止各地进献珍奇宝物，为政崇尚简约严肃，天下百姓都十分喜悦。他又下令文武百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详细陈述安定百姓、治理国家的关键要务。六月十三日，李世民下诏说：“依照古代礼仪，人名两字不必都避讳。近代以来，却要两字同时避讳，导致制度缺失繁多，随意行事，违背了经典记载。凡官号、人名、公私文书典籍中，‘世民’两字不连续出现的，都不必避讳。”随后撤销幽州大都督府。六月十五日，废除陕东道大行台，设置洛州都督府；废除益州道行台，设置益州大都督府。六月二十六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图谋叛乱，被废黜为平民。六月二十九日，撤销天策府。七月初六，任命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武德九年八月初八（626年9月3日），李渊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即唐太宗，尊李渊为太上皇。派司空、魏国公裴寂在南郊烧柴祭天，大赦天下。武德元年（618年）以来由于直言被责罚流放的人都赦免放回。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先前无爵位者赐给爵位一级，六品以下加勋级一等。天下免赋税徭役一年。八月十八日，放宫女三千人回家。八月十九日，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入侵泾州。八月二十日，突厥入侵武功，京师戒严。八月二十四日，突厥入侵高陵。二十六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在泾阳大战，大破突厥，斩首级一千多。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到达渭水边，李世民与颉利隔渭水对话，斥责他背弃定约。不久大军陆续到达，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盛大威严，又知道执失思力被捕，由此大为恐惧，于是请求和解，李世民诏令同意。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又驾到便桥，与颉利可汗杀白马而设盟誓，突厥退走。李世民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学习射箭，他亲自面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匹绸缎，由此“士卒皆为精锐”。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九月初一，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一万口，李世民不接受，命令颉利归还掳掠的中国人口。九月二十七日，诏令私人之家，不得擅权建立妖神，随意设立不适当的祭祀，不合礼法的祭祀祈祷，一概禁绝。除了龟甲兽骨五种占卜以外，其他杂七杂八的占卦卜卦，也都停止，禁止使用。十一月初八，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十一月初五，李世民将没有建立功勋的皇族中的郡王降级为县公。十二月十九，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

贞观元年（627年）正月一日，改元。正月十七日，燕郡王李艺（即罗艺）占据泾州造反，不久被左右的人所杀，传送首级到京师示众。九月十二日，李世民派遣使臣巡视各州遭害的农田，救济、慰问贫民。

贞观二年（628年）三月二十二日，李世民派遣使臣巡视关内各地，拿出钱财珍宝帮助饥民赎回卖掉的孩子。二十三日，因旱蝗灾害，李世民自陈己过，施行大赦。十一月十九日，在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

贞观三年（629年）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开始在太极殿听政。六月八日，因为干旱，李世民亲自审查并记录囚徒罪状。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名山大川求雨，杜正伦等人往关内各州安抚慰问。又命令文武官员各自上密封的奏章，尽量说出朝政得失。

这时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

闰十二月十七日，李世民诏令自建立义军以来交兵之处，替义士勇夫在阵战中牺牲者各建立一座寺庙。命令虞世南、李百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人为他们立碑刻铭文，以记载他们的功业。

贞观四年（630年）春，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三月十五日，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活捉颉利可汗，献到京师，东突厥灭亡。

三月二十九日，李世民向太庙报告俘虏了颉利可汗。四月二日，驾到顺天门，军官带着颉利来献捷。自此西北蕃邦都请求奉给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于是李世民降下玺书封立他们的君长。九月八日，命令收埋长城以南的尸骨，仍然令人致以祭祀。十月一日，驾到陇州，因特殊情况而赦免陇、岐二州，免除赋税徭役一年。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十三日，李世民在昆明池大检阅，少数民族地区的君长都跟从检阅。贞观六年（632年）二月四日，开始设置律学。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三日，颁布新定的《五经》。

贞观八年（634年）正月二十九日，命令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出使四方，观察民间风俗。十月，右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击吐谷浑，击破之，追逐八百多里。十一月十九日，吐谷浑入侵凉州。十一月二十一日，吐谷浑拘留唐使者赵德楷。十二月三日，因吐谷浑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李世民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

贞观九年（635年），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五月十八日，李靖在西海之上平定吐谷浑，捉住了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因为其子慕容顺光降，封为西平郡王，恢复吐谷浑本国。十二月十二日，慕容顺被其部下所杀，李世民派遣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军队安抚，仍然封慕容顺之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使他统率吐谷浑部众。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十九日，李世民亲自审查并记录囚徒的罪状。这年，关内、河东流行疾病，李世民命医生拿药治疗他们。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十四日，向天下颁布新法令。正月二十八日，房玄龄等人奉上所修订的《五礼》，诏令有关部门施行。四月十二日，诏令河北淮南举荐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禀性淳厚，并且熟悉时事；儒家学术完备，可以为人之楷模；文辞秀逸优美，具有著述之才干；通晓理解国家之政策法令，可以托付尊敬的人；并且品行修养有所成就，被乡里闾巷所推崇的人，给予专车将他们送到洛阳宫。七月一日，长期下大雨，谷水漫入了洛阳宫，水深四尺，毁坏了左掖门，毁坏宫寺十九所；洛水涨满，冲漂了六百家。七月八日，诏命因为水灾命百官上封章奏事，尽情说明朝政得失。七月二十日，废弃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配给遭水灾之家，又按等级分赐绸缎。九月六日，黄河泛滥，冲坏了陕州河北县，毁坏了河阳中潭等地。李世民驾到白司马坂观察水灾，按等级赐给遭水灾之家粮食布匹。

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十三日，视察砥柱，刻铭文以纪功德。二月十七日，驻扎柳谷顿，视察盐池。六月二十三日，开始设置玄武门左飞骑与右飞骑。

贞观十三年（639年）正月初一，李世民祭拜献陵，宽免三原的囚犯并赏赐随从人员，免除县民本年租赋，赐给宿卫陵邑郎将、三原县令爵位一级。五月十二日，李世民因旱灾避离正殿，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议政，减少膳食，免除劳役，清理囚犯，救济贫民，这才下雨。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639年）冬，李世民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

贞观十四年（640年）正月十六日，对雍州长安县施行赦免，免除延康里本年租赋。二月初十，李世民到国学府观看以酒食祭奠先圣先师的活动，宽免大理寺、万年县的囚犯，赐给学官中优等生布帛。八月，唐军越过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九月初九，赦免高昌军队以及士卒中父子均犯死罪、须守丧一年判流放罪、须守丧九个月判服劳役罪、须守丧五个月和守丧三个月而已判处杖刑的犯人，全部赦免。十一月初一，在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十二月初五，侯君集俘虏高昌国王进献祖庙，李世民赐给百姓聚饮三天。

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初一，下诏书：来年二月在泰山设坛祭祀天地。四月初五，免除洛州本年的田赋，迁入户原已免除劳役的再免服劳役一年，赐给百姓中八旬以上老人以杂帛，鳏寡孤独及有病不能自理生活的人赐给米二斛。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六月十九，在太微垣天区出现彗星。六月二十六日，李世民宣布停止来年的泰山祭祀天地活动。避离正殿、减少膳食。七月初七，赦免北周和隋朝的名臣及忠烈之士的子孙在贞观纪元以后被流放的人。十一月十六日，薛延陀部落侵犯边境，兵部尚书李勣任朔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任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任凉州道行军总管，率军讨伐薛延陀。十二月十七日，李勣与薛延陀军队在诺真水交战，打败薛延陀军。十二月十八日，追封阵亡将士三级官衔。

贞观十六年（642年）正月初九，派使臣安抚西州。正月十二日，招募驻防西州的士卒，原犯有流放罪、死罪而逃亡躲藏的人，听任其自首应募。正月十五日，迁移全国的死罪囚犯充实西州。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十九日，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二月二十八日，将功臣的图像绘画在凌烟阁上。三月初六，齐王李祐反叛，派李勣前去讨伐。三月十四日，因旱灾，李世民派使臣复审囚犯的判罪情况。三月十五日，齐王李祐被处死，下令免除齐州的劳役一年。太子李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最终在四月初六，被李世民废黜为平民，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被处死。李世民原想立魏王李泰取代李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李世民经过反复考虑，于四月初七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施行大赦，赐给文武官员及五品以上官员爵位在其父之下的晋爵一级、百姓中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给粮食布帛，聚饮三天。四月十一日，李世民到祖庙自认错立李承乾的过失。六月十六日，李世民因旱灾避离正殿，减少膳食，诏令京官五品以上的官员议政。十一月初三，在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十一月初六，赐予聚饮三天；因凉州获得象征祥瑞的玉石，对凉州施行赦免。

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十三日，免除隶属各州的突厥、高昌部落的百姓徭役二年。因高句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李世民决定进攻高句丽，七月初三，命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幽州、营州的兵力和契丹、奚的军队讨伐高句丽。八月，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安西都护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国。十一月初八，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十一月初十，派使臣巡视、慰问郑、汝、怀、泽四个州的高龄老人，并宴请、给予赏赐。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二日，李世民去洛阳宫，借以征讨高句丽。二月十七日，皇太子李治留守定州，代行处理国政。四月初六，在幽州誓师，大举犒劳将士。四月二十六日，李勣攻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五月初二，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攻克沙卑城（今辽宁金县东）。李世民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五月十七日，唐军攻克辽东城。六月初一，攻克白岩城。六月二十三日，在安市城东南山地大败高句丽军，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殉难。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李世民只好下令班师。十月十一日，凯旋回军途中停驻营州，用牛羊猪三牲祭奠为国事牺牲的人们。二十三日，停驻汉武台，刻石碑纪功。十一月初九，在幽州大行犒劳将士。十二月二十五日，薛延陀部落侵犯夏州，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打败薛延陀军。

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与薛延陀交战，打败了薛延陀军。正月十四日，李世民派使臣二十二人，赴全国各地，按六条规定考核、升降官吏。正月十七日，对并州施行赦免，起义时的编户免除徭役三年，后来归附的免劳役一年。二月初一，随从征讨高句丽国没有立功的官员，全部赐予晋升勋官一级。三月初七，李世民从高句丽国返回京城。六月十五日，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七月二十一日，李勣与薛延陀军交战，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九月初二，派使臣巡察岭南。九月十五日，铁勒各部族请求给李世民加号为“可汗”。十一月初一，李世民下诏书：“凡举行祭祀，表章奏疏、藩国来宾、调动兵马、宫中值宿警卫人员用鱼符要求供给驿马，授予五品以上官职及其任命、解职、判处死罪，均须奏明朕外，其他事务托付皇太子处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初十，李世民下诏书：于来年二月，在泰山祭祀天地。正月二十七日，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此时，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三月初二，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李勣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三个总管的兵力去讨伐高句丽。五月二十五日，李勣攻克南苏、木底城。七月十一日，牛进达攻克石城。八月，泉州海潮漫溢。八月初八，决定停止到泰山筑坛祭天。十二月，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李世民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正月二十五日，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讨伐高句丽。二月初四，李世民接见京城长安的父老乡亲，慰劳他们，免去京城本年的一半田租，京城附近辖区免去三分之一。二月十六日下诏：随征高句丽渡过辽水立了功而未给予封赏的人员，其犯罪者与已封授官职的人犯罪同等对待。三月初七，对宜君县施行赦免，从玉华宫林苑中迁入宜君的县民免除劳役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薛万彻在泊灼城与高句丽军交战，打败高句丽军。八月二十三日，执失思力在金山讨伐薛延陀族的残余部队。九月初二，昆丘道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在处月、处密一带与薛延陀残部交战，将其打败。十月，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十二月二十五日，对长安、万年判服劳役罪以下的犯人减刑。闰十二月十七日，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生病，命皇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苦于痢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李治日夜不离其身旁，有时连日不进饮食，头发都有些变白了。李世民流着泪说：“你能如此孝顺友爱，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呢！”丁卯日，李世民病势沉重，召长孙无忌进入含风殿。李世民躺在床上，伸手抚摸长孙无忌的脸颊，长孙无忌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已，李世民最终没能说出一句话，于是命长孙无忌退下。己巳日（7月10日），李世民又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进入卧室内，对他们说：“我如今把身后之事全都托付给你们。太子仁厚孝顺，这是你们都知道的，要好好辅佐教导他啊！”李世民又对太子说：“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用为天下之事担忧！”又对褚遂良说：“长孙无忌对我竭尽忠心，我能拥有天下，多半是靠他的力量。我死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离间你们君臣的关系。”随即让褚遂良草拟遗诏。过了不久，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年五十二岁。初谥文皇帝，庙号唐太宗，葬于昭陵。

上元元年（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天宝八载（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天宝十三载，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加谥为文武圣皇帝。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任用人才

历史表明，李世民以文治国的政治路线，是在大臣们的协助下制定和执行的，是李世民“任贤能，受谏净”的贤人政治的必然结果。李世民在青少年时期便以善于笼络人才而著称。晋阳起兵的前前后后，他与刘文静、裴寂等人结为密友，共举起兵大事。拿下长安、李渊称帝后，他又依靠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程咬金、尉迟恭、秦琼、段志宏等一大批文武贤才，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后在玄武门事件中杀死建成、元吉，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即皇帝位后，在治理国家上，他理所当然地把网罗天下人才作为前提条件。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即皇帝位，九月设置弘文馆，表明他对于为政纳贤是何等的重视。纵观李世民于在位期间，对选任贤才问题一直十分重视。

李世民求贤如渴、网罗天下贤才来求取天下太平，还表现在贞观年间他先后五次下达求贤诏书。据《全唐文》所载，有《荐举贤能诏》（卷五）、《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卷六）、《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卷七）、《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卷八）。这些诏书，反映了李世民对任贤致治的认识和重视。

为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李世民主张要“舍短取长”。也就是说，如果是人才，有缺点也不要紧。李世民认为，正如一种器物不能兼备各种用途一样，用人也只能是用其所长，不能求全责备。李世民的“舍短取长”用人准则，实质是尽量发挥人才的优点，如房玄龄的能谋，杜如晦的善断，魏徵、戴胄等人的耿直与敢于净谏，等等。贞观年间的大臣与地方刺史，大多是个性鲜明、有长处与特点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政绩。为实现“唯才是举”与“舍短取长”的原则，李世民不论人才的出身，如出身于世族地主的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和出身庶族地主的房玄龄、魏徵、王珪、侯君集、韦挺、马周、张亮等人，无不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从官员中选拔人才的同时，李世民也留意从民间选拔人才。贞观三年（629年）四月，他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 “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

如清河茌平人马周，“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来，马周到了京师，借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贞观三年（629年），太宗让百僚上书言得失，常何请马周代笔，陈二十余事。上奏后，论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为常何一介武夫竟能写出如此上疏而感到奇怪，向常何询问，常何答对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李世民闻言后，当日便召见马周，催促再三。召见后，“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六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李世民发现并重用马周的事迹表明，他是留意从布衣中间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李世民发布的《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几道求贤诏书，即他为从民间选录人才而采取的措施。

李世民选拔官员并不局限于心腹故旧，而是新故并用，“弃怨用才”。魏徵原为太子建成府中的太子洗马，玄武门事件后受到太宗的信任与重用，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为坚持选才的德行标准，李世民在贞观十一年（637年）的《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中强调说：“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惇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这道求贤诏书，谈到被荐举的人必须是才行俱兼，并强调应具有“廉洁正直”“孝悌惇笃”“节义昭显”等可以敦风励俗的德行。为此，李世民令有关部门制定“考课之法”，用“四善”“二十七最”来考核官员，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所谓“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指二十七个机构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可见，“考课之法”所坚持的亦是“才行俱兼”的原则。

李世民使用了侍御史马周的建议，重视对地方上刺史官员的选择和考核。贞观二年（628年），他对侍臣说：“我经常夜里思考百姓的事，以至于半夜都睡不着，惟恐都督、刺史不能好好治理百姓，于是在屏风上录上他们的姓名，坐卧都在思考他们，他们如果有善事，我也会写上。”为了体现“才行俱兼”原则，李世民始终没有使用过许敬宗。许敬宗善于文章，武德年间“召补秦府学士”。然而，许敬宗“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许敬宗的祖先为高阳人）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他确实是一个才优而德行有亏的官员，因此终生没有受到太宗的重用，尽管太宗东征高句丽，他于驻辟山大捷时，“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是太宗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可见太宗对于用人的重视程度。

李世民吸取隋炀帝用人多疑的教训，主张用人不疑。贞观五年（631年），他对侍臣说：君臣“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早在武德年间，刘武周部下的大将尉迟恭兵败后向李世民投降。不久，尉迟恭的部将叛逃，“诸将疑尉迟恭必叛，囚于军中。”屈突通、殷开山劝李世民杀尉迟恭免除后患，李世民却下令释放尉迟恭，“引入卧内，赐以金宝”，并说“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后来，尉迟恭果然为李世民屡立奇功，功冠诸将。

保全功臣是李世民用人路线的核心思想，李世民并不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把开国功臣屠戮干净，而是对他们充满了宽厚之意。这些开国功臣，特别是其中的一大批武将，在天下平定、偃武修文的历史时期，已很少有机会像昔日那样驰骋战场，为国立功；而以文治国，对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又不是他们的特长，难以在朝廷上委以要职。这些昔日有功于国的武将，有人居功自傲，时有怨言，是难以避免的。李世民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既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路线，又尽力保全功臣，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在对待尉迟恭的态度上，体现了李世民对开国功臣的良苦用心。尉迟恭在贞观元年（627年）被赐爵吴国公，拜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恭不光是开国功臣，而且在战场上对李世民屡有救命之恩，多有护驾之功。他以功高自负，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当面大吵，因此执政者产生了一些不满。贞观三年（629年），尉迟恭出任襄州都督；贞观八年（634年），累迁同州刺史。一次，李世民在庆善宫设宴，有人坐在尉迟恭的上手，尉迟恭怒道： “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坐在尉迟恭以下的任城王李道宗进行劝解，尉迟恭反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致使李道宗眼睛被击伤，李世民所赐酒宴不欢而罢。但李世民没有处罚尉迟恭，而是开诚布公、语重心长地劝喻他。可见，李世民保全功臣，并非是姑息，而是以劝喻为主。尉迟恭也深受感动，此后不再居功自傲，举止放肆。尉迟恭如此，其他功臣也大多不敢居功自傲、目无法纪了。贞观年间，开国功臣除侯君集、张亮因涉及谋反案件被诛外，其余均得善终，与西汉初年一些开国功臣的遭遇大不相同。李世民保护功臣的政策，其积极作用不只是对于功臣本身和有助于政治安定，对于其他官员在心理上亦是一种抚慰。

完善科举

李世民时期主要的选拨人才方式是科举制，科举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步完善起来。科举最初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书、明算等六科。其中明法、明书、明算是属于培养专门的人才，这些人很难进入政界，因此能够帮助学子入仕的科目主要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

“秀才科”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只剩下进士和明经，特别是进士科，更是使士子们趋之若鹜。

唐初进士、明经科都只试策问一项，两者区别不大。李世民为了抬高进士科，贞观八年（634年）特意下诏，进士科还要试读经史一部。这样两者就有了区别，由于进士科考试加大了难度，及第后也相应更受重视，因而地位和受社会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李世民时期的科举考试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对唐代科举和政府选拔人才影响深远。李世民时期进士考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礼部主试，考中者称为中进士，但中进士并不等于入仕，考中只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以“书、貌、言、判”为主要内容的复试，也叫做铨选，铨选通过之后，才能入仕为官，士子的入仕目的才算达到。

科举制可以分为常科和制举。以上论述的考试属于常科考试。制举也就是殿试，顾名思义，是在大殿之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其主要目的是寻求特殊才能的人。制举并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内容规定，只是在皇帝需要的时候才会下诏。制举作为科举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科举是一种补充。科举只能考察士子的才能，而制举更加能够了解士子的道德品行。

经过李世民健全科举制，使得唐初的科举制度有些新的特征。任官以才，只要学有专长的士子都可以自由报考。这和以往的选举制度有了本质区别。改正了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的做法，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扩大了阶级统治的基础。

另外，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统一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古代长期以来“养士”和“取士”的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衰落，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的不统一以及家学的发达，官私学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李世民统一了儒家经典《五经正义》，颁为定官方教材，统一教育内容，由于科举考试具有统一的考试内容，而科举考试又是官私学生共同的目的，因此官私学生都必须按照国家颁定的统一教材进行学习。

改革行政制度

唐王朝建立之后，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核心的管理系统，才能确保天下的长治久安。这方面，李世民最卓越的政绩就是对三省六部的行政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关键改革。魏晋以来形成的三省制度，至隋朝时已经正式确立。李世民对三省制度实行的适当改革，在于他对三省的职权及其相互制约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创立了崭新的宰相制度，既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又使君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唐代的三省，中书省是取旨制定政策的机要部门，中书令是最高长官，下属中书舍人若干，负责进奉章表，草拟诏敕策命，即所谓“中书出诏令”；门下省主管封驳审议，最高长官是侍中，其属官为给事中，负责对中书省拟定的诏敕提出不同意见，涂窜奏还，即所谓“门下掌封驳”；尚书省是执行政令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唐代正式确定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因李世民曾担任过尚书令一职，左右仆射便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属官为左右丞。三省之中，中书与门下相互制约，关系亲密，被李世民称为“几要之司”。

李世民实行对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的“五花判事”制度。这一切，目的在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防止个人专断造成严重的后果。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后来为集思广益，参加议政的人数不断增多，如御史大夫杜淹的“参与朝政”、秘书监魏徵的“参与朝政”、太子詹事李勣的“同知政事，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外尚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在贞观年间，凡取得上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衔者，即使不是三省的长官，也都可以到政事堂参与议政，都是宰相。

这个新的宰相制度，实现了三省的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比较理想地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避免了宰相专断军国大权。这是李世民在中央官制改革上的一大贡献，国家机关的职能因此得到完善和加强。

在对三省六部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李世民对三省六部官员及时进行调整。贞观元年（627年）十二月，萧瑀与陈叔达在李世民面前大吵大闹，太宗便以此为借口将这两个不称心的大臣免除了宰相的职务。另一个不称心的宰相封德彝，于贞观元年（627年）六月病死，由长孙无忌补为尚书右仆射。贞观元年（627年）九月，中书令宇文士及被降为殿中监。贞观二年（628年）二月，长孙无忌自动辞去宰相职务，杜如晦检校侍中，李靖检校中书令。十二月，以王珪为守侍中。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与朝政。贞观四年（630年）二月，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与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参议朝政。五月，杜如晦卒，以李靖为右仆射，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与朝政。自房、杜于贞观三年（629年）分别担任左、右宰相以来，李世民的宰相集团可谓人才济济。特别是房、杜二人， “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殉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史书记载说明，到贞观三、四年间，李世民对中央政府官制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三省六部制度已经正式确立，开始有效地发挥其国家政权中枢的职能。

与此同时，李世民对他的宰相班子已完成了人员上的调整和充实，实现了新旧时期的过渡，一大批经过实践锻炼、考验和精心选拔的治国人才进入了新的宰相班子，宰相中的人才之盛，实为历代所罕见。

精简机构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节省财政开支，李世民实行“并省官员”的精简机构措施，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县二级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据史书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房玄龄等人依照李世民“并省官员”“量定庶官员位”的指示，“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责令自此以后， “不可超授官爵”，并说：“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把中央政府的官员限定在六七百人之内，这对提高中央政府的工作效率是大有益处的。

李世民将地方上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使地方上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大为精简。东汉末年，全国只有郡国105个，魏晋以后郡的数目日益增多。至南北朝末年，北周有508个郡，南陈有109个郡，合计达617个郡。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针对州县数目的大增， “民少吏多”，李世民采取“大加并省”的措施，取消了郡一级的行政机构，在地方上只设州、县二级，到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有州府360个，县1557个。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的大量精简，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行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

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监督，又依照地理形势，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十道，也就是现代说的十个省：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这十个监察区的设置，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权的监督。中央不定时地派黜陟大使及巡察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巡省天下，让这些官员们“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核地方官吏，依照地方官吏政绩的优劣来确定官吏的任免升降，进行赏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重修《氏族志》

李渊父子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成员之一，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关陇世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与山东、江南的世族地主相比，无疑要高得多。然而，昔日山东的世家大族如崔、卢、李、郑、王等，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名望。反映在婚姻的缔结上，唐初的一些公卿宰相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甘愿陪送大笔资财与日趋衰微的山东世族联姻，而对与皇帝宗室缔结婚姻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唐高祖对此曾发出“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的不满，李世民与大臣们“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唐初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庶族地主，尽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没有门望，有时也难免受到旧世族出身官僚的奚落。李唐宗室、关陇贵族以及刚刚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庶族地主同山东旧世族以及旧的门阀观念的这个矛盾表明，旧有的门阀观念同唐初的上层建筑是不相适应的。为提高皇室和新兴官僚地主的门望，李世民决定通过重修《氏族志》来解决这一问题。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庐、李、郑四姓，虽累叶陵退，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李世民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谍，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在高士廉等人编撰的《氏族志》中，黄门侍郎、山东崔姓被列为第一等，这使李世民大为恼火。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的想法，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去编写，结果遭到太宗的严词指责。李世民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按照这一原则所重新编写的《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将皇族定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民干则降为第三等，共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把官爵高下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主要标准，获得了李世民的认可，颁于天下。李世民修《氏族志》，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来提高皇族、外戚、关陇世族以及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的门阀地位，使他们的门望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承认。这是李世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有的门阀观念斗争的胜利，其实质是以关陇世族的门阀观念取代山东世族的门阀观念。这一切，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对于巩固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广开言路

李世民任用贤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辅佐他治理天下，同时也为了广泛听取臣下对国君的意见，以确保治国路线、方针的正确，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鼓励臣下们进谏，更要敢于“犯颜忤旨”。李世民即位后，曾多次向臣下阐述正言直谏的道理和意义，鼓励臣下们犯颜直谏。

为鼓励臣下直谏，李世民采取奖赏的办法，对直谏者多所赏赐，其事例不胜枚举。贞观初年，李世民在谈到他的臣下时，往往说某某山东人，某某关中人，言下之意，关陇集团的人与山东籍人毕竟有不同。当时，殿中侍御史张行成正在侍宴，他认为皇上这个说法不利于笼络山东籍官员共同建设国家，便当场跪下进奏说： “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李世民闻听后立即意识到自己出言不慎，觉得张行成讲得很对，赐给张行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自是每有大政，常预议焉。累迁给事中。”

贞观年间，中书侍郎、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对太宗多有进谏。当时议论立皇祖庙，多数主张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人皆以为然。独有于志宁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太宗又以功臣为代袭刺史，于志宁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和许多大臣争论。于志宁的这些建议，都被李世民采纳。

贞观年间，李世民任贤纳谏，臣下们正词其言，其事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敢于犯颜直谏，对李世民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魏徵。玄武门事变后，魏徵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等职，先后向太宗进谏、陈事数百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偃武修文，居安思危，兼听广纳，明德省刑，轻徭薄赋，躬行节俭，使百姓得以安宁。他的进谏，对李世民治国的方针政策影响甚大，被太宗称作自己的一面镜子。

健全法制

一、死刑审批

李世民强调，对于刑罚的运用一定要严肃且慎重，避免冤滥。他知道官员可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篡改法纪，从而破坏法律，为了尽可能的杜绝这一问题的出现，作出了如下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这就是对后世带来较大影响的“九卿议刑”制度的前身。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因为在盛怒之下做了草率的决定，将张蕴古杀掉。事后冷静下来十分的后悔，他认识到，“三复奏”制度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然不能够避免冤案与枉杀事件的出现，为此他又在“三复奏”的基础之上制定出了“五复奏”，规定在京城被判决死刑的，应在两日中实行五复奏，其余诸州实行三复奏。为贯彻落实五复奏制度，一再告诫大臣们要认真执行。但当时的死刑五复奏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五复奏制度使得很多人都能免于死刑，因此官员们会在处决前一二日内进行复奏，到判决当日再进行三复奏，五复奏基本流为形式。李世民对当时司法机关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强烈指责，将五复奏的时间进一步规定为“三日中”，杜绝了“一日即了”现象的发生。他更是对违反死刑五复奏制度的官员根据违反情节的轻重予以的不同程度的处分。这一切都直接减少了当时社会冤假错案的发生，法制建设也初见成效。

二、录囚制度

李世民将“录囚”制度较好的传承下来，并结合自身的法制理念对其展开了进一步的完善。“录囚”制度发源于西汉，是由皇帝、司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录囚制度自形成以来主要是用于平反冤假错案，疏离久拖不决的案件，但后来逐渐成皇上表达恩赦的一种方式，到唐代以后就完全成为了皇上赦免囚犯的一种工具。这也与李世民在狱政管理上所主张的“宽仁治狱”相符合，所谓“圣王仁及囹圄”，这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李世民主张在狱政管理中要对罪犯有仁爱和宽恕之心。

他为了能够更进一步的完善录囚制度，在刚刚即位时，就亲自参与了审录。据记载，李世民在位期间亲自录囚的次数高达十四次，并且结果还通常都对罪犯进行了宽赦。他还专门对司法官吏所应承担的职责内容与职位权限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如规定监狱长官定期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刑部每年定期派官员到各地巡查狱情；让各州御史台出巡办案代表皇帝求录等。录囚制度在唐朝发展已几近完备定型。总体上来说，唐代录囚制度的完善达到了平反冤假错案，避免刑狱冤滞的目的。

除此之外，李世民对于监狱的安全管理也花了不小的心思，在律法的制定上也表现的绝不含糊。他表示，狱官狱吏对于监狱安全负有直接性的责任，如果在他们的工作期间出现了安全问题，需要直接追究狱官狱吏的责任。他在《贞观律》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狱官狱吏如果私自向囚犯提供利器，囚犯因此自杀或越狱，没有成功则要杖罚狱官狱吏一百；成功则要判处狱官狱吏一年监禁。另外还对狱官狱吏的失职行为做出了惩罚规定：“诸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蚕，二日加一等。即从驾行而亡者，加一等”。

三、刑讯制度

刑讯制度始于西周，到汉代时已较为普遍，唐代以前，各朝刑讯制度总的发展趋势大体为日益严酷，严刑拷问、屈打成招等情况极为普遍。李世民汲取了前朝的经验，在即位以后为扭转以前刑讯拷掠的状况，就对其展开了优化完善。他对刑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首先对刑讯工具做出了规定，“拷囚于法杖之外，或以绳悬缚，或用棒拷打，但应行杖外，悉为他法。犯者，合杖一百。”还对杖具做出了标准化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且杖具还分为讯囚杖、常行杖和笞杖，它们的尺寸又各有不同。

此外，李世民对刑讯程序也做了规定：“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要求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先通过五听审理案情，当案件仍难以判定才可拷讯。且刑讯时间需在立案后。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李世民还规定了“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拷囚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拷鞫，即通计前讯以充三度。”即对刑讯对象、刑讯次数等都做了严格规定，意在限制严刑逼供的使用。若司法官员在拷讯人犯时，滥施刑讯则会依情节轻重受到不同的处罚，对拷讯至死的情况还做出了特别规定，如“有疮病，不待差而拷，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毋论”。

李世民的一系列规定避免了大量犯人在刑讯过程中死亡。他对于滥用刑法的官员毫不留情，严格按照法律制度来予以严惩的做法杜绝了逼供现象的发生。其次虽说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刑讯逼供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贞观之治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薄赋轻徭、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的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繁荣的景象。在此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史称“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位初年，国家刚刚经过隋末以来的战乱，经济凋敝，民户凋残，与西汉初年的经济形势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隋王朝的富庶与强盛，在隋末之乱中已化为乌有。当时，全国的户口仅有三百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在上疏中还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到处土地荒芜，一片荒凉景象。加之灾荒连年，人民困苦不堪。

李世民就位后实行偃武修文、静民务农，恢复与发展经济，是他实行以文治国的重要容之一。他对大臣们说：“我刚刚即位，为国者要安静。”又说：“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以抚之。”所谓“静以抚之”，即减轻人民的兵役、徭役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李世民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其核心内容便是在“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理论指导下，以使百姓得以生存、农民得以务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稳定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侍臣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革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李世民把使民得以务农视为“安人宁国”的中心内容。为此，他主张国君要秉承道教的“无为”精神，反对“多欲”。所谓“无为”，即“人君简静”，如此便可以避免“兵革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的衣食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发展。

重农

重农是李世民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一系列重农政策。

一、奖励垦荒的“富农”措施

要使百姓生存，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隋末大乱，人口稀少，大量无主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六二四年，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此项制度在李世民即位后开始切实推行。当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民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并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尽管当时在宽乡的人民所得土地不一定能达到法定数额，但一般来说都能从国家获得相当数量的授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起义前的不合理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使不少部曲和奴婢获得了解放，他们有的上升为均田农民，有的变为契约佃农。这些措施多少也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对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二、轻摇薄赋的“劝农”措施

租庸调是唐代对均田农民的三项主要剥削。其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摇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摇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李世民即位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此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更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贞观年间，李世民曾多次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贞观元年夏，山东各州大早，免当年赋租；十三年正月，免三原县租赋一年。十五年四月免洛川租一年，十七年三月，给复齐州一年等，前后多达十二次，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给复”“免赋”范围，尽管十分有限，但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

三、增殖人口的“利农”措施

李世民即位后，十分关心户籍变动情况。唐初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四分之一，这对当时生产发展相当不利，所以，贞观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释放宫女。李世民即位后，前后两次释放宫女，一次是武德九年，放还宫女三千人；一次是贞观二年，派遣戴胄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前后“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奖励嫁婚。贞观元年，李世民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法定婚龄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凡是鳏夫、寡妇丧期已过的“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为了保证育龄期内男女的婚配，下令责成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对贫乏不能嫁娶者，采取“资送”办法。同时李世民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地方官的职责，规定以婚数与户口增减作为考官员、决定升降的重要依据。

回归外流人口。隋末中原大乱，一方面汉民避乱而入北，另一方面突厥内扰俘掠大量人口，当时，“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见，当时在突厥人口的汉人数目之大。李世民即位后，为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李世民不惜重金赎回在战争中被俘于突厥的百姓。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用金帛作为交换赎回扣留在突厥的八万汉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世民赎回了在铁勒部的汉人。从漠北流匪手中赎回中原汉人时发现室韦、靺鞨、乌罗户等族百姓也被绑架，于是将其一并赎回，给予他们同等的经济救济。在突厥故地，颉利可汗归降后曾向李世民进献北方草原的羊马，李世民考虑到经济恢复状况，不仅当即拒绝颉利朝贡的物资还要求其释放辖地的汉族人口，以争取更多的劳动力来恢复遭受战争创伤的农业生产活动。李世民还将户口增减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矜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唐《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日。”这种鼓励人口回流的优厚措施，不但使大量汉人回流，还吸引了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李世民规定归附的少数民族百姓按照中原地区汉族一半的数量来缴纳税赋，并免除劳役十年。遇上自然灾害时酌情减轻赋税。比如，贞观三年（629年），关中、关东一带遭遇天灾，李世民下诏免去关中两年的租税，关东一年的租税。贞观三年，仅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人口迅速增加。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三百八十万户，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八十万户。

四、兴修水利的“贵农”措施

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断，治水成为迫切任务，唐初对治水专门机构加以整顿。在中央工部置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川渎陂地之政令”。此外还制订出水利和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李世民执法严，对失职官员严加惩处。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困河道“浅塞不能进”，故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处分。

在李世民的倡导下，各地官员纷纷行动起来，如扬州长史李袭誉，“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一百余顷。”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经批准后，经百姓的辛勤劳作终于开通了。据史载，在唐前期一百多年中，劳动人民修建的水利工程多达一百六十多项，仅贞观年间就修筑二十余处水利工程。如在蒲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国清塘等，总溉田一千二百顷，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五、劝课农桑不夺农时的“惜农”措施

李世民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贞观元年，他想营建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之的教训，就放弃了。为了劝课农桑，李世民恢复了自东晋以后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颁布《藉田诏》，在施行之日，盛况空前。

李世民经常派遣官吏巡视各地，劝课农桑，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联不躬亲所致也。”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十分强调“农时是要，不可暂失。”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阴阳家建议“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二月正是春忙，李世民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李世民的冠礼乃一国大事，他不顾阴阳家的劝说而改期，可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李世民喜欢狩猎，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摇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造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拔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这体现了李世民防止滥用人力、与民休息的思想。

重视商贸

李世民除了重视农业生产以外，还重视发展商业。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都是重农抑商，李世民却看到了商业对于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采取了许多鼓励政策，扶持商业发展。为发展经济，李世民允许各族开展贸易往来。贞观三年（629年），塞外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纷纷前来归附，大量少数民族和回流的塞外流民内附，请求唐朝廷将其领地封为大唐疆域下的州县。回纥提出要与唐朝开通邮递，漠北各民族主动请求开通可汗道，设置驿站，西南地区的吐蕃、南蛮，西北塞外各族，东北地区的靺鞨、室韦等族纷纷主动要求内附，扩大与唐朝的经济往来。李世民对这些民族的请求予以支持。

突厥分裂后，西突厥首领射匮可汗在龟兹北部的三弥山建立起政权，统率着东北至阿尔泰山，西至咸海，东至玉门关的各族百姓。西突厥的崛起，使通道受阻。势力强大的西突厥时常进犯边疆，当地民族百姓任其宰割，生活疾苦，中西地区的贸易通道断绝。为开通东西商路，李世民先平定唐朝与西突厥中间的吐谷浑，再向西北进攻臣服于西突厥的高昌，最后平定西突厥，随后将安西都护设置在龟兹。此后，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不再遭受西突厥的干扰，西域与中原的通路重新被打开，西域各族纷纷与唐朝通好，道路、驿站、车辆修建开来，西域商人纷纷到中原经商，中原地区的产品源源不断的销往西域，满足了两地民族的经济需求。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建立了专门的民族贸易管理机构等。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将隋交市监改为互市监，用来专门掌管番国交易事宜，鼓励地方各级官员积极开展互市贸易。长安城中开放的西市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商人交易的场所。长安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外商人云集于此，东西两市各有22行，邸、肆鳞次栉比，城市商贾络绎不绝。当时世界上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在大唐。商业的发达，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兴旺。

军事制度

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着手恢复并组建了府兵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各级组织，并制订了关于府兵的简点、征集、训练和自备衣粮等规定，使府兵制继续保持了兵农结合的基本性质。李世民即位以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边防形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大力改进府兵制度，完善府兵最高领导机构——十六卫，选择有实际作战能力的将领担任各卫大将军、将军和长史等职。军队的调动权控制在皇帝手中，遇有战事，皇帝通过兵部命将出征，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与此同时，李世民把武德年间府兵的基层组织军府改为折冲府，并按每个折冲府所占地团范围的大小和所领府兵数量的多少分别定为上、中、下三等。折冲府下置团、旅、队、火等编制，从而使府兵具备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组织编制体制。

另外，李世民还健全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简点、服役期间的具体任务等规定，如凡年满21——59岁的均田农民都可简点入军，60岁退役；其简点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被简点入军的府兵战士在服役期间要完成宿卫和征战两大任务。为了提高府兵战士的作战能力，李世民不但详细制订了府兵丁壮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冬季训练的具体内容，而且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使之在“数年之间，悉为精锐”。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并与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的政治制度和以均田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构成了唐王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李世民还组织边防部队在沿边地区大力屯田积谷；恢复并完善边疆和内地的烽隧报警制度；大兴马政，发展监牧养马事业；组建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进一步改进军队的兵种结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禁军的演变

唐代中央军队除府兵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就是禁军。李渊在长安称帝后，把太原起兵时的3万人留作宿卫，号“元从禁军”，这是唐朝最早的禁军。元从禁军实行世兵制，所享待遇高于一般卫士。贞观初年，李世民选善射者组成“百骑”，分二番在北门宿卫：后又选材力骁壮者组成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置左右屯营。

军事区划

唐代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以达到“治众如治寡”的目的。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10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中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李世民在贞观年间设立的折冲府有600多个，总兵力约60万人，分布在全国10道7府77州之中。其中唐都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80多府，兵力约20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其后，又将国内调整为12道，从兵力部署上看，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的兵力明显加强，边防任务较轻的江南、河南等道兵力较少。这种布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军政的管理，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唐廷在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6个都护府。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蕃，缉宁外寇”，叙功罚过，总判辖区内军政之事。大都护一般由亲王亲领，府中日常政事由副大都护主持。这是唐前期一种重要的戍边体制，对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外战争

唐朝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御战略，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战役，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贞观三年（629年）至贞观四年（630年），唐廷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率部出击突厥颉利可汗，最后生擒颉利而还。至此唐朝北方的严重边患基本上解除了。唐朝声威远播，各国、各族遣使至长安朝贡，四夷君长诣阙请求尊李世民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凡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初唐国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数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基本上解除了北方边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唐朝及李世民本人的声望，客观上加强了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贞观八年（634年）至九年（635年），李世民派唐军大举征讨吐谷浑，很快就平定了吐谷浑，从近者来说，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保障唐对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远者来说，则是力图控制吐谷浑，将其作为防范日益强大的吐蕃的屏障。

贞观十年（636年）至十六年（642年），成功招抚铁勒诸部。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薛延陀汗国在漠北崛起。随着势力日渐强大，薛延陀对唐朝国防构成新的威胁。李世民采取剿抚并用之策，先是向其示好，之后利用薛延陀的内乱以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出兵扫平薛延陀，取得了“北荒悉平”的战果。为安抚铁勒诸部，李世民亲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后来铁勒诸部十一姓各遣使入贡，并且请求唐朝在他们各部“置官司”以统辖之。李世民赐宴回纥等族使者，颁赍拜官，并赐其酋长玺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世民下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等。他们又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这样，北方各族同唐朝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边境长期安宁。

贞观十七年（643年）至二十三年（649年）经营西域。李世民经营西域早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出兵高昌就已经启动了。高昌国是西域诸国向唐朝朝贡时的必经之路，其对当时所过西域贡使任意拘留、抢夺贡品。这样高昌成为一个与唐朝对立的力量，阻挡了西域往来唐朝的商贾贸易。李世民为改变这种情况，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正式出兵征讨高昌，次年平定高昌。李世民决定以其地置西昌州，并将高昌所属各县并为安西都护府，置于交河城，留军镇守。之后，李世民平定焉耆、龟兹，并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开始对西域实施卓有成效的管辖。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十二月，李世民连发两道诏书，历数泉盖苏文的罪恶。贞观十九年（645年）四月，唐军在幽州城南举行誓师大会，李世民犒赏六军，以壮行色。会后，李世勃率所部从通定渡过辽河，后，立即分兵攻城略地。九月，辽东地区已近深秋时节，天气转寒，草枯水冻，唐军粮草将尽，大军难以久留此地，于是，李世民下令班师。李世民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伐结束。唐军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伐，由于计划周密，部署得当，取得了重大战果。先后攻克了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座城邑，占领辽东地区大片土地。为以后对高句丽的军事征伐，建立起了牢固的前哨阵地。其次，大量歼灭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高句丽军队遭受了重创。唐军打垮了高句丽增援辽东的军队近二十万人。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高句丽军队累计死伤、投降、被俘者多达十万人。仅新城、建安、驻哗三次战斗即消灭高句丽军队四万余人，高句丽军队的精锐部队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再次，在战争中，高句丽民众死于战火者无可数计，大量民众被俘，仅辽东、盖牟、白岩三地被迁徙入内地的高句丽民众，即达七万余人。高句丽人口锐减，实力进一步衰落。

贞观二十年（646年）十月，李世民发布诏书，揭露高句丽在唐军撤离辽东前线后犯下的新罪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李世民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担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担任副帅，率兵一万余人，从莱州乘楼船入海，攻打高句丽。任命太子詹事李绩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左屯卫大将军郑仁泰担任副帅，率兵三千人，连同营州都督府的军队，从新城方向进攻高句丽。十二月，宝臧王派其子莫离支任武入唐谢罪，李世民下令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唐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暂告结束。李世民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以军事袭扰为主要手段，采取长驱直入、长途奔袭的办法，用少量军队不间断的军事行动，消耗高句丽的实力。唐军先后攻克南苏、木底、石城等军事重镇，大量歼灭了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不断地瓦解着高句丽军队的士气，破坏了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在唐军的进攻面前，高句丽军队穷于防守，疲于奔命。从第二次征伐高句丽的过程看，唐朝达到了消耗高句丽实力的目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李世民下诏，对高句丽进行第三次军事征伐。李世民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担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担任副帅，率唐军三万多人，乘楼船战舰，从山东莱州出发，渡海攻打高句丽。四月，乌胡镇将古神感，率领唐军渡海作战，在曷山与高句丽军队五千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唐军击败高句丽军队。六月，薛万彻率唐军主力渡黄海， “入鸭绿水”百余里，在距离泊灼城（今辽宁省丹东市北虎山一带）四十里的地方驻扎，泊灼城主所夫孙率兵顽抗，被薛万彻斩杀，唐军乘机包围泊灼城。为解泊灼城之围，高句丽派大将高文率领援军三万人前来增援。薛万彻分兵进行攻击，迅速击溃高句丽援军，大获全胜。在唐军的连续打击之下，高句丽精锐部队损失殆尽。鉴于高句丽已困弊不堪，李世民拟于次年发兵三十万，再次征伐高句丽，一举灭之。于是下诏，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大造战船，以备攻打高句丽之用；派陕州刺史孙伏伽，招募勇士，扩充军队；派莱州刺史李道裕督运粮草器械，储备于乌湖岛，为再次征伐高句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因李世民病逝，未及成行。

发展文学艺术

由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等原因，又由于南北朝时期，学分南北，师说多门，且大多义旨浅略，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不适应全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李世民开始经籍图书的整理工作，“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在国家经籍图书渐已完备的情况下，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历时两年多，最终完成了《五经定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五经定本》的问世，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五经定本》统一之后，李世民在贞观十二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贞观十四年，编成《五经》义疏，后李世民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全国性的教科书，明经科举考试皆以此教材为标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编订，在中国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并且李世民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多元性态度，因此，唐初经学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李世民还开设史馆，设置史官，修撰前朝和本朝的国史，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史通》。李世民珍爱《兰亭集序》，亲自参加音乐实践，指点梨园教习。

在民族艺术方面，西域的胡乐和杂技乐舞传入中原，长安盛行的西域乐中以龟兹乐最为流行。于阗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为当时的著名画家。西域的民俗文化，尤其是妇女服饰和配饰，浑脱帽、窄袖袍，在中原地区极为常见。西域的饮食传入中原，抓饭，烧饼，葡萄酒，龙清酒等在中原地区流行。吐蕃的赭面，南方妇女的堆髻在长安城和中原其他地区随处可见。贞观元年，玄奘法师访问印度，留居八年，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李世民极赞赏。在宗教信仰政策上，儒、道、佛三教共同生存，并行不悖。

设置弘文馆

文学馆最早是秦王府属下的一个机构。等到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原文学馆的学士职务上变动很大，有的已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秦王成了大唐皇帝，秦王府与文学馆作为机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李世民于九月在弘文殿左侧设置弘文馆，贞观三年（629年）又将馆址移至纳义门西。弘文馆设置之初，李世民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纳入馆中，同时“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如同文学馆学士那样，仍然是“以本官兼学士”，给予他们五品等级的膳食，使令他们“更日值宿”。李世民在听朝、处理公务的间隙，便将这些学士们引入内殿，讲论古今中外的“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往往是到夜半时分才肯休息。同时，李世民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士。弘文馆的最主要工作，据《唐六典》记载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事实上，弘文馆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谓“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表明，同文学馆一样，弘文馆及其学士仍然有为李世民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咨询的职责，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及朝廷各项制度。《新唐书》说：李世民“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矣夜艾，未尝少怠。”

尊孔崇儒

唐王朝建立之初，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626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李世民就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依照《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二十户民家维持供养。

为尊孔崇儒，李世民赞扬前代的儒学大师，“诏前代通儒梁皇偘、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玑、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除了给予前代儒学大师的子孙以荫官的待遇外，李世民又尊崇先圣以来的经学大师，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芸、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上列配享于孔子庙廷的历代儒学大师以汉代居多，其中既有今文学家，又有古文学家；既有“北学”学派，又有“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

重视儒学教育

唐高祖李渊登上皇帝位后，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学，共有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高祖自己到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诏令王公子弟各就学校。李世民就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四百余间。李世民就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年），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为300、500、1300、50、30、30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 “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国学的组织机构组成是这样，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置祭酒一员，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与司业二员一道，是国学最高的正副学官，掌管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国学的六种学校中，还设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例如经学大师孔颖达于贞观六年（632年）被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638年）拜为国子祭酒，于国子监任职长十余年之久。其他如国子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恭、国子助教司马才章等，都是著名的经学家，都在孔颖达的主持下参加过《五经正义》的编写工作。

州、县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分为三等，上郡学生60员，中下郡各5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在州县学校中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考试合格后送中央参加常举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还下令让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教授学生，对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除了国学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的中央官学系统外，贞观元年（627年）所设置的弘文馆、贞观十三年（639年）在东宫所设置的崇贤官也都教授生徒，从而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此外，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也设置了博士教育学生。当时，高昌、吐蕃、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也派遣子弟前来长安求学，盛况空前。

重视礼乐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清商乐、西凉乐、高句丽乐、龟兹乐、天竺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礼毕。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为大唐王朝制定新乐。贞观元年（627年）春正月乙酉日，李世民改纪元为“贞观”，于丁亥日设宴宴请群臣。当时，大唐雅乐尚在制定之中，宴会上只能奏《秦王破阵乐》。于是李世民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大唐雅乐》，并于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修订完毕。

贞观七年（633年）正月，李世民下令“更名《秦王破阵乐》曰《七德舞》”。所谓“七德”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通鉴》胡三省注引《新志》解释说：“《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我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可见，《破阵乐》有歌有舞，内容是颂扬李世民的武功。

《九功舞》是唐代的“文舞”，创作于贞观六年（632年）。此时，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已大见成效。九月己酉日，李世民临幸庆善宫。庆善宫是唐高祖李渊在陕西武功的旧宅，也是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李世民效法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宴请并赏赐闾里故旧，见景生情，感怀颇多，遂赋诗十首表达和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故乡酒宴上面高歌的同样的壮丽情感。太宗命起居郎吕才为诗谱曲，“命曰《劝成庆善乐》”。李世民又效法刘邦命童子为《大风歌》伴唱起舞的做法，使令六十四名童子（八列，每列八人），头戴“进德冠”，穿“紫褥褶”，长袖，漆髻，翩距而舞。这个舞蹈，扮相漂亮，进退安闲，舞步徐缓，乐曲悠扬，因其“以象文德”，故曰“文舞”，与手执干戚那种击刺往来的风格相比，与《七德舞》即所谓“武舞”截然不同。自此后，每当有大的宴会，李世民都使令乐工将《九功舞》与《七德舞》 “偕奏于庭”。《庆善乐》与《破阵乐》作为唐朝初年的文舞、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被甲持戟，以象战事，是李世民文治武功的象征。这两部乐舞的歌功颂德，不仅可以使李世民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而且有助于巩固和安定唐王朝的天下。

颁发《贞观新礼》，是李世民为巩固唐王朝而施行的又一重要举动。早在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曾“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有鉴于“礼典湮缺”，而大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又“多识朝廷”，因而命他“裁定制度”。李世民就位后，偃武修文，于贞观二年（628年）诏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令他召集礼官学士对隋朝所定的《五礼》一百三十篇进行修订。第二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至贞观七年（633年），修订工作完成，所修订的《贞观新礼》篇目与《隋礼》大体相同，李世民“始令颁示”。

贞观七年（633年）后，围绕着“封禅”大典的争辩，意见纷乱。关于封禅典礼，自秦始皇“封禅”时便争论不休。由于涉及古礼，因而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于有关封禅大典的争论，重新修订《五礼》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徵、王珪等主持修订《五礼》，并请著名的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棻参加这项工作。贞观十一年（637年）三月，“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李世民在将《新礼》颁行天下的诏书中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乐者，并随违而矫正。”

此外，李世民还把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准则。《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五年（631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礼乱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李世民还看重发挥礼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把礼乐视为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也促成了礼乐研究的繁荣。除《贞观新礼》外，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成果亦有很多，魏徵的手札二十篇即是其一，并因此而得到李世民的赏赐，被“藏之秘府”。除《破阵乐》 《庆善乐》外，音乐学家张文收的《新乐书》十余篇，亦是当时研究音律的名著之一。

尊重民族文化

李世民关注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给予充分尊重，允许各地民族遵循当地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做事。比如，颉利可汗病逝以后，按照其民族风俗应当火化，但火化与当时中原地区风俗不同，李世民下令当民族文化习俗出现差异时，各自依照本民族风俗处理。另一方面，通过与少数民族首领多次联姻的方式，使唐朝公主在民族地区自上而下带动各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学习。李世民时期联姻记载很多。贞观年中，李世民将宗室女定襄县主嫁与东突厥苏尼失的儿子阿史那忠。贞观四年（630年），阿史那社尔率领部下内附唐朝，李世民将衡阳长公主妻之。贞观九年（635年），临洮县主嫁与归附唐朝的铁勒别部酋长契苾何力。贞观十年（636年），平定吐谷浑地区后，李世民册封诺曷钵为王，诺曷钵亲自入朝请求联姻，李世民册封其为青海国王，许之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贞观十五年（641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求亲，李世民应允。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向唐请求联姻，李世民将新兴公主尚之。贞观末年，又将九江公主许配给归附的突厥酋长执失思力。

历史上著名的文成公主进藏事件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文成公主入藏后，此后的近三十年唐朝与吐蕃保持友好关系。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去了中原地区的金银、绸帛、珍宝、蔬菜种子、蚕种、农业技术、手工业制品、药物、书籍以及随从而去的工匠和乐队，由此汉族的农耕、纺织、酿酒、制陶、冶金、建筑、制笔、制墨等技术在西藏地区逐渐传播开来。文成公主还改变了藏族以赭涂面的习俗，使其弟子入国学学习诗经等。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李世民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李世民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首先，在民族官制建设上，在延续唐初三省六部制基础上，完善三省和六部民族管理有关职责，新建了员外官制。为管理民族事宜，尚书省下属的礼部司增加了宾礼、出蕃册授等事宜，主客司增加了诸蕃朝见之事；门下省侍中增加了承诏劳问事宜；中书省侍郎受其表疏而奏之，献贽币，受以付有司，中书省通事舍人对纳贡受而进之；鸿胪寺典客署掌管归附在藩的少数民族百姓，准备少数民族酋长或首领的朝贡、宴享和送迎等事宜；少府监下的互市监掌管蕃国交易之事。而这一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员外官制，专门管理、控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过授予国家官员的身份将少数民族豪酋纳入国家政治框架中，例如，契丹首领李失活、奚族首领李大普，于阗王尉迟胜，前高句丽王高藏，等等。与在朝廷中直接任职的少数民族首领不同的是，外官制的官员无需到朝廷履行相关公务，保持原有的少数民族贵族身份。

其次，在人才方面，李世民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任用，多次授予其封号或职位。突厥大将史大奈，晋阳起兵时是李渊的部下，屡立战功，贞观初年，被李世民封为右武卫大将军，窦国公。薛延陀夷男首领率军反攻颉利，唐朝游击将军乔师望授命赐予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贞观四年（630年）四月，李世民任用突利为顺州都督，统率突厥各部落。颉利可汗灭亡后，又授予突厥部将思摩为北开州都督，管理颉利部众。颉利可汗死后被赠与归义王称号，颉利大臣死后被赠与中郎将称号，突利可汗被封为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怀德王、北平郡王。回鹘首领吐迷度被封为怀化大将军，死后被赠与称号吐迷度右卫大将军，其子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称号。党项、回纥各州的酋长被安排为府州都督、刺史等职，数千名回纥人才在唐朝廷中担任各种官职，在经济、政治政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将领上，李世民还始终坚持一视同仁，任人唯贤，信赏必罚。例如，贞观七年（633年），契苾何力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钧一同出征吐谷浑，契苾何力分析敌情一举出击，拯救了困局中的薛万钧一命，打破了吐谷浑的根据地，取得大胜。薛万钧惊讶于契苾何力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在向李世民汇报军情时，妒忌契苾何力建功，故意隐瞒战败地实情，当李世民查明真相后，撤销薛万钧官制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回族探亲时，李世民给予契苾部落优待，授予契苾何力弟弟官职。再如，贞观十四年（640年），交河道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跟随大总管侯君集出兵高昌战役，侯君集私自窝赃战利品，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丝毫未取，李世民因此对阿史那社尔大加赞赏。在统一龟兹的战役中，安西都护府郭孝恪赠送阿史那社尔珍品，被阿史那社尔回绝，再次被李世民大加赏识。

最后，在制度上，通过羁縻府州制度，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对民族地方进行管理。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市）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唐高祖时期开始建立羁縻府州县，到李世民时期开始大规模推广。在岭南地区，俚、僚、牂牁蛮等族所在地方被设置为羁縻府州，任用民族首领管理当地民族事务。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北方，原突厥故地归附的民族部落均设置州县，归入唐朝，各州县统辖于都督府，民族首领被任命为都督、刺史，世代继承。在西北，薛延陀是聚居在漠北铁勒内部的一支，李世民以前，先是依附于当地势力雄厚的西突厥。西突厥内部争斗之后，薛延陀族群下七万余户百姓在其首领夷男的带领下，翻越阿尔泰山脉依附于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在内部交困后，薛延陀首领夷男联合其他脱离东突厥汗国的民族建立起薛延陀汗国，势力范围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故地，北至匈奴故地。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成为继突厥之后的雄踞北方的民族政权。十一月，李世民命令营州都督率领骑兵和奚、奚丹等攻入薛延陀东部入口，兵部尚书于羽方率领将兵六万，右卫大将军于灵武率领将兵四万，右屯卫大将军于云中率领兵将一万，共同出战，打败薛延陀。贞观十九年（645年），夷男去世，薛延陀内部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联合其他民族起兵反抗薛延陀新继位者夷男之子多弥可汗。多弥可汗不敌反抗势力，率余众七万余人往西逃奔，李世民发兵追击。在回纥的协助下，多弥可汗大败，薛延陀自废可汗，请求唐朝将其安置在郁督军山以北的地区。薛延陀政权亡败之后，回纥酋长吐迷度自立为可汗，李世民在吐迷度统治地区设置了六府、七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薛延陀政权被唐推翻后，颉嘎斯开始与唐朝贡往来，颉嘎斯首领还曾亲自入朝。唐朝根据颉嘎斯的请求，在其地设置坚昆都督府，任命颉嘎斯首领为坚昆都督，始终与唐保持朝贡关系。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李世民在吐蕃赞普（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省鄂陵县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世民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李世民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在7世纪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印度也逐渐走向统一，印度历史上出现一代名王一一戒日王，就是中天竺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他逐渐统一了五天竺。戒日王对中国的了解始于玄奘西游取经之时，他于贞观五年（631年）召见了玄奘，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李世民的神武天威和平定祸乱、宾服四夷的情况。于是贞观十五年（641年），戒日王派使臣上书中国，李世民“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戒日王又遣使者入朝，这样唐朝开始向印度派遣使者。

唐朝第一次向印度派遣使臣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为答谢摩揭陀国王使者同时宣扬国威，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派以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的22人使团出使摩揭陀。他们取道吐蕃和泥婆罗，于同年十二月到达摩揭陀曲女城，受到戒日王的热烈欢迎。该使团一行人在印度“因巡省佛乡，观揽胜迹，留其国数年”，足迹遍及五天竺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七日，王玄策等建铭于耆阇崛山，同年二月十一日立碑于摩诃菩提寺。立碑之后，使团回国。

第一次遣使扩大了唐朝在印度的影响，天竺各国纷纷派遣使臣贡献礼物。唐为送归各国使臣，并到摩揭陀取制糖之法，便派遣了第二个使团。这次出使，王玄策以太子右率府长史之职担任正使，蒋师仁为副使。该使团先对四天竺进行友好访问，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达中天竺国。当时正值中天竺国内大乱，戒日王已死，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改变戒日王对唐朝的友好政策。他看到唐使仅30余人，并带着各天竺国进贡的贵重礼物，并想大唐路途遥远对他无可奈何，顿起贪心，于是“发胡兵以拒玄策”。王玄策寡不敌众被俘，财物被抢劫一空。王玄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向吐蕃和泥婆罗求救，吐蕃派兵千人，泥婆罗派七千骑兵来。章求拔国也发兵前来救助。王玄策率兵进攻中天竺国，阿罗那顺弃城逃走被擒获，后来被押送到长安。王玄策的胜利震动了全印度，各天竺国均来贡献礼物，唐和印度各国关系更加密切。李世民对此极为高兴，赞赏他智勇双全并擢其为朝散大夫。

真腊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曾接见真腊王国的使臣，念其路途的疲劳，赐予使臣丰厚的物品让其带回。

日本

李世民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八月，日本朝廷派出了第一个遣唐使团。正使是犬上三田耜（犬上御田锹），副使是学问僧药师惠日。唐贞观五年、日本舒明天皇三年（631年）十一月，遣唐使团抵达长安，李世民接见了犬上三田相和惠日。唐贞观六年， 日本舒明天皇四年（632年），李世民命新州刺史高表仁为使臣回访日本，并护送日本使节回国。日本的舒明天皇在得知唐朝使臣回访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团，并亲自率三十搭艘船只，在难波港欢迎唐使高表仁的到来。然而，双方却为接受国书的礼节问题产生了争执。高表仁要求“天皇下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国书”，舒明天皇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只能以平等之礼相待。因而双方相持不下，最后高表仁一气之下竟拒绝递交李世民的国书，而是立刻返航回国。回国后高表仁受到了李世民的严厉处分，不仅被罢免了官职，而且被罚了两年的俸禄。

林邑

贞观（627年—649年）时，林邑多次派使者送来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五色鹦鹉。

高句丽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接受了高句丽的称臣纳贡，与荣留王确立了君臣的名分和地位。但是，高句丽在向唐朝称臣、朝贡的同时，其国内依然保留用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而成的所谓“京观”，这是高句丽婴阳王炫耀武力、穷兵跋武的表现。荣留王即位后，高句丽没有自行拆除这些“京观”。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命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容、掩埋并祭奠隋朝阵亡将士的骸骨，长孙师才将这些所谓的“京观”拆除；为防御唐朝军队的进攻，高句丽在与唐朝相邻的地区，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高句丽时常征伐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百济，断绝它们入唐朝贡的交通，致使新罗、百济不得不数次派使臣入唐，诉告高句丽王“建武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高句丽的这些举动，逐渐动摇着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政权的信任，时常对高句丽产生种种疑虑。同时，唐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的警惕和戒备心理，也在不断加强。因此，唐朝十分留心高句丽政权的动向。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即位后，在继续维持与高句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唐高祖时期对高句丽的政策，注意压制高句丽的气势，暗中派人搜集高句丽的军事情报，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

贞观十四年（640年）二月，高句丽“遣世子桓权入唐朝贡”，李世民予以非常厚重的赏赐。次年，李世民借桓权朝贡之机，派遣郎中陈大德前往高句丽以示慰劳，其目的是摸清高句丽的军事部署及军事实力。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另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臧王，这种弑君叛逆的行为，使荣留王时期与唐朝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亲唐政策及与唐朝的友好关系，走到了尽头。唐朝对高句丽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由唐朝初年接受高句丽的称臣纳贡，发展到军事征伐高句丽的阶段。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李世民调集军队，连续三次对高句丽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攻城略地，给高句丽以沉重打击，为唐朝最后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详见军事目录）

吐蕃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遣使人贡”，作为回应，李世民亦于同年“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至此，唐朝与吐蕃之间正式拉开了交往的序幕。但好景不长，贞观十二年（638年）因和亲受拒，松赞干布率军入侵唐朝，唐蕃之间爆发了松州之战。唐蕃此次交锋的最终结果据《旧唐书·吐蕃传上》的记载，唐朝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领兵“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使得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俄而吐蕃连年（羊）同破吐谷浑，党项、白兰诸羌，率众入寇松州，遂约和亲，自是宾服。”

松州之战的发生使得吐蕃认识到自己与唐朝仍有一定的差距，也使得唐朝认识到自已并不能一劳永逸的消灭吐蕃。不过，唐朝此时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突厥、西域和高句丽），对于西南地区更多的是奉行一种防守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和吐蕃之间建立翁婿关系，而将吐蕃纳人到自己的羁朝贡体系中，以缓解自己的边境压力，集中精力去应对突厥、西域和高句丽等中原王朝的传统敌人。对于吐蕃一方来讲，与唐朝和亲对其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通过与唐朝和亲可以转移唐朝视线，为自己稳定国内政治和进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可以通过和亲从唐朝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实力。缘此，双方就和亲问题达成一致，也因此才会出现吐蕃再次请婚，唐朝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情形。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标志吐蕃被正式纳入到唐朝的羁糜朝贡体系之下。

吐谷浑

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为了击灭李轨，攻取河西之地，遣使至吐谷浑，与吐谷浑相约东西夹击李轨。双方在库门（约今青海湖以北）交战。事后，伏允可汗多次遣使入唐朝贡，向高祖上书，要求遣返伏允之子慕容顺。为了笼络吐谷浑，唐高祖将慕容顺遣送回吐谷浑。自从慕容顺被放回后，伏允没有了后顾之忧，加之唐朝初建，政权尚不稳固。吐谷浑借此机会联合党项诸族不断地寇扰唐朝的边境。从武德三年（620年）至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连年袭扰抢掠唐境，见于记载的多达二十多次。连年的侵扰，使唐统治者下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吐谷浑连年侵扰的问题。唐初，吐谷浑和党项经常联合起来袭扰唐境。这让唐朝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驯服吐谷浑，必先分化吐谷浑和党项联盟。因此，李世民即位不久，就展开了招抚吐谷浑盟友党项的举措，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李世民的召抚政策使原臣属于吐谷浑的许多党项部落，甚至吐谷浑亲信的党项部落纷纷转附于唐朝，吐谷浑王国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李世民拜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六路大军共约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大举讨伐吐谷浑。这次西征吐谷浑，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北魏、北周及隋发动的对吐谷浑的战争规模。这场战争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结束，唐将李大亮穷追伏允至突伦碛，伏允为部下所杀。李世民保留了吐谷浑的王统，封伏允的儿子大宁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统治吐谷浑。慕容顺统治吐谷浑不过十日即为其部下所杀，唐朝遂立慕容顺之子诺易钵为吐谷浑主，井派遣侯君集率军入吐谷浑平息叛乱，安定吐谷浑。从此，唐朝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吐谷浑，使之名副其实的成为唐的属国。

百济

从文献记载来看，迟至西晋，百济已经与中原王朝确立了朝贡关系，且贡赐频繁。但百济不仅与高句丽有隙，与同处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更是“世为雠敌，数相侵伐”。对此，李世民即位之始曾赐百济王玺书，明确表达了唐朝的政治态度，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唐朝承认百济王对于“东藩”的统治，对百济“职贡相寻”的“忠款”表示满意和鼓励；二是，新罗是唐朝“藩臣”，唐对于百济向新罗示以兵威“征讨不息”颇为不满；三是，唐朝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态度是希望三方彼此“通和”、相互“辑睦”，百济停止“兵革”，保持和平。对于唐天子的劝说，百济王扶余璋表现出两面性的政治态度：一方面，遣使奉表陈谢，“外称顺命”；另一方面，对新罗“相仇如故”。百济的阳奉阴违对于构筑天下秩序的唐朝而言，是公开的挑战。贞观十六年（642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弑杀荣留王，屠戮大臣，辅立高藏为新王，自任莫离支。高句丽对周边势力的策略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与百济结盟共同对付新罗。而百济则不失时机地“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人朝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罗遣使向唐“告急请救”，李世民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说明在半岛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唐朝维持和平稳定的初衷并未改变。事态的严峻始于高句丽不理睬唐朝的劝谕。在盖苏文的控制下，高句丽对唐态度强硬，坚持对新罗以军事打击的手段来夺取领土。但李世民伐高句丽之意已决，欲“自行经略”，并期望得到百济的配合。然而，在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的过程中，百济不仅没有助战，反而“怀二”，乘机扩充势力，“袭破新罗十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月，百济攻破新罗西境腰车等十余城，不久，中断对唐的朝贡。

新罗

唐高祖、李世民两朝，新罗朝唐的次数频繁，时常一年两贡，朝贡主要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请求唐的保护，一是拉近唐罗关系。其时半岛三国中，百济与高句丽逐渐形成盟友关系，并不断对新罗发动战争，且阻断新罗朝唐之路。处于弱势的新罗需要唐作为其保护伞，投诉百济、高句丽，寻求支援成为新罗朝贡唐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德九年（626年）“新罗百济遣使讼高句丽王建武关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贞观十六年（642年）八月“遣使告急”；贞观十七年九月“遣使于唐乞师”；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九月“新罗奏为百济所攻”，同年冬，新罗真德女王派金春秋及其子文汪朝唐，“李世民遣光禄卿柳亨郊劳之。既至，太宗见春秋仪表英伟，厚待之。春秋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许之，因赐御制温汤（碑铭）及晋祠碑（铭）并新撰《晋书》。太宗尝召燕见，赐以金帛尤厚，问曰：‘卿有所怀乎？’春秋奏日：‘臣之本国，僻在海隅，………百济强猾，屡肆侵凌。况往年大举深入，攻陷数十城，以塞朝宗之路。若陛下不借天兵翦除凶恶，则敝邑尽为所虏，则梯航述职无复望矣。’太宗深然之，许以出师。”从“以塞朝宗之路”，“则梯航述职无复望矣”等语可知，新罗将百济的行为解释为百济想切断新罗对唐的朝贡和臣服之路，如此，则百济的行为就触及了唐的利益。新罗多次向唐朝求援，既警告了百济、高句丽，也疏远了两国和唐的关系。而事实上，新罗也曾几次主动对两国发动战争，然而对唐外交的示弱，使新罗处于受庇护的地位。

百济与高句丽的结盟，使新罗处于孤立的地位，新罗需要拉近与唐的关系，让唐做其保护伞，用心经营朝贡，以此获得唐的支持。新罗为了拉近与唐的关系，贞观五年（631年）“新罗献女乐帝不受，并五色鹦鹉各令将还本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冬，金春秋向李世民提出“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臣有七子，愿使不离圣明（宿）卫”等要求，都被准许。频繁的朝贡，改服，委质，竭力结好于唐，表达了新罗对唐的忠诚与臣属，赢得了唐的信任和支持。李世民在位期间，新罗向唐朝贡18次。

从南北朝到李世民时期，新罗在中原王朝封贡体系中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李世民东征时，新罗成为牵制高句丽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协助宗主国讨伐高句丽的战争中尽到了藩属国的职责。东征受挫后，李世民吸取隋炀帝教训，用小规模骚扰代替大军讨伐，又需要充分发挥新罗的地缘优势，遂开启了唐罗之间一段“蜜月期”。

纵观李世民在历次战争中的作战指导，较好地贯彻了“知彼知己”“料敌制胜”“因敌而胜”的用兵韬略，重视侦察敌情并做出正确的研判，从而制定出切合战场敌我态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不仅能够捕捉战机，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主动创造战机，引导战争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屡屡在逆势中扭转局面，不仅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战果，从而达成最佳的战争效益。其作战指导思想如下：

（一）持久相持、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世民是善于活用兵法的高明统帅，注意结合敌情、我情，采取适宜的作战指导思想，尤其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时候，强调扬长避短，充分地发掘己方的优势和潜力，同时消弭敌方的优势、打击敌方的士气，逐步完成战场态势的优劣转换，最终乘敌之隙，实施迅速而猛烈的打击，一举成功。唐朝初创，天下群雄并立。李世民率军出征，讨平割据势力。与各方势力相比，唐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占优。李世民在指导作战时，对彼己的态势尤其是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出持久敝敌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指挥第一次浅水原之战时，李世民就深刻指出薛举军队“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命令唐军深沟高垒，坚壁挫锐，“以老其师”。后因李世民突然患病，委托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处理军务，二人擅作主张，改变了李世民制定的正确作战部署，主动出击，结果遭到薛军偷袭，唐军交战失败。在指挥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李世民吸取了上次作战失败的教训，坚定执行持久敝敌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指出：“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李世民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我方与敌持久相持的最终目的是等待合适时机实施反击，后发制人，从而达到“一战而破”的战役目标。在统兵北伐刘武周的作战中，李世民再次成功运用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其时，李世民率军前往河东地区，驻屯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对峙。他询问部下对策，江夏王李道宗认为：“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这一建议正好符合李世民的预定作战计划，李世民下令全军坚壁不出。过了一段时间，部将纷纷请求出战，李世民分析道：“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相持半年后，宋金刚部终因军粮用尽而被迫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取得了该次战役的胜利。

（二）知彼知己，重视料敌制胜

李世民的高超作战指导艺术是建立在正确料敌的基础之上的。大凡战前，他均要亲自侦察敌情，力求做到“知彼知己”，详尽深入地掌握彼己的情况。李世民注重通过多种方式料敌察情。一是近距离观察敌情。这是李世民运用得最多且效果最显著的侦察敌情的方式。只要条件许可，李世民都会在战前亲自觇敌。在柏壁之战时，他“尝自帅轻骑觇敌”，实地侦察敌情；在慈涧之战中，亲自“将轻骑前觇世充”；在攻打洛阳外围据点时，他“以五百骑行战地”。凡此种种，说明李世民注重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准确掌握战场动态。二是登高瞭望敌情。 这一侦察方式由来已久，是一种具有重大军事价值的侦察活动。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从而比较准确地了解窦建德的军情。三是采取试阵之法探究敌情，在虎牢之战中，唐军与窦建德军对峙。为探明窦军布阵虚实，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骑兵对窦军进行试探性攻击，告诫道：“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山。”当看到窦军阵势骚动的情形，李世民知道对方阵势不稳，号令不一，于是下令全军出击。四是亲自深入对方营区了解情况。当然，这种获取情报方式具有较大的风险，只是偶尔为之。

李世民不但长于料敌，更善于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在太原起兵南下后，因军中缺粮、外援不至，又听说刘武周联合突厥准备偷袭太原，李渊进退两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尤其深刻分析了影响李渊集团发展的隋朝霍邑宋老生、瓦岗军首领李密、盘踞山西北部并依附突厥的刘武周这三股势力，指出“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正是由于李世民鞭辟入里的形势分析与极力争取，李渊最终定下了继续入据关中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薛举派大将宗罗喉挑战，唐军诸将领请求出战，均遭到李世民拒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在虎牢之战中，李世民通过料敌察情，分析了窦军强大兵力的表象下隐藏的致命弱点，即“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并由此定下了“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的胜敌之策。

（三）善于选择攻击的关键环节，出奇制胜

李世民在指导作战时，善于从全局着眼，选择对手薄弱且要害的环节，实施突然而猛烈的打击。概括而言，李世民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有如下几个要点。首先是擅长使用“阵后反击”的战法，出其不意打击对手。他在即位后曾就用兵之法做过阐述：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这正是对其战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李世民在指导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派遣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部列阵于浅水原西，结果遭到宗罗喉的猛攻。正当两军激烈交战时，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直接攻击对方阵后，宗罗喉遭到唐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在介休之战中，宋金刚率兵追击时，李世民率军趁机从宋军阵后发起反击，大败宋金刚。其次是实施中央突破，直接打击对手要害部位。在虎牢之战中，李世民看到对方军阵不稳，指挥骑兵从窦建德军阵中央实施突破，直接冲击其中央军帐，窦建德手下的朝臣乱作一团。正由于李世民率骑兵实施中央突破，突然而猛烈地打击窦建德指挥中枢，导致对手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最终在唐军的冲击下一败涂地。最后是善于使用富有强大战斗力的突击部队，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在浅水原之战、介休之战等战役中，李世民多次率领这支精骑冲锋陷阵，为后续部队进攻打开缺口，或者实施阵后反击，配合主力前后夹击对手，为战胜攻取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注重穷追猛打，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李世民用兵善于结合当时的战场态势，活用兵法甚至逆用兵法，在指导具体作战时善于在初战获胜后抓住战机，对败退之敌实施连续追击，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歼灭敌人。他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打败宗罗喉后，坚决果断地实施追击行动，不给对手喘息之机，成功迫使薛仁杲投降。当宋金刚率军从柏壁北撤后，李世民率兵展开追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经过三天的紧急行军，终于追上宋金刚部。李世民及其士卒在两天未进食、三天不解甲的情况下，发扬顽强战斗的作风，经过一日八次交战，最终击败对手。在行军途中，行军总管刘弘基请求稍事休整，李世民认为“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强调要抓住难得的战机彻底歼敌，否则就会痛失获胜良机。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李世民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与参战将士同甘共苦，极大地激发了全体将士的斗志，对于提升军队战斗力并赢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五）广集谋臣猛将，知人善任

李世民高度重视选将用将，在举事之初就注意多方收揽人才，他广集谋臣猛将，知人善任，在用人任将方面有诸多成功之道。一是善用部属举荐的人才。李世民就任秦王期间，势力初起，与太子李建成相比不占优势，王府内部的一些惯于见风使舵之辈趁机离去而另投新主。这时房玄龄向李世民极力推荐杜如晦，认为他“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非常注重听取房玄龄的举荐之言，立即重用杜如晦，使其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是善用对方阵营的人才。李世民用人做到了唯才是举，不避亲不避仇，能够征用昔日对手属下的人才，更显出他的宽大胸襟、识才慧眼与用人胆魄帝魏徵原来效力李建成，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忠心耿耿地为太子服务。李世民与李建成反目成仇后，魏徵竭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事败之后，久仰魏徵之名的李世民不计前嫌，立刻征召魏徵，封其官授其爵，对其信任有加并委以重任，成就了历史上明君良臣的典范。李世民大胆重用李靖则是一个成功用将的范例。李靖原为隋朝官员，降唐后被李世民招入幕府。李世民即位后，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开始执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首先反击严重威胁唐朝北疆安全的东突厥。备受器重的李靖受命率军出征，大破突厥军队。数年之后，盘踞西北的吐谷浑迅速崛起，威胁唐朝西疆。年事已高的李靖再次被李世民委以重任，率大军西征，大获成功，立下卓越战功。三是善用降将。李世民戎马倥偬，在战胜攻取之后收降了许多将士，特别注重选用有杰出才能的将领。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世民先后选用屈突通、殷开山、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骁勇之将。屈、殷皆是投降的隋将，秦、程本是瓦岗军的骑将，后归附于唐朝。李世民任命秦琼为马军总管，程咬金为左三统军，二人在虎牢之战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尉迟敬德勇猛善战，原来追随刘武周，数次与唐军交战。投降之后，李世民任命他为一府统军，对其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尉迟敬德感恩戴德，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集团的作战中表现英勇，屡建功勋。四是华夷一体，汉将与夷将并用。唐太宗李世民在不同场合多次申明华夷并贵的思想。他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不仅重用汉将，而且大力提倡使用夷族将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李世民对来自突厥族、铁勒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契宓何力、执失思力等将领非常器重，并且能够量才使用，使其均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尤以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二人的战功最为显赫。李世民重用夷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要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擅长骑射的长处，在边疆战争尤其是用兵西域统一西北的战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少夷将因屡立战功而封官晋爵，甚至担任宫殿宿卫之要职，还有的被皇帝赐姓。

李世民在书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唐代的书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搜求书法遗迹，确立王羲之的书圣地位

唐代文化的最高成是以其书法和诗歌为代表，而李世民正是唐代文化的播火者之一。书法临习是步入书法艺术殿堂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对范本的选择至关重要。但当时要获得名碑妙迹等优秀范本是相当困难的。第一，虽有碑板，但分散在全国各地，当时交通不便，不是想学书法的人都有条件游名山大川、览天下名迹；第二，虽然魏晋南北朝有许多墓志，但都深藏地下，不能见天；第三，许多名迹都是作为制诰文件或书信往来，被内府收藏或个人私有，不是父子相传就是姻亲相赠，哪怕是朋友之间，最多也只能传观罢了；第四，战事频繁，朝代更迭，保管不善等原因，也使书法名迹损毁流散。为了解决获取第一手书法学习资料的问题，李世民向全国颁发诏书，并拿出内府金帛，大量进行收购。一方面由于皇帝的权威，并通过至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又以重金购求。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搜求进献，出售交易的热潮，得到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王羲之等人的魏晋遗墨。为了鉴别真伪，专门任命褚遂良对二王墨迹“细加鉴裁，整理编目。”不愿出售的，想尽千方百计的也要得到。当时辨才和尚藏有王羲之的最佳作品《兰亭集序》不愿出售，李世民就命御史萧翼化装成商人，设计骗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还专门为《晋书·王羲之传》写《论》，即对王羲之关于书法方面的成就写了赞语：“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可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用比较的方法，肯定了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虽然对钟繇、王献之有失公允，但他认为钟繇“古而不今”，王献之“殊非新巧”也阐明了书法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宗旨。由于对王羲之遗墨的搜集整理，又加之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对王的充分肯定，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基本确立。这对唐及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尽管后代或今天的书坛对创新问题争论不休，但还没有人能动摇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二、重视书法人才，掀起学书热潮

网罗书法名家，培养书法骨干是李世民在书法史上的又一大功绩。“贞观元年，太宗诏设弘文馆，设书法一科，由欧阳询，虞世南教授楷法，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喜书者可就馆学书。”弘文馆就有楷书手30多名。由于内府原迹不得外传，就利用“下真迹一等”硬黄响榻技术复制的作品赏赐大臣。受赐者本来就有书法功底，再加上要在皇帝面前“挣表现”，自然会成为书法骨干。李世民对当时书法名家也极为器重。虞世南亲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传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园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萧散，自开风貌，李世民对其器重有加，命虞世南写烈女传装饰屏风。虞世南也经常犯颜直谏，太宗并不罪他，还经常称赞虞世南五绝：“一日德行，二日忠直，三日博学，四日文词，五日书翰。”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但他上承了北碑以来至隋的传统，没有发展王羲之温文尔雅的一面，倒是在险劲方整上有独到之处，虽然不合李世民口味，但李世民对欧、虞还是同等重视。如李世民将隋仁寿宫修复后，更名为九成宫，又在缺水的宫中发现泉水，因泉味甘如醴，故名醴泉，于是命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立碑。虞世南等去世后，太宗曾慨叹无人论书，魏征推荐褚遂良，太宗即诏令侍书，太宗购求二王墨迹甚多，当时莫能辨其真伪，褚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褚遂良不仅吏治有方，也为后世留下了《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瑰宝。摹写《兰亭叙》的冯承素也是太宗所喜爱的宫庭书法家，官为将士郎，直弘文馆。虞世南的外甥，书《陆机文赋》的陆柬之也官至司仪郎，写草书《嵇叔夜绝交书》的李怀琳，在太宗时也历待诏文林馆。甚至对爱好书法的人，太宗也格外开恩。由于李世民既重视网罗书法人才，又重视书法人才的培养，中央政府有弘文馆这样的高级书法学校，书法好坏也作为取士的标准之一，再加上临写、响榻等特殊手段对技艺的严格要求，唐代书法必然人才辈出，攀上尚法求实的高峰。

三、身体力行，染指翰墨

李世民出身于王侯之家，从小就受翰墨熏陶，对书法自有所好。虽然一身戎马倥偬，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作书。据载，其每得王帖，不仅自己锐意临仿，还命诸王子临帖五百遍。其书深得羲之神髓。宋代朱长文《续书断》列太宗书为妙品，并评论道：“翰墨所挥，遒劲妍逸，鸾飞凤翥，虬龙腾跃，妙之最者也。”太宗所书《晋祠铭》不仅开了行书上石之先河，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名碑。此碑书法秀丽道劲，神气浑沦。清代杨宾《大瓢偶记》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以分问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评曰：“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温泉铭》则是太宗的又一佳作。书法来自二王一脉且不守成规，雍容和雅，圆劲道丽，朗润流美。通篇流溢出一种虎步龙行，豪放不羁的开国帝王的英武气概。近代俞复跋云：“伯施，信本，登善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言其骨力，气势在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之上。启功先生称赞此帖：“烂漫生疏两未妨，神全原不在矜庄；龙跳虎卧温泉帖，妙有三分不妥当。”自注云：“其字结体每有不妥处，譬如文用僻字，诗押险韵，不衫不履，转见丰采焉。”草书《屏风帖》也胎息二王，笔力道劲，为一时之绝。《淳化阁帖》卷一收其《两度帖》等十九帖，宋张耒《宛丘集》说李世民“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确实《淳化阁帖》卷七也误将李世民《自慰帖》《晚复帖》窜入王羲之诸帖中。

四、崇韵尚法，理论先行

日理万机的李世民有如此高的书法造诣，甚有的学者怀疑《兰亭序》出于太宗之手，而假羲之之名，这与李世民深谙书法理论是不无关系的。首先，他强调书的筋骨。在《王羲之传论》中，批评大家公认的梁朝书法家萧子云曰：“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滋播美，非其滥名邪。”他主张：“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骨力之说虽然不是李世民首先提出，但他的这种强调，是为了增强书法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风貌和凝重的力度，这无疑是给后代故作姿态的书法家预留了一剂治疗软骨病的良药。与此同时，李世民对“神气”也十分强调，他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这里的心和神是书法的关键，心只能通过神表现出来。正所谓神完则气足。李世民出自传统的美学观点，还主张书法要有“冲和之气”。他在《笔法诀》中云：“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他在《指意》中又说：“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用锋芒，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李世民反复强调的“冲和”即和平典正的气象，只有具备了内心平静的冲和之气，得心就能应手，何必着意于手腕和笔锋呢？李世民的主张也给后世的学书人指明了方向，他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怡，不能专精耳。”同时他也把自己的阅历引入书法，悟出其中道理：“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返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他阐明学书也要抓主要矛盾，作纵深突破的道理。太宗也常和欧、虞等大臣论书，对唐代书法理论方面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综观李世民现存诗作可以发现，作为宫廷诗坛的核心人物，一代开国君主，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他必须以正统儒家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宫廷生活环境和对南朝趣味的嗜好，导致他沉湎于华词丽藻的美学魅力之中而不能自拔。南北一统的政治格局，促使他致力于调和南朝轻靡柔媚格调与北方贞剐质朴之气，以表现宏大整肃的新朝气象。然而李世民更是一位实际事业中人，日理万机的忙碌使他难有更多的精力对南朝诗艺之精髓作深入的研讨与体悟。因此李世民对南朝诗歌艺术成就的汲取就只能是生吞活剥的接受，在创作上表现为亦步亦趋的仿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宫廷狭隘创作环境的封闭性，使他缺乏触发灵感的心灵感受；颂扬胜利，欣悦太平，讴歌德政的题材的定向性，使他难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再现欢宴游猎宫廷生活的“欢愉之词”，削弱他的艺术感受力，这一切决定了他难以取得更高的文学成就。在李世民诗中，随处可见对前人作品字摹句拟的仿习而呈现出的融而不合之“混合”状。即使在一向被人称赏的所谓对往日戎马生涯顾念的“边塞诗”中，也随处可见对前人作品构意乃至词句的杂糅并置而表现出的艺术上的不成熟。

李世民诗歌就其自身诸因素所构成的文学价值看，尚未形成独特的个性与风格，两种趣味、不同风格杂糅并置缺乏浑融的诗境；文辞富丽，却更多的是对前人现成语汇意象的袭用；笔法多赋写而寡韵致章法布局多整密而少灵动变化；对诗歌性情的有意剥落，使其诗徒具体貌而乏神气，与表现雅致恢宏皇唐气象的时代精神的诗坛走向尚有较大距离。

当然，说李世民诗歌活动“未能少变其体”，亦未为确论。李世民确乎也着力在“变”，然而正是这种“有意”与“习使”的矛盾张力导致了其诗作诸种因素的杂糅并置。尽管如此，李世民这种不成功的“变”中仍然显露出一些指向未来的趋向，加之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于听览之暇“属文赋诗，天格赡丽，意迈冲悟”而具有了“首辟吟源”（《唐音癸签》卷五）的象征意义，对“诗唐”（闻一多语）的形成有奠基之功，从而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首先是李世民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和创建一代盛世的创业帝王，其诗歌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虽不无缺憾，然而就其文学史价值来说，其所具有的雄视百代的襟怀与气魄，意气所至，“乃鸿硕壮阔，振六朝靡靡”（毛先舒《诗辩坻》卷四），从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昂扬豪迈格调中可触摸到其胎息脉动。

其次，李世民在对南朝趣味的崇尚与诗艺的仿习中，对诗歌的声律化用功尤勤，其集中合律化之高，在贞观宫廷诗人中亦显卓尔。诗歌的声律化，是诗歌美感形式演进的必然，亦是齐梁以下南朝诗人对诗史的一大贡献，唐初延承此风气，宫廷诗人中已有写出大体协律的诗作者；而在李世民诗中已出现了完全成调的近体律诗，如《帝京篇》其一、《月晦》、《秋日二首》其二、《三层阁上置音声》等，即是声律全谐的五言律诗。兹以《月晦》诗为例：

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

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

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

披襟欢眺望，极目畅春情。

此诗为仄起首句不入韵五律正格，平仄按排，符合当句相对、联中相后、联间相粘的构律规则，中二联对仗工稳，是一首标准的五言律诗。更为难得的是，李世民诗中已有基本谐协之七言律诗。如《饯中书侍郎来济》：

暧暧去尘昏灞岸，去去轻盖下河梁。

云峰衣结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

深悲黄鹤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

聊将分袂沾巾泪，还用持添离席觞。

李世民此诗中二联对仗，全诗平仄安排仅一处失粘，此种情况在律诗完全定型的时代亦属难免。因此李世民此诗乃真“体实七律”矣。今人许永璋认为：“唐代律诗各体制之新苗，皆诞育于世民之手”，实不为过誉。李世民的诗歌实践，也就成为唐代诗人完善近体律诗的首开风气者。

自评：①“吾……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谓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吾若，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秦始皇划除六国，隋炀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骄败，吾何得不戒邪？”（《新唐书》）②“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资治通鉴》）③“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专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唐会要》）

刘文静：“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刘邦），神武同魏祖（曹操），年虽少，命世才也。”（《资治通鉴》）

房玄龄：“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

魏征：“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九成宫醴泉铭》）

戒日王：“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大唐西域记·卷五》）

李治：“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鞮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唐会要》）

吴兢：①“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于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上贞观政要表》）②“唐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亘古而来，未之有也。”（《贞观政要》）③太宗之为君，可以为贤矣，贞观之治，可以为盛矣。今即其行事观之，内除群雄，外定四夷，身经百战，未尝负北，后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日谦虚纳谏，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俭爱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过焉者也。定租庸调以为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卫以为养兵之制，任官则有职爵勋阶之制，用刑则有笞杖徒流之制，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为相，英、卫以为将，王、魏之谏争，褒、鄂之骁勇，虞、褚之词翰，下至孙思邈之医药、李淳风之历数、袁天纲之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贞观政要》）

杜甫：“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

白居易：“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徵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绩呜咽思杀身。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七德舞》）

赵莹、刘昫：“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旧唐书》）

赵炅：“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唐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豫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册，此岂自然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

何郯：“唐太宗于君臣去行迹，而致贞观之治；德宗待宰辅多疑贰，而招奉天之乱。”（《宋史》）

欧阳修、宋祁等：“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新唐书》）

欧阳修：“自古拨乱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太宗起义兵晋阳，斩宋老生，击败薛仁杲，破刘武周，走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 皆身为大将削平僭窃， 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为难，委任房、杜与谋大政，而魏郑公、王珪、马周之徒，谏必行、言必听，以仁义治天下。数年之后，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跨岭，户辟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几致刑措，享国二十余年。夫以光武当王莽之余，太宗当隋炀之后，身平祸乱，创复大业，不数年之间遂致太平、享国长久者，彼诚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难而无惧慑之志，处安乐而无骄逸之心。太平之治，其应如响，不其然乎？”（《光武太宗身致太平论》）

司马光：①“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大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尤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资治通鉴·唐纪》）②“唐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稽古录·唐论》）

曾巩：“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唐论》）

王安石：“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河北民》）

苏轼：“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唐太宗之从谏，近乎圣。”（《宋史》）

苏辙：“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历代论·唐论》）

范祖禹：①“唐太宗可谓能审取舍矣。魏征仁义之言也，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罚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拂矣。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哺之而能治者，未闻之也。唐太宗从魏征而不从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义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孰不可为唐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美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唐鉴》）②“唐太宗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才略优于汉高而规模不及也；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八百余年而后有唐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资治通鉴纲目》）

何去非：“昔者唐之唐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何博士备论》）

程祁：“唐太宗举兵五年，定海内，率天下于仁寿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而已。任于仇雠，起于疏远，委之以政，责之以功，谏无不从，谋无不获。且唐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及，然而不以此骄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所以能为千百年之基也。”（《新安文献志》）

秦桧：①“汉文帝文不胜质，唐太宗质不胜文。”②“唐太宗之用智，诚不及文帝之性仁也。”“文帝虽至诚而少学，太宗虽问学而未成。”③“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终恨魏徵，其为真伪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胡寅：“两汉盛时，太宗所可及也。禹、汤、文、武之业， 岂不在所希慕乎！”（《读史管见》）

赵构：①“唐太宗除乱比汤、武，致治几成、康，可谓贤君矣。然夸大而好名，虽听言纳谏，然不若汉文帝之至诚也。人君惟至诚临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②“朕谓专以至诚为上，唐太宗英明有余，诚有未至也。”③“李世民不敢望汉文帝，其从谏多出矫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朱熹：①“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②“汉唐之兴，皆是为利。须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唐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③“唐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唐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④“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朱子语类》）

吕祖谦：“当时之治，不唯贞观而已，虽并隆于尧、舜可也。”（《东莱博议》）

陆九渊：“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陆九渊集》）

真德秀：“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读书记》）

郭思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资，克敌人如拉朽，所向无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贞观政要〉序》）

成吉思汗：欲安邦定国者，必悉唐宗兵法。（《元史·太祖本纪》）

吴澄：“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唐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春秋纂言》）

戈直：①“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②“夫唐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③“禹以本固邦宁为难，汤以时沈克终为难，唐太宗身兼创业、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满，而以其未能者为惧，其致贞观之治也哉！”（《贞观政要集论》）

朱元璋：①“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明太祖实录》）②“唐太宗规摹虽不及（汉）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唐太宗又为优矣。”（《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③“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唐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

朱棣：①“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②“昔唐太宗拨乱反正，贞观盛治，近古罕伦，求其故，尽忠于国，虽仇必赏；心怀异谋，虽亲必诛。”（《明成祖实录》）

赵弼：“传三百载之唐柞哉，唐太宗在位朝有贤良之宰辅，内有长孙之贤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汉以来皆莫及也。实天之时，四夷入仕及朝贡者数百人皆痛哭剪发势面割耳流血洒地，非有得于华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汉以来，功德兼隆，一人而已。”（《雪航肤见》）

朱瞻基：“唐太宗才胜，高帝义胜。高帝不事诗书，而大义了然；唐太宗文雅足称，而大义未明。”（《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

朱见深：①“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②“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明宪宗实录》）

王志坚：“三代以后，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读史商语·卷三》）

朱由检：“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论闺门德行，朕亦不学他。”（《敬日堂外集·卷六》）

王夫之：“唐太宗之才，当时之臣无有能相项背者。”

张大龄：“三代以下英雄之主，独称汉高祖、光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义之年六八，光武兴复之岁三九，皆生长民间周历世故，未有出于纵垮裙展之中，发于孩提韶之始，而具凌驾四海之气，抱震撼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太宗自秦王以上，比迹汤、武；自登极以后，庶几成、康，腐儒辈犹以尺寸瑕瑜之，何异虾度神龙乎？”（《玄羽外编·史论》）

爱新觉罗·玄烨：“朕观古来帝王，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唐太宗之听言纳谏，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谊浃洽，故能陈善闭邪，各尽所怀，登于至治。”（《清圣祖实录》）

爱新觉罗·弘历：“当隋炀之时，天下瓦解，群雄睚眦，窥伺名器。于是唐太宗以英雄之资，备仁义之德，复得高祖之贤为之父。《易》曰：“包防吉，纳妇吉，子克家。”盖高祖以柔中之德，赖唐太宗以阳刚之体发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兴也勃焉。然太原兴兵，长安立帝，不必诡行诈伪以异利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宜正其罪名，声大义以讨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损己益人，爱民从谏，躬行仁义，用房元[玄]龄、魏征之俦，君臣相得，不敢怠遑，用致贞观之盛，令德善政，不可殚述，可谓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矣。虽征辽之役，志满意盈，然既失之后，即复魏征之碑，劳其妻子，深自损责，其于改过亦已敏矣。夫贤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数百年而有汉文帝，汉文以降又数百年而有唐太宗。要之以虚心待物、损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唐太宗与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质美德纯，过于唐太宗，然致治之盛，岂能及贞观哉？人或论唐太宗有魏徴而身修国理，魏征既没而骄满之意生者，是不尽然。惟其有唐太宗之君，然后有魏征之臣。使唐太宗中人之主，则虽有魏征，其亦如之何哉？独心无知道之实，而身有好名之念，屈己从谏，而不免以术驭人，故不能致天下于熙皞耳。然后世有逆谏而恶贤、骄奢而自满者，方之唐太宗，则又不啻倍蓰矣。”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国朝先正事略〉序》）

蔡东藩：①建成、元吉，智勇远不逮世民，乃得此贤兄弟以为助，正应式好无尤，联作指臂，而乃两不相容，私结妃嫔，阴募壮士，且嗾使杨文干之叛命，欲为表里相应之举，是诚何心哉？岂除去世民，即能安然为嗣皇帝，俨然做皇太弟乎？②唐太宗为一代贤君， 当即位初年，犹觉励精图治，如恐不逮。惟太宗既勤内治，复善外攘，国未靖则姑与突厥言和，敛锋以避之；国已靖则始与突厥言战，声罪以讨之。且册夷男，纳突利，以夷攻夷，卒雪前耻而告成功，驭外之道，莫善于此。③若中国素崇礼义，号为文物之邦，唐太宗为三代下仅见之君，尤称英敏。乃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嫡，敢自渎伦，竟尔作俑，卒至承乾无父，元昌无兄，齐王祜恶逾太子，赵节、杜荷等不顾懿亲，内外谋逆，几成大祸。幸天尚佑唐，得以早日扑灭，不致蔓延，然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巳多。太宗岂能辞咎乎？夫戎狄之国，犹不能舍纲常而谋治安，况在中华？太宗一英武主，累战皆捷，独东征高句丽，顿兵安市城下，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境欤？毋乃所谓暮气已深，不复如前此之冒险进取欤？或谓由李世勃、长孙无忌辈，一再劝阻， 以致师老无功，靡然退还。不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何待踌躇？彼世勃、无忌得以劝阻者，无非阴窥上意，乘隙进言耳。不然，世勖等往攻薛延陀，何以直度磺北，不少逗留，扫番众，降夷酋，收服铁勒诸部，不数月间，即荡平北荒、威行穷海乎？故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万乘之主，不堪一挫，诸将又皆怀顾忌，谁敢以乘舆作孤注？此亲征之所以少战功也。（《唐史演义》）

（法）勒内·格鲁塞：“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在令人惊奇的亚洲出现了……现在汉族人征服了游牧部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草原帝国》）

范文澜：“唐太宗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击败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广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国。”（《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毛泽东：①“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毛泽东与青年》）②“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③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话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话）

（美）菲茨杰拉德：唐太宗似乎像天命所归的人物，对他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是社会的拯救者，也是统一与和平的恢复者。他的个性是如此地强悍有力，他影响了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物，并且成为一个后代子孙眼中的传奇人物。在中国的帝王中，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翦伯赞：①（李世民）即位后，于次年改元贞观。贞观共二十三年，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力强盛，边境安宁。史家称此时为“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盛世”。②所谓“贞观之治”，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所发展之外，还有如下的四个重要特点：（1）唐太宗君臣论治；（2）选练举贤；（3）轻徭薄赋，发展生产；（4）华戎同轨，爱之如一。（《简明中国通史》）

成本俊：①“汉与唐为吾国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灿烂之时期。唐太宗乘天下鼎沸，叱咤风云，荡平群寇，修齐庶政，然后南征北讨，收服四裔，威令所行，东综日本海，北逾西伯利亚，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极印度及海洋洲，国势之盛，且超汉代而上之。太宗诚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②中国汉族国势之盛， 自古未有如唐代者，太宗真震烁古今之民族英雄也！唐太宗精明果断、神武勇敢之英姿，怀仁民爱国礼贤下士之精神，削平内杂，征服四夷，使唐人威声，远播域外，汉族势力，震烁古今，斯诚吾民族史上最具声色之一页，太宗亦千古不朽之英雄矣！（《民族英雄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业》）

柳克述：“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李世民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夏民族究竟会演变到怎样的境地？综数百年华夷乱离黑暗之局，成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与新局面的开创，其版图西至葱岭以东，南至中南半岛，东临大海，北被大漠。而国计民生之康裕，学术艺事之发达，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汇与创导，至使倭人贩其余绪以立国，欧西各国向往而慕化。其气魄之大、业绩之伟，无可媲美。推崇功业，数典不忘，我们岂能忘掉李世民！”（《知识青年从军之先例李世民》）

白寿彝：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津乐道，颂扬备至，……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中国通史》）

钮先钟：“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战略家：思想与著作》）

黄仁宇：①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②这位英明的君主（指唐太宗）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的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学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中国大历史》）

柏杨：①“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中国人史纲》）

崔瑞德：①太宗的统治以低调结束，但它是唐代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某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的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句丽的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期以来所没有的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供职的官员们产生深切的追思。②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有一个精力充沛聪明而谨慎的皇帝统治，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地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身也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还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剑桥中国隋唐史》）

李敖：“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奇情与俗情》）

据《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家门外游戏，三天以后才飞去。

据《新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看相，晋见李渊道：“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到李世民道：“龙凤的姿质，日月的仪表，到二十岁，必定能济世安民。”李渊害怕书生的言语泄露，便要杀他，结果书生忽然不见了，因而以为他是神仙，就采纳“济世安民”之义来作为李世民的名字。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攻克洛阳后，观望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建造的紫微宫，感叹道：“放纵奢侈之心，耗尽百姓欲望，这样的王朝怎么会不灭亡呢！”于是他下令拆毁端门楼，焚烧乾阳殿，毁掉则天门及其两侧的观阙；废除各类佛道修行场所，城中的和尚、尼姑，只留下有名望、有德行的各三十人，其余的全部还俗为民。

贞观四年（630年），朝廷又征发士兵修建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劝谏说：“……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洛阳时，那些高楼大殿，都下令拆毁了，天下人一致拥戴、满心敬仰。怎么会起初厌恶它的奢侈浪费，如今却又沿袭它的雕饰华丽呢？臣常听陛下说，暂时不打算前往巡幸洛阳宫，这说明这是不急之务，修建它只会造成白白的劳民伤财。国家没有足够两年的储备，何必追求两都（长安、洛阳）的华美？臣听说阿房宫建成，秦国人就离散了；章华台完工，楚国人就离心了；还有乾元殿建成后，隋朝的统治就崩溃了。以陛下现在的财力，能比得上隋朝吗？役使饱受战乱创伤的百姓，沿袭灭亡的隋朝的弊病，恐怕比隋炀帝还要严重。恳请陛下慎重考虑，不要被像由余那样的人嘲笑，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李世民非常高兴，对房玄龄说：“洛阳地处天下中心，各地朝贡的路途都很均衡，朕之所以修建它，本意是为了方便百姓。如今玄素上奏的意见，确实有道理可以依从。以后一定要事情和道理都一定可行再做，就算露天办公又有什么苦的？所有的修建工程，应该立即停止。”

史书记载，李世民年轻时力大无比，随身兵器中，最有名的是一张两米长的巨阙天弓。李世民有次与敌对战前，仅率领一名骑兵一起充当侦察工作。途经一处草原高地，因为太累李世民与骑兵一起睡着了，被敌人发现，敌人意欲围杀李世民。此时突然有一条蛇追老鼠，老鼠奔到骑兵脸上，惊醒骑兵，骑兵才发现身边都是敌人，于是李世民与骑兵上马逃亡，李世民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终于逃出追击。

虎牢关之战时，李世民对尉迟恭说：“我拿着弓箭，你手持马槊相随，即使有百万大军又奈我如何！”足见他对自己箭术的自信。

唐俭担任户部尚书的时候，跟随李世民到洛阳苑打猎。一群野猪突然由丛林里冲出来，李世民连射四箭，射死四头；却有一头野猪闯来，跳到马镫那么高，唐俭扑下马跟它搏斗。李世民拔剑砍死了猪，回头看着他笑道： “天策将军府的长史，难道没看过上将军（我）杀贼吗？怎么吓得这个样！”唐俭答道：“汉高祖由马上得到天下，却不用‘马上’的办法治天下。陛下用神明般的勇武平定四方，怎么还用杀一头凶兽来满足一时的畅快！”李世民点头称是，从此停止打猎。

褚遂良被谏议大夫魏徵举荐给李世民，担任起居郎一职，负责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

有一次，李世民询问褚遂良：“你负责记录我的言行起居，我可以看看你写的吗？”褚遂良回答：“现在的起居郎一职，和古时候的史官相似，善行恶行都需要记录下来，以此来督促皇帝不犯错误，我没有听说皇帝需要看这些的。”李世民又说： “如果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会记录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记录您的言行是我的职责，您的一言一行我都会记录下来的。”

不久，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我要当面评论你们的得失，你们也好引以为鉴。你擅长随机应变，但是却不擅长带兵打仗。高士廉博学多才，有很高的悟性，但却没有直言进谏的勇气……”等说到褚遂良时，李世民说：“在学问方面，褚遂良大有长进，性情刚直，忠心耿耿，对我很是亲切，平日里一副飞鸟依人的状态，我很是怜爱呀！”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壬辰日，玄奘法师在洛阳宫拜见唐太宗李世民。二月己亥日，法师在仪鸾殿再次觐见，太宗亲自迎接并给予丰厚慰问。入座后，太宗问：“法师当初西行为何不禀报朕？”法师谢罪道：“玄奘启程前，曾多次上表奏请，但因心愿微薄，未获批准。我对佛法的仰慕至极，便擅自私自西行，犯下专擅之罪，心中深感惭愧惶恐。”太宗说：“法师出家之人与世俗隔绝，却能舍身求法、造福百姓，朕十分赞许，不必为此愧疚。只是那西域山川阻隔、路途遥远，各地风俗人心不同，朕好奇法师如何能顺利抵达。”……太宗于是详细询问西域的情况。

第二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上呈朝廷，当时李世民正准备出兵讨伐辽东，全国的军队已集结在洛阳，军务十分繁忙。太宗听说玄奘法师抵达，下令召他入朝，本想短暂相见，可两人一番清雅交谈后，竟不知不觉到了日落时分。

玄奘上奏：“玄奘从西域带回梵文佛经六百多部，至今一句未译。如今得知嵩山以南、少室山以北有少林寺，远离市井村落，山泉奇石清幽静谧，这座寺是北魏孝文帝所建，也是菩提留支三藏当年翻译佛经的地方。玄奘希望能为国家在此翻译佛经，恳请陛下恩准。”太宗说：“不必在山中，法师西行后，朕为追念穆太后，在长安建造了弘福寺，寺内有禅院十分清静，法师可前往那里翻译。”……三月己巳日，法师从洛阳返回长安，即刻入住弘福寺，着手准备佛经翻译工作。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李靖率兵南征北战，建立了许多功劳，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军犯境，李靖仅率领骁骑三千，就平定了叛军。李世民对他更加信任。此后，李靖又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战功，官升至尚书右仆射。

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做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解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李世民派他去访察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李世民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

皇后

长孙皇后（601年一636年），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唐朝宰相长孙无忌同母妹，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她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十三岁嫁李世民，武德元年（618年）册封秦王妃。武德末年，竭力争取李渊及其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勉慰诸将士。之后拜太子妃。李世民即位十三天即册封为皇后。在后位时，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 先后为李世民诞下三子四女，幼子即唐高宗。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氏在立政殿崩逝，终年三十六岁，谥号文德皇后，十一月葬于唐昭陵。李世民誉之为“嘉偶”“良佐”并筑层观望陵怀念。尝著有《女则》三十卷，尚有翰墨存世，今均佚。仅存《春游曲》一首。

妃嫔

儿子

女儿

李世民的飞草非常著名，开创了行书写碑。传世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等。他还是个书法理论家，著有《指意》《论书》《笔法诀》和《王羲之传论》等。

李世民的文章共计有70余篇。其中诏、疏、敕、祭文等一类公文，约有30余篇（主要是手诏、手敕、手疏等），多与政治相关；另有议论文37篇，包括《帝范》12篇，是李世民专门写给太子李治的，主要讲的是帝王的治国之道。李世民还有赋文5篇。

李世民一生创作勤奋，是贞观宫廷诗人中存诗最多者。辑存在《全唐诗》中的共有99首，《全唐诗补编》补入10首，总计109首。

关于李世民的出生日期，史料中有多处记载：

1、《唐会要》《旧唐书》《册府元龟》三种史料，均记载李世民生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唐会要》和《旧唐书》并记载李世民卒年五十二岁。

2、《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七日，644年1月22日），李世民对侍臣说“今日是朕生日”。《资治通鉴》则将此事系于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二十五日，647年2月5日）。

3、据《新唐书》，李世民卒年五十三岁，则其生年当为隋开皇十七年（597年）。

《旧唐书》中所记“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一般为史家所采信。学者胡如雷于1984年出版的《李世民传》中则拼合《新唐书》所载卒年倒推的生年与《旧唐书》所载出生月日，提出了“隋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598年1月28日）一说，但学者黄永年等从史料学等角度加以分析，认为胡如雷的观点并不可靠，仍应以《旧唐书》为准（详见《唐太宗生年考实》等）；而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也未采信胡如雷说。

主词条：晋阳起兵

据《旧唐书》等史书记载，晋阳起兵的首功是李世民。但也有历史学者提出李渊是主谋。

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与《旧唐书·太宗本纪》均记载李世民与刘文静共为“首谋，劝举义兵”。《新唐书·太宗本纪》更明确指出：“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旧唐书·裴寂传》也提出了李世民主谋论，并补充了裴寂设计使李渊同意起兵的经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提出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李渊主谋论

孟宪实根据考证认为：“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是，以李渊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于是开始谋划夺取最高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李渊，作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不过是李渊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已。因为父子关系，李渊信任李世民，李世民很早就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且承担某些具体任务。但是，只有李渊才是主谋，这个地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虽然我们主张李渊主谋论，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帮助李渊定策、联络豪杰大侠、联合突厥等三个方面，李世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徐连达、仲富兰考证后也认为“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是自始至终由李渊领导和组织的。”“所谓唐太宗与刘文静首谋之说乃是贞观年间修改实录、国史伪造和杜撰的结果。应当承认李世民在唐立国过程中的历史功勋，但决不能把歪曲过的历史材料当作历史的真相。”

贞观十四年（640年），李世民向房玄龄提出要看《国史》，命其“撰录进来”，于是房玄龄与许敬宗等人把《国史》删改为《实录》，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完成后送呈李世民。李世民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唯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语多微文”。为此，他向房玄龄指出： “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牛致功认为，“唐太宗要看《国史》，主要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庭政变，写成象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 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具体说，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为自己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

刘润葵则认为“伪造、篡改历史”是一些文人给李世民泼的污水，“而‘玄武门之变’之记载，李世民后来还真看了，李世民觉得语言太过隐晦不明，没有必要这样，如实记载好了。这些细节如果不记载下来‘多好’，后世文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想象空间了。”

关于李世民的去世原因，历来存有争议：

《旧唐书·太宗本纪》《新唐书·太宗本纪》均未明确记载其具体死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上苦利增剧”，五月己巳，太宗崩于翠微宫，据此可认为其死因是痢疾。

另有说法认为李世民的死亡与服食丹药相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破中天竺，献方士那罗迩娑婆寐。此人自称寿二百岁，身怀不死之术，李世民遂命其炼制丹药，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监造，又遣使分赴天下及婆罗门诸国采集奇药异石，然其方术最终未应验。《资治通鉴·卷二百》亦记“药竟不就”，指向李世民未曾服食此丹药。但《资治通鉴·卷二百〇一》引郝处俊之言“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暗示服药与太宗病危存在关联。唐宪宗时李藩亦直言“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

此外，《旧唐书·刘洎传》《新唐书·刘洎传》及《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均载李世民曾患痈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李世民复患风疾，十一月虽“疾愈”，却只得“三日一视朝”，足见身体已大不如前。黄永年据此提出观点：李世民风疾稍愈后服食丹药，最终因“药毒大发，腹泻不止”而离世。

陵墓

主词条：唐昭陵

昭陵是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西北22.5公里的九嵕山上，首开中国唐代“因山为陵”之先例，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昭陵修建历时13年。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文德皇后先葬昭陵。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李世民与文德皇后合葬。

陵园及陪葬墓区南北长12.65公里，东西长15.45公里，占地面积113.15平方公里。昭陵陵区由陵园、寝宫建筑、祭坛及陪葬区等组成。昭陵地面建筑现均已不存。主陵现遗存的重要建筑遗址有三处；九嵕山南的司马门和献殿遗址，西南的寝宫遗址，北侧北司马门祭坛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和栈道遗迹。昭陵陪葬墓形成于贞观十一年（637年）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一百多年间。呈扇形分布于主陵南偏东方向，共有200多座，为唐帝陵中陪葬墓最多者。陪葬者有皇室宗亲、嫔妃、功臣、文人学士和少数民族首领等。1956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昭陵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昭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祠

宋开宝六年（973年），北宋政府在醴泉县城（今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西门外修成了唐太宗庙。开宝九年（976年），于庙前立《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一通。元祐四年（1089年），地方官游师雄在太宗庙前刊立了《昭陵六骏》碑。绍圣元年（1094年）五月，游师雄又主持在《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之阴刊刻了《唐太宗昭陵图》，并正书题记。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唐太宗庙颇有倾颓。金天眷元年（1138年），元帅右监军完颜撒离喝巡陕，亲谒唐太宗庙，下令重修唐太宗庙，并命孙九鼎撰碑以叙其事。碑文撰就后，于天眷元年（1138年）三月十五曰由醴泉知县康庆立石，庙住持镌刻。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唐太宗庙因兵燹废毁，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移建唐太宗庙于明醴泉县城南门外。明末，明建唐太宗庙年久失修，知醴泉县事范文光“爰命匠氏，扶倾易朽，饰彩涂丹”，又“增起献屋三间”，复以太宗功臣李靖、房玄龄等14人配享。事竟，范氏欲立一碑以记其事，碑文撰就后，有客从古图像册中“掀而得太宗影”，众人“喜如天授”，乃一并勒像于石，于崇祯五年六月十五日（1632年7月30曰）立于祠内，即为《唐祠纪事》碑。称明修唐太宗庙为祠，自范文光重修始。太宗祠今已废毁，唯纪事碑尚存。

《旧唐书·唐太宗本纪》

《新唐书·唐太宗本纪》

《资治通鉴·唐纪》

《说唐》，全称《说唐演义全传》。清代历史小说。作者不详。共六十八回，因曾与《说唐后传》合刻，又改名《说唐前传》。内容根据民间话本改编整理，描写秦琼等英雄人物先后参加隋末农民战争，追随李世民统一天下并拥戴其即帝位的故事。

《隋唐演义》，一百回。全名《四雪草堂重订通俗隋唐演义》。明末清初小说家褚人获著小说。《隋唐演义》的情节，实际上分为四段，一是写隋炀帝，二是写李世民与开国群英，三写武后朝事，四写唐玄宗时事。

《大唐秦王词话》，又名《唐秦王本传》《秦王演义》，长篇鼓词。明诸圣邻（署名淡圃主人）撰。共8卷，64回。描述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建立唐朝的故事。故事自“李公子晋阳兴义兵，唐国公关中受隋禅”起，至“唐太宗渭水立盟，李药师阴山奏凯”止。

《隋唐》，一名《兴唐传》。曲艺传统曲目。长篇。评书、评话和鼓书演出甚多。主要依据小说《隋唐演义》及《说唐》，但各曲种演出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大多以隋炀帝下江都赏花起始，继述各路英雄造反，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分别建立政权，争夺天下；最后秦琼、程咬金、徐勣等助李世民剪灭群雄，建立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