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573年－633年7月14日），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朝初年宰相。

戴胄早年在隋朝时参加科举，以明经及第，入仕为吏部云骑尉，改任弘农宫（隋代行宫，在今河南灵宝）副监。他性情坚贞，有才干，隋末为门下录事，因“明习律令，尤晓文簿”，深受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器重。后来，隋炀帝巡幸江都（治今江苏扬州），以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戴胄也留在了洛阳，被杨侗任命为给事郎。

武德元年（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遇弑。唐高祖李渊遂在长安（治今陕西西安）称帝，建立唐朝。而杨侗随后亦在洛阳被留守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洛阳的军政大权却为太尉王世充所控制。王世充在次年（619年）“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戴胄也在其中，被授为外兵曹参军。当时，王世充还准备迫使杨侗禅位。戴胄进言道：“君臣犹如父子，理应休戚与共，您若尽忠为国，则天下太平。”王世充表面称善而心中不悦，不久又向杨侗索要九锡殊礼。戴胄再次劝谏，结果惹恼了王世充，被贬为郑州长史，和王行本一同镇守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不久，王世充便篡位称帝，建立了郑国。

武德三年（620年），唐朝以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为主帅，围攻洛阳，最终于次年（621年）迫降王世充，灭亡了郑国。郑州司马沈悦在洛阳围城期间，献虎牢关投降唐军。戴胄由此为唐军所俘获，但因“行能”出众得到了大将徐世勣的推荐，被李世民招纳进了秦王府，授为士曹参军。他从此便转仕于唐朝。

武德九年（626年），戴胄在李世民即位后，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不久即升任兵部郎中，获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年），戴胄改任大理少卿。他在任上多次犯颜直谏，“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他不久又改任尚书右丞，再改左丞。当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病逝。戴胄以尚书左丞处理尚书省事务，“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被赞誉为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

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疏请建义仓，得到了李世民的批准，被加领谏议大夫一职。李世民还因其家贫，特赐钱十万。次年（629年），戴胄又升任通直散骑常侍、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在宰相杜如晦的临终举荐下，命戴胄以民部尚书兼摄吏部尚书。戴胄除保留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等职外，还被加授“参预朝政”的宰相头衔，成为了唐朝的宰相。但他虽有才干，却“无学术”，负责吏部铨选，奖掖法吏，抑制文士，为此遭到时论的讥讽。不久，戴胄便被免去了吏部尚书一职，仅以户部尚书参预朝政，仍位列宰相。

贞观五年（631年），戴胄被进爵为武昌郡公，食邑二千户。当时，李世民打算重修洛阳宫。戴胄进谏道：“关中、河西都在增置军队，此前又在修复九成宫，丁壮被役使殆尽，现在还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废于农事。一家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心这会引起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大为赞许，对侍臣道：“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他能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我进封他的官爵，就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贞观七年（633年），戴胄病逝，终年六十一岁，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忠。李世民还亲自为其举哀，辍朝三日，命虞世南撰写碑文。他因戴胄生前住宅简陋，李世民担心“祭享无所”，还特命官府为其设立庙宇。次年（634年），戴胄又被追赠道国公，赐“食邑三千户”，由其嗣子戴至德承袭。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评定武德以来的宰臣，分为二等（上等三十七人，次等四十人）。戴冑被定为上等。

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挑选功臣三十七人，绘像凌烟阁，其中就有戴冑。

李世民即位后，命宰相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参考《武德律》，制定新法《贞观律》。戴胄在《贞观律》的修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魏徵都认为《武德律》中存在刑罚苛重的现象，建议废除《武德律》中的五十条死罪，改为“断其右趾”（即肉刑），使得很多按《武德律》要判处死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后又将肉刑改为流放三千里的流刑。

戴胄的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主张除苛去残、缓刑慎罚、宽平少杀，这一理念不但体现在上述修订律令上，还具体表现在他的司法实践与政治活动之中。他担任大理少卿期间，曾遇到以下两个案件：

宰相长孙无忌在东上阁觐见皇帝时，没有解下佩刀，违犯了卫禁律。但他既是功臣又是国戚，在议罪过程中得到了偏袒。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应以失职之罪判处死刑，同时建议对长孙无忌“罚铜二十斤”以赎罪。但戴胄提出了异议，称：“校尉失职和无忌带刀入内，都是一时疏忽所致，但按照律法，臣子对于君主是不能以失误来塞责的，所以供给皇帝药、水、饮食、车船有失误的都应该处死刑。陛下若顾念无忌的功劳，特为开恩赦免，那就不是法司所能决定的了，但若要走司法程序，就要严格依法处理，仅仅罚铜并不适当。”李世民只得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命重新审理此案。封德彝继续维持原判，李世民也打算就此定案。但戴胄却再次抗辩，指出：“监门校尉是因无忌而获罪，处刑应轻于无忌。若是依失误论，两人应是同样论罪，不能只处死校尉。”李世民最终免去了校尉的死刑。

唐太宗曾针对伪造资历的官员下诏：“若不自首，一旦查出，判处死罪。”后来，有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被戴胄判处流放。唐太宗道：“我曾下令，不自首者死罪，你却判他流放，这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道：“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处死，臣管不了。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臣就要依法办案。”太宗道：“你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道：“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大法，陛下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这怎么可以呢？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这乃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欣慰地道：“朝廷执行法律有失，您能加以纠正，我还担忧什么呢？”

唐朝建立之初，每逢水旱灾害，全靠正仓拨粮赈灾，但正仓存粮有限，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表唐太宗，建议效仿隋朝，设立义仓，让官员、百姓缴纳粮食，以备饥荒。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珪：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

刘洎：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

李世民：① 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② 戴胄于朕，无骨肉之亲，但其忠直励行，情深体国，所延官爵以酬劳耳。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

刘昫：① 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② 戴胄两朝仕官，一乃心力，刑无僣滥，事有箴规。虽学术不能求备，而匡益自可济时，亦所谓巧于任大矣。

朱元璋：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

戴胄晚年以户部尚书参预朝政，位列宰相。其嗣子戴至德，在高宗朝初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后以户部尚书知政事，也是官至宰相。父子二人在十数年间，相继以尚书之职预知国政，同为宰相，时人皆引为荣耀。

贞观名相房玄龄、魏徵都和戴胄相亲善，在戴胄病逝后，每次经过其生前游处之地，都会流涕不已。

戴胄和杜如晦关系也很好。杜如晦常年主管吏部，临终之时，特举荐戴胄接替己职。

祖父：戴景珍，仕至司州从事、清都郡功曹。

父亲：戴承伯，仕至汲县主簿、汲县令，唐朝时赠瀛洲刺史。

妻子：菀氏，十七岁时嫁给戴胄，唐朝时初授义安郡君，改武昌郡夫人，在戴至德袭爵后被封为道国太夫人。

儿子：戴至德，生父为戴胄之兄戴仲孙，因戴胄无子成为戴胄的嗣子，袭封道国公，官至尚书右仆射。

女儿：戴氏，戴胄第二女，嫁给李渊第十六子道王李元庆，为道王妃。

《全唐文》收录其奏疏两篇：《谏修洛阳宫表》《请建义仓疏》。

戴胄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香积寺村北，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及土洞墓室组成。该墓早年曾被盗，2014年发掘时出土有墓志一方、壁画24幅，另有武士佣、镇墓兽、骑马俑等随葬器物50余件。墓志志石为正方形，边长60厘米；志盖刻有篆文“大唐故民部尚书赠尚书右仆射武昌郡公戴府君墓志之铭”24字，共5行，满行5字；志文楷书，共32行，满行33字。墓中壁画主要分布在墓道两侧4个天井下方和墓室四壁，因受墓室垮塌等因素影响，部分已被破坏，仅有17幅保存相对完好。

《旧唐书·卷七十·列传第二十》

《新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