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仲（1894年2月3日—1990年8月14日），乳名席儒，字仿鲁，直隶雄县（今属河北省）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4年2月3日），孙连仲生于直隶（今河北省）雄县龙湾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孙连仲四岁时，父亲孙保安就去世了。此后其生活教育，完全依赖母亲及哥哥的抚养帮助。

孙连仲七岁入私塾，后入保定旧制学堂读书。他读书努力，寒暑不辍，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孙连仲对武术技击更感兴趣。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因仰慕战国时代齐国人鲁仲连“义不帝秦”，于是以“仿鲁”为自己的别字。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北洋军第二镇派孔样标到雄县招兵。已经成家的孙连仲秘密赴招兵处报名应募。其母闻讯，命他的哥哥孙连喜赶至招兵处婉劝，以家道富实，田产年年增加，不但不必去当兵，而且家业尚需他帮助料理为词，要他回家；同时托雄县县长王瑚代为向招兵处交涉除名。孙连仲表示：“男儿应立志报效国家，岂能终老田园与草木同腐？从军之志，不可更改！”孙连喜为之感动，放弃劝说而归。入伍后，他被编入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为学兵。不久后，清帝退位，北洋军各镇改为师，孙连仲隶属于王占元的第二师之下。此时他已调入炮兵营三营七连，并在半年后因成绩优异而由学兵升为正兵。之后，他曾随军开赴武汉、九江等地。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麾下的京卫军被派往陕西镇压白朗起义，行军前在各旅成立炮兵营，从他部调选人员，孙连仲被选中，来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炮兵营充任班长。有一次，冯玉祥下连检查，适逢孙连仲所在连的连长正在考问士兵“五十二条精神训条”（此为冯玉祥为部队所规定）的内容，就悄悄站在后面听。不料长时间无人主动回答，最后孙连仲站了起来，不仅流利地背诵了一遍，还头头是道地讲解了一番。孙连仲从此为冯玉祥所赏识。

孙连仲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然诺必行。军旅生活中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因此，同阶青年军官与之友好，士兵拥护。这些，都为他地位的不断上升创造了条件。

民国四年（1915年）秋，孙连仲随军驻扎在顺庆。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当时驻在四川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云南护国军在泸州、叙州（今四川宜宾）间作战，孙连仲在此期间升任。孙连仲在龙头山一役中，曾一人扛起二百三十八斤的山炮，带领士兵抄后路袭击护国军，一炮击中对方阵地，给冯玉祥军带来暂时胜利。翌年（1917年）1月，冯玉祥擢升他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

民国六年（1917年）春，第十六混成旅已回驻京津之间的廊坊，冯玉祥一度调离该旅。7月，张勋复辟发生后，段祺瑞要冯玉祥返回部队任旅长。冯玉祥未到前，一群少壮军官酝酿对“辫子军”作战。当时群龙无首（原任旅长杨桂堂亦不在部队），孙连仲遂联合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闻承烈、韩多峰、佟麟阁、韩占元、李长清、葛金章、过之纲等十二位连长，从7月7日开始在万庄一带阻截张勋军，12日追击至永定门，“（孙）连仲身先士卒，率队首先抵达京城”。同年冬，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南调浦口，孙连仲改任炮兵第二营营附，不久后随军入湘。

民国七年（1918年）初，孙连仲又随部队转援湖北、湘西，并升为团附。七月，他奉冯玉祥命前往天津，向直隶督军兼川粤浙赣四省经略使曹锟洽领枪弹，返防后调升炮兵第一营营长。孙连仲当营长时，在一位师范毕业的同乡帮助下，读了一阵《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然而“只会念不会讲”，自觉收获不大。

民国十年（1921年）5月，孙连仲跟随冯玉祥部进攻被北京政府免职的陕西督军陈树藩。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站在直系一方的冯玉祥派孙连仲与李鸣钟率部兼程北上，在保定接受奉直军总司令吴佩孚的命令，担任长辛店右路山地的作战，攻占长辛店。5月，孙连仲因功升为炮兵团长。他曾以自己缺乏学历，未进过中学而稍露怯意。冯玉祥鼓励他说：“论带兵打仗，大学生也不如你们，中学生更不用说。”继又许诺：“将来我会让你们进陆军大学。”10月底，冯玉祥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移驻北京南苑，集训练兵，孙连仲跟随其前后，颇为倚重。随着冯玉祥军事力量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他所亲信的少壮将领，孙连仲、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出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冯玉祥提升孙连仲为卫队旅旅长，管辖手枪团（冯治安部）、学兵团（张自忠部）、炮兵营（孙连仲自兼）三个单位。10月，在大战进行之际，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大总统曹锟。政变开始前，孙连仲亲自率手枪团化装为接运粮饷部队，由古北口潜回北京。10月22日晚，孙连仲的参谋长王德晋宴请曹锟的卫队团团长张汉臣。当众人饭后打牌时，孙连仲在23日凌晨指挥手枪团包围了总统府，缴收警岗枪支，派兵接替了警位。其时曹锟卫队团官兵多在酣睡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解决。孙连仲自称“一枪未发，而政局已变”。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3日，孙连仲代表冯玉祥至北京协和医院探望扶病北上的孙中山并请示。4日，冯玉祥率部移驻察哈尔张家口，孙连仲调任国民军第一军炮兵旅旅长，在绥远平地泉、丰镇一带驻防，同月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11月，对奉军之战再起，冯玉祥部扩军，孙连仲升任骑兵第二师师长，随同国民一军在京津地区活动，曾参加国民军一、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在攻打韩家墅、杨柳青时，他亲率部队冲锋十余次，从上午8时战至午后，未能克敌。恰逢第二军邓宝珊由南路夹攻杨柳青，配合孙连仲部迫敌向天津败退。12月，他攻占天津，随后奉命率部驻怀柔县牛栏山。

孙连仲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平日练兵时，他经常深入营连直接检查示范，与士兵一起操练演习；作战中，他与士兵生活上同甘共苦，所以博得了部下爱戴。他对于军纪也要求甚严，恪守冯玉祥为国民军提出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要求，因而得到驻地群众的称赞和支持。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孙连仲师驻山海关。此时，奉系、直系已达成谅解，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以五十万兵力联合进攻国民军。4月，国民军撤至位于居庸关与昌平之间的要隘——南口，以劣势兵力抵抗奉直精锐达四个月之久。后因寡不敌众，他们回退绥远，并打算以西北为后方根据地，养兵待战。南口大战时，孙连仲师奉派参加攻打山西。等到南口战事失利，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遂告失败，孙连仲率领部队随同绥远都统兼第十二师师长蒋鸿遇经包头、五原到达宁夏。当时孙连仲的部队仅剩一干多人，他遂整饬队伍，与蒋鸿遇联合马鸿逵，驱逐地方小军阀张兆钾、孔繁锦，退回甘肃。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当时，河南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围攻西安已达数月之久。守卫西安的是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二人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建议，全力南下援陕。孙连仲此时已接任了蒋鸿遇的第十二师师长，冯玉祥又加委他为“全军总执法”，对旅长、道尹以下，均有权处置。10月，孙连仲在由宁夏入甘肃后，擅自往陇南收编了孔繁锦部，继而进入汉中，以图发展国民军势力。冯玉祥为此电责其“率部火速援西安”，他这才率师长刘汝明、旅长高树勋、谷良友等参加了解西安之围的战斗。11月28日，在孙连仲、孙良诚等人的协同作战下，刘镇华主力败于猴儿寨，加上总司令部被袭，刘镇华只好率其镇嵩军东撤，西安之围乃解。12月，冯玉祥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中路军总司令，并委任孙连仲为右路军总司令，辖第四师（师长冯治安）、第五师（师长韩占元）、第十二师（兼师长孙连仲）。同月，孙连仲奉命前往增援樊钟秀部。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东出参加北伐。期间，孙连仲率部在豫西南一带作战，于5月先后进击直系于学忠，改编了阎德胜的部队。6月，他移驻唐河、确山，解决了直系旧部靳云鹗的部队，占据了平汉线，迫使靳云鹗逃往上海。7月，他派暂编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连升追击过向四川撤退的吴佩孚，将其卫队及总司令部人员“几全部俘虏”，吴佩孚夫妇仅以身免。9月宁汉合流后，孙连仲任冯玉祥的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进驻新乡。不久，他与鹿钟麟对调，任第二方面军（辖梁寿恺第一军、孙连仲第十四军、秦德纯第二十三军）总指挥，并任蒋冯“北伐军”的京汉前线总司令，率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庞炳勋四个军，在漳河沿岸与与奉军杨宇霆第四方面军团激战二十六天，给奉军造成以万计的伤亡，京汉、陇海两线战况得以稳定，蒋介石、冯玉祥于整个战局得从容调度。孙连仲部在接受通电嘉勉及奖励后，以激战过久，疲劳特重，奉命往郑州整补休养。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孙连仲任军事委员会委员。6月，孙连仲部调陕西绥靖地方。此前一个月，甘肃发生了马仲英领导的“河州事变”，动乱日益扩大。冯玉祥即命孙连仲就近移师入甘。7月，孙连仲进入甘肃，并于9月以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率部打败了自武威进攻永登的马廷勷，并一举攻占了古浪、武威。马廷勷于9月底退走青海乐都。马廷勤是甘肃回军早期著名人物马安良之子，曾归服国民军，此时加入了马仲英的反冯活动。连年的作战，使孙连仲部兵力由两万人减至一万左右。为了补充兵力，他在甘肃广为招募，整顿操练。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青海省。这是时任行政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为巩固实力采取的一项措施。12月，孙连仲在兰州先行就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冯玉祥将其部队整编成十二个暂编师后，又任孙连仲为暂编第十二师师长）。省府委员五人，除孙连仲之外，还有建设厅长马麒、民政厅长林竞、财政厅长郭立志、教育厅长郑道儒。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孙连仲到青海履任。青海地区向来是甘肃回军势力马麒、马麟所盘踞。他们对孙连仲的到来，明迎暗拒，尤以马麒次子马步芳与旅长马子乾等在军事上威胁最大。冯玉祥为使孙连仲顺利进入西宁，确立对青海的统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电调马步青旅开往潼关，委以该处警备司令职务；又调马子乾旅驻湟源；马步芳的第四混成旅则令驻循化、巴戎。孙连仲到青海后，以其第九十一旅驻乐都，第九十二旅、第九十三旅及直属部队移驻西宁附近，控制局势。

除军政事务外，孙连仲也颇为关心青海的建设。他邀请崔书琴等学者组织省治局，作为“设计与咨询机关”。青海地处偏僻，土地广袤，加以交通不便，内部各地以及全省与外界的联系困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他下令修筑公路，以利开发，又提倡栽树、修渠引灌。此外，还力图根治“鸦片烟毒”，选送学生赴平津沪汉各处升学，创办中山大学，任水梓为校长。他的这些举措，因任期短暂而成效不显著。

在青海，孙连仲注意拉拢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改善民族关系。他看到伊斯兰教阿訇在回族、撒拉族群众中很有号召力，便以发扬伊斯兰教的名义，令各县成立“回教促进会”，并由省政府拨款八万元，修建各地清真寺，开办“阿訇训练班”，想控制伊斯兰教阿訇，防止其联络群众“造反”。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驻湟源的马子乾旅受人唆使鼓动，发动了讨孙战争，进攻西宁。最初，孙连仲力避战事扩大，在招抚无效后，才令安树德、鲁崇义两个旅进剿。为避免事端扩大，他提出“要捉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进剿不到半月，马子乾被俘。然而由于士兵未执行上级意图，将马子乾打死了。为安定马麒家族并防止回、汉民族间对立情绪的增长，孙连仲亲自迎接马子乾的灵柩于西宁城外，并主持了追悼会。此举取得了马麒的谅解。是年8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调任陕西省主席，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他入甘后不久，青海大权落入了马麒、马步芳父子手中。他们因此对孙连仲具怀感激之情。

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积极准备与其进行武装决战。陕甘两省的冯系将领，纷纷厉兵秣马。孙连仲为使其部士饱马腾，不甘落后，征收甚重，计得现金七十万元有余。正遭大旱之灾的甘肃人民，因此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甘肃民间多年来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颇多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东调的孙连仲被任命为冯玉祥部第八路军总指挥。他率领高树勋的第十二师，连同骑、炮、工兵等部队经陇东、陕西到河南，留雷中田师驻防兰州，维持后方秩序。孙连仲对即将掀起的蒋冯战争的看法是：西北军实力不够，后方地方军阀势力未完全削平、民变、土匪活动时有发生，仗还不到打的时候。如果孤注一掷，打败了连退处都没有。但多年养成的对冯玉祥的服从性格，使他还是遵从命令全力投入了战斗。孙连仲部入豫后，驻防漯河、太康、归德及安徽亳州等处。6月，孙连仲部在激战过后，击败了蒋介石方的何成濬、朱绍良部。此时，他电请冯玉祥允许自己南攻武汉，却被冯玉祥阻止，并要其进攻杞县，以解亳州之围。解围后，孙连仲又提出南进，冯玉祥仍不允，要他东进解商丘之围。商丘解围后，由孙殿英守备。7月，战场形势开始转向有利蒋方，冯玉祥军在陇海线上奋力支撑，希望能依托郑州扭转战局。但原先支持冯玉祥的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令其部队撤出主要战场，冯玉祥军退往豫北。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并派大军入关参战，冯玉祥军失败已成定局。10月，冯玉祥离郑州北去。孙连仲率部到新乡，西北军拥鹿钟麟为总司令，孙连仲为副总司令，高树勋、张自忠师归其指挥，希望能重振旧部。鹿钟麟、孙连仲请刘骥去向冯玉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回电只四个字“西望长安”，意思是带部队向西开。这时，鹿钟麟也准备离部队去天津，孙连仲赶到火车上去挽留，无奈鹿钟麟执意要走，并请他收拾西北军残局。孙连仲怏怏而归，想说服部队西退，但部下都不愿意。孙连仲也明白，大战前西北军几乎倾巢出动，陕甘地盘实已放弃，西退也是绝路一条。考虑再三后，他派田镇南、李显堂、冉寅谷为代表，赴郑州谒见何应钦，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军队静候改编。10月18日，孙连仲在新乡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孙连仲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旋即率所部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就食。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连仲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与孙连仲交情较深的韩复榘。韩复榘想利用孙连仲的力量壮大自己。孙连仲也有与他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连仲极为笼络。为此，蒋介石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连仲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连仲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拜谒蒋介石，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连仲颇多称赞。孙连仲逐渐被蒋介石感动，遂决意为其效力。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4月初，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战术，经过激烈的战斗，使孙连仲部损失约一个旅的兵力。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犯。孙连仲部改番号为第二军团，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红军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采取运动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取得了六战五捷的胜利，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在这次“围剿”中，孙连仲部连接失败，损失惨重。另外，孙连仲部官兵多出身于西北，不习南方水土，营中疟疾、赤痢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上红军的政治瓦解，军心日渐不稳。适逢孙连仲本人患牙疾，乃请假赴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孙连仲走后，部队交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指挥。12月，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率领一万七千名官兵举行宁都起义。蒋介石深感震惊，立即派陈诚陪孙连仲飞返宁都（起义部队已开往苏区），收拾残局。由于打内战的需要，蒋介石拨款重建了孙连仲的部队，恢复第二十六路军称号，但编制缩小。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孙连仲不如前时那么重视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奉命驻防宜黄一带，突遭红军的围攻，他弃城而逃。宜黄之败，使孙连仲部实力又减。作战失利，士气消沉，孙连仲为巩固部队和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主要请求撤其江西清乡督办和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将所部分并为一个师，以充实人数，健全战斗组织。蒋介石同意撤去其江西清乡督办职务，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仍保留，原有部队并编为第二十七师及一个独立团，师长由孙连仲自兼，池峰城、冯安邦分任旅长。正当孙连仲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的时候，蒋介石得到吉鸿昌与红军秘密联络的密报，为防变乱再起，遂抢先把吉鸿昌的第二十六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师，归孙连仲指挥。孙连仲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是使自己绝处逢生，感激之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孙连仲在金溪县浒湾驻防，迎战红军林彪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展开拉锯战。红军终以不克而退，孙连仲部进驻永丰。随后，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四十二军军长，仍兼第二十七师师长，辖独立旅（旅长冯安邦）、骑兵旅（旅长张华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孙连仲参加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7月，蒋介石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委任孙连仲为团副，教育长为陈诚。他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对蒋介石更加心悦诚服。8月，训练团结束，孙连仲返防后率部攻占宁都、赣县。9月，驻湖北麻城的第三十军张印湘部不稳，蒋介石遂调走张印湘，改以彭振山接管第三十军，命孙连仲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前往整顿。孙连仲积极整训该部，又一次得到了蒋介石的称许。10月，他参与第五次对红军的“围剿”。11月，“福建事变”爆发，孙连仲奉命率第三十军驻于江西永丰，暂时节制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孙连仲兼第三十军军长，继续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4月，蒋介石指挥陈诚所部发起广昌战役，孙连仲指挥所部负责守备永丰、藤田以东及南丰、广昌以西为中间地区，修筑公路和碉堡。红军西撤长征后，孙连仲部于第二年（1935年）2月奉命率部到湖北公安、石首，追击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随后奉调河南信阳驻防。同年4月4日，孙连仲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0月，孙连仲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他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1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连仲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6日，孙连仲获加上将衔。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孙连仲任“讨逆军”预备军司令。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孙连仲部移防河南信阳、确山一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4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孙连仲任团附（兼团长蒋中正、教育长陈诚）兼第一总队总队长（第二总队总队长黄绍竑）。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9日，孙连仲接到蒋介石“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的电令，遂于12日率部北上增援第二十九军。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使孙连仲义愤填胸，情难自已。部队北上出发前，孙连仲召集本部高级军官会议，在会上慷慨陈词说：“日本蓄意侵略我国已久，现国家命运已至最后关头，吾人须以全力报效国家，挽救危局，以尽军人天职！”全体军官听后至为感奋。全军乘平汉路火车北上，行进途中，曾接宋哲元电报，要他暂缓前进，将部队停于彰德，以免刺激日军。孙连仲电告蒋介石请求继续北上，获准后挥师到保定。8月5日，他在保定与宋哲元恳谈，说：“日人阴谋已久，国家已至最后关头，请即依照中央意旨奉行，统一军事命令，万勿受敌人欺骗，再行妥协，自乱步骤。”

在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鉴于华北战场形势空前严峻，蒋介石在8月6日命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兼第一军团司令。10日，孙连仲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师和独立第四十四旅）与日军河边旅团在良乡西南的窦店对峙。15日起，战斗日趋激烈，孙连仲将全部兵力投入，迭予日军重创。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孙连仲部阵地被摧毁，只得后退。8月下旬，他转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此时，日军已占领南口，其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三个师团向平汉线进攻。9月15日，固安失守，孙连仲率部转进，在涿县与日军激战。在此期间，因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逃跑，蒋介石撤去刘峙职务，升孙连仲为总司令。不久后，关麟征、万福麟等部战败南退，孙连仲部在涿县处突出地位。日军正面进攻多次不逞后，采用从左翼迂回包围战术，孙连仲部池峰城师在坨里附近南大寨山区被日军突破。孙连仲部被迫转进冀西南，保定失守。

主词条：太原会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日军川岸师团直扑山西娘子关，直接威胁太原。中国军队决定组织娘子关战役，以阻击日军。蒋介石命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转属第二战区。10月初，孙连仲以第三十师留守获鹿地区，自己率领其余部队前往娘子关。为减轻忻口和太原方面的压力，孙连仲于10月14日派第三十一师进攻娘子关旧关的日军，一度攻入关内；独立第四十四旅在六岭关附近与日军展开遭遇战，占领了六岭关；第二十七师也奉命向核桃园等地的日军发起进攻。20日，第二十六路军主力被日军增援部队围攻，第二十七师伤亡殆尽。孙连仲急令第三十一师退守南北峪一带。24日，日军发起总攻，孙连仲指挥部队击退日军。26日，他又奉第二战区司令部命令，留一部分兵力守卫娘子关阵地，将主力转移到平定县桥头村，准备对日军发动反攻。但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又被迫转入守势。尽管第一战区抽调部队配合作战，娘子关、阳泉、寿阳等地仍然于11月初相继失守。在太原会战中，第二十六路军损失惨重，减员近五分之四。11月8日，太原失守，孙连仲部经晋南开往河南。

孙连仲到河南后，立即派人到豫东、鲁西一带招募兵员，还吸收了不少从家乡河北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在许昌设立干部训练所，培养干部，充实下级军官队伍。随后，他在潢川、武胜关一带构筑国防工事。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底，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津浦路沿线战斗形成对峙状态。3月中旬，日军为尽快打通津浦线，出动七八万兵力，一路从南京北上，一路从青岛登陆向南压下，一齐扑向通往徐州的战略要地台儿庄，企图以两面夹击的战术消灭津浦线上的中国军队主力。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指挥徐州一带战事。蒋介石于徐州方面告急时，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的必要，于是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星夜增援。

第五战区长官部判断，恃战胜余威、骄狂分万的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北上敌军的增援呼应，便要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抢先夺取打通津浦路的大功，故调兵遣将，张网以待。除以孙连仲部正面迎敌外，又派汤恩伯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部包围日军而歼灭之。

3月19日，孙连仲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挥第二集团军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第三十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东进（由于在太原会战中遭受的损失尚未得到补充，第二集团军实际上可以参加战斗的只有这三个师），指定参谋人员先行赴徐州以北地区选定前进指挥所。同时命令池峰城第三十一师进驻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构筑工事，掩护他部陆续集中。第二集团军完成后的布防概况是：台儿庄城寨由第三十一师一八四团防守；该师其他部队一部分防守台儿庄以西七里的范口村及以东约三里的官庄，准备协同台儿庄核心之作战；另一部分沿大运河南岸布防。池峰城在城寨外指挥。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和第四十四旅陆续集结于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总司令部设在距台儿庄城寨五公里处。

3月22日，池峰城师进驻完毕。次日，由峄城南下的日军进犯台儿庄，中国军队还击，形成对峙状态。刘兰斋率骑兵从台儿庄北门出击日军，乜子彬旅长率第一八三团跟进，在康庄与日军骑兵遭遇，出击部队边战边退，诱敌深入。第一八三团在獐山与日军激战至晚。同日下午，日机多架在台儿庄一带低空飞行，进行侦察扫射。

3月24日晨，日军濑谷启第三十三旅团福茶直平第六十三联队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台儿庄。临战之际，孙连仲亲赴前线调令下属：“面临强大的敌人，我们只能依靠地形挡住它，再利用夜里的小突击拖住它。没有命令，决不撤退！”战斗中，日军摧毁了台儿庄北城墙，从突破口冲了进来。池峰城亲率敢死队与敌拚杀。李宗仁闻报，明令以十万银元奖赏。但敢死队员一致表示：“只要抗战，不要银元！”当晚，池峰城身先士卒，率队夜袭敌阵，在第一八六团配合下，杀出一条血路，将从突破口冲入的二百日军全部消灭。

27日，福茶直平指挥其攻坚部队进攻台儿庄以北的防线，第三十一师各团和炮兵顽强抗击，与日军进行巷战、混战，浴血搏杀，虽死伤高达十之七八，仍拼死坚守。29日凌晨，孙连仲召集军、师、旅长及炮兵团长会议，重申固守台儿庄之志。并指出：“当面之敌似在待援中，我以钳形攻势当可聚歼之；第三十一师仍须独自为战，以利外线组织战斗。”

战斗延续到4月3日，日军攻占了台儿庄的东南门，侵入城寨内百米，同时掷催泪瓦斯弹。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地方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死伤已达十之七八。孙连仲的部队据守南关一隅，死战不退。这时，李宗仁来电话，严令第二集团军守至次日拂晓，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孙连仲大义凛然地说：“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旋即集合可用之兵，包括炊事兵、担架兵都一并参加，组成一个敢死队，于午夜袭击日军。这时，池峰城来电话请示可否撤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池峰城部乃以必死之决心，逐屋抵抗至4日黄昏，将日军增援部队击退。

4月6日，中国军队完成了合围任务后，全线出击，在台儿庄北三角地带围歼日军。日军矶谷、板垣两师团阵脚大乱，只得向北撤去。孙连仲部与友军内外夹击，横扫残敌。台儿庄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胜而结束。此役中，孙连仲部武器虽劣，但官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弥补了这一点。近战时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孙连仲部官兵还用十二枚一捆的束集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

台儿庄大捷后，中外记者云集前线采访。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陆诒、爱泼斯坦、顾里宾斯基以及作家郁达夫、臧克家都到台儿庄孙连仲的指挥部采访消息。时人说是“孙连仲的铜头，关麟征的铁拳造成空前的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在总结会战得失时，曾说：“孙连仲部克尽职守，沉着应战，固守台儿庄，尤以池峰城师伤亡过半，仍能占据台儿庄三分之一之阵地与敌浴血苦斗，吸引敌之主力，使汤恩伯攻击军团易于奏功。”

主词条：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孙连仲的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运河东岸参加了掩护徐州国民党军大部队撤退的军事行动。接着，他奉令撤到信阳、许昌一带休整补充。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后，孙连仲任第三兵团司令，并在9月率部坚守大别山阵地。10月武汉弃守后，孙连仲部退驻南阳一带整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孙连仲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奉命协同司令长官卫立煌统率在河南的抗日部队。同年夏，孙连仲率第二集团军池峰城第三十军和刘汝明第六十八军进驻唐河、桐柏等县。不久后，他对豫南日军的大本营信阳展开全面进攻，于四日激战后进占信阳。11月，他又调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孙连仲指挥第二集团军所部参加枣宜会战，配合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在湖北枣阳、宜城地区对日军作战。翌年（1941年）1月，他率部赴南阳一带，支援李品仙，参加豫南会战。这一时期，第二集团军原来的两个军缩编为一个军，第四十二军番号撤销；又把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编入建制。实际上，孙连仲对这两军的经济、人事皆不能过问。

蒋介石曾要孙连仲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接替鹿钟麟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防务。孙连仲因华北部队不是自己的旧属，难于驾驭；另外对在华北地区要与八路军打交道，怀有疑惧，因而谦辞不就。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1日，经对孙连仲素有敬意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提议，他在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际上孙连仲有名无实，战区部署主要由时任第六战区参谋长的陈诚嫡系将领郭忏指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4月，孙连仲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5月，日军向鄂西大举进犯，孙连仲在宜昌、沙市以南地区组织抵抗失利后，又在长江西岸的入川要隘石牌要塞进行阻击，取得胜利；继而发起沿江反攻，宜昌、宜都间江防态势全告恢复。此役对稳定重庆形势，颇有关系。6月，蒋介石来电奖勉，升授孙连仲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说2月23日起任司令长官），辖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宋肯堂）、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及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长官部仍设在湖北恩施。11月，孙连仲组织领导常德会战，以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日军主力吸引于澧水及沅江两岸地区加以聚歼。22日，日军增援部队分五路攻击常德外围各据点，于24日对常德发动全线进攻。据守常德的部队顽强抗御，拼死击退日军的冲锋，从城区战转为巷战、屋战，抗日官兵每个人各自为战，短兵相接。12月3日，常德被日军侵陷，孙连仲指挥一个兵团的兵力增援，与常德退出的余部会合反攻，日军北撤，失陷六日的常德得以光复。继而克复湖南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湖北枝江、松滋、公安等地。在此次激战中，孙连仲部师长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牺牲。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2月，孙连仲至衡山，出席由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孙连仲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6月26日调任新建的第十一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介石命他主持华北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并嘱其负责将来在华北对八路军作战事宜。为了表示对孙连仲的信赖，他在9月份还委任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孙连仲在重庆组成了河北省政府后，又到西安筹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接着，他率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编第八军和第三十二军集结于豫北新乡、安阳地区，开始指挥军事北进。

8月，日本投降，孙连仲受命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接受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济南、青岛、德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9月9日，他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北平，安排受降事宜。10月9日，孙连仲由新乡飞抵北平。10日，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主持了受降典礼。北平各界群众二十多万人聚集在殿前及天安门广场观礼。当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根本博，偕同参谋长高桥坦及该部高级军官共21人向孙连仲及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吕文贞俯首呈上降书并献出军刀后，群众欢声雷动，震撼古城。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亦使他十分不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曾想插手华北地区接收事务，抢先向平津地区派出办事处，到处张贴布告。孙连仲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别人想干，我不想干。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并将此意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为安抚孙连仲，一纸手令，将第一战区的办事处全部撤销。

尽管这样，孙连仲仍不能安心华北军政事务：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孙连仲被他们架空了，却又担着“接收”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另外，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连仲“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总之，孙连仲认为“一切都乱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所辖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共四万五千多人，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月下旬侵入磁县、邯郸地区，遭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人民军队的痛击。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一万余人于阵前起义。31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漳河以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遭到大败，马法五及其部下两万多人被俘。鲁崇义的第三十军此役中也遭到重大损失，不久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孙连仲几乎没有能直接指挥的部队了。以后调归第十一战区的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皆各有背景，人事黜陟和兵力运用，他均不能干预。孙连仲抱着勉为维持现状的思想，在任内坚持了两年。在此期间，第十一战区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任主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孙连仲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想要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河北。为达此目的，最好将傅作义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孙连仲“知难而退”的原因是他考虑自己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以来，往往一筹莫展，处境艰难。更深刻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讲，孙连仲是一位职业军人，长于军事，不善主政，任青海、甘肃主席均为时不长，于国民党官场交际中缺乏手腕，河北省主席一职对他压力甚大；华北军事力量的调动，孙连仲因此时失去实力，也指挥不灵。客观方面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已改为“重点进攻”，孙连仲瞻念前景，不愿在无权力运用、束手坐困的情况下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底，蒋介石来到北平视察，孙连仲又一次当面向蒋提出辞去自己在华北的本兼各职，终获同意。12月2日，他先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到17日即被调往南京，接替张镇任首都卫戍司令。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30日，孙连仲接替薛岳担任总统府上将参军长，掌管军令宣达、文件承转及总统府行政事务。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后，孙连仲亦辞职到上海暂住。2月21日，任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顾问。同月，前往溪口见蒋介石，蒋介石告以陈仪被扣事。3月1日，孙连仲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随后偕夫人罗毓凤飞往台湾，寓居台北木栅。

孙连仲在台湾时，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外，还在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下辖的政务委员会的“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春，又任台当局“华北地区游击工作小组”召集人。1956年1月1日，孙连仲假退为备役，2月3日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3年11月，他被蒋介石提名为中国国民党九届中央评议委员。此后，他连任国民党第十届（1970年4月）、十一届（1976年11月）、十二届（1981年4月）、十三届（1988年7月）中央评议委员。

1971年夏，孙连仲出现脑血管硬化的情况，遵医嘱居家静养。到1973年，他的病情加剧，长年入住台北中心诊所。1981年2月2日（庚申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孙连仲的八十九岁诞辰，因河北“有庆九不庆十”之说，故而台当局组成了“孙仿鲁先生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为他提前祝九十大庆。1990年8月14日下午1时49分，孙连仲因肝癌在台北中心诊所病逝，享年96岁（虚岁九十七岁）。

国民革命与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时期：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冯玉祥部下参与第一次直奉战争，战后任炮兵团团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冯玉祥卫队旅旅长，在北京政变中指挥围攻总统府。后参加过国民军攻打天津和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对直奉联军的作战。南口战役失败后，率部退往西北。同年9月随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北伐，任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解西安之围和攻击镇嵩军。民国十五年（1927年）5月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军军长，随军攻向河南。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参加平定河州事变。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以冯玉祥部第八路军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身份参加中原大战。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奉调江西，参加了对红军的“围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率部北上增援第二十九军。随后转战山西娘子关、阳泉等地。在娘子关战役中，孙连仲担负总预备队任务。娘子关右侧的旧关位置险要，敌我反复争夺，他率第二十七师赴援，沉着应战，激战两周。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中国军队阵地工事被毁；其他各部伤亡亦甚大，乃转移撤至阳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孙连仲率部增援徐州，担任台儿庄战役的正面作战任务，率部坚守台儿庄，为大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孙连仲相继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转战河南、湖北。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他指挥所部在常德会战中抵抗日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负责平津地区受降事宜。

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连仲担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奉命率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磁县、邯郸地区。旋即高树勋及新八军阵前起义，马法五、鲁崇义先后兵败，孙连仲的主力部队损兵折将，实力大减。后来，他感到华北军事责任重大，自己难以担负，遂向蒋介石请辞。

台儿庄大捷后，作家郁达夫在前线题诗庆祝孙连仲等人的胜利道：“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冯玉祥就曾对众称赞孙连仲宽厚忠诚、智勇兼备，与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蒋鸿遇等皆足可为人效法。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他对部下讲话，又称赞孙连仲、张之江手不释卷，学识大有进步。在《抗日的模范军人》（1938年出版）一书中，冯玉祥又写道：“台儿庄胜利一方面由于汤恩伯将军队伍的机动作战，一方面就是由于孙将军队伍在正面的咬牙苦撑。”

李宗仁在回忆台儿庄战役时，曾评价孙连仲部“原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最善于防守”，所以自己派他们在“台儿庄部署防务建筑工事”。

白崇禧晚年曾回忆道：

曾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参谋处副处长的宋聿修认为：

宋希濂回忆称：“（在富金山、沙窝、小界岭等地作战期间，孙连仲部下的）三十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

曾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的万福增称孙连仲“由士兵积功直升到军长、总指挥，身经百战”。

张伯英在《孙连仲将军轶事》一文中对孙连仲多有赞誉之词：

肖如平、潘建华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将领研究》中说：“平心而论，国民政府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等部，均善于打硬仗。”

孙连仲曾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1938年5月10日，因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功而获）、一等云麾勋章、一等宝鼎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一等景星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忠勤勋章、抗战胜利勋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等荣誉。

据孙连仲家乡雄县的一些老人传言，孙连仲早年从军以后，因为表现较好，领导接连将其提升三级，所以他改名“连仲”，以示“连仲二元”之意。

孙连仲四岁丧父，由其母李氏和大哥抚养成人。因此，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在《孙连仲回忆录》一书中谈到：“先生（指孙连仲）少孤，事母至孝。从戎后，因太夫人常以家事为念，不愿离家外出，先生每逢太夫人诞辰，或逢年过节，必请假返里侍侧奉养，如不能回家时，亦必在外举行庆典，或预寄衣食等物，以慰亲心。”在李氏八十一岁寿诞之时，其部下冯安邦、张孝性、王文显、黄樵松、闫廷俊、郑锡安、黄宗颜、侯象麟、杨守道、张克明、郭金荣、张云青、吴锡畴、刘伯良还送礼祝贺。

孙连仲初到江西“围剿”红军时，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陈诚隶属于他。但孙连仲对陈诚既不以长官自居，且“降格相从”。“宁都起义”后，孙连仲改归陈诚指挥，他自动将所带上将领章改为中将，以陈诚的部属自居，事无大小均请命于陈诚。二人因此感情融洽。

抗战期间，陈诚与何应钦、胡宗南等斗争，打算借“孙（连仲）以自重”。当孙连仲到湖北南漳时，陈诚在巴东与他通电话。恰逢孙连仲外出，其部下王铸民接电话。陈诚先赞扬孙连仲劳苦功高，并说孙连仲部无论有什么困难，请王铸民向他说明，自己一定大力协助。

鄂西战役期间，陈诚代蒋介石亲临督战，孙连仲指挥格外卖力，加上张厉生（河北人）的撮合，最终使孙连仲在陈诚的推举下，得以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第六战区任职期间，对待陈诚的亲信，孙连仲“一概借重，不予更易”。

据孙连仲的旧部仵德厚晚年回忆，1945年8月，孙连仲在北平（今北京市）故宫太和殿前接受侵华日军投降。面对北平公众和列队的日军官兵，孙连仲念稿讲话道：“……目睹侵华日军在华犯下的罪行，中国人民怒孔了！”仵德厚笑着对采访者说：“孙将军是武将，没文化。所以，他把‘吼’念成了‘孔’。哎！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民族胜利之时、扬眉吐气之节呀！”

孙连仲自幼爱好单杆，武术演练娴熟。幼年由于接近车马，特别每年入冬放收常练习骑骡马，如加鞍子就更有把握，所以骑马术相当不错，且擅长调教马匹。他还酷好网球运动，多年来锻练从未间断。抗战之前，南京政府曾组织过一次将校网球赛，他名列第二（商震为第一名）。在孙连仲的带动下，其所属各军、师、旅、团，都有各自的篮球队组织。他晚年在台湾倡导网球、高尔夫球甚为卖力。1954年春，他与何应钦、周至柔等倡组台北高尔夫球会，并任主任委员。1956年10月，任亚洲软式网球协会会长。1957年春任台北东亚网球联合会会长。1959年，率队前往日本参加网球友谊比赛。1960年，又率队赴日本参加网球比赛。1969年春，任台湾网球协会会长。同年，偕夫人、子女至日本东京，参观第七届亚洲杯软式网球锦标赛。1971年4月，任软式网球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1973年2月，任软式网球协会名誉理事长。当时的报纸曾评论说：“孙连仲将军由战场到了球场。”

孙连仲还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河北梆子戏。他能拉胡琴，为传统老戏《大登殿》《三疑计》《胡迪骂阎》等伴奏。由于他的爱好，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豫南抵御日军时，总部首先成立了业余俱乐部。后发展成为剧团，每逢星期日为总部直辖单位和当地村民，采排演出。据时人回忆，约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孙连仲亲自主持了一次采排演出，由副官处少校副官贾康候作导演，只唱《空城计》一摺，由孙连仲夫人罗瑞茹扮演诸葛亮，无线电台傅台长饰司马懿，左右琴童由总部副参谋长赵大镤和兵站分监王铸民两人担任，老军由总部陈参议等担任，报子由副官长邓润生扮演。帽戏《胡迪骂阁》、河北梆子腔，由孙连仲亲自操琴包腔。这一娱乐场面，使观众多年传颂不忘。

孙连仲到台湾以后，每天黎明即起，在庭院裁培花木。他花费数年时间，在山地亲手种植树木1.8万多株，不管风雨寒暑，总以阅读劳作为常课。

除体育活动和养花种树以锻炼身体外，孙连仲还很注重心理上保健养生。他在晚年曾亲自书写长寿要诀：“忘年、忘贪、忘忧、忘惧、忘名、忘利、忘情、忘恨、忘争、忘怒。”

孙连仲的父亲孙保安，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孙保安自幼在私塾读书，后在当地开面店。其兄与弟皆从事农业。孙保安积得资本后在雄县南关经营钱粮行，生意兴隆，获利颇丰，购置田产四百余亩。孙连仲的母亲为李氏。

孙保安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孙连仲是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孙连喜（席珍），是清末的武秀才，是当地绅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弟弟孙连宜（席荣），长大后掌管自家的钱粮行，继而早亡。

孙连仲在宣统元年（1909年）奉母命与同县东留侯村的苏北兰结婚。民国十八年（1929年）元旦，经甘肃财政厅长张省三的夫人介绍，孙连仲与前清端王载漪之孙女罗毓凤结婚。此后孙连仲的军旅生活，罗毓凤时常相随，颇尽内助之力。抗日战争中，罗毓凤曾创办伤兵救护医院、难童教养院、眷属工厂，并参与组织军队俱乐部活动，亲自为官兵演京剧，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孙连仲有子女八人，皆受高等教育或留学。长子孙湘德、长女孙惠书为苏氏所出；子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常到台儿庄参加有关于台儿庄战役的活动，并捐赠其父遗物），女孙少茹（曾在意大利音乐学院深造，1963年获法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孙幼茹、孙小茹，均为罗毓凤所出。他的子女。

孙连仲的著作有《孙连仲回忆录》。另自1960年2月至1961年11月，他7次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人员（主访人沈云龙，纪录谢文孙、刘凤翰）访问，口述历史，形成访问纪录《孙仿鲁先生述集》（约三万三千字）。

1992年10月，为纪念将要到来的台儿庄大捷五十五周年（1993年4月8日），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在原台儿庄大战主战场附近兴建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纪念馆主体建筑正前方为“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及李宗仁塑像，两侧排列孙连仲、田镇南、池峰城等参战将领的塑像和碑亭。

2006年9月9日，孙连仲的两个儿子孙湘德、孙鹏万携儿子孙大伟、孙大宇到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凭吊，并向纪念馆捐赠有关孙连仲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9日主持日军受降议事的珍贵照片和书籍资料。

2022年5月17日，“抗日名将孙连仲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在山东省枣庄市举行。孙鹏万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捐赠珍贵文物史料1550余件（孙连仲的抗战勋章16枚、证件110件、委任状16份，抗战时期老照片999张、书法作品30余件，手稿及文献资料324件），为中国近代史及抗战史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孙连仲在抗战期间佩带的中正剑，在1985年，由孙连仲之女孙惠书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024年4月8日，在台儿庄大战胜利86周年纪念日之际，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举行台儿庄大战胜利86周年为英烈献花活动，期间还有“孙连仲将军抗战文物史料展”等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