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是中国古代掌管外宾接待与朝会礼仪的中央官署，位列九寺之一。其前身可追溯至秦代典客，汉武帝时改称大鸿胪，北齐正式定名鸿胪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裁撤。核心职能包括接待藩属与外国使节、主持封册礼仪、核定贡品价值及管理凶丧仪制，唐代分设典客署掌外交事务、司仪署。

《明史·职官志三》：“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思，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皆赞百官行礼。”鸿胪寺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丰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

北朝时期的鸿胪寺制度在继承魏晋“大鸿寺”传统的基础上，因政权更迭和民族融合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特征，主要负责外交礼仪、宾客接待及相关事务管理，其机构设置与职能在北魏、北齐、北周三代各有调整。北魏前期已设大鸿胪，为列卿之一，太武帝延和二年（433年）曾遣“兼大鸿胪卿崔颐”册封杨难当为南秦王；太和十五年（491年）增设主客少卿（后改称“大鸿胪少卿”），形成“卿—少卿”二级管理体系，前《职员令》规定大鸿胪为从第二品上、主客少卿为从第三品上，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后《职员令》中二者品阶分别降为第三品、第四品，同时设典客监（后改称“主客令”）及典客舍人、典客参军等属官，品阶从第五品至第九品不等。

1、北齐正式定名“鸿胪寺”，列为“九寺”之一，主官为鸿胪寺卿，下设少卿、丞各一人及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佐官，统辖典客署（掌四夷宾客接待）、典寺署（掌佛教寺院事务）、司仪署（掌礼仪程式），各署设令、丞管理。

2、北周依《周礼》改制，以蕃部中大夫“掌诸侯朝觐之叙”、宾部中大夫“掌大宾客之仪”，分掌原鸿胪寺职能。北朝鸿胪寺制度逐步从魏晋的“省置无恒”走向规范化，兼顾中原传统与北方部族管理需求，其名称与机构设置为隋唐所继承，成为后世中央外交机构的雏形。

清代鸿胪寺沿袭明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初设，作为掌管朝会仪节、宾客接待的中央机构，其制度设计与职能演变深刻反映了清代官制的满汉融合特征。官员设置实行满汉双轨制，初设时置从三品满洲卿1人、正四品汉卿1人，从五品满洲少卿1人、汉左右少卿各1人，下辖正六品汉左右寺丞、从九品满汉鸣赞、汉序班、司宾序班、学习序班及八品满汉主簿、笔帖式等，总员额随时代调整：顺治至康熙年间多次裁撤汉鸣赞，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满洲卿品级降为正四品；乾隆朝定型为满汉卿各1人、满汉少卿各1人，满鸣赞14人、汉鸣赞2人，学习鸣赞4人，汉序班4人，学习班序8人，满汉主簿各1人，满笔帖式4人，经承6人，总编制48人。内部机构以主簿厅为核心，辖档房、启疏科、朝仪科、俸粮科，各设经承管理文书、仪制、俸禄等事务，形成“卿—少卿—寺丞—主簿—经承”的层级管理体系。其行政隶属关系历经多次变更：初设时由礼部掌理，顺治十六年（1659年）独立办公，十八年复归礼部；康熙十年（1671年）再度独立，雍正四年（1726年）又隶礼部；乾隆十四年（1749年）改由礼部满洲尚书兼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度并入礼部，三十二年（1906年）新政改革中最终裁撤，其职能完全并入礼部，标志着传统外交仪制机构在近代行政体系转型中的终结。

秦曰典客，汉改为大行令，武帝时又改名大鸿胪。鸿胪，本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大鸿胪主外宾之事。至北齐，置鸿胪寺，后代沿置。南宋、金、元不设，明清复置。清末废。

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贡奉之事。

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同文馆及管勾所，掌高丽使命。

已上并属鸿胪寺。中兴后，废鸿胪不置，并入礼部。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后汉书·百官志二》：“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