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民系（英文：The group of Jiangyou），亦称为赣民系，是指分布在江西、湖南等地拥有同类语言、文化与风俗且彼此认同的当地居民，主要分布于江西省大部、湖南省东部、湖北省东南部、安徽省西南部、福建省西北部、陕西省商南县一带。

江右民系的聚居区主要为耕作条件较好的低丘平原，作为本省境内南迁北民的早到者，上古时期江右大地曾存在“干越国”和“艾国”等非华夏族国家。据史料记载，干越国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灭，其中心地带南昌西山万寿宫位于今余干一带，而艾国则位于今修水、武宁一带，后其被楚国并吞。至春秋时代，江右大地经常被称为“吴头楚尾”，是因为江西曾迭为吴、楚、越国的争雄之地。

东汉末年，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和向南迁徙，给南方各地增加大量人口，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先进的文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有一批中原人南迁到江西北部，朝廷还在九江一带设置了6个安置中原人的侨郡县，这6个侨郡县分别是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

历代人口变动，与社会安定，生产、建设发展有很大关系。隋唐之后，江西地区属全国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北方移民开始迁入江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为日后江西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埋下了隐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时期，江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并成为南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北宋中后期已出现一定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过密的人口使人均耕地减少，以致引发频繁的田地争端。而且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人们便把眼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外出商贾负贩、打工挣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南下到广东打工。

由此，江右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外移民拉开序幕，南昌、吉安一带的人口不断向湖南东北部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江右人又由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些移民将赣语同时带到移民地，赣语今日的分布格局因此而形成。

唐宋时期，由于北人南迁的推动、处于中原和岭南之间交通枢纽地位，和地理环境使江右地区的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进入繁荣阶段。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湖南人的来由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民大都移向湖南北部。五代以后，外省人移入湖南省，多来自东方，主要是江西省。据相关统计，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占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占六分之五；明代为移民极盛时期，江西籍仍为主体。

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尤属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为填补人口不足，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发布移民令，一场规模宏大，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移民大潮就此掀起，史称“江西填湖广”。

当时中国移民，大抵采取先集中后分散的方式，即由官方指定集中地点，先率移民到点上集中，清点人数，交代政策，落实移民地点，然后分散前往定居。

洪武三年，南丰遭战乱天灾，县民始迁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后续数百年间，南丰县不少农民迭遭战乱和天灾迁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终形成赣闽浙赣语方言岛。

康熙年间，清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并颁布优惠条文，这使得大量皖、鄂、湘、赣的居民迁入陕南地区。《商南县志》记载，全县人口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余猛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间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西人迁入陕南，郭沈青指出“蛮子话”指来自皖西南和鄂东南地区的赣语。

民系是由于民族内部的交往不平衡形成的。民系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分支内部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相互之间互为认同，20世纪以前，关于汉族差异性的研究非常少。

20世纪30年代，广东学者罗香林意识到，汉族等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了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罗香林使用了“民系”这个词。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

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

于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从江西、福建、广东、安徽移民湖南，并允许“插标占地”，史称“四省填湘”，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年间，前后长达300年，移民总量800-1000万人，占当时湖南人口94%。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治理国家，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因战乱、灾荒逃离，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于是，大量移民从瓦屑坝迁移到安徽、湖北、河南等地。

瓦屑坝本来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朝初年“江右民系”移民皖鄂的集散中心。移民的原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和江西九江两府各县。

公开资料显示，元末明初，江西各地累计210多万的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从瓦屑坝弃岸登船的。但随着时光流逝，移民后代寻根问祖时，却只记得瓦屑坝这地名了，真实的故土却在时光尘埃中散轶了。

赣语是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语言，也为中国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江西境内主要分布在赣江的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及周边、湘东和闽西北、鄂东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区。

江西境内的赣语区主要分布于赣北、赣中、赣西一带，是江西境内第一大汉语方言。包括南昌市及所辖的南昌县、新建、安义、进贤；九江的湖口、星子、都昌、德安、永修、武宁、修水、彭泽、瑞昌；宜春市及所辖的丰城、樟树、高安、奉新、靖安、宜丰、上高、万载；新余市及所辖的分宜；萍乡市及所辖的莲花、芦溪、上栗；景德镇市及所辖的乐平；上饶的铅山、横峰、弋阳、万年、鄱阳、余干；鹰潭市及所辖的贵溪、余江；抚州市及所辖的东乡、崇仁、宜黄、乐安、金溪、南城、黎川、资溪、南丰、广昌；吉安市及所辖的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泰和、安福、永新、井冈山、万安。

此外，赣语还分布在湖南东部，包括岳阳市市区、临湘市和岳阳县、平江县华容县的部分，长沙市的浏阳，株洲市的醴陵市、攸县、炎陵县和茶陵县，衡阳市的耒阳市和常宁市，郴州市的永兴县、安仁县和资兴市，邵阳市的洞口县以及绥宁和隆回的北部等等；福建省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湖北省东南部通城、蒲圻、崇阳、通山、阳新、咸宁、嘉鱼、大冶；安徽省的望江、东至、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岳西（部分）、桐城（部分）、东至（除大渡口镇）、石台（部分）等；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区。

赣派建筑又称赣式建筑、江右建筑。是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在于赣抚平原、吉泰盆地、赣南山区、皖西南、闽西北一带，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却又十分讲究。江西地区的传统建筑主要为赣派建筑，著名建筑有贵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筑群、赣县夏府村戚氏宗祠、近代代表建筑主要为庐山别墅群、庐山天主教教堂等地；现今地标南昌八一大桥、南昌金融中心等等。以乐安流坑、安义罗田等江西古村落为代表的赣派建筑文化：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赣派民居建筑。外看，多为长方形平面，用空半砖墙围合，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披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马头墙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风。

入内，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臣室，左右对称。木构穿斗式梁架，并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轩，形制秀美且富于变化。卧室楼高一层半，下层居住，上半层放置什物。厅堂没有分层，显得高大宽敞，气势极为堂皇。室内地面，以长条青砖横向错缝铺砌。神龛设在厅堂宝壁两边侧门的上方。

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从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说赣派建筑，既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极其华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赣派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

封建社会，男女婚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没有自由结婚的权力，一切由父母包办，按封建礼俗进行。经过议婚、订盟、纳彩、登龙而后结婚。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家庭和男女双方本身的情况，向对方详细介绍。如双方父母同意，媒人便把女方的“年庚”用红纸书写，交给男方，男方父母将“年庚”置于祖堂神台下压搁七天，如无发生意外不吉利的事，便请算命先生和男方的“年庚”对照，双方八字不会“相克”，父母认为合适，就初步定局。

通过媒人洽谈，双方将聘金、酒礼、妆奁议定后，即行订盟。订盟一为明订，即男方办礼物（鸡、鸭、猪肉、海味、聘金、酒礼、衣料等）送往女方，女方接受礼物后，回给男方“允盟帖”和赠送少量礼物叫“换帖”；另一种叫暗订，比较简单，不换帖，男方只备办部分聘金和少量礼物给女方，女方则回赠几件菲薄的东西。有的男方办一、二桌酒筵，请直系血亲赴宴，以示婚事订定。定亲后，男女双方可以来往。订婚后，男方把双方议定的彩礼，用正式礼帖由媒人送往女方。

男方将择定的结婚日期，用红帖随同聘金、酒礼等各种彩礼，一并送到女方；女方同意后回给男方“允期”红帖。男女双方积极准备婚嫁事宜。

明代成祖朱棣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江西经济逐步发展，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西尤甚”的盛况。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云：“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广地区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盐、当、米、木材、药材和布匹等六大行业，是汉口的主要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岳州府濒临洞庭湖，其“江湖渔利，亦惟江西人。”其药材业，多为江西樟树商人所占有。“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故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而又以抚州人为多。抚州艾南英《天佣子集》云：“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广志绎》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西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江西会馆设在四川各州县府的，竟多达200余处。此外，河南、陕西、两广、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同外省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西商帮”，他们基本垄断着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江西名特产品的经营。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西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江西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西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

江西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江右历史名人有王安石、杨万里、文天祥、谭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