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是汉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化以汉字为传承载体，汉字经甲骨文、金文等阶段演变为现代简化字，汉语方言包含官话、粤语等七大方言分支，汉族姓氏多为单字。思想体系经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至宋明理学融合佛学人性论相贯通的哲学体系。

在我国版图的中心，北依秦岭、南屏巴山的汉中，既是汉江的发源地，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自秦设汉中郡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无数古迹汇集于此，历经千年，汉风汉韵、源远流长。

汉文，完全以汉字书写。汉字经过3000年的演变，发展成通用简化汉字。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

汉语属汉藏语系，按学术界较常见的划分方法，汉语可分官话、粤语、吴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

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有4个声调：55（阴平声）、35（阳平声）、214（上声）、51（去声）。部分汉语方言如江淮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等方言区声调可达5~9个，保留入声，部分地区上声，去声分阴阳。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是“汉语音韵学”，建立于公元5世纪，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汉语的词汇特点，一是单音成义，即一字一音表达一个意思，构成了一个语素（词素），独立使用。二是语素的构词能力极强，有包含原意的合成词构成，有不包含原意的联绵词构成。三是注重词中的字序，字序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成语代表了华夏文明的语言集粹。

汉族的语法特点，第一是词序固定，一般按“主语——谓语——宾语”的词序构成句子。在现代汉语典型句型中，定语一般置于它所修饰的名词前面，状语一般置于它所修饰的动词前面。第二是虚词的应用，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是汉语在习惯上的表达与理解，常常不受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语法理论中形态成份的约束，而受“意合法”原则制约。所谓“意合法”，就是语意合乎逻辑的法则。

中国哲学自始就关注人，它的主要成就毋宁在学以成人上。人文的早熟与发达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周易》中即有“人文”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即用各种文明成果来内化、熏陶、造就人，使之达于各社会发展阶段应有的高度。并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不仅是少数士君子所具备的品德，也是通过教化使全社会具备的品德。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全部注目点皆在学以成人。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基础，立功立言是它的自然推出、延展。孔子一生都在教人成就此理想人格，他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崇德广业”，即内以成就德性，外以建立功业。孔子自己“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教导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担忧弟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并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弟子概括孔门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弟子学有所长，著名者如“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皆学以成人的佼佼者。此后孟子、荀子等大儒遵循孔子的基本路向做了适合各自时代条件的发展。

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洗礼，至宋明学以成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强音。宋明理学吸收佛家在宇宙论、心性论上的成果，创建了一整套学以成人的理论。它的天道论除了探讨万物本身的性质和法则，更为人性论建立了形上学的基础：“天德之大德曰生”是人的善性、人的仁爱之心的天道根据，“天命之谓性”；而人性论又是修养论和治国论的根据：“率性之谓道”。理学大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学以成人的集中表述。中国历代哲人是这一理想的践行者、示范者。中国哲学中的学以成人，不仅是成就一种技艺，更多的是成就全面发展的人格，《庄子》庖丁解牛所谓“由技进道”。中国学术是合真善美为一的。真给予人的是事物的规律、法则，而通过比类、连通、体证、象征等思维方法，规律、法则变成了道德原理，真同时具有善的功能。善所带来的崇高感、充实感、慰藉感同时具有美的品格，这就是境界的超越和人格的升华，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国哲学真善美合一，哲学中包含着某种宗教因素。因为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中国哲学对于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不是靠信仰而是靠理性，不是靠皈依而是靠自立，所以格外重视学以成人。

历法是一种推算年、月、日的时间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时间的序列的方法。中国汉族从古到今使用过的历法，就有一百多种。汉代以后各历法规则基本沿袭汉代制定的汉历（太初历）。汉历是一种阴阳历，是把太阳、月亮的运行周期调和在一起，实现了阴阳合一的历法。

纵观中国古代历法，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来说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安置闰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当然，这些内容是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逐步充实到历法中去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历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采用的历法；汉历发展期：从汉太初元年以后，明代末年为止，这期间修制订历法者有约一百家，均有文载于二十四史的《历志》或《律历志》中。诸家历法虽多有改革，但其原则却没有大的改变。汉历完善期：明代末年至今。明末崇祯年间由徐光启、汤若望等人利用汉历规则，引进了欧洲天文学知识、计算方法和度量单位，编制完成《崇祯历书》，于清初取名《时宪书》，并开始实施的这套历法。辛亥革命之后，于西历1912年孙中山先生宣布采用格里高历（即公历，又称阳历），汉历被称为旧历、夏历、阴历，到文革时期被错误的称为农历。汉历，是中国与西历（公历）并行的历法。是汉文化对世界的历法文化的一大贡献。

风水在中国历史悠久，古称堪舆，是人们对居住或者埋葬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布置等。主办方表示，很多人将风水与迷信联系起来，其实，风水是一门发现自然、利用自然的科目。

在古代，汉族对于风水学是十分重视的。像婚丧嫁娶、易居开业都要迎请易学风水大师来进行卜卦预测，提前破灾消难。用现代人的话去理解，就是风水好的地方，人们居于此处，能助人事兴旺、发财，可令后代富贵、显达。在古代符合风水宝地标准：后有靠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风水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要优化自然环境。

住在风水好的居所，人的身体健康和心情舒畅，工作起来就有劲；居住在常年见不到阳光的房间，生活质量不高、心情不舒畅，工作也会受影响。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在此之后，简·博定重申了同样的论断。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在中国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即有在“三大发明”中加上纸扩充为“四大发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这一提法已被广为认可。

中医即以汉民族的医学实践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汉方、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导引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狭义的中医，指的则是汉医。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汉族的数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从事社会劳动生产活动的过程，人民逐渐有了数量的概念和认识了各种简单的几何图形。特别是农业的逐渐发达，需要与之相应的天文历法，需要知道适于农业、的季节安排，而最简单的天文学也是脱离不开数学的。土地面积、粮仓的大小、建筑材料的长短和方位的测定等等也都需要数学。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着一些陶文，有一些显然是表示数字的符号。

传说夏禹治水时就用了准绳、规矩，并且用到了勾股测量。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们所使用的记数法已很完备。记数的原则是遵循十进制。从一开始就应用完备的十进制，这一点和巴比仑和古埃及所用的记数方法相比，有着显著的优越性。西周时期金文中的记数方法和商代完全一致，以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今天。之后汉族数学开始形成以《九章算术》为中心的体系。《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数学书籍还只有两种，《隋书·经籍志》已增至十九种，《新唐书·艺文志》更增加到35种。其中以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奉命注释的“十部算书”最为有名。1606年MatteoRicci和徐光启合作共同翻译了古希腊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六卷。

除了整数之外，汉族对分数的认识也比较早。同时还掌握了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就曾把会背诵“九九”乘法歌的人当作贵客请进“招贤馆”，虽然这在当时已经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在《管子》、《苟子》等一些古书中也都有“九九”中的个别句子。

汉族早期实际的计算是用算筹来进行的。唐代中叶开始，特别是由于宋代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对计算工具进行改进。经过长时期的演进，到了元明之际，便完成了由筹算到珠算的转变。到了明代中叶，珠算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珠算携带方便，和口诀相配合可以作到计算迅速。在世界同类计算工具中，可以说珠算是最好的。由于珠算的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古代数学传统也逐渐失传。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土的科举考试制度和主观唯心论哲学思想的长期泛滥，认为一切专门学问都是“奇技淫巧”。到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开始传人中国的时候，国家的司天台已经很少有入可以掌握历法的编制工作了。

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有关中国百科类的图书众多，主要有山海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永乐大典等。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已有多种外语译本。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传。《永乐大典》收录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传说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各地洪水滔天，到处一片汪洋。这时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带领大家疏导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河流归道，天下太平。中国古代著作《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就被认为是记述当时大禹平治水土业绩的古老文献。

汉朝时候中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的情形。

晋代高僧法显，65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历经12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

唐代名僧玄奘于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时间，经历了110多个国家，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的述说，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中西交通更为便利。

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船员最多时达27000多人。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国（其中亲见22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国的风土人情。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收入500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

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著作《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约987～约1053）、苏轼（1037～1101）、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

散文有著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

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也运用汉语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名家与名著，而《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其他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

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表现了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几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如张衡、祖冲之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文学方面，诗歌、散文的创作，占有显著地位，涌现了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

汉字书法——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基于索本求源（指甲骨文之后），这里重点介绍毛笔书写汉字的规律。只要我们对书法有了“狭义”的理解，那么对领会“广义的书法”也会大有裨益。

汉族传统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这种画种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许多少数民族也擅长国画，而且不乏名家。

元、明、清三朝，汉族音乐以戏曲音乐为主。元代戏曲称为“元曲”，有杂剧与散曲之分。元曲音乐，来源于唐宋词曲、大曲、诸宫调中名曲及北方民间流行乐曲。其中，单个乐曲称小令，若干同一宫调七声音阶北曲的单体乐曲依一定的逻辑连成组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称为套数。南方戏曲独称为“南戏”，戏曲由五声音阶的南曲构成。元代中期以后，杂剧戏曲南移，南北戏曲合流，形成“南北合套”的戏曲套数。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汉族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其成果如车条之辐辏，汇入世界音乐理论之轴心。

汉族舞蹈通常与唱歌或器乐结合，称为歌舞、乐舞。

先秦舞蹈可分为四类：

（一） 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舞蹈，如《葛天氏之乐》。舞者三人，执牛尾踏舞步而歌，歌舞共八段：第一段歌民之初始，第二段歌燕子，第三段歌草木萌生，第四段歌五谷茁壮，第五段敬天行有常，第六段祈祖先佑福，第七段依靠大地赐予，第八段希望得到最多的禽兽。

（二） 各时代颂扬祖先业绩的大型乐舞，如黄帝《云门大卷》、尧《大咸》、舜《大韶》、禹《大夏》、周《大武》等。

（三） 娱乐的小舞，如《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

（四） 娱神的巫舞，如《代舞》和戴面具驱鬼除疫的《傩》舞。

汉代著名的舞蹈：《七盘舞》，以七盘置地而作伎舞，穿插于《百戏》之中演出；《铎舞》，手执铎铃而舞；《公莫舞》，舞者执巾或舞长袖；《髀舞》，用有柄单面鼓作道具的集体舞。还有从巴蜀引进的《巴渝舞》等。

魏晋以后，北方《相和大曲》的乐舞有《罗敷》、《何尝》、《夏门》、《碣石》、《白鹄》、《为乐》、《王者布大化》、《白头吟》、《东门》、《西山》、《默默》、《园桃》、《置酒》、《洛阳行》等。南方则有《拂舞》、《前溪舞》、《明君舞》等。

唐代《坐部伎》和《立部伎》都是大型宫廷乐舞，其中最著名的是歌颂唐太宗业绩的《破阵乐》。唐代多段的大型歌舞曲称为《大曲》，如《霓裳羽衣舞》。动作刚健的舞蹈称《健舞》，如《剑器舞》、《柘枝》、《杨柳枝》等；动作柔宛者称《软舞》，如《绿腰》、《团乱旋》、《兰陵王》、《春莺啭》等。

宋元以后，舞蹈多被吸收到戏曲中，或边唱边舞，或于戏剧中插一段与情节有联系的舞蹈。

此外，也还有专门的民间歌舞表演，如《舞旋》、《舞剑》、《舞判》（《跳钟馗》）、《舞蛮牌》、《扑旗子》、《扑蝴蝶》、《旱龙船》（北方称《水船》，南方称《采莲船》）、《竹马》、（《跑驴》）、《村田乐》（《秧歌》）、《耍大头》、《花鼓》、《腰鼓》、《太平鼓》、《小车》、《凉伞舞》、《藤牌舞》等。这些民间舞蹈一直流传。逢年过节，南北各地汉族仍然按自己不同的音乐和锣鼓配合，表演这些节目。

除了上列舞蹈外，现代还流行《龙舞》、《狮舞》、《高跷》、《花灯》、《金钱棒》、《采茶舞》、《春牛舞》、《绸舞》、《茉莉茶舞》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改编了《红绸舞》、《小车舞》、《花鼓舞》、《大头娃娃舞》、《采茶扑蝶舞》、《荷茶舞》、《胜利腰鼓》等舞蹈节目。

汉族的姓氏多为单字。如：王、刘、李、张、陈、杨、赵、黄、吴、周、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方、向等。复姓有欧阳、上官、皇甫、诸葛、司徒、司马、申屠、夏侯等。战国后，氏制度瓦解，姓氏慢慢合而为一。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饪，有淮扬菜、鲁菜、川菜和粤菜享称为“四大菜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

三教关系，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三教合一，是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这个融合过程，在南北朝后期渐露端倪，在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社会则已登峰造极。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佛教”一词到东晋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此前主要使用“佛道”或“神道”；现在所指的“道教”，实际要到东晋末期、南北朝初才算正式出现。“儒教”的称谓则在魏晋之际已很流行。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南北朝的北周，约公元6世纪中后期；而到唐朝，“三教”的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为“鼎”之三足。从此，中国文化的结构，逐渐被认为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于今天的“国学热”，仍以儒释道三教为其主体。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传统社会，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秩序，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儒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杨庆堃先生以“一主两从”的主从关系，说明儒家与佛道两教的关系。汉代以后，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教化内容。儒家以“礼教”的形式对佛道两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道两教的教义或戒律须与儒家的这套规范相适应。

先秦时期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已见端倪，商朝时期主要是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服装以小袖为主。

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制范围，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各有分别。从此，天子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饰更加详备，等级制度也日益严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百家争鸣，出象了“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淮南子》）的现象，周代的一套服饰制度，到了战国末年已名存实亡。

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名谓“深衣”。是一种上下连属的服装，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装式样，深受人们欢迎。它不仅用作常服、礼服，且作祭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这些制度的厘定，对汉代影响很大，汉代大体上保持了秦代遗制。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华文化传遍世界各地。

汉孝明帝永平二年，确立了汉代的冠服制度。

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冠制复杂，仅收入《后汉书.舆服志》中的，就有十六种之多。

秦汉时期的男子服装以袍服为重。西汉早期流行曲裾（即深衣），到了东汉，男子一般不穿深衣，而是穿直裾襜褕。除祭祀朝会外，各种场合都可以穿著。汉代妇女礼服，仍以深衣为尚，也穿袿衣、襦裙、穷袴。

魏晋时期

汉末，幅巾逐渐取代礼冠。汉族男子服装，主要是衫，与秦汉袍服的区别在于袖口宽敞。以大袖宽衫为尚。汉族妇女衣衫以对襟为多，领、袖俱施边缘，下著长裙，腰用帛带系扎。履的颜色有一定制度：士卒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隋唐时期

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诏拟定服制。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服饰日趋华丽。

唐初车服制度皆因隋旧，至高祖武德四年，正式颁布车舆衣服之令，冠服制度开始确定。男子服饰，主要有幞头、纱帽、圆领袍衫。女装出现“半臂”。天宝年间流行著男装。

五代服饰，基本继承晚唐遗制，男子以幞头袍衫为主，妇女仍穿襦裙。男子大多穿靴。

宋代时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博士傅崇义上《三礼图》，服饰制度始备。宋代服饰受程朱理学影响，总的来说比较保守和拘谨。各朝皇帝多次三令五申，多次申饬服饰“伤从简朴，不得奢僭。”唐代的幞头到了宋朝演变成为一种帽子。风行裹巾。宋代男子服饰，仍以圆领袍衫为主，并以颜色区分等级。妇女服装，上衣有“襦、袄、衫、大袖、褙子、半臂、背心”等多种形制，下裳以裙为主。

明代时期

明代废除了元朝服制，然后恢复华夏的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对服饰制度做了新的规定。洪武元年、洪武三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别对冠服制度进行厘定，明代男子汉服恢复唐宋特色，以袍衫为尚，戴乌纱帽、幞头、网巾、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瓜皮帽）等。官服用补子。妇女流行假髻，服装以衫、袄、霞披、褙子、比甲、裙为主，一般用右衽。

清代时期

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剃发易服。顺治九年，治定《服色肩舆永例》，仅保留了少量汉族服制中的特点。

汉族妇女则依“男从女不从”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汉服的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随着环境的感染，被潜移默化的改变，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民国时期

民国成立初年，仿照西洋诸国服饰，颁布了服饰条例，但不合中国国情，未能实现。二十年代末，民国重颁《服制条例》，主要是针对男女的礼服及公服。而对平时的服饰则不加具体规定。礼帽、长袍马袿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服饰。二十年代末，汉族妇女开始穿旗袍，到了三十年代，已经脱离原来形式，演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妇女服装样式。

现代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山装成为汉族人的主要服饰，改革开放后，西装等西方服饰也为汉族人所接受，从2003年开始，一些汉服爱好者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民族服饰——汉服。

汉族历史悠久，体育运动自古就有，早在黄帝之时，就以角抵、击剑、射御、蹴踘、捶丸等体育活动来训练青年，而唐尧、虞舜、夏、商、周此五代亦以拳术、投壶、剑术、弓矢、击壤等体育活动来强健国人体魄。至隋唐之时，古代体育进入空前之状，亦有出新之事，诸如摔跤、拔河、秋千，而最为兴盛是马球与足球，且女子亦有参加，此两者于唐时传入日本。这些体育活动到明清之际仍有所发展。然而，部分活动经过清末至民初一连串的战争与西化运动，多已失传。至于如拔河、秋千等活动则历久不衰，而如角抵则为日本传于今。武术是灿烂文化中的瑰宝，是传统的健身项目，几千年来源远流长，骑马、射箭、摔跤、钓鱼、龙舟、棋类等体育活动也是流传广泛。但同整个中国一样，汉族的近代体育的发展较晚，19世纪末才传入。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的体育运动基本与全国的体育保持一致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