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景星学社社员。

漳州芗城区的林语堂纪念馆位于林语堂105岁诞辰纪念日（2001年10月8日）当天开馆。坐落在其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占地面积7亩。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借鉴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风格，体现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馆舍正面墙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林语堂纪念馆”。馆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纪念馆有81级花岗岩台阶，暗喻林语堂81年的生命。林语堂纪念馆内一层为活动室，二层为展览室，布局简洁，空间感强。馆内展出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和100多种书籍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

漳州平和县林语堂故居和林语堂文学馆位于林语堂诞生地原坂仔基督教堂旧址。在林语堂的六十部著作、上千篇美文中，关于个人生活，他提到最多的是在坂仔的快乐童年，至少有上万字。故居是经过1984年、2005年两次建设，在原址上依原样子建起来的。2007年又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的林语堂文学馆。馆名由季羡林题写。该馆辟有“山乡孩子，和乐童年”、“文学大师，文化巨匠”、“魂牵祖国，梦绕家乡”、“誉满环球，名垂青史”四个展厅，展示了林语堂的毕生成就和他与平和坂仔的联系，解读从坂仔走向世界的林语堂的家乡情缘。

台北林语堂故居在位于台北市阳明山风景区的一所老房子内。1966年林语堂将西班牙建筑设计风格与中国四合院结构相结合，打造出这栋世外桃源，并在这里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书房内收藏了两千多本书籍以及遗物、手稿，包括他设计的“中文明快打字机”、“电动牙刷”、以及“英文打字键盘”等模型、照片和设计手稿。台北林语堂故居的特色在于它的艺术化和生活化，如今这里经常举办林语堂学术研讨会和讲座。

1982年11月3日，林语堂在台北市士林区仰德大道一段141号的故居，被辟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属于台北市图书馆。馆内“有不为斋”及卧室保留了林语堂生前的原样，还有林语堂的遗物、手稿。故居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林语堂的书房。书房中铺着红色的地毯，摆着黑色的沙发，墙壁上是他与张大千、钱穆的合影照，门口处就是他的写字台，桌子上放着笔、稿纸、文镇、放大镜、书籍和茶壶、茶杯等，这张写字台是他亲自设计的。书房中，两面墙壁前是宽大的书柜，保存了他的4000多种藏书。三个大窗户之间，是友人所赠、称颂其人品文德的一副楹联：“文如秋水波涛静，品似春山蕴藉深。”窗前一排低矮的书架上排放着他晚年投入很大心血完成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的部分手稿。

2001年，林语堂故居以纪念馆形态对外开放，并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佛光人文社会学院管理。2005年10月10日，恰逢林语堂诞辰110年，林语堂故居交由东吴大学接受管理。

2001年10月8日，在林语堂的祖居——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今为珠里村），建成了“林语堂纪念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座林语堂纪念馆，该馆于2000年2月23日动工兴建。

2002年4月1日，林语堂纪念馆举行林语堂雕像揭幕仪式，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和三女儿林相如特地从海外赶来为父亲的雕像揭幕。2006年10月24日，位于林语堂出生地——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故居修缮工程竣工，并重新对外开放。

2007年11月，在平和县林语堂故居旁边，一幢崭新的林语堂文学馆宣告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

2006年9月23日，福建省漳州市成立了林语堂研究会。作为漳州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团体，它集聚了地方和高校两股力量，汇聚了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加强林语堂的文化研究，对今后有计划地展开林语堂学术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升漳州林语堂学术研究水平，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基督教家庭。6岁前受父亲蒙学教育，启蒙读物是儒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他的父亲林至诚是第二代基督教徒，完全靠自学成才，后成为牧师。林至诚思想开明，性格乐观，常常为乡人排忧解难，他既信奉基督教，又崇尚儒家思想。曾在漳州市寻源中学就读。6岁时林语堂未入私塾，却入了村办教会小学，10岁就读厦门教会学校，13岁入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

民国元年（1912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教会中学毕业。毕业后，17岁的林语堂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

民国五年（1916年），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接受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任教，任中等科英文教员。

民国八年（1919年）7月9日，在出国前，林语堂与廖翠凤成婚。秋，林语堂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民国十一年（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该校中国研究室中文藏书相当丰富，林语堂如饥似渴，深入阅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等，同时训练了考、释等问学方法。

民国十二年（1923年），林语堂获得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同在德国留学，后成为一代杰出外交家的厉麟似。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在胡适的推荐下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兼北师大英文系讲师等职。他很快加入了作家圈子，写文章时开始用“语堂”署名。

民国十三年（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所属“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出版《末笔检字法》。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因为女师大事件，林语堂也上了北洋军阀的黑名单，为了防止被抓，他甚至做了个绳梯，准备随时翻墙逃走。迫于政治气候，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邀请南下。随之，他又聘请鲁迅等一批好友前来厦大执教，本来准备大干一场报效家乡，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校内各种派系之间的矛盾，随着鲁迅等人离去，林语堂也离开了厦门大学。

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林语堂应武汉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邀请，任外交部秘书，并为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撰稿。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并出版《开明英文读本》。1929年，任中研院史学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上海成立，林语堂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及史语所兼任研究员。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学。1933年3月1日，林语堂抓住萧伯纳逗留上海的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请林语堂前往执教，经过考虑，林语堂决定前往美国专事写作。到美国后，林家一家人先在赛珍珠家住了一段时间，随后另觅居所。当时，林语堂已成为美国文坛的热门人物，在赛珍珠夫妇的催促下，林语堂很快推出了《生活的艺术》。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这时《吾国与吾民》加印第十三版，原书最后一章本来是针对中国社会积习而呼吁改革的诤言，由于抗战爆发，林语堂便重写了这一部分内容，改名为《新中国的诞生》，表明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威斯康辛贝鲁艾特大学校长授予林语堂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致辞称其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其影响至今无人可比。1947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爱的作品。1948年，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因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校董发生分歧，仅上任半年。

1966年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10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编竣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82岁。

关于古音研究，民国十二年（1923年）林语堂先后发表《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和《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两篇文章，在与汪荣宝和章太炎就有关歌戈鱼虞模等字的古音问题进行商榷的同时，提出应吸取西方学术方法“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我们以后研究古音，切不要只管‘考古’，而不顾'审音’，才能够有实在的进步及发明，才能够把我们固有的古音学变成了西欧所承认的一种科学”，这些观点对古音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到上海后又先后撰写了《古有复辅音说》《〈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支、脂、之三部古读考》《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等论文，对中国古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理有据，考据扎实，有很多独到见解。《古有复辅音说》列直接和间接证据说明中国古语存在复辅音；《〈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从语音角度研究春秋三传，得出“左氏不是鲁语”即《春秋》非左丘明所作的异于传统看法的结论；《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推论“喻”含遗失的声母“j”音，是由j入y演化而来；《支、脂、之三部古读考》从支、脂、之三部“发明的历史”及音转过程的考察分析，认为三韵古读不同后归并同用《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列举经音家的证据、地名转音的证据诗》用韵的证据，对燕齐鲁卫的阳声转变予以考证。可见，林语堂的古音研究颇有建树，对中国古音学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方言研究方面，林语堂有自己的整体设想并抱有很大期望，付出了很多精力进行研究。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应北大歌谣研究会之邀约撰写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观察点》在《歌谣增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方言研究切入点，既全面系统又切实可行。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方言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方言调查会的工作开展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建设性工作。

首先，把方言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广泛宣传，求得广大社会人士了解方言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给予支持。拟定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发表在1924年3月17日的《北大日刊》、3月25日的《晨报副刊》和《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等报刊上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规定了方言调查的范围，即研究词汇异同、种姓迁移历史、苗蛮异种的语性、古今音变的系统、方言语法的进化等，其工作内容有制成方音地图、考订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调查殖民历史、考定苗夷异种的语言、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扬雄式的词汇调查、方言语法研究，使此宣言书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方言调查的纲领性文件，对中国现代方言调查和研究以及方言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二，方言调查会举办《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训练班，拟“以发音学的条理治方言”“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同时推广国际音标字母。林语堂亲自授课，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4日开讲，一周后合班上课，主要讲授方言字母和国际音标。其三，制定了《北大方言调查会方言字母草案》，发表在《歌谣周刊》上，拟有35个声母12个元音共47个字母，并对字母的分类、读音标注方法变通方音字母的通则、音调标注方法及书写等规例做了详细说明。其四，林语堂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24日的《歌谣周刊》上发表《征求关于方言的文章》一文，发动各界人士参与方言调查，以求得具有实地经验的靠得住的方言材料作为专家系统研究的基础资料。其五，他搜集西洋传教士近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撰写《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以供研究者参考；撰写《方言字母与国语罗马字》，一方面利于方言字母的联系，另一方面推行罗马字，跟从世界习惯，与世界接轨。

林语堂1966年赴台湾定居后，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整理汉字草案》《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等文章，基于汉字的重叠复杂，异体字太多等问题，提出整理汉字。其宗旨即通过“去芜存菁，清除障蔽，使这汉字更加整肃、方便与美化”“增进书写的便利”，整理汉字数目则根据日本限定书报常用字有一千八百五十个字、《礼记》不过二千三百六十七个字、《庄子》三千二百多字、《三民主义》两千一百三十四个字的实际情况来看，三千五百个字“尽可够用”，因为它们结合运用起来可构成三四十万语词。整理方法，他提出六点意见，即“去重复累赘的字”“或体字取其简便者用之”“加偏旁部首之字，应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古事古物名称不在今日行文范围者皆应删去”，“音义相同的字，酌量合并”，“笔划太繁者，须另想办法”，此外还需注意“不造新字”“不走极端”“不务求古”“去芜存菁”“统一字形”五个方面。林语堂的主张在利于书写提高效率的同时，考虑到教育和文化的普及，也关照到中国人使用汉字的习惯和中国文字形式之美。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台湾语言学界人士的重视，“报协”专门成立常用字整理小组，制定了三千个新闻常用字。可见，这对于台湾的汉字改革以及后来中国的汉字改革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和很大推动作用。

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并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曾经20世纪30年代他邀请三哥林憾庐及张海戈合作，想编纂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一样的中文字典，至他应邀去美国前共计有六十册文稿的字典基本编成，只是尚未来得及最后定稿和出版。不幸的是，除林语堂带到美国的十三册之外，其余全部毁于淞沪战火之中。回台定居后，编纂汉英词典一事又被重新提起。《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时年七十七岁。

词典正文一千四百五十一页，附三百多页说明，说明包括前言、序、单字索引、八个附录、罗马字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他充分认识到索引的功能和意义，把索引概念引入中国并予以实践。罗马字拼音索引采用的是根据他本人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修订的检字法和由他当年参与制定的罗马拼音法简化而成的“简化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单字索引应用的是他首创的五十部首检字法。而且，这部词典是当代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第一部带有英文索引的汉英词典。这部词典设置的单字索引、罗马字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中文学习者的学习，以及从事中英文翻译工作选取恰当的对译词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与分析，林语堂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发明了简明易用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他设计的键盘每一个键都以部首来标示，部首依据的是他自己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这样每打一个汉字只要敲三个键，简便易学且速度快，能打出九万个中国字，每分钟能打五十个汉字。对汉字的改革和发展、铅字时代的印刷以及后来的英文键盘的汉化，都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早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林语堂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他涉及翻译理论的其他论著还有《我所得益的一本英文字典》《旧文法之推翻及新文法之建造》《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说孽相》《国语文法的建设》《论译诗》《译东坡“行香子”二首》《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诗》《尼姑思凡英译》等等。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了其中英文的深厚基础。然而林语堂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作的序，即为近万言的《论翻译》（后有收入其《语言学论丛》一书），是他最系统、最全面论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他阐述了翻译标准问题，并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这是发人所未发的。此外他总结前人的翻译方法，指出翻译只能是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因此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此外，林语堂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说法。“因为作者之思想及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最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文艺翻译家“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林语堂的这个观点与翻译论中提出的译者应是批判家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林语堂的翻译特点是通畅易懂，少用“行语”，中等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也是他探索的结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艺术》，写到260页，他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一直以来特别喜欢《红楼梦》，他对《红楼梦》评价甚高，在他的很多论著中也曾多次提到并推崇这部小说。1958年他在台湾大学作了有关《红楼梦》考证的学术报告，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续写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在集刊《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发表长篇论文《平心论高鹗》。此后他在“无所不谈”专栏中又先后发表12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如《论晴雯的头发》《再论晴雯的头发》《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跋曹允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红楼梦〉人物年龄与考证》《论大闹红楼》《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平心论高鹗〉弁言》等。总体来看，林语堂对《红楼梦》研究的最中心的问题是后四十回是否高鹗伪作。

五四时期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根据张问陶所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俱兰墅所补”等证据论定后四十回为高鹗补作，俞平伯则在《〈红楼梦〉研究》中论证后四十回确为高鹗伪作，红学界受此影响，一直认为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著，而是由高鹗补写。林语堂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作了系统考据式研究，给出了建立在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和严格考证基础上的十三条理由，证实曹雪芹有时间可以补完《红楼梦》全书，使成完璧，而且必已完成，得出“高本四十回系曹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而非高鹗所能作”的论断。林语堂的这一观点是极有见地的，从长达六万字的文章看，林语堂对《红楼梦》的研究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以扎实的研究冲击并突破在红学界已基本成“定论”的说法，对重新估价《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做出积极贡献。

在此基础上，林语堂又进一步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新发现曹雪芹订百二十回〈红楼梦〉本》《再论〈红楼梦〉百二十回本》等文章中，以196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印证自己的观点，跋文作者范宁也指出从此抄本就可以直接看出“后四十回也和前八十回一样，原先就有底稿”，后四十回非高鹗所写、而是“高鹗在这个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加工”。并提出手笔不同、改稿笔迹与曹雪芹笔迹极为相似等七种理由，说明一百二十回“革堇重订本”所改部分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亲笔。

①散文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不仅数量众多，风格也多样化，文体类型也十分丰富，每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散文，大致可分为社会批评类、文化批判类两类。林语堂的多数散文都追求幽默的情味、闲适的格调。平淡中蕴含理性和幽默，是林语堂散文的最大特点。他的散文中总是略带着一点小情趣、抒发着自己的小感慨，或戏谑或玩笑让读者忍俊不禁。他曾经专门为“幽默”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论幽默》，全文洋洋酒酒7000多字，回答了读者关于“幽默”的提问，还与读者展开了关于“幽默”引起的“含蓄思想的笑”的讨论。林语堂深得西方幽默之精髓，提倡“谑而不虐”的幽默观，要求作家拉开与现实的审美距离，以超然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心境去关照现实，写出现实的滑稽可笑之处。

林语堂是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宗师，推明末公安竟陵派“独抒性灵”的小品。林语堂提倡的性灵，要求文学能怡养人的性情，达到一种无拘无碍、从容潇洒的境界。他认为散文笔调的核心除了要独抒性灵，还要有闲适的格调。林语堂所说的“闲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方面，追求闲情雅趣。读林语堂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抒发个人生活感受的作品，读者会感觉作者仿佛并不是在正儿八经地撰写文章，而是在与你闲话家常，一切都是那么随意和亲切。比如作品《我的戒烟》中，作者向读者详细诉说了自己为期三周的戒烟全过程以及当时自己内心的波动；在《记春园琐事》一文中，作者又为我们讲述了自己全家上下从人到家禽、动物的“春愁”；而在《我怎样买牙刷》一文中，作者把自己因信任广告反遭遇骗局的过程向读者和盘托出。二是在形式上，追求闲谈文体。林语堂所创造的“闲谈体”，侧重于“个人笔调”。“个人笔调”，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种从容和自适的心态。在写作技巧上，偏向采用自然又亲切的闲谈式语气，“把读者引为知己”，增强文章写作过程中的艺术感染力。在叙述的节奏上，追求语言的自然平和，倾向于直抒胸臆地表达情感。在句法结构方面，作者力求清新、自然、通俗易懂，不追求高深晦涩的语言。

林语堂巧妙地将“闲适”笔调运用到作品中，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悠然自在轻松自如、无拘无束的情致，这就是林语堂毕生都在追求的“闲谈体”。林语堂晚年称自己作品的这种闲适风格“自有其魔力”，“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

②小说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林语堂转向小说创作。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始，林语堂在国外创作了《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唐人街》《远景》《红牡丹》《赖柏英》《枕戈待旦》《逃向自由城》9部小说。其中，《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被称为“林语堂三部曲”。

林语堂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京华烟云》（1938年）《风声鹤唳》（1940年）、《朱门》（1952年）三部小说既各自独立，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弘扬。《京华烟云》展示的是道家思想，《风声鹤唳》展示的是佛家禅宗思想，《朱门》展示的是儒家思想。其中，《京华烟云》描写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间政权更迭、军阀混战的北平城内，姚家、曾家、牛家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性格转变与命运选择体现一种人生往复、岁月枯荣、福祸无常的超然达观情怀，具有浓厚的道家文化意蕴。

林语堂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移民美国，到1966年回到台湾定居，在海外整整待了30年。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他一直努力于中西文化合璧的工作，强调中西互补。当中西文化调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时，他便另辟蹊径推出以“高地人生观”为基点的“高山文化”这在那些域外风情的小说《唐人街》《奇岛》《赖柏英》等中表现得异常明显。换言之，他的小说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形象图解。林语堂的小说力图表现“两脚踏中西文化的理想”，实现中西文化的合璧，但这两种不同传统不同性质的文化，毕竟具有各自的独立的体系，存在并不会因人的理想愿望而转移。因而，林语堂在探索中西文化融会的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民国六年（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9月开始任教北京大学。胡适到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到场迎接，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后来，林语堂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文章引起胡适注意，两人由此成为朋友。自此，两人的友情持续几十年，一直不衰。

民国八年（1919年）秋，林语堂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到美国不久，林语堂的半官费奖学金突然不发了。百般无奈之下，林语堂打电报求助胡适，希望胡适能为他预支以后到北大任教的工资。林语堂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提出预支1000美元。胡适每次收到电报后，都想方设法凑足1000美元寄给林语堂。正是胡适的2000美元，解了林语堂燃眉之急。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林语堂归国后，见到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林语堂为两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感到意外，后来蒋梦麟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林语堂对胡适感激不已，在他写《八十自叙》时，特意将他与胡适的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成为“现代派”的一员，林语堂甚至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胡适也未因此责怪林语堂。胡适曾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两人可谓知音。

林语堂与鲁迅最早相识于女子师范大学共事之时，而语丝社成立前后，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南下厦门以后，两人一度过从甚密，后移沪定居，林语堂又与鲁迅来往密切。按理说林鲁二人应当能成为一路扶持的好友，可偏偏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次宴会上，两人因不恰当的言辞发生误会，从此后疏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林语堂担任临时执委会的宣传主任，而鲁迅也积极参加同盟的筹备工作，林语堂为《论语》向鲁迅约稿，正是处在这一二人关系的解冻期。

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日第8期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始，鲁迅的作品就开始陆续现身于《论语》上，但鲁迅从根本上就不认同林语堂的办刊理念，他认为幽默在今日中国断无生存之空间，他之写稿也应该被视作人情敦促下的“勉力为之”，而其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林语堂进行“批评”。鲁迅依然认为在中国，“幽默”的《论语》是不会有前途的。不仅如此，鲁迅事后又继续写作《小品文的危机》一文，将林氏提倡的小品文比作士大夫赏玩的“小摆设”。

在这些回合往来中，鲁迅固然表现出一贯以来的真诚与直率，面对旧友的热情邀约，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标准。对鲁迅的批评意见，林语堂可以说是照单全收，但这其实并不代表他就接受了鲁迅的观点而修正自己，林氏其实自有他的确信所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6日出版的《论语》第33期上，林语堂发表长文《论幽默》，可以看做是对鲁迅“中国没有幽默”论调的系统回应，文中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而“最上乘的幽默”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其实抛开这篇理论文章不讲，林语堂本人大写特写小品文的实践本就是对于鲁迅无声的抗辩，二人在《论语》上的互通声息无形中也滋生了一种争鸣的氛围。

林语堂时刻忘不了乡音——闽南话。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林语堂婚前曾有两位恋人，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如斯）、次女林玉如（太乙）、小女儿林相如。

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虽然廖翠凤的母亲认为林语堂家里太穷而有异议，但廖翠凤还是坚决果断地和林语堂在1919年1月9日成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尽管婚后生活清贫，但林语堂认为，“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林语堂夫妇在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时曾经表示他们“金玉缘”的秘诀就是“给”与“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