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又称 “反”、 “翻”、 “切”、 “切语”、 “反音”、“反语”、 “反言”， 古代给汉字注音的一种方法， 即用两个汉字通过拼合来为另一个汉字注音。

“反切”二字之训释，现存文献首见于宋丁度《礼部韵略》：

“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做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

此说似以“反”指上下字声韵协合被切字，“切”指上下字拼合之过程。

元据时期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引黄公绍《古今韵会》曰：

“一音展转谓之反，一韵展转谓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

此解又似以反切上字为“反”，反切下字为“切”。然二说皆语焉未明，难惬人意。

明季顾炎武始明辨其义。《音学五书·音论》云：

“反切之名，南北朝以上谓之反，孙愐《唐韵》谓之切，盖当时讳‘反’字。”又：“唐玄度《九经字样·序》曰：‘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其卷内之字，‘盖’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妥’平表纽，代‘反’以‘纽’。是则反也、翻也、切也、纽也，一也。然张参《五经文字》并不讳‘反’，则知凡此之类，必起于大历以后矣。”

顾氏明指：反、翻、切、纽四者，名异实同，皆谓反切上下字拼合之法。至此，“反切”二字真义始彰——实为同义连缀之复词耳。

然顾氏“南北朝以上谓之反，孙愐《唐韵》谓之切，盖当时讳‘反’字”之论，揆诸史实，未为笃论：

是知隋唐以前，“反”、“切”二语实相并行，非待《唐韵》始用“切”也。顾氏之失，盖因未见敦煌所出唐写本《唐韵》残卷（其中反切皆称“反”），仅凭有限文献推断所致，其情可原。

历代学者于反切肇始之时代，聚讼纷纭，要者可括为四端：

唐人陆德明、张守节皆以反切之法创自三国魏时孙炎。

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

“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晋以降，蔓衍实繁。”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亦云：

“然则先儒音字，比方为音。至魏秘书孙炎始为反音，又未甚切，今并依孙反音，以传后学。”

陆、张二家坐定孙炎为反切之祖，此说后世影响至巨。

然反切之法，断非孙炎一人所能独创。陆、张何以有此见？盖因二人误解颜之推之意。《颜氏家训·音辞》载：“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细味颜氏之言，其意非谓孙炎（字叔然）创制反切，实言孙炎撰《尔雅音义》一书，于书中多用反切注音。盖此为反切法系统注书之始，故颜氏称其“创《尔雅音义》”。尤需留意末句：“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前句明言反切肇始于汉末，后句谓至曹魏时此法方大行于世，而孙炎正为魏人。可知陆、张谓孙炎创反切，实乃误解颜说，误将著书用反切之事，混同于创制反切本身矣。

有论者谓反切之法，实与汉字同生。清据时期刘熙载独持此论。其《说文双声·序》云：

“切音始于西域乎？（按：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尝言：“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非也。始于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时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叠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叠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刘氏之意，以为造字之初，反切之理已蕴其中；形声之法，实借双声、叠韵而成。故举“河”谐“可”以证叠韵，“江”谐“工”以明双声。然则刘氏之说，未为周全。若依中古音论，“河”“可”确属叠韵，“江”“工”亦属双声。然考之上古，则“河”“可”声纽或有关联，“江”“工”韵部未必相殊。

另有一说，与刘熙载之论相近而未尽同，即所谓“合音说”。宋之沈括、郑樵，明之胡应麟、顾炎武，皆主此论。

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云：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此盖西域二合之音所启，实切字之原也。”

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则云：

“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慢声为‘而已’，急声为‘耳’，慢声为‘之矣’，急声为‘只’，是也。余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葫芦’正切‘壶’…‘鞠穷’正切‘芎’…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

顾氏复举《左传》称“吴公子寿梦”，杜预注谓“寿梦”即公子“乘”（音shèng），证“寿梦”二字合音为“乘”（音shèng）。又言“廿”者，二十之合音；“升”者，三十之合音；“册”者，四十之合音，等等。

然则，无论谓形声字声符之双声叠韵为反切之先河，抑或言先秦已有合二字为一音之先例，此二者皆不可径视为反切之肇始，亦非反切本身。二者与反切，其别判然：

章炳麟、吴承仕诸家，主反切肇始于东汉服虔、应劭之世。

《黄侃论学杂著·音韵说略》述章氏之论曰：

“服、应训说《汉书》，其反语已著于篇，明其肇端于汉末，非叔然创意为之。且王子雍与孙叔然，说经相攻如仇雠，然子雍亦用反语，其不始于叔然可知也。”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

“寻颜师古注《汉书》，引服虔、应劭反语，不下十数事，服虔、应劭皆卒于建安中，与郑玄同时。是汉末已行反语，大体与颜氏所引相符。至谓创自叔然殆非实情。”

章、吴二氏之说，近实可信。 其证盖有三端：

夫反切之兴，实为济譬况、读若、直音诸法之穷。较诸前法，反切之创，足称音韵学之里程碑。反切既出，音韵学遂启其端。盖因反切行世，足证其时已能剖析汉字音节之理，分其声、韵、调三要，此正音韵学立基之本也。

反切一法，能定诸汉字之音，乃先贤累世探求之圭臬，于汉民族文化之普及昌盛，厥功至伟。然行之既久，其弊亦显，大要有三：

缘此弊，兼以世迁音变，旧有反切或难明读音。故历代学人，迭加改良。兹略述数种改良反切、颇具特色及影响之韵书如次。

《广韵》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集韵》纂成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一说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二书相去未远，语音未遽骤变。 然《集韵》反切较诸《广韵》，其制已显见更张。其要者有三：

《集韵》此等改良，其初衷非在矫治反切旧弊，实欲令反切与北宋时音相契耳。《广韵》反切多承《唐韵》、《切韵》，而《唐》《切》二韵之切语，又多取自南北朝韵书及典籍旧注，其音与北宋时语已相去甚远，宋人用之自生窒碍。故有上述第一、二两项之改革，此实反切改良之肇端也。至若第三项，观似仅为小韵排序，意义不显，殊未必然。此正显等韵之学已入实用之境，后世《五音集韵》一书，即由此发轫。

明吕坤《交泰韵》（成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与清据时期潘耒《类音》（成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皆以革除旧切之弊为志，期使反切更利士子诵习。二书制切之要旨，在求两字连读即得本音。其改良之法，可括为五端：

此五法虽便实用，然亦生新弊。其尤著者在第二端：盖以元音开头之字本即无多，或有韵部竟乏其字，或虽有亦属冷僻难识之字。 若以下字冷僻难识，则几失注音之功用矣。

《西儒耳目资》成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乃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撰，意在助西士识读汉字。其书以反切与拉丁字母对照之法，标注汉字之音。列元音字母五，辅音字母二十，复加拉丁文所用字母四，凡二十九；又立表韵母之反切下字五十，表声母之反切上字二十，凡七十字。遂以二十五字母、七十汉字，尽拼汉语诸音。

金尼阁制此法，其本心在“展转相拼，即可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第取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摩荡，而中国文字之源毕尽于此。”（王徵《西儒耳目资序》）立意虽佳，然终不免迁就旧切之法，故需补以“减首减末”（去声母或韵母）、“假借”（无全同韵母字，则借相近字为下字）诸说，未能尽符初愿。然其以拉丁字母拼切汉字，实开后世注音字母、汉语拼音之先河。

杨选杞《声韵同然集》成书于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满清顺治十六年），全书平入二声已完稿，上去二声未成作者即离世。今存世者，惟平声及入声残卷耳。

杨氏受《西儒耳目资》启发，著此书以革旧切之弊。其改良之要，约有三端：

综论： 杨氏改良之整体构想，堪称突破。然因上下字过少，势须频用“借用”之法，书中屡见“勉借”、“勉求”乃至“勉而又勉”之语。虽殚精竭虑，终未能竟全功。此实反切注音法先天之限，非人力可全矫也。

清据时期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1726年）与刘熙载《四音定切》（1878年），堪称反切改良之极轨。

《音韵阐微》得满文十二字头拼法之启发，兼采《交泰韵》、《类音》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而成。《四音定切》则于《阐微》基础之上，益求精严缜密。二书所定反切，几臻旧法改良之极致。然用之仍不免扞格： 若遇韵母为[ɿ]（精组支思韵）或[ʅ]（照组支思韵）者，时音中绝无元音开头之字可用为下字，必假带辅音声母之字充之，拼读之际，窒碍终难尽除。

综观前举诸韵书，虽于《广韵》旧切系统多所更张，厥功甚著，然终未臻至善。此非诸贤智虑不周，实乃反切旧法根柢之锢限使然：

民国肇兴，现代语言学东渐，迅即为中土学人所纳。学者遂析汉字音节为音素，更倡文字改革之议。时贤以为改革之先务，在于统一字音；而统一字音，必赖简便易习之注音利器。

民国二年（1913年），“读音统一会”成立。经诸学者往复商榷，乃定“注音字母”（亦称国音字母、注音符号、注音字符）。民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廿三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之。民国八年（1919年），复颁“注音字元音类次序”，重订字母序列。字母凡三十有九。民国九年（1920年），又增“ㄜ”母，终成四十之数。

今人多未谙注音字母，为使读者得其仿佛，兹将四十字母析为声母（二十四）、韵母（十六）二类，并附汉语拼音对照如下：

声母（二十四）：

ㄅ(b) ㄆ(p) ㄇ(m) ㄈ(f) ㄪ(v)ㄉ(d) ㄊ(t) ㄋ(n) ㄌ(l) ㄖ(r)ㄍ(g) ㄎ(k) ㄫ(ŋ) ㄏ(h) ㄒ(x)ㄐ(j) ㄑ(q) ㄬ(ɲ) ㄭ(ȵ) ㄓ(zh)ㄔ(ch) ㄕ(sh) ㄖ(r) ㄗ(z) ㄘ(c)ㄙ(s)

注：万(v)、兀(ŋ)、广(ɲ) 三母，专为标注方音而设。

韵母（十六）：

丨(i) ㄨ(u) ㄩ(ü) ㄚ(a) ㄛ(o)ㄜ(e) ㄝ(ê) ㄞ(ai) ㄟ(ei) ㄠ(ao)ㄡ(ou) ㄢ(an) ㄣ(en) ㄤ(ang) ㄥ(eng)ㄦ(er)

此四十注音字母，皆取自笔画至简之汉字。依双声叠韵之理，改其本音，俾代表声母或韵母。例：“ㄅ”本“包”字（《广韵》古外切，音 guài），去其韵母，遂为声母“g”之符；“ㄤ”本“尫”字（《广韵》乌光切，音 wāng），去其介音[u]，遂为韵母“ang”之符。

以此套字母注音，反切旧法之积弊遂得根除。较诸反切，其优长有三：

自民国七年（1918年）颁行，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问世，注音字母通行凡四十载，于统一国音、推广国语、传布拼音知识，厥功至伟。民国十九年（1930年），政府尝改其名为“注音符号”。

自注音字母行世，反切遂不复为注音之主臬或首选。此即宣告：反切注音之法，至此寿终正寝矣。

“反切语”古称“反语”，又称“翻语”，俗称“切口”。它依据音韵学中的反切原理，将两字先正切、再倒切，得出另外二字以隐含他义。例如《南史》载，齐文惠太子在钟山下建楼馆，名为“东田”。时人以“东田”反切得“颠”，以“田东”反切得“童”，遂谓“东田”含“颠童”之凶兆。这便是一例。需注意，此“反切语”与今所谓“反语”（说反话）并非一事。

反切语现象，音韵学家早有关注。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即列举南北朝人使用反语的例子，指出当时反语多为“双反”，韵书中称为正纽、到纽：

“南北朝人作反语多是双反，韵家谓之正纽、到纽。史之所载如：晋孝武帝作清暑殿，有识者以清暑为楚声。楚声为清，声楚为暑也。宋明帝多忌，袁粲旧名袁愍为陨门，陨门为袁，门陨为愍也。

近人赵元任、刘盼遂等亦从音韵、方言角度作过探讨。然而前人多视之为纯粹语言现象，较少从修辞格角度予以分析。吕玲娣认为，反切语不仅是音韵问题，也是一种修辞方式。下文试就其构成方式及相关文化心理略作论述。

从构成方式看，反切语可分为单反式、双反式、三反式及特殊形式。(说明：原词的第一、二、三音节分别用a、b、c表示，新词的第一、二、三音节分别用A、B、C表示)

所谓单反式，即取两个音节，反切合成一个单音节词。如《镜花缘》写女子讥笑多九公等人不懂反切，说：“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么？”其中“吴郡”切为“问”，“大老”切为“道”，“倚闾”切为“于”，“满盈”切为“盲”，合起来便是“问道于盲”。

多九公道：“林兄且莫取笑。我来问问：当时谈论反切，那黑女女子因我们不知反切，向红衣女子轻轻笑道：‘若以本题而论，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么？’那红衣女子听了，也笑一笑。这就是当时说话光景。”林之洋道：“这话既是谈论反切起的，据俺看来：她这本题两字自然就是什么反切。你们只管向这反切书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们被这女子骂了！按反切而论：‘吴郡’是个‘问’字，‘大老’是个‘道’字，‘倚闾’是个‘于’字，‘满盈’是个‘盲’字。她因请教反切，我们都回不知，所以她说：‘岂非“问道于盲”么！’（《镜花缘》第十九回《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

这是古人最常用的反切方式，分两种情形：

（一）二字双反：a + b → B + A（以二字先正切，再颠倒相切，成另外二字。）

(1)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来被罗织而杀之。（《太平广记》卷163《魏叔麟》，出《朝野佥载》）

(2) 唐郝象贤……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绐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太平广记》卷258《郝象贤》，出《朝野佥载》）

(3) 或言陈后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亦败亡之徵云。（《南史·陈后主纪》）

(4)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太平广记》卷163《武三思》，出自《朝野佥载》）

(5) 时人呼杨姓多为嬴者。或言于上曰：“杨英反为嬴殃。”帝闻而不怿，遽改之。其后勇、俊、秀皆被废黜，炀帝嗣位，终失天下，卒为杨氏之殃。（《隋书·五行志上》）

例(1)“叔麟”先正切，以“叔”的声母与“麟”的韵母（包括声调）相切得“身”；再倒切，以“麟”的声母与“叔”的韵母（包括声调）相切得“戮”。“叔麟”反切语为“身戮”，时人便说此名暗含“身戮”之祸，这是将凶事附会于其名称的反切语。

例(2)以“宠”的声母与“之”的韵母（包括声调）相切则为“痴”，以“之”的声母与“宠”的韵母（包括声调）相切则为“种”，“宠之”的反切语为“痴种”，以此为字，有不吉利之意。

例(3)“叔宝”反切为“少”，“宝叔”反切则为“福”，有人认为“叔宝”二字隐含有少福之义，也被视作败亡之兆。例(4)、例(5)亦是如此分析，如“德靖”切为“鼎贼”，附会梁王武三思篡逆之心；“杨英”切为“嬴殃”，指嬴秦二世而亡殃，牵合隋室运数。

（二）三字双反：a + b + c → A + b + C（仅取首尾二字相切，中间字不变。）

(1) 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顐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果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太平广记》卷279《李伯怜》，出《酉阳杂俎》）

(2) 先是人间谣曰：“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当开复未开，使我心徘徊。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云帝哭也。太子前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书舍人臧厥追哭于崇正殿解发临哭。（《南史·刘峻传》）

(3) 凝之操履不见於史，然方干学许兴凝，赠之诗曰：“吟得新诗草里论”，戏反其词，谓村里老也。（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引《全唐文》797卷）

(4)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於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冈。（《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例(1)“洗白马”三个音节中，“洗”和“马”先正切再倒切得出“泻米”两个新音节，加上不变的“白”字，反语成“泻白米”，最终豫合于真，白米尽覆于渭河之中。

例(2)“鹿子开”三个音节中，“鹿”和“开”先正切再倒切得出“来哭”两个新音节，加上不变的“子”字，反语成“来子哭”，暗指太子将逝，实为政治预言。

例(3)“草里论”三个音节中，“草”和“论”先正切再倒切得出“村老”两个新音节，加上不变的“里”字，反语成“村里老”，用为戏谑之辞。

例(4)“成子阁”三个音节中，“成”和“阁”先正切再倒切得出“石冈”两个新音节，加上不变的“子”字，反语成“石子冈”，预言诸葛恪死后葬身乱岗，反映民怨。

三个音节全部参与反切，三个字三次颠倒取音，另成三字或两字。

(1)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綟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墨槽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綟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疚。（《太平广记》卷255《嘲诮》，出《启颜录》）

(2)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马向城啼，欲得城边草。”后句间云：“陶郎来。”白者金色，马者兵事。三年，妖贼唐寓之起，言唐来劳也。（《南齐书·五行志》）

(3) 唐建中末，独孤彦至一寺。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寺僧归，二人惧遁数十步而不见。僧解其名氏曰：“所谓曾元者，岂非甑乎？夫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辨，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太平广记》卷374《灵异》独孤彦条，出《宣室志》）

例(1)“曲录铁”三个音节中，“曲铁”相切得“契”字，“录铁”相切得“綟”字，“铁曲”或“铁录”相切得“秃”字，故反语成“契綟秃”，以此嘲讽法师。

例(2)“陶郎来”三个音节中，“陶郎”相切得“唐”字，“郎陶”相切得“劳”字，故得反为“唐来郎”。百姓的歌谣“陶郎来”正是利用“反切语”修辞格为唐寓起事制造舆论，是古人暗中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例(3)“甲侵讦”三个音节中，“甲侵”或“讦侵”相切得“金”字，“侵讦”相切得“截”字，故反语为“金截”。金附截，是六朝后俗体铁字。

反切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游戏，更映照出古人的文化心理。

古人常以为语言自有灵验，能招福致祸，因此对言语心存敬畏，尤重趋吉避凶。这种心理也反映在“反切语”的运用上。

(1) 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湣孙……幼慕苟奉倩为人，孝武时求改名粲，不许，至明帝立，乃请改为粲，字景倩。其外孙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讳，反语袁湣为‘殒门’，帝意恶之，乃令改焉。”（《南史·袁粲传》）

(2) 悛本名忧，宋明帝多忌，反语“刘忱”为“临雠”，改名悛焉。（《南史·刘勔传》）

(3) 十二月，诏停明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旧唐书·高宗纪》）

例(1)“袁湣”实为“袁湣孙”的省略，“袁湣”相切得“陨”字，“湣孙”相切得“门”字，故反语为“陨门”。宋明帝以为不祥，便令袁粲改名。例(2)亦是如此。例(3)“通乾”互切，其反切语为“天穷”，亦不吉利，故停用。上述3例“反切语”修辞格的使用，反映了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

说话作文，讲究含蓄。反切语正因能隐藏本义、曲折达意，常被用来构成巧妙的双关或暗讽。

(1)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生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太平广记》卷250《邓玄挺》，出《启颜录》)

(2) 何僧智者，尝于任昉坐赋诗，而言其诗不类。任云：“卿诗可谓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为狗号。”任遽后解说，遂不相领。（《金楼子》）

(3)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太平广记》卷255《安陵佐史》，出《启颜录》）

例(1)“木桶”利用反切语，一语双关。表面上指邓玄挺在园中所见，同时暗中嘲骂僧侣是“幪秃”。

例（2）“高厚”是反话正说，表面似为赞语，其反切语为“狗号”实是骂人之语。

例（3）“书处甚急”隐含“奔墨”之意，“奔墨”反切语为“北门”，“北门”隐含“缺后”之意，再由“缺后”反切为“口穴”，几经曲折，从而嘲讽县令口中无一齿的事实。

这些例子，皆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明说而曲折达意，正可见尚含蓄、恶直白的文化心理。

言谈间，好以幽默相谑，自古皆然。《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意为言谈有点风趣，玩笑不至于伤人。六朝时文人往来，往往语带机锋，以调侃为乐。反切语因暗藏音义，恰可作戏谑之助。如：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聋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语，聋亦何嫌。”(《太平广记》卷247《邢子才》，出自《谈薮》)

“蓬莱”切音为裴，“莱蓬”切音为聋，故“蓬莱”反语为“裴聋”。这里邢子才以“蓬莱”暗切“裴聋”，以相戏谑裴谒之耳患，富有幽默感，而裴谒之也比较豁达，自我解嘲说：“公但大语，聋亦何嫌？”从中可见戏谑玩笑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