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英语：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由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依次组成，是神经内分泌反馈调节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1538年：Vesalius描述垂体解剖结构。

1563年：Eustacci发现肾上腺。

1742年：Lieutaud描述垂体与下丘脑的血管连接。

1838年：Rathke提出垂体胚胎学。

1855年：Addison描述肾上腺皮质疾病（Addison病）。

1856年：Brown-Sequard证实实验性肾上腺切除术可致死。

1892年：Vassale和Sacchi发现垂体切除术会破坏水和矿物质代谢。

垂体功能研究

1912年：Aschner发现垂体切除术会导致侏儒症；Cushing报告患者“MinnieG”的病例（可能为垂体腺瘤相关综合征）；Ascoli&Legnani发现垂体切除术会导致肾上腺萎缩。

1927年：Cushing提出垂体是“主腺”的观点。

1932年：Cushing提出垂体嗜碱性粒细胞增多症。

1933年：Popa和Fielding发现垂体门脉系统（方向错误）；Collip首次（部分）纯化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1935年：Ranson发现下丘脑与垂体后叶之间的神经联系。

1936年：Wislocki&King确定下丘脑-垂体的正确血流方向；Selye提出应激和“一般警报系统”的概念。

肾上腺与类固醇研究

1930-1947年：Kendall和Reichstein分别独立进行类固醇的纯化和结构鉴定工作。

1943年：Albright区分“库欣综合征”和“肾上腺生殖器综合征”。

1948年：Harris提出下丘脑对垂体前叶的调节是体液调节（而非神经调节）。

1949年：Hench发现可的松可诱导关节炎缓解。

1950年：Bartter和Wilkins分别独立使用可的松治疗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

激素合成与信号通路

1954年：Stone和Hechter发现ACTH可促进胆固醇转化为孕烯醇酮。

1955年：Guillemin和Schally分别独立发现下丘脑存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活性。

1956年：Li确定牛和羊ACTH的氨基酸序列；Bell确定猪ACTH1-39的序列，并发现1-24片段具有完全活性。

1960年：Liddle进行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1962年：Sutherland提出环磷酸腺苷（cAMP）作为“第二信使”的概念；Jensen发现类固醇激素在细胞核内发挥作用。

激素与受体的分子克隆

1967年：Chretien和Li发现ACTH和促脂素（β-LPH）共同分泌。

1969年：O’Malley发现类固醇可诱导特定基因的转录。

1977年：Mains和Eipper、Roberts和Herbert分别独立发现阿黑皮素原（POMC）。

1979年：Nakanishi克隆POMC基因。

1981年：Vale分离并测序CRH。

1985年：Evans克隆糖皮质激素受体（GR）。

1987年：Evans克隆盐皮质激素受体（MR）；Vale发现白细胞介素可刺激CRH分泌。

1988年：Funder和Edwards分别独立发现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1β-HSD）对MR的“保护”作用。

1992年：Cone克隆ACTH受体（MC2R）。

1993年：Vale克隆CRH受体，完善HPA轴的受体调控网络。

应激与病理机制

1986年：Gold和Chrousos发现忧郁症患者存在CRH分泌过多。

1997年：Seckl和Meany分别独立研究脑内糖皮质激素与产前应激的关系。

HPA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下丘脑室旁核。室旁核有可以进行神经内分泌的神经元，该神经元可以合成并分泌抗利尿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这两种多肽激素可以作用于以下这种种组织器官：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抗利尿激素从一些特殊神经元的末端释放出来。这些神经元位于下丘脑正中隆起，可以进行神经内分泌活动。这些多肽激素通过血液，经由垂体束中的门脉系统运输到垂体前叶。在垂体前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抗利尿激素协同作用，刺激促皮质激素细胞释放储存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通过血液到达肾上腺的皮质区域，促进肾上腺迅速合成皮质激素，如：利用胆固醇合成皮质醇。皮质醇是一种主要的应激激素，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多种组织器官，包括大脑。当作用于大脑时，皮质醇可以结合盐皮质激素受体和糖皮质激素受体这两种受体。这两种受体存在于许多不同种类的神经元中。例如：糖皮质激素的一个重要靶组织就是脑中的海马核团，而海马区正是HPA轴的一个主要的调控中心。

抗利尿激素可以看作是一种“保水激素”，同时又被称作“血管升压素”。当身体缺水时，抗利尿激素释放，并作用于肾脏产生保存水分的效果。抗利尿激素也是一种潜在的血管收缩药物。

HPA轴的重要功能在于它的反馈调节通路：

肾上腺皮质合成分泌的皮质醇可以对下丘脑和垂体进行负反馈调节，减少CRH和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同时直接抑制切割阿黑皮素原（POMC），得到ACTH和β-内啡肽的生化过程，也即ACTH的合成过程。

交感神经的刺激和皮质醇的作用（上调相关合成酶）可以促进肾上腺髓质合成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激素正反馈地作用于垂体，促进阿黑皮素原分解为ACTH和β-内啡肽。

下丘脑释放CRH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紧张刺激——指神经冲动对于下丘脑的作用、血液中皮质醇含量和昼夜节律。对于健康人来说，睡醒后皮质醇水平迅速升高，在30-45分钟内就可以达到血浓度峰值。然后，在一天中皮质醇含量逐渐下降，在接近傍晚时又再次升高。到了晚上，皮质醇含量又再度下降，大约在午夜时到达最低值。研究发现，不正常的皮质醇周期性波动与各种疾病有一定联系，比如：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MacHale, 1998)，失眠（insomnia） (Backhaus, 2004)和倦怠（burnout） (Pruessner, 1999).

从解剖结构上看，大脑的杏仁核、海马等核团与下丘脑存在物理上的联系，这种连接使得大脑核团可以刺激HPA轴。感受器发出的神经冲动经传入神经到达杏仁核侧面区域，经过处理与其他信息一并汇总到大脑皮层，中枢系统可以将诸如恐惧等冲动投射到大脑的不同区域。在下丘脑，恐惧的神经冲动既可以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又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机体受到紧张刺激后，皮质醇合成增加，这种激素水平的升高可以造成一种准备状态，身体的一些“警戒”反应，如免疫应答，会暂时减弱，使得机体随时应对潜在的危险。

糖皮质激素有许多重要的作用，例如调节紧张程度；但是过量的糖皮质激素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下丘脑萎缩会使人或动物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焦虑的状态，一般认为这种现象就是由于长时间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刺激导致的。下丘脑的缺陷减弱了机体正确应对紧张刺激的能力

HPA轴与神经学所涉及的情绪紊乱（mood disorders）和官能性疾病都有一定关系，比如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 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 失眠(insomnia), 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征(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倦怠(burnout), 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纤维肌痛(fibromyalgia), 过敏性肠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和酗酒（alcoholism）。 抗抑郁药（Antidepressants）就是主要针对HPA轴，调节其功能的药物，这也是治疗许多疾病的常规、常用药物。

通过实验，科学家已经深入研究了多种不同的紧张刺激，以及在不同环境下他们对于HPA轴的影响。 紧张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在以大鼠为对象的实验中，经常用到两种紧张刺激：社群性紧张和物理性紧张。通过不同的通路机制，这两种紧张源都能够激活HPA轴的功能。 许多单胺类神经递质在对HPA轴的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中药中的适应原药物（如人参、灵芝等）就可以通过调节HPA轴发挥作用。

哺乳动物和其他脊椎动物也有HPA轴。例如：生物学家通过研究鱼类发现下层社会地位会引发慢性紧张，表现为缺乏攻击性行为，缺乏支配能力和长期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鱼的威胁。5-羟色胺（5HT）可能是调节紧张反应的激活性神经递质，5-羟色胺水平的升高可以提高细胞质中α-黑素细胞刺激素的浓度，使得皮肤变暗（这是鲑鱼群体的一种社会性信号）、激活HPA轴，同行抑制进攻性行为。在虹鳟鱼的饲料中加入氨基酸L-色氨酸（5-羟色胺的前体）使得鲑鱼的进攻性行为和对刺激的反应减弱。 但是，研究结果同时指出胞质中皮质醇的含量不受这种食源L-色氨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