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龙喜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

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龙喜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是北宋分宁双井黄庭坚的后裔。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最终逐渐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后，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而黄兴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但大多数成员仍是饱学鸿儒。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兴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到1896年，黄兴在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但黄兴本人对功名并不热心，当时，黄兴去应考秀才前，他的亲友要置酒预贺，黄兴当即表示，读书是要求真学问的，而应试仅仅是因为母命不可违。这一时期的黄兴，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对科举制度不满，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喜好军事，课余曾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必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同年回国。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发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

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首领“长沙黄屋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发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离开长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六月二十七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人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人会不人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人会者之关系如何”。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一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非常恐，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当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

民国元年（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

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民国二年（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

民国三年（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中山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民国三年（1914年）7月抵达美国。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

民国五年（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袁世凯死后回国。

民国五年（1916年）7月，黄兴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同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二年（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宣统三年（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对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最后失败，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

黄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岁那年，经父母说合，与廖淡如（1873—1939）结婚。后于辛亥革命前期，与辛亥革命女杰徐宗汉结婚。徐宗汉，本名佩莹，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黄兴回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亲自领导了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并受伤，在战斗中被流弹打断了两个指头，徐宗汉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并为黄兴改装，掩护他到香港治伤。当医生给黄兴动手术时，黄兴身边无一亲人，徐宗汉就假称是黄兴的夫人，在手术证件上签字。黄兴出院后，二人便正式结为夫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十六年（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往后，孙黄在民国三年（1914年）时，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民国五年（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挽道一弟作》《回湘感怀》《太平洋舟中诗》

《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黄兴墓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以北小月亮坪上方，墓坐西向东，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地。麓山寺后，有石级直达。墓坐西向东，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地。墓矗立塔形碑柱，为一整块四棱形乳白色岩石琢成，高约10米，气势雄伟，正面嵌铜制墓碑，上镌“黄公克强之墓”，墓表四周以石基柱围护栏杆，前有拜台、石凳，地面铺以花岗岩，整个墓表占地1186.24平方米。墓的右下方，有黄兴墓庐，已加修葺，大厅陈列黄兴生平事迹，供游人瞻仰。院落依山临池。院内有歇山琉璃顶楼房一栋，陈列黄兴生平事迹图片。1984年，又建成了占地30余亩的典兴墓庐景区。

黄兴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高塘乡杨坨村（今黄兴镇）凉塘。故居建于1864年，占地2.05亩，原为两进两横，左右披厦厢房32间的四合大院，现尚存12间。修葺后的故居，陈列有黄兴故居简介，黄兴生平事迹介绍以及故居示意图等。并恢复陈列了黄兴和父亲黄筱村先生及母亲罗夫人生前居室的原貌和什物摆设。1981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对外开放。1981年对故居的12间房屋进行了修葺和复原陈列,展出黄兴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文具25件，以及照片、墨迹。同年对黄兴墓进行了修缮，并布置了黄兴事迹陈列。1984年在故居内新辟黄兴革命史迹陈列室。设有黄兴故居文物管理所。现由岳麓公园管理处管理。

1994年10月26日，省会各界集会纪念黄兴诞辰120周年。此次纪念会由省政协和长沙市政协联合举办，省会专家学者及黄兴先生的亲属参加了纪念会。

2004年10月25日，纪念黄兴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纪念活动期间还进行黄兴铜像揭幕、祭扫黄兴墓、召开“黄兴与近代中国”座谈会、举行黄兴诗书画展及黄兴故居第三期工程竣工暨开园仪式等活动。

2006年，民革中央和民革湖南省委会联合主办了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黄兴逝世90周年暨《黄兴颂》出版座谈会。

2014年10月25日，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长沙召开，举行了《黄兴纪念文集》的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