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是借语音相同或相近为条件之修辞手法。听读者由本体之音联想至谐体，并领会其实际含义，从而得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表达效果。

谐音一词多义，可表示谐协音律，如宋代宋庠《送上元勾簿吴昌卿》：“逢吉旦兼暮，谐音埙且箎”；还可表示为协和的声音，如朱自清《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谐音还是字词的声韵相同或相近，或是一种修辞方法，出现在谜语、古诗当中，如李商隐的《无题》：“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句中的“晴”便是隐喻“情”，利用谐音借景抒情。

学界论及谐音，多将其归入双关或仿词之下，未作独立辞格看待。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2010）在双关类型中提出“谐音双关”，认为“谐音双关是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使词语或句子语义双关；同时于仿词格中列出“音仿”，认为“音仿是换用音同或音近的语素传递另一词语”。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2004）亦将谐音置于双关范畴，按双关点特征分谐音式、语义式和对象式三类，其中“谐音式”即凭同音、近音关系使词语兼具表里二义。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2002）称“所谓谐音双关，就是利用语音的相同或者近似，而有意识地造成同一话语同时具有多种含义的修辞技巧。”

杨鸿儒《当代中国修辞学》（1997）视谐音双关为汉语特色，谓其“就是利用词语同音或近音的条件而构成双关的意义”。

姚殿芳、潘兆明《实用汉语修辞》（1994）与郑颐寿、林承璋《新编修辞学》（1987）等亦将谐音列为双关之一类，前者认为其不直言本意，而以谐音暗示，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委婉之效；后者认为“谐音双关是利用词语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构成的”。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2004）认为“谐音双关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来构成的双关。人们可以通过语音上的相似性，借助联想以理解真正的话语动机。”更从符号角度分析之：“从语音符号的意义方面解释，谐音双关就是两个相同或相近的能指同时具有两个所指。通常情况下，两个能指对应的两个所指，一个所指是语言体系的，另一个是在语境中获得的。前者是稳定的，后者则是暂时的。听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往往首先接触到一个能指，解析出语音体系中的所指，既而联想到另一个能指，然后根据语境信息，再解释出另一个语境所指。”

亦有学者自语音变异角度专论谐音。张静、郑远汉《修辞学教程》（1989）于“词语声音配合”中单列谐音，谓其借语音条件而成，以同或近之音形表不同语义，重在传情达意而非求声效，并分“转移”“暗指”两类。

冯广义《变异修辞学》（2004）称“谐音变异”，谓其利用音义联系，将音近或同之单位勾连，形成多层表达，细分同音异形的变异、同音同形的变异、音近形异的变异、谐音别解的变异、谐音描述的变异、谐音仿拟的变异、谐音双关的变异七类。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2004）论及语音修辞技法时，提到“同音”现象。他指出，同音是指听感上相同或相近、但字形不同的音节，并认为以同音为基础的谐音手法虽在多国语言中皆有出现，却在汉语中尤为典型和普遍，从而构成汉民族一种特有的语音文化现象。

许钟宁《二元修辞学》（2012）亦将谐音视作语音变异之修辞手段。强调“语音联想”过程：因本体与谐体读音相同或相近，听者由本体之音联想到谐体，进而方能领会语句实际蕴含的语用信息。

综上诸家，其说虽详略各殊，大旨相类：就语音言，谐音凭音同或音近而成；就语义言，关涉本体与谐体二重意义，谐体之义方为真意；就语用言，则使话语含弦外之音，收巧妙之效。

据此，试为谐音定义如下：

汉语谐音，乃借语音相同或相近为条件之修辞方式。听读者由本体之音联想至谐体，并领会其实际含义，从而得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表达效果。

此定义中，“由本体之音联想谐体并会其真意”需稍作说明：一者，谐音所凭为本体之语音外壳，字句可以本体或谐体形式呈现；二者，意义上或专指谐体，或兼关本体与谐体而成双关。

谐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实际运用中常与其他辞格交融，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根据其与其他辞格结合的综合关系，可作如下分类：

指利用词语同音（或近音）的条件，使语句在特定语境中同时关涉表里两层含义。如《红楼梦》判词“玉带林中挂”，表层写物，里层写人，“玉带林”三字倒过来读的谐音暗指“林黛玉”；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表面言书，实则谐音寓意“输”。此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巧妙。

谐音析字，指的是借同音（或近音）之字替代本字，以达成特定表达效果。其特点是“借此音，达彼意”，仅借用谐音字的读音，并不追求一语双关、同时表达两层含义。例如，《红楼梦》第四回中的“护官符”写道：“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此处以“雪”谐音暗指“薛”家。

谐音拈连，是指在上下文中凭借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将谐字与所谐字顺势连接起来，以实现语义转换或情感深化的修辞手法。在《雷雨》中，鲁侍萍目睹周萍指挥仆人殴打鲁大海，悲愤交加，上前质问：“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此处由称呼“萍”到诘问“凭”，借助同音自然拈连，瞬间展露出她面对亲生骨肉却无法相认的剧痛与控诉；文天祥兵败途经“零丁洋”，作《过零丁洋》诗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将孤苦伶仃的心境与地理名称巧妙融合，深化了家国之叹。

谐音飞白，指有意模仿或记录因发音不准、听音有误而产生的谐音错误，以刻画人物性格或营造诙谐效果。如在《刘胡兰传》中，玉莲问：“顾县长说的什么‘战’呀？”金香答道：“连个‘吃酒战’也不知道。”此处将“持久战”误为“吃酒战”，显其文化不高却质朴直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中，喜兰娘斥责女儿：“要是跟哪个后生谈‘乱爱’，看我打断你的脚手！”把“恋爱”误说为“乱爱”，生动体现说话人的守旧与误解。

谐音仿拟，指临时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语素为同音（近音）字，仿造出一个新词。如电影艺术家谢添为天津狗不理包子铺题写“笼的传人”四字。此句仿拟熟语“龙的传人”，以“笼”谐“龙”，既紧扣包子蒸笼之特点，又与“狗不理”的店名相映成趣，幽默俏皮，令人会心。又如某床垫广告语：“好床垫，不变‘芯’”。此处借“芯”谐“心”，仿拟“不变心”这一常见说法，在引发读者兴趣的同时，也巧妙暗示了产品内芯扎实、质量可靠的卖点。

谐音别解，是指利用词语间音同或音近的条件，故意曲解其原意，从而形成独特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它常见于笑话、相声等诙谐文体，通过“望音生义”制造幽默或讽刺。例如，在相声《戏说百家姓》中，演员将“赵钱孙李”别解为“赵老师、钱（交钱）、孙子、礼（不讲礼）”；又将“周吴郑王”曲解为“皮蛋粥、无事生非、不正经、兽中之王”。这种有意歪解，打破了听众对固定词语组合的预期，从而产生出俏皮的喜剧效果。

谐音借对，指在诗词对仗中，借用某字的同音字来与下联（或上联）形成字面工对，但理解时仍按其本字意义。如杜甫诗《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此处“清”借其同音字“青”与“白”形成颜色对。又如《秦州杂诗》中：“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其中“珠”谐音“朱”，借“朱”义与“白”相对，亦属此类。这种手法既维持了对仗的严谨，又平添几分含蓄与巧妙。

谐音释词，指用同音或近音字来解释、关联前一词，赋予其情境化的新义。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写道：“商，伤也。”此处借“商”与“伤”同音，以“伤”释“商，将指代季节的“商声”引申为“悲伤之声”，从而为全文奠定萧瑟凄凉的基调。又如朱自清在《航船中的文明》中借他人之口说：“‘妇者，服也’。”以“服”释“妇”，音近而意连，点出了旧时女性被规训、服从的处境。

“博谐”指的是在特定时期与社会语境下，一系列形式相近、利用谐音手法创造的新词语集中涌现，形成具有群体性、传播性的表达现象。如，反映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豆你玩”（逗你玩）、“蒜你狠”（算你狠）、“姜你军”（将你军）等，即为典型。

这类表达往往通过谐音替换常见短语中的个别字词，瞬间生成新形式，在陌生化与趣味化中达成双关效果。它们既贴近日常语言（如“逗你玩”），易于传播，又直接折射社会现实，以诙谐方式传达出公众面对物价变化的微妙情绪。

“博谐”的创新之处，一方面体现为独特的解读模式，如“豆你玩”需理解为“豆，（意即）逗你玩”；另一方面则在于其“组团”出现的规模效应。相较于传统的、单独的谐音双关，“博谐”通过词语群的集体呈现，增强了表达的声势与修辞张力，以幽默戏谑的集体面貌，更集中地反映了某一社会现象或公众心态，可视为谐音修辞在当代语境下的一种新发展。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谐音是表达者有意利用音同或音近而义异的词语，来实现特定修辞效果的语言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通常涉及“本体”（原型词）和“谐体”（替换词）。根据两者在交际中是否共同出现，谐音可分为“显性谐音”与“隐性谐音”两类。

指在话语表达中，本体和谐体同时出现，其音义转换过程较为明显。例如，仙人渡位于湖北谷城，是一处古渡口。相传伍子胥逃亡至此，见一老翁肚脐生疮，呻吟道：“谁吸我肚？”路人皆掩鼻，独子胥为之吮脓。疮愈后，老者道：“后生莫怕，我来渡你。”言罢掷葫芦化舟，渡其过江。此地遂名“仙人渡”。此处由“肚”到“渡”，借助同音关系，在连续的话语中相继呈现了本体“肚”与谐体“渡”。

指在交际过程中，本体与谐体并不同时出现，甚至两者皆隐，需要接受者依据语境进行推断。根据其具体呈现方式，可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类：

根据使用载体的不同，谐音亦呈现不同面貌：

(1)言语交际中的谐音

口语交际中，有意利用同音词进行替换或曲解，以达到诙谐、讽刺或委婉的效果。

例如《金瓶梅》第三十二回中，郑爱香正递沈姨夫酒，插口道：“应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干女儿，你到明日与大家做个干儿子罢，吊过来就是个儿干子。” 伯爵骂道：“贼小淫妇儿，你又少死！得我不缠你死念佛。” 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骂这花子两句。” 郑爱香儿道：“不要理这望江南已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

郑爱香说：“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汗东山、斜纹布。”表面上是列举词牌、草名、曲牌和布匹，实则取四词首字谐音暗骂“王八汗邪”（谐“王八汗邪”），使骂语含而不露，尖刻又俏皮。

(2) 误听中的谐音

误听谐音，指在口语交际中，听者因语言习惯、生活经验或文化背景不同，无意中将某个语音误解为另一个同音或近音的词语，从而产生理解偏差。例如，几位年轻人对一位老太太说：“我们是作协的。”（作家协会的简称）老太太却听成了“做鞋的”，便问道：“做鞋的到这来干嘛？”这一误会，正源于双方生活阅历与知识背景的差异。

(1) 诗歌中的谐音

诗歌中的谐音，往往借音义关联，使情感表达含蓄而深婉。如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此处以“莲”谐“怜”（爱），以“清”谐“情”，语意双关，将采莲的动作自然转化为对心上人的眷恋，清新婉转。又如《七日夜女歌》：“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句中“丝”谐“思”，以蚕丝之长悬，喻思念之绵延不绝，巧妙托出女子日夜萦怀的深情。谐音在此不仅是修辞技巧，更成为诗意生成的纽带，言浅意深，余韵悠长。

(2) 谈谐语中的谐音

谈谐语中的谐音，多用于社会讽喻或幽默表达，往往言浅意深，折射世态人心。

如民国时期百姓讽刺税赋繁重：“这也税，那也税，民国万税（岁），万万税！”借“税”与“岁”同音，传达对苛政的尖锐批判，讽意深刻。

又如当代求职话题中，常以“北上广”代指北京、上海、广州；又以“新西兰”谐指新疆、西藏、兰州。地域名称经缩略和谐音转换后，带上了几分无奈与自嘲的色彩，语言鲜活而具传播力。

再如“床头柜”谐“床头跪”，“气管炎”谐“妻管严”，则以家居用品、疾病名称谐音调侃家庭关系。此类说法幽默中见世情，生动反映社会观念与家庭形态的变迁。

(3) 人名、地名中的谐音

人名与地名中的谐音运用，往往承载着文化寓意、价值取向或历史印记。

在人名方面，古典小说常借谐音寄寓深意。《红楼梦》尤为突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之名，谐“原应叹惜”之音，暗伏其悲剧命运；“甄士隐”寓“真事隐”，“贾雨村”寓“假语存”，暗示全书虚实相生的叙事笔法；至于“千红一窟”谐“千红一哭”，“万艳同杯”谐“万艳同悲”，更借音点题，道出书中的集体哀歌。

地名中的谐音，则多反映雅化倾向或避讳传统。为求文雅，北京“大墙缝胡同”改为“大翔凤胡同”，“小羊圈”改为“小杨家胡同”，皆以近音更字，转俗为雅。因避帝王名讳而改地名亦属常见，如秦始皇名“政”，遂改“正月”为“端月”，此制历代沿袭，成为语言生活中的特殊现象。

(4) 民风民俗中的谐音

民风民俗中的谐音运用，常以含蓄的方式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春节时，将“福”字倒贴，取“倒”与“到”谐音，寓意“福到”；婚礼中，人们常在婚床放置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借其谐音寓意“早生贵子”，又以“花生”谐“花着生”，表达儿女双全的愿望。合肥等地有“夫妻同鞋”之俗，因“鞋”与“偕”同音，寄寓“夫妻同偕”的期许。

徽州民居厅堂常摆设座钟、瓷瓶与镜子，合称“钟声瓶镜”，谐音“终生平静”，以此传递安宁度日、含蓄内敛的生活态度。节日馈赠亦注重谐音寓意，如赠橘子寓“吉利”，食汤圆寓“团圆”，供年糕寓“年高”，皆借谐音寄托美好愿望。

(5) 绘画中的谐音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谐音常被转化为视觉符号，通过物象组合寄寓美好寓意。徽州绩溪龙川胡氏宗祠的木雕“四和图”，即以荷花为主体，分别与螃蟹、鸳鸯、大虾、蛙搭配，谐音取意“和谐”“和美”“和顺”“和鸣”，托物喻志，传达对和睦生活的向往。

民间绘画亦多用此法。因“蝠”与“福”同音，故绘五只蝙蝠飞入大门，象征“五福临门”；画双鱼寓意“吉庆有余”；喜鹊立于梅梢，则为“喜上眉梢”；三只羊则表示“三阳开泰”。这些图像并非简单写生，而是借谐音建构出一套寓意吉祥的视觉语言，含蓄而生动地承载了民众对幸福生活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