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是春秋至汉初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诸子”指孔子、老子等各学派代表哲人，“百家”概称当时众多政治学术派别。其词最早见于《史记》，汉代刘向、班固将其梳理为儒家、道家、法家等十家，后世常以“九流十家”代称核心学派。

“诸子”与“百家”的词汇源头分属不同典籍，早期词义与后世的“诸子百家”概念存在差异。现存典籍中，“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起初并非指学术流派，而是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众子爵之贵族或特定职官。“百家”之称则始于战国时期，《荀子·解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与《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以此概括当时学派林立的局面。“诸子”与“百家”合并为“诸子百家”这一固定词汇，最早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西汉时期，刘向、刘歆校理群书编《七略》，确立典籍部类意义上的“诸子”概念；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继承其说，将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十家，又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后世广泛接受后，概称“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春秋至汉初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诸子”是以姓氏加上“子”称呼各学派哲人代表，如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孙子、杨朱、苏秦、吕不韦、邹衍等。“百家”指这一时期哲学思想领域内，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哲学家及其流派与作品，也是春秋战国至汉代各类政治学术派别的总称，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等，“百家”为举其成数的概称。

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他首次将其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其后，刘歆在《七略》中在此基础上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扩展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继承刘歆观点，并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世遂去掉“小说家”，将其余九家称为“九流”。近代学者吕思勉在所著的《先秦学术概论》中，增添“兵、医”两家，认为应在原有十家基础上统称十二家。

周代采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分封制，整个封建制度与宗法社会以贵族公卿为骨干，因此学术统于一尊、掌于王官，即所谓“学在官府”。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与典籍文献藏于盟府，由专门官员执掌；礼、乐、射、御所用器具藏于宗庙，由乐官掌管。当时学习者必须依附官府求学，教授场所即《礼经》所称的辟雍、泮宫，亦等同于《孟子》所说的庠、序、学、校。

东周末年，周王室衰微，王官失守，学术随之散入民间。一方面，掌管学术的史官纷纷离去，如春秋初期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前往晋国，后又散居于卫、赵、秦等国；另一方面，封建宗法社会逐渐解体，人才四散流亡，学术自然流向民间，例如邹鲁之士多为殷代遗民，散居东方；不少封建诸侯后裔降为平民，原本为王侯服务的工正、工匠、医卜、祝史及乐官等，也纷纷向外离散。

原本由贵族垄断的教育向社会下层转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教育随之兴盛，为后续文士阶层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自春秋时期起，各国战争日益频繁。战乱虽对文化造成破坏，但也促使各国在战争联盟、战后和谈等过程中加强文化交流，进而借鉴彼此的富国强兵之策，推动政教逐步发展，学术氛围也愈发开放。此外，春秋时期商人阶层逐渐崛起，豪商巨贾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开始与公卿大夫交往周旋，如郑国商人弦高、孔子弟子子贡、陶朱公范蠡等。商业发展催生了通商需求，而频繁的通商又改善了交通条件，为学术传播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助推了思想的交流与扩散。

春秋以前，政权主要掌控在贵族手中；进入春秋后，贵族阶层逐渐腐化，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愈发激烈。各国为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国君因急需大量人才，开始主动寻访民间贤能。例如，齐国便是经管仲治理，从诸侯中崛起为强国，秦、楚等国见状纷纷效仿此举。

平民阶级的上升，一方面反映出国君求才若渴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平民对仕途的积极追求。但国君选拔人才的核心标准是实际才干，平民唯有凭借真才实学方能获得赏识，而培养才干离不开读书治学。尽管个人兴趣是研究学问的重要动力，但对整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而言，政治层面的需求与上位者的推崇，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周代对思想言论的管制较为严格，如《礼记·王制》中规定：“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周王室衰微后，原有的思想统治体系随之瓦解，游士学者得以周游各国游说论政。不仅孔子周游列国，干谒七十余君；孟子亦曾当面讽喻国君，若国君邀请不合礼仪，他亦敢于故意推辞。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言论极为自由，与周代形成鲜明对比。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加之当时各诸侯国君主多有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的雅量，更促成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井田废弛，原有经济体系随之瓦解，再加上各国连年征战，百姓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具有学识的人们亟须解决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制止战争、安定社会。诸子学者围绕这两大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各自的见解与方法。

随着“士”阶层的崛起，春秋晚期“养士”之风初兴。“士”中诸多优秀人才受各国国君重用，甚至出任卿相要职。至战国时期，各国对“士”普遍推行优厚待遇与宽容政策，允许其“合则留，不合则去”。“士”的自由流动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各国人才交流，更推动了不同学派思想的碰撞交融。而“士”阶层的崛起与流动，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提供了核心人才支撑，为“百家争鸣”学术盛况的出现奠定了思想交流的基础。

（以上资料参考）

诸子百家主张学以致用，通过自身所学游说诸侯，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治国方略，由此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成为政治上的主流学派，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领导地位，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成为秦国得以灭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之后，法家虽渐趋衰微，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大多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儒家思想确立主导地位后，其“仁政”、“德治”、“礼治”成为了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伦理，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五伦八德”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体系，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与教化的根本和有力武器。

诸子百家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塑造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正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诸子百家在阐发政治观、社会观、文化观的同时，不经意间构建了鲜明准确且自成体系的文学观。《论语》《老子》《墨子》等典籍相继问世，既推动了中国早期文学实践的发展，又在实践中沉淀形成了各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与理论观念，成为矗立在中国早期文学格局中的一座理论丰碑。诸子文学不仅确立了早期文学的创作范式，更拓展了文学的思想内涵与表现艺术，奠定了中国早期经学文学与诸子文学双峰并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