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赵尔巽担任主编。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清史稿》接续了二十四史的纪传体正史体裁，分本纪、志、表和列传4个部分，把清朝统治296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囊括其中，但在体例上有一些变化，体现出清朝所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本纪部分，最后一个本纪名为《宣统皇帝本纪》，不符合以皇帝庙号命名的常规，因为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仍然在世，没有庙号，于是以年号“宣统”命名本纪；志的部分，新创《交通志》《邦交志》。《交通志》包括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各章节，《邦交志》包括与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外交事务，这些都是前所未有而在清末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主题。

《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赵尔巽（1844年7月8日 —1927年9月3日），字公让，号次珊 ，别号无补 ，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市）人，一说山东莱州人 [2] ，祖籍山东蓬莱，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

赵尔巽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民部尚书、盛京将军、江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4]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扰辛亥革命。[5] 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不久辞职。民国三年（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6] 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时人尊其为“次帅”“赵次帅”“赵制军”。民国十六年（1927年）卒，享年83岁。

民国三年（1914年），北京政府国务院欲循历代为前朝修史的成例，向总统袁世凯呈请设馆纂修清史，袁世凯欲以文事饰治，便立即允准设立清史馆，并以总统名义延聘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清史馆又聘请了柯劭忞、缪荃孙、王树柟、吴廷燮等百余位学者，组成了纂修班子。

整个修纂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开馆至1920年，为编纂初稿阶段。开馆初期，实际到馆工作的有90余人，分任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职。到馆之总纂有柯劭忞、吴廷燮等，纂修有金兆蕃、吴士鉴、邓邦述、章钰、张尔田等，协修有俞陛云、姚永朴、袁金铠等，校勘有叶尔恺、李景濂、成昌等。由于经费较为充裕，且有清朝国史馆的档案、志稿可资采用，修史工作在民国五、六（1916-1917）年间成稿最多。然而，当时史馆内部漫无头绪，虽议有体例，但无总阅之人，纂修人员“各自为政”，导致稿件质量参差不齐。1917年张勋复辟后，清史馆一度闭馆，恢复后经费缩减，撰稿人散去大半，修史工作几乎处于“无人闻问”的状态。

第二阶段自1920年3月至1926年秋。至1920年3月，各类史稿已粗略齐备，整理工作被正式提上议程。针对初稿体例不一、质量不齐的问题，清史馆于1922年初召开会议，议定统一列传的体例、篇幅及分工等办法。会议将列传按时期分派给柯劭忞、张尔田、金兆蕃、夏孙桐、王树柟、马其昶等人负责。这一阶段清史馆还添聘了邵章为提调，专门负责与撰稿各员接洽。

此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列传的整理。而纪、志、表等，若编者还在馆的，便由其继续编纂修订，原编者已离馆的大多沿用旧稿，未作大的改动。但由于统稿标准未能完全统一，加之时局动荡、经费无着，工作进度迁延，至1925年才大致结束，其中咸、同、光、宣四朝的列传仍不合用，这部分内容在后来刊印时仍以初稿印行

第三阶段自1926年9月至1928年5月，为仓促聚稿刊行时期。1926年秋，馆长赵尔巽因年老力衰，急于结束编纂工作，向张作霖等人筹款准备刊印。至1927年初，遂集中尚留馆中的柯绍忞等10余人，分工进行终审定稿工作：柯绍忞、奭良、金兆蕃、李哲明总阅本纪；王树柟、吴怀清、俞陛云、金兆丰、戴锡章、朱师辙等总阅各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与金兆蕃总阅列传，其中金兆蕃负责乾隆以前，夏孙桐负责嘉庆以后；汇传由夏孙桐负责循吏传、艺术传，章钰负责忠义传，柯绍忞负责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其余皆归金兆蕃审阅。全部史稿，预定三年终审定稿。但到了1927年中，赵尔巽突然提出全稿立即付印。尽管馆内部分人员认为史稿错漏尚多，不宜即刻刊印，但赵尔巽于病中仍急不可待地决定立即付印。他在发刊词中称，此书稿仅为“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取名《清史稿》。

刊印事宜由赵尔巽委托袁金铠负责，袁金铠又招金梁为总校。1927年9月，赵尔巽病逝，柯劭忞代理馆长。柯劭忞与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合，对刊印之事未予过问，交稿不阅，即付金梁之手。后因时局紧张，刊印周期被缩短，导致大量书稿如光绪、宣统朝列传等，均未来得及审阅修正，便以初稿付印。

全书于1928年5月编印完成，共印行1100部。此后，金梁将其中400部运往关外（东北），称为“关外本”。史料记载，金梁在关外本中私自增改了部分内容，如加入《张勋传》，并重写了《艺文志·序》。清史馆同人发现后，为抵制金梁的擅自修改，将留在北京的700部史稿进行抽改，此版本被称为“关内本”。（具体版本差异详见【版本信息】目录）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清史稿》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披露”，「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承“二十四史”这项历史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下，自1958年开始了著名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1971年又新增了《清史稿》的点校任务。

《清史稿》的点校工作由启功、王钟翰、孙毓棠、罗尔纲等对清朝历史、制度、文化等各有专长的学者承担。

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与“关外一次本”和“关内本”校勘，凡3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整理过程中，还改正了原书中的异体、古体字等，统一了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的译音，另外进行标点、分段，方便阅读。点校本《清史稿》最初是分册出版，内部发行，1977年出齐，后来又出版了全48册向社会发行，已经印刷了15次。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