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朝宗（1861年—1943年），乳名汤生，谱名世尧，字雨丞、宇澄。安徽旌德人，北洋军阀政客、汉奸、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

1861年9月15日（清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江朝宗生于六安西乡麻埠镇（今属金寨县）。父江绍荣，有二子，江朝宗居长。江朝宗乳名沥生，派名世尧，册名朝宗，号雨丞，民国时改宇澄。从兄弟排行四，地方上称江四先生。江朝宗幼年读私塾数年，家贫辍学。14岁入“继勋典当”做学徒，因敏慧勤劳，不多年即升二柜，继而想出人头地与人争头柜，未能如愿，愤而辞职，转又谋事于刘铭传的管家蒋福。蒋见其为人精明，楷书工整，便携江朝宗前往台湾，在刘铭传巡抚衙门的签押房做缮写工作。

1889年，江朝宗为获取某县重贿，透露一件机密案例，为刘铭传侦知，立即捕江朝宗入狱，欲加重判。适逢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对地方高官显宦“懿旨施恩”，加封刘铭传太子少保衔。蒋福趁刘铭传欢庆之时为江朝宗说情，刘铭传乃挥手下令把江朝宗逐出台湾。

江朝宗回大陆后，投奔在天津做官的族亲江希曾，经举荐，为绿营一高姓参将充当帖写，月银十两。江朝宗为人乖巧，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深得高的信任，视为心腹。高有独女，有招江朝宗入赘之意，但闻江朝宗在家乡已有妻室，拟作罢。江朝宗探知高意，即假造家书一封，谎称发妻丁氏突然病亡，哀伤大恸。不久，江朝宗入赘参将府。高视若其子，连年为江朝宗捐输至五品衔。1902年高病死，所有遗产财物尽归江朝宗继承。

1903年，江朝宗“衣锦还乡”拜祖。在家乡他又巴结刘铭传第三子、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妹夫刘春甫，讨得刘春甫亲笔给袁世凯的荐函一封。江朝宗返津持荐函见袁，果然生效，被袁世凯口允委为署理正定府，只待挂牌上任。不料正定府为徐世昌所荐另一人占取，江朝宗无奈，只得以道员分发直隶候补，闲居天津。

1908年11月，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为剥夺袁世凯兵权，勒令他返乡“养病”。江朝宗见袁世凯大势已去，遂转而投靠为清廷重用的满人将军铁良，并献策约束在近畿的袁氏旧部，由此博得铁良青睐，被奏请委为近畿督练公所稽查处督理。不久，江朝宗又被委兼管紫禁城宿卫营务处。他入值掖庭，对清室亲贵多方夤缘，趋迎备至，极尽谄媚之态。1910年入值宿卫营撤销，江朝宗调升为陕西省汉中镇正二品总兵。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宣告独立，江朝宗逃回北京，受到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冷遇。江朝宗攀袁世凯不上，即寻机巴结袁世凯的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成为赵秉钧的座上客。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职位。其时，禁卫军虽为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掌握，但步军统领权仍控制在旗人将领乌珍手中，袁世凯对此不放心，拟在自己的部属中物色一名军官，取代乌珍。但这一职务不为袁部师旅长们所看重，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赵秉钧即向袁世凯推荐江朝宗，袁世凯允可，但表示骤然撤免乌珍军权，恐引起意外，江朝宗去步军统领衙门只能委以参谋官之职。江朝宗不敢旁骛，领命上任。他一上任，即倚仗袁、赵势力，颐指气使，处处刁难乌珍，致使乌珍原有的精神分裂症加重，一日醉酒猝死。从此江朝宗继任步军统领，握京城治安大权，一切唯袁命是从。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因“宋案”事被迫辞去总理的赵秉钧为镇压“二次革命”再次出山，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江朝宗改任该衙门翼长，表示愿听从赵秉钧的指挥。实际上，赵秉钧并未躬行任事，一切大权仍操诸江手。

辛亥革命时，江朝宗通电拥护清室，反对共和。陕西宣布独立，江朝宗密返北京，复由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力荐，袁初委其京畿步军统领衙门参谋，不久继任统领，总揽禁城大权，掌管北京九门之开启与警卫；同时任北京安徽会馆馆长、皖事维持会会长。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内政问题，期间曾见载沣。袁世凯对孙中山会见载沣疑忌重重，指派江朝宗“随同保护”，并在他们会晤时“陪同在座”。江朝宗详加禀报，使袁世凯对孙中山在京的活动了如指掌。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在上海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此时江朝宗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派人盯梢、抓捕反袁的国民党人，从而得到袁世凯的馈送达10万元之巨。同时，他还趁机对清室贵族中一批富有者采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名为“保护”，实为夺取他们的珍宝财富。日积月累，江朝宗成为京中一大暴发富翁。

1915年，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时，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并被册封为“二等男”。其时，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在袁世凯面前说过“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的话，引起袁世凯的不悦，遂命江朝宗警告张一麐“勿持反对帝制论调”，要他“识大体，勿作书生之争”。随后，江朝宗又向袁世凯密告张一麐不满劝告的举动，袁世凯即下令免去张一麐的机要局长职务。为了稳住清室亲贵，江朝宗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亲自进宫充当说客，向载涛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转达袁有意将其第三女袁叔祯婚配逊帝溥仪的愿望。当时虽然太妃们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因不久袁世凯死，此事不了了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发生“府院之争”，黎元洪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引起“督军团”通电抗议，表示要以武力威胁黎元洪。黎元洪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同时召张勋率兵入京“调停”。但张勋抵天津后，提出以解散国会为入京之先决条件。黎元洪被迫同意，但国务总理伍廷芳坚意辞职不署此令，江朝宗受命去劝伍，亦无济于事。黎元洪一筹莫展，江朝宗乘机自荐。黎元洪下令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朝宗遂以总理的名义副署解散国会令。他还下令北京军警在东西车站各处严加搜查，不准放走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出京。江朝宗出任代总理后，舆论强烈反对。一些国会议员指出江朝宗不是国务员怎能代理总理之职。6月14日张勋入京。次日江朝宗即与王士珍、张勋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表示拥护李经羲组阁。25日李经羲出任总理，江朝宗当了14天代总理即告卸任。

张勋入京后，于7月1日挟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江朝宗见风转舵，转而顺从张勋，并参加张召集的复辟会议。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江朝宗又摇身一变，与警察总监吴炳湘派人去天津暗中与段联络，表白自己本“不赞成复辟，不过为了北京治安，不能不与张勋虚与委蛇”等等。江朝宗还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张勋败兵进城。7月14日，段祺瑞入京后重握大权，江朝宗的步军统领一职被免去，后来被段祺瑞授予“迪威将军”的称号，以示戏谑（出自《尚书·大禹谟》释“迪”谓“惠迪吉，从逆凶”）。江朝宗自惭不安，闭门蛰居。

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总统，邀钱能训组阁并兼内务总长。江朝宗百无聊赖，企望再入官场，遂投钱门请委。适安徽、绥远等地鼠疫蔓延，钱能训便委江朝宗为防疫督办。江朝宗不嫌位卑，立即赴任，乃趁机大开报销，中饱私囊，受到舆论的抨击。1919年6月，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江朝宗也随之被免职。他虽四处钻营，但终因劣迹昭著，未能再入政坛，只当上三个月北京安徽会馆馆长。

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一时安徽形势混乱。江朝宗组织在京的一批皖籍官僚政客成立“皖事促进会”，出任会长，并以促进会名义具呈政府，举江朝宗主皖，未成；又吁请许世英主皖，许世英为答谢江朝宗的力荐，委江朝宗之子江泽春为安徽省造币厂厂长，使江朝宗发了一笔横财。

1932年初，寓居北平的吴佩孚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积极参与活动，被吴佩孚邀聘为副教统。他们表面上扶乩唪经，而暗地里却在纠集北洋直系势力，趁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之名，妄图东山再起，但此举受到蒋介石的指责，未能得逞。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江朝宗即起投日之意。华北事变时，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华北。7月29日，北平沦陷。江朝宗投靠日本，先后任“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北京古学院”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江与张作霖、吴佩孚是把兄弟。他得意忘形，附庸风雅，为许多大小商家题写店号门匾，落款处特加盖“曾秉国钧”印章，以示自己曾担任过国务总理而自命不凡。但他并无号召力，被嘲讽为“三定京师江宇老”（所谓“三定京师”是指：一定为1912年北京兵变时，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负责治安；二定为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进京讨逆，江朝宗仍任步军统领负责治安；三定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所以在同年12月13日以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江朝宗便被免去“特别市长”职，北平“维持会”也随之宣告解散，仅有一个伪政府委员的空头衔。江朝宗愤懑不已，在去职前夕，私自下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一律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制造障碍。对此，王克敏报告日军部，拟追究江朝宗的责任，后经诸汉奸为江朝宗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此后，华北伪政权多次更迭，江朝宗只是一名挂名“委员”，未得再过问政事。后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聘他为军部顾问官，江朝宗感激涕零，积极筹办“华北经济对策协议会”，任副会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效劳。

1943年9月21日，北平各大报刊均以赫然篇幅刊登了“迪威上将军”江朝宗去世的消息。江宅高搭灵棚、大办丧事，在家停灵23天。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花圈摆在灵棚中间；汪伪政府特明令褒恤1万元（伪联币），并特派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专程赴北平吊唁。敌伪《新民报》吹捧江朝宗“三定京师、遗惠在民”，其门生对记者甚至演绎出所谓的“三定京师”的事迹。

据传，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当时居于天津。潘连璧是天津公立女学毕业生，其师吕璧城与袁家为世交，常相往来，袁克文因此结识潘连璧。袁克文再次来津时，经潘连璧又结识郑毓秀、张以保诸人，但不知郑、张皆为革命党输送枪械。另外又有江亢虎，是为袁克文旧友，当时主理社会党，便介绍社会党的书记陈翼龙前来拜访袁克文。

江朝宗探听到这两件事情后，便上奏袁世凯，详述袁克文通党罪状，并捏造诸多 “事实”，甚至称袁克文生母亦与女革命党勾结，将生不利。袁世凯当即修书予袁克文，告诉他江朝宗所言皆为虚妄，更劝勉袁克文交友需谨慎，不知根底者不可相交。袁克文读罢，既感慨又觉可笑，他后来在自己的书稿中写道，江朝宗这种挑拨骨肉亲情的行为，可谓是荒谬怪诞至极，甚至可称之为天下奇谈。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评江朝宗等人：“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日寇灭天理绝人道，奸伪欺诈，毒祸人类，为幽明所不容，列强之公敌，现虽暂时荣耀，终必惨败无地。尔辈若能及早悔悟，改过自新，尚不愧为黄帝子孙。”

《七七事变真相》著者陈益民评江朝宗等人：“仰人鼻息，为日本人奔走，无耻地干着卖国殃民的勾当。”

名医范更生在江朝宗死后为其作挽联，感慨“订交已历三世，一生勋名竟付之梦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也为江朝宗明令褒恤，称其“历任军政要职，声望甚著”，并且发放了一万元治丧费。

南湾子胡同1号

江朝宗故居位于南湾子胡同1号。宅院东起胡同东口，西至胡同向北拐弯处，一排临街倒座南房横贯东西，建有两座朝南的广亮大门（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建筑格局是内部相连的3个宅院，东院为二进，中院为四进，西院为三进。整座建筑占地272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669平方米，有房屋游廊149.5间，其中瓦房38间、带廊瓦房22间、游廊8间，西院建有楼房35间，其余为平顶房屋。南湾子胡同1号后来改建成为“北京香江戴斯酒店”。

南湾子13号

江朝宗在北京城内房产不止一处，计有：乃兹府10号、学院胡同9号、北河沿大街40号、南河沿大街19号、粉子胡同3号、金钩胡同甲19号、官豆腐房8号、冰窖胡同4号、三座门大街14号、东四七条2号（以上均为旧门牌)。南湾子13号在诸多房产中此宅规模最大、规制最高；江朝宗生前长期在此居住，死后又在此宅发丧。因此，人们习惯将南湾子13号叫作“江朝宗本宅”。北平沦陷期间，江朝宗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清理查抄敌逆财产，南湾子13号在清理查抄范围之内，后成为机关办公用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房管局、北京市国土局曾在此办公。20世纪80年代，拆除南湾子胡同1号的倒座南房和院内一些建筑，建成一座灰色清水墙体（清水墙体指不用装饰的整砖墙体）的四层办公楼，院内大致格局未变，西院的楼房完整保留，是《北京房地产》杂志编辑部的办公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