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古代的楚地汉族民歌，大概皆属于《诗经》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诗范围，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带有鲜明的楚地文化色彩，秦末汉初最为盛行。楚歌在汉代十分流行。汉代应劭将“楚歌”解释为特定的作品，“楚歌者，谓《鸡鸣歌》也”，而颜师古则认为，“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楚歌还往往带有悲凉之气。“楚之哀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可见楚地巫术乐舞的情感基调以悲哀为主。

何为楚歌人们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楚歌是一种俗乐，而绝非什么雅乐。楚歌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左思：“荆楚艳舞，吴愉越吟”（《吴都赋》），刘逵注：“艳，楚歌也；愉，吴歌也。”梁元帝萧绎在《纂要》中提到“楚歌曰艳”。楚歌还往往带有悲凉之气。“楚之哀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可见楚地巫术乐舞的情感基调以悲哀为主。清代《随州志》中记载楚歌《阳阿》为“甚可听，然声悲哀”。

楚国的诗歌语言，无疑属古汉语系统，大概皆属于《诗经》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诗范围。“楚辞”，既然是诗歌，就应该能够歌唱，这是所有古代诗歌的重要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诗与歌又能互相指称。

“鸡鸣腔”是江汉平原上的特殊唱腔，它是乐人模仿鸡叫迎太阳的一种祭祀性民歌。屈原在《楚辞》里面经常提到阳歌（鸡鸣腔），苏东坡被贬黄州时也描述过他听到的楚歌，“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

就楚歌的文字内容来看，其特点是多用楚声“兮”字，在句式上横仿楚辞，以七言、四言为主。它上承楚辞，下启汉赋，在汉代文学史上作用巨大。这一显著的楚声特点屈原曾经使用，是荆楚方言，楚国生于湖北，春秋主要两湖，战国扩至当时半壁江山，楚声延续了荆楚方言特点，多带兮字。

刘邦作《鸿鹄歌》时，对戚夫人言：“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可见楚歌常有楚舞相伴。由此可见，楚歌的流传，不仅推动了汉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而且对舞蹈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

楚歌起源大概皆属于《诗经》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诗范围。关于楚歌，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楚歌在形式上有别于《诗经》的四言体，而多在隔句末尾缀以“思”或“兮”字，很有规律，在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特色。后为屈原所吸收，发展成为参差错落的骚体诗。屈原在《楚辞》里面经常提到阳歌（鸡鸣腔）。先秦时期的楚歌，散见于《诗经》的“周南”、“召南”及部分古籍中。至秦汉时期，楚声短歌进入宫廷，登上庙堂，颇受封建帝王的喜爱。如项羽有《垓下歌》、汉高帝刘邦《为戚夫人歌》等。留传后世的江汉平原上的特殊唱腔“鸡鸣腔”《鸡鸣歌》。

有人认为楚歌是指一首具体的歌曲，名字叫“鸡鸣歌”，有人认为泛指楚地的民歌，而在民间传说中，还有人认为这是汉将张良编的一首歌。其实，最早达到垓下的是韩信的兵马，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张良身在何处。所以，认为唱“楚歌”是张良的计策，只是后世民间的想象。在江苏一些地方，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年，汉军围困楚军，张良训练一批吹箫能手，制作了许多大型风筝，风筝下悬挂箩筐。将吹箫者置于其中，乘风势将风筝放到楚军阵地上，一时洞箫齐鸣，凄婉的声音勾起项羽江东兵士思乡之情，令其纷纷弃甲而散。在这个民间传说中，似乎张良不仅发明了风筝，甚至还发明了类似“热气球”的东西。他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大将，还被奉为“山歌”的始祖。

清代邹弢《三借庐笔谈》中说：“山歌不知始于何时，乡老皆谓张良所作，以张良为山歌之祖。”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也记载了一段有关张良在南通唱山歌识得女儿的传说。如今流行于江苏南通通州地区的山歌《魏二郎》中，还有这样的歌词，“吹起洞箫坐到铁鹞子上头唱山歌，从此唱不尽山歌传世人”“张良军师计谋好，手里拿管凤凰箫”。

明代沈采的传奇戏《千金记》第三十五出《楚歌》曰：“自家助汉谋臣张良是也。目今西楚兵虽固守垓下，探知兵疲食尽，士卒思归……不免带领能辨楚语之士，教他楚歌一曲，待风清月朗之夜，向高阜去处，悠扬吹唱。管教八千子弟卸甲逃归。”这段张良的独白明确显示出，至迟到明代，人们就已经认为“四面楚歌”的计谋是由张良提出。清代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三十一回中有这样的描写：“究竟这歌声从何处来？乃是汉营中张子房，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至楚营旁，四面唱和，无句不哀，无字不惨，激动一班楚兵，怀念乡关，陆续散去。”

事实上，从司马迁到明代之前，有关“四面楚歌”的记载很少。到了明代，民间小说话本、传奇戏曲大兴，人们开始注意到楚汉相争这段精彩的历史。借助戏曲、演义小说、民歌的传播，“张良唱楚歌”退散楚兵的传说广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