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南东路（Guangnan Donglu），宋代行政区划，简称“广东”。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由广南路析置，治所设于广州，辖境包括今广东省大部（高州、雷州及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其政区源于唐代岭南东道，为“广东”地理区域肇始，而名称源于广南路的析置。

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

655年以后，5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

756年（肃宗至德六年），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

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东道治广州，广东属岭南东道，这是广东省名中“东”字的由来，也是两广分为东西的开始。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后，复置岭南道，后来改为广南道，继而改道为路。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广南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东路治所在广州，西路治所在桂州，广东大部分属广南东路。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府、军）、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广南东路14州和广南西路境内的7州，共61县。宋朝对唐制有所继承又有所调整。粤西及海南岛裁撤8个州，而粤东、粤北除循唐制外，仍保留南汉所增置的4个州。

北宋末年至南宋，北方战乱，大批在中原的汉人南迁，广东的人口迅速增加。从宋至元200多年间，自中原南来之移民有史记载的大规模者有三次，少量的有数百次。从珠玑巷南迁至珠江三角洲，然后又迁港澳及海外者，有176姓，广府人后裔达七千万之众。

粤东梅州地区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大多为宋朝时期北方迁入广东定居的江南及中原地区的汉人。梅州境内仍生活着为数众多的畲族人民。一部分幸存的畲民被迫改族改姓保存下来，如“畲族蓝姓，改为汉族邓姓”，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久而久之，自觉不自觉地与客家融合了。

”乘船出海，便可“不见踪迹”，这是唐代尚未完全开化的潮州土著便有的意识。潮汕在宋代经历“福佬化”，迎来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兴盛，以农耕为本的文化有着安土重迁的思想。

南宋末年，元兵攻占杭州以后，南宋小朝庭流亡在广东沿海地区，继续抗元。

1279年，忽必烈派张弘范率重兵征讨广东，经崖山海战之后，消灭了南宋十万军队，陆秀夫在南宋灭亡之际，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元朝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转机构。今广东省境分属江西行中书省广东道和湖广行中书省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道治在广州，海北海南道道治在今雷州市。

宋时，广南东路的农业生产还是踏步不前。这主要是：我省三江流域的谷底盆地或两岸冲击的平原，多是黏结的红土或白泥，而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当时还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既是漏水的沙泥混杂的土壤，又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这都是不利于耕种的条件。同时，广州在唐末年间一直是我国外与印度支那半岛、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各国，内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口岸交通的港口，又通过西、北、东三江水系与邻近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贸易往来。因此，广州附近各县以及三江沿岸的人民，都“舍本（农）业而趋末业（工、商业和运输业）”，外贸事业的兴旺反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于境内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却又由于人口稀少，无力开发，仍处在落后的“刀耕火种”自然经济阶段，所以连广州城和附近从事工商业的居民，部分口粮也得远远从广西（当时叫广南西路）各州县远来。

由广州沿西江而上，经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康州（治今广东德庆）、封开（治今广东封开东南）、梧州（治今地）等，或沿贺江、漓江北上，而达贺州（治今广西贺州东南）、昭州（治今广西平乐）、桂州（治今广西桂林）。而由贺州、桂州北上，皆达永州，或再沿西江及支流，达广南西路各地。

此道为广南东路治所广州与广南西路治所桂州的主要通道，是广州连接广南西路各州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广州连接永州，乃至川黔、湘西等地的主要通道。两广唇齿相依，交往频繁，历史上以西江干支流为中心，东西交通，连通南北，政治、商业往来都较频繁。由于大庾岭道的作用日显，漓江道在岭南沟通岭北的作用中比秦汉时大大降低，仅成为广南西路以及安南上贡的主要通道。而安南或走钦州、廉州、郁林州、容州、藤州北上漓江、柳江，或走邕州、横州、浔州而北上漓江、柳江，其间各州县间道路纵横交错，也促使了广南西路俚、僚、蛮等少数民族的汉化。

注：高州，雷州今天属于广东省，而宋朝时与海南岛一起属于广南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