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_明末清初形成的秘密组织

洪门

明末清初形成的秘密组织

洪门（Chinese Freemasons），又称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会、三合会、小刀会、大刀会、义和拳及其在美洲国家发展的致公堂，是少林永化堂弟子在明末清初以反对满清王朝强制颁布推行的做践汉传华夏文明的剃发令、易服令、文字狱、圈地令所成立的反清复明秘密组织。职位体系包括龙头、坐堂等层级，成员通过隐语、手势识别身份。

名称由来

洪门名称来源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该组织的早期人员主要是明末遗老，他们痛恨清兵入关、践踏中原，为表明是明室之忠臣，遂取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而自称“洪门”；因清兵称洪帮为“红巾贼”，故又称“红帮”。有四海九州尽姓洪”，“朋友相交尽姓洪”，“滴血盟心本姓洪”的说法。

明末清初，不满异族统治的明朝遗臣，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以“排满兴汉”为目标，建立起抵抗组织，初称“明社”后改称“汉留”。其实把“漢”字去掉“中土”即为“洪”字，因汉族把中原土地丧失掉，后以表示痛定思痛，发奋图强，恢复汉族江山之意，实际上“洪”字乃“汉”字的省写体。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时，陈近南军师集各路抗清人士于龙虎山红花亭，歃血为盟，誓师起义，于结义之时，天发红光，视为大吉兆头，因“红”与“洪”谐声，故取姓“洪”。结盟时拜为盟主的“洪英”（自称为明末崇祯之孙，朱洪竺，又名洪英）亦可写作“红英”。

明末崇祯年间有一忠臣，名曰殷红盛（其真正名称为朱舜水）。“殷”乃“朱”色，故用“殷”代表其真正之姓氏。舜帝时，洪水为盛，使有大禹治水之说，故用“洪盛”二字代替“舜水”之名。朱舜水后为洪门始祖，洪门列拜殷洪盛为始祖。

另一说认为，早期天地会五房大哥与始祖在高溪庙结盟反清时，曾拥朱洪竹为幼主，于是“大家以洪字为姓”，而称洪帮。

吴三桂起兵反清，北京有名曰杨起隆者，以朱三太子为号召而起义。起义失败后，杨起隆逃至山陕间，仍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反清。后天地会起义，也以拥戴朱三太子为召号。或说朱三名洪芙，故天地会会众自称洪门。

还有一说认为，天地会创始人提喜，乳名洪，于是称洪帮。

别称简介

洪门自其产生至中国解放前夕，有300余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名称数次变化，皆为了生存发展之故。

汉流

这个名称是暗语式的，是在大汉族主义下以汉族源流一脉之意义所取的。清兵入关后，异族代明而有天下，遗民李二曲、顾亭林、黄宗羲、傅青主怀亡国之痛，以礼失而求诸“野”于山西、江南各地，借讲学为掩护，宣传大汉族主义。郑成功亦痛君父之仇，乃推纳并推进“汉流”组织，在台湾开金台山，降将军的地位与部属结拜为兄弟，以反清复明为号召。郑起兵失败，三十八规章册簿沉于海底（以后汉规章称为海底）会员隐名易姓，入内地各阶层传播种族思想，在长江流域一带流传较广。

三合会、哥老会、江湖

这一系列名称是有连贯性演变的。洪门当初是反清复明的组织，常常为清政府侦悉而遭镇压，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便于隐蔽和发展，免遭破坏，于是便取“洪”字的偏旁“氵”来代替洪字，因而改称为“三点会”，(或称“三点水”)。会内有诗曰：“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待复仇，暂将清朝一扫空。”各地设立的支部都用带水的偏旁字，如江彪部，洪彪部等。洪帮组织是以采取山寨之形式而存在的，每一个“山寨”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些“山寨”很难自保或是不支而败。为了生存，常有数个山寨合并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山寨。“三合会”就是表达江湖汇合之意而得名的。另一说是，某代教祖郑君达夫人郭秀英，妹郑玉兰被清兵困逼在贵州三合县的三合河殉难，为纪念而取名三合会。还有一说是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

以后，三合会还是不能避开清政府的耳目，又改称“江湖”，在这两个字上都保存了三点水的偏旁，以示不忘根本。然这一名称仍不隐蔽，于是又把“江湖”二字拆开，用“工口”二字代替。大约在乾隆年间，才把“工口”二字合起成“哥”字，因洪门内部有的把首领称为“老大哥”所以，这次更名就为“哥老会”。此名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多在长江流域，特别是西南、西北流行。但是洪门的其它几个称呼也并非销声匿迹，而是同时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因为名称的变更并没有统一性，有些地方有此称呼，有些地方就没有；有些名称流传到了另一地，有些则只是在更名地流传。所以，在广东、广西及南洋一些地区称三点会、三合会的较多，在海外，主要是美洲一带称致公堂的较多；一般跑码头、走江湖的洪帮分子，又常称为“江湖兄弟”、“海湖兄弟”。

历史沿革

洪门创立的经过历来传说不一，所以对创始人亦随着各说而不同。但其开始之经过虽有各种不同的传说，然均有一共同点，就是自清兵入关后，一般明末遗臣不甘为满族统治而暗中企图反清复明，用梁山的根本（即山寨）、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和“同生死共患难”等口号，组织社会势力，以图东山再起。

起源传说

少林永化堂，创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开山祖师是明朝钦依祖庭少林寺传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住持大和尚、精通禅武医学的无言正道禅师。后来演变成了统领少林禅武医僧的皇家门堂。

在明朝晚期，少林永化堂作为明朝皇家门堂，其门下的禅武医僧和俗家弟子，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彰显“爱国忠孝，崇文尚武；振兴中华，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多次奉诏召集其门下的少林禅武医僧和少林俗家弟子们组成少林僧兵，听从明朝朝廷宣谕的保家卫国号令，随从官军队伍出征协同作战，参加东援朝鲜抗击倭寇、西平宁夏鞑靼叛军、南讨播州杨氏叛军、北伐建州女真叛军、内剿中原流寇贼匪等威胁明朝存亡的的护国战争，并且很多禅武医僧及俗家弟子都因此而为国捐躯。

清朝时期，其（少林永化堂）门下弟子作为明朝皇家门堂因反对清朝的“剃发令”和“易服令”，保留住汉传文化，相约在少室山（俗称莲花山）下，以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国时所倡导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志为志，以少林永化堂所传承的入门之小洪拳为名，秘密成立反清复明组织洪门；其后，便各自分散到五湖四海，形成不同的洪门分支，其中较为人知的有漕帮、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会、三合会、安亲会、致公堂等反清复明组织。”故有“天下洪门出少林，洪门根在永化堂”之说。

汉留组织

相传明末清初之际，有洪英（另名殷洪盛，洪帮奉为始祖）者，字启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崇祯七年（1634）在直隶大同镇守姜处参赞军机。洪为人贤德，有蔡德英、方大洪、马超兴、李式开、杨方、林亭等投其门下。清军打进关内后，镇守姜投降，殷率诸人投史可法(洪门奉为文宗)，共同组织“汉留”（以“汉族源流一脉”亦称汉流）为反清复明计。

推进汉留

史可法殉难后，洪等召集史可法旧部投明将黄得功。黄死，洪即率队抗拒清兵，屡战败北，于崇祯十八年(1644)去世。其子洪旭及蔡德英等诸门人突围出奔，俱归郑成功（洪门奉为武宗）为部将。郑据守台湾，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以谋灭清复明。乃于顺治十八年九月，与本部及来归兵将数千人，照原有品级作为“进步”次序，将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名远堂”，用同盟之纽带将众人归于一心，约盟来归者约4000人。凡加入者必须同生死共患难，遵守山堂规则，互相以兄弟相称，以驱逐鞑虏为责任。

郑成功见当时士大夫醉心利禄，无可与谋者，于是派遣部将蔡德英、方大洪、胡帝德、马超兴等人向大陆发展组织，以便使汉流世系相传，由是遂开汉流之盛。郑恐派遣探听军情、负责秘密活动的弟兄被清廷察觉，于是将普通用语改为暗语，赖以联络。派遣的100多人到达福建后，奔兴化府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原明末遗臣，方丈智通为寺僧（明末义士多削发为僧）以少林寺为根据地，一面向外渗透发展组织，一面勤练武功。郑成功之侄郑君达，闻其叔叔之部将蔡德英在少林寺，乃携妻郭秀英、妹郑玉兰及子郑道德、郑道芳相投。

成立洪门

康熙十一年（1672年），边疆遭扰，少林寺诸僧应召往征，想图谋途中举事，未成功，外敌屈服后，才返回少林寺修道。后有第七兄弟马义福犯法被逐出寺门，马即怀恨投报清军，泄露寺中秘密。经过一场浴血奋战，逃出者仅18人，马义福又呼兵追擒，被箭射死。后又有13人死于途中，仅存蔡德英、胡帝德、方大洪、马超兴、李式开5人（洪门奉为前五祖），一直逃亡到沙湾口，遇船户谢邦恒之救方得以脱险。一同前往广东惠州宝珠寺，又在此遇抗清将领，削发为僧的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5人（洪门奉为后五祖）为求生存、壮大声势，两支人马会合在一起，结义为伍。

清兵将领陈文耀、张近秋仍带兵穷追不舍，遇史可法部将吴烈之子吴廷贵，将陈砍死，张亦于途中被蔡等所杀。解决了后顾之忧以后，诸将决定投奔湖北襄阳万云寺主持人万云龙（洪门奉为达宗）。万与住寺的原明末进士陈近南相知（陈后开四川雅州“荩忠山”，号白鹤洞道人，洪门奉为宣宗），时亦谋复明之策，恰蔡德忠等一帮人至，遂推陈近南为盟主，主持复明事宜。他们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下普庵”后堂的“红花亭”同盟结义。适逢明末崇祯皇帝之孙朱洪竹来相参助，众以明代正统为由，拥朱为王，正于盟誓时，天际泛红光，众谓天意助成，乃以红光的“红”字，与朱洪竹的“洪”及洪英的“洪”同音为由，公议为这是洪家大会，会员互为洪家兄弟，“入了洪家门，就是洪家人”，此乃“洪门”之由。

早期发展（17-18世纪）

洪门成立后，经过整编，全军由襄阳进窥武昌，与清兵交战3个多月，终因势单力薄被清军打败，诸将多先后战死。洪门以时机未到，准备化整为零，分散于各地，但内部因前后五祖的派别和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发生了争执，经调解，以“天下洪门是一家”为誓言，5支乃散布各省，各携印信，定暗号，秘密活动。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各支人马又重集于惠州高溪庙，再图大举。万云龙战死，朱洪竹绝粮而亡，兵损过半，其后各负责人也先后告终。陈近南死后，仅余先锋苏洪光，后也病死。洪门群龙无首，正在惶恐之际，出现了苏洪光复生之说，称崇祯宦官王承恩借尸还魂，推之为师，改名天佑洪，定会门为三合会（又名三点会），军名取三合军（取天时、地利、人和），并推广组织，招收门徒。

天佑洪将各路人马招集在一起，自称三合军大元帅，率军抗清，随后周豪（又名玉英）率领韩龙、韩虎、李国昌等来投。三合军以史鉴明（史可法之侄）为军师，女侠玉英为统领，声势浩大，举兵入蜀，进抵重庆，与清军相抗衡。清军蜀督王春美派遣心腹符、田二人假装投降作内应，天佑洪没有察觉，相信了他们，并将符排四、田排七任副军师。当两军交战之时，苻、田内应，导致洪门全军溃败，天佑洪中箭受伤，玉英拿获田七，挖去心肝以祭先烈，符四化名邱荣新也被擒处死。此后洪门内部组织以四、七为戒。天佑洪创伤加重身亡，军权会务交出苏洪宇、林列主持，转战牧县，被清兵围攻，玉英战死，苏洪宇夜入都督府行刺，没有成功而遇害。会务遂由林列主持，由于形势不利，为保存力量，发展组织，乃遣散部众于内地各省、南洋各埠，分别开立山堂，秘密建立组织，因地制宜，自立名目。

1787年前后，洪门组织规模持续扩张，并接连组织多起叛乱。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最终在重修《大清律例》的过程中，明确制定了对于洪门天地会的处罚规定，将对它的处罚添加入“谋反律”中。在洪门天地会秘密传播的前25年中，其政治能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确认，但在1792年，清朝廷直接使用国家权力，在《大清律例》中将洪门天地会的组织和行动放到了“谋反罪”的高度，进行相应处罚。

近代转型（19-20世纪）

受到清政府的持续打击和镇压后。许多洪门成员因此无法在中国国内生存，只得借助移民潮离开故土，往海外谋生并坚持开展反清活动。洪门在海外世界以半公开的方式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并且成为海外华人利益的代言人。当时，海外华人因为得不到清朝政府的保护，屡受外国政府和本地人的排挤，所以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洪门。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就是中国沿海居民外迁的重要目的地。关于洪门何时在南洋地区开拓自己的活动空间这一问题，有多种说法：据1851年《印度群岛公报》公布的槟榔屿史料表明，最迟在1799年，东南亚就已出现了洪门组织。大致同一时期里，缅甸也发现了洪门活动的迹象。早期南洋洪门还曾协助英国占领新加坡。有据可查的是，最早到达东南亚的洪门会员是曹亚志和曹符成兄弟。

嘉庆年间

嘉庆、道光年间，洪门天地会的反清活动更加广泛。除台湾、福建仍然不断出现小规模的反清活动之外，在两广以及湖南、江西、浙江、云南、贵州、新疆等省都有天地会繁衍下来的分支在进行反清活动。天地会之所以蔓延到云贵、新疆等边远地区，是因在乾隆时捕获天地会的成员或其亲属，凡没有处死刑的，都“发边”为奴。这样就在边地播下了天地会的种子。原来在广东加人天地会的詹清真，被清廷官员拿获，发解到新疆喀什噶地区为奴。詹到新疆后念念不忘反清，一有机会就进行活动。例如嘉庆年间，洪门曾发动多次起义：嘉庆七年归善陈亚本起事以“讨江山”为名；博罗陈烂屐四起义，以“顺天兴明”为名，并抄袭会书本底为旗帜。嘉庆十九年，永安赖元旺准备起事，大旗书写“明圣德顺天开道”七字，小旗书写“军令”二字。嘉庆二十年（1815），福建道检察御史孙升长奏折指出：广东省有三合会名目，其始不过纠结无赖贫民，欺压乡里，吓诈财物。但此会一立，入其会者可以帖然无事，不入其会，则未免横被欺凌，眠食难安。所以刁诈之徒，多借此会以欺弄愚民。而良善之家被其挟制，亦不得不暂从，以图安身之计。胁从日众，渐至盈千累万，蔓延各府州县俱染此习。

道光年间

道光十年（1830），河南道监察御史彭玉田在奏折中指出江西山区“藏匿奸邪”，有“添弟会”又名“添刀会”，千百为群，以劫掠抢夺为常事，活动地区命案频发，但官府差役多“会中之人”，在查办案件时“含糊了事”，以致“百姓见官不能作主，只能勉强入会，接保身家”。官府的“冷处理”迫使更多百姓不得不加入“天地会”以保全身家。

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始，天地会反清武装起义大小不下七十多起，遍及大半个中国，较有名的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东洪门天地会，在广州府附近就有会员数万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天地会头目张钊、田茅等领会众起义反清，势力扩展到梧州、浔州、柳州一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湖南天地会首领雷再浩等起义反清，起义军转战湘桂边境，人数最多时达四五千人。

咸丰年间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洪门天地会首领罗大纲、苏三娘(女)率领会众数千人，投入洪秀全的队伍，与太平军并肩战斗。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当地的洪门天地会成员纷起响应，加人太平军。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在转战途中，洪秀全曾发表谕示，启发天地会徒众“要记住洪门歃血为盟同心灭清的宗旨，不要北面事仇。”意即不要为北京清政权效劳。同年，湖北洪门天地会在武昌公开抗清，贴出告示，劝谕人民要“反清复明”，并悬赏诛锄清朝官吏。9月，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等率众起义，多次攻下湖南、广东边界一些县城，并建立“升平天国”。胡有禄自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后来，当了太平天国天官丞相的洪门首领罗大纲，写信约胡、朱二人往天京（南京）会合，途中被湘军王鑫截击，胡、朱二人被杀。

咸丰三年（1853年），洪门天地会首领吴凌云在宣化（邕宁县）起义；同年，湖南道州天地会首领何贱苟率众起义后，自称“普南王”；闽南洪门小刀会首领黄位黄得美在同安一带发动反清，从5月14日至21日，攻占了海澄、同安、龙溪、厦门等九个县镇，人数发展到万余人。黄位攻入厦门后，改用“天德年号，宣布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同年，以刘丽川为首的洪门支系小刀会，在上海率众起义，建立“大明太平天国”。这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已攻陷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并非洪门）。刘丽川在上海曾附书洪秀全，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但不久，清政府与洋人勾结，得到洋人供给军火船只，法国海军辣厄尔协助清军夹攻上海，刘丽川失败战死。

咸丰四年（1854年），湖南邻近两广地区的洪门天地会的反清队伍，股数众多，少者千人，多者万余人。被清廷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大军镇压，大批洪门成员被屠杀。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李文茂、陈开在肇庆失败后，转移到广西，同年九月率徒众攻下浔州，建立“大成国”，改浔州为秀京。李文茂自称“平靖王”、陈开称“镇南王”。咸丰七年（1857年）又先后攻克柳州、梧州，势力遍及广西东南部。咸丰八年(1858年)攻桂林不克，接着李文茂病死，陈开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战斗中牺牲。这时，在广西的天地会反清武装队伍，除李文茂，陈开之外还有修仁、荔浦、平乐一带的张高友等。他们与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汇成强大的反清洪流，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咸丰同时期，哥老会代替天地会的其他支派成为洪门会党的主流。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和列强合作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光绪二十年，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深入到长江流域各地，控制了海关，开辟通商口岸7个，寄航港6个，教会、医院遍布于腹地的中小城市，其他国家商品深入到偏僻的农村，原有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农民无法谋生，旧式运输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普遍失业，特别是平定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以后近百万兵勇的被裁遣，一时间长江流域水陆交通线上麇集着大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浪荡江湖，加入哥老会成为威胁清廷的力量。

孙中山十二岁之后，长期生活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这些地方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的活动对孙中山的早期反清思想大有影响。孙中山与洪门的联系，最初约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886年，广东惠州宁山地方“有三合军三千抗官起事”。这些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并使之开始了联络洪门的工作。1886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就读，同学中即有洪门成员。据孙中山所说：在同学中结识了郑士良。孙中山一见到此人，就认为是个奇才，稍熟悉后，则与郑谈论革命。郑对于孙所说的革命道理心悦诚服，并告诉孙他加入了洪门，“如他日有事”可为孙“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孙中山在这期间所交往的多属洪门人士，除郑士良外，还有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孙、尤、陈、杨四人宣传革命，被当时政府称为“四大寇”。1888年郑士良辍学回家乡归善，于淡水开同生药房，“专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为举事之预备”。1893年冬，尤列提供广雅书局扩风轩为秘密聚会所，孙中山就曾在这里邀集郑士良等人召开兴中会筹备会，并于会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华夏”的宗旨，为以后兴中会的成立做了准备。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与洪门合作并领导洪门反抗清政府的政治纲领的最初的表达。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正式建立兴中会。誓词中的“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正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造洪门时又受到了洪门的影响。这种“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正是继承了洪门“三十六誓”中的形式。兴中会成立后，洪门三合会、哥老会之类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被统称为会党，兴中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桥梁，也是联络会党的总司令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系农民的“桥梁”。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会党的联合中，既吸收了会党口号中“反清”的合理成分，又抛弃了其“复明”的陈旧观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剔除了会党的种族复仇主义的落后观念，而吸收了其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同时也吸收了会党的平等互济思想以作为自己的民权主义的思想营养。

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使会党得到改造，同时洪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搭起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下层群众中获得了革命力量源泉。1895年2月，孙中山在会党人士郑士良、朱贵全、丘四等人的帮助下，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会。兴中会香港总会的会员中，会党分子占百分之三十。这更加说明了兴中会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合作并领导会党的“司令部”。孙中山在兴中会中吸收了大批会党（主要是洪门）成员。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依靠会党首领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为了通过联络会党联合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内设立农学会。洪门三合会加入农学会的很多，可分为顺德、香山、北江三路。3月6日，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潮汕方面吴子林率领的三合会群众也准备响应广州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口号为“除暴安良”，意思是推翻清朝暴政，解救百姓出水火。但是这次广州起义计划因泄密而失败。1900年，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主要是依靠洪门三合会。

当孙中山于檀香山准备再次赴美洲宣传革命时，深感美洲华侨较檀香山多，且力量巨大，但如果不亲自加入洪门就无法利用美洲华侨的人力、财力。因此，孙中山听从舅父杨文纳的建议，请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又名钟国柱）介绍，于1904年1月11日加人香山洪门致公堂组织“国安会馆”。

孙中山留美期间，洪门致公堂对孙礼遇备至，孙中山也相机对他们宣传洪门的历史与革命的宗旨及革命的前途。美洲致公堂负责人经孙中山的宣传，才明白洪门致公堂创立的历史过程，对洪门的宗旨才有了正确的认识。美洲华侨十之八九加入了致公堂，总部设于三藩市，各设有分堂。总堂与分堂缺乏联络，主张常不统一，又加上保皇党人从中破坏，几乎忘掉了反清复明的本来宗旨。基于这种情况，孙中山与黄三德大佬往各埠演说洪门宗旨，议论中国时事，并建议举行洪门总注册。孙中山亲手代致公堂拟定新章程。新章程将反清复明范围更为扩大，使洪门成为一个革命团体。新章程分纲领、权限、专责、保卫、薪俸、进款、支款、办法八章下署“金山大埠致公堂订”。第一章纲领部分提出:“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整的纲领。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注入了洪门致公堂新章。这是孙中山改造洪门并依靠洪门的突出表现。孙中山在美洲重订致公堂的新章要义，对美洲华侨革命工作，关系重大。《改订新章要义》中在论述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章程内容反映出在反清的政治目标上，洪门的民族主义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基本一致的。

随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多次武装起义所用经费，其中包括购买军火的费用，主要是靠海外华侨的捐助。在这些捐助中，又主要依靠了洪门致公堂的努力。1911年，孙中山第六次赴美洲，在古巴、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先后成立同盟会分会。孙中山推动了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组成洪门筹饷局，筹款四十余万元。6月，孙中山抵旧金山。他总结以往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致公堂与同盟会不能密切合作。他倡议旧金山致公总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即命令同盟会会员一个个加人致公总堂，实行“堂内合作”，以便于合作筹款。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海外华侨的捐款活动更加积极。经孙中山提议，美国、加拿大各地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设立“洪门筹局”，在半年中筹集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角一分。并由孙中山拟订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及革命军筹饷约章若干款。洪门筹饷局对外的名称为“国民救济局”。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成立不久，孙中山于7月29日发出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孙中山在函中强调了革命党员服从党魁的重要性。同年11月，孙中山又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通告中在肯定洪门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种族革命无妨多立秘密机关，以为分头并进之活动；政治革命则仗义执言，非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足以耸国民之视听，而避外邻之干涉。无论各种团体，均已一体改并，万流汇源，实此意也。”意思是以往洪门的秘密结社状态，能够适合反抗清政府的种族革命的需要，但反袁的政治斗争，需要统一的革命组织，否则就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接着他以洪门成员的身份，也以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门全部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民国初年的政局状态被称为“军阀时代”，而一些洪门天地会首领也在此时蜕变成“军阀”，如桂系军阀陆荣廷。陆荣廷为天地会“大哥”出身，清末时期，他所领导的在广西活动的天地会集团被编入清军，后在辛亥革命时掌握政权，民国初年变为“军阀”。经过清末民初的政治激变期，洪门天地会转化成为军阀这一新的组织体。

清末革命党领导人、天地会领袖、湖南出身的谭人凤，试图通过“改良”方法，将洪门天地会变成合法的社会团体。他将湖南天地会改造成了“社团改进会”。谭人凤相信天地会的起源传说，在成立“社团改进会”时追溯洪门历史，相信洪门是由200余年前的“少林五祖”所创立，但他认为洪门推动“共和”的功劳在当下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为改变这一状态，主张为先贤建立祠堂和祭祀活动，并将洪门进一步改良为“完美稳固之民党”，融入民初政党政治。

致公党初期发展

1923年10月，海外不少洪门团体派出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黄三德、司徒美堂等也亲自参加。大会讨论把堂改为党，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并决议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有关成立政党的准备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为后来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做了准备。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部分人士和在中国香港、澳门的洪门代表，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会上根据旧金山致公堂总堂的建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宣布1925年10月10日为驻美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成立的日期。由筹备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发布《通告洪门全体书》。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实际上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炯明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并由朱逸庭等代表洪门致公堂总会，向陈、唐二人发出正式推选证书。当时海外致公党的组织，由堂改党组成的党部有300余个，分布在五大洲，仅中国香港总支部即达10万人左右。

当时致公党在组织上和成员的思想上并没有抛弃帮会的组织形式及传统。致公党成立后，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普遍执行，一些地方存在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情况。1931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党中央党部，同年又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以反对国民党独裁、实行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大会接受了陈炯明提出的“三大特质社会主义理论”，即以中国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共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继续推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会上本来打算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历史及现实的各种因素，便仍然维持党堂并存的现状，但是将党堂分开，以党领导堂。

支持抗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战火。当时身为美洲致公堂领导人之一的司徒美堂立即联合侨团组织发动募捐救国。沪停火以后他又亲率侨胞并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八路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奔走呼号于美洲各地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广大海外的致公堂组织继承并发扬华侨爱国的传统长期坚持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任务。

后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政局的根本性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巨变，洪门会党进一发生深刻变化：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一些洪门团体幻想在中国实现多党政治，纷纷组建政党。但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或被收买，或幻想破灭，或背离洪门初衷。中国香港洪门历史虽久，但基本上已演变为黑社会，组织情况十分复杂。

二次世界大战后，洪门组织在一些国家的消亡。其原因如下：(一)一些国家政局发生巨变洪门组织无立身之地。如1948年6月英国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宣布“紧急法令”取缔共产党和包括洪门组织在内的其它革命组织，其成员被驱逐出境。(二)一些国家的洪门组织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面前，因未及时采取措施来改变其活动机制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一味固守其旧有的章法和习俗结果因后继无人而难于维持被时代发展潮流所淘汰。此外，继续在海外的致公堂和民治党等原洪门组织径向当地政府注册登记，由华侨社团演变成为保持华人华侨合法权益，实行互助互济的公开合法化的华人社团组织。

中国台湾洪门主要是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原大陆各省和20世纪50、60年代陆续建立的山堂、总计有180多个山头，三四十万会众，已成为岛内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这些洪门组织谋求公开化和社会化。例如2000年9月，五圣山曾发起组织一场《“洪门理论与实践”发表会》揭示洪门已革新往昔帮派活动形态以公开化合法化的社团身份统筹社会资源、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及保障其应得权益的宗旨，并以“两岸和平统一”为其基本政治主张。

后来中国香港的洪门团体经常以“联欢会和“恳亲会”之名，邀集世界各国的洪门组织集会，1992年正式成立了“世界洪门总会”2004年1月，中国台湾“国际洪门中华总会”成立，以“人道关怀社会服务、复兴民族振兴中华”为理念，是岛内重要洪门团体之一。

2008年至2012年，因为重视与海外洪门团体的联系，中央连续举办了五届海外洪门中青年人士研讨班，共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中国台湾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31名海外洪门组织的成员参加。2012年致公党举办了海外洪门负责人文化研习班，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36位海外洪门负责人参加。组织他们座谈交流，考察中国的发展建设情况。这都极大地增进了海外洪门社团对中国的了解，巩固了致公党与海外洪门团体的联系，密切了与海外华侨华人中青年的联系，实现了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

2022年12月，中国台湾“国际洪门中华总会”在台北召开换届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监事会，刘沛勋连任主席。2023年3月，应中国致公党中央邀请，中国台湾“国际洪门中华总会”代表团3月27日至31日来京参访交流，拜会中共中央台办、全国台联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单位，就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岸交流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共识。中国台湾“国际洪门中华总会”主席刘沛勋、理事长郑光礼等表示，全体洪门昆仲坚决反对“台独”、力促统一的立场坚定不移，推动和平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矢志不变，将努力践行“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为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助力同胞心灵契合贡献洪门力量。

创建机制

宗旨

洪门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以封建社会宗法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团体。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明朝被清朝灭亡后，明代遗臣痛感亡国之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反清复明民间秘密组织。创立之初是以“顺天行道，反清复明”为宗旨，凡加入洪门组织者，必须保守秘密，遵守洪门规则，要患难相扶，祸福与共，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为达最终目的，以“浇尽江湖之水，难洗不共戴天之仇”来表示与清朝誓不两立，永世为敌。这话的意思也寓于“洪”字之内，意即再多的水，也难洗去这深仇大恨。

洪门到北美发展后，因为地理原因，其原来“反清的宗旨淡化了，他们在海外面临的是如何团结和管理会员，以应付艰苦的移民环境。所以在海外，洪门的宗旨变成保护华工利益，维护内部团结，反对迫害欺压。比如会友吃官司，洪门出面交涉，以求保释；会友遭人欺凌，洪门为之雪恨；会友身故他乡，洪门负责运骸骨回国。

组织原则

就天地会-洪门的组织原则而言，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洪为义姓，天地会首领称为“大哥”。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洪为义姓，构建出一个虚构家族——洪门，它在官方机构、宗族社会之外，成为了非正式的第三类社会组织。

参加规则

凡参加洪门，必须要有洪门中的人介绍，经过山主的允许就可参加。在组织内有恩、保、引、荐4拜兄，恩拜兄决定参加人之排行，保拜兄为担保人，引拜兄为敬神之人，荐拜兄为介绍人。在清朝时期不收满人，有些地方如四川一带不收地主，不收剃头修脚的人，到以后就不分了。参加时经过香堂仪式，之后，由当家发给一块用黄绫（或红或白或布）做的“宝”（等于证件）约有4寸方，中间盖有山堂的印鉴，写明山水堂名和参加者的部位，恩、保、引、荐系何人，这是终身携带的，不发宝的也有，不过是少数。在洪门中所谓“有宝献宝，无宝过考”。意思就是遇到洪门中人可将宝献出看一下就知道是帮内人，无宝则要盘问一切规则。参加后确定了部位的，按照洪门规则，没有特殊功绩在本山不易升级。入洪门前要与其他兄弟一同诵读三十六誓，表示自己从今以后爱兄弟，不爱黄金：

1.自入洪门之后，尔父母即我之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尔妻我之嫂，尔子我之侄，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2.倘有父母兄弟，百年归寿，无钱埋葬，一遇白绫飞到，以求相助者，当即转知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如有诈作不知，五雷诛灭。

3.各省外洋洪家兄弟，不论士农工商，以及江湖之客到来，必要留住一宿两餐，如有诈作不知，以外人看待，死在万刀之下。

4.洪家兄弟，虽不相识，遇有挂外牌号，说起投机，而不相认，死在万刀之下。

5.洪家之事，父子兄弟，以及六亲四眷，一概不得讲说私传，如有将衫仔腰平与本底，私教私授，以及贪人钱财，死在万刀之下。

6.洪家兄弟，不得私做眼线，捉拿自己人，即有旧仇宿恨，当传齐众兄弟，判断曲直，决不得记恨在心，万一误会捉拿，应立即放走，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7.遇有兄弟困难，必要相助，钱银水脚，不拘多少，各尽其力，如有不加顾念，五雷诛灭。

8.如有捏造兄弟歪伦，谋害香主，行刺杀人者，死在万刀之下。

9.如有奸淫兄弟妻女姊妹者，五雷诛灭。

10.如有私自侵吞兄弟钱财杂物，或托带不交者，死在万刀之下。

11.如兄弟寄托妻子儿女，或重要事件，不尽心竭力者，五雷诛灭。

12.今晚加入洪门者，年庚八字，如有假报瞒骗，五雷诛灭。

13.今晚加入洪门之後，不得懊悔叹息，如有此心者，死在万刀之下。

14.如有暗助外人，或私劫兄弟财物者，五雷诛灭。

15.兄弟货物，不得强买争卖，如有恃强欺弱者，死在万刀之下。

16.兄弟钱财物件，须有借有还，如有存心吞没，五雷诛灭。

17.遇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立即送还，如有存心吞没，死在万刀之下。

18.倘自己被官捉获，身做身当，不得以私仇攀害兄弟，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19.遇有兄弟被害捉拿，或出外日久，所留下妻子儿女，无人倚靠，必须设法帮助，如有诈作不知，五雷诛灭。

20.遇有兄弟被人打骂，必须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劝，如屡次被人欺侮者，即代传知众兄弟，商议办法，或各出钱财，代为争气，无钱出力，不得诈作不知，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21.各省外洋兄弟，如闻有其有官家缉拿，立时通知，俾早脱逃，如有诈作不知，死在万刀之下。

22.赌博场中，不得串同外人，骗吞兄弟钱财，如有明知故犯，死在万刀之下。

23.不得捏造是非，或增减言语，离间兄弟，如有违背，死在万刀之下。

24.不得私做香主，入洪门三年为服满，果系忠心义气，由香主传授文章，或前传後教，或三及第保举，以晋升为香主，如有私自行为，五雷诛灭。

25.自入洪门之後，兄弟间之前仇旧恨，须各消除，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26.遇有亲兄弟与洪家兄弟，相争或官讼，必须劝解，不得帮助一方，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27.兄弟据守之地，不得藉故侵犯，如有诈作不知，使受危害，五雷诛灭。

28.兄弟所得财物，不得眼红，或图分润，如心怀意念，五雷诛灭。

29.兄弟发财，不得洩漏机关，或存心不良，如有违背，死在万刀之下。

30.不得庇护外人，欺压洪家兄弟，如有违背，死在万刀之下。

31.不得以洪家兄弟众多，仗势欺人，更不得行凶称霸，须各安分守己，如有违背，死在万刀之下。

32.不得因借钱不遂，怀恨兄弟，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33.如奸淫洪家兄弟之幼童少女，五雷诛灭。

34.不得收买洪家兄弟妻妾为室，亦不得与之通奸，如有明知故犯，死在万刀之下。

35.对外人须谨慎言语，不得乱讲洪家书句，及内中秘密，免被外人识破，招引是非，如有违背，死在万刀之下。

36.士农工商，各执一艺，既入洪门，必以忠心义气为先，交结四海兄弟，日後起义，须同心协力，杀灭清朝，早保旧主回复，以报五祖火烧之仇，如遇事三心两意，避不出力，死在万刀之下。

入会步骤如下：

香堂

香堂是洪门中最隆重的地方，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也有说三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相传为关云长磨刀的日子，故称为“磨刀会”或“单刀会”，各地洪帮都要开香堂供奉关云长，举行聚餐。在平时举行开香堂是为“收兄弟”，或是犯帮规而开香堂给予处罚。在香堂中每一行动都有规定的言辞和负责的人。

礼节规则

洪门在礼节上有一种隆重的仪式，叫“甩拐子”，它有着固定的形式，而且按照各人的部位决不容紊乱，这种礼节大部用在香堂上或到了新码头拜见当地主要洪门负责人时用，从这种礼节上不用开口就可以看出对方是什么部位。其姿势是左脚尖稍向外，右脚向前方伸出一步，两只脚既不像丁字形，也不像八字形，部稍向后突，两手与心胸并齐做一太极图形，右手与脚同一方向伸直稍斜垂，握拳，大拇指伸出微弯。左手大拇指与食指弯曲，将余三指搭在右手臂上，如系么满，则搭在右拳之上，第九排的则将左手搭在右手腕上，离开拳眼约四五寸，第八排则将左手搭在右小手臂上三、四寸，第六排左手搭在右手弯下一点，第五排搭在右手弯上，第三排搭在右手弯与肩的中间，第二排在右肩上，第一排的心腹左手放在心窝上，山主则左手拉到右肩，如果是两个山的山主（即双龙头大哥），则两手伸直如扁担状，以上右手都相仿，只有左手的分别。摆好姿势后，右手上下点三点，礼节就算完毕。

另外还有两种常礼，是在公共场所互相见面时所用，或者在轮船火车上、茶馆酒店内因不相识，用这种常礼而使得互相知道是洪门中人，所以有称“挂牌”，这也就是一种暗号式的。其一是与普通弯腰打恭差不多，只是两手各将大拇指食指弯曲，指尖相对分扶在肚脐向外约四、五寸处，弯一下腰，对方就知道这是洪门中人了。另一种是与普通抱拳差不多，用左手抱右手，各将大拇指食指卷曲，举在左肩之上，这样也使对方知道自己是洪门中人了。这两种常礼外人见到还不会看出，所以可在公共场所用的。

在汽车火车轮船码头上“挂牌”，可防止在旅行中盗匪小偷劫东西，因为盗匪小偷大部分都是帮会中人，看到“挂牌”的人就知道是帮会中的自己人，就不会对其偷抢了。这种“挂牌”是以右手提包裹或箱子等物，左手将里衣袖口卷上，四指握拳，大拇指伸直，这就表示是洪帮的人，码头上的盗贼就不会劫了，如小偷偷了挂牌人的东西，被当地码头上的洪帮知道了，轻则把东西退还，责骂一顿，重些就得赶出码头，最重就要受处罚。

在酒席上也有一定的规矩，如两腿不能架起来，筷子上端摆在桌上要与桌沿齐，切忌搁在汤匙上面，用勺子取汤不能在碗边上刮，也不能到碗底去捞。向别人斟酒时，不能用手拿壶把子，要把手掌放在酒壶上面，以拇指和小指的力量拿起来，斟酒时上下3次，名叫“凤凰三点头”，受酒的人不必用杯去接，只须把两个拇指放在桌沿上，做一个前面已叙过的“三把半”手势，表示谢意就行。不论喝茶饮酒，壶嘴不能对人，吃鱼不能翻身等，都是有一定规矩，否则就是不礼貌。但这些情形到抗战时期由于参加洪帮的多了，一般参加后不去学规矩，只是专门靠帮会生存的人还守着这些礼节。

语言规则

组织会册

组织之秘密会册，只有组织之高层拥有。内容为组织组成之历史、现任组织名单、组成结构、入会形式、誓词。违反组织之刑法。

特点

中国国内

洪门组织之优点是有纵横系统，如在职位名称上有龙头、坐堂、执堂、心腹、巡风到么满的纵列，又有“言谈”、“手势”等的横向系统。即使第一见面的洪门弟兄，一见手势动止，一闻“春典隐语”，一说“花亭结义”，则是兄弟也，即是生死之交，若原有仇恨也化为玉帛。这种纵横系统，言谈隐语、手势均是洪门博学之士所编造的，在世界上并无其他任何秘密组织所能项背。洪门组织对入会无资格限制，仅须有介绍人，加入后彼此以手足相待，所以虽是秘密组织，但发展迅速，由台湾延伸至中国内地及港澳。

海外特点

海外洪门作为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社会团体，因其生存在异国他乡，因而与中国国内洪门有许多不同的特点。首先，互助、抗暴功能更加突出。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命运极为悲惨。他们要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他们不仅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雇主惨无人道的压榨与剥削，而且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歧视与侮辱受到当地白种工人或土著居民的排挤劫掠。更为悲惨的是他们的种种遭遇，不仅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甚至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叛逆”，一旦出国，就不许返回，否则将受到惩处。正因为海外华侨、华人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所以海外洪门也就成为团结驻在国华侨、华人的纽带，起到了维护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利益与人格尊严的作用。

其次，一般在当地是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中国国内洪门因为不断遭到清政府的压迫而被迫起来反抗，又被统治阶层视为叛逆团体而加以取缔和镇压，只能作为民间秘密结社而存在。而海外洪门则不同，其成员因远离祖国，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联系较少，也很少卷入移居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华侨、华人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结成的互助性团体。因此，有些洪门组织较早就成为合法或半合法的社团。此外，海外洪门多以商人和其他有产阶层占主导地位。

组织架构

洪门无全国性或地方性之统一组织，而是以山头为单位，形成独立系统，各自为阵。洪门自创立后，名称几经变化，在各地的情况又不一样，因此在内部组织上，人员的设置及称呼上都不尽相同。以下为较有共同性的洪门组织情况：在洪门中具有相当的资格（如大哥的地位）并能得到洪门中拥护的人，就可以开山立堂（或叫做开码头），每个山堂都大体上根据原“金台山”的组织形式，设正龙头一人，副龙头人，其下则有香长、盟证各一人，并有坐堂、陪堂、管堂、刑堂、执堂、礼堂等部位，这是内部最主要的组织部分，称为“内八堂”(等于指挥部)。其下是“外八堂”，内外八堂之间有护剑、护印外八堂是一排心腹，二排圣贤，三排桓侯，(四排是女的，称四姐)，五排红蓝黑旗，六排巡风，(七排是女的，称七妹)，八排巡查和旗牌，九排江口，十排么满。

除内八堂各由一人担任外，其余各部位按每个山堂的情况决定，范围大，人数多的山堂，每个部位可有若干人供职，人数少的山堂，每个部位同时供职的就少，只是桓侯（又称当家）和红旗（又称管事）为一个人专门负责。所参加者均以兄弟相称，以部位分别大小，从龙头到心腹都为大哥（或称大爷），圣贤称二哥，桓侯称三哥，四排称四姐，红黑蓝旗称五哥，巡风称六弟，七排称七妹，巡查（又称旗牌）称八弟，江口称九弟，么满最小。一般是下排称上排的为，上排称下排的为弟。原四、七两排也属男的占据，但后来叛变洪门，投降清朝，故以后不设四、七两排，或由女的占据。各部位的职权分述如下:

龙头

龙头职责如下：

内八堂

内八堂都为大哥或大爷的地位，是山堂中的核心部分。有些山堂设置有“辕门大老么”地位亦在内八堂中，山主为龙头，辕门大老么为龙尾，山主给其“出山”（山堂的公文书），就可到外面用本山的名义招收弟兄。这种人是外八堂的“大爷”升到内八堂，但又不够龙头资格，稍有声名，自己不能开山立堂，由龙头授权作为该山的一个临时支派，这种“辕门大老么”在组织上并不普遍。也有范围小的山头，除龙头外不设内八堂，只有与龙头同等地位但不管事的大爷。

外八堂

外八堂职责如下：

编制

洪门组织按排排亦称行，几排又称行几。三十六部半管职按排（行）分编制如下：

其他

以上从一排的心腹大爷到十排么满共称为外八堂，所有洪帮的人都在以上的组织之内，但另外有一种“太子太保”的，不在以上内外八堂之内。因为洪门成员是以兄弟相称的，因此“父子不同堂”，如帮会中有地位的“大爷”的儿子要参加洪门，不能与父亲称兄道弟，就称为“太子太保”，在本山堂内他是低一辈的人，称别人为大伯二伯等，对别的山堂又可称兄道弟，甚至也占到大爷的部位。而且，如在外面有了名声地位，也可由本山龙头给以“出山简”(即公文书)，到外面自立山堂，他收的兄弟也按内外八堂的组织排列，不过在礼节上要表示出是太子太保，一直要到他的父亲死后，经过本山堂通过“脱袍换带”（即在帮内改称为兄弟）才变成一般平行的辈份。

代表人物

洪门始祖

殷洪盛又名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1631），辛未进士。崇祯十四年(1641)，他率领门人南下，投奔史可法麾下。他与当时名人顾炎武、黄宗羲、傅青主、王夫之等都有交往。他有五位最得意的门生，即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

五祖

洪门最重要人物就是“五祖”，反映在入会仪式中，可以看到仪式会供奉“五祖灵位”。“五祖”即最初创立天地会的五个和尚，他们在起源传说中原本无名，但随着传说的流传和改造，“五祖”都有了对应的姓名，甚至出现了相应的人物形象。

军师陈近南率残部败退襄阳后，因无力再战，乃令其部属前往各地，发展组织，待机再起。当时，决定少林寺的五位和尚，即蔡德忠等五人分开到五省去，建立五个祖堂。蔡德忠到福建去建立长房的祖堂，名曰“青莲堂”；方大洪到广东去，建立二房的祖堂，叫“洪顺堂”；马超兴到云南去，建立三房的祖堂，称“家后堂”；胡德帝到湖南去，建立起四房的“参天堂”；李式开到浙江去，建立起五房的“宏化堂”。这就是“五房”之始。当蔡德忠等五人分头到各省建立祖堂、招贤纳士时，沙湾口的五勇士（即中五祖）和宝珠寺五僧人（即后五祖）的部分人及其他义士，也先后到各地建立堂口，如马贩林永超到甘肃成立凰皇郡的会堂，马贩李色智到广西成立金兰郡的会堂，后五祖的姚必达到湖北成立福浦郡的会堂，后五祖的洪太岁到江西成立陇西郡的会堂。

陈近南

陈近南原名陈永华，湖北人，明翰林院学士。清兵人关后，参加扬州救国组织（即明社）。郑成功在南京从钱谦益学礼时，彼此相识，曾游说郑成功脱离郑芝龙，使之雄踞海外转战十八年。郑成功死后，郑氏子弟内讧，陈便离开台湾，前往云南游说吴三桂起兵反清，未能奏效，遂寄迹江湖，于雍正十二年(1673)，在四川的雅州，以洪门的支派汉留组织开立精忠山。后又回到湖北，在白鹤洞研究道教，自称白鹤道人，与万云龙交往。万云龙与陈近南被称为洪门二圣。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是美洲华侨社会著名的“传奇人物”为生活所迫，他14岁孤身一人赴美谋生。1884年，他加入洪门致公堂，后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数十年，负责华侨社团工作。

孙中山

孙中山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并做了致公堂的“洪棍”，由此开始了对致公堂的改造。首先，孙中山修订了《致公堂重订新章》，并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

供奉牌位

关于忠义堂的香堂上供奉的五祖牌位，依次是：

分会

华记

马来西亚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华记” 更也是“洪门”延伸出来的帮派，历史源远流长。也有另一传说是源自青帮。

乾坤会

清朝时期，洪门在瓦解之初。洪门部分核心人员加入乾坤会。相传在洪门鼎盛时期，乾坤会是与洪门对抗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清政府压制洪门的一个手段。所以该组织收到清政府的幕后支援。在洪门将瓦解之时，乾坤会也意识到唇亡齿寒，所以极力收纳洪门中坚力量。乾坤会与洪门本是来源于民间，所以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利益冲突。

青莲教

青莲教是近代南方教会源流的重要渊薮之一。在其发展、流传过程中，与天地会发生了多方面的融合关系，对天地会的组织、思想风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太平天国前后，湖南、广东、广西发生的不少会党起义都与青莲教有着密切关系。太平天国时期秘密会社的活跃、哥老会的兴起，青莲教与会党的融合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合会

天地会于乾隆后被列为反清组织，明令禁止，违令者死。所以流传至广东时，为避满人之猜忌，改名为三点会，即是将洪字的水部，取名三点会，号曰“三点”，但觉得无法将洪门之意表达出来，所以改为“三合会”。以后洪门进入湖南，再演变成为湘军之“哥老会”，再分出成“潘门”又称“潘家”、 “庆帮”。天地会流传极广故其他尚有名称如“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红旗会”、“剑仔会”、“八卦会”、“添弟会”、“致公堂”、“红帮”、“胞哥”等名称。

龙记

又称龙记会馆、龙商会馆，清末广东一带秘密结社。20世纪初“道”字辈李三江改龙商会馆为龙记。家中盛行拜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及司命真君，有人据此考证早期龙记组织一部分信仰源于“鸾堂”。最初会员来自小刀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社团，早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林文领导后不再用。是中国本土结社组织，以“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为最高信仰。龙记在清末鸾堂、洪门、清帮等结社组织的基础上，忠孝思想为理论根据，在国破家亡、列强入侵、庶民等死的时代背景下形成。

哥老会

哥老会又称哥弟会，是起源于四川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朱德元帅，年轻时亦曾加入哥老会。

海外组织

美洲致公堂

美洲致公堂19世纪初，设总堂于旧金山，并在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圣路易、费城、华盛顿、西雅图等地设分会。原为海外华侨谋生之团体组织。后孙中山在檀香山人该堂，并手订新章80条，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911年与中国同盟会联合，由孙中山介绍中国同盟会员分期加盟致公堂，旋合组“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积极参加和支持了辛亥革命。抗战期间，发动堂众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

马来半岛

1799年到1825年，马来半岛洪门先后在几次骚乱中显示了力量。他们拥有会标，有严格的誓言约束会员，团结一致，试图推翻英国的统治，建立华人自治团体。他们还曾试图协助暹罗人反对英国侵占槟榔屿。1826年，马六甲洪门与警察发生纠纷，准备暴动，最后由荷兰任命的华人甲必丹出面，才将事情平息下去。据说当时马六甲的洪门成员达数千人，反映出当时马六甲洪门势力已经达到令殖民政府不敢轻视的程度。这些洪门会员大多在马来半岛腹地的矿区和种植园活动，大本营则在卢骨（Lukut）的锡矿区。新加坡也是南洋洪门的重镇。由于曹亚志的努力，洪门在19世纪20年代，就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开拓而在新加坡迅速扩张。他们拥有有组织的新会员入会仪式，在丛林中建有自己的堡垒。19世纪60年代，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洪门的实力得到了巨大发展，整个华人社区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会员。在马来半岛，洪门除了在华人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网络外，还在当地土著人中发展会员并建立组织，那就是白旗会和红旗会。

荷属东印度

荷属东印度是荷兰最大的殖民地，1845年，荷兰殖民政府担心大量的洪门人士涌入印度尼西亚，就于1846年宣布洪门为非法组织，并予以严厉镇压。在这种环境里，洪门不可能像在马来半岛那样自由发展，虽然说有不少天地会会员在荷属东印度谋生，但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的活动，则很少出现。

英属婆罗洲

英属婆罗洲包括今文莱达鲁萨兰国和马来西亚在加里曼丹岛的部分领土（即沙捞越和沙巴）。当时砂捞越的华人主要集中在首府古晋和石龙门。古晋的华人多以经商为业，其余在石龙门从事开矿。石龙门聚集着数千华人，以采掘金矿谋生，据说全是天地会会员，属1830年以后从西婆罗州的三发地区转移到沙捞越石龙门一带的“石龙门公司”。为了统一行动，矿工们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叫“三条沟会”，属于中国的天地会系统，但也吸收当地马来人入会。

菲律宾

菲律宾与中国有传统的人员和商贸往来关系。直到19世纪末，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后，洪门在菲律宾的活动才有确切可信的记载。1899 年，30名粤籍华侨自美国移居菲律宾，组织洪顺堂。不久，改名为义英堂，吸收各地来菲的华侨入会。渐渐地，福建人成为洪顺堂的主要会员。大约是受马来半岛福建人洪门组织的影响，1902年，洪顺堂中的福建人从会中分裂出去，另组义福堂。一方面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方面也是受中国本土政治运动的影响，义福堂于1912年改组为统一党马尼拉支部，1914年更以中国进步党马尼拉支部的面目出现，成为洪门进步党的前身。至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洪门致公党、菲律宾洪门秉公社、菲律宾洪门竹林协议团和菲律宾中国洪门协和竞业社等一系列洪门组织也相继成立。

英属缅甸

与泰国的洪门一样，缅甸的洪门也是从马来亚等地移入的。根据缅甸土瓦（Tavy）地方的记载，土瓦及其邻近地区的矿工是一个名叫刘亚忠的槟榔屿洪门首领招聘去的。在槟榔屿政府记录有“天地会人举事之报告”的同一年，在缅甸的苒基埠也发现了洪门活动。仰光作为缅甸的首都，到19世纪中叶才有洪门活动。1868年，缅甸始有除义兴会之外的洪门活动，这一年海峡殖民地的大伯公会（建德堂）在缅甸设立分会。188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决定镇压洪门时，缅甸洪门也警觉起来，义兴公司遂改名为武帝庙，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19世纪末，缅甸又出现了另一洪门组织和胜会。缅甸洪门虽然势力远不如马来半岛的洪门，也没有给政府留下什么印象，但在缅甸华侨社会里也是颇有势力的。

主要活动

传统洪门天地会的活动类型主要分为四种，即互相扶助型、不法经济型、文化习俗型、政治型。“互相扶助型”指天地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如婚礼、葬礼、疾病、事故、财产保护上的互助；“不法经济型”指利用天地会这一结社力量所从事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公开掠夺、商品走私等；“文化习俗型”活动主要体现在南方地区的宗族型械斗；“政治型”的行动主要包括以“反清复明”政治理念为指导的持续起义和叛乱。

影响意义

洪门会党在清朝活动过程中，是作为现政权的对立物、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出现的，因此，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起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正面影响

洪门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贡献，可以把它分为出钱和出力。出力的是国内的会党尽力最多，出钱的以国外华侨洪门会员最为踊跃。孙文自1894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革命起义，在筹备的时候，就利用会党的力量为基本干部，在农村表面是一个振兴农业团体，实际上还是做些秘密联络三合会志士的工作，多活动在顺德、香山、北江和潮汕一带，有会党志士陈锦胜、李杞、候艾泉、刘裕、吴子材等积极响应孙文的革命。1898年孙中山发动第二次革命起义，又有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志士分赴长江一带活动，开始参与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后来黄兴、马福益出力为多。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夏天，孙文经过日本与黄兴等商计卷土重来，急需经费15万元，10月12日在槟榔屿开秘密会议，南洋各地的洪门会党成员也到会参加，得知将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后，当场认捐八千余元，几日内达五六万元。后来孙文曾有一信写给美洲致公堂同志请筹款以应起义，接信后美洲致公堂立即发动筹募捐款，当时以加拿大华侨最为热烈（因孙中山在加拿大温哥华和洪门关系密切），以致公堂的楼房抵押款三万元，共七万元汇国内。当时孙文看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曾命美国的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以便于合作，而利筹饷救国（因入堂手续繁重而难）。同时，南洋各地也派遣洪门成员到内地参加了孙文先生领导的革命工作。

体现爱国主义传统

清兵入关后，通过野蛮的大屠杀和高压的民族歧视政策来建立新王朝，是极其不得人心的，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人民的反抗。在南明政权相继覆亡，遗民已无政治出路的时刻，洪门会党创始人挺身而出，敢于坚持南明遗臣的理想，把反清复明作为斗争目标写进会书；敢于坚持明裔君主的旗帜，把朱三太子作为精神偶像，化为暗号；敢于坚持民族服饰，把披发作为决不屈服的标志，列入传会仪式；敢于坚持武装组织，把木杨城作为明军统帅部的象征，奉为拜会中心。洪门会党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凝聚了千百万被屠杀人民的仇恨和复仇的愿望，体现了汉族人民故国之思和顽强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洪门会党所保留的这一爱国主义传统，吸引并警醒了屈服于清廷统治下的人民，终于在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两大历史时期汇集为反清怒潮。从这一意义来说，洪门会党推动清代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从洪门的诞生和成长壮大得到最雄辩的证明。

洪门人士特别痛恨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在反洋教运动期间，洪门会党曾在长江沿岸各省起过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光绪十七年，清廷在上谕中就曾断定：“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迭出，半由（哥老）会匪从中主谋”。甲午战争爆发，哥老会“为打日本起见”，曾到关外发展组织。洪门会党坚决地反对暴政、反对外国侵略，同样不是并时其他社会力量所可及。海外洪门作为同乡华侨患难互助、抗暴自卫的团体，也曾积极从事反抗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者的残暴统治。从这一意义来说：洪门会党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反对暴政和残酷剥削；代表爱国人民的利益，反对外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代表华侨的利益，和殖民当局作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维护国家独立和侨民利益的强大力量，对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着振奋人心的促进作用。

促进下层群众之间的团结

洪门促进下层群众之间的团结，在会内施行互济互助。清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清朝当局对人民群众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禁止任何结社活动，以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广大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彼此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加上当时的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彼此间缺少经济上的往来。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很少同外界发生联系。即使本村的居民，除了节日或婚丧嫁娶等重要事情外，平日彼此间也很少交往。洪门会党则加强了下层穷苦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人们通过歃血结盟，结为异姓弟兄，在忠心与义气等纽带的维系下，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关系。而且会内规约要求凡属同会即使素不相识，只要判明系同会，遇事便要互相帮助。所以，天地会在促进下层群众之间的团结和互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封建社会，没有社会保障的机构，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们势单力孤，很难经受得住天灾人祸的袭击，而天地会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身家性命，起了保障作用。天地会的成员，通过彼此间互相帮助，或进行一些共同活动，大大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人际交往。这种交往，随着天地会组织的发展，会内弟兄增多而不断扩大，不但在本地本县，而且扩展到邻县邻省。

增强了下层穷苦劳动者自卫抗暴的力量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对于官府的压迫，豪强地主的剥削，官吏兵役的敲诈勒索，只能采取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起来反抗也往往由于力量的分散而失败。而参加洪门天地会的广大穷苦人民，则把以前分散微弱的力量，凝聚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不仅敢于反抗官府的压迫和豪强地主的侵夺，而且常常主动出击，攻打县城，击杀贪官污吏，或劫富济贫。当天地会的力量发展到足够强大以后，还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反抗活动，客观上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削弱了清统治者的力量，促进了清王朝由盛及衰的转化，有利于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

促进人口流动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乾隆初年，中国人口比之清初虽然已大幅度增加，但也只有1.4亿多。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人口已猛增到4.1亿之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福建、广东两省，人多田少，广大穷苦人民难以为生的状况更为突出，许多人被迫离家出走，到外地去寻找生路。除了漂洋过海到东南亚或美洲以外，还有大批人口流向内地的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省。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长期以来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除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离开自己家乡的。他们深知到异地他乡谋生的艰难。由于身单力薄，到新的地方孤身无援很难立足。即使找到了谋生之道，也会遇到种种难以应付的困难。可是，洪门天地会的组织却大大帮助了广大穷苦的人民。移居内地江西、广西、云贵、湖南等省的闽、粤客民，也大多在天地会的帮助下，在这些地方扎下了根。

移居海外的华侨来到异国，遇到的困难比移民到内地要大得多。最初主要依靠同乡会或宗亲会的帮助，可以暂时得到立足之地，或帮助新来者寻找谋生之路。不过，同乡会有地域的界限，对于异省之人，一般拒绝提供帮助;宗亲会则只帮助同宗者，而洪门天地会则无此限制。只要在中国国内加入过天地会来到海外，只要找到该处洪门(即天地会)的组织，便可以提供短期内的食宿，并且帮助寻觅工作，或代为筹划资金，从事小本经营。遇到强人欺侮还可得到洪门组织的帮助。有了天地会的帮助，大大加强了移居者的信心，使越来越多的人移居海外。

负面影响

天地会的负面社会功能，颇类似民国以后黑社会的反社会活动，但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同日而语。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国台湾凤山人郑光彩等为强收保护费结拜小刀会。郑光彩原籍福建龙溪，陈旺原籍福建海澄，魏东、杨骨原籍福建同安，均生长台湾凤山县。4人均无恒业，初时替人看守田园，后来强令附近各庄岁给工钱，替其保护田园，如有不依，即强割偷窃。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仙游县人侯二八雄等共94人在古田县结拜双刀会，向当地村民勒索钱文，令村民每家缴钱10千文，可保无事。如不应允，则强行索闹。

早在洪门天地会创立初期，抢劫就是一项重要活动，因此不少人为了抢劫而加入其中；也有不少人则为了躲避被抢劫而入会。晚清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武装抢劫集团“艇匪”和“堂匪”、“股匪”。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清朝当局为了对付太平天国起义，无暇顾及天地会的活动，天地会的抢劫活动，遂从以往少数人的偷盗、抢劫、绑架，发展为大规模武装抢劫活动。水上有著名的“艇匪”，陆地则有“堂匪”和“股匪”。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社会经济凋敝，大量失业和半失业的人们无以为生，被迫铤而走险，只好靠抢劫、偷盗、走私、贩卖鸦片等来维持生计。

绑架勒索也是晚清洪门的一项重要活动。道光年间（1821-1850）两广一带绑架勒赎的风气颇盛。追溯此风始于潮州，有同族而掠者，有姻亲而掠者。随后逐渐发展到广州的东莞、顺德、新会等处。游匪人数，每股或数十人百余人及二三百人不等。每到之处，会勾结该处土匪随同劫抢，所谓“游匪”当中也有不少就是洪门天地会武装。

一些洪门首领是为了敛钱、骗钱而纠人结拜的。不少天地会组织结会时还明确规定：如得受合同，钻桥饮酒，即可自行传徒；如未获受合同，所纠之人仍作伊师之徒，得钱均分；如仅只钻桥未饮血酒，不准纠徒分钱。遇打降等事，可邀同会人帮助；若仅传口诀，并未钻桥者，只能免同会人欺侮。

洪门作为一个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组织，一切以维护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转移。他们强调“遇事互相帮助”，这在反抗强暴欺侮方面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当会内弟兄与非会内之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内弟兄出于“江湖义气”，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对会内之人一律加以祖护，以致发展为恃强凌弱。有的依恃会内人多势众，勒索钱财。天地会也时常参与各地的械斗。

咸丰三年(1853)六月，寄居上海之广东三合会首领李少卿派人由上海贩运鸦片烟土前往苏州，途经嘉定县黄渡地方，被当地监生金仁保等以周立春的名义劫夺。李少卿经人介绍，亲自前往拜见周立春，求其帮助解决。周立春立即转告金仁保等，将鸦片烟土全部归还。李少卿为感谢周立春，便邀请他同赴上海，与刘丽川结识，并加入三合会。

历史局限性

洪门作为地下斗争的政治团体，它的性质、组织、传统和使命早已定型，并凝结在原始会书里，因此，它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进行自我改革，从而存在着阻碍自身继续前进的局限性。洪门会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渐暴露出自身的问题：

复明口号失去号召能力

洪门创始者所提出的“反清复明”口号，“反清”只是手段，“复明”才是目的。在清初，“复明”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人们经过屠城、剃发的苦难，记忆犹新，因而足以鼓舞人心，发动群众。经过清朝多年统治后，“复明”所蕴含的民族意识逐渐被人淡忘，特别是多次反清复明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逐渐使人失去信心。因而在起义处于低潮时，“复明”不再具有当年激励斗志的号召力。道光末年，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对此已有深切认识。他表示，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已过去二百年，还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可见道光咸丰时期，在有识之士的心目中，洪门受到“复明”的传统束缚，已不可能单独实现反清的历史任务了。

封建侯王思想

洪门会党的封建侯王思想是和“复明”宗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五祖既然是“大明臣”，创会目的又是为的夺回明朝江山和拥戴明裔重登皇位。因此，洪门人士所希冀的是日后“统掌山河，普安社稷”，是“七拜尽忠尽义公侯位，八拜后曰称帝各封王。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王侯思想，直到清末仍未见改变:《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三十六誓》序文规定：“如有能回复明代报仇雪耻，建设天下太平之治者，及身封王侯，子孙则历世永昌。”甚至光绪三十四年，以陶成章为首的浙江革命党人所订的《革命协会会规》第六条仍然规定：“如大都督有功，则记在枢密府的功劳簿上，等到将来新朝廷成立后封为王侯。”随着中国国内外共和民主思潮的日益高涨而受到激进的革命党人的嫌恶和唾弃。光绪三十二年，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湘军，重整会党”时，就曾严正指出：“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孙中山后来也说:“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正是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局限性，使得洪门无法适应前进的时代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