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斯大林化是指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中其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从上向下逐渐取消掉此前集中于斯大林本人及其政策和崇拜、推动有限的自由化政策的过程。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停止。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过去的斯大林派人物被撤职，斯大林时期的严密的监视和控制被放松，部分反对派人物被平反，苏联对其卫星国的经济要求放宽。在文化上在这些国家出现了“解冻”，在波兰和匈牙利原斯大林派领导人被推翻。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中，全面批判斯大林被认为是另一场去斯大林化的运动。

实际上去斯大林化的作用则非常有限，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的“解冻”政策未能深入，此外当时也没有放松或者动摇苏联共产党独党统治的意图。斯大林的继承人后来也享受部分类似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加深，导致中苏交恶。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掀起了一股第二次去斯大林化的运动。其中许多街道和城市改名：

匈牙利城市多瑙新城于1951年改名为斯大林城，1961年11月25日改回多瑙新城。

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曾于1949年至1956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市。

波兰城市卡托维兹曾于1953年至1956年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

苏联（今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格勒原名察里津，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53年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斯大林市，1961年与其它城市合并后被命名为艾森许滕施塔特。

苏联城市（今属塔吉克）杜尚别于1929年至1961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 ，苏联（今俄罗斯）城市新库兹涅茨克建城时被命名为斯大林斯克，1961年改名为新库兹涅茨克。

苏联城市（今属格鲁吉亚）茨欣瓦利于1934年至1961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尼利，苏联城市（今属乌克兰）顿涅茨克于1924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诺。

捷克斯洛伐克（今捷克）城市奥斯特拉瓦的一个卫星城曾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

罗马尼亚城市布拉索夫于1951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市。

苏联城市新莫斯科斯克于1953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诺果斯克，1961年被改名为新莫斯科斯克。

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之后的3月6日晚上，苏联政府就宣布了对苏联高层领导岗位的新的任命。几乎所有在第十九次党代大会后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班子的“新手”(除了М.З.萨布罗夫和М.Г.别尔乌辛外)都被排除了。十九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中也除去了“新手”：П.К.波诺马连科，Н.Г.伊格纳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但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同盟者伊格纳季耶夫被选入了书记处。

马林科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但是不久他就被免去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很明显，与斯大林的全权相比，他的权力将比较有限。赫鲁晓夫成了书记处事实上的领导者，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上他被选上担任新的职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贝利亚虽然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内务部和安全部合并)，他却没有得到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同等的地位，他大概是苏共中央新主席团里最主动和活跃的活动家。

贝利亚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倡议(特别是关于大赦的倡议)的同时，越来越常作出旨在重新评价已故的斯大林的提议。后来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原政治局委员А.А.安德烈耶夫指出：“医生案”和“格鲁吉亚干部案”的内务部报告证实，“毒打被捕人的行为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发生的”。

1953年下半年在四十卷《贝利亚案》中收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和贝利亚本人在他担任该机构领导时破坏法制的许多例证。苏联护法机关史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写道：“对贝利亚的诉讼又一次证实，1939—1940年，贝利亚是在斯大林的指示殴打被捕者的。他本人也拷打他们。据马穆罗夫供称，在贝利亚的接待室书桌里保存着橡皮棍和其他打人的工具。”

对贝利亚来说威吓拷打和折磨是习以为常的事，甚至在他还未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部长时就是他经常采用的方法，不仅用来对付被囚禁的人，而且对自由的人也是这样。苏联石油工业部部长巴伊巴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因为共同工作我了解贝利亚有十年多，却不记得有哪次打电话或个人会见时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通常他喜欢用些有伤风化的词语，用这些话来侮辱人，例如‘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断你的肋骨’，‘我要你坐牢’，‘你要去集中营’等等。”同样大家都知晓，这些威吓并不只是空话，有时就以逮捕和关进集中营、拷问和痛打那些使他发怒的人而告终。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贝利亚突然变成积极揭露斯大林的人，是因为他力求把自己伪装成数十万囚犯的解放者、人道和法制的维护者，以此获取声誉。贝利亚比别人更快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和“像过去那样”管理的不可能，用他儿子的话说，他打算大力拆除苏维埃的管理体制。因此某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贝利亚是戈尔巴乔夫的先驱。在贝利亚想出来的“改革”过程中，破坏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体制不可避免地要求给在人民中形成的对斯大林的概念以打击。

贝利亚的坠落制止了他试图对斯大林进行死后的审判，但是它在过了三年后由赫鲁晓夫继续了。

实质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变成了“斯大林案”的审判会。和贝利亚一样，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在谴责过去的残酷迫害后，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不到一个词谴责国内战争或集体化时期的“红色恐怖”。

反斯大林运动为受迫害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得到苏联统治层的政治上有影响的代表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这些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孩子、亲属和朋友。

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现象的制度，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

赫鲁晓夫作为在其领导下开始“解冻”的名声加强了他的声誉。与此同时，那个时候许多时髦的诗人写的诗歌至今常常成为“解冻”的例子，这些诗歌刊登在许多杂志上。40年代联共(布)中央作出的有关思想意识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受到谴责和取消。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没有通过客观和慎重地研究那些年的所有情况来赶紧弄清斯大林问题。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个人与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人有联系，他们为发表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叶廖缅科、什捷缅科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回忆录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等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们反对深入研究斯大林时代。实质上，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及其时代成为苏联历史上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禁题。

不愿意研究苏联过去的经验和弄清斯大林时代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当年的领导工作，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年代的震荡和对斯大林问题提出激动的声明之后要确保社会的安定。

同时理所当然的追求社会的安宁伴随着加强对领导人活动的不批判态度。遵循“不应该晃动船”的原则更加保持苏联高层地位的稳固性。“不受惩罚”原则又补充了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的“不更换”原则。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来说，他们身居高位是终身的。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管理体制。

知名的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在家庭中、朋友间、社会聚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哲学辩论到发生拳斗。”在这样的评价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家会把斯大林的历史看做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

上世纪70年代写了许多有关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研究著作。许多历史学家努力遵照专业客观性的原则，阐明斯大林形象及其活动。斯大林是像纳粹一样荒谬可怕的极权主义制度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借助于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以清除因循守旧和贪污受贿现象，它应该为国家除去过去时代的弊病。因为当时生活中的许多弊病是斯大林行为的后果，因此纯洁社会的手段之一便是为克服斯大林的遗毒而斗争。从赫鲁晓夫下台起中断了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以新的力量恢复起来，这一次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要大得多。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