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907年—951年），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史称马楚，以潭州（今长沙）为首都。自907年马殷受封楚王开始，楚国共44年，若从896年马殷割据湖南开始计，为56年。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马殷遣使纳贡，被封为侍中兼中书令、楚王。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后唐明宗命尚书右丞李序为册礼使，持节册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建国，以楚为国号。

在马殷来湖南之前，以湖南为主的楚国统治区域，经历了唐初由山南道、江南道和岭南道管辖；唐玄宗时期由江南西道、黔中道和岭南道东部管辖，区域分隔更明显；再到安史之乱后建立鄂岳观察使、湖南观察使和桂管观察使，行政区划更加细化；再到唐末的武安节度使、武贞节度使、静江节度使。可见这块区域脱离唐朝中央控制愈来愈明显、独立趋势愈来愈强。

马殷入湘之前，湖南主要有武安节度使邓处讷、静江节度使刘士政、武贞节度使雷满等几大势力，可谓纷繁复杂。三个节度使各自为政，实际上已是独立的政治势力，唐王朝在湖南地区的统治名存实亡。然而邓处讷虽名为湖南之主，但实际所控只有潭、邵两州，且本身军将不多，实力不足；雷满以蛮族起家，领着蛮军四处抢掠，并无经营成熟政权之意，但也独立发展、割据一方；刘士政南有容管和邕管，北有武安节度使管辖地区，属于据军自守。湖南各处的地方贼帅各自据郡为帅，势力薄弱。湖南各地蛮族活动区域较大也大都据险自守，与内地往来不多，但有时“侵扰楚边”，对后来的楚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唐末湖南地区可谓分崩离析，地方势力逐步兴起，但是各方割据势力自身实力不够，还不足以控制整个湖南地区，并且正因为各独立势力实力较弱，所很容易被其他较强的军事势力所征服，因此当时湖南的政治局势就给经由江西过来的蔡州军团可乘之机。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蔡州军将孙儒战死后，其兵将多投降杨行密，唯刘建锋和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江西豫章等地，后来规模扩至十余万。乾宁元年（894年），刘建锋和马殷带着蔡州军团从澧陵进入湖南，杀死邓处讷自称武安留后，随后开始征服湖南各方势力。蒋励本来是邓处讷的邵州指挥使，后降刘建锋，邓处讷死后，蒋励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故占据邵州，连飞山、梅山蛮起兵攻掠湘潭，马殷率军于次年正月攻破。乾宁三年（896年）四月，刘建锋被部下陈赡杀死，张佶推马殷为主。九月，马殷被唐朝任命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光化元年（898年），唐昭宗任命马殷为武安军留后。当时湖南治下七州，除潭州、邵州外，杨思远占据衡州（今湖南衡阳）、唐世旻占据永州（今湖南零陵）、蔡结占据道州（今湖南道县）、陈彦谦占据郴州、鲁景仁占据连州（今广东连州）。大将姚彦章向马殷请兵收复五州，并推举李琼为将，马殷遂命李琼与秦彦晖、张图英、李唐攻取衡州、永州。光化二年（899年），马殷又命部将李唐攻取道州。不久，李琼取郴州、连州。至此，湖南全境皆被马殷平定。

光化三年（900年），静江军节度使刘士政命陈可璠、王建武屯兵全义岭（今越城岭），防备马殷。马殷欲与刘士政修好，派遣使者前往，在边境被刘士政的大将陈可璠拒绝，马殷命李琼攻打静江军，坑杀陈可璠等人。之后，李琼俘虏刘士政，尽取其治下桂州、宜州、岩州、象州、柳州。光化四年（901年），马殷被唐廷正式任命为武安军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又加马殷为同平章事。天复三年（903年），淮南杨行密派刘存攻打武昌军节度使杜洪，围困鄂州（今湖北武昌）。杜洪求救于朱温，朱温命马殷与荆南节度使成汭、武贞节度使雷彦威一同出兵救援。马殷派秦彦晖、许德勋率水军救援杜洪。不久，杜洪兵败被杀，刘存又指挥军队攻打马殷。在秦彦晖等人的抵抗下，刘存屡战不胜，便打算与马殷讲和。马殷在秦彦晖的劝阻下，急攻淮南军，斩杀刘存，趁势夺取岳州（今湖南岳阳）。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马殷遣使朝贡，朱温封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楚王，承认其对湖南的割据。不久，马殷又兼任武昌节度使，充本道招讨制置使。同年九月，朱温削除武贞军节度使雷彦恭（雷彦威之弟）官爵，命马殷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出兵讨伐。雷彦恭向淮南杨行密求救，被马殷部将许德勋击败。马殷又派秦彦晖攻打朗州（今湖南常德），雷彦恭投奔淮南，其弟雷彦雄等被擒获。澧州（今湖南澧县）、辰州（今湖南沅陵）、溆州（今湖南怀化）等州全都归附马殷。

开平二年（908年），马殷命许德勋征讨荆南节度使高季兴，高季兴又遣使请和。马殷又派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攻打岭南，与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十余战，夺取昭州（今广西平乐）、贺州、梧州、蒙州（今广西昭平）、龚州（今广西平南）、富州（今广西昭平）。开平四年（910年），马殷请求开天策府，置办官属。不久，马殷被拜为天策上将军，并任命其弟马賨为左相，马存为右相，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乾化二年（912年），马殷又被后梁封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马殷又命其子马希范入洛阳朝贡，并上缴后梁所授予的都统印信。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加封楚王马殷兼尚书令。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庄宗灭亡前蜀，马殷感到危机，上表请求致仕，后唐庄宗不许。天成元年（92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遣使进贡，被封为守尚书令。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后唐明宗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仿效朝廷体制，改潭州为长沙府，作为国都，并在长沙城内修宫殿，置百官，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马殷建立楚后，任命姚彦章为左相，许德勋为右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马珙为尚书；又任命弟弟马賨为静江军节度使，长子马希振为武顺军节度使。

天成四年（929年）三月，马殷命次子马希声知政事，总领内外诸军事，先行后闻。七月，马希声矫令诬杀重要谋士高郁。长兴元年（930年），马殷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葬于衡阳上潢，谥号武穆。马殷在位时期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贸易，使楚国经济得以发展。

马希声继位后，声称奉马殷的遗命，除去楚国国王的规制，恢复节度使藩镇的旧制。十二月二十一日，后唐任命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官兼任中书令。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马希声死，追封为衡阳王。

马希声去世后，因马殷临终时遗命兄终弟及，因此六军使袁诠、潘约等人迎接在朗州任镇南节度使的马希范继位。九月初三日，后唐任命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任侍中。长兴四年（933年）二月初九日，后唐任命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任中书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长史，封扶风郡侯。清泰元年（934年）正月二十一日，后唐封马希范为楚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十二月，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加任马希范为江南诸道都统。天福三年（938年）十月，马希范之妻彭氏去世。彭氏死后，马希范开始纵情声色，通宵饮宴娱乐，楚国内外皆是如此。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四月初七日，后晋加封马希范为天策上将军，赐予官印，由他开府设置官属。八月，黔南节度使巡属之内的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领奖州、锦州土家军万余人袭扰辰州、澧州，焚掠镇戍之所。九月初三日，马希范命令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领衡山兵五千人出击。十一月，马希范始开天策府，设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职，任用其诸弟以及将校充任。同时任用幕僚拓跋恒、李弘、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同月，刘勍等人进攻溪州，望城一战，土家军战败，彭士愁放弃州城，退守保山寨。石崖四面绝壁，刘勍派人用遣梯栈包围他们。廖匡齐战死，楚军一时士气低落。

天福五年（940年）正月，刘勍等借着大风，用火箭焚烧彭士愁的山寨，向他进攻，彭士愁率领他指挥下的土兵逃入奖州、锦州的深山，正月二十九日，彭士愁遣派其子彭师暠率领诸土酋长献纳溪、奖、锦三州的印信、地图向楚国投降。因彭士愁在土家民族中威望颇高，马希范一时无可奈何，只得相约议和。经过谈判后，历时两年的割据战争结束。二月，刘勍领兵回师长沙。马希范表奏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任用刘勍为锦州刺史。从此土家儿女归于楚国，纳二十余州入楚国版图。

天福七年（942年），马希范建造天策府，楼宇的宏伟盛大达于极点，马希范与他的子弟以及僚属游乐饮宴在其间。财物用度不足，马希范便加重赋敛。常常派遣使者查计田亩，专事增加顷亩来记功，民众负担不起租赋而逃走。天福八年（943年），马希范采用孔目官周陟的建议，下令在正常租税之外，大县贡纳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没有米的县输纳布帛。晚年马希范不仅崇尚奢侈，而且昏庸无道，残害忠良。后晋开运二年（945年），马希范怀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主政朗州的马希杲得人心，派人前去窥探他。马希杲害怕，称病要求归还，马希范不准许，派医者前往察看疾病，因而把马希杲毒杀。同年，楚国湘阴的隐士戴偃作诗多有讥讽朝廷的意思，马希范把他囚禁起来；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上书恳切劝谏，马希范却削除他的官职爵位。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马希范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喜好奢侈华丽，于是多次献上珍玩宝物，求封为都元帅。九月十七日，后晋出帝任命马希范为诸道兵马都元帅。开运四年（947年），马希范去世，终年四十九岁，谥号文昭。

马希范去世后，将领排除马希范诸弟中年龄最长的马希萼，拥护马希广继位，后汉高祖刘知远封马希广天策上将军、武安军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楚王。同年冬十月，马希萼到都城潭州（今湖南长沙）奔丧，周廷诲和张少敌建议趁机除掉马希萼，马希广不愿杀兄。

后汉乾祐二年（949年），马希萼叛乱，率军南下进攻潭州，马希广希望以国让给其兄。马希萼战败，马希广以不愿伤其兄为由，放弃追击。冬十月，后汉加封其为太尉。乾祐三年（950年）马希萼勾结辰州（今湖南怀化）、梅山（今湖南安化）的蛮族军再度攻击马希广，并向南唐称臣，请求发兵攻潭州。马希广派军讨伐马希萼，大败。马希萼遂与蛮族军兵围潭州，守将许可琼投降，潭州陷落，马希广被擒。不久，被马希萼赐死。

马希萼又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因不满当初后汉偏袒马希广转而向南唐称臣。李璟册封马希萼为楚王，马希萼将军政大事都托付于其弟马希崇。马希崇任用私人，刑政系乱。原由马希萼从朗州带来的旧将颇多离心。马希萼又宠家谢彦顺，纵容谢在宫里与嫔妃杂坐，无上下尊卑之礼；府里设宴，坐于诸将之上，将领见此多有不平。马希萼又“以府舍焚荡”，大修宫室。这些事都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带领朗兵操作，事后也无赏，以致引起不满。事后，王逵、周行逢逃归朗州，将马希萼子马光赞的“留后”免掉，立马希振儿子马光惠为节度使，负责朗州政事。马希萼遇事犹豫不决，且怀疑部下，使将领终日惶恐不安。许可琼之父许德勋乃马殷大将、右丞相、侍中，马希广颇依赖许可琼。在马希萼进攻长沙时，他已积功至水军指挥使，被马希萼利诱而率全军降。马希萼入长沙后，“赏不及于可琼”，怀疑其有怨，命其为蒙州（治今广西蒙山县东南、蒙江南岸）刺史。许可琼由此怨恨颇深。同时，对兵士“不加存抚”。如马希萼派徐威、陈敬迁、鲁公绾、陆孟俊等带兵抵御朗兵进攻，不加以抚慰。

南唐保大九年（951年）秋九月，马希崇被推为武安留后，马希萼则被移往衡山县囚禁。马希崇被南唐封为永泰军节度使，兼侍中，镇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居扬州。周世宗征淮南，陷扬州，竭力安抚马氏子孙。南唐曾一度收复扬州，但马希崇率兄弟17人奔后周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拜右羽林统军，后应死于此。

南唐保大九年（951年），王逵、周行逢首先占据朗州，拥护马殷长子马希振之子马光惠为节度使。数月后，徐威等将领也发动兵变，拥护马希崇为武安留后，马希萼被囚禁于衡山县。马希萼抵衡山后，又被廖偃、廖匡凝、彭师暠等拥护他为衡山王。十月，刘言以讨篡夺之罪的名义，遣兵去潭州，并屯军于益阳西，兵锋直指盘踞长沙的马希崇。马希崇一面发兵2000拒刘言军，一面又遣使于朗州请和，约为邻藩。刘言幕僚李观象认为马希萼旧将佐还在，武力攻取长沙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传檄天下取马希崇首级，于此可定湖南。刘言于是告天下，追杀马希崇。马希崇在刘言的追剿下，被迫杀都军判官杨仲敏、掌书记刘光辅、牙内都指挥使魏师进、都押牙黄勍等十余人，并函首朗州以求和解，然而此举非但没有让刘言罢兵，反而使得马希崇统治集团内部人人自危，不得安宁。马希崇全力对付刘言的朗州兵的同时，又遭衡山王马希萼的袭击。此时逃亡衡山的马希萼断江为栅，编竹为战舰，积极准备北伐长沙，夺回王位，并遣使求援于南唐。这样马希崇就处于朗州刘言与衡山马希萼两个军事集团的夹击之中，进退两难，岌岌可危。

正当马希崇处于大兵压境，骑虎难下之际，其亲信部将徐威等又暗中谋划兵变，欲杀马希崇以自求解脱。马希崇发觉事态变化后，上表请兵于南唐，唐主遂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赴湖南。同年冬十月，南唐大将边镐带兵万余来长沙，打开仓库赈救湖南灾民。至此，马氏楚国灭亡。南唐尽迁文肃（曾祖马筠谥号）以下及将佐千余人归南唐。马希萼被南唐任命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仍封楚王。其后在入朝的时候，被南唐元宗李璟扣留，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马希萼在南唐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去世，谥恭孝王。

南唐还未站稳脚跟，马殷旧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南唐军，继续据有湖南。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周行逢密谋杀刘言，占据潭州（今湖南长沙）。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周行逢去世，其子周保权继位。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宋朝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时周保权已干息内乱，知宋欲图湖南，为阻宋军南下，命指挥使张从富领兵阻截。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突破三江口（今湖南岳阳北），缴获战船七百艘，占领岳州（治今湖南岳阳）。三月，占领朗州，周保权被俘，湖南遂平。

楚国辖区最盛时包括今湖南全境及广东、广西和贵州的部分地区，共建28州、1监，直隶楚王府，其中13州和1监在今湖南境内，下辖46县。其全盛时辖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永（今湖南永州）、道（今湖南道县）、郴（今湖南郴州）、邵（今湖南邵阳）、岳（今湖南岳阳）、朗（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辰（今湖南沅陵）、溆（今湖南怀化）、连（今广东连县）、昭（今广西平乐）、宜（今广西宜州）、全（今广西全州）、桂（今广西桂林）、梧（今广西梧州）、贺（今广西贺州）、蒙（今广西蒙山）、富（今广西昭平）、严（今广西来宾）、柳（今广西柳州）、象（今广西象州）、容（今广西容县）共二十四州。

五代十国时期按常制置军节度使，楚国自立的军节度使不少。湖南潭州在五代本属江南道。唐乾宁（894~898年）前，已设立了武安军节度使（光启元年由钦化军节度使改名），先治衡州；唐大历四年（769年）改治潭州。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就是武人出身，后被刘建锋、马殷活捉斩首。唐昭宗见木已成舟，便先后封刘建锋、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楚国历二代六王，随意性比较大，除了五代各朝赐封外，自辟不少军节度使，有的是一道，有的是几州而已。

楚国所设军节度使，一方面是为了向邻国表示所辖范围广大、兵力强盛，如马希范除了身兼四个军节度使外，还自封昭顺军、镇南军节度使。另一方面是为了某种目的，随时而设。如为了拉拢部下，封官许愿，并无实际权益。马希萼为了在衡山谋反，竟封彭师暠为武清军节度使，其实只有衡山一县。有时是为了抬高儿子的身价，以巩固马氏集团利益，如马殷在将薨时，既封兄弟马賨为静江军节度使、马存为永顺军节度使，又封大儿马希振为武顺军节度使、二儿马希声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四子马希范为镇南军节度使等。

总之，臣服于中原朝廷的楚国割据政权，虽只有“自湖南北十州”之地，除世袭的楚王兼武安军节度使外，任意进行军节度使封赐，有时多达6—7个，实在是混乱之极。应该说，这也是导致楚国过早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楚国设左相、右相（天成二年秋八月改为左丞相、右丞相），还设同平章事、尚书、仆射。设左、马殷于开平四年（910年）开天策府时，任命亲弟马賨为左相，马存为右相；到天成二年（927年）秋八月，马殷开国时，才命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从马殷置相的对象看，一是至亲，如马賨、马存，皆是马殷之弟，认为可靠，王国可掌握在马家手中。一是功劳卓著者，姚彦章是“以功拜左丞相”；许德勋乃“桓桓虎臣”。

同平章事，即平章国重事，乃唐代制度。君主在大臣中选任数人，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即与中书、门下二省处理、协商政务，等于宰相。马殷主政湖南后，此官一直设置。开平二年（908年）夏五月之前，此职由李琼担任。李琼是蔡州汝阳（治今河南汝南）人，“少以翘勇”著名，为马殷取岭北7州之地有功。乾化元年（911年）冬十一月，马殷又命马賨为同平章事。不过，两人均有军职，李琼任静江军节度使，马賨任永顺军节度使。据此考察，“同平章事”一职应是加官而已，一般情况下不参与朝政。

尚书，是尚书省的长官，设尚书令。马殷时，曾任命马珙为尚书。仆射，秦官，“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马殷时拓跋恒曾担任此官。楚国的宰相制度不健全。三省虽设有尚书、门下，但缺中书；而门下省又无正式任命。据此，楚国仍推行以“相”为核心的政务运行机制，而三省只是摆设而已。同时，长期的战事，影响了政权体制的完善。

楚国在政务机构下，设三部管理具体政务。

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王权，楚国设左右机要司，把主管机密事移进宫中。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先用宦官，后改用士人及亲信担任。马殷主湘后，将枢密院改为左右机要司。天成二年（927年）秋八月，马殷曾任命张瑶、张迎判机要司。

为了巩固王权，必须加强亲军，晚唐以后设都军判官。“都”，乃唐末五代至宋的军事编制单位。五代时，一都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后唐称楚国的学士、舍人，“但呼为判官”，都军设判官为长官。马希范时，不少学士都是军节度判官，把“亲军”的范围扩大了。各地方军节度使中均设置此官，如拓跋恒、廖匡图、徐仲雅、李铎、潘起等都曾担任过此官。

楚国设立了以天策府为中心的参谋辅政机构。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唐高祖认为，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允许开府，仪同三司。马殷在开平四年（910年）向后梁提出“依太宗故事，开天册府，置官属”；梁于是加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到文昭王马希范天福四年（939年）四月，后晋也加他“天策上将军，赐印绶、开府，置官属”。

天策府应是统军机构。按唐朝军队编制，大将、大将军一般统帅20000—12000人。天策上将至少应是这个数。天策府内，置有左司马、右司马、天策府都尉、天策军使、天策副都军使、天策内押牙，都与军事有关。马殷之子马希广曾担任过天策府都尉，丁思觐曾担任过天策副都军使，马希崇曾担任天策左司马，足见此三官之重要。它不但护卫天策府还可组织防务与征发。另外，天策府的十八学士中有13人兼任各军节度使中的高级军职，如拓跋恒、李宏皋、徐仲雅、李铎、潘起、卫<日严>、李庄、徐牧、孟元晖、李松年、肖洙、彭继勋、刘昭禹，占整个学士的73%。他们参与军节度使的军务商议，所管辖之州内发生战事，均会参加。

天策府更是参谋机构。天策府内的学士们除了吟诗作对之外，可以讨论国家大事，议论大政方针，还可出谋划策。马殷、马希范两代均是如此。天策府的学士是一个文人群体，其中以诗著名者不少，如徐仲雅、何仲举等，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可惜大部分已散佚）对倡导楚国文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楚国把翰林院学士改为文苑学士，把学士院学士改为文学馆学士。还把知制诰改为知辞制，将起草诏令权移入宫中，作为诸侯王的秘书机构，直接传达王命，与政务机构分权。这也是削弱相权的另一措施。

楚国沿袭唐制，一直保持道、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县以下，设乡、里。道以军节度使为主要长官，民政、民事兼领。节度使与汉代的州刺史由监察区演变不同，除了监察还兼军事，因此很快就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马殷身兼武安、武平等四军节度使，因此，建立了一个割据称雄的王国。

州以州刺史为主要长官，以别驾、长史、司马为之副，分管本地区的某些具体政务。县的主要长官是县令，设丞、主簿、尉。县令“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县丞，主管钱粮；主簿，主管一般事务和财务工作；尉，主管治安和催征钱粮。乡设乡长，里设里长。乡里协助县进行管理。乡、里长一般是本地大姓或首富，把族规和家法融进地方行政管理中。还有羁縻州县，一般置于少数民族地区。在行政管辖上，任命该族首领或当地豪强大家任刺史，可以世袭；在行政上保持半独立状态，政治上保持各族的自治权力。这种制度，有助于调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一定的作用。

楚国为了表示对佛教的重视，专门设置“僧正”一官。正，长官之谓也。僧正是王国管理佛教的长官。职掌与“住持”“长老”有别。“住持”是寺院里主持寺院者；“长老”是年长德尊僧人的尊称，也称“僧魁”。马希范时，洪道担任过报慈寺“住持”；僧人报慈是“长老”。

楚国作为五代十国割据政权，其法律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律令，如《唐律疏议》。后梁、后唐等朝代编纂的法典，如后梁《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光刑律统类》对楚国有重要参考价值。地方司法上，司法从属于行政，县的主要长官是县令，设丞、主簿、尉。县令“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

楚国以募兵制为主，也有征兵制。楚国募兵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捍卫宫禁而扩大军队，如马希范扩大亲军，一次竟募8000人。另一种是地方与王府争权而募兵，作为内战的资本。广顺元年（951年）九月，马希萼被其弟马希崇囚禁于衡山，却被衡山指挥使廖偃与彭师暠属辅佐为衡山王，大力“召募徒众，数日，至万余人”；加上廖偃的“庄户及乡人悉为兵”，声势浩大，马希崇亦为之惧。马希萼以此逼南唐封他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守中书令，镇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仍爵楚王。

楚国一般是以募兵为主，但也有征调制存在。那是马希萼兄弟争位之时，为了应付急需而采取的。乾祐二年（949年）秋八月，马希萼因不服立少废长之事，即马希范死后，由同母弟马希广即位，在兄弟马希崇的挑动下，“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号静江军，造战舰700艘，谋攻潭州”。调，征发、征调之意。按唐制，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要求身体强壮，身高5.7尺以上者从军。五代因之。马希萼在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不论是“丁”（成年曰丁，应是20岁以上），还是“壮”（古以30—40岁为壮），均加以征发，强制其充当炮灰，足见军阀混战之残暴。

从马希萼征调兵员、挑起内战之事可以看出，募兵制与征兵制是不同的。一是征兵是因急需兵员而征发，带有强迫性；而募兵强调自愿。二是征兵制只要符合应征年龄及身高者就行，而募兵制要从应募者中进行挑选，强调“勇力”“轻捷”“敢从”等条件。三是征兵制纯属义务，有的要自带口粮、装备等；而募兵制，募主必须供给武器、装备、资粮等。

五代按常制建置禁卫军，楚国亲军却有不断扩大之势。楚国因臣属于五代各朝，故禁卫军的体制大体相同。不过，楚国将侍卫亲军更名为牙内亲兵，侍卫步军更名为牙内步军，侍卫马军更名为牙内马军。“牙”通“衙”，“牙内”就是“王府内”。职掌完全相同，而“牙内亲兵”负责王国禁中，“牙内步军”与“牙内马军”则宿卫宫城。设立了都指挥使，负责府内外军事，成了禁卫军的统帅。一般都由儿子及亲信担任此职，如马殷统治时期，由第四子马希范及名将吕师周担任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萼在位时，由战将徐威任此职。牙内步军指挥使与牙内马军指挥使在牙内马步都指挥使的统一指挥下，除宿卫宫城外，常统兵作战，如马希广统治时期，其兄马希萼统率“群蛮进攻潭州时，曾遣牙内马年指挥使张晖反攻朗州，遣牙内步军指挥使韩礼“将兵二千人屯杨柳桥。”

楚国两代六王对后宫护卫的牙内亲兵，则往往另立名目，扩大编制。天福八年（943年），马希范曾仿后梁天雄节度使杨师厚而置“银枪都”。一方面扩大了编制。按“都”的建制仅有兵士1000人，一般不会超过“五都”。马希范所置“银枪都”有8000人，扩大为“八都”。另一方面是改变对象条件。杨师厚与田承嗣都是从军内子女中选募“骁勇之士”，以便“父子相继，亲党胶固”，作为心腹。而马希范却是“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充之。另外从装备上看，“银枪都”“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总之，银枪都只能摆看，作仪仗队，而不能起到护卫的作用。

马希范等之所以强化牙内亲兵，一般来说，应是“以备非常”，吸取了其父马殷上司武安军节度使刘建锋被部下所击杀的教训，扩充牙内亲军，增强防范力。另一方面，这也是主要方面，正如司马光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马希范置银枪都，乃是“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之故。他这样做无非是壮壮威势，显示牙内亲兵之盛而已。

楚国军事官职在所有官职中设置最多、最复杂，武职僚佐中最重要的有三种：兵马使职在治兵、作战，押衙职在亲从、禁卫，虞候在整军纪、刺奸滑；一司外，一卫内，一督查，三分其职，共治军务。兵马使以都知兵马使为最长，虞候以都虞候为最长，押衙常分左右押衙。楚国军号繁多，马、步、水诸军齐全，另外还置牙军，其长官称牙内都指挥使。《旧唐书》中关于“都指挥使”的记载在《乐彦顿传》中“彦被因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资治通鉴》中关于“都指挥使”的最早记载是“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大将军”。“都指挥使”是晚唐尤其是五代常见的武职。杜文玉认为“都指挥使从军事体制上大体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州镇之都指挥使，二是方镇之都指挥使，三是中央禁军系统之都指挥使，四是作为行军统帅之都指挥使”。他指出都指挥使是节度使所属最重要的将领，统帅军队，而诸指挥使中以马步军都指挥使和牙内都指挥使权任最重。杜文玉先生在对楚国兵制的研究中介绍，楚国有决胜、长直、衡山、强弩、战掉、义胜、银枪、静江等军队，诸军指挥使为各军队的指挥长官。

楚国官职中有“六军使”的设置，五代时期各政权的禁军常分为六军和侍卫亲军两类，六军之置是因袭唐朝，后梁有设左右天威、左右龙虎、左右天武、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军。《资治通鉴》卷二七六中记载，天成二年（927年）“楚王殷如岳州，遣六军使袁途、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将水军击荆南”，卷二七八中记载长兴三年（932年）“希声卒，六军使袁论、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因此有关楚国的史料中未见这些六军具体名称的记载，只见“六军使”，盖是隶属于霸府的一支军队抑或有着守卫节度使的重任。

楚国对中原诸王朝始终奉行“事大”政策，即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通过称臣、纳贡、接受册封等方式获取政治合法性。例如，马殷被后梁封为楚王，建立楚国；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六月，后唐明宗又封马殷为楚国王。楚国统治者通过这种形式上的臣服，换取了中原王朝对其政权的承认和庇护，从而在南方诸国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楚国与中原王朝的经济交流相当频繁。楚国通过发展茶叶贸易，允许百姓自由采茶卖给北方商人，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等地设置回图务，将茶叶运往河南、河北等地销售，换取战马等物资。同时，楚国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中原王朝则通过诏令允许这种贸易往来，甚至采取措施保护商路畅通。这种经济合作不仅为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增强了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楚国与中原王朝在军事上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楚国通过臣服中原王朝，获得了对抗周边割据政权的后盾。例如，楚国在面对南汉、杨吴等强邻时，可以借助中原王朝的权威来增强自身的威慑力。然而，这种军事上的依赖也具有局限性。当中原王朝局势动荡或无力干预时，楚国便难以获得有效的军事支持。例如，后汉乾祐四年（951年），楚国政权面临危机，马希广向汉求救，但因中原王朝内乱而未能得到援助，最终导致南唐乘虚而入，楚国灭亡。

中原王朝对楚国的册封和巡检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体现。册封不仅提高了楚国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也确立了其在辖域内的绝对统治。例如，马殷在位期间，后唐对其进行了多次册封，并赐予谥号及神道碑文。巡检则是中原王朝对楚国进行监督和干预的手段。通过派遣使者巡视楚国，中原王朝可以了解其内部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政策。例如，唐明宗时，应马希范之请遣张巡视楚国，以了解其内部情况。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与吴、南唐的关系以对立冲突为主，经历曲折发展。楚国与吴、南唐的关系定型于马殷时期。马殷所率军队主体为秦宗权和孙儒旧部，这些势力以劫掠著称，与淮南杨行密长期对立，双方战争不断、积怨深厚。这种宿怨直接影响到后来楚国与吴的关系，使得两者从一开始就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如开平元年（907年），高季昌遣将倪可福与楚将秦彦晖攻朗州雷彦恭，雷彦恭求援杨行密，马殷阻挡杨行密救援的战役。

刘建锋、马殷在湖南立足后，对杨行密的淮南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引起杨行密重视，潭州受到来自淮南的强大压力。马殷为稳固统治，采纳谋士高郁建议，确立抵御吴、臣事中原的事大政策。这一政策的确立过程，就是楚国与吴关系逐渐紧张的过程。天祐元年（904年）十二月，杨行密遣马殷之弟马賨回潭州连好马殷，遭到拒绝，楚国与淮南的敌对关系基本稳定。

楚国与吴围绕岳州展开争夺。岳州是楚国北部门户，对楚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吴楚双方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如开平元年（907年）六月，吴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等，将水军三万以击楚，最终被楚国击败。天成三年（928年），吴遣使与楚求和，楚王马殷遣归苗璘、王彦章，派许德勋为二人饯行。许德勋对二人说，楚国虽然小，但是旧臣宿将犹在，希望吴国不要对楚国发动战争。等到马殷死后，众驹争权之时，楚国才可图谋。

南唐时期，与楚国的关系同样紧张。南唐趁楚国内乱之机，出兵占领长沙，楚国灭亡。南唐灭楚后，派官员管理湖南，但因管理不善，又被马氏旧部推翻，南唐并未完全占据湖南。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与南汉的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缓和，再由缓和到紧张的过程，双方围绕疆域争夺展开长期博弈。楚国与南汉因疆域争夺矛盾频发。马殷全取湖南后，派大将吕师周兵发岭南，连连夺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这些地盘都在今日广西境内，意味着南汉依仗的五岭天险对楚国一方失去防御作用。然而，在封州之战中，楚国水师楼船全军覆没，元气大伤，攻守之势逆转。例如，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楚国与南汉因争夺容州和高州发生冲突，楚国在冲突中失利，刘䶮取容管及高州

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后梁遣使调解楚国与南汉的矛盾，为两者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乾化三年（913年）十二月，南汉遣使至潭州与楚国联姻，并在贞明元年（915年）八月正式结成姻亲关系。联姻之后，楚国与南汉间的战争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长达十余年的和睦相处，双方使节往来不断，终五代之世，两国一直用甥舅相称。

马希范统治后期，楚国走向衰落，内争激烈。南汉对楚国“怀吞噬之志”，趁楚国内乱之际，积极寻求扩张机会。乾祐元年（948年）八月，南汉刘晟遣钟允章以求婚为名至楚探听虚实，被楚王希广拒绝后，南汉主怒，认为马氏兄弟争位，无暇对外，是其进取之秋。随后，南汉出兵攻占贺州、昭州等地。乾祐三年（950年），南汉又联合南平、淮南援助朗州马希萼，共同对付马希广。在南唐攻灭楚国之际，南汉趁机夺取了楚国岭南所辖各州，据有楚国的岭外之地。

五代十国时期，楚国与南平（荆南）的关系复杂多变，经历从军事冲突到合作依赖，再到后期南平介入楚国内争的演变过程。开平元年（907年）六月，马殷为缓解北面压力、消耗朗州雷彦恭力量，在雷彦恭请求下出兵攻荆南。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楚兵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后改为高季兴）引兵屯公安，绝其粮道，雷彦恭败，楚兵亦走。开平二年（908年）八月，南平遣兵切断楚国朝贡之道，引发两楚军事对峙。楚王马殷遣其将许德勋将水军击之，到达沙头，高季昌害怕而请和。贞明五年（919年），马殷再次对南平进攻。楚人攻南平，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领洪、吉、抚、信步兵自浏阳前往潭州，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领水军攻复州。刘信等率军至潭州东境，楚兵放弃攻打南平退军。

天成二年（927年），高季兴叛，后唐发兵讨伐。南平遭受损失，高季兴卒，其子高从诲继掌南平事务，抛弃其父投靠杨吴的策略，转而侍奉中原王朝，这一转变由楚国协助完成。高从诲谓僚佐曰：“唐近而吴远，非计也。”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又遗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求保奏，复修职贡。丙申，元信以从诲书闻，帝许之。楚与南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和依赖，这种关系是在两者与中原王朝都保持臣属关系的前提下实现的。楚国一方面需要通过南平保持与中原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存南平作为屏蔽以确保自身不受中原王朝的直接威胁，在这种友好关系中，南平更多地占据主动地位。

南平的高季兴为了削弱楚国，施计离间马氏父子与高郁的关系，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马殷，马殷不听，于是派遣使节给节度副使、知政事马希声书信，大加宣称高郁的功名，愿与高郁为兄弟。使者言于马希声曰：“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孙之忧也。”希声信之。高季兴的离间加速了高郁的被杀，不久马希声就“污郁谋叛，并诛其族党”，导致楚国“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

乾祐三年（950年）十月，马希广上书后汉，称朗州自闻当道抽退已来，狂谋益甚。又探得南平继差人下淮南与广州三处结构，南平欲取澧、朗州，广南攻桂州，淮南的吴欲取湖南。兼即日淮南支鄂州管内租税，衷私令南平。从马希广奏文可以看出，南平直接参与了马希萼兄弟的夺权斗争，不仅从经济上对朗州予以援助，而且还积极联合其他力量对付潭州，甚至直接出兵援助朗州攻打马希广。

据史料记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由于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的政策。楚国时，以水稻为主粮地位的粮食种植业已形成。1979年在澧县八十垱发现8000年前的古栽培稻，说明湖南种稻历史悠久。楚国统治时期，洞庭湖滨及湘、资、沅、澧四水的中下游，土地肥沃，雨水充足，稻谷生长快。如比较落后的奖州（今湖南芷江），在石处温任刺史时，“常积谷数十万石，前后累献军粮二十余万石”。所以，马氏征收赋税时，都是赋米，如湖南的身丁米，“由马氏科征民间采木，不以贫富，计丁取数。”龙德元年（921年），马殷曾“取永、道、郴诸州民丁钱绢米麦”就是证明。文昭王马希范建天策府后，消耗甚大，也“加赋国中”，“大县贡米三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也是赋米的。

湖南生产的粮食以稻米为主，也种麦。南方实行一年两熟制，秋茬主要是麦。因麦喜寒忌湿，南方种麦实属不易。不过，湖南在五代也种麦不少，诗僧齐己在《暮游岳寺》中说：“回首何边是空地，四村桑麦遍丘陵。”说明潭州种麦较为普遍。楚国始创的“身丁钱”中亦提到过征麦一项。南方为了防止因旱、涝而致粮食歉收，也种粟（即小米）。《湖南通志物产》云，湖南“沅湘间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木，纵木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粟有粘糯两种”。

楚国还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是纤维作物中的木棉、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及饮料作物中的茶。马希范在装饰宫殿时，“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木绵又称木棉，不属草本，而属木本棉花。东晋的裴渊《广州记》所记的“古终藤”谓“橦木”或“桐木”，即木本棉，说明广西至迟在东晋有木本棉花。这种木棉能织布，即“桂州出古终藤，结实于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染为斑布”。木棉布又叫吉贝布，《古今图书集成·浔州府物产考》云：“吉贝布，一名郁林布。”原产东南亚，后传入中国，广西邻近东南亚，最先传入吉贝布是很自然的事。五代的楚国种植木棉织成的吉贝布很精致，曾作为贡品。

湖南所产茶叶早就有名，如岳阳的邕湖茶，衡山的南岳茶，在唐代就成为贡品。马殷在谋臣高郁的建议下，鼓励农户种茶。一方面听民种茶，听民售茶，而收取其“茗算”；另一方面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业货栈），将茶叶运往河南、河北，换回丝织品及战马，“茶利几十倍”。

此外，楚国的甘蔗种植也很发达，据说当时的甘蔗种类颇多，有蜡蔗、荻蔗、赤昆仑蔗之分。《十国春秋》记载说：“鸡狗坊卒长未详其姓氏，当马氏时，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

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这是扩大原有水库的储水面积。龟塘今名圭塘，在长沙市东郊树木岭。楚国还在各地造塘蓄水，如在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市）的衡阳县西修建了马王塘，“大可百亩，为五代时马殷所凿”。在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的沅陵县西北30里处修建了莲花塘。在湖南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市）的武陵县西南与东南，即沅水两岸，由后唐副使沈如建“垒石江边”，分别修了上石匮与下石匮，“以御水势”。

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推行租佃制。无田少田户当然要佃耕地主的田地才能维持生活，如诗僧齐己“益阳人，本佃户胡氏子也”。十八学士中的何仲举，“家贫，输税不及限”。所谓“税”，谓收其田人也。天策府学士何仲举家田太少，可能还佃一部分田耕种，看来也是佃农出身。大官贵戚有田必出租，如后来发迹的周行逢在武陵老家有不少田地，他自己“不事家人生产”，而妻严氏便将田出租，“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依附马氏的郴州刺史彭玕家田产不少，为兴“义师”，曾“破家鬻产”，其田也应是出租为主。同时，楚国继续奉行唐代出租官田的方式，实行“募民种田”，保证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使用权。

官田，是一些闲置野田与犯罪者没纳之田。这是马希范时期赋敛太重造成的，“用度不足，因加赋国中，王（指文昭王马希范）每遣使者行田，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马希范既要大兴土木，过奢侈腐化的生活；又要镇压五溪地区土家族人民的反抗，在常税之外，逼“大县贡米三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以抵之”。各地官吏便将此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人民苦不堪言，只好背井离乡。天福八年（943年）马希范设营田使，并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这样做的实际效果，至少做到了耕者“自存”，野田不荒，增加了粮食总产量。但这次营田不理想，“民舍故从新……自西徂东，各失其业”。营田乃唐后期制度。所谓“营田”，乃“盖缘边多隙地，蕃兵镇成，课其播殖以助军需，谓之屯田。其后中原兵兴，民户耗减，野多闲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开置，名曰营田。行之岁久，不以兵，乃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复有主务败犯法之家，没纳田宅，亦系于此”。楚国实行募民营田，除了大部分是自耕农、佃农外，当有有耕牛、种子的“强户”在内，实际上他们成了“二地主”，剥削无地和少地的贫农。由此看来，募民种田，实际上也是一种租佃制。不过，招募的营田户与租佃制下的佃户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虽然同是有契约关系，但租佃制是佃农与地主田庄有契约，是封建地主私有制下的租佃关系；而营田户是与封建政权有契约，是一种国有土地制下的租佃关系。二是租佃制下的佃户要将收获物的几成缴纳给地主，至少是50%，有的甚至要交给地主70%—80%；而营田户不同，如果属垦辟者，5年不交租税，有的“官给牛及种粮”。然而，不管是佃户还是营田民，都是封建政权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对恢复与发展生产，使国内安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湖南的纺丝业素来就不发达。马殷统治湖南时，文臣高郁建议马殷鼓励种桑养蚕，刺激丝织业的发展。《十国春秋》称“湖南不事桑蚕，（高）郁劝王令输税者以帛代钱，由是机杼大盛”，又称“湖南民素不习蚕桑事，至是机杼遂絜于吴越”。从“不事桑蚕”至“机杼大盛”，乃至于“絜于吴越”，说明楚国丝织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大规模发展、直至与吴越一带的丝织业相抗衡的发展过程。

五代十国时期，棉纺织业在北方较为盛行，楚国统治湖南时期，棉纺织技术传到南方，经楚国的推广，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据史料所载，在楚国棉纺织品被用于宫廷作地衣。唐代是用丝织物作地衣的，唐白居易写道：“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此诗可证唐人用丝织毯为地衣。至楚国时期，马希范在长沙广修宫殿，殿中地衣“秋冬用木棉”，即以棉织物为地毯。此外，楚国对外进贡也多用棉布，如天福三年（938年）和天福六年（941年），楚国两次贡晋吉贝布（棉布）各3000匹。

楚国的丹砂开采业十分发达。丹砂别名为“朱砂”，是一种棕红色颗粒状的彩石，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湖南主要盛产于辰州、长沙等地。朱砂在古代主要用于建筑涂料、炼汞、绘画、制药等。楚国因地制宜，发展“丹砂”开采业，并广泛运用于各类宫廷建筑。马希范主楚时，曾在长沙城中大兴土木，这些建筑即使用了大量的丹砂，其中天策、光政等十六楼和天策勤政等五堂，“率用丹砂凡数十万斤”，丹砂“非卒致之物”，开采有一定的困难，马希范修宫殿时，长沙“东境山崩，涌丹砂如丘陵，于是收用之”。此外，楚国的丹砂也作为贡品输送中原。天福六年（941年），楚国即贡后晋朱砂500斤。

楚国铸造的铜镜也非常精良。这时，唐式凸缘素镜、高缘弦纹镜、海兽葡萄纹镜相继出现。新型铜镜的铸造趋向轻薄，工艺趋向粗放，模铸后往往用刀凿加工，镜钮变小，而铜质仍具有唐式质坚光亮的特点。除方形、圆形和花形镜外，亚字形镜显然更为流行。而从当时全国看，楚国长沙等地方铜镜铸造工艺更有地方特色，其最著名的铜镜为纪年铭文镜。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存于湖南省博物馆的有长兴三年（932年）马希范镜和开运二年（945年）马希广镜。

湖南地区的窑址著名的有长沙窑、衡阳窑。长沙窑（一名铜官窑，或名瓦渣坪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窑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县五堂乡兰岸嘴、瓦渣坪、都司坡一带，方圆数华里。长沙窑是釉下彩的创始地，产品以釉下彩和模印贴花为主要特征。其中宝石蓝单色釉与乳白色蓝彩釉别具风格。胎质大部分呈灰白色，少部分呈肉褐色。造型多模仿花果和动物形状。釉色种类较多，除单色青釉、黄釉、酱釉、黑釉、白釉、绿釉、蓝釉外，还有黄地绿彩、黄地酱彩、黄地褐彩、黄地三彩和白地加其他彩釉（如绿彩等）。青釉、褐釉是由氧化铁呈色，绿釉、蓝釉是由氧化铜呈色。不过到了五代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一些单色釉和青釉瓷，精品少，不但没有创新，且质量下降，缺乏竞争力。如长沙窑出土开平三年（909年）黄釉刻花枕、贞明六年（920年）的黄釉枕、天成四年（929年）黄釉碾槽，制作较为粗糙，纹饰也较简单。

衡阳窑是1973年发现的。位于衡阳市北郊沿河两岸：西岸主要窑址有泥基台、瓦子堆、窑堆3处，产品以碗、碟为主；东岸窑址主要分布在茶山乡金甲岭的梁家河、浏阳河、江家河、罗汉寺、贺家港一带，梁家河、浏阳河以烧制壶为主，江家河、罗汉寺一带以碗、碟为主。碗小部分为平底，大部分为圈足，多敞口卷沿；高足杯印有团花；碟也有平底和圈足两种，敞口卷沿或作瓜棱形，底部有压印蝶纹图案；壶类有喇叭口式，扁腹，个别有双管式壶嘴。还有坛、罐、碾槽等。胎色灰或灰紫。釉色有豆虾青。窑具有匣缽和环形支座。

另外，岳阳鹿角窑、衡山窑、零陵窑、耒阳窑、益阳羊舞岭窑、湘阴营田窑等窑场其时正在兴起。

楚国的金器、银器、漆器等手工业也十分发达，楚国制造的金、银、漆器不仅成为楚国贵族的奢侈品也成为贡奉中原的重要贡品。天福三年（938年），楚国贡后晋御辇一乘，金漆柏木镂金花版，银装真珠车、银沙锣四十面，重2000两；天福六年（941年），楚国贡后晋金、银器及方物，别进漆器万余件；天福七年（942年），楚国遣使贺晋重午节，贡白金、茜绯簟、扇等物。乾祐元年（948年），楚国贡后汉金银雕床、银器千五百两；乾祐二年（949年），楚国献汉白金15000两、银食器68件。这些金、银、漆器被当作贡品大批量地送往后晋和后汉，表明湖南的奢侈品手工业制造已经相当发达，并达到一定的规模。

楚国时代长沙的造纸业应是相当发达，长沙的造纸除自用外，大多进贡给后汉等宗主国。北宋取湖南后，于开宝五年（972年）下诏“潭州岁调纸百七十八万余幅，特免十年”。楚国统治湖南时期，长沙每年向中原王朝的进贡纸张就达到年178万多幅，可见楚国时长沙的造纸业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楚国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政权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鼓励进出口贸易的措施，招徕各国商人。《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由于楚国重商政策，那时的潭州已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楚国提高商人的地位。马殷父子是被时势推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只希望湖南地区的安定，因此推行道家的无为政治，“息民礼士”，为商人经商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茶叶贸易是楚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马殷治理湖南的一项十分突出的政策，而茶税也成为楚国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楚国对外的茶贸易，分为官营与民营两种。湖南的茶叶生产在南朝时就有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到隋唐时关于湖南产茶的记载就逐渐增多，如“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时山……山多茶树”；“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楚国要北上贸易，只需借道南平即可。南平国主高季兴地狭、兵弱、民贫，在南汉、闽、楚各国称帝后，即对其上表称臣，以得其赍赏，维持商贸往来，因此楚国茶叶北销畅通无阻。再者，南面的南汉虽然也产茶，但其国主刘䶮的兴趣主要在练兵和海外贸易，对茶叶北销的需求并不迫切，这也给湖南发展南北茶叶贸易以机会。故而，高郁对马殷建言：“请听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赡军。”

开平二年（908年），马殷奏请后梁在汴州、荆州、襄州、唐州、郢州、复州设置回图务，即所谓商业货栈。它既是湖南茶叶北销的转运货栈和旅店，又是茶叶销售站。楚国组织商人从楚地收购茶叶后，再到各回图务转卖给北方的商人。其经营的业务有两部分：一是茶、缯纩交易，二是茶、马交易。前者主要与黄河流域河南、河北等地的商人交易，后者则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易。据考证，“唐末北人南迁亦过洞庭湖”，且“湘江……先后流经永州、衡州、潭州，最后在湘阴注入洞庭湖，沿途有众多支流相连，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成为湘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路线之一。当时商人北上大概就是沿湘江经永州、衡州、潭州、岳州，穿洞庭过长江，入汉水，进入荆襄地区，再由陆路到达中原。楚国每年向后梁贡茶二十五万斤（后逐渐减少），每年的茶税达百万之数。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石敬瑭对淮南用兵时，马希范以“大茶三万斤”助军饷，可见茶税之利和楚国的茶叶销售额之大。

另外，楚国商品经济的发达，具体表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极原始的纸币，即“市肆以券契借垛交易”。“券契”是一种交换媒介，是纸币的雏形。它由政府规定面额，赋有货币的职能，一进入流通领域就有了价值，能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垛”是指储存商货的库场。看来楚国商人的交易量颇大，他们凭借“券契”在商品仓库中进行，有如批发一样。

楚自在长沙建国后铸铜、铁钱并行。乾化元年（911年）冬十二月，“是时开冶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铜质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注引董逌《钱谱》曰：“马殷据湘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铸‘天策府宝’”。后因为了敛钱，竟铸铅、铁钱。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马殷见“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则每枚值3铢多。不久，“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以九文为贯，以一当十，‘乾封钱’，其文自上而右而下而左，独泉字作篆文”，则一枚铁钱值300铢20参（按唐“开元通宝”铜钱每枚为7铢2累，10枚重一两，则每枚铁钱值铜钱4两多）。

解放以来，在长沙近郊发掘五代300多座楚墓，近半数墓葬出土了楚王马殷铸造的“天策府宝”或“乾封泉宝”铁钱，但出土时多已锈蚀，大小轻重略有出入。一般铁币直径3.8厘米，背面有一天字。长沙近郊柳家大山古墓中也出土了五代铁钱。由此证实，马殷确曾铸铅铁钱。

马殷铸铅铁钱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样，湖南的土产有了销路。因为铅铁钱只“流行境内，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辄易他货去，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另外，天下商贾“所资宝货（指钱）入境者”，只能换成铅铁钱在湖南市面上进行交易。

楚国的“国用不足，因加赋国中”。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唐德宗开始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租庸调制。所谓两税法，即按每户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季缴纳。五代十国时期实行的依然是两税法，五代虽然承袭了唐朝的两税制，但实际内容应有所不同。五代时期的赋税也重于唐代。因无楚国赋税制度的具体记载，故只能以五代的情形为准，楚国应与此不相上下。楚国要求所交的赋税用布帛代替钱币，湖南的纺织业亦由是大盛。然“（马希范）复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外，大县贡米三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以抵之”，由此可以判断楚国赋税以征米或布帛为主。

关于楚国统治时期的人口，史料无征，只能作一般的推算。第一种推算，楚国所辖的29州、府、监，以《新唐书》卷37《地理志》所记唐代人口予以推算。除开今广西、广东所辖之州外，楚国时的湖南有户21万，人口达110万。这个数字比《旧唐书》卷39《地理志》所载天宝元年（742年）的湖南人口数95万要多。

另一种推算，据《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列传》载：“周氏镇湖南凡二世八年。是役也，宋得州十五，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此乃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的户口数字。如果每户以五口计，则为50万口。比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的42万人口有所增加。如果加上南汉占领的16州、监的人口为374594人，也将近90万，接近于天宝元年（742年）人口的水平。

楚国经学主要依托佛家寺院而传承其绪。当时，楚国经学最盛之处应在岳麓山麓山寺。南宋欧阳守道曾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在主持书院期间曾写过一篇《赠了敬序》，文中记载可知，在五代楚时期，麓山寺的僧人虽然传扬佛法，但他们兼通内、外之学，特别注重儒家经学的传播。僧人智璇和另一热心儒学的僧人，专门从寺院中分出一部分地方建立屋舍，收养儒生。当时南方经典很少，智璇还专门派遣僧人到经学发达的长安去购买经书，从此，长沙的儒士得以有学校读书，得以有书可读。智璇等人的努力，不仅为长沙经学传播传承了薪火而且也为宋代岳麓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南岳的僧人也开办经学教育。据《旧五代史》载，后唐王镕被祸前夕，其次子昭晦因为年幼被军人带出府第，适逢楚国的纲运使李震准备回湘，军士遂把王昭晦托付给李震。后来李震把王昭晦带到了湖南，“既至湖湘，乃命依南岳寺僧习业，岁给其费”。王昭晦在南岳寺僧那里从事的学业却并不是佛教教理，而是儒家经典。

总之，在楚国，佛教寺院和家庭教育是经学传播继承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经学在绵延不断的战火中，得以传承香火，余脉不断。隋唐五代史学比较发达，其时朝廷设置史馆，加强了对史书编修的管理；史书编修不断增多，官修史书达到8部。此外，史学理论也趋成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史学继承了唐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史学有一定的发展。在楚国内，较为著名的有石文德。

石文德，连州人，以文学见长，天策府学士刘昭禹推荐入楚为官，马希范时授水部员外郎，出为融州刺史。他“酷好学博览坟史，经目不忘，常读范晔《后汉书》，摘其瑕数百条辨驳之，识者谓《史通》不能过也”。除纠正《后汉书》错漏百余条外，据洪迈《容斋随笔》所言，石文德还撰有《唐朝新纂》三卷。此书《文献通考》《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均有著录，今该书已佚，无从考其内容，但宋元之际陶宗仪《说郛》将该书列入《小说类》，大约不是严谨的史书。

楚国能招揽文士，同时，马氏各王及家属均能写诗、吟诗。马殷长子马希振就是代表，“工诗句，耽吟咏。常延诗僧虚中于斋阁，酬答不厌”。马希范“好学，善诗文”，招纳文士。马希广重文士，但有时对文士的意见“当断不断”。马希萼团结文士以夺位，但胸襟狭窄对另一方的文士予以杀戮。马希崇利用文士而夺了权，但不注意“文治”。同时，前文提到过，湖南在五代十国时已涌现了很多诗人和学者，早已形成了士林学风的氛围，马氏父子不能拂众意而另搞一套，只能顺应这种形势，把文士们拉向自己这一边，为巩固自己的天下而服务。

由于马希范给文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逐步形成了关系密切的文人群体。李调元的《五代诗话》曾有过统计，以诗著名的楚国诗人就有长沙的徐仲雅、曾弼，衡山的欧阳彬、廖融、狄涣，衡阳的曹崧，攸县的陆蟾、张子明，朗州的李宏皋，郴州的李韶，营道的何仲举、蒋钧，零陵的蒋维东、蒋密，祁阳的路洵美、伍彬，湖湘人王鼎等18人，非湖湘籍的诗人有廖匡图、廖匡齐、戴偃、刘昭禹、石文德、邓洵美、王元、翁宏等13人。《五代史补》还提到“先是，湖南尤多诗人，最显著的有沈彬、廖凝、刘昭禹、尚颜、齐己、虚中之徒”。经过马希范的培养与提拔，分别形成了以长沙、衡山为中心的两个集团。这批文人学士发展了自马殷创始以来的楚文学，成为湖湘文学中一个不可少的部分。传世的《全唐诗》中，马希范十八学士里的刘昭禹、李宏皋、何仲举、徐仲雅4人就留下了诗18首、句21。可惜大多学士的诗作已散失。除诗词外，楚国的歌谣与石谶特多而流传甚广。这些虽属百姓小巧之作，但一般都起着针砭时世、隐喻现实的作用。

楚国统治的地区盛行的是佛教的禅宗南宗。禅宗创始于中唐，盛于晚唐、五代。有的统治者为求长生不老而重视佛事，尊重沙门。如文昭王马希范曾请教报蒸长老：“吾于富贵固无遗恨，但不知者寿耳吾师以为如何？”报慈答曰：“大王无忧，当与佛齐年。”马希范以为其寿无穷，可惜死时“止于四十九”。另外，有些士家子弟与知识分子在仕途无望之下，想通过佛事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求得从官路上得不到的东西。如诗人齐已家穷而剃度出家，因平时爱作诗，和王侯及其他诗人在一起，获得了“诗僧”的称号。有的僧人巴结官府、权贵，也是楚国佛教繁盛的另一个原因。如住在湘西栗成寺的游方僧虚中，与马殷长子马希振“情好甚笃”，相互吟诗，“不以为忤”。有的统治者为了装饰门面，征请有道高僧参与朝政，表明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马希范在天福（936—944年）中，相召“报恩寺住持”，征请“大为时人所重”的衡州石羊镇山谷中的高僧洪道，并督责州县长官催促。洪道见因其藏匿而致官府扰民，遂出为国师。更重要的是人民厌恶军阀混战，苦于苛捐重敛，无法自存。除一部人挺身而起，舍身反抗之外，不少人剃度为僧，既免赋役，又保全了性命。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在马殷的支持下，楚国创建了开福寺。开福寺坐落在长沙北湘春门外二里许（即今长沙市开福区新河附近）。初时住僧达1000人。马殷儿子马希范继位之后，在此大兴土木，营建了嘉宴堂、祓禊亭等非常奢华的园林建筑，作为达官贵人饮酒游乐之所。马希范还把嘉宴堂的一部分施舍给保宁和尚作为佛寺。开福寺信奉佛教禅宗南宗中的临济宗，而马殷所奉的应是临济派。楚国有建寺以感谢佛祖底佑之意，并假借佛力，把百姓引向此途，起到安定人心、恢复经济、巩固马氏统治的目的。马殷之子除衡阳王马希声外，其余大多信佛。

广西贺州富川的马殷庙由两庙（马楚大王庙、马楚都督庙）一桥（钟灵桥）组成，为祭祀马殷而建。设计者就地取材，将庙中的一个大型生根奇石辟为托柱石礅，石礅座上的120根粗大木柱，高高擎起，雄浑挺拔，承受着庙宇的重托。因而，马般庙也被称为“百柱庙”，而最玄妙的是其中44根为悬柱。工匠用悬柱解决了构造上、力学上以及美观上的难题，通过结构的关系把重量传到了承重柱上，悬空柱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此庙建成后即成为建筑史上的传奇。

马殷统治时期，对湘西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以怀柔为主、军事征服为辅。开平四年（910年）冬十二月，“辰州蛮宋邺寇湘乡，州蛮潘金盛寇武冈”，马殷命昭州刺史吕师周统率衡州兵5000人镇压。乾化元年（911年）春正月，吕师周率军深人飞山洞攻袭潘金盛，活捉潘金盛并杀之于武冈。接着，吕师周移兵攻击宋邺。乾化二年（912年）春二月，辰州蛮宋邺、溆州蛮昌师益帅众投降。马殷对待他们十分优待，封宋邺为辰州刺史，封昌师益为溆州刺史，目的是利用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求得楚国边境的安定。事后，这两州状况大有好转，不过，时有反抗之事发生，如龙德元年（921年）秋七月，“辰、溆蛮人寇”，既无首领，又无战斗力，马殷命姚彦章讨平。另外，梅山蛮在贞明四年（918年）秋八月，曾在韶州反抗，马殷守将樊须将其击跑。总之，在马殷一代，少数民族地区总体而言还算安定，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

此外，楚国对五溪诸蛮除了以军事征服为先导外，还采取了笼络、怀柔的手段来巩固军事征服的成果。楚国之所以采取羁縻政策，是因为五溪地区存在严重的闭塞状态，楚国割据政权难以控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南下湖湘，与洞庭湖区的土著“荆蛮”的一部分融合起来，楚人成为了主体民族。到了秦汉，尤其是东晋南朝时期，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湖南广大江湖平原地区成为了中原汉人和楚人的聚居地，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而少数民族向西部、西南部的丘陵和山地迁徙。到五代时期也如此。湘西北的少数民族，可以这样说，在沅水流域的主要是苗，瑶等族先民，在澧水流域的主要是土家族先民。从文献记载看，仍称为“蛮”“僚”“徭”，并冠以活动集中的地区为名。主要有：

武陵蛮分布在武陵县，即今常德市西南和桃源县地。在五代时期，主要以雷满（苗族）父子为首领。

石门蛮：属“武陵蛮”的一部分，主要在石门，约今石门县和张家界市、慈利县。五代时，以向（土家族）为首领。

辰州蛮：属“武陵蛮”的一部分。楚国时，以宋邺为首领，主要分布在沅陵、卢溪、辰溪、溆浦等县，即今沅陵、吉首、花垣、泸溪、辰溪、溆浦等县（市）地。

锦州蛮：属“武陵蛮”和“五溪蛮”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卢阳、招谕、洛浦、渭阳等县，即今麻阳、凤凰、保靖等县及贵州铜仁地区。

溪州蛮：属“武陵蛮”与“五溪蛮”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大乡、三亭等县，即今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县地。

溆州蛮：属“五溪蛮”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龙标、朗溪、潭阳等县，即今怀化、洪江及黔阳、芷江、靖州、会同、通道等县地。楚国时，以潘金盛、昌师益为首领。楚国亡后，符彦通、杨正岩先后为溆州蛮帅。

奖州蛮：属“五溪蛮”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峨山、渭溪等县，即今新晃及芷江一部分。

飞山蛮：属“五溪蛮”的一部分。主要聚居在朗溪县，即今靖州、绥宁、城步等县地。

武冈蛮僚：属“五溪蛮”和“零陵蛮”的一部分。主要分布于武冈县，即今武冈、洞口、城步、新宁、绥宁等县地。

另外，湘南、湘中部分地区也有活动的蛮、瑶。“梅山蛮”主要分布于益阳、邵阳、湘乡等地，以安化境内的梅山得名。桂阳监徭，聚居在桂阳监境。长沙郡还有“莫徭”，洛浦县有“仡僚”等。

楚国地方乡绅妇女穿着简单，如周行逢妻严氏押佃户送租入城时，“衣青裙”。湖南妇女有穿石榴裙的，但一般“悉著不缝裙，名曰‘散幅’”。湖南人注重头发样式及头饰，虽记载稍缺，但应与周边割据政权的人们差不多。马希范喜戴朝天幞头（也叫折上中），二脚上翘，“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五代后期，这种幞头后垂二带变成硬翅，向两侧平举。

楚国妇女特别注意梳妆，妇女一旦成年，就要在发髻上簪笄，叫“及笄”，老年妇女也如此。长沙近郊解放后挖掘的楚国墓葬出土了不少银簪，一般系一根长长的银丝锤打而成，并在中间切开，一端连在一起；一端分为两片，未切处饰以菱纹。妇女讲究用粉扑面，长沙近郊五代楚墓出土有鎏金刻花铜粉盒。

在楚国等级婚姻的大背景下，也存在着历代各种婚姻制度的残余。一是姊妹婚。这是原始社会对偶婚的遗习。楚国时期邓洵美的三个女儿同嫁于卢氏就是这种婚姻。二是蒸报婚。蒸婚是父亲死后儿子可妻后母；报婚是兄及叔死后，其弟或侄儿可妻寡嫂或婶母。史书记载，马殷死后，文昭王喜淫，对“先王妾媵，多加无礼。”表面上看是妻其后母，有蒸婚性质，但实际上与蒸婚有别，因为当时蒸婚合法，下不合法。三是多夫多妻制。唐五代时期，这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普遍现象。马殷的妻妾见于文献的有3个，但他有30多个儿子，其“妾媵”应是不少。文昭王将士庶家有容貌的女孩“强委禽焉，前后数百人，犹有不足之色。”

王室婚姻的进行方式，至少应有两个步骤。一是求婚。先派使者求婚，允许后就定婚。二是结婚。先由男方亲自来“逆妇”然后女方派亲属护送至男方成婚。马殷两女的出嫁均是如此。一般民家结婚，这两个环节中一个也不能少。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