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型政府（又称企业家政府、企业性政府）是由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公职人员组成的政府部门，旨在通过引入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方法提升政府效能。其核心特征包括顾客导向、成本控制、质量提升及市场竞争机制应用，属于新公共管理学的核心理论范畴。该概念由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1990年代出版的《改革政府》中系统提出，主张以市场导向重构政府管理模式。该理论构造的最现实意义在于探索了绝对权力与民主共存的可行路径，其核心措施包括权力下放、绩效评估等内容，成为克林顿政府重塑运动的理论基础。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即以企业型政府理论为指导发动了一场历时8年的政府重塑运动，主要措施包括倡导顾客至上理念、删除规章制度、下放权力、推动绩效评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等。该理论为探索政府行政改革提供了框架参考，其理念与实践在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深圳市罗湖区借鉴企业合同管理理念推进政府合同监管改革。学术界对其概念存在理解分歧（有学者主张作为取代官僚制的新范式），但普遍认可其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分析指出，该理论倡导的顾客导向理念在伦理上存在将公民角色简单化为顾客等问题。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对企业型政府的讨论持续进行，有观点认为从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言，运行企业型政府模式的时机未成熟。中国政府从“企业型政府”转而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

所谓企业型政府，并不是要把政府作为企业来运作，因为二者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别，而是指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更有效率和活力，并成为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改革的主导理论。这一理论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他们合著的《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的基本原则，并认为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终将会代替传统的官僚主义模式。

企业型政府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改革的主导理论。以美国为例，1993年克林顿政府以该理论为指导发起了为期8年的“政府重塑运动”，目标是使政府变得工作更好、花钱更少、更加进取和勤政，主要措施包括倡导顾客至上理念、删除规章制度、下放权力、推动绩效评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等，改革取得了裁减人员、节约开支、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成效。该理论的意义在于为面临财政和管理危机的政府提供了一种以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创新的思路，旨在提升政府的效率和活力，其核心在于运用企业家精神（如创新、敬业、合作、诚信、服务等）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策略，通过重视成本效益、强调顾客导向、引入市场机制与竞争、授权管理、鼓励创新等方式，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率、有效能、有活力的公共部门。

在中国，企业型政府的理念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实践探索。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可以学习企业家精神来构建更具服务、创新和合作精神的政府。同时，需结合中国行政环境，审慎借鉴其经验，注重完善效率、监督、奖惩等机制。此外，中国的政府建设目标也从早期的借鉴“企业型政府”思路，进一步发展为明确构建“服务型政府”。

企业型政府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该理论在强调效率、市场和顾客导向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公共价值、公民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的争议与反思。

企业型政府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对数十年来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检讨与反思，也是对新时代、新环境的自觉调适。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转移、政府权威的日趋下降、工商企业再造经验的传播、信息技术的普及等因素，构成了政府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政府职能扩张和规模膨胀所导致的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则成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企业型政府的直接动因。这一理念的兴起与20世纪后期全球性的政府财政萎缩、信任与效率危机密切相关，并成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之一。面对这一形势，传统官僚制严格的等级制线性结构、对法律的过度崇拜、过于细致的专业分工显得日益僵化，力不从心，这进一步构成了行政改革的体制原因。企业型政府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组成，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的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并有效运用资源提高政府的效率。这并非要把政府作为企业来运作，而是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管理方式，使未来政府更具有回应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综合来看，企业型政府通常具备重视成本效益关系、强调顾客导向、强调市场机制并重视选择和竞争、授予权能、创新与改革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具体体现在其运作方式上，例如：对于企业型政府的核心特征和价值取向，作者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建构服务型政府必须形成企业家“顾客至上”的理念；重视成本收益分析；要侧重于掌舵而不是划桨；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放松规制，激发创新精神；减少层级数量，贴近民众。在战略与策略制定上，围绕目标和角色定位设计组织流程，分析其有序竞争和绩效管理的行为诱因，回溯“以足投票”的责任机制，构筑控权体系，重塑组织文化。需要指出的是，有观点认为，尽管企业型政府理论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启示意义，但由于特殊的行政环境，其完全适用的时机还不成熟。当前更应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着力完善效率、监督、奖惩等机制。继而在对企业型政府进行模式比较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组织结构扁平化、行政事务治理化、运作制度化等方面对建立企业型政府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全面分析，科学地建构了企业型政府模式的理论体系。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定位：掌舵而非操桨。如果将市场经济比作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政府的角色应是把握船的方向和速度而非亲自去划船。这意味着政府职能应从“无所不为”转变为将核心精力用于宏观调控，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

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要强调治理的分享与权利的分享，要充分授权与授能，这一理念与企业型政府理论所倡导的“授予权能”特征，以及新公共管理中“转向部门分权”、“授权给管理人员”以实现绩效目标的要点相契合。将政府服务的重心下移，通过对基层的授权达到对基层的授能，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与执行能力。

竞争是企业的发展之源、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府的管理也应通过引进竞争来提供多样化服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企业型政府理论强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其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同时，该理论倡导“顾客导向”理念，将政府服务的对象视为顾客，并制定服务标准。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府重塑运动即将“倡导顾客至上理念，制定顾客服务标准”作为核心措施之一。

企业产品的核心、营销策略的选择都取决于顾客的需求，政府的管理不能是自愿自理、自我欣赏，而应遵循政府服务的对象一一公民的需求。

好的管理者是把问题解决在其发生之前，而不仅仅是出了问题如何解决，应提高政府的预警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

企业型政府的关键词可以总结为资源、竞争、成本、效率和率和效能是指企业和政府都应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效能则是指实现目标的程度，政府应强调规划管理、目标管理。

企业型政府重塑10原则

根据Osborne和Gaebler，政府往往表现不佳，给人以高高在上、蹒跚迟缓、过于集中、官僚僵化的感觉。“我们设计政府机构保护公众免受获取许多权力或误用公开金钱的政客和官僚主义者。 为了预防政府和官员盗用公共财产，我们设计的制度又使得管理公共财产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为了对政府行为实施有效控制，我们设计流程，控制投入，在方方面面做了规定，然而我们却忽略了结果。。。” Osborn和Gaebler为我们推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机构管理理念——“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一种能够与盈利性企业、非盈利性组织以及其他机构进行博弈的政府组织，事实上企业型政府也是时代发展的必需。

发挥指导性（Catalytic）

少划桨，多指挥。正如球赛中，自己做啦啦队，少下场做球员。

发挥社区自主性（Community-owned）

多授权，少服务。鼓励当地政府机构及民间社团热心参与地方事务。

发挥竞争性（Competitive）

将竞争机制注入服务内容，用各种办法鼓励良性市场竞争、行业竞争以及地区竞争。

发挥任务性（Mission-driven）

变制度导向为使命导向，不要一成不变地做事情，要有制度的弹性和工作的灵活性，能够接受和完成随时指派的工作任务。

发挥结果导向性（Results-oriented）

要注重产出，而不是投入，成效比成本更重要。

发挥客户导向性（Customer-driven）

政府的顾客就是人民，而不是官僚机构本身，人民的权益和需要比政府自身的方便重要的多。

发挥企业家精神（Enterprising）

除了节流，更要注重开源。

公共企业家的创新策略包括创造新任务、主动发掘机会、勇于承担风险、行政首长的支持、建立外部联盟和组织内部团队、善用舆论压力、具有说服力的领导风格、组织文化的塑造。

发挥预见性（Anticipatory）

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发挥权力分散性（Decentralized）

转变中央集权的做法，在适当监督下，鼓励地方政府或机构的参与性，发挥因地制宜的功能。

发挥市场导向性（Market-oriented）

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变革，鼓励民间扮演过去由政府扮演的角色。

新公共管理的要点与企业型政府原则相呼应，包括即时的专业管理、标准明确与绩效衡量、强调产出控制、转向部门分权、转向竞争机制、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

David Osborne、Ted Gaebler的企业型政府模型，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并直接导致了1994年由美国副总统戈尔领导全国政府机构绩效评估运动（NPR）。

所谓企业型政府，并不是要把政府作为企业来运作，而是指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在20世纪后期，企业型政府改革被一些观点认为过度强调市场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否定了公共行政传统的治理功能，引发了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讨论。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型政府”转而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从我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言，运行企业型政府模式的时机还不成熟，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应是在借鉴西方企业型政府模式经验的同时，须进一步充实完善效率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

企业型政府理论倡导的顾客导向理念，是指将复杂的公民角色简单化经济视角的顾客。顾客导向理念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公平性受损、公共利益难以保证、公务员伦理责任弱化，有观点主张必须根据对公共利益的准确理解，将政府服务对象由顾客重新回归公民，由顾客导向走向公众参与。

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企业型政府理念。戴维·奥斯本是美国公共策略研究所的资深合伙人，长期担任共和党和民主党主要政府领导人和候选人的顾问。特德·盖布勒是盖布勒集团的总裁，也是国际著名的政府改革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国学者孙学玉著有《企业型政府论》（2005年），系统阐述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特征、模式及其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