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指流通于汉朝西汉早期至唐朝初年的圆形方孔铜币，是中国古代铜制通货的一种，因钱重五铢（约3.33克），且钱上铸有“五铢”二篆字，故而得名。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将全国钱币统一为半两钱。西汉惠帝、高后年间，对工商业的限制大幅度放开。汉武帝即位后，因开疆扩土、用兵四夷，导致财政匮乏；同时，又发生了水患，富商大贾们趁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汉武帝为了限制打击富商大贾，从财政上支持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集中统一铸造货币，用五铢钱取代了半两钱。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令郡国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如其文。正面无内郭，背面均有内外郭，不整齐，有的平背。禁止磨取铜屑。初时，此钱轻重适中，使用称便。但不久郡国竟相杂铸小钱，钱多而薄小，形式重量不一，钱制又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改由京师钟官铸赤仄钱，以赤铜为郭，又叫子绀钱。此钱一枚当郡国五铢五枚，规定税收官用只准用赤仄钱。其后二年，赤仄钱贱，民巧法行用，不便，又废。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不准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属有均输、钟官、办铜等三令丞）铸造标准五铢钱，重约4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废除以前各种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从此，西汉王朝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

自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五铢钱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钱币，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开元通宝，五铢钱共流通了734年。

王莽末年，钱法大乱，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人们无法使用法定钱币进行交易，日常交换只好杂用布帛金粟，直到东汉政权建立之后，五铢钱制度得以恢复。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火焚宫室，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同时废除五铢，更造小钱。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废董卓小钱，再行五铢钱。但由于此时商品交换大多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五铢钱不为民间广泛使用，于是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不得不颁布废钱令，命百姓“以谷帛为市”。以谷帛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弊端很多，太和元年（公元227年），魏明帝曹叡下令恢复五铢钱制度。

两晋期间，商品交换经济衰退，以自然经济为主，政府一直没有铸行新钱，流通中主要沿用汉、魏的五铢钱及各种古钱。

南北朝时期钱币制度分立。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朝廷立钱署，开始铸行钱币。在此之前，南朝统治地区主要使用三国时期东吴流通的旧钱。北朝统治地区商品经济比较落后，此时主要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谷帛则成为商品交换中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但是，随着北朝统治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也开始铸行钱币，实施五铢钱制度。

隋炀帝即位后，征发无度，社会经济崩溃，五铢钱制度也全面败坏。李渊推翻隋朝统治，建立唐王朝后，为稳定经济秩序，恢复社会生产，以支持和巩固新政权，于是创造了开元通宝以取代五铢钱，成为新的国家法定的、统一的钱币。从此，五铢钱彻底退出流通领域，五铢钱制度宣告终结。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统一铸五铢钱，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这时的五铢钱形制规矩，铸工精美，大小轻重适中，径2.5厘米左右，重约4克，与钱文“五铢”统一，币制遂告稳定。

汉昭帝时期的五铢钱与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基本相同。北京丰台大葆台汉墓墓主燕王旦卒于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随葬品中有百余枚五铢钱，应是汉昭帝时期所铸造。

汉宣帝时期铸造五铢钱始于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其后，元、成、哀、平时期所铸五铢钱与宣帝五铢钱一脉相承，一般直径在2.6厘米左右，重约3.5克（5.4铢），字迹清晰，笔画纤细，“五”字交股弯曲，形似两颗相对的炮弹头，“铢”字的金头略小，呈矢鏃形。江苏邗江胡场发现的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 墓中出土有宣帝五铢钱。

小五铢钱直径仅1.2厘米，形似宣帝五铢钱，字体与宣帝五铢钱完全相同，俗称“鸡目钱”或“鹅眼钱”。过去人们曾误以为这种钱是王莽钱、董卓钱或沈郎钱。1956年西安汉城发现小五铢钱与宣帝五铢钱范同出，知此钱为西汉宣帝时所铸。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

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董卓本一凉州豪强，汉灵帝时曾任并州牧。黄巾起义，他借何进征召之机，带兵入洛阳。他先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焚烧洛阳，挟天子，自封为太师。董卓生性贪婪，为了搜刮民财，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毁“金人”，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铜人）中的九个，铸成小钱。这种钱直径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无内廓又无外廓，“五铢”二字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世人讽刺为“无文钱”，董卓这种无文小钱，钱体轻小，制造粗劣。以一个“金人”重量十二万斤计算，董卓少说也可得钱七八万亿枚。这是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次铸钱，流通地区狭小，只限长安、洛阳一带。他以此在离长安一百多里的现陕西户县，建造了一个称作郿坞的城堡，城内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单是粮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

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0.2公分。钱重减轻1克左右，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

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钱文“五铢”二字，分列方孔左右，通常是右“五”左“铢”。它的标准重量为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它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了圆形方孔，内外有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币制不复改变。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铸行东汉五铢钱。此钱径2.5厘米，重3.4～3.5克，外郭较窄。灵帝时铸“四出五铢”，即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至外郭，其形制、质量与东汉五铢钱同。

蜀汉铸直百五铢，形体小于两汉五铢，较厚，面背均有外廓，笔画较肥，铜质晦暗。

曹魏文帝、明帝皆铸有五铢，新钱形仿汉制五铢，故称“魏五铢”。魏五铢轮廓清晰，钱形厚重，边廓压金。

东晋孝元帝太兴年间（公元318—321年），吴兴沈充所铸大孔小钱。钱文作“五朱”、“五金”，外廓隐约，钱体轻小，似为东汉“剪轮”钱式的仿铸品。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在洛阳铸行年号钱“太和五铢”。其形制与汉五铢类似。钱文直读，光背，字呈方折，在隶书和篆书之间，又有增笔。钱体大小轻重不一，大者直径2.5厘米，重3.4克；小者直径2厘米，重2.5克左右。

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改铸“永平五铢”。永平钱版式复杂，大小轻重不一，大型者多为政府铸造，小型者多为民间私铸。钱直径一般为2.2—2.5厘米，重2.2—3.2克；面文“五铢”，横读，制作比较工整，旧谱有的认为是“鸡目五铢”。

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铸永安五铢。钱文直读，“安”字界边减笔，匠心独具。“永安五铢”对于北魏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据史书记载，“永安五铢”钱共有三种：一种是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孝庄帝铸行的光背钱；第二种是永熙年间（公元532—534年）孝武帝铸行背“土”字钱；第三种是北魏分裂后由东魏孝敬帝于兴和三年（公元541年）所铸行的背四出文钱。这三种“永安五铢钱”中，以北魏孝武帝铸行的背土字钱最具特色。该钱背部穿孔上方铸有一个“土”字，“土”字与背穿孔相连，正好组成一个“吉”字，所以当时又称吉钱，人人佩戴，以为吉祥。永安五铢钱大小轻重不一，一般直径为2.2厘米，重3克左右；轻小者直径1.8厘米，重约2克。此钱不光轻小滥铸多，而且严重贬值。

南朝梁武帝萧衍普通四年（公元523年）铸行。铁“五铢”形体略小，背纹四出，是我国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四年（公元550年）铸行。制作精好，钱文优美，“常平五铢”四字玉筋篆直读，构架匀称，笔画圆润，“平”字上横与面穿下廓合一。属设计和铸造都极为考究的泉品。

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始铸，又叫“开皇五铢”，或称“置样五铢”。钱文“五铢”二字篆书，笔画精整，边缘较宽，面无好廓，“五”字上下左端有竖纹，钱背肉好均有廓。隋五铢是我国“铢两钱制”的终结。

隋五铢边郭较阔，“五”字交叉两笔较直，近穿处有一道竖画。标准隋五铢钱一般径2.4厘米，重2.8克左右，重者可达3.5克以上；小型隋五铢钱径2.3厘米左右，重2克左右。隋五铢大多铜质较好，制作规整，外廓宽平，有的“铢”字“金”首三角内斜，“朱”首方折，有大小两种。因币材配剂铅量增加，钱色发白，故称“白钱”。

五铢钱的诞生，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它对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为中国古代货币开创了新的钱币体制和新的阶段，对于从西汉到清末两千多年形成的中国钱币具有深远的影响。西汉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圆形方孔、有内外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至唐初，流行七百三十余年，形成了中国货币史上一个五铢钱体制时期。

第二，五铢钱属于“铢两货币”类型，以重量为钱名，它的标准重量为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肉好皆有周郭。通宝钱也承袭下来，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第三，肯定了封建王朝的集中铸币权。只有在统一国家的条件下，才能实行集中统一铸造货币；自由铸造则很不利于国家统一和币值稳定。在五铢钱产生前后，历时两百多年的集中铸币与分散铸币之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所反映的一个侧面。在此后两千年封建统治中，铸币权就构成巩固王室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4年6月初，勘探工人在北京市西南郊外的大葆台封土中发现一枚五铢钱，此枚五铢钱郭肉纹路清晰，考古专家推定其为西汉时期钱币，也由此推测古墓为西汉时期古墓。

1984年，渭城区窑店乡（今窑店街道办）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出土39枚五铢钱。铜质，色黄白，圆形方孔，钱面边有郭，穿无郭。钱背边郭、穿郭均有。钱面篆书“五铢”二字，“五”字靠穿处有一竖画。钱径2.5厘米，边郭宽0.2厘米，肉厚0.13厘米，穿边长0.85—0.9厘米，重3.4—4.1克。因侯义墓是西魏墓葬中少有的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故这批“五铢”钱在断代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1999年，陕西渭南某地一农民取土时发现一破裂陶罐，内有五铢钱2.9千克，经清理共1443枚，其中汉五铁615枚，重1796克，平均重量2.9克；剪边五铁106枚，重221.2克，平均枚重2.1克；劣小鹅眼五铢711枚，重879克，平均枚重1.2克；浸轮五铢11枚，重25.4克，平均枚重2.3克。

2006年秋，在防城港市企沙镇再次出土一批古铜钱。这批古铜钱全部为五铢钱，约70多斤，是防城港市出土五铢钱数量最多的一次。

2011年至2015年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出土了10余吨约200万枚的五铢钱，此次西汉海昏侯墓五铢钱的出土首次以考古方式证明唐宋以来以1000文铜钱为一贯的校量方式最迟起源于西汉。

2016年，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出土钱币中发现一枚金五铢，这枚金五铢近圆形，不甚规整，色泽金黄，通体纯金打制。有郭，磨损较重，方孔，直径2厘米、孔径 0.4 厘米、厚 0.15 厘米。而面以篆书刻“五铢”二字，“五”与“铢’两字位置相混，字符为简单刻画而成，较为潦草，形制简陋，制作粗糙。这一考古发现不仅为研究这种特殊钱币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还可以此探析两晋时期货币与丧葬赏赐制度。

2024年9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蒙扎铁佩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2025年1月，中国文保专家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对2号墓葬展开了实验室精细化发掘和现场应急保护。通过精细化发掘和出土文物应急保护，发现了一枚带有“五铢”二字的铜钱，为中华文明强大的辐射影响力增添新实证。

2025年4月3日，江西省乐安县政务服务中心一工作人员在县城郊北门（原称迎恩门城楼）旁小山坡挖掘取土用时，发现距地表约1.5米深处，零星散落数枚古钱币，立即向县博物馆报告。博物馆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经对现场清理发现：出土古钱币均为汉代五铢钱钱币，因掩埋在地表泥土下时间长，数枚相互呈块状粘连，共计有18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