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yì lǐ），汉语词语，原指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后引申为儒家经义学问的代称，尤指宋代理学。

言辞、文章的含义和观点。宋后，称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为“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从经学中发展而来，经学是其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它追求意义，基于社会忧患与人文关怀，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目标。同时，义理之学强调身心实践，建立实践知识与行为规范，而非单纯描述客观世界。与西方哲学相比，义理之学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和知识形态上存在差异。

义理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在传统司法断案中具有重要应用，例如经义断狱，即从儒家经典中寻求解案之策，基于儒家经义的权变裁判。儒家义理背景在整个司法体系中居于上位并具有统摄性，提供价值标准，强调“德主刑辅”的基本理念，通过阐释律例规范中的义理来认定事实和裁量情节。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并对君主进行教育的讲稿。它不仅促进了宋代学术从传统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而且还是理学思想向最高层传播的重要载体。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通过各自的哲学体系发展了义理之学。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太极的宇宙论；邵雍构建了易数体系；张载在《正蒙》中阐述太和天道观；程颢和程颐强调天理观念和理气关系。

在书院教育中，义理与辞章相结合，用于培养学者的伦理观念和文章表达能力。在文学创作中，宋诗受义理影响，强调言志、缘情与体物的融合，体现了理性精神的主体性。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议题，涉及整体与个体利益的讨论。《周易·乾·文言》提出“利者，义之和也”和“利物足以和义”的观点，体现义利结合的思想。身心关系义理强调人的内心状态与外在行为应基于伦理规范保持一致。

《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

以义理咨访。——清·刘开《问说》

在史学领域，宋代经学以道学或理学为主要形态，将理学思想运用于史学，便产生了义理史学。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包括以经贯史和以史证经，其内在结构分为叙述型与评骘型。

在文学中，宋人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将身心、生活本身风雅化、义理化，传统诗学中言志、缘情、体物的界限消失，三者融合为一。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新经学体例，促进了宋代学术从传统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并成为理学思想向最高层传播的重要载体。朱子学以其普遍性义理吸引了东亚各个地区的学者，为这些地区的士人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提供了价值、道德、伦理和世界观、宇宙观的基础，成为这一地区共通的学术文化，这在中国和韩国最为明显。

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轨道”被赋予“规律”、“规矩”、“法度”、“义理”等意义，同时从“轨道”中逐渐分化出礼、法、道德、公序良俗、规章制度等不同语词形态，表意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普遍规则，蕴含经国序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政理和法理。

《易》的组成要素。指《周易》的文义、道理。即《周易》的哲学思想。义理易学属于广义的经学儒术范畴，旨在通过解释《周易》经典的卦爻符号、卦辞爻辞以及筮占原理，引伸和发挥其中的道德寓意、价值理念和哲学思想；它与象数易学相反相成，此起彼伏，冲突激荡，互补融合，共同构成源远流长的中华大易文化。

“义”指卦名、卦辞、爻辞的意义，含义； “理”指《易》的原理、道理。易义中包含有易理成分，易理是对易义的展示和发挥，易理体现了《易》的哲学思想。

《易传》对《易经》进行注释和阐发，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碑上》）、“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等关于宇宙根本规律的命题，认为”易有太极，而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即”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根本原则，还认为人必须”待时而动“”自强不息“， 要有”忧患“意识。也宣扬”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以及”自天佑之，害无不利“的神灵思想。有人认为《易经》和《易传》反映朴素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自然观，反映当时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社会进化历史观，（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义理经后世发挥而至为庞杂。魏王弼以老庄玄学解说易理，东晋韩康伯提出‘太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自然哲学体系。宋程颐、朱熹以理学解说易理，宋代还出现了图书易学，与义理派儒理宗易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后来在解《易》模式上融合突破，形成了象数、义理、图书三分易学史的观点。张载以气学解说易理、杨简以心学解说易理等等。均以自己的见解主张发挥易理。其中不少已偏离《周易》原义。参见”义理派“、”义理学“条。

先秦指普邀皆宜的道理，汉晋指经义名理，宋以后指儒家的经义、名理。清代，将学问分为义理、辞章、考据兰方面。姚鼎《复秦小岘书》：“天下学向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之分。”

清儒惠栋以气为元，发展气论哲学，反思宋学‘天理’说，并影响戴震等学者。

王阳明研究涉及对九声四气歌法的义理辨析，该歌法是其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老子研究则关注王弼注中的说理方式与义理关系。

魏晋玄学与《周易》关系研究全面梳理了玄学义理易学的发展史，何晏、王弼是领军人物，王弼《周易注》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学，标志着魏晋玄学义理易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

图书易学研究探讨了宋代之前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两种范式，并突破了传统象数、义理两派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