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是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倡议，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立的，初名国民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不堪，列强虎视眈眈。孙中山以一个革命家的眼光认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力倡发展教育。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开办学校，但辛亥革命的果实遭到窃取。袁世凯掌印大总统，实行宪政。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组建国民党。痛定思痛之余，孙中山认识到，要贯彻革命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需得培养革命人才，从根本上进行改造。于是，为完成国民革命使命，在袁世凯势力盘踞的北京培植革命力量，树立国民党形象，孙中山倡议在北京筹备建立一所学校。

具体到办学的规划，孙中山想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不但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对日本人民的文明启蒙起了重要作用。他便决心仿照早稻田大学来建校，并委托在袁政府中任过农林部部长的宋教仁负责筹办。

民国2年（1913年）4月13日，私立国民大学在正阳门内西城根前愿学堂旧址（今前门西大街13号北京市第29中学校址）开学。这所学校是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孙中山先生和著名教育家马邻翼（1874年~1938年，字振吾，湖南邵阳人，留学日本，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代理总长）倡议创办的。首任校长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遁初，湖南桃源人，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民元农林总长），继任校长黄兴（1874年~1916年，国民党理事，字克强，湖南长沙人，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毕业，民元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初创时期，学校只设法、政两科专门部，以及法政别科和预科。

学校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学之际，1913年3月20日，首任校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校董黄兴临时受命，被推为第二任校长，彭允彝代行其职务。随后，国民大学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

国民大学成立第二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黄兴、彭允彝等国民党校董纷纷离京。11 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大学因系国民党人创办之故，亦受牵连。北京政府拟查封该校，并没收了学校开办费及基金。国民大学几乎陷入停顿。

危难之际，国民大学通过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重组校董会、推举立宪派知名人士汤化龙为董事长的方式，1914年改名中国公学大学部，免遭查封之厄。然后在西城根愿学堂校董金荣钧等的资金帮助下，勉力维系。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9月该校发起人与创办时的国民党校董们陆续回京。1917年吴淞中国公学停办，商议与国民大学分离；校董会再次改组，并于2月14日将学校更名为中国大学。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中国大学学生宋介、吴可也是这个小组成员。不久小组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11月，北京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大学的宋介，祁大鹏等人成为其中骨干。

1921年起，由王正廷任中国大学校长。12月，中国大学成立党支部，黄龙任党支部书记。那时已有中共党员冯雪峰、程邦模等10人。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大学已有中共党员15人。

1922年春，为解决中国大学长期以来的资金问题，王正廷设募集基金委员会，俾合全校师生之力，筹措巨款，稳固校基。他倡行开源节流，一方面在社会上募得十余万经费，同时经全校师生讨论，决议将教职员薪水核减、学生该学期每人每月增加学费1元，使学校逐步摆脱经济困境。在此期间，中大学生还主动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同年9月，建成募捐筹备图书馆委员会，为修建和购书筹集资金。

1926年，中国大学爱国师生参加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游行请愿时遭段祺瑞执政府血腥镇压，学生赵钟钰惨遭杀害。一二-九运动前后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学逐渐成为北平学生革命活动的中心。

从王正廷开始，学校运作与管理渐趋稳定，从1921年至1936年的15年间，校长人选再未更替。但随着日军侵华战幕拉开，王正廷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肩负争取美国参战与援华的重任，无法再兼任校长。于是，当局又委任该校董事会主任何其巩代理校长一职。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学受国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由于政府拨款中断，学校只能靠学费来维持。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坚持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河北、东北三省的不少失学学生都到中国大学上学，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

何其巩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工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

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延聘至中国大学任教。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1946年4月7日，新的中国大学学生自治会产生，主席王继增，副主席邓国才。抗战后的中国大学学生运动开始进入有组织阶段。之后，中国大学的民主运动非常活跃，各种介绍革命文章的壁报纷纷出现，各地的“同乡会”“同学会”先后成立，新的社团不断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学术通讯会”。除此，哲教系在姜千里的组织下成立了“哲教学会”。

1946年6月2日，中国大学教授会和学生自治会给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电报，要求将中国大学改为国立，教职工、学生和国立大学同等待遇，但教育部不予答复；6月12日，中国大学师生宣布罢教、罢工、罢课以进行“改国立”运动；6月20日，中统特务、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对中国大学领导权展开了权势与帅位的争夺战，在国民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出面调解下，由三家代表挂帅，争权之战暂休。会后他们伪装进步拥护“改国立”继而欺骗同学，恫吓、分裂学生自治会，提出解散学生自治会，成立“改国立促进会”，驱逐校长何其巩。通过利诱中国大学个别学生和教师，以改国立为名，控制了中国大学，夺权后开始镇压进步力量，先后逮捕了38名同学，其中地下党员2名。

1949年1月，中国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长吕复（1878年~1955年，字健秋）教授，作为“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之一，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解放后，3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大学。这时全校尚有教职工200余人，学生2700多名。4月19日决定中国大学停办，除已有1455名分别考取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南下工作团外，所余文、法两学院七系师生并入华北大学，理学院三系师生并入北平师范大学。

1986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大学的革命斗争史，中国大学校友段君毅、张友渔、浦洁修等提议成立校友会。1989年2月，经北京市委统战部同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颁发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5月10日，中国大学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校友会成立大会。1994年9月，经北京市委成人教育局批准，由中国大学校友会主办的北京逸仙学院（2010年更名为北京旅游专修学院）建立，为培养国家有用人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截至1931年8月，中国大学本科设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及哲学教育系；专门部设法律科、经济科、商科。1946年，中国大学拥有“三科十系”（文科：中文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外语系；理科：数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法科：法律系、政治经济系、商学系）的建制。

1929年冬，中国大学购买西邻蒯氏三层洋楼，建成一座崭新的图书馆。图书馆第一层为杂志和报章阅览室，第二层为中西文图书阅览室，第三层为办公室和各系的研究室，书库则位于楼后。截至1932年11月，中大图书馆现藏有中文书籍88589册，西文书籍6107册，日文书籍4047册，其中哲学类451种，宗教类24种，自然科学类114 种，应用科学类79种，社会科学类1336种，史地类523种，语文类1821种，美术类37种，此外还有各类杂志、报刊、地图等1408册，合计在10万本以上。

1925年9月2日，中国大学正式迁入新址办公。迁入新址后，学校在郑亲王府基础上，加以修缮，保留了原有府第内亭台楼阁、花木山石的基本原貌，并在尚未开垦的荒旷之地，捐植花木，点缀校园。

中国大学学生团体最多，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是1931年至1935年，有政治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会、生物学会、英语讲演会、绿洲社、文艺社等，中国大学的学生社团多半都是具有专业性的学术团体。

在这些学生社团中，尤其以英语演讲会的活动最为充实和精彩，英语演讲会是由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于1927 年夏季自发组织的，至1936年春改为英语公共选修课截止，活动内容包括背诵、演说、歌曲、故事、笑林、会话、翻译、互译、戏剧、书札、谐辩、辩论等。

中大学生的学术型学生社团中有代表性的还有国学文学系组织的以“联络同志、互相切磋、光大国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和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藉以发展国学的精神”为宗旨的国学读书会。

学术通讯会由韩文才联系进步学生成立，宗旨是研究交流学术、宜传进步思潮。另一个民主进步组织“励进学会”于1946年2月成立，由法律系学生刘振亚等六人发起，中国大学训导长王之相为会长，宗旨是“互相砥砺，共同进步，加强联络，研究学术”。这个社团成立后比较活跃，多次举办讲座，报告会等活动。

中国大学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革命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始终与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相牵连。

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在“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培养出一大批先进青年和革命志士，传承了孙中山开创的反帝爱国精神。

中国大学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北京的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中大学生，都走在前列。在“三一八”惨案中，有与刘和珍一同牺牲的中大学生赵钟钰。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大学生的表现极为突出。1935年12月9日清晨，军警封锁中国大学，中大学生会主席董毓华等率领学生队伍越墙出校，涌上街头游行，最早来到新华门请愿。在12月16日北平抗日大游行中，董毓华和其他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中学历史课本上“一二·九”运动的图片，就是根据当时现场抢拍的这幅照片绘制的。这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国大学的光荣。

培养出一大批革命英烈和国家栋梁。据初步统计，中大及附中革命英烈有30人之多，如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的姚彦、抗日名将李兆麟、抗日英雄白乙化等。老一辈革命家有段君毅、任仲夷、崔月犁、杨秀峰等。中国大学及附中在解放前的30多年历史中，先后培养出两万多名学生，他们分布于大陆各地和台港澳等地以及世界五大洲。其中，有许多人成为国共两党政界要员和知名学者，如杨易辰、庄世平等。澳门回归后，江泽民主席曾接见了中大毕业生、濠江中学校长杜岚。

自1997年9月举办《孙中山创办中国大学及附属中学史料展》以来，引发了轰动效应：各级领导重视，社会各界关注；在港台及海外，反响强烈；已有6万多人参观，海内外4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2013年4月13日，中国大学北京校友会在京举办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51名80岁以上的老校友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北京中山堂和中大校友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大学百年纪念展览，于4月9日开幕。展品计约230余件，包括照片140余张、书报刊60余种。

早在1920年李大钊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时，中国大学学生吴可便已加入其中。吴可和另一位中国大学学生宋介还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一批成员。宋介是《曙光》主编。这本创刊于1919年11月1日的杂志，以“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为宗旨，先是为科学救国摇旗呐喊，1920年年底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分外绚丽。该期刊登陈独秀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并附上《区声白先生致陈独秀先生书》和《陈独秀先生答区声白先生书》，以此记录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该期还刊载李大钊署名S.C的两篇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下之实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提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而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写道：“我们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人公开呼吁在中国建立全国性的新型共产党组织。

1921年12月，中国大学秘密成立中共支部。1924—1936年间，担任中共中国大学支部书记的有曾晓渊、钟伯卿、王化成、张文海、甘一飞等。他们均在李大钊、李达、范文澜、陈伯达等左翼教师的熏陶下成长。1936年，经中共北方局批准，中国大学成立中共特别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