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大寮区眷村，祖籍湖南衡山，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国台湾当代女作家。曾任台湾省文化部门负责人。

1952年2月13日，龙应台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乡（今高雄市大寮区）的眷村，祖籍湖南衡山，乳名小珍，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因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出生于台湾省，因此被取名为龙应台。幼年时期，龙应台辗转成长于台湾省中南部的农村、渔村。1958年，就读高雄市埕示范小学。1964年，转学至苗栗县苑里小学，上苑里初中。1967年，进入台南女中就读。中小学时期，她对功课并不怎么在意，成绩总在中上水平，但却很用心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

1969年，龙应台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1974年，从成功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她应考台湾交通大学秘书，得第一名。1975年9月，考取赴美国公费留学，攻读英美文学。1978年5月，她在同在美国的一位西德籍同学、经济学博士柏恩先生结婚。

1982年，龙应台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全台湾地区第七个获得文学博士的人。之后，她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教美国文学专业，教美国的大学生如何用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教他们读美国、英国和欧洲的短篇小说、诗和戏剧，指导他们看一些书。

1983年8月，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的龙应台回到了台湾省，出任台湾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之后，前往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3月，龙应台第一次投稿，在台湾《新书月刊》探文批评白先勇的《孽子》，随后，又接连批评一些作家的作品，毫不留情，使台湾省文坛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同年11月，她在台湾省《中国时报》上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之后，包括《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奥威尔的台湾？》等在内的一篇篇揭露社会病象的文章以燎原之势，迅速波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同年，《龙应台评小说》一经出版上市便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1985年起，龙应台在台湾省《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其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省，是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省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5年12月，龙应台生下儿子“华安”。1986年8月，为了更好的养育孩子，专心育儿，龙应台旅居瑞士。1988年5月，龙应台举家迁往西德，加入西德籍，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设中国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省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又在西德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并受聘为台湾省《中国时报》在瑞士和德国的特派员。同年，她的著作《人在欧洲》出版，而湖南文艺出版社则经龙应台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了《野火集》。

1994年，龙应台在台湾地区《中国时报》上发表《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经新加坡媒体转载后引起当地众口一词的批判，几乎使她成为新加坡的“人民公敌”。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让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中国大陆的文化发展。1996年起，她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同年，出版《龙应台自选集》5种。1998年，书籍《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发行。1999年，出版《百年思索》。旅欧期间，她还发表了《孩子你慢慢来》《目送》等一系列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文集。

1999年，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三顾茅庐的诚邀下，龙应台从德国返回台湾省，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在任期间，她树立了“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的观念，并推动了“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2003年，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同年，她在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

2003年，辞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客居中国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担任杰出人文学者。2005年7月，她在大成集团，普讯融悟文教基金会，诚品股份有限公司，蒋震工业慈善基金支持下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台湾省公民社会的培育。在中国香港期间，由于与儿子的沟通出现隔阂，于是，她向儿子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这一做法得到儿子的同意。2008年，她与安德烈的通信集《亲爱的安德烈》，集结成书出版。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省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11月15日，她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登上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

2012年1月31日，台湾当局行政主管部门公布新任人事名单，台湾文化建设部门“文建会”负责人将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接任。2月15日，龙应台正式出任台当局“文建会主委”，她认为，与大陆交流是“文建会”与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她强调在观察大陆时，要看到大陆正在崛起的民间力量。她表示，自己向来关注两岸三地的社会转变，她说，大陆社会其实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在此前提下，两岸交流方式应该更多元思考，在两岸理解、合作的道路上，要非常细致。此外，她还表示，两岸交流是台湾与全球交流的一部分。未来她不只关照两岸交流，也将更活泼、更开阔地拓展台湾省与欧洲、伊斯兰世界、非洲及东南亚交流的可能性。5月20日，台当局将“文建会”改称“文化部”，龙应台成为台湾省第一任“文化部部长”。

在担任台当局“文化部”负责人期间，龙应台宣布启动了多项计划。2012年6月底起，台当局“文化部”展开9场文化论坛；9月，龙应台在苗栗为4支“文化下乡”的队伍授旗，鼓励台湾文化机构积极将文化送到偏远乡村，以拉近城乡文化差距。2013年1月29日，龙应台宣布启动“台湾文化光点计划”，该计划以推介“台湾当代艺文”为核心任务，在历史、哲学、大众文化、艺术、文学、电影等方面，以演讲、座谈、研讨会、工作坊、艺文展演、台湾电影节或艺术节等形式，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文化；2月17日，她展开为期10天的欧洲文化访问，并出席相关颁奖典礼。2014年3月25日，龙应台宣布将启动台湾首间“艺术银行”，该计划作为首个由台湾当局代表购买台湾本地艺术品的机构，初步启动7000万台币（约合1200余万人民币），其中3500万台币用于购买台湾民间具有潜力而尚未有高知名度的视觉艺术品，另外3500万台币则是库藏、人事和行政费用；4月15日，龙应台宣布在台北齐东街一处修缮的历史建筑中成立“齐东诗社”，以此为“堡垒”推动台湾“诗的复兴”。龙应台还介绍了台湾“诗的复兴”三年计划，包括培育新秀诗人的“诗的蓓蕾奖”、鼓励诗人前往海外游历的“台湾诗人流浪计划”，以及台湾诗歌节、翻译计划等。

龙应台以作家身份成为“文化部部长”，一方面备受期待，另一方面也引发很多争议。她本人也多次计划辞职。2013年5月，在被问到是否会后悔当部长时表示，她表示，“每天会、当然会”。这一回答一度引发议论和联想。2014年2月，龙应台请辞，但考虑到“文化部”尚有多项重大计划，又搁置了请辞念头。7月，龙应台认为象征“文化部基础工程”的多项重要政策已陆续完成，认为“可以走了”，且在“立院”休会期间请辞，让新任“部长”可在9月新会期开议前上手。但由于台湾省“教育部前部长”蒋伟宁、“劳动部前部长”潘世伟接连下台；又陆续发生高雄气爆、食安风暴等事件，因此，龙应台请辞暂缓。11月27日，龙应台递出书面辞呈。随着江宜桦败选，她的请辞获得批准。12月1日，江宜桦“内阁”总辞，龙应台也于当日离开“文化部长”一职，当天，她还发布了“辞官声明”。在声明中，她回顾了任内所作的工作，并感谢她的工作伙伴和批评者。龙应台在声明中表示，辞官后她将回到母亲身边，并重新开始文人生涯。12月5日，正式卸任中国台湾地区“文化部长”一职。

2014年12月，龙应台辞职后，从公务员重新回到一名知识分子、作家的生活。期间，在台湾省台北市写文章，并保持着定期回屏东看母亲的规律。

2017年8月，龙应台搬到台湾省屏东县潮州镇居住，全心陪伴身患失智多年的母亲，同时开始梳理母亲动荡又顽强的一生，结集成了著作《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9月22日，她应香港中文大学博群大讲堂之邀，于新亚书院圆形广场演讲，题为《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2018年，《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出版，这是龙应台近十年唯一一部从未发表过的全新文集，也是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之后，为畅销经典系列“人生三书”首添新丁。该书一经发售，就迅速登上港台畅销排行榜首位，多月居高不下。

2020年7月21日，龙应台的长篇小说《大武山下》由时报出版社出版。该书为龙应台首部长篇小说作品，书中插画为龙应台亲笔手绘。

2022年1月，龙应台首部图文创作《走路：独处的实践》由时报出版社出版。

2025年4月，龙应台投书《纽约时报》，从一位台南出租车司机对台湾前途的担忧出发，批评赖清德对岛内民众的情绪“视而不见”，执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在岛内“制造恐惧、引发对抗”。她声称“不首先确保和平，就不会有民主”，而“和解”一词数次出现在文章中。

1978年5月，龙应台同在美国的一位西德籍同学、经济学博士柏恩先生结婚。结婚之前给家里写了信，婚礼是在西德举行。1985年12月，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华安”（安德烈）。之后，又生下次子华飞（菲利普）。2003年，龙应台在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

1985年7月，龙应台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悄悄从美国回湖南衡东寻找从未见过面的哥哥。

龙应台认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揭露的理性、公正平等原则，但她也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理论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观念的不足。她在接受中选取取舍，综合多种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博采众长，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吸收与借鉴弗里丹的观点和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了平衡，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龙应台还对激进女性主义中“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改造，将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个人问题”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男性对女性在性这一领域的控制扩展到母性领域，主张母性问题也是社会公共问题，将母性职能扩大到社会层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女性在全职母亲与职业女性之间的两难境地。与此同时，对文化女性主义的理论改造体现龙应台对父权制和男女两性关系的一些论点的衍发。

龙应台提倡现代女性应该适应公民社会的发生和发展，以当代公民的眼光观照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以公民的责任和利益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之所以看重这种责任和利益并重的公民意识，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自动规范每一个人有着极强的约束力，从而对实现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或氛围具有重大作用。尊重人人平等的权利、自尊自律、情操高尚、好学多识、创新进取、国家民族责任感强、关心他人和集体等，既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极端集体主义者，而是精妙而完美的社会制度的主动选择者，自由而合理的人际关系追求者。

龙应台的救弱济贫的仁爱之心，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以及敢作敢为的批判精神等方面，体现她另一个思想根基：中国传统儒家的影响。龙应台的一切做人做事的姿态和方式，都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相应的坐标。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她的文章充满“侠”气，道家思想又使她的“侠”气中带有一丝轻灵与洒脱。这才使得她言思细密之时却也飞转流动、不粘不滞。

在龙应台的小说评论中，文章大多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先道出文本中的优点，然后再对文章进行评论，最后在结尾处附上对作者的意见。

在故事逻辑结构上，龙应台评施叔青的小说《愫细怨》时，觉得她笔下的人物命运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故事内容的模式大致相似，只是内里的发展不一；在评陈映真小说集《山路》的文章中，虽有对其语言文字运用、场景描摹之成功的肯定，但也对《山路》中人物命运的把握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思考，人物命运于此，是否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性，还有待思考；龙应台特别提到的是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但小说中对故事发展逻辑的处理不够恰当，龙应台是用“盲目的怀旧”来整体概括这本书，但就这样一部小说；在《龙应台评小说》中，并非所有的都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也有被龙应台看好的小说，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这是少数几部被称赞的小说之一。

龙应台言他人所不敢言，语言犀利简朴，说理透彻，直击要害，没有专业拗口的术语，多的是有理有据的剖析。在批判当代社会时，从社会细微处入手，写人们所熟知的生活日常，一语中的，对社会的阴暗肮脏直言无忌，她的批判辛辣、耿直、憨胆、率真，呈现在了她的文章之中。龙应台没有背负太多的压力，而是直接写出了所思所想，每句话都切中肯綮，畅快淋漓。

在小说语言技巧上，龙应台运用了新批评的理论对文本的语言做了精细的分析。所谓细读，就是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龙应台精选了一些小说，熟练地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对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主张文字的张力和意向的契合，语言的精准丰富与文字的连贯。在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里，她对王祯和的小说评价是“走错了路”。她并不是全盘否定王祯和的成就，而是就这部小说而言，一洗王祯和以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她不太苟同姚一苇和萧绵绵两位先生评价的“中国最难得的喜剧”的看法，她觉得《玫瑰玫瑰我爱你》中情节安排的过分夸大，王氏滑稽语言下的“喜剧”近乎一种猥琐的粗制滥造，这种有点下流的言语反而拉低了王祯和写《嫁妆一牛车》时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在评李昂时，龙应台选取了《暗夜》一文，其中的情节在她看来就是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龙应台并未对这部小说多加赞赏，而是直接披露其瑕疵即语言文字，以李昂的艺术功底和成就而言，这篇文章的语言表达略显粗糙，行文构造，情节安排上落入了俗套。龙应台对于李昂的《杀夫》极为赞赏，但认为《暗夜》则是一种退步；龙应台夸赞萧丽红和施叔青在小说中的语言运用，但施叔青语言的细腻中又显得有些琐碎，让人难以在枝繁叶茂中找到主干，小说的主题被琐碎的细节给遮掩了；龙应台在评黄凡的《反对者》中，对他的啰嗦而导致的结构松散和逻辑矛盾进行了详细的评述；龙应台比较赞赏的是对陈映真的小说，虽然篇幅不大，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对陈映真短篇小说集《山路》的细细品鉴，对《山路》《玲珰花》中轻描淡写的手法的较高评价，越是可怖的场景写得越是平常，无形中增加了阴森的气氛。

在龙应台对人物塑造的评价上，对施叔青小说中人物评价较为典型，施叔青的才情在龙应台笔下似乎被一眼看穿。龙应台提出“茧里的女人”，这既是评论施叔青小说的标题，同时也是对施叔青的创作以及她笔下人物的概括，精炼而准确。施叔青笔下人物尤其是女性，有着类似的遭遇，共同的特点，永远无法跳出“女人”的禁锢，她们虽各个个性鲜明，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相近的。龙应台对在小说中运用戏剧表达的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赞赏。龙应台评无名氏的爱情小说时，就像评施叔青一样，似乎作者的写作套路一眼就被看穿了，人物塑造、故事情节都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热情，给予了青少年情感想象的空间。

2003年12月6日，龙应台在深圳福田会堂举办题为《谁的城市谁的家》讲座。

2006年11月7日，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举行新书《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新书发布会暨演讲会。

2010年5月29日，龙应台带着根据自己新书拍摄的纪录片《目送———你所不知道的台湾》来到中山大学与读者见面。这次读者见面会也是由《南方周末》策划的“南方院线”首次与观众见面。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

2012年7月24日，龙应台在台当局“文化部”于淡水文化园区鼓牌仓库举行的“7835村落文化再造的落实”论坛上表示，村落文化也是台湾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文化部门应该深入各地。

2012年9月7日，龙应台在苗栗为4支“文化下乡”的队伍授旗，鼓励台湾文化机构积极将文化送到偏远乡村，以拉近城乡文化差距。

2012年12月1日，龙应台在香港大学进行演讲，呼吁现场观众尤其是电脑前的大陆网友，不要全然相信台湾电视新闻中的报道，那不是台湾的真相，她强调台湾对华人世界最大贡献，在于实践与开拓，她还认为台湾和香港可以在各方面多接触。

2013年1月29日，龙应台在2013年台北国际书展开幕前一天宣布启动“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2013年2月17日，龙应台展开为期10天的欧洲文化访问，并出席相关颁奖典礼。法国当地时间18日晚间，龙应台于巴黎主持第17届台湾地区与法国文化奖颁奖典礼。当月22日，龙应台转往英国，期间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举行2场公开英文演讲。

2015年7月18日，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上发表以“我有记忆，所以我在”为题的公开演讲，这也是她宣布“回到文人安静的课桌”后首次以演讲的形式回到读者身边，她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开启大倾听的时代，“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隐藏的历史记忆，尽一切努力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2018年7月，龙应台在2018香港书展上推广自己的新书《天长地久》，她的讲座，成为此次书展人流量最多的一场活动，除了会场2000名听众外，还有未能进场的1000名读者，隔着大屏幕收看了直播。

（参考资料：）

2010年，龙应台为了把对中国发展的嫉妒，包装成“悲天悯人”，把“大国崛起”跟“小民尊严”强行对立起来。发出“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的言论。这句话一度被一些文艺青年奉为圭臬。单纯的文青们因一句话蛊惑将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对立，却丝毫没意识到这二者并非鱼与熊掌，更没意识到小民尊严需要大国崛起来保障。

龙应台担任台湾省第一任“文化部长”后，每到出了问题，就搞文山会海，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做事优柔寡断。被台湾媒体人陈乐融戏称为“论坛部长”。为了搞大场面，龙应台专程找到大导演李安，以他的名义邀请了上百名电影界、文艺界精英赴宴，讨论台湾“文艺盛况”。可她消费着李安的号召力，挑人时却只看自己喜好，不少李安的朋友、票房几亿大导演没收到请柬，让李安非常下不来台。私下里，龙应台的下属称她为“龙太后”，“龙仙女”，意指她不懂待人接物，不会尊重别人，活在高高在上的云端。2014年，龙应台卸任时，颇有风骨地发了条博文：“将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离开喧嚣政坛，从‘文化部长’回归文人身份。”颇有功成隐退的得意感。然而，她的政绩实在是让人笑不出：她在任期间，本来颇有潜力的台湾文创产业，产值出人意料地萎缩下滑。根据民调，老百姓对她的满意度，从本就很低的26.7%，跌到更低的24.6%。当记者劈头盖脸问她如何看待这些恶评，龙应台满不在乎，轻飘飘地说了句：“民调看看就好”。她甚至引用了自己曾经的名言：“一座城市的良心，要看下雨天的下水道有没有漫水，文化部的工作性质就像铺下水道，并非立竿见影的工程”。

定居中国香港后，龙应台对中国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保护和国际交流等公众议题提出评论，并出版了《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一书。对此，中国香港本地文人调侃：“其实根据龙应台在台湾、新加坡和上海的‘纵火业绩’，若说她会在香港安静沉默地度过两年，谁都不会相信。”对待批评，龙应台的反应是：“我只管什么东西触动我，让我生气或让我流泪。我负责的只是透过最好的汉字，把我的思想表达出来。到此为止。至于文章从我的书桌出去以后，它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至于我被如何定位，都不是我的事情。”

2016年10月，龙应台在《一首歌，一个时代》讲座上，夹带政治私货，在问及台下观众的童年回忆时，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表示自己大学时唱的是《我的祖国》。龙应台询问怎么唱时，全场合唱了《我的祖国》。事后，龙应台发表《大河就是大河》一文，称“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12月23日，解放军报刊发文化时评文章《大河不只是大河》，“大河不只是大河。大河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2019年9月2日，龙应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将香港比作“花园地上的一颗鸡蛋”，必须“捧在手心，万万不能摔破”，还要求大陆人民“反思为什么香港人被逼向街头”。9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驳斥龙应台对香港街头的暴力与破坏法治视而不见，还挑唆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其背后是她一贯的偏见。文章指出，龙应台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长文，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形容香港，形容香港年轻人，试图营造出一种“以卵击石”的悲情，然而对于这样的言论，网友显然不买账，有人直接反驳：只见鸡蛋，不见炸弹。四处叫喊带有“港独”色彩的口号，疯狂堵塞机场破坏地铁设施，在街头纵火，这哪里是鸡蛋？这是铁锤。如果任凭骚乱迁延，香港才有巢倾卵覆之虞。如果任凭骚乱迁延，香港才有巢倾卵覆之虞。将普通香港青年与暴力极端分子混为一谈，既美化了暴力，也捆绑了大多数善良市民，这是对暴力的纵容，也是对大众的不公。我们不能只看声势，不问是非；不能只有观点，不讲事实。一个真心信奉法治价值的人，不会认同什么“违法达义”；一个真心认可自由价值的人，不应对不同意见拳脚相向。龙应台对此绝口不提，更看不到香港反对派和暴力分子颠覆政权的企图，这既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更暴露了她思维的狭隘。

2020年2月，龙应台将日本援华物资上的中国古诗词，和中国民众的加油口号对比，称大陆民众“心灵贫乏、粗暴”。但事后证明，日本物资的古诗词实则出自在日工作学习的中国人之手。

2020年4月，在新冠疫情期间，龙应台在推特上发了一段短文，取名叫“2020后”。她写道，“本来就是极权的，现在利用疫情加强控制手段，并且合理化极权体制。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忧虑‘瘟疫’这个敌人是不是给强人和极权送上了温床”。把本该是科学问题的防疫政策，歪曲成“合理化极权体制”。

2020年10月，龙应台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题为“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的帖子。该帖子绝大多数的篇幅都在讲艺术家罗丹和克林姆交谈战争对生活影响的故事。在故事结尾，龙应台评论道：“战争是可以把人民当筹码、豪赌一盘的吗？战争是可以当综艺茶余饭后随便聊聊的吗？怎么我看见的却是文明所有细节的毁灭呢？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这条贴文引发了台湾省舆论界热议，而且议论的主流是一片骂声。那些在主权问题上屡屡搞“台独”向大陆挑衅，热衷在各种政论节目中传播关于两岸关系虚假消息的泛绿阵营，认为龙应台这话听着就很刺耳、很像在骂自己。于是，自觉对号入座的他们，迫不及待地向龙应台“开火”。

龙应台持有一贯的偏见。号称文化人的龙应台，她的逻辑其实早被大陆网民看穿，那就是思维上的狡猾：当你和她谈止暴制乱，她却和你谈情怀；当你和她谈家国情怀，她却要和你说民主法治；但当你真的和她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就是基于宪法和基本法，她却强调你为何要干涉香港自由；而当你尊重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尊重修例或停止修例、给香港足够的空间，她却怪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人民日报》 评）

龙应台时评发言的基本“特色”，就是对许多日常的场景搞一番过度解读，上升到“国家民族”、“专制和民主”的政治层面，还往往因没搞清楚基本事实而使得其文风显得“矫情”。（《环球时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