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1880年3月8日—1936年12月6日），字膺白，初名绍麟，号昭甫，别字天生，笔名以太，浙江绍兴百官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蒋介石的盟兄弟。

黄郛，初名绍麟，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官镇。黄郛幼年时随父母住杭州。六岁父死，依靠母亲维持家计，进塾读书。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员，并在杭州开馆授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先后在上海图书集成局、安吉县学堂任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因受梁启超的《尚武论》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并以其聪明过人的才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浙江武备学堂的革命思想非常活跃，黄郛自然也深受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郛又以第一名的成绩由浙江选送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学习军事。同年秋加入同盟会，并很快成为同盟会的骨干，承担掌管同盟会名册的重要工作。他四处物色人才劝导其入会，特别是浙江籍军人多由黄郛介绍入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郛和李烈钧等出面，选择了一批忠贞可靠的陆军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名曰“丈夫大成团”，简称“丈夫团”。同年（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相识。是年春，蒋介石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保送入振武学堂，与黄郛遂成为前后期同学，因两人有同乡之谊，又有共同志趣，遂交情日深。随后两人合作在东京创办了《武学杂志》，“阐革命之义，论军人职志”。是年，黄郛自振武学校毕业，因喜好数理，升入日本参谋省陆军测量部地形科深造。清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后归国，投入清廷军咨府任职。期间结纳北方人士，筹办军事官报，并将日人樱井忠温《旅顺实战记》译为中文，以《肉弹》为名刊行，意在警醒国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赴上海协助陈其美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后改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此时蒋介石亦自日本返沪，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郛赶往参加。上海光复之初局势混乱，黄郛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受到了采纳。11月4日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黄郛任参谋长。他们立即招募兵员，编练了一师陆军，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由黄郛兼任师长。这时沪、浙、苏、宁、镇、粤各军联合谋攻南京，陈、黄郛对此役有所策应。蒋介石也在这时从日本回国，投机革命，陈、黄委他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基于共同的反动政治立场，陈、黄、蒋三人互相结托，订为“盟兄弟”。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郛兼任兵站总监，准备北伐。其后中山解职，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沪军都督府撤销，并人江苏，黄郛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这时原准备北伐的各路民军多停留在津浦铁路沿线。黄郛被指派负责处理津浦路南段各军的善后工作。他首先主动地解散了自己的陆军第二十三师，又依次遣散了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宁地区各路民军全部解散。这恰好适合了袁世凯的需要。

民国二年（1913年）4月，宋教仁被刺杀，黄郛在北电相召，回到上海。当时革命党人分为“武力反袁”与“法律解决”两派，黄郛认为“国家不堪有内战”，不主张武力解决。但是，袁世凯已准备好对南方的进攻。7月，国民党人在江西湖口和南京等地被迫发动了反袁起义。这时陈其美在上海起兵，黄郛也参加了。他们向江南制造局进攻，结果失败，遂和偕逃往日本。稍后黄郛经南洋去美国。

民国五年（1916年）护国之役起，黄郛由美国返回上海，对浙江反袁军事，有所策划。此役结束后，黄郛即移家天津，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

黄郛住天津期间，声称“闭门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人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张”。曾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书出版。但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政客来往不断，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上台后，英美政府曾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当时欧战即将结束，中国国内也曾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这时一度与张謇、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搞“和平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徐世昌的嘱托，代笔起草了《战后中国》一书。民国十年（1921年），他以考察战后经济为名出国游历。到美国时，恰值美国总统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黄郛预先发表了有关会议问题的总评，被北洋政府聘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会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经欧洲回到北京。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随后又历任高凌霨、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黄郛参与了这一政变的策划。先是，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南苑，黄郛应约之常到冯的部队中讲学。从此他们之间日渐密切。到曹锟以贿选上台后，全国人民呼声愤发，冯黄乘机与冯商议推翻曹、吴的问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邓奉军出古北口，黄郛在北京，为冯通风报信。10月22日冯军掉师回北京时，黄郛秘迎冯于高丽营，代冯草以通电。冯部入京，推翻了曹、吴。10月31日起，在冯部的支持下，黄郛代理内阁总理，11月3日起又以代总理摄行总统职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推动故宫改设为博物院。摄政内阁仅存续一月，因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而辞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黄郛虽然蛰居天津，但对南方革命阵营中的起伏变化也密切注视，并和他的一些老关系保持着联系。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由来已久的。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率军进入南昌，随后就派张群持密信约黄郛南下。这时蒋介石决心投靠帝国主义，其反革命趋向已日益明显。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黄郛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密商。他受蒋介石指派，潜往上海，纠集反动势力，为迎接入沪作准备。接着，他又北上会见冯玉祥、阎锡山，拉拢、阴谋搞反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反动政权，黄郛于7月初被任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黄郛与蒋介石同进退，也宣布下野。黄郛下野后，利用他自己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在日蒋之间牵线，替蒋介石出访日作准备。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推荐黄郛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推行对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他上台不久，就着手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英国公使蓝浦生就上年3月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事件进行屈辱的谈判，并于3月30日首先与英公使成立了解决，此约的签订。这一协定，除将事件的原因与“罪证”强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外，还承认双方调中国军民两千余人的损失，由中国赔偿，道歉相恤，而对南京英美军舰伤害及拆损夫物，一字不提。协定成立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黄郛为首的外交部竟把这种媚外卖国的行径，无耻地吹嘘成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年5月国民党军“北伐”中，日本军队从济南出发，制造“五三惨案”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济南。蒋介石下令撤军，黄郛陪同蒋介石逃出济南，任凭日军继续在济南屠杀，并将济南及胶济路占领。日军暴行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黄郛为了逃避舆论指责，不得不赶快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生活，期间筹设了莫干小学。

黄郛退居莫干山，又一次声称不问政治，实则和国民党政客们来往频繁，他和张群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把他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为首的一帮政客称为“新政学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山居期间，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中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之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黄郛到上海倡议组织“中国建设学会”并任理事长，声称研究“学术救国方案”，发行《复兴月刊》，鼓吹“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他和张群等人都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广泛的联系，并没有被斥是“日本通”的人物。因此，他虽居山，蒋介石并没有忘掉了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近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5月初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黄郛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带着殷同、袁良、殷汝耕等，李择一等到5月1日分抵于5月14日带殷上旋即，专车至天津近郊时，被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弹，几乎丧命。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黄郛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方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5月31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次年，黄郛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通邮问题，先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和12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

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黄郛因病请辞，由王克敏代理其职务，8月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撤销。同年春托病躲入莫干山。黄郛隐居莫干山期间，仍需面对社会舆论对其外交政策的强烈谴责，对此颇感无奈，但他不便公开说明，因此背负“卖国贼”的骂名，心境抑郁，肝病随之加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郛经上海宏恩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癌。同年9月，黄郛复任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黄郛因肝癌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

推动北洋政权变革

黄郛在民国早期政坛具有阶段性影响力。武昌起义后，黄郛赶赴上海协助陈其美策划响应，提出“迅速成立沪军都督府并推陈其美为都督”的主张并被采纳，成为上海光复后的核心决策者之一。民国二年（1913年），黄郛因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与美国。民国四年（1915年）护国运动兴起后，他马上回国参加反袁运动。袁世凯死后，黄郛提议促进“南北统一”，推动“和平运动”，曾得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信任。民国十一年（1922年）年2月，黄郛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后来又曾任教育总长等职。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与冯玉祥密议发动政变，推倒直系政权。北京政变后，成立黄郛任代理总理的摄政内阁，任期不足两月，却主导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迫使溥仪出宫这一关键政治举措。同年11月4日，黄郛内阁议决五条修正条款：（一）大清宣统帝自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称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得自由选择住处，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礼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国民政府所有。次日下午4时10分，溥仪率眷属及臣僚出宫，清室在故宫的残余统治就此终结。

成为蒋系政权支柱

民国十六年（1927年），黄郛应蒋介石之邀南下，在南昌与蒋密谈后“确定”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共政变的行动纲要。其主要内容黄郛建议而经蒋介石采纳的要点是：（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力争早日克复京、沪；（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为“四一二”政变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奠定了政治与外交基础。继而受蒋介石指派，潜往武汉、上海等地与日本、英国外交代表联络，北上拉拢冯玉祥、阎锡山附蒋介石反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等职，成为蒋系政权早期的重要支柱。其与张群等人组成的“新政学系”，长期影响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方向。

华北对日交涉妥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4月底逼近通州，平津震动。蒋介石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5月初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起用黄郛为委员长，令他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地区的现状，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非武装地带”，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关内外通车通邮协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河北事件发生后，同日方土肥原会谈，再次妥协，达成对满洲问题等时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反日言论等口头协议，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这些妥协举措虽被其辩解为“忍辱负重”，却遭到全国舆论强烈谴责，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典型事件之一。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黄郛与同为“丈夫团”成员的李书城、曾昭文自北京南下上海，湖北籍的李、曾两人又转赴武汉参加反清革命，黄郛则留在上海，与陈其美迅速展开合作，成为陈的最得力助手。11月3日，陈其美、李燮和等策动上海起义，在混乱中陈其美被俘虏，捉入制造局内。黄郛以军谘府执照进入制造局营救，并探查清军军力虚实。李燮和于4日攻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上海宣告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黄郛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此时从日本回沪的蒋介石则任第五团团长。当上海光复前夕，黄郛多次赴杭州与革命党人联系，讨论起义计划。在杭州起义中，黄郛在鼓励和组织力量方面都尽了很大力量。

沪军都督府成立之后，黄郛召集留日士官生成立一个师，成为沪军都督府的军事骨干力量。陈其美接受黄郛建议组织了江浙联军，一方面稳定上海局势，另一方面推动东南地区光复。在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过程中，沪军都督府实际上承担了全部的后勤支援任务，黄郛协助陈其美统筹兼顾，应付各方面纷至沓来的问题，所以在攻打南京战役中，黄郛的计划谋略功不可没。

教育行政实践

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黄郛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同时兼职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闻学、世界政治地理等课程。民国十年（1921年），他曾受命赴欧美考察战后经济，提出两点具体看法，一是关于国民体格训练，认为国民的标准体格要能负荷欧战全副武装、防毒面具而跑步者为及格；二是关于教科书，应由国家制订发行，不可营业者趋时投机，并设法购备各国最新教科书全套，寄赠上海中华书局陆伯鸿以供参考。在教育部任职时，他经常告诫青年不仅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各种学科常识，更要持续进行体格的锻炼、学人格的修养。

创办莫干小学

黄郛在1928—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隐居莫干山期间，目睹莫干山周边山民识字率极低、孩童失学的现状，秉持“自教、自养、自治、自卫”原则，推行农村改良举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黄郛夫妇创办私立莫干小学，以“耕读并重、手脑并用”为宗旨，开创现代职业教育先河。学校对初级部学生免学费、供书籍用具，为贫困生设半工半读制度，对优秀学生给予奖励或保送深造机会。四年级以上开设农事、劳作等课程，男学生参与农场耕耘，女学生学习缝纫、竹编等技能，配备专门实习场所与技师。

该校快速发展，初创时仅40名学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便增至120名，不仅为山区孩童提供就学机会，更以学校为中心带动农场、蚕种场、藏书楼及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推动当地农村全面改进，为乡村教育与地方发展提供了实践范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蒋介石夫妇曾视察黄郛创办的莫干小学。

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中称赞黄郛：

蒋介石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5日为追念黄郛特予褒奖令：“故国民政府委员黄郛，志虑忠诚，识量宏远，尽瘁革命，始终弗渝。值此抗战胜利之秋，缅维当年艰屯之会，公忠谋国，端赖老成，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章太炎在《黄氏藏书楼记》中对黄郛的处世作了评介：“如膺白者，于仕宦得聪慧名，顾亦自用其聪，不遽驯伏于疆有力之人，以是拒邻援，故位不极尊宠，名亦不至于大辱。由是日进，碌碌然，以朴拙自将。”称其既得“聪慧”之名，又不依附强权，以“朴拙”自处。

鲁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17日杂文《保留》写到黄郛：“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这里暗喻：投弹者不是卖国者，黄郛才是卖国者。

黄郛逝世后，国民党政府对他的表彰褒词写道：“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与黄郛交涉的日本外交官评价：“华北官方对我之态度，无论军政当局，均以不惹是生非勉维现状为主旨，凡百我不苛求，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可谓之对我系妥协态度”。

章乃器对《塘沽协定》的签定发表时事评论：“过去外交上的妥洽路线，是便于敌人完成‘以华灭华’的策略，是便于他们自己做敌人的刽子手，已经在事实上得着证明了。”

民国元年（1912年）9月19日，袁世凯下令授予黄郛等三十人为首批陆军中将。

黄郛逝世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郛在日本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结识，后一同投身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黄郛应陈其美之邀赴上海参与光复战役，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后，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此时蒋介石在该师任第5团团长，三人因共同的政治立场正式结为“盟兄弟”，陈其美为长兄，黄郛年长蒋介石8岁居次，蒋介石为弟，蒋介石还曾在赠给盟兄的宝剑上题“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留日期间，黄郛意识到同盟会中陆军留学生良莠不齐，亟需一个严密组织凝聚核心力量。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郛和李烈钧等出面，选择了一批忠贞可靠的陆军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同盟会的外围团体“丈夫大成团”，简称“丈夫团”。此团名乃黄郛引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为之大丈夫也”之意。丈夫团一共有30多人，由黄郛、李烈钧等人发起，奉黄兴为领袖。在辛亥革命中，“丈夫团”成员在各省发难响应，并担任了都督及师旅长等重要职务，其中多数人成为民国一代军界的风云人物，例如张群、阎锡山等皆为当时“丈夫团”成员，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军事力量。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黄郛与受曹锟、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早已暗中结托，冯玉祥离京前特意留下密电码以便互通情报。当吴佩孚前线失利、京畿兵力空虚时，黄郛当机立断发电冯玉祥：“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随后孤身冒险出城，于10月22日深夜赶至密云县高丽营与冯玉祥会晤，共同敲定政变部署，并代冯草拟主和通电。此次深夜密谈直接推动了北京政变的成功，成为终结直系军阀统治的关键节点。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旧上海第一任特别市市长。上海特别市直属中央政府，区别于普通省辖市，此次就职仪式于当日上午10时在枫林桥市政府举行，黄郛率各局局长宣誓，蒋介石与宋美龄亦专程从南京出席。

黄郛的市长任期仅一个月零几天便仓促下台。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12日，他赴南京述职时，恰逢桂系逼宫导致蒋介石下野，因与蒋介石为盟兄弟、派系立场关联，黄郛只得同步提出辞职，其去职甚至未提前告知下属局长。他的后任由桂系人物张伯璇接任，而黄郛也成为上海特别市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市长之一。

黄郛先代经商致富，后渐衰落。其父亲黄文治是个候补的县官，历任上虞县梁湖、百官一带盐政，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郛6岁时其父亲在杭州病逝。黄郛跟随母亲定居杭州，靠母亲做针线活过日子，因为家境困难，被母亲送入慈善机构办的杭州“正蒙义塾”读书。13岁转入义塾学堂，17岁的黄郛补为钱塘县学生员，并在杭州开馆授徒，以其收入贴补家庭开支。

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年），黄郛撰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二书，冀以世界局势启发国人。

在民国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一直都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黄郛与《塘沽协定》的“替罪羊”争议，是其生平中的核心争议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日军逼近平津，蒋介石电召隐居的黄郛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令其与日方谈判。黄郛明知此举会遭谴责，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签订《塘沽协定》，该协定实质是对日本侵略的妥协，也让黄郛被舆论斥为“卖国贼”。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黄郛在接受天津《大公报》采访时坦言：“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黄郛死后，他的夫人沈亦云开始为黄郛洗脱罪名。她撰写一本书叫《亦云回忆》，沈亦云在该书中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她直言黄郛是《塘沽协定》的替罪羊，是蒋介石媚日外交政策的替罪羊。黄郛死时，西湖旁的别墅还没有完工。等到别墅完全建成后，沈亦云致电蒋介石，表示要将这栋别墅无偿捐献给政府，包括房子里的名贵器具、字画、古董等。这栋捐献出来的别墅价值数十万元，沈亦云强调别墅所卖之钱用作抗战经费。但蒋介石并未卖掉黄郛别墅，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战胜利后，这座别墅成了国民政府主席也就是他自己的行辕。随后，蒋介石又下令将黄郛别墅所在的南山路更名为膺白路，以此纪念自己当年的这名盟兄弟，也被解读为对黄郛的愧疚补偿。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盟兄黄氏为其忍辱负重背黑锅的良苦用心是了然于胸的。

黄郛别墅位于杭州市南山路105号，最初门牌号为膺白路4号。该别墅占地1.414亩，最初地皮由吴君肇持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郛夫人沈亦云出资7500元购得此地皮并开始建造别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这座建筑面积950平方米的建筑刚建成，但黄郛已去世。后来黄郛的夫人沈亦云为了洗脱丈夫的“卖国”名声，作出了“捐楼抗战”的举措。抗战胜利后，黄郛别墅作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蒋介石夫妇来杭时曾下榻此处，并将南山路改名为膺白路，以纪念黄郛这位“党国要人”。新中国成立后，黄郛别墅成为大华饭店的组成部分，后为“1917花园餐厅”。

黄郛墓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蚕种场。

文治藏书楼是黄郛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所建，位于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庾村。黄郛以其父“文治”之名命名藏书楼，以表缅怀。据章太炎在《黄氏藏书楼记》，黄郛宦途既久、渐生倦意后，为继承先人“友樵丈”的志向，在莫干山建楼藏书，一则铭记世德，二则作为退隐后的精神寄托。

文治藏书楼是由德国建筑师设计建造，为两层砖石结构独立别墅，别墅整体靠山朝南，原本房屋的基地为山坡，是由开凿北侧部分山体、南侧砌石傍岸填土而成。藏书楼几经保护修缮，建筑立面青砖、饰料仍保持当年的样式，两座警卫楼和一棵古树依然矗立左右。藏书楼现已改为陆放版画藏书票馆并对外开放，成为庾村文化市集的一处参观景点，是莫干山近代建筑遗存的重点保护对象。

黄郛死后，他的夫人沈亦云撰写了《亦云回忆》，胡适作序言，1968年由传记文学社出版，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项目成果，唐德刚协助整理成书。该书创作于沈亦云移居美国期间，以作者与黄郛共同生活及政治活动为主线，涉及辛亥革命、黄郛参与《塘沽协定》谈判等历史事件，穿插大量历史函电作为佐证。在该书中，沈亦云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为研究黄郛生平提供重要史料。

2019年7月至2023年6月，由浙江大学肖如平主持完成《海外黄郛档案资料集》编写，它列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共5册200余万字。资料集选自美、台等地馆藏的黄郛档案、日记及英、美外交文件，分函电文件、日记校注两类：首册收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黄郛在北洋、南京政府时期的函电；第二至四册聚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华北交涉、外交关系及内政事务；第五册是《黄郛日记》校注本。该资料集是研究黄郛、民国政治外交史及政学系的核心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