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宝琪（1913年—1943年），山东省泰安城关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鲁宝琪组建中共泰安县临时县委并任书记。1942年任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负责搜集日伪军情报。鲁宝琪整顿了中共泰安地下情报站，搜集了大量情报。1943年10月，鲁宝琪前往泰安城东布置工作，由于奸细告密，日伪军数百人在半夜包围了鲁宝琪的住处。鲁宝琪在战斗中多处负伤，不幸被俘。鲁宝琪在狱中坚贞不屈，因伤情恶化，壮烈牺牲。

鲁宝琪（1913年—1943年），曾用名鲁波、鲁自嘉，1913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城关升平街一个富裕的家庭里。17岁时鲁宝琪考入山东省立高中。

1931年3月，鲁宝琪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为1928年在曲阜二师上学期间加入）三四月间，中共济南特支先后恢复和建立了济南反帝大同盟和济南社会科学研究社、济南文艺研究社等革命群众团体。济南反帝大同盟由鲁宝琪负责。

1931年初，中共济南特别支部遭敌破坏，为了恢复济南党组织，中共山东省委于2月派人来济重建党组织，但由于大多数党员疏散隐蔽，未能取得联系。3月上旬，山东省委再次派胡萍舟（胡允恭）来济，与省立一乡师党支部取得联系，并联络了部分与党组织失掉关系的党员，于中旬重新建立了中共济南特别支部，胡萍舟任书记，济南党的工作又迅速开展起来。6月，在中共济南特支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济南市委，由胡萍舟等9人组成，胡萍舟任书记，鲁宝琪为市委委员。济南市委负责指导泰安党的工作。济南市委决定让鲁宝琪回泰安与失掉关系的党员鲁宝瑛取得联系。他和鲁宝瑛又与泰安火车站党支部和三小教员张丹峰、张克明，萃英中学朱毓淦等失散的党员接上关系，并发展了部分党员，建立了三小党支部，不久，建立了中共泰安特别支部，鲁宝瑛任书记，归济南市委领导。泰安特支又根据济南市委的指示，向莱芜、曲阜等地发展，并与曲阜二师的党员程照轩、裴康增和莱芜的党员刘仲莹接上关系，分别建立了中共曲阜特别支部和莱芜特别支部，泰安特别支部即改组为中共泰安中心特支，泰安党的工作又迅速活跃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帝运动。遵照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济南市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决定，发动济南各中等以上学校组成“请愿团”，响应平、津等地学生的抗日反帝运动。鲁宝琪积极参加了“请愿团”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在多次活动中站在最前列。

1932年7月，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鲁宝琪、王心一等人到胶东海阳、牟平一带开展党的工作。此时化名鲁自嘉。同年8月，王心一、鲁宝琪等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建立了牟平、海阳两县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记、鲁宝琪任宣传委员。鲁宝琪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泉中学教员。在瑞泉中学期间，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各村指导党的工作，检查督促发展党员、开展党的活动。各村党的负责人也常常到学校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通过他卓有成效的工作，附近的党组织发展迅速。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鲁宝琪离开牟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便回到家乡泰安，在范明枢、冯玉祥创办的泰山武训小学任教务主任。

1934年夏秋，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中共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两次来到泰安，通过范明枢与失掉组织关系的鲁宝琪取得联系。当时，冯玉祥将军在泰山隐居，到他那里拜访的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因此，赵健民让曾在冯将军身边工作过的鲁宝琪设法找到上级党的代表，但始终未能找到。

1936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后鲁宝琪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关系，并按省委指示，联络失散的党员，临时负责泰安区党的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鲁宝琪到济南，通过张若谷之母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取得联系，省委随即派他回泰安联络过去的党员，恢复整理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救亡团体开展活动，并建立中共泰安临时县委。鲁宝琪回泰安后，利用走亲戚看朋友的方法，四处奔波，联络分散在泰安各地的共产党员，仅十几天就恢复了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泰安临时县委，并任书记。临时县委成立后，鲁宝琪与于一川、朱毓淦等县委成员以城南篦子店一带“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工作为基础，同马馥塘一起联络范明枢秘密发起组织“泰安县民众抗敌自卫团”，马馥塘任团长，鲁宝琪任自卫团政治部主任。又参与组织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泰安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泰安县抗日救亡剧团。

10月中旬，泰安临时县委在城南篦子店召开会议。鲁宝琪等县委成员，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以原“泰安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程照轩、崔子明分任正副主席，鲁宝琪、武冠英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区活动，路东由程照轩、鲁宝琪负责，路西由崔子明、武冠英负责，收集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武器和民间枪支，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的成立，为徂徕山起义和泰西起义作了组织准备。10月下旬，在黎玉亲自主持下，中共泰安县委成立，夏辅仁任书记，鲁宝琪任组织部长，于一川任宣传部长。这期间，省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常在夏(辅仁)家和鲁(宝琪)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日武装起义等工作。

12月31日，日寇侵占泰安城。鲁宝琪等又带领60余人参加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编成“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鲁宝琪任一中队指导员。

1938年2月，山东省委派鲁宝琪回泰安组建泰安独立营。鲁宝琪回泰安后，发展武装近百人，在5月中旬建立了四支队泰安独立营，洒海秋任营长、鲁宝琪任教导员。

1939年，鲁宝琪调山东纵队政治部任锄奸部审讯科科长。后又任第一纵队政治部锄奸部审讯科科长，中共山东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等职。

1942年8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正式改为山东军区，同时以原山纵机关为主重新成立鲁中军区。鲁宝琪留在鲁中军区任敌工部部长（当时未公布职务）。1942年秋，日伪军疯狂“蚕食”徂徕山根据地，敌人据点林立，封锁纵横，泰安地区抗日形势极度恶化，造成我区与上级交通联络中断。为了使党组织和军队系统及时无误地传递指示和情报，保证我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鲁中军区决定派鲁宝琪到泰安整顿交通情报联络网。他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往来于敌占区，同时，面临着少数变节分子告密的危险，走遍了原有的各交通情报站。首先，他改组了原有的交通情报站，分为情报站和交通站，单独建立了连接鲁西和接应护送往来干部的泰城交通站，归鲁中区敌工部管辖，由鲁宝琪总负责。其次，对原有的交通情报人员和点线关系进行逐个审查，符合要求的留下，不符合要求的调出或“断线”。同时，他还亲自做工作，留用和发展了一批可靠的交通情报人员，如刘焕民(刘清河)、邵勇(王一民)、江衍红等。为便于工作，鲁宝琪还兼任泰北县委副书记。他经常活动于泰安、济南一带，整顿地下情报交通组织，还深人到泰安城内布置检查工作，解决问题，使泰安情报交通联络站建立起了完整的组织机构，搜集了大量情报，完成了对过路干部的接应护送等任务。

1943年冬，鲁宝琪在泰城以东附近村庄执行任务。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日），鲁宝琪和警卫员及泰历县委干部刘明，从岱峰区梨园村出发，天黑时到了泰城东北的水牛堡，住庄东北约百米处姓张的独家院子里。由于奸细告密，伪军数百人于半夜包围了鲁宝琪3人的住处。拂晓时，敌人开始射击，密集的枪声惊醒了鲁宝琪等人，猛然察觉到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警卫员持枪第一个冲出，不幸在门前中弹牺牲。鲁宝琪见警卫员牺牲，怒火填胸，不甘束手就擒，一跃而出，向敌人猛烈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他的腹部、大腿和手臂多处中弹。在危急时刻，他想到的首先是党的机密，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党的秘密，他忍着巨痛，把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嚼碎吞到肚子里，便昏迷过去。刘明也壮烈牺牲在屋里。

敌人为了获取我党地下交通网的情况，用门板抬着昏迷不醒的鲁宝琪回到泰安城，关押在伪县警备队。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敌手，便抱定了向敌人作最后斗争的决心。他虽然伤势很重，不能动弹，但他那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事迹和刚毅的神情，令汉奸们望而生畏。汉奸知道鲁宝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一面为了讨取日本主子的奖赏，虚张声势，宣扬捉到了“共匪首要人物”；一面对鲁宝琪施以“体恤”、“安慰”、“劝降”。敌人假惺惺地对鲁宝琪说：“只要你说出以后不再干了，就把你放了。”鲁宝琪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后，还是打日本鬼子!”还有“好心”者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鲁宝琪对此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挥手令他们走开，其浩然正气，足令汉奸们折服和恐惧。汉奸知道保住鲁宝琪生命的重要，所以不管鲁宝琪态度如何，都对他表现出了最大的“关心”，送饭、治疗，无一怠慢。鲁宝琪针锋相对，拒绝说话，拒绝饮食，拒绝治疗。

鲁中军区的领导同志对鲁宝琪的情况极为关心和重视，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营救。鲁宝琪当时被关押在伪县警备队里，伤势严重，已被叛徒指认，暴露了身份。日本宪兵队得知后，正责令汉奸队交出来，汉奸队为了从中获取更大好处，百般推诿，迟迟不交，同时加紧对鲁宝琪进行逼供诱降，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分化瓦解当地的抗日力量。形势十分紧迫，一旦汉奸队将鲁宝琪交给日军，我们的营救工作就会更加困难。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立即行动，通过内线关系与汉奸头目朱茂轩谈判，一面施之以威，对其进行警告；一面授之以利，用金钱加以打动。具体营救方案是：先由已被我们发展为内线的日本翻译金成贵以日军代表的身份到汉奸队督促要人，并以查验伤情为由，与鲁宝琪取得联系，然后由江衍红陪同鲁宝琪的爱人黄桂兰，带上费用去探监，编好口供说受伤被俘的是鲁的内弟，是其护兵，而鲁本人在这场战斗中烧死(确有泰历县干部刘明被敌纵火烧死，尸体已碓以辨认)。再由抗属李育堂等人到场作证，坚决否认被俘的是鲁宝琪。与此同时，再通过熟人关系打通汉奸队头目路文炳、朱茂轩等，惠以重金，晓以利害，迫令他们放人。在对质中，江衍红和鲁宝琪的妻子、鲁家的长工及抗属李育堂等人，全部异口同声地说被捕的确系鲁的内弟。早已由我们打通关节的汉奸队头目便顺水推舟，对部下大发脾气，骂他们谎报军情，把护兵说成是鲁宝琪本人，招惹麻烦，并转托金翻译向日军解释，求日军宽恕，还答应不再对鲁宝琪进行刑讯，撤了门岗，在治病和生活方面都提供了方便。营救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既扭转了向日本宪兵队交人的局面，又取得了监外治伤的许诺。

但鲁宝琪被捕后伤势过重，被俘之初又遭刑讯，加之不吃不喝，拒绝服药，伤情急剧恶化，经常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当营救工作就要成功时，鲁宝琪伤病交加，医疗无效，在被捕后的第八天，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仅30岁。

鲁宝琪牺牲后，遗体被掩埋在城东岱道庵村附近鲁家老林。1963年8月，泰安县人民政府将鲁宝琪烈士的遗骨迁葬于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1938年底至1942年8月，鲁宝琪在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后改为保卫部)任审讯科长。在此期间，曾和鲁宝琪一道工作过的同志给他作出了一致的评价。鲁宝琪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他对同志对下级总是严格要求：是共产党员的用党性要求，是革命队伍的成员用革命性要求。为帮助教育同志，他直言不讳，对有的人来说，常常会有受不了的感觉，可是他那真诚关心、体贴入微的态度，又使被批评教育的同志立刻产生一种亲切感，所以大家都诚恳地接受他的批评和帮助。他不仅严于待人，更是严于律己，在工作中，他从来不讲价钱，总是千方百计地坚决完成。他甚至对自己的亲属也不失原则。一次，鲁宝琪的妻子领着七八岁的孩子去看他，闲谈中，不懂事的孩子说：“在学校里老师教俺唱过打倒共产党的歌。”鲁宝琪听后，狠狠地打了孩子一个耳光，生气地说：“真没出息!”幼小的孩子哪里懂得这些，眼里含着泪看着爸爸。鲁宝琪看着满含热泪的孩子，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爸爸就是共产党员，以后不要听信汉奸的反共宣传。”孩子听后擦去眼泪，认真地点点头。与他熟识的老同志，都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鲁宝琪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鲁宝琪政治上敏锐，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在工作中，他处理问题果断、敏锐，有较高的洞察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保证了部队内部的纯洁和防止了外来奸细的破坏。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不仅与我军搞“磨擦”，而且与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之间有矛盾。1941年夏，沈鸿烈派一名刺客(国民党营长韩子甲)，趁于学忠召开会议之机，刺杀于学忠，但没有得逞，刺客使用嫁祸于人的卑鄙手法，向我军驻地跑去，企图挑起于部与我军之间的矛盾。当刺客跑到我驻地附近时，被哨兵抓获。鲁宝琪对刺客进行了审讯，查明了事实真相，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关系到统战工作的大事，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到我军与于部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曾对山东的统战工作做过这样的指示：“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顽固派采取坚决反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采取极力争取的政策。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沈鸿烈属于顽固派，于学忠是尚有希望之人。”为争取于学忠部共同抗日，鲁宝琪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慎重而正确地处理了这件事：经上级领导批准，鲁宝琪亲自选派王兴元等4名同志押送刺客交于学忠处理。临行前，他反复交待说：“韩是要犯，不能让他跑掉，也不能让他自杀，要安全完成任务，这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不能出差错。”并和押送人员认真研究了行动路线和安全措施。于学忠得知押送刺客给他，非常高兴，派副官到沂南县的高湖村远迎，以表示对我军的感谢。当于学忠了解了刺杀事件的全部经过后，解除了对我军的误会，以后还几次送武器给我军。鲁宝琪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避免了我军与于学忠部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了我军与于部在一定程度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鲁宝琪是秘密工作的模范，他时常亲自参加武装接应护送工作。泰城交通站建立不久，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接应中央经冀鲁豫方面来山东分局的几位政治交通员，越过由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为了保证上级来人的安全，鲁宝琪亲自率地下交通员刘焕民、邵勇等10余人，到城南朱家埠铁路桥涵洞处，顺利地接到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可是在接应的同志中有位“刘先生”(宋云，原名刘延生)，因肺病恶化，吐血不止，有生命危险，无法继续前进，鲁宝琪便将其安排到刘焕民家养病。为了救护宋云，鲁宝琪又安排江居东先生和他的女儿江衍红秘密到城南夏村刘焕民家为宋治病，并照料护理病人。

1942年秋季，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偕夫人、孩子和警卫人员，从鲁中去延安路过泰北县，正值敌人“扫荡”。鲁中军区指示鲁宝琪亲自安排护送江华等通过津浦铁路，到泰西军分区驻地(齐河县刘桥)。当时，敌人在铁路沿线两侧挖有壕沟，过路通道设有日伪军据点，防守十分严密，江华一行要通过津浦铁路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完成护送任务，鲁宝琪亲自部署，派人通过关系，做通了把守在青杨火车站以北王八沟道口的伪军的工作，于夜间顺利地将江华和4名警卫人员护送过铁路，安全地到达了泰西军分区驻地。因情况有变，原来的路又不通了，江华的夫人、孩子和两名警卫人员被阻。鲁宝琪亲自策划，大胆地提出采取化装骗敌的办法通过敌占区。一天，鲁宝琪、金益三(泰西回民抗日救国会宣传委员)和江华夫人等化装成在上海经商回家乡省亲的商人上路了。中午时分，当行至党家庄时，迎面碰上两个特务。在鲁宝琪、金益三的巧妙周旋下，骗过了特务，经几天危险的行程，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护送江华夫人等的任务。事后，江华称赞鲁宝琪说：群众工作做得好，敌工工作做得也好。

1943年夏初，鲁中区第一军分区(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率干部战士七八十人到泰历县检查工作。一天，廖容标和当时负责鲁中区敌工工作的鲁宝琪、泰历县大队政委张正德等一块卿天。当谈到泰山时，鲁宝琪对泰山的雄伟多姿和诱人景色，绘声绘色，侃侃而谈。张正德说：“我们天天在泰山脚下转，不去逛逛山顶，真不甘心。”鲁宝琪也建议廖司令到山顶逛逛。廖容标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到山顶观察地形、敌情，顺便一游。当晚，廖容标、鲁宝琪、张正德等20余人从山后上山。第二天拂晓，他们登上了山顶，看罢日出，回到玉皇顶，游览了碧霞祠和舍身崖。鲁宝琪边走边向大家介绍泰山名胜。中午时分，他们一行来到天街吃饭时，发现山下有敌情，廖容标用望远镜一看，是十几名日伪军，簇拥着两顶轿子。廖容标同鲁宝琪、张正德商定，在南天门设伏，歼灭敌人。当敌人爬至南天门时，我军出其不意歼其一部，击毙1人，击伤2人，俘1名伪军中队长，并俘伪山东电报局局长日本人间本，余敌狼狈逃窜。活捉间本是个意外收获，对做敌工工作的鲁宝琪来说，是瓦解争取敌人的好机会。经他建议，间本被押送鲁中军区。鲁宝琪通过日本反战同盟的配合，做间本的工作，使间本有了反战表示，并愿意为抗日战争效力。为了瓦解日军的长远需要，鲁宝琪请示上级释放了间本。间本回济南后为我军办了一些好事，但因被我军俘虏过，失去了侵华日军大本营的信任，以间本为起点开拓的敌工工作还没扎下根，间本即被调往太平洋战区去了。鲁宝琪在瓦解、争取日军高级军官方面的才干，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