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名良，以字行。曾名志德，字斯藏；又曾用明乾、钦善、建常，改为良，字相伯，或作湘伯、芗伯。曾署笔名为求在我者。晚年自号华封老人。取教名若瑟，故又号若石。祖籍江苏丹阳，生于丹阳马家村（今江苏丹阳），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马氏家族世奉天主教，马相伯亦受洗，取圣名若瑟，故亦号若石。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精于医术，以济贫行善为乡人所称颂。马相伯长姊马建淑嫁与董家渡沙船首户朱朴斋；二哥马建勋（字少良）以为统帅太平军有功，任湘军粮台；弟马建忠（字眉叔）以文名世，协助李鸿章理新政，平定朝鲜政变，总理招商局，著《马氏文通》及《适可斋记言记行》等。

徐汇公学，校长为意大利籍耶稣会神父晁德莅

二十岁时，马相伯入修道院，学习希腊文，攻读哲学、神学、教史、教律、圣经诸学。二十三岁入耶稣会初学院，三十岁获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三十一岁晋司铎，不久担任徐汇公学校长。马相伯对于学生的教育，并不拘泥于天主教的教义教理，还辅以孔孟之道，为教会所忌惮。于是指定他专门研究天文和数学，1876年又调他到南京任编撰，翻译数理方面的自然科学著作。马氏勤于学，善于思，译成《度数大全》一百二十余卷，交与教会付梓，然终未能刊行。

1876年，三十六岁的马相伯离开耶稣会，入山东藩司余垣幕，任职泺口机器局，并调查矿务。五年后，任驻日使馆参赞，改任神户领事。光绪九年（1883）入李鸿章幕，赴朝鲜襄助改革政事。

1887年，马相伯呈文，就发行纸币、投资开矿、修造铁路、研制军械等事项，逐一提出自己的见解，李鸿章听其建议，遂派周馥、盛宣怀、马建忠、马相伯等赴美国筹措款项。马相伯在美国游说各大银行家，商洽借款，其构设的外资办理机器厂及开矿实业之蓝图，兼以马氏之雄辩口才，说服了二十四家银行经理出借五万万元，利钱三厘。马相伯再三拍电报和李鸿章商量，最后商定借用三万万五千万，拿三万万元作为存款。清廷得知马相伯得借款五万万美金，朝议大哗，御史纷纷上奏弹劾李鸿章，马相伯只得绕道欧洲回国。

1892年，马相伯任长崎领事，旋改使馆参赞。1896年与弟眉叔一同寓居上海。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与马氏兄弟过从甚密，梁还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并得以与当时洋务派诸公相识。

1898年，五十九的马相伯退隐青浦余山。这一年的冬天，马氏兄弟积二十年而成的《马氏文通》前六卷刊行，马相伯爱其弟的才华，此书独署马建忠一人之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平英敛之在天津筹设《大公报》，马相伯鼎力相助，《大公报》于1902年刊行于世。1903年，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而罢课闹学潮，因当局处事不公，学生们愤而离校。时任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来找马相伯商议，可否为二十四名有志于学习拉丁文的学生授课，马相伯欣然应允，并决心创建一所中国的新式大学，为国育才。马相伯捐出家产，在徐家汇天文台内创办了震旦学院。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马相伯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室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惟公马首是瞻”6 字。

1938年冬天，于右任邀马相伯移居昆明，途中因病困居于越南谅山。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因年老体衰，于凉山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九岁。举国哀悼。国民政府再颁令褒扬，并给治丧费，生平事迹付国史馆立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200余名学生和总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并聘请了几位法国籍神父任教。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

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热衷教育救国的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马相伯收留通缉犯会如同1901年义和团事件一样迫害天主教会，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稣会的担忧和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耶稣会派法国人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也是为了不要马相伯行为过当。

南从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稣会士，取消孔子诞辰假期认为是崇拜偶像，使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怀疑，加强管理，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但是南从周的行为却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不满，大批学生退学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他和部分学生一起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议取名“复旦”。一者，“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

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

至于震旦学院，则于同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为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时，马相伯仍然捐款四万元，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十万多元，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提供震旦学院使用，震旦学院从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教拉丁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当时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教授方法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

办学主张

当我创办震旦时，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心念祖国

“伲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这句话是马相伯一百岁时，因病滞留谅山时，不止一次地对前来探望他的门生故旧说的。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奋斗未见成功的抱憾之言。当时，日军大肆深入中国国土，马相伯的学生于右任等，考虑留居在桂林的马相伯的安全，请他转移去昆明休养，在途经谅山时病重，因此滞留。一路上，每逢停车歇宿，马相伯总要问左右：“现在何方？”病留谅山时，他又问左右，当他听说是谅山时，着急地说：“快让我走，这不是我们的国土，我要回国！”后来只好在他一觉醒来时骗他说：“现在我们已抵云贵交界处了。”他才稍安。马相伯对前来探望他的人，第一句总问：“现在我们打到哪里了？”“这小子（指蒋介石）会打仗吗？”他无时无刻都关心着前方的战局，关心着祖国的存亡。在他临终弥留之际，口中还一直含糊地吟着：“消息！消息！”

1952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派专人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马相伯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其遗骸被热心人所辨认收藏。1984年4月6日，迁葬至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园。

上海

马相伯在上海有3处故居：

马相伯故居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开江中路358号，又称马家厅，为江南风格私家住宅，2021年3月11日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马相伯旧居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55号，这是马相伯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间在上海的寓所。现在为“土山湾博物馆”，博物馆恢复了马相伯旧居中书房和卧室的格局。

马相伯旧居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205号新式里弄万宜坊内41号，是马相伯晚年寓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西班牙风格建筑。

丹阳

马相伯故居位于丹阳市胡桥马家村，为一封闭性清代村落建筑，座向朝南，有四座上下两层联排式房屋，四周开东西南北四门。

马相伯逝世消息传到桂林后，他的知交和弟子林素园在叠彩山风洞的岩壁上为马相伯刻像，以资永久纪念。刻像刻于风洞南侧距离地面高度约1.2米的岩壁上。1940年4月，林素园题写马相伯像赞，赞云：“心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聘请建筑师林乐义绘制画像，之后，请兴安县石雕艺人刘保虚刻石。

2000年4月，为纪念马相伯诞辰160周年，同学会、校友捐资在上海市虹桥路68号徐汇中学内建造一座马相伯校长青铜雕像，汉白玉基座呈“W”造型，源于英文“Why”的首字母，以示“求索”，底座为展开的书本。

2016年6月18日，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马相伯史迹纪念馆揭幕仪式，在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18号举行。马相伯史迹纪念馆用33块展板，10个展柜，通过一些文字、图片、以及实物资料，以编年体形式来展现马相伯的百年人生。

2009年11月28日，为纪念马相伯，丹阳市在原胡桥中学举行丹阳市马相伯学校成立暨马相伯塑像揭幕仪式。

2015年4月，马相伯175周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志德书院师生一行人来到马相伯墓园，追思先贤，启迪未来。

2023年6月18日，“先生之风·马相伯与诸弟子”学术论坛在丹阳市马相伯小学举行。7月，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青马班师生先后走访参观马相伯故居、马相伯史迹纪念馆、马相伯学校、复旦大学，还通过采访马相伯玄孙、马相伯研究会成员，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尽可能地深入了解马相伯生平经历，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百集文化纪录片《大师》，展现了近现代史上100位大师，第一位就是《马相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