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对话会_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会

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SLD），又称亚洲安全大会，是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联合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会议定于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因首次正式会议于2002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而得名，至2025年已举办22届。

历史背景

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形成的 “轴辐” 体系主导着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尽管美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也提出过构建诸如 “太平洋公约计划” “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亚洲安全合作会议” 等多边安全倡议，美国还曾试图组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但这些多边倡议和实践并未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安全理念的发展，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运而生并取得发展。

国际战略环境方面

从国际战略环境来看，因为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快速改变着国际政治现实的事物的生成，从根本上催生出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勃兴与不断发展。首先，两极格局的解体，促使各种力量重新评估自身的利益和调整彼此间关系，进入新的分化组合期。美国试图以冷战胜利为契机构建单极格局，但许多国家并不认同，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都强调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向。其次，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体系内包括国际组织、宗教组织、跨国公司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急剧增多，作用显著扩大。再次，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持续推动，国际安全环境更趋复杂，除传统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渗透，而且具有跨国性、全球性，这使得全球与地区一体化意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各国多边合作意识进一步提高。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而言，国际政治呈现一种“全球性”走势与“区域化”发展，谋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从国家传统方式扩展到多边主义的区域合作方式和全球合作方式，从而导致合作性集体行动的萌生。

安全理念方面

从安全理念来看，多边安全理念主要包括协调安全、集体安全、集体防务、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对冷战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理念。共同安全理念，最早是在“帕尔梅委员会”提交的《共同安全: 生存的蓝图》报告中提出的。共同安全强调各国的安全与生存是相互依存的，认为国家进行安全决策时对“未来阴影”的考虑将最终符合大家的利益，合作与互惠理性是安全体系得以稳固的最好基础。共同安全尽管是由欧洲国家提出，但其对国家间共同安全利益的强调，逐渐被亚太地区各国所接受。合作安全则是1990年9月由时任加拿大外长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是亚太地区在冷战后形成的一种安全观念。合作安全的核心特征，包括参与主体的包容性、探讨议题的广泛性、组织形式的松散性。参与主体的包容性，是指对于任何一个行为体，不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同时不论其观点如何、政体形式如何、在国际组织中地位如何，均可参与其中。探讨议题的广泛性，是指合作安全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议题，把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乃至人的安全都包括了进来。组织形式的松散性，是指不要求创设正式的制度或机制，强调渐进性和灵活性，即以相关各方可接受的渐进方式发展多边机制并采取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促进成员间培养对话的习惯。

筹建背景

1996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泰国国防部长差瓦立·永猜裕就曾分别提出过召集亚洲各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的倡议，但均没有实现。2001年，时任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奇普曼提出建立亚洲安全会议的想法。在第36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约翰·奇普曼注意到亚洲官员受到冷落，更加坚定了亚洲需要自己的国防部长层级防务对话机制的想法。2001年2月，约翰·奇普曼正式向时任新加坡总统塞拉潘·纳丹提出了建立亚洲安全会议的想法，并获得塞拉潘·纳丹同意，之后被提交新加坡内阁讨论，得到新加坡国防部的支持。

美国“9·11事件”后，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对亚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各国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亚太各国面临着十分复杂、多元化的安全问题。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也将对世界安全形势产生越来越重大的战略影响。“形势比人强”，在快速变化的形势面前，相关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及时掌握情况，把握趋势，协调立场，寻求合作，以便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争取主动，进行符合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正确决策和处置。在以上前提下，冷战时期形成的亚太地区安全框架开始发生转型，力量结构、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安全议题以及讨论安全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形式的“二轨”“一轨半”的防务外交开始不断涌现，而且显示出与一轨关系相比更为放松、更为灵活的独特优势。

会议综述

筹建意义

发起举办香格里拉对话会，希望能有助于来自地区内国家以及在本地区有重大利益国家的防务和安全政策决策者们能够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希望各国高官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能推进彼此信任建立和开展务实的安全合作，同时也希望香格里拉对话会能成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质定义

香格里拉对话会是除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之外，亚太地区又一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是亚太地区唯一能将各国防务部门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论防务问题和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机制。

香格里拉对话会对话机制具有“一轨半”性质，由于将安全研究、安全对话和安全决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太地区各国进行防务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高层平台。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多边性。这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亚太地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处理各种安全关系的新需求。在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等争端尚未解决，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海盗、自然灾害、生态破坏、重大事故灾难和生物疫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却在不断上升，成为亚太地区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这些威胁既关系到国际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却又远非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多边的方式则是探讨和解决共同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亚太国家可以在多边的平台上加强交流，达成共识，形成合作安全的基础。香格里拉对话会虽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安全论坛，需要不断完善成熟，但它的多边特征应予继续保持下去，继续对亚太地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与会人员

欧美、亚太等地区国家以及东盟成员国国防部长、副部长或者相关国防官员，各国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各国智库资深学者、国际军工企业高官、国际知名媒体等。

对话机制

会议机制

香格里拉对话会分为公开的大会交流和闭门的分组会议两种形式，以兼顾讨论中的透明度与深入性。

全体会议

每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会议包括第一天的主旨发言，经常由一国元首或政要做主旨演讲。在主旨演讲后两天内举办五场分会，通常由各国部长主持。媒体受邀报道会议。分会发言人通常由各国部长或其他高官担任。

分组会议

分组会议允许参与方就特殊问题举行更公开的探讨。举行分组会议需确保可以为双边部长级会议留出时间，分组会通常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职员主持，发言人为部长或其他高官。

双边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会为各国防长在私下场合开展双边或多边防务外交提供条件，提供可供30-40人会议场地进行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交流。通常由新加坡防长举办多边参与的午餐会。

非政府代表团会议

非政府代表团会议通常有约200多名非政府代表，包括政治家、学者、商人、智库分析专家、媒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NGO）人士参会。

会议特点

相较于亚太地区其他主要的多边安全机制，香格里拉对话会并非由东盟主导，而是有较深的西方背景。对话源于欧洲的防务外交理念与实践。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受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影响，且得到美日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些国家几乎每年都派防长出席会议。美国曾多次派出包括防长、参联会主席和印太司令部（前身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在内的军方高官一起与会。美防长一般会在演讲中阐述美国的亚太政策和军事战略，发表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看法，批评和抨击有关国家，力图掌控舆论主导权和话语权。相比之下，中国自派出军方高级代表团参会以来，会议发言往往是次日上午，美国及其盟友提出的议题特别是对中方不利的舆论已然发酵，中方只能被迫“接招”做出回应。香格里拉对话会还常年得到西方大型民用和军火公司的商业赞助。其他一些西方公司或媒体也对会议提供支持。

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是一个学术机构，不具备官方色彩。与正式的官方机制不同，香格里拉对话会设立的初衷是“给地区各国国防部长们提供一个在学术会议般的放松场景中进行会晤的机会”。这种非正式性有利于各方坦诚交流，弥补官方会议的不足。会议还邀请非官方的专家学者参会，确保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能够以高标准举行，会上的公开辩论有助于在重要的安全问题上促进和加强实质性合作。由于这种非正式性，国防部长和防务高官们将对话会视为重要平台，愿意在会上提出一些新倡议作为试探，以便进行一种“理念验证”，有些倡议会被采纳，有些则被搁置或抛弃。由于非正式性原因，香格里拉对话会在解决一些最棘手、最敏感的地区防务问题时体现出其价值。在正式官方机制中无法展开深入讨论的传统安全问题都可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加以探讨。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建立之初，就致力于多边进程，为各国防务部门进行双边、三边等小范围接触搭建平台。在同一地点、短时间内、高密度举行双边或三边会晤会提升效率，主办方会确保这些会晤的保密性，也增强了其对防务部门政策制定者的吸引力。多边框架下的小范围互动，提升了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价值。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各国代表团越来越将其作为与同行举行私下双边或三边磋商的场合。

确保议题的广泛性

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亚太地区的防务对话机制，决定了其议题的区域性。由于亚太地理范围广泛，安全挑战多元，加之香格里拉对话会参与国家众多，各方利益诉求多样，香格里拉对话会一直追求议题设置的广泛性。历年来，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议题不回避本地区长期存在、敏感度高、棘手难解的热点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涉及诸多不太敏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多边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还会突出军事属性，探讨地区防务合作、战争形态的变化、军事现代化、军事透明度、军备竞赛、战略稳定等军事相关议题。

注重议题的引导性

每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不会设置一个统一的主题，但会确保主要议题反映当年最为重要、受到广泛关注的地区安全挑战。主办方会根据举办年的安全形势，设置一些引导性议题，以期引发辩论和交锋，增强话题性，吸引国际舆论关注。

提升议题的前瞻性

香格里拉对话会关注虽尚未成为主要挑战，但未来可能对防务、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兴威胁，力求通过前瞻性探讨，寻求对这些威胁挑战的应对之策。香格里拉对话会还多次探讨新兴技术对军事和国防的影响，设置“新军事技术与条令”“军事能力发展：新兴技术、有限预算和艰难选择”“新兴技术对防务的影响”“新战略技术和未来冲突” 等议题。

美国国防部长曾多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明美国对本地区的构想及军事政策。日本也曾多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自身对地区安全、安全架构的设想及阐明本国的安全政策。除了大国，中小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声量也在增大，各国借机提出对地区安全的想法，试图影响大国的竞争及地区安全走向。

美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掌握着主要话语权，而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展现自己的追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自2007年中方首次派出军事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以来，中美两国在会上的互动甚至“互怼”，成为会议最大看点和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中美都利用该平台提出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构想，也向地区传递政策信号，争取区域国家支持。

未来挑战

香格里拉对话会面临的突挑战之一是地区其他类似机制的冲击，特别是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由于东盟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中占据中心地位，它更倾向于支持和利用这一机制，而且东盟防长扩大会在推进地区务实性防务合作方面的确发挥了主导作用。相比之下，香格里拉对话会或只能作为防务对话的平台，提出一些倡议或理念，难以在推进务实性防务合作方面发挥直接作用。

此外，本地区其他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些防务会议机制，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对香格里拉对话会构成挑战。因为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日益复杂多样、各国疲于应付的情况下，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东盟防长扩大会及地区其他防务对话机制不得不在争夺各国防务部门的关注和精力方面构成竞争。

从更深层次上看，虽然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某种程度的重叠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反映了亚太地区内在的多元性，但这种现象事实上反映了日益加剧的竞争，特别是在大国之间。大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它们感到最为舒适和最具影响力的机制来展现在本地区的存在，对不同机制的态度出现分野，在防务外交方面这种困境同样明显。

亚太地区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秩序观、安全观的较量，一边是以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观，另一边是中国及东盟等国倡导的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理念。就本地区的防务合作模式而言，既有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也有上海合作组织等以不结盟、对外开放为原则的组织，还有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以及香格里拉对话会、西太海军论坛、北京香山论坛等机制。由于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会出现对同一问题“不同调”的情况，加之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不避讳敏感议题，不同国家的看法分歧会更为突出。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目的是利用对话促进建立信任和务实合作。适度的交锋和争论有利于各国了解别国的政策、立场、观念，从而避免误解和误判。如果由于地缘战略因素导致国家间对立加剧，将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平台对对方进行攻击和指责，甚至联手对付对手，将破坏对话的氛围，因为“有效的对话有助于建立信任和信心，但公开的批评和争吵则会损害上述努力”。

香格里拉对话会虽然为各国阐述各自的安全观念和政策立场提供了平台，但基于其西方主导色彩，东盟等中小国家的声音往往并未受到充分关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依然将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争夺防务安全领域话语权的重要场所。相比之下，中国和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则力主加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重申地区机制应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致力于实现互信、合作与共赢。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和矛盾的深刻性，不同安全观、秩序观的碰撞仍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影响整个地区安全架构和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过程。

每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两国与会者之间的碰撞交锋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重头戏。中美由于国家利益和目标的不同，彼此存在分歧实属正常，但中美博弈态势的不断发展，对两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交流日益产生负面影响。从最初的海上安全，特别是南海问题，到美国以“印太战略”为牵引，将中美博弈逐渐导向更大范围、全方位较量，双方的矛盾分歧从海上扩大到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再到之后美国更是联合盟友伙伴扩大对华遏制围堵。

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美西方主导的地区防务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上述竞争态势。另在一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其一，中美在会上的立场表态从最初尚具合作性、包容性到越来越针锋相对，双方陷入各说各话的境地，难以有实质性沟通。其二，中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受到美国与盟友的“围攻”，参与会议的意愿受到影响。中方本就对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西方背景抱有疑虑，如果中美博弈态势导致中方在会上一再成为被指责攻击的对象，中方参会的积极性可能降低。其三，中美博弈态势的加剧，使得许多中小国家陷入困境。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在和平与力量之间保持中间立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也更加困难。

未来前景

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剧烈变化，各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日趋多元复杂，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并且显示传统战争并未远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烈度都在加强，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影响之大超乎想象，这些都使得对多边防务论坛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进一步增强。

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东盟防长扩大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工，避免了功能重叠。香格里拉对话会侧重在为西方国家提供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方面发挥作用，主要是对地区制度架构、防务合作提出新建议，改革现存制度等，且除每年邀请各国防长参加会议外，还利用文献和研讨会等各种方式引导地区安全话语，谋求在安全理念、话语层面塑造地区合作。相比之下，东盟防长扩大会侧重各国军方在防务领域的务实合作，如成立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军事医学等重点领域专家工作组并推进联合演习等。在各种多边机制相互竞争的情况下，香格里拉对话会仍有其发展空间。

香格里拉对话会另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但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是本地区极少能够定期讨论传统安全挑战及合作的多边机制，如军事同盟、军备竞争、领土争端、军事现代化、军事透明度等，这使其相对其他机制有明显优势。虽然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论坛并没有任何实质约束力，但各国军方代表的公开发言，多少起着某种非正式国际承诺的暗示作用，能够降低非理性行为。

会议相关

举办时间

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每年6月初举办。

举办地点

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于1971年开业，邻近新加坡繁华的乌节商圈，号称亚洲最豪华五星级酒店之一。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安全、物品准备和活动安排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2015年“习马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会谈。

历届会议

第一届

首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始于2002年，大约12位各国副国防防长和防长代表参加。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率团参加会议。作为非官方的防务峰会，使防务官员以双边或多边方式，在彼此信任的情况下私下会面，代表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或公报。首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分为六场分会。

第二届

2003年，第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举行，该届对话会将邀请邀请范围扩大到各国国防参谋部门主管，国防部副局长级（under secretaries），会议日程包括五场分会和两场同时举行的分组会议。

第三届

2004年，第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邀请范围拓展为包括参会国情报部门和公共安全部门高官。分组会议扩大为三个。同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办公室设立，使得国际战略研究所可以完全独立地组织峰会。

第四届

2005年，巴基斯坦首次参加第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第五届

2006年，第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参会国达到23个，有17个代表团由各自国防部长带领，其他3个由副部长或同级别官员带领。

第六届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率团于2007年参加第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首次参会。

第七届

2008年5月30日晚，第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包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中将、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石破茂等在内的2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军队总参谋长、安全官员、专家学者参加了该次会议。越南和缅甸将参加对话会的官员级别提升为副部长级。缅甸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艾敏特（Aye Myint）带团参与。老挝首次参与对话会。

第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与会代表就亚太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反恐、气候变化与亚太安全机制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与磋商。该届对话会由五个分会调整为六个分会，而分组会议由3个扩大为6个。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会议发言中透露出美国对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的担忧和进行牵制的意图，尤其是对中国迅猛增长的南海军力所引起的南海局势变化颇为关注。

第八届

2009年5月31日，为期三天的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会议期间，来自亚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军方高级将领、高级外交官及安全问题专家与学者就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促进了交流与对话，增进了友谊与共识。时任越南防长冯光青首次率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成为首位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演讲的政府首脑。

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表明，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亚太地区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地区安全形势的主流。大国关系趋向改善，互动更加频繁，对安全合作的需求和意愿进一步增强。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表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实践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也符合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和亚太地区是一大机遇。马晓天提出5项倡议：巩固和加强区域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安全理念；建立公正的相互关系准则；加强务实性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加强相互了解与信任。

参加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亚太国家国防部长与代表们一致认为，亚太地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诸多安全挑战的牢固地区框架，这一框架需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开放且范围广泛，无论大国小国，包括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性组织都应能发挥作用；二是灵活，亚太需要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架构网络的部分重叠，以允许更多合作与对话的机遇；三是以东盟作为安全框架的支柱。

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及导弹试射也是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焦点，美国、日本、韩国就此问题特别举行了三方会晤。

第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澳大利亚准许新加坡武装力量进入澳大利亚进行训练。

第九届

2010年6月6日，第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代表在3天会议期间重点围绕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朝鲜半岛问题、中美关系等展开了讨论。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做主旨演讲，这是首位国家元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演讲。

参加第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各国国防领导人在会议期间认为，国际社会应避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还就解决区域争端、加强区域合作发表了看法。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于2010年6月5日在大会上发言。马晓天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军关系在内。马晓天称，中国一贯重视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信和合作，本着“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和美方开展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存在障碍，第一是美对台军售；第二是美国军舰、飞机在南海、东海对中国进行高强度监视、侦察；第三是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对12个领域的两军交流进行限制。对中、美两军交往设置障碍的责任并不在中方。马晓天强调，中方仍将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发展。马晓天表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大国互动更加频繁，地区各国参与安全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但地区安全形势也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地区热点问题有所反复。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有关国家应当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事态恶化和升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海洋、网络、太空以及气候环境等问题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显现，成为安全的新侧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要靠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马晓天指出，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代中国郑重的战略选择。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马晓天提出了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五点主张：第一，树立综合安全的理念，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第二，树立共同安全的理念，构建平等的伙伴关系；第三，树立开放安全的理念，培育互信的伙伴关系；第四，树立合作安全的理念，实现互利的伙伴关系；第五，树立发展安全的理念，确立前瞻的伙伴关系。

第十届

2011年，第1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邀请亚太地区和部分欧洲国家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参会。该次会议共有1位总统、2位总理、1位副总理和21位国防部长或副部长出席。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亚太地区27国的国防部长或防务高官出席了会议。

第1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共举行了六个主题分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防务部门负责人就“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挑战”“亚洲新的力量分布和意义”“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等议题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与立场，并就未来的地区安全形势提出了多个倡议与呼吁。与会的各国防务高官还以双边会谈和多边闭门会议的形势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率团出席第1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是中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也是中方历年来参会级别最高的代表团，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的高度重视。梁光烈在该次对话会中就“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做了题为《促进安全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专题发言，有效地向外界传达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政策主张和对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梁光烈在专题发言中，提出了国际安全合作的4项原则，阐述了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和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建设和谐亚太的政策主张，并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灾难救援、打击海盗等领域的理念与实践。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梁光烈还分别与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防务部门负责人举行了10多场双边会见或会谈，就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防务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并表示中国将努力促进与各国的军事交流合作。

美国方面，即将卸任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时，再次重申美国不会放弃亚太地区在其战略框架中的重要位置。罗伯特·盖茨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的安全威胁有着足够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尽管面临着财政预算紧缩等困难，美国仍将继续深化和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力部署。

第十一届

2012年6月3日，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来自亚太地区27个国家的代表团、14位国防部长、众多政府官员及专家学者就亚太地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该次对话共设5个主题，分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保护海事自由”“威慑和地区稳定”“新型战争：网络、无人机和新威胁”“全球和亚太安全的新风险”。该次会议中，地缘政治多次被与会者提及。

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于2012年6月1日在为会议做开幕发言时认为，过去数十年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很大改变，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张联系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合作网络。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呼吁各国抓住机遇，秉持追求双赢的理念，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进行合作。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对话会。任海泉在会议期间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任海泉认为，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突出了新形势下亚太安全这个主题，尽管有媒体和与会人员想炒作南海问题，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关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区域的问题，任海泉认为，这是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面临窘迫的财政状况以及对于整个世界安全形势评估后所做出的应对。任海泉认为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多的是用于防范而非进攻，所以不要过高地夸大其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十分重视美国的战略调整，并做好了一切应对的准备。任海泉认为，中国对待战争的一贯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战略上要藐视对手，战术上则要重视对手。

首次以防长身份出席会议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谈到和中国的关系时，否认美军事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系威胁中国的说法，莱昂·帕内塔表示中、美两国应增进战略互信，讨论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莱昂·帕内塔称，美国和中国都不会那么天真地看待两国的关系，都清楚地认识到两国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同时都认识到，只有保持沟通和交流，不断加强两国在军事、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合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和平地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分歧，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第十二届

2013年6月2日，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落幕，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成为与会各国和地区防务代表的关注焦点。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来自亚太地区及区外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防务高官和学者讨论了区域安全议题，并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其中，北约、英国、加拿大等一些非亚太区域的国家和区域军事组织也组团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讨论，内容涉及传统安全议题以及海洋安全、网络攻击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戚建国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实现亚太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就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贯立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首次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表示，欧盟希望加强与亚太区域各国和地区的互动，尤其在反恐、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因为这些新的安全挑战是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

第十三届

2014年5月30日，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对话会，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会议。同日，傅莹在参加“管理亚太安全与外交”电视辩论会时表示，目前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更多来自于非传统威胁，包括海啸、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恐怖主义等威胁，最近发生的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凸显各国应当加强合作应对非传统领域的威胁。

在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分别在2014年5月30日和31日发表演讲。6月1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第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主题演讲。

王冠中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安倍晋三和查克·哈格尔在演讲中一唱一和，把中国作为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和假想敌，并大力宣扬美日军事同盟对于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作用，这让中国不得不做出相应回应。王冠中指出，安倍晋三显然是要把各国官员、学者云集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变成宣传“安倍主义”、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舞台。安倍晋三除了宣传日本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主张外，通篇多次用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中国，这体现了他一贯右倾的政治取向。

王冠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查克·哈格尔强调强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同盟军事关系，并把它作为亚太安全的“基石”，“这显然是冷战思维的体现，这让亚太地区广大不结盟国家作何感想？”王冠中指出，军事同盟已经是20世纪的历史陈迹，它的存在毫无疑问将会妨碍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需要正视争端与分歧，不断扩大彼此的共同利益，努力缩小矛盾和分歧，以积极心态消除误解和误判，而不是正好相反。

第十四届

2015年5月29日至31日，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南海问题等亚太安全热点成为峰会关注焦点。

2015年5月30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称，中方填海造地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超过其他声索国总和。中方在南海的行动与国际准则和规范不“合拍”。美方对南海岛礁军事化前景及可能带来的误判和冲突风险深感忧虑。将水下岩礁变成机场不能获得主权。美方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填海造地”，反对任何一方将岛礁进一步军事化的行为，将继续行使与保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并鼓励中国与东盟2015年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

2015年5月31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孙建国就南海问题表示，中国和中国军队历来不怕鬼、不信邪，服理不服霸、信理不信邪，绝不要指望中国和中国军队会对歪理邪说和强权霸权屈服，绝不要指望中国和中国军队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美方无视历史、法理与事实，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对中国合法、合理、合情的岛礁建设进行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孙建国在演讲中宣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阐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介绍中国政府和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批驳个别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提出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倡议主张。孙建国强调，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合法、合理、合情，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影响航行自由。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不动摇，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意志不动摇，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立场不动摇，与有关各方妥善管控风险的努力不会改变，持续推进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不会改变。与会的中方专家学者也阐述了中国的主张和权益。

第十五届

2016年6月3日，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防务部门和军方领导人与会。时任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协商合作解决争端。巴育·占奥差在演讲中称，亚太地区仍面临诸多挑战，各国应该通过协商和合作解决争端，共同应对挑战。巴育·占奥差指出，地区的安全稳定是各国共同利益，泰国支持并愿与各国在国际法下维护和平稳定。

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包括5次全体大会和6个分论坛。会议期间，各方代表还将举行双边或多边会晤。

中国此次派出以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海军上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会。孙建国将在6月5日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专题发言并回答与会代表提问。会议期间，孙建国还将与十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就发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第十六届

2017年6月2日至4日，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12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或军方领导人出席，22个国家的部长级政府代表团参会，另有来自39个国家的高级别国防官员和学者出席会议。

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就不同领域的安全议题举行了五次全体会议及四场特别小组会议，各国防务官员和学者进行了沟通，促和平、求稳定、谋发展仍是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取向和共同诉求。

在2017年6月3日上午的首场全体大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就“美国和亚太安全”主题作主旨演讲。这是詹姆斯·马蒂斯履新以来首次在亚太地区公开发言。詹姆斯·马蒂斯在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对朝核问题、中美竞争与合作、南海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等的看法。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对话会。在2017年6月3日下午的四场特别小组会上，中方代表团就“亚太地区核威胁”“安全合作新模式”“新兴科技对国防的影响”和“避免海上冲突的实用措施”等议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交流。何雷在“安全合作新模式”主题会议中阐述了中国构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原则立场。何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破解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构建亚太安全合作的新模式，维护亚太持久和平提供了崭新思路。中国始终是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努力发展和改善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倡导解决复杂地区热点问题的新思路。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姚云竹在“亚太地区核威胁”主题会议上表示，中方已经提出了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中国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了积极努力，也将继续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周波在小组会议发言中通过引述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等，阐明中方对避免海上冲突的看法。“中国声音”让特别小组会议受到参会各方普遍关注。

第十七届

2018年6月1日晚，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正式开幕。来自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层官员共计600余人参加该次会议。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于亚太地区的安全议题，主要包括朝鲜问题、反恐局势和海洋安全等。在开幕式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发表主旨演讲。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印度将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与各国的关系中，印中关系是重要的一环。印度与中国合作深化、贸易发展，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和平。印中深化合作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按照日程，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进行5场全体会议，6月2日下午还将举办6场平行会议。其间，有关国家将进行多场双方或多边会谈。其中，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在6月2日上午发表主旨演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该次对话会。会议期间，何雷将围绕“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影响”议题发言，重点宣介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重要理念。

第十八届

2019年5月31日晚，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开幕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谈及中美关系和多边主义等。李显龙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稳定和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小国当如何应对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李显龙表示，中美关系是现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将决定整个国际环境的未来走向。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就如何从地区安全大局出发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与争端提问。李显龙表示，中美之间首先要保持高层交往，建立互信，同时解决具体问题。

中国代表团参会人员将在分组会议中就网络防务安全、海上安全机制、防务合作模式等议题发言。

第十九届

2022年6月10日，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会议为期3天，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作为出席该次会议的最高级别外国领导人，将于6月10日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按照日程，时任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11日将就“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发表演讲。会议主办方6月9日宣布，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将于6月11日通过视频在会上发表演讲。另据俄罗斯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取消了对俄方参加会议的邀请。

新加坡国防部2022年6月9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聚集了来自42个国家的500多名政府高层、军事将领和安全专家。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达37个。

第二十届

2023年6月4日，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据对话会主办方网站消息，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约600位官员、学者等参加该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对话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参会专家集体接受了中外媒体采访。专家们表示，中国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代表团此次参会，是为和平合作发展而来。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在会前介绍称，在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与蒙古国、新西兰、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防务部门领导或代表团团长就双边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中国台湾、南海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参会专家们还向媒体解读了“中国新的安全倡议”理念。

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旗帜鲜明地重申在中国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进一步表明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会议期间，参会的中国代表团有关专家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时机、各种形式，阐释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精神以及捍卫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就国际和地区重大安全问题发表鲜明观点等，坚定维护了国家利益。

第二十一届

2024年5月31日，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拉开帷幕，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5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对话会，包括亚太、欧洲、北美及其他地区的国防部长、军事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应邀出席。会议期间，共安排7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6场平行论坛，聚焦区域安全热点话题。其中，AI（人工智能）和未来战争等列入新议题。

2024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在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作大会发言。董军强调，中方崇尚以和为贵，寻求共同安全，秉持平等尊重，注重开放包容，同时坚决捍卫核心利益。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希望个别国家认清利害，回归对话协商正道。解放军将以及时坚决有力的作为，扼止“台独”，确保其图谋永无得逞之日。会议其间，董军与美国、加拿大、泰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柬埔寨、新西兰等国防务部门领导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会谈。

第二十二届

2025年5月30日晚，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东帝汶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发表题为“美国‘印太安全’新愿景”的演讲，不仅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更在涉中国台湾、南海等问题上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对此，在现场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胡钢锋少将予以严正驳斥，并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议题会上做了主旨发言，阐述中方立场。胡钢锋强调，中方将秉持习近平主席三大全球倡议，积极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作打造亚太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方倡议，一是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维护亚太海上安全秩序，二是坚持真诚对话协商，促进亚太海上持久和平，三是坚持平等交流互鉴，创造亚太海上美好未来。

2025年6月1日，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和平、合作与发展仍是主要趋势，亚洲国家应求同存异，共同应对挑战。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在演讲中表示，希望包括香格里拉对话会在内的国际防务论坛，以及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致力于推动合作与避免冲突，实现共赢和减少矛盾。

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等理念受到了域内各国的欢迎和认同。与会人士表示，这一模式包含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等三大要素，这才符合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才有助于周边国家实现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

各方态度

自2007年开始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以来，中国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参加每次对话，为论坛的成功举办作出了贡献。2011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中国国防部长首次与会，是中方历年来参会级别最高的代表团。这是落实关于加强多边合作、建设和谐亚太有关倡议的具体举措，是中国军队致力于增进地区安全互信与合作的积极努力，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的高度重视。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的积极态度。中国对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积极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境外利益不断增长、国际安全合作的需求和信心不断增强的客观现实。反映了中国与亚太国家安全关系日趋成熟并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愿意与亚太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安全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真诚愿望和建设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