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
供奉日本战犯及其家属的场所
靖国神社(英语:Yasukuni Shrine ,日语:やすくにじんじゃ),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三万名台湾高砂义勇军等日本兵。
历史沿革
名称由来
“神社”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代的《墨子·明鬼》,意为“祭神的地方”;“神宫”一词,始见于《十六国春秋》,意为“祭神的宫殿”。日本神社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住宅中的神灵祭祀场所(主要指天皇祭祀祖先神的社殿)演变而来,写作“宫”,即“御屋”,意为神住的场所。另一种是由郊外祭祀神灵的道场转变而来。
日本神社过去叫法不一。将神社名称加以统一规定,是日本近代以后的事情。一般说来,神社是祭祀神道诸神的场所,神宫是祭祀皇祖和皇灵的级别较高的神社。“社”即“屋代”,意为“代替房屋”,所以“神篱、磬境”等都是一种“屋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神祠”出现了。“神祠”是“屋代”向“御屋”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发展演变
神社是祭祀日本本土神灵的宗教设施。其祭祀的神灵有日本古代神话中的神、自然发生的神和人神。
有学者推测认为神社的原初功能之一(并非全部)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是泛自然神信仰的一部分,而神社的水稻神信仰则带有继发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神社的原初功能带有东亚及世界文化发展的共性。
现在日本神社(神宫)均由古代临时祭场进化而来。古代临时祭场有“神篱”、“磬境”、“磬座”、“神奈备”几种形式。祭场四周种植的常青树,即“神篱”,挂有“高帜、镜鉴”等祭器;用石块围出的供神降临的圣域,叫“磬境”;选择奇异岩石作为神座的,叫“磬座”;而“神奈备”则指大自然神域,有神灵镇座的山岳和森林。随着历史的发展,临时祭场的绝大部分逐渐演变成能让神灵常驻的社殿——神社。
从弥生和古坟时代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原始神道祭祀时并未在固定的宗教建筑场所内进行,而是在临时选定的祭场中举行。“社”的古音义也证明了这一点。
“神祠”据说是恳请天上的神灵降临镇守的场所,神社(宫)中的“御柱”就是天神降临的通道。最古老神社之一的诹访神社至今仍保留着四根与建筑无关的柱子,这四根柱子被认为是在祀殿建造之前,模仿“御社”所立的。
神社建筑出现后,形式上为保留“古风”,其“屋代”亦被保留下来。至于神社正式形成的具体时间,现难以准确判定。神殿的创建,一般推测始于飞鸟时代(645~710)前后,即佛教传入,建造了佛殿、寺院之后。当时受到佛教刺激的神道信者不甘心于神道被纳入佛教体系,在从佛教摄取足够养分,丰富神道教义的同时,吸收中国的佛教建筑技术,把原本的天然祭场升级为人工建造的神社。
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参拜靖国神社就变成了一种“超宗教”的国家祭祀活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宗教理由为借口,拒绝参拜。凡是在战场上丧生的人,入祀靖国神社以后,就变成了“护国神灵”,受到众人的参拜。入祀靖国神社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任何无名小卒一旦变为“护国神灵”,就可以得到天皇、大臣的参拜。
随着国际冷战局面形成后,美国对日政策由制裁改为扶植,日本右翼势力开始抬头,靖国神社出现了复活国家神道的逆流。1952年,日本政府举行“全国阵亡追悼仪式”,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仪式,然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恢复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以及恢复国家神道的标志。
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评价又沉渣泛起,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势力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将靖国神社交由国家管理和实现所谓的“正式参拜”。从1969年起,他们五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这个法案在1974年4月在众院内阁委员会和众议院通过。只是由于遭到日本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在提交给参议院后未能进行审议而搁置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废案。
1978年10月17日,在家属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靖国神社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判处死刑的14名甲级战犯悄悄地合祀进来。此外,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仍然合祀在里面。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和转换,总的趋势是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靖国神社实际成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活动的大本营,在那里经常举行针对日本和平反战力量的各种集会和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月15日前后,众多的右翼分子集聚在靖国神社内外,有的穿上战争时期的军装,有的头戴鼓吹军国主义的标语条,有的播放战争时期的军歌,有的打出战后已经废除的日本军队的旗帜,纷纷上演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闹剧。
靖国神社是日本祭祀阵亡官兵的场所,社内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共246.4万余名,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日本的一些政界要人以各种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曾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各国人民的愤慨。
建设沿革
靖国神社前身是1863年为祭祀尊王攘夷的殉难者而建的小祠堂。1869年定都东京后,明治天皇为了给在战争中辅佐天皇而死去的众多官兵“招魂”,命令建造全国性的招魂社,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负责承办,建造“东京招魂社”。
1874年,东京招魂社建成五年纪念典礼时,明治天皇第一次亲自出席参拜。1875年,明治政府决定将分散在各地招魂社的国事殉难者全部集中到东京招魂社来,这就是所谓的合祀。而各地的招魂社还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同时将分散在各地的招魂所、招魂社及招魂坟墓等都与东京招魂社连结起来,成为其在地方的分社,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招魂社网。
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从祭祀阵亡者灵魂的设施演变为镇守天皇国家的神,幕府末期以来的招魂传统被脱胎换骨地改造成靖国思想了。靖国神社最初由内务部和陆海军部双重领导,1887年改归陆军和海军部共管,日常事务由陆军部总务局负责;靖国神社的最高负责人为官司,由现役陆军大将担任;靖国神社门口有宪兵站岗,一切费用从陆军军费开支,神社所收香火钱也一律上缴陆军军部。
在日本陆军的指导下,日本侵略军在主要占领地纷纷建造忠魂塔和忠魂碑,陆续在中国台湾建造了台湾神社、台南神社,在朝鲜建造了朝鲜神宫、平壤神社、京城神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了关东神宫、建国神社、蒙疆神社,在新加坡建造了南洋神社等。以靖国神社为顶点,形成了一张覆盖整个日本全国和海外殖民地的神社网。
从1939年起,日本政府开始组织全国战争遗孤和阵亡者父母亲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与已经成为“神”的亲人相见。孤儿表示要继承父兄的遗志,尽忠报国;被战争夺去儿子的母亲则大谈天皇的恩泽。
鉴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与作用,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对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国家神道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1945年颁布《国教分离指令》,取消国家对靖国神社的保障和支援。1946年,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否定了日本统治者长期以来鼓吹的“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的说法,同时也废除了历来关于国家神道的有关法令。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宪法》,又从法律上明确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原则。
地理位置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
方位布局
靖国神社由鸟居、神乐殿、社务所、支社神殿、拜殿、围栏等组成。从正门进入,首先看到的是写着靖国神社四个大字的石碑和它旁边的鸟居。在通往正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大村益次郎的铜像,沿着大道再往里走,依次是石灯笼、奉纳所、第二鸟居、神殿、拜殿和本殿,神社东南方向有两个相邻的建筑,它们分别是靖国会馆和靖国偕行文库。沿着文库往西走,是一些慰灵像、纪念碑,为了纪念战时的军犬、战马、信鸽、母亲等而修建的,包括帕尔功绩碑;除了本殿,神社内的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是游就馆。
主要建筑
鸟居
鸟居最初建成于1919年,规模在当时居于首位,1943年因战事需要金属材料,此鸟居被拆除对外则宣称年久失修;如今的鸟居乃神社发动全国募捐,募得一亿六千万日元,于1974年建成的。
大鸟居(神道教中分隔神和人居住的地方的标志)前,有一块刻有“靖国神社”四个大字的石碑。据《靖国神社百年史》记载,因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令,靖国神社才削去石碑上部原本用来展示神社级别的“别格官币”字样,算是取下国家级神社的冠冕。
大村益次郎的铜像
在通往正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被誉为“日本军事之父”、同时也是靖国神社的建造者的大村益次郎的铜像。由于大村是在进行军制改革的过程中被反对派杀害、而非为天皇而死,其灵位无权进入靖国神社,所以神社为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人,特立碑于此。
游就馆
“游就”二字取自中国典籍《荀子·劝学篇》中“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语。原文中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合起来的意思是: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出游必定要接近有学问品行的人,才能防微杜渐保持中道正直。在中国古代,“士”是指那种有高尚道德情操、有家国情怀且负有道义德风的社会精英,但取典于中国古籍《荀子》“游必就士”的日本游就馆中所赞颂的“士”,则多为恶行昭彰的战犯。他们欺世盗名,以所谓“大东亚圣战”之名掠地屠城,致数千万无辜百姓生灵涂炭,恶行昭昭。因此,“游就”之名与原典之意早已背道而驰,与见得思义、服众安远的士君子更是毫无关系。
游就馆始建于1881年,是二战前日本最大的国立军事博物馆,为鼓噪军国主义思想起到重要作用。1910年,为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武功”,展示更多的武器和所谓的“战利品”,游就馆被批准扩建。同年4月,《靖国神社附属游就馆官制敕令》颁布,明确规定游就馆是搜集、保存武器沿革物品、供军事参考之用的场所。1935年10月,游就馆办馆宗旨再次追随日本对外战争的步伐进行更张。根据昭和天皇的敕令,在原有办馆宗旨之上增加了所谓“振奋国防精神,普及增加军事知识,为公众观览提供服务”等条目,为即将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做社会动员与舆论宣传。
游就馆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曾一度被关闭。而在战后和平、民主时代,靖国神社提出“三有’政策:有活动、有花、有鸽子,极力掩盖和淡化战争纪念馆的形象。1986年7月该馆重新开馆,保存了大量战争时期的战利品和战地书信、武器等实物,仅书信就有三万封,还有遗书、绝命书等现在装订成八册。
靖国神社和游就馆是一种互为依存的特殊存在,两者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所,封藏并美化大量侵华日军战犯的恶灵。靖国神社鼓励参拜者同时参观游就馆。参拜者在靖国神社内完成“心灵洗礼”之后,在游就馆里进一步感受视觉上的震撼,靖国神社里的“英灵”在此“复活”,他们的“英勇事迹”仿佛就在眼前,从而促使参观者形成崇敬心理,固化其战争记忆,将颂扬美化战争的观念传递给每一个人。
2002年新装修后的靖国神社中的陈列从早期的火绳炮到现代的枪械、火炮、军服、遗书等都有。新的展览在保留那些展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说明,绘制了很直观的展板。展览从二楼开始向一楼延伸,共分20个展室。
二楼第一到第十展室是游就馆的第一部分,从军事武装的角度描绘了日本从古代开始到太平洋战争前的历史。
第一展室名为“武人之心”,表现日本军人与日本的政治,与日本的天皇制不可分割的关系。战刀在日本被看作日本军人的精神象征,尽管到了近代,冷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日本军人仍然把佩带战刀视为荣耀,在现代武器相当发达的时候,有的日本军人还直接用战刀作战。历史上,日本天皇会将这样经过精心打造和装饰的战刀赐予每名得到元帅称号的军人,故名“元帅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拥有大将军衔的军人也可以从天皇那里直接得到这样的战刀,以表明日本军人的“武”的精神。所以在这间展厅的四壁,是日本诗人撰写的歌颂“元帅刀”的短歌。然而,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来看,这把战刀上沾满了战争被害国人民的鲜血。
第二展室名为“日本的武的历史”,是为了表现日本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武士及皇族的事迹。在这里特别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日本武士的服装与器械:有古坟时代有势力的武士的头盔,称为“兜”;有镰仓时期武士穿着的铠甲,称为“大铠”;有室町时代武士使用的轻便的甲胄,称为“胴衣”;有安土桃山时代丰臣秀吉的“七骑武者之铠”,称为“具足”等。
第三展室名为“明治维新”,表现的是19世纪中期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开国的要求后,日本国内的武士们在提出“尊皇攘夷”的口号的同时,进行了讨伐幕府,建立明治维新政府的历史。这里展出的有当时的“尊攘志士”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吉田松阴的画像,有在明治维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大臣的夏本武扬的军服,有当时的军旗等。
第四展室名为“西南战争”,表现的是明治维新后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发动的对明治新政府的战争。当时,代表对维新不满的士族势力的西乡隆盛下野后,率15000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熊本城。而守卫熊本城的镇台司令谷干城顽强抵抗,坚持50余日。
第五展室名为“靖国神社的创建”,表现的是1869年根据大村益次郎的建议,为悼念在戊辰战争中战死的人们建设东京招魂社,以及在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的过程。在这一展厅中,展示了在以往几次大规模的修建和改建中保留下来的原靖国神社的遗物,有靖国神社本殿上栋梁的一部分——“鲣木”,有巨大的屋顶上的一部分。这些最初的靖国神社建筑的部件是用来自日本各地最好的木材制作的,为的是表示靖国神社突出的地位。
第六展室名为“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一间精心策划的展厅,为了表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与大国的战争,摆放了许多陈列品。有描绘当时天皇在广岛的大本营中指挥作战场景的画,有当时任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的亲笔手书,有战死军人的许多遗物。
第七展室是用宽银幕表现的日俄战争。这是一间很特殊的展厅,主要利用大屏幕表现日俄战争的场面,同时配合展出日俄战争的作战图和表现作战经过的立体模型。一进门就能够听到军舰汽笛的轰鸣,巨大的电视屏幕形成一面墙壁,播放着表现日俄战争的节目——《日本海海战的胜利》。
在展厅的中央,是一座凯旋门的模型,仿照的是当年欢迎胜利归来的日本军队在上野公园搭建的凯旋门。在一个角上陈列着从当时的中国东北战场上带回来的沙河车站观察所的砖,同时复原了这些砖砌成的给水槽。
第八展室名为“从日俄战争到满洲事变”。这个展室主要介绍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历史过程。从展品的布置和解说词中,都明显地看出是在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精神。
第九展室介绍在招魂斋庭举行的招魂仪式。招魂斋庭位于靖国神社的一个角上,是专门举行招魂仪式的地方。从1933年起,直到1945年,每年的招魂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并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日本报道。在这个展厅中,表现的是1940年春天大祭的招魂场面,用一组模型直观地再现了靖国神社的合祀仪式。
第十展室名为“支那事变”,即日本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展厅中央,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一面墙壁上呈阶梯状排列的5名军人的胸像,这些都是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战场上战死的军人,有海军大尉梅林孝次、陆军大尉西住小次郎、海军少佐南乡茂章、陆军少将加纳治雄、陆军少将仓永辰治。而在下面的柜子中,有一些人亲笔书写的日记、遗书等。一封中岛信大尉给家人的遗书用了很大的字,写着向亲属表示感谢,并决心完成任务等语句。中岛后来在1938年的张鼓峰战斗中阵亡。
下到一楼。这里的前5个展厅,即从第十一到第十五是游就馆的第二部分,也是展览的重点,表现的是“大东亚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的活动,核心思想是表达所谓的“解放亚洲”,即日本如何带领亚洲与西方白人世界进行斗争,如何以解放亚洲为目的进行种种军事外交活动。
第十一展室表现的是开战前的国际形势,基本是用图版进行的介绍,对战争过程的叙述其实与战前与战争中日本军部的观点一致,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流行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近年又被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所强调。这一观点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于美国、英国、中国与荷兰对日本形成了所谓的“ABCD包围圈”,对日本进行经济与军事封锁,资源缺乏的日本虽然进行了避免战争的努力,但最后为了生存仍不得不进行一搏,而且这是代表亚洲黄种人与欧美白人势力的斗争。
第十二至第十三展室是描写从发动珍珠港袭击到中途岛战役失利的过程。除了对历史过程的介绍,这里有许多实物:袭击珍珠港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使用的望远镜和他给南云忠海军大将的信;还有若林东一大尉的几册日记,在打开的日记的中间,记载了他的部队在进攻中国香港的时候与英国军队作战的情况。若林后来转战到卡达尔加纳尔岛,1943年战死。这里展出的一面旗子很特别,上面印了一个骷髅的形象。这是当时日军近卫步兵第5联队第3大队第12中队的队旗,在进攻新加坡的战斗中作为先头部队,被称为“骷髅队”。
第十四展室展现的是亚洲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军队的活动,其实也是战败前的情况。在这里,展览使用了“决战”的字样,什么“硫磺岛决战”“冲绳岛决战”“本土决战”等。而在这里展出的多是战斗遗物:有从战斗机上拆下来的引擎、机关炮,有被击穿的军人的头盔和枪支,有碎成布条的军旗等。而日本海军的象征——“大和”号主力舰的舰长有贺幸作的遗书也陈列在这里。
第十五展室本来应当表现日本的战败,这里并没有关于日本战败的任何记载,也没有日本在各地战败投降的仪式。相反,展出更多的是不肯承认失败的日本军人自杀而留下的遗书,有陆军大将阿南惟几自杀使用的短刀,还有被作为战犯关押的东条英机等25人在象征日本的“日之丸”旗上的签名。
从解说中可以看出,靖国神社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看法,仍然是战争中的“大东亚战争”的观点,即战后的“大东亚战争史观”。这种史观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没有任何反省,而且仍然以解放者自居。所以,这种被靖国神社称为“给日本的近代史以新的光辉”的展览,其实是“大大地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从第十六到第十八的3个展室表现的是所谓“靖国之神”的事迹。在这些展室中,都是战争阵亡者的照片、遗书及遗物等。一面墙壁上全部是照片,据说有3000幅之多,具体的信息还可以通过检索在录像厅看到。而遗书有100封左右。在这里,有许多份日本军人,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建立的特攻队的队员上战场前写下的血书、遗书、决心书,还有给出征战友的赠言。在给由应征大学生组成的第804飞行队分队长高木昇大尉的赠言中,用大字写着“死生一如”,旁边是“天皇陛下万岁”,然后是许多人的签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遗物中,有相当多与妇女、母亲有关。游就馆展出这么多与妇女和母亲有关的内容,混淆了日本的被害与加害的区别,是想用容易博得人们同情的妇女与儿童的悲惨掩盖侵略战争的残暴与无道。
第十九展室名为各国表敬参拜纪念品展示,在靠墙的一面布置了一排案子,上面放置了笔和纸,供人们在这里书写感想。
第二十展厅是一间录像厅,分割成3个小房间,里面的录像机每天循环播放颂扬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纪录片,有《靖国的手水舍》《靖国的四季》《日俄战争与乃木将军》《欧洲大战》《现代兵器》《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前线总攻击》《战斗的女性们》《马来空战记录》《回天》等,内容基本是表现日本如何领导亚洲与西方列强进行解放斗争,表现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的亚洲“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强调由于日本处在美国、英国、中国与荷兰的包围之下(所谓ABCD包围圈),所以是被迫进行“大东亚战争”等。
从20个展室走过来,人们会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在这里被全部改变了。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侵略”这个词,凡是与日军有关的战争,都与“正义”和“解放”联系在一起,人们熟知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与亚洲的暴行,都变成了诗篇。而亚洲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厌恶,在这里却变成了欢迎与感谢。
本殿
本殿后面的灵玺部奉安殿存放着所有“英灵”的灵玺簿。所谓灵玺簿,就是用“和纸”装订起来的册子和卷筒状的名簿,上面记载死者的生卒年、出生地、军衔、勋章级别。每一个“英灵”被称为一柱,神社里祭祀有近250万柱‘英灵”。将死者作为“英灵”祭祀起来,不论生前军衔等级高低,一律一张纸,合订在一起,以这种所谓的平等来安抚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家属,达到动员的目的。
神社本殿前挂着绣有皇室标志的16瓣菊花的白色帷幕,逢天皇使节前来或首相等高官参拜时会换上象征高贵的紫色帷幕。本殿左侧旗杆台竖着日本国旗,旗杆上并未使用西元纪年,而是使用即便在右翼中也只有极右翼才使用的“皇纪”年号。
靖国会馆
靖国神社在战前是准军事设施并对其他准军事设施及团体的发展做出过大贡献。战前曾将大片土地出让给军队或军队的外围组织,以换取经费和支援。如1877年曾将土地出让给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陆军在这里建造了一栋两层的豪华办公楼即靖国会馆。除了军官在这里活动外,陆军也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军事会议。
靖国偕行文库
靖国偕行文库是为了纪念靖国神社创立130周年于2002年10月开馆的。馆内藏有图书资料10万余册,主要是战史、战记、部队史、教程、“英灵”的追悼录、回想录等与日本近代军事史相关的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英灵”的遗德。
帕尔功绩碑
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代表法官,帕尔曾参加东京审判,是十一名法官中惟一一名主张全体战犯无罪的人。他的观点是:“战胜国审判并处罚战败国领导人是不公平的。”正因如此,否定日本战争责任的日本保守右翼势力把帕尔视为英雄,展开颂扬他的大规模活动。帕尔1966年应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等领导人的邀请,曾经访问日本,得到了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授予的勋章。2005年6月,日本在合祭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内修建了他的功绩碑。安倍在任首相期间(2006.9-2007.9)还曾出访印度接见了帕尔的后人。
相关历史
供奉战犯
靖国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内外战争的战死者及家属,其中大多数是在侵略中国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殖民地募集兵。靖国神社的祭祀对象包括了14名甲级战犯,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
供奉人数
甲级战犯
有14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他们分别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这些人都是罪行累累的屠杀者,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是日本的耻辱,整个人类的耻辱。
相关活动
外国首脑参观
2017年1月,英国解密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1985年8月首次参拜靖国神社后,英国政府曾经非常警惕日本借1986年在东京举行七国峰会之机,邀请各国首脑参观靖国神社。这份文件警告英国政府,如果日方提出邀请,必须“最大限度地慎重考虑”。
民众参拜
2014年8月暑假期间,到靖国神社参观的日本学生们便多了起来。从东京九段下地铁站出来,常能看到排队参观的日本中小学生。
政客参拜
1945年8月18日,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担任首相第二天就参拜了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一次)。
1945年10月23日,首相币原喜重郎在担任首相的当月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45年11月20日,首相币原喜重郎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1年10月18日,首相吉田茂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2年10月17日,首相吉田茂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4月23日,首相吉田茂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10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4年4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7年年4月24日,首相岸信介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8年10月21日,首相岸信介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祭祀“二战”B、C级战犯。
1960年10月10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6月18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11月15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2年11月4日,首相池田勇人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3年9月22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5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6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7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8年4月23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10月18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10月17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10月19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7月8日,首相田中角荣在担任首相第二天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10月18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10月19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5年4月22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5年8月15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在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
1976年10月18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7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8月15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秘密开始合祀甲级战犯。(时值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前一周。)此举于翌年被公诸于世。
1978年10月18日,首相福田赳夫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9年10月18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日本政府曾发表“正式见解”,称“不能否定首相以公职资格参拜靖国神社有违宪的嫌疑”。
1980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1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10月17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3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月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1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4月22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日本战败40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首次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在1985年中国和韩国强烈反对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度中断。(详见:1985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
1994年,村山富市呼吁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同时,其内阁七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995年8月15日,任村山内阁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等8名自民党出身的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
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以公职身份在自己生日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一次)。这是继中曾根康弘之后,日本首相时隔11年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1997年4月22日,“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223名成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作为该会会长带头进行了参拜。
1997年8月15日,8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8月15日,8名内阁大臣和54名国会议员及议员代理人参拜靖国神社;
1999年8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提出将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移出靖国神社,同时将靖国神社“特殊法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