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1877年5月7日—1950年12月10日），德国外交家。1931年任驻华公使，1935年起任驻华大使。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斡旋中日和谈，同年10月30日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调停意向，11月5日向蒋介石转达日本首次议和条件。12月2日陪同外交次长徐谟赴南京参与谈判，期间传递中日双方诉求。因日本于12月26日提出更苛刻条款，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6月24日受德国政府召回离华，同年7月5日德国顾问团全体撤离，中德合作关系终止。其调停过程中曾指责日本提高条件是“无耻的陷阱”，并拒绝日方撤回驻华军事顾问的要求。

陶德曼(1877～1950年)，德国人。

1924年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

1931年出任驻华公使。

1932年9月20日，以公使身份来武汉，会见中国留德学生孙桐岗。孙曾驾自备小飞机，历险横飞欧亚。陶德曼对其飞行成功极为推崇，并许诺如再赴德国深造，愿向本国政府推荐，予以优待。

1935年驻华公使馆升为驻华大使馆，任驻华大使。

1937年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陶德曼启动调停中日战争。1937年11月3日，陶德曼在南京首次向蒋介石转达日方和平条件，并于11月5日提交正式文件。12月2日在外交次长徐谟陪同下向蒋介石传达日方要求，并讨论三点反建议。1937年11月27日，在汉口拜会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29日又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说明德国调停中日争端与日方接洽的经过及日方条件。12月5日再度赴汉，与外交部次长陈介会晤。陈告知，在任何情形之下，中国不应认为日方条件为最后通牒。12月6日，在汉邀各国使节聚会，正式表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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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本于12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议和条件，包括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共管等要求。该条件于1938年1月12日由陶德曼交给在汉的孔祥熙。

1938年元旦夜，陶德曼又向王宠惠转达了所谓“非正式”的日本四项条件的补充说明。1938年1月12日，陶德曼再晤王宠惠，询问对日本的答复决定与否。王答：“如果日本政府将详细办法正式通知我方，则可以考虑答复。”13日，陶德曼与王又进行两次次会谈，在正午的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日本外务次官崛内廉介于12日要求德国驻日大使馆转促中国政府急速回答；并称：“倘在15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下午4时20分，进行第二次会谈。王宣读了一份文件，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王的答复文件，由陶德曼转经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送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答复”，乃于1938年1月16日决定关闭和谈通道，标志调停失败。

1938年6月24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召回陶德曼。1938年6月26日，陶德曼由汉口乘飞机返德。

1950年，陶德曼逝世。

陶德曼在南京沦陷前夕委托政务秘书罗森组建留守班子，未强制要求其与日军合作，客观上为罗森记录南京大屠杀纳粹

1930年代担任中德文化协会名誉会长期间，陶德曼推动两国文化互动，该协会在30年代中德文化交流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纳粹德国随即实施对华军事禁运，侧面印证其立场的特殊性。

1937年调停期间，德国虽声称中立，实则基于保护在华经济利益（仅次于英美日）、防止中国倒向苏联、希望日本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等三重战略考量。

德国外交部虽在1937年10月声明仅作信息中介，但陶德曼实际多次施加政治压力：1937年11月警告中国勿依赖九国公约会议、12月要求中国必须反共。在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条件包括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时，德国政府不仅未加劝阻，反而多次施压中国接受。外交部档案显示，德国曾于1937年7月28日明确反对日本将中国作为防共基地，但因1936年德日协定未涉及中国而最终妥协。

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采取系列举措：1938年2月承认伪满洲国，3月中止军事学员项目，4月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