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经（1915年12月—2014年7月13日），原籍江苏仪征，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3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11月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1960年率领百人艺术团前往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陈忠经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等职务。2004年离休。

陈忠经，191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幼年时即随家迁到北京。中学就读于北平著名的师大附中，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郑天翔、刘玉柱、乔培新、王光杰（王光美同志之兄）等。

因痛恨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国民党又搞“不抵抗主义”，陈忠经曾在1932年与一个同学一道离家去山海关，找东北军投笔从戎，但被婉拒，愤而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文章，投到天津《大公报》，得到发表。回到学校后，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4年夏，陈忠经考进北京大学，入经济系读书。在北大，陈忠经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其间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当时一起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的有朱穆之（当时名朱仲龙）、袁宝华、刘玉柱等同志。1936年2月，21岁的忠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陈忠经“参加革命”从1936年算起）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陈忠经于8月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在这里，陈忠经进一步靠近了党组织。1937年12月，日寇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临大当局决定迁往昆明建校。这对包括陈忠经在内的学生来说，就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抉择关头，陈忠经认为大敌当前，读书已非首要任务。正在此时，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下，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要招收一批大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中的秘密党员伺机到胡宗南部队去，陈忠经遂同几十个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队的人把他们组织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1939年秋，陈忠经借赴重庆探亲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向董老谈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请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忠经和他的战友日后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1940年春，陈忠经秘密完成入党手续。陈忠经先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当中，陈忠经获得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内政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以秘密方式报送给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做蒋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陈忠经赴美国学习深造。

1947年9月，我党情报机构在北平的地下电台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党中央担心陈忠经等人的安全，联系莫斯科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秘密给予帮助。经过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1949年6月，陈忠经乘船离美到香港，1949年7月1日到达北京。

1950年，我国组成由伍修权同志任团长的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陈忠经被委任为代表团法律顾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央指示他暂名“陈翘”。

1960年4月至11月，陈忠经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身份，率领101人组成的艺术团出访欧洲、南美、加拿大等地，前后共七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不但宣扬了中国文化艺术，而且展现了新中国的魅力，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在古巴时还会见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忠经受到残酷迫害。

1976年“文革”结束后，陈忠经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曾先后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在离开一线领导岗位后，陈忠经继续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此外，陈忠经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每年都给学生做报告，直到他2009年起因病长期住院。

2014年7月13日，陈忠经逝世。

陈忠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后“三杰”之一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熊向晖所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的回忆文章中介绍：1949年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后三杰”被誉为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因为他们都潜伏在“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身边，并且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

在国民党内部积极搜集情报

陈忠经是北京大学两届学生会主席，曾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后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随团到陕西。在西安，陈忠经接受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战时干部训练4团”的培训，结束时胡宗南接见陈忠经等，并与他们歃血为盟。

1940年春，陈忠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后又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他交游广泛，“长袖善舞”，开办《研究月刊》《新秦日报》等报刊，在西安的高层交际圈“八面玲珑”。

陈忠经精通外语，西安地区的三青团遇到有招待外宾的工作，经常由他负责。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捏造谎言，企图在国际社会上丑化八路军。陈忠经限于身份不好公开反驳，便利用晚上聚会，巧妙地同外国记者一一解释，帮八路军澄清事实。

陈忠经的父亲陈延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的幕僚。陈延晖在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期间，担任军令部少将衔主任秘书。在他陪同徐到西安与胡宗南会面之时，陈忠经经常以看望父亲和“徐伯伯”为名，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父亲同住，以便收集机密情报。

有一次徐永昌带陈延晖到西安与胡宗南开会，陈忠经进入父亲住的房间，反锁房门，快速浏览机密文件。不料徐永昌与陈父提前回来，陈忠经听到响动，立即把文件恢复原状，打散床上的被褥，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打着哈欠再去开门，没有引起怀疑。

赴美留学后身份暴露，军统鞭长莫及

在敌人内部干情报工作，几乎每天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陈忠经在胡宗南阵营中“步步高升”，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陈忠经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并组织进步学运的事广为人知，有人就想找机会“做掉”他。

一次，陈忠经乘火车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两个军官带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想趁他落单时下手。陈忠经先发制人，甩给对方两记耳光，从随行副官手里抓过皮包，掏出一纸公文，厉声训斥：“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肃清共产党的影响。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准备拔枪，把对方吓懵了，陈忠经边骂边上火车，躲过了一劫。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加强自身势力，先后派陈忠经、熊向晖、申振民赴美深造。陈忠经赴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后因上线被捕身份暴露，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几经辗转回到北京。

父亲陈延晖，字养空，1949年前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上将的幕僚。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期间，陈延晖任军令部少将衔主任秘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徐永昌上将，陈延晖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得以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陈延晖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供职，但一向深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心仪共产党。后于1949年2月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到北京，回到人民怀抱。

弟弟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

陈琳：1949年之前，关于自己的秘密身份，哥哥忠经对父母及我们兄弟姊妹守口如瓶。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北京重聚，直到晚年，他也一直是讳莫如深，很少谈及。这一方面可能是长期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所养成的谨慎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有必要保密吧。因此，在对忠经的怀念中，我只能将我作为一个弟弟的片段回忆以及后来了解到的不多的情况点滴记述。

作为兄弟，我很自然地从小就受到忠经的进步思想影响。忠经在北大担任学生会主席时，常在我们家里秘密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我曾替他们“把风”。1940年，忠经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我党组建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巩同志，由郑与我直接单线联系，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除此之外，关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亲兄弟之间，忠经也不曾吐露一字，哪怕是一点点暗示。在被送往美国学习前，他到南京探亲，很郑重地和我谈话，要我在他不在国内期间，“多关心照顾”我的嫂子和两个孩子，并说，“要是他们觉得孤零零住在西安不踏实，就把他们接到南京来。”我当时也未多想，几年后方明白了当时哥哥对弟弟的托付含意深长：做地下工作，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出事”。事先就要有些考虑安排。后来，在他们三人真的“出事”之后，家人将我的嫂嫂和一儿一女接到南京，避开了胡宗南手下人可能的加害。

《人民日报》：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忠经同志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陈琳：我的哥哥陈忠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昕茹：报告会的主角，是被周恩来同志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的陈忠经。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核心，获取了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面前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竟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陈昕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句话——“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那时起，她的心中就种下了向往国家安全事业的种子，让她在面对人生抉择时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