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1890年12月26日—1948年11月13日），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以此名为世人知）、畏垒，浙江慈溪人。中国报刊编辑、政论家。

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890年12月26日），陈布雷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二六市官桥良七房（今属浙江省余姚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在兄弟姊妹七人中居长。

陈布雷五岁入塾，由父亲陈依仁启蒙，教他识字。第二年开始，他随堂兄陈训正居家读书，读《诗经》《论语》《春秋》《左传》《尚书》等经传，备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在邻村蒙馆兼习数学，又爱读译本新书。十三岁时，他进入县内应童子试，继而应府试、院试，第二年成为县学生。不久，清廷废科举，普设新学，陈布雷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入慈溪县中学堂读书，除学文史外，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陈训正和进步教师的启迪下，他披览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尝试与同学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成为后来革新思想的滥觞。但他的数理基础较差，对《几何》等课程总是茫然不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尚未从慈溪县中学堂毕业的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学习，数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陈布雷受到爱国师生民族革命思想影响，并阅读《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新书报，救亡图存的思想日益增长，初任校友会书记；后因清政府借英款将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浙江各界组织浙路拒款会反对，陈布雷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之一，努力奔走呼号。但在平常，他仍是潜心学习与创作文章。

宣统二年（1910年），陈布雷加入了南社。宣统三年（1911年）初，他在假期由慈溪赴杭州时途经上海，寄寓陈训正主持的《天铎报》社，曾代戴季陶在该报撰述言论数篇，以“布雷”署名。同年夏，陈布雷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旋即应聘为《天铎报》撰述记者，自此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与当时在上海主办《民立报》的宋教仁、于右任等有过来往。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尚在混沌之时，各报大多不敢公开谈论革命，陈布雷以《谈鄂》为题连撰十篇，按日登载于《天铎报》，初露锋芒。之后，他又撰写数篇反清专制与反封建的时论，鼓吹革命。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有《告友邦人士书》，陈布雷以流畅的文笔译出，经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校阅，于《天铎报》首次刊出，蜚声一时。当时他年少气盛，锋芒显露，受到《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猜忌，只能辞职归乡，至宁波效实中学执教，教授英文及外国史的课程。在课余时，陈布雷的“主要兴趣，仍在新闻事业”，他喜好读英、法文书报，应《申报》之聘为特约译述员，译文中多署名为“彦”。同年5月（一说3月），陈布雷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宁波支部。

民国三年（1914年）7月，陈布雷在父亲去世后，因家中弟妹众多，皆未成年，家族乡里诸事又俱待规划、处理，于是辞去教职，归里主持家务，克尽孝悌之道；并经管义田会等宗族款产及本村水利、治安、施舍等公益事务。为此，他熟习珠算及权量等术，整理田册账目，甚至巡行田亩之间，按图对照，悉心管理达五年有余。后期复在效实中学兼任教职，并任校长一年。

民国九年（1920年）6月，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聘，前往上海，参加《韦氏英汉大辞典》编译工作。

民国十年（1921年）1月，陈布雷在新创刊的《商报》中出任编辑主任，重新开始了报人生涯。他勤奋笔耕，夙夜孜孜不倦，每周撰社论五篇，星期日再撰一篇短评。他的论评先重政治，渐及文化、工商、社会、国际时事等，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为时人及报坛所称重。陈布雷诛伐曹锟贿选，刚健有力；为鲁案对日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笔战旬日；哀悼孙中山逝世，撰《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驳斥《时事新报》的谬论；“五卅惨案”发生后，更每日撰论鼓吹呼号。《商报》声誉渐增，颇受广大知识分子及青年喜爱，发行量日增，社会影响较大。《国闻周报》特约陈布雷每周撰写一篇“时评”；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也曾转载陈布雷撰写的时论并加评注。但是他在曹锟被逐后，一时曾产生政局已趋向改良的错觉，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政策措施，多以善意之辞述论，其政治上之短视与言论上的不彻底时有反映。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北伐战争开始。陈布雷在《商报》对此役详加报道，鼓吹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的力量，打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国民革命的旗帜颇为鲜明。此时，蒋介石四处罗致人才，郭沫若、李一氓推荐陈布雷，以期对蒋介石施加民主进步的影响而减少对革命的损害。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陈布雷与《商报》编辑潘公展同赴南昌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于温和谦恭、博学多才、文笔犀利，又是浙甬同乡的陈布雷极表器重，与其多次晤谈，意欲留他在自己身边工作。2月，蒋介石还亲自与陈果夫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陈布雷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情，欣然承命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深得蒋介石的嘉许。但陈布雷表述自己的志趣是做报人，遂于3月返沪。此时上海已为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所解放，但未逾一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风云骤变，陈布雷4月先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个月后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陈布雷进入国民党中枢后，耳闻目睹，“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在为其拟就《辞职宣言》后，也离开南京。10月，他到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重操报业。

蒋介石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欲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但陈布雷坚辞不就，在南京住一个月后回到上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并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每当蒋介石要发表重要文告、讲词时，他常被召去南京拟撰。同年7月及次年（1929年）6月，陈布雷还随蒋介石北行，代其拟写《祭告总理文》等文告及讲词多篇。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陈布雷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布雷被蒋介石安排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他多次上书力辞，但未能获准。7月1日，陈布雷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他多次推辞不得，只能离开新闻界，步入国民党政坛。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15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命陈布雷至南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委员，翌年（1931年）6月27日，又改为政务次长。年底，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陈布雷虽兼任要职，事务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为蒋介石代撰各种文字的工作。他认为仕途多舛，自己性格不近于从政，所以在南京没有安家，只在旅馆租一室暂住，以待机会辞离而去；他也阻止子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进入政界，而鼓励他们选择攻读农、医、理、工等专业，并告诫道：“人贵自主，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不战而侵占东北全境，全国人民极为愤慨，反蒋派系乘机倒蒋，蒋介石被迫于12月宣告下野。陈布雷本欲乘此机会引退，却被国民政府再度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重回杭州任职两年有余。他力求促进本省教育事业，先后创设温州师范学校（今温州大学前身）和金华农业实验学校，推广乡村小学，推行师资进修，发展民众教育，充实省图书馆等。在此期间，陈布雷仍经常被蒋介石召去“佐笔札之役”。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一说4月），陈布雷被蒋介石调为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一批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从事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审议，以及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从此，他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有时议事、有时撰文、有时咨询、有时承命特办某事，朝夕相随于蒋介石左右。陈布雷抱着“扶助明君安邦治国”的幻想，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吞东北后进而染指华北，民族危机严重，但蒋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集兵力大举“剿共”，而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去奉化溪口住了十天，助其撰写了一篇题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的妄念。该文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引起中日朝野及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和各种猜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起，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掌管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已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日夜丛集的机要文件、函电往来，除军事方面归侍从室第一处外，其余均经陈布雷之手办理。同年，蒋介石去川、滇、黔整顿军政，翌年（1936年）又出巡两广，陈布雷皆随往，受命联络地方行政官员归附蒋介石。不过，陈布雷的主要职责仍是撰拟蒋介石需要的重要文稿，就连蒋介石五十岁时的“感言”《报国与思亲》，也是他代为构思与执笔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陈布雷因病未随行。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拘（参见词条西安事变）。陈布雷闻讯，因自己作以“近臣”却未与蒋介石共患难，怅惘若失，在南京扶病奔走，力主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各方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于26日返回南京。陈布雷立即奉命将蒋介石被迫承诺条件的口述伪撰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奉命撰写《西安半月记》，虚构出蒋介石在事变中被扣与得释的经过。他虽勉强完成撰文任务，内心却痛苦不堪，曾在对知友的信上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慑于蒋介石的命令，一再违心撰文，沉溺于苦闷矛盾的深渊，只能发狂暴之愤怒于文案，以至于一度患上严重的脑病，神思烦郁，入夜则失眠，白昼则畏烦。

为躲避国民党内激烈的派系之争，陈布雷跻身国民党统治中枢后，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陈立夫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胁迫他入CC系，他当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决不参加（参见“轶事典故-拒入CC系”部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随后，陈布雷受命创作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文，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抗御的意志。此时，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战，陈布雷力劝蒋介石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撤销过去的通缉令，并委郭沫若以重任。

全面抗战前期，陈布雷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但他所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职一直未变，负责上下行文的承转和处理，对各方条陈或请示裁决的文件，则先加签拟，供蒋介石最后审择决定。他仍在蒋介石身边，承命起草重要的文告和讲词，并对重大问题搜集材料、分类研究，以供蒋介石咨询。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蒋介石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陈布雷奉命撰改《宣言》《告青年书》等，并参与修改章则规制，事后被指定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防最高会议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后，陈布雷任副秘书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他被选任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陈布雷虽已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需要翊赞左右而不能自立，但他仍怀恋文士生涯与书生心境。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动重庆文化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陈布雷欣然应允签名为发起人，除给郭沫若写贺信外，还赋诗相贺，有“文士心情金石通”句。他虽身居显要，惟砥节砺行，除邵力子、张治中等知己外，很少与政界军界人士往还，但与报人、学士有较多联络。他对浙江大学的西迁、治理以及经费、设备等，常加以关心，尽力支持浙大校长竺可桢任事。他曾委婉地向蒋介石建言抗战建国要有清明的政治，并想自己也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

陈布雷居官廉洁淡泊，生活简朴俭约。他对于国民党官僚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十分痛心，曾在人前贬责陈果夫、陈立夫道：“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披肝沥胆，日复一日唯命是从地为其撰写一篇又一篇文告、讲词，殚思竭虑，心力交瘁。对此，蒋介石是有所知的，除在陈布雷体力不支时给予休假外，还投其所好，使陈布雷得到他人所得不到的尊重。当他五十岁生日时，蒋介石特意在一信笺上亲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作为褒奖。这更使陈布雷增加感激图报之念。当时驻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曾托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转言说：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布雷闻言感叹不已，为“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而哀伤，曾说：“我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参见词条解放战争）。陈布雷奉命负责筹组和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人开会，共同研讨宣传方针，策划各种舆论，指挥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戡乱建国”的宣传，被国民党众人视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他还常以国民党发言人身份发布重要新闻和声明，并协同有关方面改组《申报》《新闻报》等许多大报，以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管制。

在这一时期，陈布雷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由幕后被推到前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参见词条国民大会），陈布雷奉命与青年党、民社党首领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往来商议，予以拉拢。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28人任国民政府委员，陈布雷列名其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蒋介石成为总统，陈布雷被委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他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各重要会议，并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参与运筹党政大事。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溃败，统治岌岌可危。陈布雷虽然身居辅翼权臣之职，但拿不出经邦济世的方案来，只是疲于奔命地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各种差事。他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的种种腐败状况，耳闻目睹，饱受刺激，“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觉得自己“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和外币，激起了更大的民愤；9月辽沈战役展开，虽经蒋介石三飞沈阳亲临督战，但至11月2日仍以国民党军47万人被歼而告终。11月6日，以逼近南京的徐州、蚌埠地区为战场的淮海战役又揭开战幕，国民党统治面临朝不保夕之势。对时局变幻十分敏感的陈布雷，心情极度沮丧，对于蒋介石交办之事无力承受，神志恍惚，进退无措，“常诵‘瓶之罄兮，维罍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他痛感自己已经不能自拔，终于在写了十几篇遗书后，于11月13日凌晨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南京湖南路508号中，享年58岁。

由于陈布雷生前为蒋介石重要幕僚，在国民党内具有不小影响力，加之他的自杀恰值国民党政权崩溃之时，因而迅速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乃至与国统区中激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陈布雷逝世当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来到其寓所瞻望遗容，深感悲痛。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往中正路（今中山中路）的中国殡仪馆。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总统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以于右任、李文范、陈立夫为召集人；洪兰友为总干事，陈方、陶希圣、陈希曾、周象贤为副总干事 ；陈希曾为总务组长，胡翰为文书组长，周象贤为丧葬组长。治丧委员会决定陈布雷葬礼按最高规格举行国葬或公葬，但陈布雷夫人王允默遵照他生前薄葬、速葬的理念，在11月14日致函治丧委员会，请求“望能将殓葬营墓等事，力求简朴节约”。15日上午，蒋介石与宋美龄来到中国殡仪馆崇恩堂，向陈布雷遗体默哀。灵堂陈布雷遗像上有蒋介石手书的“当代完人”横匾。18日上午进行公祭，蒋介石主祭，致献鲜花。同日，陈布雷灵榇被运送至上海。19日，上海市党政军等机关社团举行公祭，由吴国桢、潘公展、宣铁吾等主祭。随后，专车即直驶杭州，再次举行公祭，由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张强、祝绍周陪祭。12月10日，陈布雷被安葬在杭州九溪萝卜山上（参见“后世纪念-墓葬”部分），墓碑上刻着“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

（图册来源）

陈布雷的一生贯穿于清末到民国的过渡时期，是新闻记者、教育者，也是政治人物。有学者认为陈布雷前后时期判若两人。在人生的前期，他经历了近11年的报人生涯，从反对封建帝制到欢呼武昌起义成功，从揭露曹锟贿选到讨伐“五卅”杀人元凶，才思敏捷、笔扫千军，被称为“报界奇才”，与北方《大公报》的张季鸾有“南陈北张”之誉；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文胆”，被批评为“愚忠”。因此，陈布雷可以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陈布雷在就读于浙江高等学校时期，就已经借着“大哥”陈训正在《天铎报》任社长的便利，接触到了新闻事业。陈布雷年初赴杭返校，经过上海时，都会寄住在《天铎报》几日，渐渐对新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毕业后，他直接留任《天铎报》撰述。

《天铎报》是陈布雷新闻事业的开端。虽然在此处只呆了半年左右，他却发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如《谭鄂》《已倒之满政府》《喜捷》《临时政府之堕地一声》等，这些文章或是抨击清政府统治下的黑暗、鼓吹辛亥革命，或是谴责袁世凯肆意窃取革命果实的行为，或对报人们所受的残酷压制进行口诛笔伐。这些文章言辞恳切，使陈布雷在新闻界站稳脚跟。其胞弟陈训慈评价这一时期的陈布雷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为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准备了一篇英文版的对外宣言，并交予王宠惠带到上海发表，这件事被陈芷兰知道后，便邀请他到《天铎报》报馆，并推荐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担此翻译。在得到一致认可后，陈布雷翻译整篇文章，使《天铎报》最先发表了此宣言，同行扼腕叹息。陈布雷因此在新闻界一展雄风，声名大振。

不久后，因受到李怀霜的多方刁难，陈布雷心灰意冷，于是离开了《天铎报》。

在离开《天铎报》之后，面对各方抛来的邀请，陈布雷接受了《申报》的邀请，做义务译述记者，按期给《申报》寄稿，不拿酬劳，而是接受五六种外国报纸杂志的赠送。即使是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期间，他还担任了《申报》半年的特约译述员。

直至民国九年（1920年），陈布雷回到新闻界，开始时在宁波绅士商人集资创办的《四明日报》中担任兼职撰述。经过了生活的打磨、岁月的历练，陈布雷的见解更加独到，其文章“哄传杭甬，备受浙人喜爱”。他的老师也称赞陈布雷的《随感录》“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接二连三的短评、随感录，使得陈布雷的报业生涯显示出不凡的政论才情。

《商报》是将陈布雷推向新闻事业顶峰的一个平台。

民国九年（1920年），陈布雷加入了新创办的《商报》，担任编辑主任。最初，他为《商报》撰写的评论并不署名，因为大家一致认为评论文字虽为个人撰写，却代表报社，这在当时中国报界是首创。但很多人不理解此种做法的意义，以为《商报》无个人撰写的评论，《商报》只好也署名，陈布雷的“畏垒”之名也因此诞生。

在《商报》数月后，陈布雷与潘公展、潘更生一齐致力于充实内容、改良板块，使《商报》在报界基础也渐渐稳固，读者大增，销量直线上升。很多读者和知识人士或者写信给陈布雷，或是给《商报》投稿，陈布雷以及其所在的《商报》一时得到社会的极大爱护。曾任台湾书协理事长的程沧波在为陈布雷逝世三周年而撰写的文章《重诉生平》中，也提到了自己当年因陈布雷的鼓励而在数年间常去《商报》馆写文章，却从没向经济吃紧的报馆支取一文稿费，他说：“可见布雷先生当时对青年们吸引力之大。”孙中山曾评价道：“（我们有些报纸）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撑持，可称为忠实的党报。”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刊中常常转载《商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宣传家萧楚女也曾写信给陈布雷，以表赞许。

虽然《商报》的销量日渐增大，但经济一直拮据。陈布雷支撑不得，最终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还是悄然离开。

任《时事新报》主笔时，陈布雷的才华使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但他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想要收纳他的意愿。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终于得到陈布雷的信任，陈布雷在当年10月应允任《时事新报》（当时国民党的喉舌）的特约撰述。在此期间，他所作的文章不温不火，内容多为说明国民党的历史和党政制度。民国十七年（1928年），陈布雷成为总主笔，主持社论。

陈布雷在主笔《时事新报》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以及《新生命》月刊，拒绝了蒋介石邀他为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主笔之请，可见当时陈布雷仍旧一心向往做独立报人。但因为同事们的身份各异，对国民党的态度各自不同，陈布雷认为许多人在没全面了解中央政治的真实情况下就恣意抨击当局政府，“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由此可见，他对国民政府近乎无条件支持，对非党员同仁肆意批评国民政府的行为不甚满意，工作的并不怡然。

陈布雷认为自己在报社工作所写的文章，“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虽然仍具较高的新闻业务能力，但是思想早已不比当年。在一定程度上讲，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宣传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陈布雷开始为蒋介石大量撰稿，并担任一系列要职，因此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报界生涯，开始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之路。

陈布雷青少年时经常阅读先进的报纸杂志。在真正成为一名报人之后，他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平台，大力鼓吹革命，尽力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这期间，陈布雷对报刊的功能及责任也有了自己深刻的认知。

1.报刊具有教育功能

陈布雷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各方思潮活跃。他据此提出报刊具有教育功能。据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回忆，陈布雷自称“新闻事业犹社会大学校，见多识广，学无止境，足以促人奋发上进也”。他还讲：“教学相长，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之处，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取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进步。”

当时上海新闻界中，只有《民立报》将国际时事作为报道中心内容。陈布雷不甘人后，总是在第一时间对国际时事的变动加以鞭辟入里的论述，而《民立报》也以文章进行回应。无形之中，陈布雷的新闻能力也得到成长，这也是他“报馆如学馆”想法最好的证明。

2.报刊具有社会责任

作为国家危难时期的独立报人，陈布雷的爱国热忱和忧民之情体现在他的新闻作品和思想中。

①报刊要为国家效力

陈布雷认为，报刊要代表国家。他称其所主笔的《商报》第一信条是“对于国际而代表本国”，“不敢忘国家利益之应拥护”。

陈布雷认为《天铎报》是一份重视“国权”的报纸。自加入《天铎报》之日起，他就反对帝制，极力抨击封建王朝的软弱和腐朽，大力鼓吹革命，支持北伐，揭露曹锟贿选，讨伐五卅惨案的发生。在陈布雷的心目中，记者就该将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刻牵挂于心。在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社论中，他提出：“知识界与产业界真能联合以尽瘁于邦家，发展民力，改良国政，即此日之足可纪念。”提出了知识界在改良国政中的重要性。

对于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陈布雷都会给予毫不留情的怒斥。在社论《砭顽》一文中，对于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牺牲大局的撰文者，他以“大敌未摧，国基新立，满肚皮不合时宜，只宜强自敛抑，慎勿以执迷不悟，谓文人结习宜尔”予以告诫，认为这种举动“少年浮议犹所羞为”，并劝告他们“于执笔为文之际，一念黄花岗下之枯骨”。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布雷对新闻界进行了一次题为《切望言论界于国难当头积极负起言责》的讲演。他说：“希望全国言论界，在此严重时期，自任为国家之中仆，人民之诤友，在国家整个的、永久的利害上，不惮贡献逆耳之忠言，乞勿只求顺应当前兴奋的心理，而忘却持久苦斗之必要。”陈布雷紧紧围绕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新闻界同仁寄予希冀。

陈布雷在自己的报人生涯中，始终心系国家，希望以“文思报国”。正如其所说：“言论界所以自处，所以报国家报社会，舍恒与勇，宁有他道。倘不为社会所弃而勤以掖之严以监之，俾终无荒于言责，则同人所百拜以祈者矣。”

②报刊要为人民说话

陈布雷认为，“察社会之进退，于其所施受于人人者”，“积人而成社会，社会非能自荣枯也，将必有视于其人”，人是社会的根本。他本着“新闻工作者要为民说话，要为时代说话”的思想，极力为人民争取利益。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平凉路等地的贫民住所面临政府的责令拆毁，各团体与工部局方面沟通，最终仍未能改变拆毁决定。4月8日，陈布雷在《商报》撰述《都市贫民居住问题》一文，认为贫民居住问题是都市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这不是一般的慈善团体能解决的，政府虽也感到同情，但亦无他法。他希望热心市民参与解决，希望资金充足者能够出力相助。不论陈布雷的方法是否恰当，但由此就可看出他对贫民居住问题的关心及重视。在文末，他还特意加了“记者附白”，并注明“当世贤不乏研究社会问题者，如有详密办法，易于实行，著为专文，用供商榷，本报愿为披露”。可见，陈布雷已经把报纸作为解决民众日常问题的有效平台和手段了。

在《军阀问题与环境》中，陈布雷就针对天津《盖世报》的《吴佩孚之环境》一文，直陈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楚，坦言“徒然咒诅，何补于事；哀求息争，何补于事”。同时，陈布雷对军阀问题给予了前瞻性的论断，号召人民“感以情不如制以力”，以进行自救。

由此可以看出，陈布雷虽然出身较好，却重视劳苦大众的生活状态，并看到了报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力陈其为人民解决问题的功能。

陈布雷埋首于新闻界十余载，其作品针砭时弊，得到一致肯定。随着新闻从业经验的不断累积，他对于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1.新闻记者应具思辨能力

陈布雷认为，主持撰写新闻评论的人首先应善于思考，对于所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形成独到的观点，并用具有思想性的文字来表达观点。

陈布雷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答复邹韬奋的提问时曾说，记者在写新闻作品时应深入浅出，针对一个核心观点进行集中深刻的论断，却又不赘述其他。在他看来，深入浅出正是记者思辨能力的体现，“深入是思想方面的事，浅出是工具方面的事，所以思想和文字的修炼，应该并重”。

陈布雷认为，记者应该“能看三四国外国文，然后对于所处时代怎么样，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多读并时出版物的论文。无论怎样忙，并时的论文不可不多看”。他虽未上过大学，也没出国深造，但努力学会英、法、日、德四门语言，每天都关注外国媒体所报道的新闻。陈布雷认为，记者要“修炼思想，应当从多读书及体验世事入手；修炼文字，应当从多作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字入手”。

陈布雷说：“每日无论怎样忙，要有时候静想。想些抽象的好意思，蓄在胸中，好像‘贮蓄’一样，遇事触机而发为言论，必较有精彩，一篇文至少要有几句或几行警句，能深刻，使能振起全文，引人注意。”他认为，只有对所处的时代、经历的事物以及内心的感受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后，才能得出思想精髓。

2.新闻记者应具时间观念

陈布雷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就准确的把握住了新闻的“新”这一特点，并提出新闻记者所应具备的时间观念的新闻思想。他认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面对新闻事件时，要抓紧时间完成新闻报道，“无论如何，绝不肯放过重要的机会；不肯将今天应该发表的文字，延搁到明天”。在提到如何进行新闻评论的选题时，陈布雷明确提出要选“最新颖的（最近发生的）题目”。这与现代对新闻人要求的新闻要“新”、要有“时效性”不谋而合。

为把握“时效性”，陈布雷也做出了不少实践。一次，陈布雷在《商报》工作，正赶上英国新内阁的成立，他在得知名单后争分夺秒的撰写评论，恰好在深夜完成这一新闻，又得到列宁去世的消息。他丝毫没有休息，又接着将这一报道在第一时间完成。还有一次，北京传来关于临城劫车案的外交牒文，陈布雷拿到手里已经凌晨三点多了，但他不肯休息，仍坚持将文章撰写出来。只要一有新闻事件发生，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撰写新闻稿件，传播给受众，引起民众的广泛注目。

陈布雷虽然没有受过系统先进的新闻教育，但是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长期的新闻实践和对新闻事业的深度思考使其新闻思想能与时俱进，系统而深刻。

3.新闻记者应犀利敢言

民国十二年（1923年）“曹锟贿选”发生后，报道大选消息的国内报刊，大都不敢公开指明。但陈布雷旗帜鲜明，文辞犀利，带动《商报》对此讨伐。有关曹锟贿选的报道引起社会哗然，得到极高的重视。

陈布雷的政论文章总是气势如虹，极富煽动力。骂梁启超、讨袁世凯，仗义执言。在被问及写文章时常常言辞激烈，煽动力强，是否担心惹来祸患时，他以“不吃官司的主笔，不是好主笔”作答。

陈布雷认为，记者需要“极严重之工作，非有必死之心，不能有苟全之望”。在《中山逝世之周年祭》一文中，他说：“吾人苟忠诚观察其毕生之言行，敢言并世政家之最重视步骤者无过于中山；最能尊重‘此时此地’之原则，不避与现实社会相接触者，亦无过于中山。”陈布雷认为，孙中山的“敢言”品格是值得新闻界同人肯定和学习的。

陈布雷做新闻记者之时，是他思想和人格最独立的一段时间，他以报刊为平台，大胆的用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如陈布雷自言：“当记者总是徘徊于拼命与保命两条路上的，执其两端是不可能的。”

陈布雷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天铎报》，正赶上革命前夜，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利用手里的笔来尽情的表达革命思想，各种民间报刊也呈井喷式发展，反对帝制、抨击封建统治、鼓吹革命的声音日渐高涨，终于招致政府的极力镇压。

针对清政府摧残言论界、压迫报业的行为，陈布雷撰写《楚歌四面之舆论界》一文，力陈清政府压制言论的行为，是“以愚民祸国之心，发而为一网打尽之计。桎梏其心思，锢闭其灵智。一方面夺之口舌而禁其发声；一方面掩其耳目而绝其闻见”，并直言在这种“民贼肆虐及欲尽夷之于聋、瞽、瘖、哑之列”，人民痛苦不堪，产生针对性言论是自由且合理的。

与此同时，陈布雷认为《报律》是“以人定之历法，制天界之口舌”，而强制人们遵守，是丧尽天良的一部法令。由于它的诞生是出于对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报律》便成了一部“非驴非马”的法令，如果新闻工作者真的按规遵守，那么“舆论界无旦夕之宁息”。因此，陈布雷主张报界应利用报刊，畅所欲言。

在上述文章发表同年，武汉《大江报》因揭露清政府官厅黑幕及清军中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等情事，被清政府查禁，编辑被拘。陈布雷对此十分愤慨，发表《哀大江报》一文，认为清政府遏制民众言论是“虎狼”行为，使“舆论遭际亦云酷矣”，并以《大江报》精神不死鼓励言论界重整旗鼓，继续为革命发声。他说：“海枯石烂，此心不死，苟《大江报》之精诚犹在，即新中华已事可师。吾且摩挲泪眼爇香颂祷，以祝其再生后，亦愿游魂为厉扑杀彼獠，以张舆论界之气。”

在清政府对言论界残酷的压制之下，陈布雷在文章中极力呼吁报刊言论自由。他始终认为，作为独立报人，有权利自由发声，而不应受到来自政府的随意阻拦。而只要众人极力捍卫言论自由，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他勉励报界同人，希望新闻界同仁“服膺斯义，久而勿失”，能为言论自由奋斗到底。

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布雷特意撰文评论“邵飘萍事件”，直陈内心的疑虑和愤懑：“吾人对于此案，第一愿问邵君是否有应得之罪且应受如此之极刑，第二欲问军团司令部是否有问此罪判此刑之权。”并于文章结尾大加感慨“大而言之，法律无灵，人权失障，以死惧民，将令民不畏死。乱机愈滋，国事何由得定。然则邵君之死，岂仅言论界一部分之事耶！”充分表达了他对言论自由是人权的肯定以及对迫害言论界不良行为的痛斥。

据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对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说：“小翁，请你传话给你的舅舅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是钦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与戴季陶先后自杀后，蒋介石慨叹道：“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至此。”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二人面对危局“天性皆甚弱，不能耐怨忍辱”，因而“不甚可惜”。

陈布雷的好友张治中在回忆录中描述他是“一介文人”，进而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书画家叶恭绰曾这样评价陈布雷：“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

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称赞陈布雷是“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他说：“我们平日读陈先生文章的人，看他思虑缜密，平心静气的探究真理，丝毫没有火气，总以为他是一位久经世故年纪不小的人。其实他今年还只有三十八岁。”

报人程沧波说：“我细数当时聚集的文化人，在今天分析起来，都可说比较左倾，但他们的议论是公平客观的。在我的体验中，当时的布雷先生，是民国以来言论上有特殊成功的言论记者。他的成功，不仅在言论，还在他的行动与行为上，他在公共场合中多次的发言，透露他是一位刚健的人，明辨黑白是非的人，而念念在世道与德义上，他不是纵横家，不是乡愿，他志在世道，而不在个人的升沉得失。”

报人徐铸成认为：“陈布雷干瘦文弱，是旧式士大夫的典型，一口绍兴腔的国语。……他是一个旧时代的士大夫，一脑子封建意识，一旦被蒋介石看中，就以为遇着了‘真命天子’的‘明君’，不胜‘知遇’之感，从此，以‘臣妾’自居，全力翼赞‘明君’，像历史上的许多开国功臣一样。他不仅一心一意跟着蒋走，而且千方百计为蒋拉拢人才。……我想，后来蒋的所作所为，他不是完全不清楚，但是，‘妾身已分明’，他真的认为，蒋的天下总还能维持二十年，准备‘从一而终’了。他没有想到，形势来得那么快，……他根据古来的“主辱臣死”之义，才走上了这条绝路。”

曾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翼虎说：“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外侮侵凌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的贾亦斌说：“陈布雷、戴季陶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们的自杀都是出于对国民党的绝望，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已经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距灭亡之日不远了。”

陈布雷原名训恩。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因脸颊饱满、圆如面包，他被同学汪德光戏称为bread（“面包”的英文写法）。到《天铎报》撰写文章后，陈布雷乃以bread的谐音“布雷”作为自己的笔名。后以布雷之名为世人知，训恩、彦及、畏垒等名、字反为所掩。

对于蒋介石与陈布雷之间的关系，在陈布雷一些传记中有许多猜测的成分，如大陆方面有关陈布雷之死问题的看法，对蒋介石加以贬斥，对陈布雷给予充分同情，极力渲染二人之间的分歧；而台湾方面的传记则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对陈布雷自杀大力拔高，着力渲染二人之间的默契。

而在本质上，蒋介石与陈布雷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君臣”关系。陈布雷一方面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与蒋介石的政治观点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后来，在蒋介石的大力延揽下，陈布雷开始进入其幕府，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陈布雷的从政之路，实际上是传统式的知识分子遇上明主慧眼识英才的翻版。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蒋介石给予了陈布雷极高的礼遇，另一方面陈布雷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从政初期，这种君臣关系比较和谐，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龃龉，最终为陈布雷的从政悲剧埋下了伏线。

陈布雷在侍从室期间，与张治中分别管理党政、军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常跟在陈布雷身后逗乐，使工作繁重、身心疲惫的陈布雷得以放松，笑靥常开。一次，二人在成都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张治中笑着对他陈布雷： “带你去调整调整！”陈布雷问：“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治中说： “你跟我走好了。”于是，他带着陈布雷吃了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园，喝茶、看电影，使其心情十分愉悦。张治中问陈布雷： “好吧？”他回答： “好！”自此以后，陈布雷常希望张治中带自己“调整调整”。到陈布雷养病成都期间，还对夫人说到当年张治中“调整”他的乐趣。陈布雷还向他人说，张治中是“真正爱护他的一人”。

在二人往来的信件中，陈布雷称张治中为“文白我哥”“文白吾兄”。而在文字工作方面，张治中则常常向陈布雷请教，称他为“学老师”。抗战期间，对于一个战役，张治中负责起草一个电报，以蒋介石的名义，分致各将领。正当写到最后一段时，陈布雷进来了，张治中说：“好，好，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陈布雷说：“写得这样多了，为什么还要补？”张治中起身拉着他的手，说：“非补不可！”陈布雷笑着说：“大哥拉伕敢不遵命！”遂经他的手笔，完成了那一个电报。

在张治中五十岁那一年，布雷特地为他作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能说得来，意见相投”。对于陈布雷之死，张治中深为痛惜。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二十五年纪念，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重庆的庆贺活动最多、规模最大，陈布雷作为活动的发起人，欣然参加到这次活动之中。

陈布雷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见过面。陈布雷当时称赞郭沫若道：“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风姿，真乃三生有幸。”二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到抗战时期，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轴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

11月16日，重庆大规模庆祝活动开始。当天，陈布雷写了一封热情而真挚的信，表达他的衷心祝愿：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三叶集》是郭沫若早年与宗白华、田汉三人相互通信的结集，出版之后，风靡一时。陈布雷专门提及此书，正表达了当时的强烈印象。他还在信后附上一组诗，表达庆贺之忱。这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陈布雷，这也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接到陈布雷的贺函及贺诗，郭沫若亦情不自禁，赶紧回陈布雷一函，函后附有步陈布雷诗原韵的和诗一组。写成之后，郭沫若将它们与陈布雷之诗一并交给重庆《大公报》。这两组唱和之诗于11月28日同时在该报刊出。在两组诗的前面，编者还加了一段按语：

11月16日，郭沫若先生五十生日，在渝友人为举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陈先生贻书，有“国运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之语，旋复赠以此诗，郭先生得之甚喜，即贺四律。

《大公报》发表这两组诗的第二天，另一家《扫荡报》也予以刊出，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蒋介石“文胆”这样特殊身份的陈布雷，对郭沫若表现出的真挚及相通之情，透露出其书生内心的许多信息。

陈布雷和沙孟海同出冯君木门下，年纪稍长的陈布雷的道德文章，一度是师弟们的楷模。但沙孟海很长时间和陈布雷并不往来。

民国二十年（1931年），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在宁波被捕。他先是通过朱家骅向浙江省政府说情失败，只得去找陈布雷帮忙。当时陈布雷正忙得焦头烂额，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陈布雷胞弟陈训慈说：“救人如救火，我们先以布雷兄的名义发电给浙江省政府，事后再给他打声招呼。”后来沙文威是救出来了，可陈布雷却严厉批评陈训慈道：“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一声招呼？”对此，沙孟海心中耿耿于怀，以后一直疏远陈布雷。

抗战期间，沙孟海到重庆，住处离陈布雷很近。一天，朱家骅转达陈布雷的邀请，要沙孟海去他家一趟。沙孟海到后，陈布雷极力劝说他加入侍从室。在此期间，沙孟海待遇较高，且只负责一些“庆吊文字”的撰写，使之有大量空闲的时间钻研书法、篆刻、历史。后来，蒋介石看中了沙孟海，让他撰修《武岭蒋氏家谱》。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上旬，《武岭蒋氏家谱》届成。沙孟海得悉陈布雷身体不适，特地到湖南路寓所去看望，并向他告别。同月中旬，陈布雷自杀。之后，《申报》刊载了署名为“沙文若”的《陈公布雷行状》。1949年1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国史馆馆刊》，还发表沙孟海撰写的《陈布雷传》。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记录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拜访宋教仁主持的《民立报》，宋教仁问他为什么要到报馆做记者，陈布雷回答：“以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也。”宋教仁对这种见解感到十分新奇，不由地对隔座的同仁们说，把报馆当学馆简直就是上海的奇闻。自此事之后，陈布雷和宋教仁“过从甚密”。

陈布雷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也就是“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他严禁子女们参与政治，但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末，陈布雷得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陈布雷跻身国民党统治中枢，日益洞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的种种内幕，很是失望。他洁身自好，忧郁寡欢，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竭力回避派系之争。

据陈布雷之弟陈训慈回忆，陈布雷生前曾对其亲友、部属谈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某日，陈立夫以小轿车接他去南京郊游，车至一偏巷楼房，走进中厅，即强迫他对设有香烛供设之祭坛行礼，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并迫其在一誓书上签字。回到市寓，他即对陈立夫说：“这样强迫是无效的。”陈布雷当日即将此事详细经过报告蒋介石，并说：“在你左右，只有不偏不倚，才可做事。陈立夫这样逼我做，我不承认。”蒋介石即表同意，并批评了陈立夫。

慈溪陈氏，自明末由河南迁至浙江。陈布雷的祖父陈克介，以经营茶业往来于赣浙间，置有田产；祖母李氏。父亲陈依仁继承祖业，先娶柳氏，后娶罗氏，生有子女七人。其中，柳氏所出子为：长子陈训恩（即陈布雷）、次子陈训懋（勉甫）、三子陈训慈（叔谅）、四子陈训恕（行叔）；罗氏所出子为：五子陈训悆（叔兑）、六子陈训惠（叔时）、七子陈训愿（叔同）。陈布雷的同母姊妹中，三姐很早去世，四妹为冯君木的继室，五妹嫁给同邑人翁祖望，六妹嫁给了马涯民，七妹嫁给董氏，八妹嫁给同邑人冯次行；九妹嫁给了大学教授赵冕。

陈依仁是家中三房，而大房还有一子陈训正（字屺怀）。陈训正长陈布雷18岁，被他称为“大哥”，对陈布雷的青少年时期有较大影响。此外，陈布雷的外舅杨敏曾曾教授过陈布雷的国文与经学，对他的影响很大。

陈布雷先娶杨宏农，后娶王允默为妻。王允默在陈布雷去世两个月后，整理出了《陈布雷回忆录》（上海廿世纪出版社影印出版）。

（图册来源）

陈布雷与妻子共育有七子二女：

陈布雷一生撰述的政论、时文及代拟之文稿难以数计，死后有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手写的《陈布雷回忆录》一、二两集于1949年初合成一册由上海廿世纪出版社影印出版。台湾于1984年出版《陈布雷文集》，辑有他在《天铎报》《商报》《时事新报》发表之部分社论、短评，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篇讲演、部分函牍、遗书及诗等。

此外，陈布雷工于书法，行书尤为出色，起笔多圆笔，掺杂篆隶笔意，如同行云流水，精工富丽。

（图册部分来源）

陈布雷的自杀，被视为“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在他死后，大部分报纸在跟踪报道时，受制于新闻管制政策，不得不按照国民党中央社的通讯进行报道。但国民党最后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却采取了“曲释”策略，将其因对时局悲观失望的自杀行为诠释为“忧劳成疾，以死报国”的壮举，并借机向民众传输其党化意识形态。而关于他的自杀，除本人的儒士态度外，还与其晚年心态、精神衰弱等问题有关。

陈布雷墓墓在浙江省杭州市九溪屏风山疗养院后徐村萝卜山上。民国三十七年（1948）11月，在南京自杀。同年12月葬于杭州九溪徐村萝卜山下，墓穴由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设计建造，墓莹高2米，直径约3米，围以1米高的石墙，上覆封土。墓碑高约2米，碑左书“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日谷旦”中书“陈布雷先生墓”6字，右下书“同县愚兄慈溪钱罕谨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被毁，现墓为1990年重建。

浙江省杭州市小莲庄内今存陈布雷旧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躲避战乱，陈布雷夫人王允默领着七个孩子来到杭州，陈布雷从原先居住的乐庐搬迁至小莲庄居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陈布雷赴南京就任，离开了小莲庄。

2005年，陈布雷之子陈过经与其弟弟、妹妹协商，决定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陈布雷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保存。11月25日，宁波市档案馆举行了受赠仪式，陈布雷的外甥女翁文瑛、侄女陈绚文、侄孙女陈明楞受陈过委托，专程到市档案馆将纪念章赠与档案馆。孙伟良局长代表宁波市档案馆向陈布雷的亲属颁发了捐赠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