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锡行”是夏、商、周三代国家控制的青铜原料运输体系。夏商周时期国家直接控制大量青铜原料的运输和流通，周代出现了名词来描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称“金道锡行”。商周王朝的铜、锡和铅金属原料来源：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分布于晋南的中条山、秦岭地区、辽西地区和甘青地区等地。在南方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矿区，经冶炼后通过随枣走廊等路线北运至中原铸造礼器与兵器，运输网络由国家直接掌控。西周分封曾国于随枣走廊，其职能即为管理南方矿料运输主线路。

夏、商、周三代被称为青铜时代，铸造用于祭祀和战争的青铜礼器与武器，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最高等级大事。铸造青铜器，首先需要青铜原料，国家直接控制大量青铜原料的运输和流通，周代出现了名词来描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称“金道锡行”。特指铜、锡等金属的远距离流通。该词源自周代青铜器铭文，首见于曾伯簠等青铜器。

“金道锡行”的开辟和流通，兴盛与凋敝，决定了商代和周代，一些地方诸侯国的兴与衰，影响了先秦时期整个社会的进程，更推动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形成、延续与发展。

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中国青铜时代就有一条“铜锡之路”。 古人把青铜当金，铜、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这条古老铜路也被称为“金道锡行”。考古证实, 在将铜料从南方运往中原王朝的“铜锡之路”上，曾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在商周王朝政治中心以外发现了铜、锡、铅矿源和冶炼作坊遗址。西周的青铜器原料铜矿石，大部分来自晋南的中条山（中条山现今仍然是重要的铜矿石产地），还有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大冶、瑞昌、德兴、铜陵（这些地方也保留了大量的商周铜矿遗址）；西周开采的铜矿还有一处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淮夷所处的地方。

在辽西和赣北地区进行的炼锡遗址的田野考古调查及研究,初步表明中原地区的锡料来自南方和北方这两个边疆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铅是铸造青铜器的另一重要金属原料。已知中国最早的铅制品见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有铅质的仿贝、权杖首。

洛邑为西周时期成周的所在地，是研究西周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合金技术、矿料来源等问题的重点地区。洛阳地区制作铜器使用的铜料大多来自中条山铜矿区，部分铜矿料、铅矿料来自东秦岭和铜绿山金属矿。对洛邑出土铜器与周原及其他西周诸侯国的铜器进行比较研究可知,洛邑铜器与各诸侯国铜器在金属资源来源、制作技术、合金技术、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与周原地区出土铜器十分接近,由此推测周初各诸侯国的典型铜礼器是在洛阳北窑铸造。从西周青铜产业格局来看,西周中央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使姬周文化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并与地方诸侯国文化融合,其根本动因在于西周中央王朝对金属等重要资源及技术地控制与占有。

两周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带上的青铜矿冶及铸造遗址也发现过数量众多的铜锭和铜块,也与著名的反映中原与南方地区之间铜锡资源流通的金文“金道锡行”有关。

结合近年学界研究成果及考古发现可知，商周王朝的铜、锡和铅金属原料来源除中原和北方地区之外，主要是南方长江流域的多金属矿区，包括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这些地区的金属矿开采、冶炼成金属锭后运往中原，再铸造成青铜器。西周早期立国的曾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姬姓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锡之路的南方线路。曾国受命于周王朝，一度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而苏家垄遗址地处“金道锡行”的重要节点，历经四次考古发掘，发现的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及出土铜锭、厚重的青铜器群等，无不印证着曾国在周代“金道锡行”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曾国在西周早期立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路的南方线路。曾国大规模青铜冶炼遗存及青铜器出土的京山苏家垄遗址揭示了早期铜路之谜。曾国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

铜作为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由国家掌控。国家对外赏赐的是独有资源，比如青铜礼器、玉器或是用优质陶土做的陶礼器。而接受纳贡，或用武力获得的，主要为原材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做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伴随着“金道锡行”通往周王朝的都邑，大量的铜、锡资源运到中原，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