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梅（1892年10月29日—1934年9月28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司令，辽宁省本溪县人。1917年，邓铁梅进入警界，曾任本溪县警察大队巡警、班长，凤城县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县公安局局长，辽宁省警务处督察员，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任职期间，邓铁梅作风正直，积极剿匪安民并与日本殖民者交涉周旋。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于10月下旬在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率部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攻城池、占村镇、扒铁道、炸桥梁、打伏击、截军车，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司令。至8月，邓铁梅率部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部队也不断壮大，总人数达1.5万余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掀起了辽东三角地区的抗日高潮。从1932年底开始，日伪军组织了四次针对邓铁梅部的大规模讨伐。邓铁梅率军在日益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积极作战，部队仍然遭到很大损失。为保存抗日力量，邓铁梅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为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指挥作战，奔波劳累，身患重病，秘密到岫岩县小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不幸被叛徒和日伪特务侦悉，遭到逮捕。在狱中，邓铁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1892年10月29日，邓铁梅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小市镇磨石峪村。邓氏家族为明代辽东汉人，努尔哈赤起兵后其先祖投效麾下，“遂入满洲旗，属镶红”，世代为满洲八旗旗田的庄丁。邓铁梅家是当地望族，全家共有30余口人，父辈有弟兄7人，经营土地30多亩，还有几处山峦，在当地农民中较为富裕。按字辈起名的传统，邓铁梅原名古儒，字铁梅，从政以后则以字为名。幼年时，邓铁梅先读私塾，后又到本溪小市三门洞旧制高等学堂上学。

1905年，邓铁梅毕业，因年纪尚小在家闲居。

1908年，由于邓铁梅的六叔邓继述在本溪小市总甲所任总甲长，邓铁梅得其叔父相助，也到总甲所任职，先后担任文书、班长。

1914年，邓铁梅家连续两次遭土匪烧杀，父亲邓继新等6人惨遭杀害，自此邓家析居。不久，叔父邓继述在剿匪中也不幸死去，邓铁梅也辞去小市总甲所的职务。

1917年，邓铁梅投考本溪县警察训练所，训练六个月，训毕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任巡警、班长。每次剿匪，邓铁梅都有突出的战绩，备受本溪公安局局长吴星三所赏识。

1921年，吴星三转任凤城县，邓铁梅也被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任副队长。在一次偷袭匪穴的夜战中，邓铁梅率部夺回人质四十余名，被提升为大队长。当时股匪中流行一句话：“谁要是不凭心，出门去就叫他碰到邓‘倒梅’。”

1928年，邓铁梅被委任为凤城县公安局局长。此时的邓铁梅已经进入上层统治社会。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变迁，对邓铁梅的思想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邓铁梅在旧中国警界任职，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官绅地富到一般劳苦群众都多有了解。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政治腐败、官吏贪横、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奉系军阀的封建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殖民统治，给辽宁地区的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样的社会环境使邓铁梅性格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强烈的爱国意识，一个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他不仅自己能够廉洁奉公，体察民情，而且还经常告诫部下不要打扰百姓，为害乡里。邓铁梅对于一般贪赃枉法的官吏也羞于为伍，而对那些勾结贪官、土匪，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则加以严厉打击。邓铁梅认为各地匪患根源主要有两处：一是部分破产农民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二是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同豪绅地主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拉起山头，为害人民。因此，邓铁梅对于勾结土匪的地主豪绅十分痛恨，曾先后对凤城四区的几个劣绅进行打击，并且撤换了勾结土匪的警察大队长。他也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当年夏，凤城县北郊有一个姓张的小孩在安奉铁路边上放牛，日本守备队诬陷他往路轨上放石块，把他抓到日本警察署。小孩家长得知消息后向中国派出所报告，凤城县政府打电话给日本警察署交涉要人。不料，小孩趁机逃出，日方耍无赖，硬说已将小孩送交中国官方，并伪造县署收人的条子，强迫县长签字。日本守备队调来几十名日本兵荷枪实弹将县署团团围住，威吓、围攻中国县长。这时，县长的卫士见事不妙，急到别室打电话向公安局局长邓铁梅报告。邓铁梅闻讯，一面令督察长调城镇警察及警甲300多人周密布防，严阵以待，一面自带卫士两名，手持大镜面匣枪快步赶到县署。当时，由于县长不愿签字，一个日军军官拔出战刀威胁。邓铁梅鉴于日本人野蛮不讲理，迅速将手枪掏出握在手内，同时大声责备日本军官的粗暴态度，身后的警卫员也均将手枪握在手内以防不测。日本守备队长见到这种情况，反倒转变态度，很和蔼地说：“既然县长有病，就等他病好时再办罢。我早就知道你的，我们是没有会面的好朋友。”于是率日军灰溜溜地离开，签字一事最终不了了之。邓铁梅单枪退日本兵的故事传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赞扬“老邓替中国人长了志气”。

1929年，当时日本人森峰一经营着一家殖民主义企业青城子铅矿，中国方面发现其越界开采，凤城县派邓铁梅查办。邓铁梅经过调查证明越界开采属实，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绝中国一切车辆、人力为日方运输矿石，坚决查封了矿井，打击了日本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和不法行为。邓铁梅的正直作风遭到了日本人和地方实力派的记恨，不断到省警务处控告、污蔑邓铁梅。邓铁梅平时对上司只履行公事，不搞阿谀奉承。在旧社会官场中，邓铁梅的这些作风是行不通的。当年，省警务处长易人，新任处长孙旭昌在凤城另外安排了亲信，遂趁机将邓铁梅的公安局局长撤职，另调辽宁省警务处任督察员。邓铁梅到任后，因未去拜谒处长，不久受到排斥，于是愤然辞职。

1931年春，邓铁梅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不久因与上司不合又遭革职。4月，邓铁梅回到奉天，在鼎昌客栈暂居。为了寻找生活出路，邓铁梅去到锦州拜会旧友云海青。云海青原系东北军的一个下级军官，家住锦州，邓铁梅投奔他是想借朋友之力代谋一个合适的职业。可是，邓铁梅在锦州一等再等几个月就过去了，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这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一宵烽火，失地千里，辽吉两省的大片土地沦于敌手。9月27日，张学良下令把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办公，大批军政人员纷至沓来。溃军、难民也纷纷西逃锦州，准备进关，使锦州这个辽西重镇处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当时，一部分溃败的东北军和辽宁各县的警察大队陆续到锦州集结，由当时的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指挥作为锦州的防守兵力，在大凌河、小凌河两岸设两道防线，又在南山、紫荆山修筑一些工事。当时，以黄显声为首的一部分东北军将领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极力主战，并且调集一批警察大队，组织一些辽西的民团在新民巨流河站一带向进犯辽西的日军发起反击。但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上层集团妥协卖国政策的束缚下，这些反击最终无所作为。广大东北军官兵含泪告别家乡，陆续向关内撤走。邓铁梅在锦州亲眼看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希望国民政府抵抗日军的幻想破灭。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破碎的东北河山和日军的残酷侵略，激发了邓铁梅的民族情绪，促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实现救国数民的夙愿。在此期间，邓铁梅拜会了黄显声，陈述了自己回辽东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想法意见，当即得到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第二天，黄显声给邓铁梅办理一张委任状，名义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并交给他旅费一千元。邓铁梅又征得好友云海青的同意，和他一起于10月初乘火车离开锦州，经奉天潜回凤城县，开始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凤城是安奉铁路线上的重镇之一，事变前由奉天省防军陆军第一团姜全我所部驻防该地。早在9月19日2时许，日本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一部在大队长亲自指挥下进逼凤城，于上午7时许进入城内，将第一团团部、二营营部、县政府、公安局等单位包围。团长姜全我、公安局长张益三毫无反抗，束手就擒。日军将中国军队集合于城内西箭亭胁迫缴械，大量枪炮子弹尽落敌手。日军占领凤城后，开始积极策划成立伪维持会。9月20日，日军将汉奸曲明允放出，让他当上了维持会会长。曲明允是凤城县城本地人，早年做官时期间就经常敲诈勒索，广聚民财，辞退回乡后又勾结日本浪人，欺压群众，横行乡里，1929年因勾结日本商人盗卖铁路沿线国土被告发，当时正值邓铁梅在公安局局长任上，因此被迅速逮捕判刑，关押在狱。这时，凤城县内日伪勾结，沆瀣一气，大肆镇压爱国志士。仅凤城一地就逮捕了几十名爱国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邓铁梅到达县城后，以同乡、同事之谊四处拜会一些过去的朋友，并言明自己无心于政界，想找个安静的乡村过农家生活。邓铁梅在凤城观察几天以后，感到虽然由于社会动乱，人心不安，但可以看出各阶层的广大群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仍极为不满，有一些老朋友甚至直接找他要求组织抗日武装。当时，城市及铁路沿线虽为日军占领，而广大农村，特别是凤城西部的偏僻山村，日军势力尚未到达，是组织抗日队伍的有力条件。

1931年10月中旬，邓铁梅同云海青乘坐马车驰往西乡的山区，一路上经过卡巴岭、岔路子、周家堡子、石柱子、尖山窑等地，最后到达凤城四区小汤沟的顾家堡子。一路上，邓铁梅以会亲访友为名串连好友密谋抗日。小汤沟距凤城县西去130华里，是一个偏解的山村。邓铁梅来到之后，在顾润堂家临时设立一个办公地点进行准备工作。最初参加抗日串联发起的人有9位，除邓铁梅外，有当过塾师、小学教员的1名，东北军下级军官及士兵各1名，做过税捐工作的小职员1名，其余几个人有的过去在邓铁梅部下任职警察，起事当时都是农民。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民情地理都很熟悉。他们持邓铁梅亲笔信分头到四方宣传抗日道理，发动民众，招募青年农民加入抗日队伍。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素有声望，加之当时许多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昂，响应者络绎不绝。当时，辽东一带的山区总甲、民团很多，加之一些大户人家养枪护院，不乏枪支弹药的来源，所以最初几天内便聚集180多人，征得大枪300余支。10月下旬，邓铁梅在小汤沟顾家堡子顾家大院召开大会，宣布抗日队伍成立。当时，参会的义勇军战士及周围各村的群众，有许多人对邓铁梅是久闻大名而未见面，这是第一次见到。时人回忆，邓铁梅“个子不高、穿一身粗布便服，跳上石碾盘，挥动手势讲话，讲到激动时稍微有些口吃，但讲得很生动、形象，富有鼓动力”。邓铁梅将这支队伍命名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斗争目标是武装抗日，保卫家乡。邓铁梅自任司令，其他几位发起人分别负责军事训练、战斗指挥、筹措军需、枪支弹药以及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等工作。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队伍迅速扩大，到这年12月份已增加到1500余人。部队建制上，总司令部下编四个大队，其中一个为大刀队，也称武术队。大刀队的成员多系四乡农民中的精壮汉子，由山东过来的武术师担任教练。

1931年12月间，在辽宁的日本侵略军正策划西进攻占锦州，辽东一带除安奉铁路守备队外其他日本部队较少。凤城县位于安东、本溪之间，日本独立守备队驻连山关第四大队派一个分队负责防守。突袭凤城是自卫军创立后第一战，其成败结果至关重大，所以在战前经过了充分的准备。进攻前几天，邓铁梅就连续派人进城侦查，摸清了敌人兵力配置、分布情况。驻连山关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板津中佐在12月初就把第三中队的西河小队50余名调到凤城加强防守。小队部驻地衙门胡同在九·一八事变前是辽宁省防军陆军步兵第一团姜全我的团部，事变后为日本守备队占领。凤城车站附属地有日本居留民200人左右，其中有50多名是自卫团员。他们武装齐备，配合附属地日本警察署和宪兵分遣队担负车站一带的警戒任务，总计日本人的武装在200左右。何大马棒指挥的伪警察200余人也驻扎在城里。邓铁梅把日伪兵力布署摸清后，决定于12月26日夜发起攻击。在进攻前一天，邓铁梅又派一批机智勇敢的队员扮作四乡进城办事的农民，秘密潜伏在各主要街道及日本部队驻地附近的民房里，等待攻城战斗打响之后充作内应。这年冬，安奉铁路沿线雪下的特别大，进攻前几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民众自卫军靠着落雪的掩护，于12月26日黄昏把攻城部队调到距县城30余里的卡巴岭、大梨树一带集结待命。晚10点多，邓铁梅率部队整装出发，急行军直插凤城西郊，当时，部队兵分两路行动，一路人马过白家岭，从二台子进入城西沟直扑火车站。12点时，车站响起了第一枪。日本警察署和宪兵分遣队听到车站集合的警钟之后，向站房靠拢集合。附属地的日本自卫团除在车站值班的外，也都拿起武器从各家住宅向车站跑来。敌人汇合后凭借车站上的建筑物为掩体拼命向外射击。自卫军战士猛烈冲锋，逐渐对车站形成包围圈，将日军紧紧压缩在车站地下室里。一个日本自卫团员抽出战刀往外冲，被自卫军打死在门口，其他敌人不敢再冲出。另一路兵力在邓铁梅亲自率领下，过铁道沿凤凰山下移动，分别从城南和城东南角的花家莹两个方向进城，直奔南大街而来，主要攻击目标是独立守备队和伪警察队。当车站的枪声响起之后，驻在城里的守备队西河小队长接到车站电话后，一面命令驻车站的日本武装防守还击，一面向鸡冠山守备队和连山关大队部报告。之后，他把守备队集中在队部的高墙大院内准备抵抗。与此同时，民众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前导，杀声连天地向守备队部冲杀过来以密集的火力向院内开火，打得守备队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只能在墙内抵抗射击，无法冲到院外。民众自卫军把车站和城内的敌军分割包围起来，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使其彼此首尾不能相顾。何大马棒的伪警察开始还想抵抗，后来看到义勇军人数众多，进攻猛烈，于是不敢在城里恋战，丢下不少武器弹药后慌忙逃窜。这时，义勇军以一部兵力包围守备队队部，另外一部兵力前去捣毁县衙、公安局，并砸开监狱，将自被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全部放出。抗日军又前往凤城南街娘娘庙附近平井药房。这个药房主人叫平井真一郎，名义上是经营中西药材，实际上是搜集情报的特务机关，并且暗地里贩卖鸦片、吗啡等毒品。九·一八事变后，平井和守备队勾结大肆搜捕爱国人士，镇压群众，凤城居民对他恨之入骨。自卫军战士将毒品查出焚毁，砸烂了平井药店。由于，平井真一郎当夜在车站过夜，没在店里，得以逃脱惩处。整个攻城战斗持续到清晨4点钟，敌人北来增援部队乘铁甲车开到凤城车站，民众自卫军举火为号，撤出战斗。原来，攻城战斗在26日夜半打响之后，民众自卫军派出的两支小部队也开始行动。一支在凤城车站以南的张家堡子将电话线切断，使凤城和南边的高丽门、安东车站断绝联系；另一支小部队在凤城车站以北的四台子阻击从连山关、鸡冠山北来增援之敌。在四台子站阻敌的小部队在路轨上设置了障碍，堆积一批枕木，将日军装甲车阻住，直到清晨敌人才将障碍清除。民众自卫军撤出战斗后，把从监狱中救出的50名爱国人士带到卡巴岭的三义庙里，邓铁梅对他们讲了话，希望这些人能对抗日军给予大力支援。凤城一役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子弹。《盛京时报》12月27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仍，凤凰城被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日本《协和》杂志在1932年1月20日派出记者对凤城及附近各车站被袭击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并以《安奉路线遭难记》为题发表文章，惊乎：“安奉线上的事情使我们胆战心寒。”凤城站日本站长遭到义勇军攻击之后，发出了“万事休矣，现在只有待毙别无他路”的哀叹，事后还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夜袭凤城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辽东三角地区（安奉铁路以西、南满铁路以东、黄海以北，涵盖安东、凤城、岫岩、庄河、海城、辽阳等地）的人民群众对日军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反抗。经过这次战斗，民众自卫军军威初振，声誉传遍了辽东，使部队得到了发展。激战中，自卫军牺牲约三四十人，主要是大刀队队员在冲锋时战死，大队长王希忱亦中弹牺牲。

1932年2月，邓铁梅率领东北民众自卫军袭击凤城之后，将司令部移至尖山窑。尖山窑是凤城四区政府所在地，东距凤城120华里，西距岫岩100里，地处两县之边。全村共四五百户人家，大小商业店户30余处，属于较大的村镇，司令部设在这里有很多便利条件。这时，义勇军队伍逐渐扩大，内部机构也逐步健全。军队编制由大队改编9个团，司令部下设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军法等7处和1个政治部（后改为政务处），民众自卫军各部皆能分别开展活动。从当年春季开始，邓铁梅率领部队频繁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战斗。这时，三角地区各县均先后成立了伪地方政权性质的自治维持会，由日军当局指定一些亲日分子担任维持会长，日本人任自治指导官。新编伪公安队和警察分驻各县县城。2月初，邓铁梅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已经成立伪政府及商会的地方发出声明，指出：为扩大抗日力量，充实武装，令将现有武器集中，接受自卫军的收缴。如接受此令，自卫军进城之后严守军纪，对于城内市商人民一律不予搅乱，私人财产寸草不动；如拒绝此令，当以攻击凤城为先例，实行武力解决。此时，庄河、孤山两地仅有一批伪政权人员和警察，城内没有正规日军驻守。在强大压力之下，伪政权及警察完全接受条件，按指定时间、地点将武器集中，交由自卫军如数收缴。仅庄河县城一地就收缴长短枪支400多支、迫击炮2门，还有大批子弹、炮弹。东北民众自卫军的积极行动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得到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极大重视。3月，救国会派苗可秀为代表到达邓铁梅的司令部进行联系。邓铁梅热情地接待了苗可秀，并详细地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经过及现状。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进行汇报后，不久即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邓铁梅对苗可秀十分敬重，任命他为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司令。这些委任使邓铁梅部和其他各部义勇军加强了联系。当时，有许多小股抗日武装来投靠，要求统一指挥，使东北民众自卫军的兵力又得充实，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2年5月，邓铁梅率部智取卡巴岭三义庙，将庙内伪骑警一个连包围缴械。卡巴岭距凤城县30华里，是通往西部山区和岫岩必经之路。凤城有伪骑警一个连，在连长张仁和率领下去西部山区打抗日军。伪骑警不敢向抗日区深入，住在岭下的三义庙浑水摸鱼。三义庙院内面积很大，四周高墙9尺，十分坚固。敌人住进庙后，到村里抢粮食喂马，打骂群众。附近居民到尖山窑（今大营子镇）的民众自卫军司令部报告。邓铁梅派独立营长李庆胜带兵乘夜将三义庙包围，并摸到墙下往院内投手榴弹，同时边打边喊话，叫伪军投降。伪连长慑于抗日军的压力不敢抵抗，下令投降，把全部枪支弹药、马匹粮草交给抗日军，然后退回县城。这一役获军马70匹、大枪60支和其他战利品。三义庙战斗胜利后，民众自卫军就在卡巴岭上设关卡，挖战壕，修工事，成为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当时，城内日伪军不敢越雷池一步，卡巴岭以西是抗日军的天下。抗日军的发展使敌人十分恐慌，日军将在安东驻防的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庄河境内的大孤山、龙王庙一带讨伐抗日军。先是这年2月间，日军把李寿山部伪军调到安东设立安奉地区警备司令部和第三混成旅司令部，李寿山任司令兼旅长，日本人伊达顺之助（张宗援）为副。由于抗日军活动频繁，日军遂将他的司令部于3月间移往庄河境内的龙王庙。李寿山对三角地区的军民实行疯狂屠杀，行军每到一地总要抓走一些老百姓用刀铡死，自己和日本人在一旁“观赏”行刑过程，鼓掌欢笑。李寿山到安东地区头两个月杀死的人就达200以上，其中一次在大孤山西河沟就杀人45名。当时，李寿山伪军盘踞在安东、大孤山、龙王庙等地，并把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不时派兵去“讨伐”抗日军。邓铁梅决心率部突袭龙王庙，为百姓出气。龙王庙是一个有近千户人家的大镇，有字号的商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7月1日凌晨，经过事先的周密侦察，邓铁梅率部利用夜色掩护包围了龙王庙并发起攻击，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自卫军战士分头占领各处隘口，以重火力击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日伪军这时正在睡觉，有的来不及穿衣，光身进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被水淹死。在北门附近的5间草房里住的伪军一个连全部被抗日军击毙。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伊达顺之助尾随乱军窜出镇外，惊慌失措逃往大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100多名，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由于突袭龙王庙之役成功，东北民众自卫军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也为抗日军占领。伪军李寿山在大孤山设立的司令部与龙王庙隔大洋河相对峙。

从1932年春季开始到8月间，邓铁梅率部同日伪军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既打击了敌人，又发展了队伍。部队改编为6个旅个20团，到当年八、九月间部队总人数达1.5万以上，在辽东一带军威远播，声名大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境内几百里的宽广地域，联合抗日文勇军刘景文、李春光、李春润等部打击日军，坚持抗战，使这一带成为辽东著名的抗日区。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与许多义勇军不同的是该部有一定的政治宣传工作制度。地下党员邹大鹏（建国后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于1932年春到达邓铁梅司令部，向邓建议设立政治部，建立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他建议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亲自为部队起草了农民协会章程。这两条建议被邓铁梅采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邓铁梅委任邹大鹏为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政务处长）。司令部指定人员从事政治形势教育宣传工作，部队每周进行一次政治教育。军官学校每周有两个半天的政治课，教育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批判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宣传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讲解历史上抗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事迹。邓铁梅部建立政治教育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收获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斗争的深入，邓铁梅意识到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得到群众的支援和信任的重要性，提出了“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邓铁梅经常对部下说：“我们抗日救国，也是救民，抗日离开老百姓不行。”他号召民众自卫军的战士要知道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当时，在抗区范围内有一些地主逃进城里。民众自卫军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地主租粮进城，除征用一部分做军粮之外，其他部分调剂给闹粮荒的灾民群众，救济缺粮户。民众自卫军起于民间，无粮无饷，在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除了打仗缴获一些粮食外，主要靠当地群众接济。自卫军到群众家吃饭时，不讲排场，不挑吃喝，粗粮素菜，以至残汤剩饭充饥，大家都无怨言，并且对招待饭食的群众感激不尽，群众热情地称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为“冷饭队”。在人民群众支援下，民众自卫军全盛时期人员达1.5万以上，其主要成分是当地的农民，是东北各部义勇军中成分较为纯洁的一支。但队伍发展后，部队成分发生了变化，有伪军、伪警哗变过来的，有小股土匪武装投靠的，又有不少邓铁梅早先的同学、同事、同乡、亲朋故旧前来投靠，使部队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于这样一个成分复杂、人员庞大的队伍，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是没有办法驾驭的。民众自卫军的军纪，根据当年参加这支队伍的一些人回忆和有关资料记载，有：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百姓一针一线。这些纪律当时虽然没有成文通过，但部队官兵和抗区群众人尽皆知，广为传颂。如有违者，一经查出，不论官职大小，均以军法论处，决不宽容。当时在自卫军内，对于犯了抢掠民财、奸淫妇女两条罪状尤其从重处理。邓铁梅曾经亲自批准枪毙了五六个严重违反纪律的不良分子。其中一个是自卫军的发起者之一，在打凤城时抢掠了两户商家，事后查出后被枪决，还有两个是奸淫妇女，也被处死。作为总司令的邓铁梅自己守法、执法一丝不苟，处处以身作则，与部队同宿、同食，同甘共苦，打仗时亲临前线指挥，甚至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受到抗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东北民众自卫军从1932年春开始，先后在尖山窑、三清观、沙里寨、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在这些据点里设置了战地医院、印刷厂、被服厂、饷捐局、制币厂等机构；制定了税收、财政、粮食政策和对伪军的政策。在当时的辽东三角抗区，自卫军所到之处，许多人自愿参加抗日队伍，保证了兵源，每逢行军住宿，就有当地群众密切配合队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严防敌人偷袭。群众还经常为部队传送情报，侦察敌情，使部队随时掌握敌人活动情况。邓铁梅率部接连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引起敌伪政权的极大重视，敌人的报纸也不断惊呼三角地带“现为匪军占有，日满军正与激战中”。日军对东北的军事占领逐渐扩展，各大中心城市、军事重镇、交通要道均驻扎大批日伪军，在不断地对各地义勇军实行“围剿”的同时，也采取“怀柔招抚”政策。安东地区的敌伪政权对东北民众自卫军也采取了“进剿”与“招抚”并用的两手政策。早在1932年春，日军便通过凤城县维持会会长曲明允对邓铁梅进行拉拢。曲明允自己不敢贸然前往自卫军驻地与邓面谈，便写私函劝降，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动摇邓铁梅的抗日决心。邓铁梅收到劝降信之后，当即向部队公布，揭穿敌人的阴谋。敌人在第一次“招抚”失败之后，加紧了武力“讨伐”。

1932年9月，敌人又进行了第二次“招抚”活动。这次诱降是由伪凤城县长康选三出面进行的。关于日伪进行这次“招抚”的起因，是邓铁梅率部于8月11日攻打岫岩时，岫岩城的日本人除县指导官岗村逃匿于农舍未被俘获，其余如副参事白井、顿宫等日本人及部分日商均被俘虏。被俘日本人中有一商人，以2万双胶鞋为条件要求民众自卫军释放他们。当时，民众自卫军表示不要胶鞋，要20万粒子弹，并放出一个日商往返于安东、凤城间向日伪当局提出条件。日伪当局以为有隙可乘，遂指定伪凤城县长康选三出面活动。康选三为了这次劝降颇费心思，派送信的人扮做一个江湖艺人，身背乐器，行动诡谲地来到自卫军驻地，声称要亲自见邓铁梅总司令。见到邓之后，信使将康选三的劝降信交给邓铁梅。邓铁梅看过信后，招开民众自卫军中高级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邓铁梅集中了大家的意见，认为可以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招抚”阴谋，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赴凤城、奉天谈判。此后，苗、王二代表与日军当局周旋多目，敌方讨价还价，诱降心切，苗、王二人则惑以假象，虚与委蛇。相持多日后，苗、王二代表以必须请示邓司令方可改变条件为由，从奉天脱身，还顺便将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等六人诱骗至自卫军控制地区的雕窝堡。苗可秀、王者兴星夜赶回龙王庙司令部驻地向邓铁梅汇报一切。邓铁梅召集了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此时，司令部已经得知敌人出于政治宣传上的需要正在制造舆论，造谣说邓铁梅接受“招抚”，并有意通过报纸、广播大事张扬，蛊惑人心，瓦解义军斗志。与此同时，敌人也正在阴谋调动日伪军事力量，伺机对自卫军“进剿”。面对这种形势，邓铁梅和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维护民众自卫军的声誉，必须对日伪劝降代表采取断然措施，遂委派苗可秀于10月13日在雕窝堡将友田俊章等六人就地处决，同时又派出一批人员分别到各义勇军部队、支队讲明真相，澄清事实，以安定军心、民心。为了以儆效尤，邓铁梅果断下令将被俘的日本人全部枪毙。至此，敌人第二次“招抚”阴谍彻底失败。敌伪开始调动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进攻。早在9月末，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下了民众自卫军的经济重地黄土坎。黄土坎盛产鱼、盐，每年有大宗收入，急待重新收复。邓铁梅遂委派苗可秀前往督师，于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反攻，激战至次日清晨，将敌人击溃退至大孤山，收复了黄土坎。之后，抗日军决定乘胜追击，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10月23日，邓铁梅率部1000人，刘景文率部800余人把大孤山包围。大孤山有城方圆20多华里，壕内水深没人，外燎有铁丝网围墙。李寿山部伪军三个团共1500余人驻守镇内，防御工事坚固，抗日军多次强攻均未能攻下，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邓、刘两部义军从镇外山头上往伪军阵地打炮，每天伪军都有伤亡，镇内粮草断绝。11月17日，伪营长赵书怡带领40多人的“敢死队”从南二道沟大板桥冲出镇外。激战中，伪军赵营长毙命，“敢死队”大部被打死，少数人逃回镇内。11月22日，日军天野十五旅团一部约500人从岫岩赶来解围，自卫军撒出战斗。围攻大孤山之役共打死伪军200余人，此后李寿山龟缩在大孤山镇内再也轻易不敢出来。

1932年12月中旬，日伪军在连续遭到义勇军的攻击之后，对三角抗区的形势更加重视，尤其担心三角抗区的义勇军从岫岩走出山区，进入盖平县境到达南满路沿线，成胁其关东州地区的统治，所以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这次“大讨伐”调来了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驻连山关），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的部分兵力，加上伪军共1万余人，从12月13日开始，从盖平、海城、岫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多路出兵，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面集中，加之义勇军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使得兵力分散。同时，自卫军起于民众，正规的军事训练不足，导致在大“讨伐”的最初几天里，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不得不暂避敌锋在山林里分散进行游击活动。龙王庙于12月18日，失守后，邓铁梅率司令部往北转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村后山上一道岭叫红花岭，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铁梅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红花岭之敌，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退至红花岭上，凭借高大树木和山头还击，但终未能阻止自卫军的进攻，遂遗弃尸体、军需物资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逃窜。战后打扫战场，发现日伪军尸体50余具。苗可秀率学生大队追击到尖山窑，因从凤城方向来了增援敌军遂撤出战斗。文家街之役后，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收复尖山窑。12月底，他亲自督战，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于头一天半夜发起进攻。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至此，尖山窑又回到抗日军之手。文家街、尖山窑两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密集，分多路向自卫军扑来，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自卫军挤压在龙王庙以东、白旗堡以南地区。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也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第一次大“讨伐”中，部队从1.5万人减少到5000余人，第二次大“讨伐”以来，半个月内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1000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军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活动。邓部虽受挫严重，但全军上下抗日斗志仍很旺盛，邓铁梅在困境中锐意整顿部队，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加强军事训练。这年6月，邓铁梅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青纱帐即将起来的有利时机加紧练兵，“步哨、追击、防御、打靶、战斗、实施等，时常演习”。为提高游击战的战斗素质，司令部把阵中要务编成三字经，便于战士记忆和运用，如关于射击、掩护的要务，其中有一段是：“姿势牢，枪托固。瞄准精，心手目。静如山.动如免。僻地走，熟地住。登了山，靠树木……”经过一段时间整顿，部队人数又有发展，当时《盛京时报》载文说：“邓部死灰复燃，恐东部局势难以平静。”正当邓铁梅领导东北民众自卫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全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将士纷纷请缨系敌，以雪国耻。自卫军相机出动，袭击敌人，使自第二次大“讨伐”以后的消沉局面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复苏，使日伪军大为惊恐，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三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更为凶残，到处杀戮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此时正值青纱帐起，便于活动和隐蔽，邓铁梅率部常以出其不意、忽东忽西的战术，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进行袭扰。据邓部秘书吴月泉于1933年9月到北平汇报的战况记载：7月末，邓部会同李春润部义勇军攻击龙王庙、北井子、黄土坎等地的伪军；8月4日，袭击尖山窑之敌，击毙日军5名；8月6日，邓铁梅派第一旅袭击凤城车站，击毙日军4名；8月15日，在岫岩二道干沟与日伪军遭遇，激战4时，将日伪军击退，击毙日军9名，得大枪12支，子弹500余粒。这年9月的《东北》杂志文说：“现在东北义勇军，在日人铁蹄践踏之下，而未损伤元气者，唯岫岩邓铁梅。因所处天险，兵火有助，日伪军数次战讨，终未惨灭。”但是在第三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也受到很大损失，部队大量减员，活动地域逐渐缩小。特别是9月以后，青纱帐倒，隐蔽困难，气候渐冷，给养缺乏，部队活动越来越困难。

1934年1月中旬，日伪军对三角抗区进行了第四次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自卫军的一切联系。邓铁梅率部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活动，缺衣少食，武器弹药也越来越少，陷于重重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邓铁梅于1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经讨论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为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实行小股游击，分散行动。各支队一方面可采取有利时机袭扰敌人，一方面整顿休养，保持一定的战斗力。东北民众自卫军化整为零后，邓铁梅随小股部队坚持游击活动，并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使抗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敌人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邓铁梅等抗日领袖的存在，使日军无法在三角地带实行“王道政治”。此时，东北地区的各部义勇军大多已瓦解失败，只有邓铁梅的部队仍然在战斗，这对日军来说无异是眼中钉肉中刺。敌人用武力消灭不了抗日武装，诱降动摇不了邓铁梅的抗日意志，开始阴谋策划秘密捕捉邓铁梅的办法。由于邓铁梅身体向来瘦弱，长期征战的操劳使他精疲力尽，病体不支。当时有人向他建议离开抗区，暂避关内，遭到邓铁梅的拒绝。

1934年5月间，邓铁梅又患上痢疾，不能随军活动，于5月27日秘密到凤城县大营子小蔡沟小张家堡子的亲戚张文燮（邓铁梅夫人张玉姝之弟）家养病。为捕捉邓铁梅，敌人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精心策划和侦察。早在当年春，汉奸赫慕侠任安奉地区伪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旅长时，在日军的授意之下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乡梓关系在邓部寻找内线，用以监视和侦察邓铁梅的行动。为达到这个目的，赫慕侠于4月份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常住尖山窑，指定营长郑希贤专门策划此事。当时，大营子村伪村副沈廷栋被郑希贤重金收买，答应对其在邓部任职的弟弟沈廷辅实行策反。沈廷辅是凤城四区尖山窑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投奔邓铁梅后被委任学生队教官兼大队长，一向为邓所信任。民众自卫军分散活动以后，邓铁梅还曾指示沈廷辅相机行动，不要离开尖山窑一带，并不断派人和沈廷辅联系。但是在危机关头，沈廷辅动摇变节，在其兄唆使下秘密投降了敌人，又联络了当地地痞宁善一和其他沈氏族人6人，开始组织一个便衣暗杀队进行暗查。当时，沈廷辅虽然不能确认邓铁梅离队后的住处，但他知道小张家堡子有邓铁梅的亲属，于是派暗杀队化装成乞丐或小贩，在小张家堡子附近不分轻夜地进行监视。

1934年5月30日将近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自称是学生队长沈廷辅，有要事求见邓司令。邓铁梅当时根本不知其已秘密投敌，深信不疑，将房门打开，暗杀队一拥而上，把邓铁梅捕获。据敌伪档案在通报邓铁梅被捕经过时记载：“该队于5月30日6时目睹邓匪潜至其至亲张姓家中，当晚9时全体队员7名分别任务，将张宅包围，队长率探兵两名闯入屋内将邓匪擒获矣。”邓铁梅被捕后，敌人唯恐民众自卫军得悉消息前来营救，所以先把他押到石棚沟密林的一个破房子里暂避。据看守回忆，邓铁梅在屋角边坐着，惆怅地自己叨咕“可惜中国人啊！”意思是说他为了抗日，没死在日本人手里，而死在中国人手里了。邓铁梅被捕的那天晚上，他的警卫员未在身边，张姓家中只有婆媳两个在家，在特务监视下不准出门，无法向附近的队伍报告。民众自卫军在邓铁梅被捕后的第三天才得知消息，已经营救无及。邓铁梅平日对老百姓非常好，老百姓非常拥护他，得知他被捕都很难过。6月2日，邓铁梅由伪军连长周国光押解到大营子。6月3日，邓铁梅被郑希贤押解到凤城。6月4日，赫慕侠派人将邓铁梅押解到奉天，途中在鸡冠山时日军又派一个中队参与押解。邓铁梅被押解到奉天后，监禁于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日本人曾秘密悬赏十万元捉拿邓铁梅，现在却耍赖，只给那些汉奸五万元。敌伪方面的一些高级人物，诸如第一军管区司令于芷山，军法处长王冠英均以好吃好喝相送，甚至提供鸦片枪，企图软化他，邓铁梅不为所动。他曾几次绝食来表示抗议，让日本人很难堪害怕。为审讯邓铁梅，敌人组织一个由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参加的会审小组。第一次审讯时，一批日伪军政人员还未开口，邓铁梅就说要审讯先给我备坐，伪法官忙命人搬椅子叫邓坐下。敌人问：“你为什么要反满抗日？”邓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反满抗日。”接着他慷慨陈辞，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邓铁梅说：“我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不为别的，给我判什么罪，随你们。”敌人说：“你说中国人都有责任爱国，沈廷辅本是你的部下，他为什么还要逮捕你呢？”邓铁梅回答道：“民族败类，在哪一个国家都会有。我的部队数以万计，个别叛徒的出现，不能说明大多数人不爱国。”敌人又问：“你能指挥的军队，现在还有多少人？你现在已经离开你的部队，还有什么人能代行你的职权？你的部队还能接受你的命令么？”邓铁梅答：“”凡是在三角地区活动的武装部队，我都能指挥。我不在时，苗可秀总参议能代行我的职务。部队到什么时候都能听从我的命令。”敌人表示希望邓铁梅通知部下接受招抚为新国家效力，遭到邓铁梅的严词拒绝。敌人又把邓铁梅夫人张玉姝与邓铁梅关押在一起，希望借此劝降邓铁梅。张玉姝却说：“我决心按照你意去做，头可断，血可流，决不会给你丢人。”此后，敌人又想方设法通过各种软化手段，企图改变他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但是都没有成功。邓铁梅住的看守所里，经常有一批敌伪军政人员进出。他们以“拜会”为名企图使邓铁梅的思想转变。伪军军官前来时，邓铁梅知道其中一些人是有爱国意识的，来也只是应付差事，便向他们表示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晓以民族大义，抓住机会做他们的工作。他说：“我邓铁梅抗日失败了，被奸人所卖，叫你们嗤笑了……大丈夫，不成功，也要成仁……”日本人前来时，邓铁梅常以有病为由不理不睬，拒绝谈话。每当想起抗日救国事业未竟，身陷囹圄，邓铁梅总会慷慨悲歌岳飞的《满江红》。日本人听见了很生气，不让他唱，叫他唱伪满洲国国歌，邓铁梅说他不会。日本人让他给部下写招降书，邓铁梅就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日本人没办法，又假惺惺地装成文明人。一次来了一个日本军官，说一些佩服敬仰之类的话，并要求邓铁梅给他的折扇题字。邓铁梅接扇在手，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土地何时复。”敌人的内部报告中说邓铁梅“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于是把邓铁梅从军法处转移到陆军监狱，并将全部中国看守人员一律换成日本人。

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2岁。邓铁梅殉国后，敌人又进行欺骗宣传，伪《大同日报》于9月30日发表一条消息，其中有一段说：“该匪首，于本月28日午前5时30分，于军法处住居内，染患急性肺炎即毙死……”

1948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邓铁梅，当时的凤城县政府将主干路市场街命名为“邓铁梅路”。1993年，由于新的民政法规规定，街道名称不得以人名命名，凤城市地名办曾一度想将“邓铁梅路”和“苗可秀街”更名，但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新街路名称意见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市民仍建议保留原名。当时，一些老同志为了保留住这两条街路的名称，多次找到地名办，阐述保留原名的历史和教育意义，最后凤城市地名办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这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路名不变。

邓铁梅部司令部旧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龙王庙镇龙王庙村原供销社大院内。整个建筑为二层楼，坐北面南，东西长13.15米，南北宽6.4米，建筑面积168.32平方米。房屋脊高8米，檐高5.5米，楼底部由花岗岩石块砌筑，高0.8米，墙体用灰砖砌筑，硬山顶，原来是灰瓦顶，后换红瓦，南墙开门。该建筑原为龙王庙商会会长潘子旭的中和祥商铺。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邓铁梅率部击溃驻守此地的李寿山部伪军，率领司令部机关和警卫营、大刀队进驻龙王庙街里，将此处作为司令部驻地，直到1932年底围攻大孤山战斗结束后司令部撤离龙王庙。该旧址是目前保存较好的抗日义勇军遗址之一。2025年5月29日，邓铁梅部司令部旧址被公布为辽宁省第十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邓铁梅将军纪念碑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山城子磨石峪村二道河子公路桥南。1987年9月28日，本溪县人民政府与山城子乡人民政府联合建造邓铁梅将军纪念碑。纪念碑全高3.5米，三层台阶碑座高1米，碑身高2.5米，宽0.8米，厚0.2米，呈长方体状，为花岗岩石刻制。碑身正面镌刻着本溪县人民政府题撰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邓铁梅将军流芳千古”，背面为山城乡全体人民敬题的碑文。

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丹东凤凰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山下。1987年5月，凤城满族自治县决定建立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1988年7月，中共凤城满族自治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举行了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奠基仪式。10月，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落成。纪念碑通高6米，碑座呈方形，四面在镶嵌黑色大理石板上镌刻着金色碑文。正面为宋黎题词“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苗可秀永垂不朽”。

邓铁梅自1931年10月份树起抗日救国大旗到1934年9月被杀害，三整年的时间，栉风沐雨，饱受艰辛，与敌伪战斗在三角抗区，团结群众，重创敌人，建树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功勋。邓铁梅创立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一支坚决抗日的爱国武装，不仅在辽东一带声名卓著，而且在全国人民中也有巨大的影响。邓铁梅的被捕和牺牲在全国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沉痛的怀念。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悼念赞扬邓铁梅的文章。

《东北旬刊》1934年第28期发表了《邓铁梅被捕感言》的文章，谓其“大节泣鬼神，忠义薄云天”，又说在诸多义勇军领抽中“其能始终于抗日救国运动生死以之如邓铁梅者，真是风毛麟角，不数数觏，此其所以为可贵也”。

东北名流、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远曾以《念抗日志士邓铁梅君》为题发表文章，文中除沉痛悼念这位抗日烈士外，还提出两件事：“谨问全中国的国民：（一）我们每个人都履行了中国国民的责任没有？东北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全体的，到现在东北的存亡，好像是与全中国人民无关了，尽管只有已国破家亡的义勇军，在那里苦干着反帝抗日工作；（二）我们全体的同胞，有没有做前线抗日义勇军的后盾？没有，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去援助那些艰难困苦的抗日义勇军。希望全国人民不要仅以惋惜同情的态度来悼念邓李等一班殉国的志士，我们还当以维续抗日精神来纪念他。”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将邓铁梅列入“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之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山东军区主力部队一部从山东越海到达辽东，在庄河、孤山一带上岸，这里正是邓铁梅和东北民众自卫军曾经活动地区。为表彰邓铁梅的抗日功勋，中国共产党组建了“铁梅支队”，由当年参加过邓部活动的邹大鹏亲任司令员，当年自卫军战士孙永泉任一团政委。

1988年4月13日，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邓铁梅为革命烈士。

2014年9月1日，邓铁梅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